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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的内心独白--《知青日记》序言
这是由300余页知青日记辑成的书稿。在我看来，乃是几十名当年“知青”的内心独白。至今，我已为全国各地许多当年的知青们的书稿写过序了，但是第一次为这种由日记辑成的书稿写序。那么，也让我以日记的方式来写这一篇序吧。
2011年4月22日上午9点半，我参加了年度的“中华文学写作者年会”。“年会”由中国散文学会、《散文选刊》（下半月刊）、《长篇小说选刊》合办，到会者皆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写作爱好者，亦主要是诗歌、散文、小说的获奖者。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林非先生、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翟俊杰、国家广电总局剧本中心主任高尔纯、全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何向阳等到会，并真诚地阐述了自己的文学理念，向获奖者们表达了热情洋溢的祝贺……
下午，我本是要作一次创作讲座的--但我想，这篇序真是拖得太久了，不能再拖下去了。于是说明原因，得到朋友们的谅解，开始在家中读这部书稿。晚饭前，读罢1/3；晚饭后，又读罢1/3。
今天--4月23日上午，全部读完。书稿中呈现出某些相当有时代认知价值的人和事。如：哈尔滨女知青郝志宏，听了农场干部的动员报告之后，“情绪十分激动，也没和家人商量就第一个报了名”。
这刚满18岁的中学女生何以“十分激动”呢？因为报告人说：“农场的生活条件可好了，常年吃大米；土豆像香瓜一样大，像倭瓜一样面；天天早上喝牛奶，吃的是白面大馒头。”
当年，哈尔滨人每人每月才二斤白面，一斤大米，尚未参加工作的儿女一年到头是难得吃上几次大白馒头和大米饭的；普通城市人是根本喝不到牛奶的；春节期间才能往饱了吃几顿。家家户户平时是舍不得吃大米白面的，为春节过得高兴，得月月留存。并且，对上班的人，也总须照顾--隔几天蒸一屉白面与苞谷面两掺的馒头给他们带。若还有老人，更须留存米面在老人生病时改善一下他们的伙食。
所以可以这么说，农场干部的话，几乎对当年所有北方城市的儿女都有同样巨大的吸引力。
在当年，吃什么是中国人的第一幸福要素。那么，农场干部有没有“瞎忽悠”呢？也没有。
北方的大多数农场，口粮确实以面粉为主。每年麦收以后，新面蒸的馒头确实又白又香。土豆也确实很大，很面。至于牛奶，除了奶牛多的农场，一般农场的职工绝不会天天喝到。即使天天有得喝，那也得买。知青每月32元的工资，若天天早上买牛奶喝，每月也就剩不下几元钱了。
农场干部们还说：“谁报名下乡谁就是革命的，不报名下乡就是不革命，阻挡下乡就是****早走早革命，晚走晚革命。”
郝志宏“第一个报了名”的“革命行动”没和家人商量，使父母一时乱了方寸。但她是那么地固执，父母难以阻挡。否则，便是有“****之嫌！
然而，她迁完户口，“走出派出所，我的心里一阵空荡，有些念恋城市，留恋家”，下乡知青专列开动后，“当哭声平静下来，我才品味到对家乡和对亲人的无比依恋，开始号啕大哭。车不停，我哭个不停……我想家，想我那温馨的房间、我的滑冰鞋、我的游泳衣、我的手风琴……”
列车加水时，她居然偷偷溜下了车，爬上空货车，于半夜回到了哈尔滨车站货场，再坐人力三轮回到家里……
在当年，她居然有自己“温馨的房间”，有滑冰鞋、游泳衣、手风琴，证明她生活在不一般的家庭里。若是生活在儿女较多的普通人家，大概便没有以上经历了。对于后者，下乡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之事……
郝志宏当年的下乡过程，相当有故事性地诠释了这样一种时代现象--“激动”乃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特别普遍的一种动力，对于第一、二批知青们而言，尤其如此。
与郝志宏的下乡经历相似的还有岳淑霞，她是到了农场之后又跑回家里去的。怎么办呢？城市户口已经注销了，女儿已经属于农场的人了，父亲只有与她共同学习毛主席语录，用“革命”思想再将她劝回去。
后来，这两名知青，都是坚持到最后一年才返城的。陈忠礼是一名兵团知青，他负责每天敲连队的钟。这是不足论道之事。
但对于陈忠礼意义重大。
他在1969年2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当我每天敲钟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是为革命在敲钟。早上敲钟是叫同志们起床跑步，上工前敲钟是叫同志们马上去战斗，批判会前敲钟，是号召全体战士们拿起武器和敌人去交锋。我敲的是革命的钟，鼓励战友们在工作中去革命，在革命中去工作。我敲的是革命的警钟，敲得阶级敌人胆颤心慌。革命同志喜欢我的钟声，阶级敌人害怕我的钟声。我敲的是革命战斗的钟，我敲的是对阶级敌人警告的钟……”
可阶级敌人在哪里呢？刘建生一到农场，就赶上了一场揭发、批判叛徒和特务的群众大会。详细的揭批过程他的日记中并没写到。但我们过来人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对于被斗争的人，那不啻是人生灾难。那种灾难，每使有的人致残、致死，或自杀。我当年在兵团当班长时，我那个班的知青就打死过无辜被扣上“特务”罪名的人。那件事使我当年气愤得辞去了班长，对我那个班的几名知青，我永远难以原谅，也从没打算原谅。两年前，在一次知青战友的聚会餐桌上，我又光火地对一名知青战友斥问：“说！你当年打过人没有？！”刘建生日记中写到的那个“叛徒、特务”侥幸熬过了那个时代，“文革”后得以平反，又当上了教师。但那场批斗会对刘建生的教育是--“誓将农村的‘斗、批、改’进行到底，不获全胜，誓不罢休”。只要思想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似乎便总能在现实之中发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名当老师的女知青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件事--带领红小兵执勤，监查“投机倒把分... -->>
别样的内心独白--《知青日记》序言
这是由300余页知青日记辑成的书稿。在我看来，乃是几十名当年“知青”的内心独白。至今，我已为全国各地许多当年的知青们的书稿写过序了，但是第一次为这种由日记辑成的书稿写序。那么，也让我以日记的方式来写这一篇序吧。
2011年4月22日上午9点半，我参加了年度的“中华文学写作者年会”。“年会”由中国散文学会、《散文选刊》（下半月刊）、《长篇小说选刊》合办，到会者皆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写作爱好者，亦主要是诗歌、散文、小说的获奖者。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林非先生、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翟俊杰、国家广电总局剧本中心主任高尔纯、全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何向阳等到会，并真诚地阐述了自己的文学理念，向获奖者们表达了热情洋溢的祝贺……
下午，我本是要作一次创作讲座的--但我想，这篇序真是拖得太久了，不能再拖下去了。于是说明原因，得到朋友们的谅解，开始在家中读这部书稿。晚饭前，读罢1/3；晚饭后，又读罢1/3。
今天--4月23日上午，全部读完。书稿中呈现出某些相当有时代认知价值的人和事。如：哈尔滨女知青郝志宏，听了农场干部的动员报告之后，“情绪十分激动，也没和家人商量就第一个报了名”。
这刚满18岁的中学女生何以“十分激动”呢？因为报告人说：“农场的生活条件可好了，常年吃大米；土豆像香瓜一样大，像倭瓜一样面；天天早上喝牛奶，吃的是白面大馒头。”
当年，哈尔滨人每人每月才二斤白面，一斤大米，尚未参加工作的儿女一年到头是难得吃上几次大白馒头和大米饭的；普通城市人是根本喝不到牛奶的；春节期间才能往饱了吃几顿。家家户户平时是舍不得吃大米白面的，为春节过得高兴，得月月留存。并且，对上班的人，也总须照顾--隔几天蒸一屉白面与苞谷面两掺的馒头给他们带。若还有老人，更须留存米面在老人生病时改善一下他们的伙食。
所以可以这么说，农场干部的话，几乎对当年所有北方城市的儿女都有同样巨大的吸引力。
在当年，吃什么是中国人的第一幸福要素。那么，农场干部有没有“瞎忽悠”呢？也没有。
北方的大多数农场，口粮确实以面粉为主。每年麦收以后，新面蒸的馒头确实又白又香。土豆也确实很大，很面。至于牛奶，除了奶牛多的农场，一般农场的职工绝不会天天喝到。即使天天有得喝，那也得买。知青每月32元的工资，若天天早上买牛奶喝，每月也就剩不下几元钱了。
农场干部们还说：“谁报名下乡谁就是革命的，不报名下乡就是不革命，阻挡下乡就是****早走早革命，晚走晚革命。”
郝志宏“第一个报了名”的“革命行动”没和家人商量，使父母一时乱了方寸。但她是那么地固执，父母难以阻挡。否则，便是有“****之嫌！
然而，她迁完户口，“走出派出所，我的心里一阵空荡，有些念恋城市，留恋家”，下乡知青专列开动后，“当哭声平静下来，我才品味到对家乡和对亲人的无比依恋，开始号啕大哭。车不停，我哭个不停……我想家，想我那温馨的房间、我的滑冰鞋、我的游泳衣、我的手风琴……”
列车加水时，她居然偷偷溜下了车，爬上空货车，于半夜回到了哈尔滨车站货场，再坐人力三轮回到家里……
在当年，她居然有自己“温馨的房间”，有滑冰鞋、游泳衣、手风琴，证明她生活在不一般的家庭里。若是生活在儿女较多的普通人家，大概便没有以上经历了。对于后者，下乡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之事……
郝志宏当年的下乡过程，相当有故事性地诠释了这样一种时代现象--“激动”乃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特别普遍的一种动力，对于第一、二批知青们而言，尤其如此。
与郝志宏的下乡经历相似的还有岳淑霞，她是到了农场之后又跑回家里去的。怎么办呢？城市户口已经注销了，女儿已经属于农场的人了，父亲只有与她共同学习毛主席语录，用“革命”思想再将她劝回去。
后来，这两名知青，都是坚持到最后一年才返城的。陈忠礼是一名兵团知青，他负责每天敲连队的钟。这是不足论道之事。
但对于陈忠礼意义重大。
他在1969年2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当我每天敲钟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是为革命在敲钟。早上敲钟是叫同志们起床跑步，上工前敲钟是叫同志们马上去战斗，批判会前敲钟，是号召全体战士们拿起武器和敌人去交锋。我敲的是革命的钟，鼓励战友们在工作中去革命，在革命中去工作。我敲的是革命的警钟，敲得阶级敌人胆颤心慌。革命同志喜欢我的钟声，阶级敌人害怕我的钟声。我敲的是革命战斗的钟，我敲的是对阶级敌人警告的钟……”
可阶级敌人在哪里呢？刘建生一到农场，就赶上了一场揭发、批判叛徒和特务的群众大会。详细的揭批过程他的日记中并没写到。但我们过来人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对于被斗争的人，那不啻是人生灾难。那种灾难，每使有的人致残、致死，或自杀。我当年在兵团当班长时，我那个班的知青就打死过无辜被扣上“特务”罪名的人。那件事使我当年气愤得辞去了班长，对我那个班的几名知青，我永远难以原谅，也从没打算原谅。两年前，在一次知青战友的聚会餐桌上，我又光火地对一名知青战友斥问：“说！你当年打过人没有？！”刘建生日记中写到的那个“叛徒、特务”侥幸熬过了那个时代，“文革”后得以平反，又当上了教师。但那场批斗会对刘建生的教育是--“誓将农村的‘斗、批、改’进行到底，不获全胜，誓不罢休”。只要思想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似乎便总能在现实之中发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名当老师的女知青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件事--带领红小兵执勤，监查“投机倒把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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