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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三年多，走出了深厚的感情。另外的原因便是，我们都是底层人家的孩子，家境都近乎贫寒。不管一块儿到了谁家，都没什么可拘束的，跟回自己家了差不多的随便。而家长们，对我们也都是亲切的。当年像我们的父母那样底层人家的家长，对与自己儿子关系密切的同学，想不真诚都不会。而既真诚了，亲切也就必然了。
但我们之间的“情义”，主要还是在“文革”中结牢了的。云河、松山和树起一样，是班级数理化及外语四科的尖子生。玉刚则和我一样，综合成绩也就是中等生。在“文革”初期，所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发表的文件中说--初、高中生们，以后或升学或分配工作，皆要看“文革”中表现如何。弦外音是，表现不好的，那时会有麻烦。
这无疑等于“头上悬刀”。为了不至于落个“表现不好”的结果，大字报起码总得写几张吧？然而对于云河、松山、玉刚三个，让他们提起毛笔亲自写大字报，如同让他们化了装演街头戏。他们平时都是讷于语言表达，即使被迫作次表态性发言，往往也会面红耳赤，三分钟说两句话都会急出一头汗来，当然也会急出别人一头汗来。
于是写大字报就成了我和树起的义务，他们只管签名。我一个人不时在他们的催促之下写一张，我们五名学生的表现也就都不至于被视为不好了呀。每次都是，我起草，树起审阅，我再抄。树起说“没问题”，他们就都说“完全同意”。
其实呢，我每次都将写大字报当成写散文诗，也当成用免费的纸墨练毛笔字的机会，从不写针对任何具体个人的大字报。
玉刚的话说得最实在，他当年曾一边看着我写一边说：那么高层的事，咱们知道什么呀！还是晓声这么虚着写的好。
而松山曾说：“啊”少几个也行，你别往纸上堆那么多词，看着华而不实。
云河曾说：词多点儿可以的，蒙人。该蒙人的时候，那就蒙吧。不多用点儿词，怎么能显得激情饱满呢？
树起则作权威表态：那就少抄几个词，找一段语录抄上，反而显得字多。
我们自幼从父母那儿接受的朴素的家教都有这么几条：不随帮唱影，不仗势欺人，不墙倒众人推，不落井下石。
切莫以为以上那些词，只有文化人口中才能说出。谁这么以为，真是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在城市贫民大院里长大的我们，从小经常听到目不识丁的大人们那么评说是非对错。在民间，那不啻为一种衡量和裁判人品的尺度。我们都是“闯关东”的山东人的儿子，我们的父母，尽管都是没文化的人，却都知道--如果在做人方面失败了，那么在生存方面便也不会有什么希望，故都自觉地恪守某些做人的原则。多少年后，我反思“文革”时悟到，我们实在是应该感恩于父母的。中国，也实在是应该感恩于某些恪守世道原则的底层人民的。若当年那样一些尺度被彻底地颠覆了，中国之灾难将更深重可悲。所幸还未能彻底。
据说评定一名学生在“文革”中的表现如何，还要看他是否主动与工农相结合过。我们五人中，树起是团员，在政治方向上，我们都与他保持一致。
树起认为，如果严格按照“学生也要学工、学农”的“最高指示”去做，“学工”强调在前，我们应该先学工。
于是我们去到了松江拖拉机厂。那完全是没有任何报酬的义务性劳动。我们是不怕累的，因为累而多吃了家里的口粮也在所不惜。但，那个厂里的工人阶级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派，一派人多势众，叫“革命造反团”；一派人少，以老工人为主，叫“红色造反团”。“红色”的先是被“革命”的视为“不可救药的保守组织”，后又干脆被宣布为“反动”的了。偏偏我们参加劳动的那个车间里，基本全是“红色造反团”的老工人。他们对我们爱护有加，我们觉得他们都很爱厂，都很可敬。学工的学生只埋头苦干是不行的，还要积极参加工厂里的“造反劳动”。“革命”的造反，“红色”的也造反，究竟应该跟随哪一派，我们困惑了，为难了。
树起倒很民主，其实也是没了主张。他说听大家的。云河说：“我觉得曲师傅一点儿都不反动，是个好工人。让人家伤心的事我不做--曲师傅是带领我们劳动的老工人。”松山说：“我觉得这车间里的老工人个个都是好工人。”玉刚说：“我的看法和他俩一样。”树起又说“：那，我明白你们三个的意思了。晓声，你的态度呢？”我果断地说：“咱们支持‘红色’的，帮他们把‘反动’的帽子还给‘革命’的！”于是我们在“革命”的和“红色”的之间做出了坚定的选择。
若能使这个厂的一批老工人不再被视为“反动”的，我们觉得也不枉学工一场了。
我又写起“文革散文”来，仿“***的风格，一评、二评、三评连续《评这些老工人谁都不反动》……
看的人居然还很多，反响还很大。曲师傅不安了，老工人们感动了，他们劝说我们没必要卷入厂里的派系斗争。而我们心中都充满了政治正义感，将那种“卷入”视为己任，还都有股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
有天早上我们又结伴去厂里，在大门口被拦住了。前一天夜里“革命”的一派单方面夺权了，“红色”的一派都被集中起来，参加所谓的“悔过学习班”了。
我们五名中学生，被一些青年工人打跑了。后来，厂里连续贴出了评我们的大字报的大字报，也仿“***的风格，曰一评、二评、三评……
那个冬季，我们去了曲师傅家很多次想看望他，可是他的思想很“顽固”，很晚才被放出来，直到最后一次我们才见到他。他没写“悔过书”，“革命造反团”的头头是他徒弟，拿他没奈何，不写也只得恢复了他的自由……
来年，也就是1968年的5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到哈尔滨甫一展开动员，我就报名下乡了。一则，是家里生活太困难了，太缺钱了，我急切地要成为能挣钱养家的人；二则，是我对“文革”厌烦透了。因为我每天所耳闻目睹之事，不是闹剧就是悲剧。即使以闹剧开始，到头来也还是会以悲剧结束，总会有人赔上血和命。
我不但第一批响应了“上山下乡”的号召，而且此前还曾是为全班同学服务的“勤务员”，所以有了一种光荣的资格：参与由军宣队员主持的为全班同学做政治鉴定的工作。鉴定分为四等--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参加了“文化大革命”……
此种措辞区别，令人不禁联想到官方悼辞的措辞区别。军宣队员说，别看多了“无限”或少了“无限”，多了“积极”或少了“积极”，一入档案，随人一生，将来的用人单位，凭这一种微妙区别，一看就会心知肚明，决定这样看待谁或那样看待谁。
既然兹事体大，我岂能掉以轻心？树起是没问题的，但议到云河、松山和玉刚时，军宣队员说有人反映他们属于不常到学校参加运动的同学。我据理力争，说他们的运动表现起码和我是一样的。我写过的大字报上他们都署了名的，我们是一块儿去学工的。如果他们的鉴定中没有“无限”和“积极”四个字，那我的鉴定中也不应该有。否则，对他们不公平。
在我的极力争取下，他们的鉴定中也有了在当年被认为举足轻重的四个字。我的坚持感动了一位参加鉴定的校“革委会”的老师，他提议在我的鉴定中加上了“责人宽，克己严”六字。（未完待续）
走了三年多，走出了深厚的感情。另外的原因便是，我们都是底层人家的孩子，家境都近乎贫寒。不管一块儿到了谁家，都没什么可拘束的，跟回自己家了差不多的随便。而家长们，对我们也都是亲切的。当年像我们的父母那样底层人家的家长，对与自己儿子关系密切的同学，想不真诚都不会。而既真诚了，亲切也就必然了。
但我们之间的“情义”，主要还是在“文革”中结牢了的。云河、松山和树起一样，是班级数理化及外语四科的尖子生。玉刚则和我一样，综合成绩也就是中等生。在“文革”初期，所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发表的文件中说--初、高中生们，以后或升学或分配工作，皆要看“文革”中表现如何。弦外音是，表现不好的，那时会有麻烦。
这无疑等于“头上悬刀”。为了不至于落个“表现不好”的结果，大字报起码总得写几张吧？然而对于云河、松山、玉刚三个，让他们提起毛笔亲自写大字报，如同让他们化了装演街头戏。他们平时都是讷于语言表达，即使被迫作次表态性发言，往往也会面红耳赤，三分钟说两句话都会急出一头汗来，当然也会急出别人一头汗来。
于是写大字报就成了我和树起的义务，他们只管签名。我一个人不时在他们的催促之下写一张，我们五名学生的表现也就都不至于被视为不好了呀。每次都是，我起草，树起审阅，我再抄。树起说“没问题”，他们就都说“完全同意”。
其实呢，我每次都将写大字报当成写散文诗，也当成用免费的纸墨练毛笔字的机会，从不写针对任何具体个人的大字报。
玉刚的话说得最实在，他当年曾一边看着我写一边说：那么高层的事，咱们知道什么呀！还是晓声这么虚着写的好。
而松山曾说：“啊”少几个也行，你别往纸上堆那么多词，看着华而不实。
云河曾说：词多点儿可以的，蒙人。该蒙人的时候，那就蒙吧。不多用点儿词，怎么能显得激情饱满呢？
树起则作权威表态：那就少抄几个词，找一段语录抄上，反而显得字多。
我们自幼从父母那儿接受的朴素的家教都有这么几条：不随帮唱影，不仗势欺人，不墙倒众人推，不落井下石。
切莫以为以上那些词，只有文化人口中才能说出。谁这么以为，真是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在城市贫民大院里长大的我们，从小经常听到目不识丁的大人们那么评说是非对错。在民间，那不啻为一种衡量和裁判人品的尺度。我们都是“闯关东”的山东人的儿子，我们的父母，尽管都是没文化的人，却都知道--如果在做人方面失败了，那么在生存方面便也不会有什么希望，故都自觉地恪守某些做人的原则。多少年后，我反思“文革”时悟到，我们实在是应该感恩于父母的。中国，也实在是应该感恩于某些恪守世道原则的底层人民的。若当年那样一些尺度被彻底地颠覆了，中国之灾难将更深重可悲。所幸还未能彻底。
据说评定一名学生在“文革”中的表现如何，还要看他是否主动与工农相结合过。我们五人中，树起是团员，在政治方向上，我们都与他保持一致。
树起认为，如果严格按照“学生也要学工、学农”的“最高指示”去做，“学工”强调在前，我们应该先学工。
于是我们去到了松江拖拉机厂。那完全是没有任何报酬的义务性劳动。我们是不怕累的，因为累而多吃了家里的口粮也在所不惜。但，那个厂里的工人阶级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派，一派人多势众，叫“革命造反团”；一派人少，以老工人为主，叫“红色造反团”。“红色”的先是被“革命”的视为“不可救药的保守组织”，后又干脆被宣布为“反动”的了。偏偏我们参加劳动的那个车间里，基本全是“红色造反团”的老工人。他们对我们爱护有加，我们觉得他们都很爱厂，都很可敬。学工的学生只埋头苦干是不行的，还要积极参加工厂里的“造反劳动”。“革命”的造反，“红色”的也造反，究竟应该跟随哪一派，我们困惑了，为难了。
树起倒很民主，其实也是没了主张。他说听大家的。云河说：“我觉得曲师傅一点儿都不反动，是个好工人。让人家伤心的事我不做--曲师傅是带领我们劳动的老工人。”松山说：“我觉得这车间里的老工人个个都是好工人。”玉刚说：“我的看法和他俩一样。”树起又说“：那，我明白你们三个的意思了。晓声，你的态度呢？”我果断地说：“咱们支持‘红色’的，帮他们把‘反动’的帽子还给‘革命’的！”于是我们在“革命”的和“红色”的之间做出了坚定的选择。
若能使这个厂的一批老工人不再被视为“反动”的，我们觉得也不枉学工一场了。
我又写起“文革散文”来，仿“***的风格，一评、二评、三评连续《评这些老工人谁都不反动》……
看的人居然还很多，反响还很大。曲师傅不安了，老工人们感动了，他们劝说我们没必要卷入厂里的派系斗争。而我们心中都充满了政治正义感，将那种“卷入”视为己任，还都有股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
有天早上我们又结伴去厂里，在大门口被拦住了。前一天夜里“革命”的一派单方面夺权了，“红色”的一派都被集中起来，参加所谓的“悔过学习班”了。
我们五名中学生，被一些青年工人打跑了。后来，厂里连续贴出了评我们的大字报的大字报，也仿“***的风格，曰一评、二评、三评……
那个冬季，我们去了曲师傅家很多次想看望他，可是他的思想很“顽固”，很晚才被放出来，直到最后一次我们才见到他。他没写“悔过书”，“革命造反团”的头头是他徒弟，拿他没奈何，不写也只得恢复了他的自由……
来年，也就是1968年的5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到哈尔滨甫一展开动员，我就报名下乡了。一则，是家里生活太困难了，太缺钱了，我急切地要成为能挣钱养家的人；二则，是我对“文革”厌烦透了。因为我每天所耳闻目睹之事，不是闹剧就是悲剧。即使以闹剧开始，到头来也还是会以悲剧结束，总会有人赔上血和命。
我不但第一批响应了“上山下乡”的号召，而且此前还曾是为全班同学服务的“勤务员”，所以有了一种光荣的资格：参与由军宣队员主持的为全班同学做政治鉴定的工作。鉴定分为四等--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参加了“文化大革命”……
此种措辞区别，令人不禁联想到官方悼辞的措辞区别。军宣队员说，别看多了“无限”或少了“无限”，多了“积极”或少了“积极”，一入档案，随人一生，将来的用人单位，凭这一种微妙区别，一看就会心知肚明，决定这样看待谁或那样看待谁。
既然兹事体大，我岂能掉以轻心？树起是没问题的，但议到云河、松山和玉刚时，军宣队员说有人反映他们属于不常到学校参加运动的同学。我据理力争，说他们的运动表现起码和我是一样的。我写过的大字报上他们都署了名的，我们是一块儿去学工的。如果他们的鉴定中没有“无限”和“积极”四个字，那我的鉴定中也不应该有。否则，对他们不公平。
在我的极力争取下，他们的鉴定中也有了在当年被认为举足轻重的四个字。我的坚持感动了一位参加鉴定的校“革委会”的老师，他提议在我的鉴定中加上了“责人宽，克己严”六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