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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王奕訢复出后，这样提心吊胆的日子终于过去了，而恭王奕訢复出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果然是谋求与日本和谈，请各国列强从中调解。因为谭延闿能够熟练使用英德法三国语言，恭王奕訢便直接将谭延闿留在他身边奔走，充当翻译和文书工作。恭王奕訢这一举动使得谭延闿在军机处的地位就变得极为微妙起来了，这个“红章京”已经不是红的问题了，在别人的眼中就成了“红得发紫”了！
恭王奕訢议和的方向和谭延闿所期待的不同——恭王这几天一直都在和英国人赫德紧密联系，通河赫德和英国公使欧格纳进行联络。与别人不同，赫德说了一口非常流利的中文，他在中国已经生活几十年了，若是赫德拜访恭王的话，恭王一定会用那间装点的古香古色的传统中式客厅来招待赫德。不过若说恭亲王从心里信任赫德，那就未必了，在十五年前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为了防止赫德兼任总海防司，由恭王奕訢所主持的总理衙门正式行文同治赫德，总海防司和总税务司必须二选一，果然赫德为了保住海关大权而放弃了总海防司。
跟随在恭王奕訢身边固然可能会引起慈禧太后的厌恶，但是现在除去恭王奕訢有这个能力来镇住军机处之外，在满洲皇室中还能够用谁？不过就谭延闿看来现在军机处是翁同龢、恭王奕訢在说话，李鸿藻、徐用仪是陪太子读书，各自支持一方，而恭王出山后的这几天，谭延闿就一直没有见过翁同龢出来说句话——在甲申年一起被赶出总理衙门的翁同龢对恭王采取了冷处理，恭王在与外国公使交涉的时候，翁同龢是从来都不露面的，只是待在班房中，也不知道干些什么。
恭王自从进入军机处以来，谭延闿几乎是寸步不离，每天除了要跟着恭王东奔西跑之外，下午散了之后还要跟着恭王，几天以来两人也是极为熟悉。而恭王奕訢对谭延闿的表现非常满意，这个年轻人是个真正的中西俱通，精力丰沛，这几日所有的公文几乎是当天下达到谭延闿这里，他就可以处理完毕，并且附上节略交给恭王审批，大大的减轻了恭王的工作量。
在转交上司的公文中写节略是个非常技术的活儿，若是放在平常的刀笔吏手中，只是大致浓缩公文内容即可，但是谭延闿不会放弃这种幕后操纵战争进程的机会，他在节略中充分考虑到各个方面，并且给出了应对之法，和各自的缘由。谭延闿这份细心劲儿和才干才是恭王奕訢所看重的。也正是因为这些节略，恭王才可以看出谭延闿的本事，从而更加倚重他，如此一来谭延闿几乎变成了恭王的私人秘书外加幕僚了，两人的关系在世叔侄的基础上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清廷这边因为恭王奕訢出山，整个战争的立场已经开始发生本质上的转变，由先前的主战逐渐向主和开始发展。谭延闿对于这种变化不以为意，因为就中国目前的状况和日本对抗实属不智，就现在战场的局势来看，中国并没有完全落入下风，即便是北洋水师和日本舰队两败俱伤，日军陆军占领平壤也是如此，中国军队依然在朝鲜战场上，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完成议和，则在最大限度上平缓国内的压力，避免割地和减轻巨额赔款。
不过清廷的议和行为却更加刺激了日本，这个时候日本的手中还没有掌握绝对优势，可以说数十年来明治维新的成果全都押在这场战争上了，这个时候议和日本所能够取得的好处可以说是极其有限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日军加大了攻击力度，日本陆军源源不断进的登陆朝鲜，除了那个被左宝贵武装的像个刺猬一般的汉城之外，日军把注意力还是放在了距离平壤不远处的定州和安州。如果能够击溃这里的清兵，则清兵必然会退到鸭绿江，这样对于议和来说就占据主动了——过了鸭绿江便是大清的根基盛京，能够威胁到这个政治意义浓厚的地区，对于日本来说是非常有诱惑力的。
也许上次聂士成采取了和左宝贵一样的做法，誓死抵抗日军让日军损失巨大，这一次日军甘愿多走些路，攻击宋庆所负责的定州，战事异常激烈，两天后随着聂士成的一千援军到来后，宋庆才终于稳定了岌岌可危的防线。
宋庆在发往北洋的电报中，除了报功之外，还竭力的控诉手下不听指挥的现象。李鸿章自北洋水师几乎葬送殆尽之后，便是前面的电报是怎么样，发往京师的电报就是怎样，这样一来这封电报自然也原样发到了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恭王为此召开军机会议，整个军机处从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看得大皱眉头，但却拿不出什么好办法。
这件事在军机会议上讨论未果之后，却被传开了，当时张中丞汝梅也正好在京，在听到这种情况后，便来拜访恭王奕訢，说：“宋庆勇敢善战，但已经年近八十，宋庆之毅军三十二营能够掌握在手里面的也就他本部的五营人马，如此独当大敌肯定会出纰漏，不如启用前安徽藩司张学醇为宋帮办。”
汝梅的这个建议当即得到了恭王奕訢的嘉许，张学醇以前便是宋庆的老上司，而且宋庆得了马玉昆的部分毅军之外，所有的将领几乎都是张学醇的老部下。
汝梅的建议好是好，但是却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在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英王陈玉成攻打寿州，寿州得益于地方团练的抵抗，陈玉成被击退。但随后城内的团练首领孙家泰、蒙时中等与城外的团练首领苗沛霖出现内讧，相互仇杀，苗沛霖因此叛变。朝廷得知这一信息后，立即命令翁同书：务必妥善解决此事，否则，苗沛霖的危害将甚于“长毛”和捻军。翁同书接令后，便通过苗沛霖的朋友张学醇去劝降，苗沛霖很爽快地提出两项条件：第一，朝廷要饶恕他已犯下的罪行；第二，杀掉他的仇人孙家泰和蒙时中，把这个人的首级交给他，让他来祭奠死在这两个人手下的弟兄们。翁同书为了完成朝廷交给他的这一特殊招降任务，只好答应苗沛霖的这两项条件。孙家泰一听此言，立即自杀了，蒙时中则被翁同书派人杀害。两人的首级被包裹着送往苗沛霖的大营后，苗沛霖依旧反叛，翁同书白白自损了两名团练大将，形势却变得更加险恶。
这一事件随着时间的发展几乎影响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翁同书正是因此让曾国藩不满，李鸿章代笔写了弹章，由此翁李两家而结仇。到了这个时候汝梅的建议中重新启用张学醇绝对绕不开两个人——孙家泰的弟弟孙家鼐和翁同书的弟弟翁同龢。
谁也没有想到风水轮流转，时至今日的孙家鼐和翁同龢都已经是光绪皇帝的师傅，不过翁同龢更加亲近一些，这也是翁同龢成为状元后，一路高升门生故吏远比孙家鼐多得多，毓庆宫中翁同龢绝对是说一不二，若是想要启用张学醇，就要拆开这桩陈年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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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王奕訢复出后，这样提心吊胆的日子终于过去了，而恭王奕訢复出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果然是谋求与日本和谈，请各国列强从中调解。因为谭延闿能够熟练使用英德法三国语言，恭王奕訢便直接将谭延闿留在他身边奔走，充当翻译和文书工作。恭王奕訢这一举动使得谭延闿在军机处的地位就变得极为微妙起来了，这个“红章京”已经不是红的问题了，在别人的眼中就成了“红得发紫”了！
恭王奕訢议和的方向和谭延闿所期待的不同——恭王这几天一直都在和英国人赫德紧密联系，通河赫德和英国公使欧格纳进行联络。与别人不同，赫德说了一口非常流利的中文，他在中国已经生活几十年了，若是赫德拜访恭王的话，恭王一定会用那间装点的古香古色的传统中式客厅来招待赫德。不过若说恭亲王从心里信任赫德，那就未必了，在十五年前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为了防止赫德兼任总海防司，由恭王奕訢所主持的总理衙门正式行文同治赫德，总海防司和总税务司必须二选一，果然赫德为了保住海关大权而放弃了总海防司。
跟随在恭王奕訢身边固然可能会引起慈禧太后的厌恶，但是现在除去恭王奕訢有这个能力来镇住军机处之外，在满洲皇室中还能够用谁？不过就谭延闿看来现在军机处是翁同龢、恭王奕訢在说话，李鸿藻、徐用仪是陪太子读书，各自支持一方，而恭王出山后的这几天，谭延闿就一直没有见过翁同龢出来说句话——在甲申年一起被赶出总理衙门的翁同龢对恭王采取了冷处理，恭王在与外国公使交涉的时候，翁同龢是从来都不露面的，只是待在班房中，也不知道干些什么。
恭王自从进入军机处以来，谭延闿几乎是寸步不离，每天除了要跟着恭王东奔西跑之外，下午散了之后还要跟着恭王，几天以来两人也是极为熟悉。而恭王奕訢对谭延闿的表现非常满意，这个年轻人是个真正的中西俱通，精力丰沛，这几日所有的公文几乎是当天下达到谭延闿这里，他就可以处理完毕，并且附上节略交给恭王审批，大大的减轻了恭王的工作量。
在转交上司的公文中写节略是个非常技术的活儿，若是放在平常的刀笔吏手中，只是大致浓缩公文内容即可，但是谭延闿不会放弃这种幕后操纵战争进程的机会，他在节略中充分考虑到各个方面，并且给出了应对之法，和各自的缘由。谭延闿这份细心劲儿和才干才是恭王奕訢所看重的。也正是因为这些节略，恭王才可以看出谭延闿的本事，从而更加倚重他，如此一来谭延闿几乎变成了恭王的私人秘书外加幕僚了，两人的关系在世叔侄的基础上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清廷这边因为恭王奕訢出山，整个战争的立场已经开始发生本质上的转变，由先前的主战逐渐向主和开始发展。谭延闿对于这种变化不以为意，因为就中国目前的状况和日本对抗实属不智，就现在战场的局势来看，中国并没有完全落入下风，即便是北洋水师和日本舰队两败俱伤，日军陆军占领平壤也是如此，中国军队依然在朝鲜战场上，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完成议和，则在最大限度上平缓国内的压力，避免割地和减轻巨额赔款。
不过清廷的议和行为却更加刺激了日本，这个时候日本的手中还没有掌握绝对优势，可以说数十年来明治维新的成果全都押在这场战争上了，这个时候议和日本所能够取得的好处可以说是极其有限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日军加大了攻击力度，日本陆军源源不断进的登陆朝鲜，除了那个被左宝贵武装的像个刺猬一般的汉城之外，日军把注意力还是放在了距离平壤不远处的定州和安州。如果能够击溃这里的清兵，则清兵必然会退到鸭绿江，这样对于议和来说就占据主动了——过了鸭绿江便是大清的根基盛京，能够威胁到这个政治意义浓厚的地区，对于日本来说是非常有诱惑力的。
也许上次聂士成采取了和左宝贵一样的做法，誓死抵抗日军让日军损失巨大，这一次日军甘愿多走些路，攻击宋庆所负责的定州，战事异常激烈，两天后随着聂士成的一千援军到来后，宋庆才终于稳定了岌岌可危的防线。
宋庆在发往北洋的电报中，除了报功之外，还竭力的控诉手下不听指挥的现象。李鸿章自北洋水师几乎葬送殆尽之后，便是前面的电报是怎么样，发往京师的电报就是怎样，这样一来这封电报自然也原样发到了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恭王为此召开军机会议，整个军机处从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看得大皱眉头，但却拿不出什么好办法。
这件事在军机会议上讨论未果之后，却被传开了，当时张中丞汝梅也正好在京，在听到这种情况后，便来拜访恭王奕訢，说：“宋庆勇敢善战，但已经年近八十，宋庆之毅军三十二营能够掌握在手里面的也就他本部的五营人马，如此独当大敌肯定会出纰漏，不如启用前安徽藩司张学醇为宋帮办。”
汝梅的这个建议当即得到了恭王奕訢的嘉许，张学醇以前便是宋庆的老上司，而且宋庆得了马玉昆的部分毅军之外，所有的将领几乎都是张学醇的老部下。
汝梅的建议好是好，但是却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在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英王陈玉成攻打寿州，寿州得益于地方团练的抵抗，陈玉成被击退。但随后城内的团练首领孙家泰、蒙时中等与城外的团练首领苗沛霖出现内讧，相互仇杀，苗沛霖因此叛变。朝廷得知这一信息后，立即命令翁同书：务必妥善解决此事，否则，苗沛霖的危害将甚于“长毛”和捻军。翁同书接令后，便通过苗沛霖的朋友张学醇去劝降，苗沛霖很爽快地提出两项条件：第一，朝廷要饶恕他已犯下的罪行；第二，杀掉他的仇人孙家泰和蒙时中，把这个人的首级交给他，让他来祭奠死在这两个人手下的弟兄们。翁同书为了完成朝廷交给他的这一特殊招降任务，只好答应苗沛霖的这两项条件。孙家泰一听此言，立即自杀了，蒙时中则被翁同书派人杀害。两人的首级被包裹着送往苗沛霖的大营后，苗沛霖依旧反叛，翁同书白白自损了两名团练大将，形势却变得更加险恶。
这一事件随着时间的发展几乎影响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翁同书正是因此让曾国藩不满，李鸿章代笔写了弹章，由此翁李两家而结仇。到了这个时候汝梅的建议中重新启用张学醇绝对绕不开两个人——孙家泰的弟弟孙家鼐和翁同书的弟弟翁同龢。
谁也没有想到风水轮流转，时至今日的孙家鼐和翁同龢都已经是光绪皇帝的师傅，不过翁同龢更加亲近一些，这也是翁同龢成为状元后，一路高升门生故吏远比孙家鼐多得多，毓庆宫中翁同龢绝对是说一不二，若是想要启用张学醇，就要拆开这桩陈年旧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