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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专门攻击科学的文艺论译本之不通,指明被压迫的作家匿名之可笑,一面却又大发慈悲,说是这样的译本,恐怕大众不懂得。好像他倒天天在替大众计划方法,别的译者来搅乱了他的阵势似的。这正如俄国革命以后,欧美的富家奴去看了一看,回来就摇头皱脸,做出文章,慨叹着工农还在怎样吃苦,怎样忍饥,说得满纸凄凄惨惨。仿佛惟有他却是极希望一个筋斗,工农就都住王宫,吃大菜,躺安乐椅子享福的人。谁料还是苦,所以俄国不行了,革命不好了,阿呀阿呀了,可恶之极了。对着这样的哭丧脸,你同他说什么呢?假如觉得讨厌,我想,只要拿指头轻轻的在那纸糊架子上挖一个窟窿就可以了。
赵老爷评论翻译,拉了严又陵,并且替他叫屈,于是累得他在你的信里也挨了一顿骂。但由我看来,这是冤枉的,严老爷和赵老爷,在实际上,有虎狗之差。极明显的例子,是严又陵为要译书,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赵老爷引严又陵为地下知己,却没有看这严又陵所译的书。现在严译的书都出版了,虽然没有什么意义,但他所用的工夫,却从中可以查考。据我所记得,译得最费力,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学和群己权界论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这论,后来不知怎地又改称为权界,连书名也很费解了。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14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这一点竟感动了桐城派老头子吴汝纶(15),不禁说是“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了。然而严又陵自己却知道这太“达”的译法是不对的,所以他不称为“翻译”而写作“侯官严复达忄旨”；16序例上发了一通“信达雅”之类的议论之后,结末却声明道:“什法师17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慎勿以是书为口实也!”好像他在四十年前,便料到会有赵老爷来谬托知己,早已毛骨悚然一样。仅仅这一点,我就要说,严赵两大师,实有虎狗之差,不能相提并论的。
那么,他为什么要干这一手把戏呢?答案是:那时的留学生没有现在这么阔气,社会上大抵以为西洋人只会做机器——尤其是自鸣钟——留学生只会讲鬼子话,所以算不了“士”人的。因此他便来铿锵一下子,铿锵得吴汝纶也肯给他作序,这一序,别的生意也就源源而来了,于是有名学,有法意,有原富等等。但他后来的译本,看得“信”比“达雅”都重一些。
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译经的简单的标本,有金陵刻经处汇印的三种译本大乘起信论,18也是赵老爷的一个死对头。
但我想,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的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而其中的丙,则在“读者”的范围之外,启发他们是图画,演讲,戏剧,电影的任务,在这里可以不论。但就是甲乙两种,也不能用同样的书籍,应该各有供给阅读的相当的书。供给乙的,还不能用翻译,至少是改作,最好还是创作,而这创作又必须并不只在配合读者的胃口,讨好了,读的多就够。至于供给甲类的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自然,这所谓“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这样费解,怎样还可以称为翻译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远的例子,如日本,他们的文章里,欧化的语法是极平常的了,和梁启超做和文汉读法时代,大不相同；近的例子,就如来信所说,一九二五年曾给群众造出过“罢工”这一个字眼,这字眼虽然未曾有过,然而大众已都懂得了。
我还以为即便为乙类读者而译的书,也应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必须这样,群众的言语才能够丰富起来。
什么人全都懂得的书,现在是不会有的,只有佛教徒的“”字,据说是“人人能解”但可惜又是“解各不同”就是数学或化学书,里面何尝没有许多“术语”之类,为赵老爷所不懂,然而赵老爷并不提及者,太记得了严又陵之故也。说到翻译文艺,倘以甲类读者为对象,我是也主张直译的。我自己的译法,是譬如“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虽然不顺,也决不改作“日落山阴”因为原意以山为主,改了就变成太阳为主了。虽然创作,我以为作者也得加以这样的区别。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所以在现在容忍“多少的不顺”倒并不能算“防守”其实也还是一种的“进攻”在现在民众口头上的话,那不错,都是“顺”的,但为民众口头上的话搜集来的话胚,其实也还是要顺的,因此我也是主张容忍“不顺”的一个。
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如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译者和读者,都有很大的益处。不过这些只能使甲类的读者懂得,于乙类的读者是太艰深的。由此也可见现在必须区别了种种的读者层,有种种的译作。
为乙类读者译作的方法,我没有细想过,此刻说不出什么来。但就大体看来,现在也还不能和口语——各处各种的土话——合一,只能成为一种特别的白话,或限于某一地方的白话。后一种,某一地方以外的读者就看不懂了,要它分布较广,势必至于要用前一种,但因此也就仍然成为特别的白话,文言的分子也多起来。我是反对用太限于一处的方言的,例如小说中常见的“别闹”“别说”等类罢,假使我没有到过北京,我一定解作“另外捣乱”“另外去说”的意思,实在远不如较近文言的“不要”来得容易了然,这样的只在一处活着的口语,倘不是万不得已,也应该回避的。还有章回体小说中的笔法,即使眼熟,也不必尽是采用,例如“林冲笑道:原来,你认得。”和“原来,你认得。——林冲笑着说。”这两条,后一例虽然看去有些洋气,其实我们讲话的时候倒常用,听得“耳熟”的。但中国人对于小说是看的,所以还是前一例觉得“眼熟”在书上遇见后一例的笔法,反而好像生疏了。没有法子,现在只好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为四不像的白话。这白话得是活的,活的缘故,就因为有些是从活的民众的口头取来,有些是要从此注入活的民众里面... -->>
一面专门攻击科学的文艺论译本之不通,指明被压迫的作家匿名之可笑,一面却又大发慈悲,说是这样的译本,恐怕大众不懂得。好像他倒天天在替大众计划方法,别的译者来搅乱了他的阵势似的。这正如俄国革命以后,欧美的富家奴去看了一看,回来就摇头皱脸,做出文章,慨叹着工农还在怎样吃苦,怎样忍饥,说得满纸凄凄惨惨。仿佛惟有他却是极希望一个筋斗,工农就都住王宫,吃大菜,躺安乐椅子享福的人。谁料还是苦,所以俄国不行了,革命不好了,阿呀阿呀了,可恶之极了。对着这样的哭丧脸,你同他说什么呢?假如觉得讨厌,我想,只要拿指头轻轻的在那纸糊架子上挖一个窟窿就可以了。
赵老爷评论翻译,拉了严又陵,并且替他叫屈,于是累得他在你的信里也挨了一顿骂。但由我看来,这是冤枉的,严老爷和赵老爷,在实际上,有虎狗之差。极明显的例子,是严又陵为要译书,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赵老爷引严又陵为地下知己,却没有看这严又陵所译的书。现在严译的书都出版了,虽然没有什么意义,但他所用的工夫,却从中可以查考。据我所记得,译得最费力,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学和群己权界论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这论,后来不知怎地又改称为权界,连书名也很费解了。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14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这一点竟感动了桐城派老头子吴汝纶(15),不禁说是“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了。然而严又陵自己却知道这太“达”的译法是不对的,所以他不称为“翻译”而写作“侯官严复达忄旨”；16序例上发了一通“信达雅”之类的议论之后,结末却声明道:“什法师17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慎勿以是书为口实也!”好像他在四十年前,便料到会有赵老爷来谬托知己,早已毛骨悚然一样。仅仅这一点,我就要说,严赵两大师,实有虎狗之差,不能相提并论的。
那么,他为什么要干这一手把戏呢?答案是:那时的留学生没有现在这么阔气,社会上大抵以为西洋人只会做机器——尤其是自鸣钟——留学生只会讲鬼子话,所以算不了“士”人的。因此他便来铿锵一下子,铿锵得吴汝纶也肯给他作序,这一序,别的生意也就源源而来了,于是有名学,有法意,有原富等等。但他后来的译本,看得“信”比“达雅”都重一些。
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译经的简单的标本,有金陵刻经处汇印的三种译本大乘起信论,18也是赵老爷的一个死对头。
但我想,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的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而其中的丙,则在“读者”的范围之外,启发他们是图画,演讲,戏剧,电影的任务,在这里可以不论。但就是甲乙两种,也不能用同样的书籍,应该各有供给阅读的相当的书。供给乙的,还不能用翻译,至少是改作,最好还是创作,而这创作又必须并不只在配合读者的胃口,讨好了,读的多就够。至于供给甲类的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自然,这所谓“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这样费解,怎样还可以称为翻译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远的例子,如日本,他们的文章里,欧化的语法是极平常的了,和梁启超做和文汉读法时代,大不相同；近的例子,就如来信所说,一九二五年曾给群众造出过“罢工”这一个字眼,这字眼虽然未曾有过,然而大众已都懂得了。
我还以为即便为乙类读者而译的书,也应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必须这样,群众的言语才能够丰富起来。
什么人全都懂得的书,现在是不会有的,只有佛教徒的“”字,据说是“人人能解”但可惜又是“解各不同”就是数学或化学书,里面何尝没有许多“术语”之类,为赵老爷所不懂,然而赵老爷并不提及者,太记得了严又陵之故也。说到翻译文艺,倘以甲类读者为对象,我是也主张直译的。我自己的译法,是譬如“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虽然不顺,也决不改作“日落山阴”因为原意以山为主,改了就变成太阳为主了。虽然创作,我以为作者也得加以这样的区别。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所以在现在容忍“多少的不顺”倒并不能算“防守”其实也还是一种的“进攻”在现在民众口头上的话,那不错,都是“顺”的,但为民众口头上的话搜集来的话胚,其实也还是要顺的,因此我也是主张容忍“不顺”的一个。
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如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译者和读者,都有很大的益处。不过这些只能使甲类的读者懂得,于乙类的读者是太艰深的。由此也可见现在必须区别了种种的读者层,有种种的译作。
为乙类读者译作的方法,我没有细想过,此刻说不出什么来。但就大体看来,现在也还不能和口语——各处各种的土话——合一,只能成为一种特别的白话,或限于某一地方的白话。后一种,某一地方以外的读者就看不懂了,要它分布较广,势必至于要用前一种,但因此也就仍然成为特别的白话,文言的分子也多起来。我是反对用太限于一处的方言的,例如小说中常见的“别闹”“别说”等类罢,假使我没有到过北京,我一定解作“另外捣乱”“另外去说”的意思,实在远不如较近文言的“不要”来得容易了然,这样的只在一处活着的口语,倘不是万不得已,也应该回避的。还有章回体小说中的笔法,即使眼熟,也不必尽是采用,例如“林冲笑道:原来,你认得。”和“原来,你认得。——林冲笑着说。”这两条,后一例虽然看去有些洋气,其实我们讲话的时候倒常用,听得“耳熟”的。但中国人对于小说是看的,所以还是前一例觉得“眼熟”在书上遇见后一例的笔法,反而好像生疏了。没有法子,现在只好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为四不像的白话。这白话得是活的,活的缘故,就因为有些是从活的民众的口头取来,有些是要从此注入活的民众里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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