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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而下。
窝阔台去世后,由于蒙古内部的争斗,无法对南宋发动大规模攻势,宋帝国借此机会,对各个战场的防御进行了积极地调整。也就在窝阔台去世的第二年(1242年),为了扭转四川的不利局面,巩固长江上游地区,宋理宗派遣名将余入蜀。
《宋史余传》中记载,余曾言:“今世胄之彦,场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为粗人,斥之为哙伍。愿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国之福。”
余曾对理宗皇帝说:当今天下的世家杰出子弟、科举考试出来的士人、乡村里的豪杰,只要一从军,就被认为是粗鄙之徒、樊哙之流。愿陛下对天下文武之士一视同仁,不要有偏向,偏,必然导致双方矛盾的激化,这不是国家之福。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帝国当时还是有很多慷慨豪侠之士的,他们不是不愿意报效帝国,但帝国掌权者的态度、社会习俗的看法,却使这些有热血的人心冷。
在有些人眼里,武人很粗,没错,很多时候就是“细”好看,但如果要是把腰也弄得像墙头草那样细,哪就是在扯淡了。
当时的情况是,从理宗宝庆三年至淳二年,十六年间,朝廷共任命了“宣抚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但这帮废物却弄得整个四川号令不一,百姓民不聊生,各地各自为政,形势大坏。直到听说余入川,川地人心才稍微安定下来,开始有定居的意思。“东、西川无复统律,遗民咸不聊生,监司、戎帅各专号令,擅辟守宰,荡无纪纲,蜀日益坏。及闻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土之志。”
受命于帝国危难之际的余,带着十年收复全川之地的目标,“愿假十年,手掣全蜀之地,还之朝廷”,在四川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创建了山城防御体系。在这其中,播州冉、冉璞兄弟起了重要作用。
余入川后认为,“集众思,广忠益,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于是就设立了招贤馆。冉氏兄弟听说后跑来,“居数月,无所言”。这两人混了几个月,觉得不掏点东西说不过去了,于是单独请见余。
“‘某兄弟辱明公礼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众人也。为今日西蜀之计,其在徙合州城乎?’不觉跃起,执其手曰:‘此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
冉氏兄弟说:“咱兄弟吃您的、喝您的,啥事也不干,让您被人看笑话了,但咱们也是想给你一些和别人不同的见解。从眼前的西蜀形势考虑,关键是在迁合州城吧?”
余闻言大喜,拉着两人的手:“俺一直有这个感觉,只是不知道该咋办而已啊。”
这两人就又说道:“蜀口之地要讲险要,没有超过钓鱼山的,如果合州迁到哪里,再派上合适的兄弟屯粮坚守,它远胜十万大军。成都平原是守不住的啊。”
余随后就上奏朝廷任命这两兄弟全权负责此事,但所有人均反对,“命下,一府皆喧然同辞以为不可”。
“怒曰:‘城成则蜀赖以安,不成,独坐之,诸君无预也。’卒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凡十余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
余很有魄力,他怒斥众人:“钓鱼城建成,蜀安,不成,责任我来担。”在他的坚持下,最终修筑了以钓鱼城为核心的十余个山城堡垒,这些城堡均依山设在四川的主要江河沿岸及交通要道上,既做为各地的官署,又能屯兵聚粮,互为声援,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
但余的强势,却使他得罪了当地的权贵,云顶山统制姚世安勾结当时的丞相谢方叔等人,造谣中伤余。理宗宝元年(1253年),理宗召余回朝,余闻此消息十分不安,七月,突然死去,也有人说是服毒而亡。川民闻听莫不像失去父母。“宝元年,闻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下卒,或谓仰药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
我们的帝国总是干这样自毁长城的鸟事。但余的心态,实际上是反映了岳飞的遭遇,给帝国武将带来的阴影。
钓鱼城之战,从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二月开始,打了半年。蒙古军屡攻不下,期间蒙哥暴跳如雷,但就是拿这个小小的山城无可奈何。
而钓鱼城在主将王坚及副将张珏的指挥下,不仅击退了蒙古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他们还于某日将两尾鲜鱼及蒸面饼百余张抛给城外的蒙古军,并投书称,即使再守10年,蒙古军也无法攻下此城。
横扫欧亚大陆、骄横的蒙古将领不忍其愤,坚持强攻坚城。但大军久屯于坚城之下,后期又值酷暑季节,军中疟疠、霍乱等疾病流行。《元史》载,蒙哥于六月患了病,七月死于城下。
蒙哥在钓鱼城下的败亡,其后续影响十分巨大。
首先,兀良合台一路,这时已经攻至潭州(今长沙)城下。蒙哥的失败,使得三路会师的计划落空,宋帝国就此又延长了20年之久。
其次,它使蒙古人的第三次西征行动停了下来。1252年,蒙哥遣其弟旭烈兀发动了第三次西征,旭烈兀先后攻占今伊朗、伊拉克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半岛等地,并准备向埃及进军。埃及闻讯,举国震恐,倾全国之兵欲与蒙古军决战于巴勒斯坦。但在获悉蒙哥死讯之后,旭烈兀只留下少量军队继续征战,自己率大军东还。结果剩下的蒙古军因寡不敌众而被埃及军队打败,最终未能打进非洲。而后,忽必烈上台,蒙古再度陷入内争,蒙古帝国的大规模扩张就此停止。
因此,钓鱼城之战的结果改写了整个世界中古史。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有“独钓中原”的美喻,在世界史上,也获得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上帝折鞭处”。
蒙哥的死,无疑是对蒙古帝国一次沉重的打击。但在儒生们看来,这对忽必烈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赐良机。
流而下。
窝阔台去世后,由于蒙古内部的争斗,无法对南宋发动大规模攻势,宋帝国借此机会,对各个战场的防御进行了积极地调整。也就在窝阔台去世的第二年(1242年),为了扭转四川的不利局面,巩固长江上游地区,宋理宗派遣名将余入蜀。
《宋史余传》中记载,余曾言:“今世胄之彦,场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为粗人,斥之为哙伍。愿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国之福。”
余曾对理宗皇帝说:当今天下的世家杰出子弟、科举考试出来的士人、乡村里的豪杰,只要一从军,就被认为是粗鄙之徒、樊哙之流。愿陛下对天下文武之士一视同仁,不要有偏向,偏,必然导致双方矛盾的激化,这不是国家之福。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帝国当时还是有很多慷慨豪侠之士的,他们不是不愿意报效帝国,但帝国掌权者的态度、社会习俗的看法,却使这些有热血的人心冷。
在有些人眼里,武人很粗,没错,很多时候就是“细”好看,但如果要是把腰也弄得像墙头草那样细,哪就是在扯淡了。
当时的情况是,从理宗宝庆三年至淳二年,十六年间,朝廷共任命了“宣抚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但这帮废物却弄得整个四川号令不一,百姓民不聊生,各地各自为政,形势大坏。直到听说余入川,川地人心才稍微安定下来,开始有定居的意思。“东、西川无复统律,遗民咸不聊生,监司、戎帅各专号令,擅辟守宰,荡无纪纲,蜀日益坏。及闻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土之志。”
受命于帝国危难之际的余,带着十年收复全川之地的目标,“愿假十年,手掣全蜀之地,还之朝廷”,在四川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创建了山城防御体系。在这其中,播州冉、冉璞兄弟起了重要作用。
余入川后认为,“集众思,广忠益,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于是就设立了招贤馆。冉氏兄弟听说后跑来,“居数月,无所言”。这两人混了几个月,觉得不掏点东西说不过去了,于是单独请见余。
“‘某兄弟辱明公礼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众人也。为今日西蜀之计,其在徙合州城乎?’不觉跃起,执其手曰:‘此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
冉氏兄弟说:“咱兄弟吃您的、喝您的,啥事也不干,让您被人看笑话了,但咱们也是想给你一些和别人不同的见解。从眼前的西蜀形势考虑,关键是在迁合州城吧?”
余闻言大喜,拉着两人的手:“俺一直有这个感觉,只是不知道该咋办而已啊。”
这两人就又说道:“蜀口之地要讲险要,没有超过钓鱼山的,如果合州迁到哪里,再派上合适的兄弟屯粮坚守,它远胜十万大军。成都平原是守不住的啊。”
余随后就上奏朝廷任命这两兄弟全权负责此事,但所有人均反对,“命下,一府皆喧然同辞以为不可”。
“怒曰:‘城成则蜀赖以安,不成,独坐之,诸君无预也。’卒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凡十余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
余很有魄力,他怒斥众人:“钓鱼城建成,蜀安,不成,责任我来担。”在他的坚持下,最终修筑了以钓鱼城为核心的十余个山城堡垒,这些城堡均依山设在四川的主要江河沿岸及交通要道上,既做为各地的官署,又能屯兵聚粮,互为声援,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
但余的强势,却使他得罪了当地的权贵,云顶山统制姚世安勾结当时的丞相谢方叔等人,造谣中伤余。理宗宝元年(1253年),理宗召余回朝,余闻此消息十分不安,七月,突然死去,也有人说是服毒而亡。川民闻听莫不像失去父母。“宝元年,闻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下卒,或谓仰药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
我们的帝国总是干这样自毁长城的鸟事。但余的心态,实际上是反映了岳飞的遭遇,给帝国武将带来的阴影。
钓鱼城之战,从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二月开始,打了半年。蒙古军屡攻不下,期间蒙哥暴跳如雷,但就是拿这个小小的山城无可奈何。
而钓鱼城在主将王坚及副将张珏的指挥下,不仅击退了蒙古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他们还于某日将两尾鲜鱼及蒸面饼百余张抛给城外的蒙古军,并投书称,即使再守10年,蒙古军也无法攻下此城。
横扫欧亚大陆、骄横的蒙古将领不忍其愤,坚持强攻坚城。但大军久屯于坚城之下,后期又值酷暑季节,军中疟疠、霍乱等疾病流行。《元史》载,蒙哥于六月患了病,七月死于城下。
蒙哥在钓鱼城下的败亡,其后续影响十分巨大。
首先,兀良合台一路,这时已经攻至潭州(今长沙)城下。蒙哥的失败,使得三路会师的计划落空,宋帝国就此又延长了20年之久。
其次,它使蒙古人的第三次西征行动停了下来。1252年,蒙哥遣其弟旭烈兀发动了第三次西征,旭烈兀先后攻占今伊朗、伊拉克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半岛等地,并准备向埃及进军。埃及闻讯,举国震恐,倾全国之兵欲与蒙古军决战于巴勒斯坦。但在获悉蒙哥死讯之后,旭烈兀只留下少量军队继续征战,自己率大军东还。结果剩下的蒙古军因寡不敌众而被埃及军队打败,最终未能打进非洲。而后,忽必烈上台,蒙古再度陷入内争,蒙古帝国的大规模扩张就此停止。
因此,钓鱼城之战的结果改写了整个世界中古史。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有“独钓中原”的美喻,在世界史上,也获得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上帝折鞭处”。
蒙哥的死,无疑是对蒙古帝国一次沉重的打击。但在儒生们看来,这对忽必烈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赐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