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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夏士林转入宫内的一个长廊时，发现卫王赵正走在前面，他立刻快步赶上前去。
“殿下。”
赵闻声回过头来。
“夏尚书。”
他恭敬地行了一个礼，随即问道：
“您这是？”
在有一件事上，杨淑妃和某人始终是一致的，那就是对追随行朝到海上的臣民某种尊重。
疾风知劲草，在帝国遭逢大难、行将崩溃之际，没有什么比这个时候更能知道是那些人忠于这个帝国。并且如果没有这些忠实的帝国子民，也就不可能有行朝的今日。所以，对那些始终追随帝国的人，是无论如何不能怠慢的。
当然，后世的某些人对此一时期帝国的这个做法，仅仅称之为“怀柔政策”。
但杨淑妃和某人的态度至少影响了当时的帝国皇室成员。并且在宋代“士大夫至上”的背景下，尽管限于皇权时代的特点，不能说对每一个人，可对于行朝的大臣，至少身为王爷的赵的确没有任何的居傲。
当下夏士林淡淡地回道：
“臣奉召来见陛下。殿下是？”
赵没有迟疑。
“我也是到兄长那里。”
他略有点忸怩地补充道：“想听听他讲点外面的事。”
夏士林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卫王殿下受某人的影响，心也变得越来越野，这早已是众人有目共睹之事，夏士林自然不会不知道。但他听了卫王所言，却并没有像有些夫子那样，以什么要读好“圣贤之书”来训导卫王殿下。相反，他边走边颔首：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殿下多听听外间的事，自可多长见识。先贤所说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也是这个道理。臣近日前往南疆，就颇见识了许多过去闻所未闻之事。”
赵的眼睛放了光。
“哦，夏尚书，您可以和我说说吗？”
……
夏士林和赵童鞋说这些，倒不是在逢迎卫王殿下，而是实话实说。因为现在的他和御史台所担负的职责，就是要不断前往各地。
夏士林、包括行朝所有的人，恐怕都不会想到，在某人的盘算中，御史台将是未来帝国框架中举足轻重的一环。
宋代的御史台，其职能主要为：“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除设“中丞”一人为台长，下面还有掌纠察武官和文官的左右巡史。
这个设立，实际是秦汉“三公九卿”制中“御史中丞”一职的延续。
秦汉的“三公”，其分工是丞相管国政；太尉掌军事；另一个御史中丞，则执行对官员的监察职责。
东一直对秦汉的“三公九卿”制中的“三公”非常感兴趣，因为在他看来，这个“三公”可以说就是中国王朝历史上的另一种“三权分立”制。
而且他还认为，在朝政有自己的好老师陆秀夫来处理，文天祥掌管了兵部后，也于事实上独立于朝廷其它部门之外的情况下，只要再顺水推舟，对御史台“稍微”进行一些改进，帝国三足鼎立的大框架就已经搭好。
杨亮节并不知道，由于他的思维仍多停留在仅仅是收地租的水平上，某人已经对他产生了“难堪大用”的疑虑，因此才迟迟没有对御史台下手；当他再热衷于做点“小买卖”时，某人彻底大失所望。相反，老杨才“闭门思过”，随即夏士林就被某人单独召见。
－－－－－－－－－
夏士林这个人原本在宋末的朝廷中并不起眼，临安宋室行将崩溃之前，他曾被任命为刑部尚书、及签书枢密院事。
前者是为了让他和陆秀夫一同前往元军谈判；而后者应当和前者一样，是在朝廷众人纷纷离开了之后、无人可用时的一种快速提拔。
夏士林在元军即将进临安前，也离开了朝廷。史书上写的是“遁去”。
从史书和历史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宋末有很多的朝廷官员在大难临头之时纷纷离开了朝廷。
这里面有些大约是无奈，因为政见不合或受排挤，比如后来死于兴化的陈文龙。
有些就完全是在逃避自己的职责，大难临头各自飞，像留梦炎等一干人。
而还有一些人，已经坚持到了最后，但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了朝廷，则并不完全是逃避，更多的是他们本人不愿意随着朝廷做个异族的降臣。这些人当中既有张世杰、刘师勇、苏刘义等武将，还有陆秀夫、徐宗仁、夏士林等文臣。
作为后人，其实是不能说完全了解这些当事人想法的。但至少可以断言，随后对行朝的态度，就是横在所有人面前的一个试金石。
－－－－－－－－－
“夏爱卿，御史台实为朝廷不可或缺的部门。”
平心而论，以这个时代来着眼，作为一种对官员的约束，御史台的设立肯定算得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并且宋代御史的弹劾，很多时候也的确对帝国官员起到了一定的监督、约束作用。
比如历史上的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就毫不留情地弹劾了许多官员，甚至包括当时的国丈张尧佐。
“官家圣明。”
“朕认为，为了切实担负起监察之责，今后的御史台要更多地独行其事。”
鉴于夏士林方正的性格，某人不想太多的客套，开门即见山。
夏士林则略有点疑惑地看着帝国的陛下。
官员新任的觐见，这是过去通常的惯例。除了勉励，官家一般也会交代一些国事。可什么叫独行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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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夏士林转入宫内的一个长廊时，发现卫王赵正走在前面，他立刻快步赶上前去。
“殿下。”
赵闻声回过头来。
“夏尚书。”
他恭敬地行了一个礼，随即问道：
“您这是？”
在有一件事上，杨淑妃和某人始终是一致的，那就是对追随行朝到海上的臣民某种尊重。
疾风知劲草，在帝国遭逢大难、行将崩溃之际，没有什么比这个时候更能知道是那些人忠于这个帝国。并且如果没有这些忠实的帝国子民，也就不可能有行朝的今日。所以，对那些始终追随帝国的人，是无论如何不能怠慢的。
当然，后世的某些人对此一时期帝国的这个做法，仅仅称之为“怀柔政策”。
但杨淑妃和某人的态度至少影响了当时的帝国皇室成员。并且在宋代“士大夫至上”的背景下，尽管限于皇权时代的特点，不能说对每一个人，可对于行朝的大臣，至少身为王爷的赵的确没有任何的居傲。
当下夏士林淡淡地回道：
“臣奉召来见陛下。殿下是？”
赵没有迟疑。
“我也是到兄长那里。”
他略有点忸怩地补充道：“想听听他讲点外面的事。”
夏士林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卫王殿下受某人的影响，心也变得越来越野，这早已是众人有目共睹之事，夏士林自然不会不知道。但他听了卫王所言，却并没有像有些夫子那样，以什么要读好“圣贤之书”来训导卫王殿下。相反，他边走边颔首：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殿下多听听外间的事，自可多长见识。先贤所说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也是这个道理。臣近日前往南疆，就颇见识了许多过去闻所未闻之事。”
赵的眼睛放了光。
“哦，夏尚书，您可以和我说说吗？”
……
夏士林和赵童鞋说这些，倒不是在逢迎卫王殿下，而是实话实说。因为现在的他和御史台所担负的职责，就是要不断前往各地。
夏士林、包括行朝所有的人，恐怕都不会想到，在某人的盘算中，御史台将是未来帝国框架中举足轻重的一环。
宋代的御史台，其职能主要为：“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除设“中丞”一人为台长，下面还有掌纠察武官和文官的左右巡史。
这个设立，实际是秦汉“三公九卿”制中“御史中丞”一职的延续。
秦汉的“三公”，其分工是丞相管国政；太尉掌军事；另一个御史中丞，则执行对官员的监察职责。
东一直对秦汉的“三公九卿”制中的“三公”非常感兴趣，因为在他看来，这个“三公”可以说就是中国王朝历史上的另一种“三权分立”制。
而且他还认为，在朝政有自己的好老师陆秀夫来处理，文天祥掌管了兵部后，也于事实上独立于朝廷其它部门之外的情况下，只要再顺水推舟，对御史台“稍微”进行一些改进，帝国三足鼎立的大框架就已经搭好。
杨亮节并不知道，由于他的思维仍多停留在仅仅是收地租的水平上，某人已经对他产生了“难堪大用”的疑虑，因此才迟迟没有对御史台下手；当他再热衷于做点“小买卖”时，某人彻底大失所望。相反，老杨才“闭门思过”，随即夏士林就被某人单独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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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士林这个人原本在宋末的朝廷中并不起眼，临安宋室行将崩溃之前，他曾被任命为刑部尚书、及签书枢密院事。
前者是为了让他和陆秀夫一同前往元军谈判；而后者应当和前者一样，是在朝廷众人纷纷离开了之后、无人可用时的一种快速提拔。
夏士林在元军即将进临安前，也离开了朝廷。史书上写的是“遁去”。
从史书和历史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宋末有很多的朝廷官员在大难临头之时纷纷离开了朝廷。
这里面有些大约是无奈，因为政见不合或受排挤，比如后来死于兴化的陈文龙。
有些就完全是在逃避自己的职责，大难临头各自飞，像留梦炎等一干人。
而还有一些人，已经坚持到了最后，但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了朝廷，则并不完全是逃避，更多的是他们本人不愿意随着朝廷做个异族的降臣。这些人当中既有张世杰、刘师勇、苏刘义等武将，还有陆秀夫、徐宗仁、夏士林等文臣。
作为后人，其实是不能说完全了解这些当事人想法的。但至少可以断言，随后对行朝的态度，就是横在所有人面前的一个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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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爱卿，御史台实为朝廷不可或缺的部门。”
平心而论，以这个时代来着眼，作为一种对官员的约束，御史台的设立肯定算得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并且宋代御史的弹劾，很多时候也的确对帝国官员起到了一定的监督、约束作用。
比如历史上的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就毫不留情地弹劾了许多官员，甚至包括当时的国丈张尧佐。
“官家圣明。”
“朕认为，为了切实担负起监察之责，今后的御史台要更多地独行其事。”
鉴于夏士林方正的性格，某人不想太多的客套，开门即见山。
夏士林则略有点疑惑地看着帝国的陛下。
官员新任的觐见，这是过去通常的惯例。除了勉励，官家一般也会交代一些国事。可什么叫独行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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