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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是郭英明政治仕途上的低谷时期。在这之前，他刚刚经历过仕途的挫折和婚姻的变故。仕途的挫折是他被他的政治对手从地委书记的高位踹下来，降职为地区某县的副县长。他的政治对手是原地委副书记兼地区专员。说来有意思的事，他和这位原地区专员的矛盾既不是工作意见的分歧，也不是为了争权夺利，而是由一桩历史积怨而起。而且对手在暗中，郭英明完全不知道他的手下内心非常鄙视他，而一直把对手当做朋友和值得信任的属下。只是后来他被从地委书记的职务上颠覆，落难之后才从对手的口中得知。他在得知对手之所以把他撵下台的原因是，心里并没有对颠覆者产生怨恨，相反到对这位对手产生了敬意。
说来话长，郭英明南下到这个地区任地委书记后的第二年，这个地区和全国的政治形式相同，正展开“三五反”，“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一个县法院报上一批需要镇压的地主和反革命名单，其中有一个在当地很有名气的乡绅，是一位大地主，名叫叫李良成，郭英明在看完县法院报上来的李良成的‘恶迹’后，毫不犹豫地签署了立即枪决的命令。但是在他签署完枪决李良成的命令的当天，就收到了许多乡下农民自发联名上书的“保命书”恳求法院刀下留人，不要枪毙李良成。在这份联名上书的“保命书”上签名的百姓达六十多人，他们为李良成保命的理由是，李良成是个好地主，为人正直，政治开明，他的土地资产是勤奋持家，辛苦经营土地的结果，此外做过许多对当地老百姓有益的好事、善事。比如在闹饥荒年馑的时候，开仓放粮，救济过百姓，让许多百姓免于饿死和流离失所。再比如，他当维持会长的时候，表面上为日本人服务，实际上是支持抗日力量，他为抗日武装出钱购买过几百条枪。又比如，他支助过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共产地下组织的人员被捕后，他积极营救，出资收买国民党政府的警察局和军警，营救出十多名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成员。但是郭英明看了这份保命书不仅没有派人调查保命书所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反而下令抓捕了这些联名上书“保命书”的人，判刑三十多人，二十多人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接受当地政府的监督改造，并且枪毙了这些人中五个曾为反动政府做过事，有历史问题的人。理由是这些人美化反动阶级，为大地主，反革命鸣冤叫屈，破环新政府的威信。由于受当时政治概念化的影响，郭英明认为，凡是地主都是坏蛋，都是作恶多端的，哪有什么好地主。此外，地主是封建反动阶级，怎么可能做有益于百姓，有益于共产党的好事呢？所以，凡是大地主，格杀勿论，正是在这一概念化政治的指导下，郭英明才做出了这种判断。在对这些人做过处理之后，郭英明深信自己的决断是英明的，无可非议的，是革命坚决，立场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利益一边的政治表现，他也是当然的革命者。所以他问心无愧。因此在事过之后，郭英明早把这件事置之脑后，不做任何思量或者反省。
但是，八年后的一天，上级给这个地区派来了一个专员，兼地委副书记，这位专员解放前在这一地区做过地下党工作，对当地民情、历史非常熟悉，也算是老革命了。郭英明和这位助手在一起工作了两年，工作上还算配合默契，从来也没有发生矛盾和冲突，那时的干部思想单纯，都是为了工作，很少存在个人恩怨和争权夺利谋求个人利益的问题。上级下达命令，下级无条件遵照执行。郭英明属于部队转业下来的干部，更是如此，他对上级下达的政治指令，无条件尊奉执行，他也要求下属对他也是如此。但他的工作作风简单、粗暴，永远是行政命令式，对上级给他派来的助手也是如此。而他的这位助手，文化水平较高，性格沉静，处事冷静，稳重，谨慎，此外对他这位老革命也十分尊敬。在大政方针上几乎是言听计从，所以，郭英明对他的这位助手十分满意。可是，这位助手在来到这个地区工作一年后的一天，突然找郭英明个别谈话，提起了一桩旧事，即九年前的李良成案件，助手认为郭英明九年批准枪毙李良成是极端错误的，尤其是不该将为李良成鸣冤叫屈上书“保命书”的群众一块牵连。他建议纠正那个案件的判决，给李良成及受牵连的人平反昭雪。郭英明已经习惯了下级的阿谀奉迎和惟命是从，一听自己的助手要否定自己过去的工作成绩，立即火冒三丈，大发雷霆道：“你小子想干什么？想翻老子过去的旧账搞倒老子么？你这是为反革命鸣冤叫屈，反攻倒算，没门！”
“郭书记，你冷静点，我不是针对你个人的，我只是说，当初判李良成死刑的那位副县长兼法院院长也是一个南下干部，根本不了解当地情况的复杂性，只凭对地主的印象和所谓的苦大仇深的阶级感情，偏听偏信了一些乡村无赖和游手好闲的流氓无产者的恶人告状，就判处李良成死刑，这是很不严肃的对待法律。而您也是受了那位副县长的影响，偏听偏信，才导致了这一错误。而事实上，我比您了解李良成这个人，他不仅是我的一个堂叔，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当初我们地下党滨河区委被叛徒出卖，有二十几个地下党员被国民党政府的军警逮捕，我就是其中之一。本来我们已经被国民党的绥靖公署判处了死刑，但李良成用了五十根金条买通了国民党军警的要害人物，私放了我们其中七个同志。这对我们共产党是多么大的情分啊！但我们执政之后，却恩将仇报，杀了人家，还牵连了为他伸冤的人，这也太不应该了。我半年前去李良成的家乡看望李良成，只想感谢他当初的救命之恩。哪里知道他九年前就被我们的政府枪毙了，还累及许多无辜。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又是惭愧，心里又堵得慌，我们这是在干什么啊？我们的法院如此草菅人命，这和山大王有什么区别。我真的为这件事痛心。我在猜想李良成临被枪毙前的感受，他会怎么想呢？他会不会想，我这是帮助了一帮不该帮助的人？他会不会从心底蔑视我们这个政权？我还知道，当初当地的土匪绑了他的票，但一听说他的名字叫李良成，从匪首到普通土匪喽啰都不肯动他一个指头，而是把他礼送下山。... -->>
一九六三年，是郭英明政治仕途上的低谷时期。在这之前，他刚刚经历过仕途的挫折和婚姻的变故。仕途的挫折是他被他的政治对手从地委书记的高位踹下来，降职为地区某县的副县长。他的政治对手是原地委副书记兼地区专员。说来有意思的事，他和这位原地区专员的矛盾既不是工作意见的分歧，也不是为了争权夺利，而是由一桩历史积怨而起。而且对手在暗中，郭英明完全不知道他的手下内心非常鄙视他，而一直把对手当做朋友和值得信任的属下。只是后来他被从地委书记的职务上颠覆，落难之后才从对手的口中得知。他在得知对手之所以把他撵下台的原因是，心里并没有对颠覆者产生怨恨，相反到对这位对手产生了敬意。
说来话长，郭英明南下到这个地区任地委书记后的第二年，这个地区和全国的政治形式相同，正展开“三五反”，“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一个县法院报上一批需要镇压的地主和反革命名单，其中有一个在当地很有名气的乡绅，是一位大地主，名叫叫李良成，郭英明在看完县法院报上来的李良成的‘恶迹’后，毫不犹豫地签署了立即枪决的命令。但是在他签署完枪决李良成的命令的当天，就收到了许多乡下农民自发联名上书的“保命书”恳求法院刀下留人，不要枪毙李良成。在这份联名上书的“保命书”上签名的百姓达六十多人，他们为李良成保命的理由是，李良成是个好地主，为人正直，政治开明，他的土地资产是勤奋持家，辛苦经营土地的结果，此外做过许多对当地老百姓有益的好事、善事。比如在闹饥荒年馑的时候，开仓放粮，救济过百姓，让许多百姓免于饿死和流离失所。再比如，他当维持会长的时候，表面上为日本人服务，实际上是支持抗日力量，他为抗日武装出钱购买过几百条枪。又比如，他支助过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共产地下组织的人员被捕后，他积极营救，出资收买国民党政府的警察局和军警，营救出十多名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成员。但是郭英明看了这份保命书不仅没有派人调查保命书所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反而下令抓捕了这些联名上书“保命书”的人，判刑三十多人，二十多人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接受当地政府的监督改造，并且枪毙了这些人中五个曾为反动政府做过事，有历史问题的人。理由是这些人美化反动阶级，为大地主，反革命鸣冤叫屈，破环新政府的威信。由于受当时政治概念化的影响，郭英明认为，凡是地主都是坏蛋，都是作恶多端的，哪有什么好地主。此外，地主是封建反动阶级，怎么可能做有益于百姓，有益于共产党的好事呢？所以，凡是大地主，格杀勿论，正是在这一概念化政治的指导下，郭英明才做出了这种判断。在对这些人做过处理之后，郭英明深信自己的决断是英明的，无可非议的，是革命坚决，立场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利益一边的政治表现，他也是当然的革命者。所以他问心无愧。因此在事过之后，郭英明早把这件事置之脑后，不做任何思量或者反省。
但是，八年后的一天，上级给这个地区派来了一个专员，兼地委副书记，这位专员解放前在这一地区做过地下党工作，对当地民情、历史非常熟悉，也算是老革命了。郭英明和这位助手在一起工作了两年，工作上还算配合默契，从来也没有发生矛盾和冲突，那时的干部思想单纯，都是为了工作，很少存在个人恩怨和争权夺利谋求个人利益的问题。上级下达命令，下级无条件遵照执行。郭英明属于部队转业下来的干部，更是如此，他对上级下达的政治指令，无条件尊奉执行，他也要求下属对他也是如此。但他的工作作风简单、粗暴，永远是行政命令式，对上级给他派来的助手也是如此。而他的这位助手，文化水平较高，性格沉静，处事冷静，稳重，谨慎，此外对他这位老革命也十分尊敬。在大政方针上几乎是言听计从，所以，郭英明对他的这位助手十分满意。可是，这位助手在来到这个地区工作一年后的一天，突然找郭英明个别谈话，提起了一桩旧事，即九年前的李良成案件，助手认为郭英明九年批准枪毙李良成是极端错误的，尤其是不该将为李良成鸣冤叫屈上书“保命书”的群众一块牵连。他建议纠正那个案件的判决，给李良成及受牵连的人平反昭雪。郭英明已经习惯了下级的阿谀奉迎和惟命是从，一听自己的助手要否定自己过去的工作成绩，立即火冒三丈，大发雷霆道：“你小子想干什么？想翻老子过去的旧账搞倒老子么？你这是为反革命鸣冤叫屈，反攻倒算，没门！”
“郭书记，你冷静点，我不是针对你个人的，我只是说，当初判李良成死刑的那位副县长兼法院院长也是一个南下干部，根本不了解当地情况的复杂性，只凭对地主的印象和所谓的苦大仇深的阶级感情，偏听偏信了一些乡村无赖和游手好闲的流氓无产者的恶人告状，就判处李良成死刑，这是很不严肃的对待法律。而您也是受了那位副县长的影响，偏听偏信，才导致了这一错误。而事实上，我比您了解李良成这个人，他不仅是我的一个堂叔，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当初我们地下党滨河区委被叛徒出卖，有二十几个地下党员被国民党政府的军警逮捕，我就是其中之一。本来我们已经被国民党的绥靖公署判处了死刑，但李良成用了五十根金条买通了国民党军警的要害人物，私放了我们其中七个同志。这对我们共产党是多么大的情分啊！但我们执政之后，却恩将仇报，杀了人家，还牵连了为他伸冤的人，这也太不应该了。我半年前去李良成的家乡看望李良成，只想感谢他当初的救命之恩。哪里知道他九年前就被我们的政府枪毙了，还累及许多无辜。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又是惭愧，心里又堵得慌，我们这是在干什么啊？我们的法院如此草菅人命，这和山大王有什么区别。我真的为这件事痛心。我在猜想李良成临被枪毙前的感受，他会怎么想呢？他会不会想，我这是帮助了一帮不该帮助的人？他会不会从心底蔑视我们这个政权？我还知道，当初当地的土匪绑了他的票，但一听说他的名字叫李良成，从匪首到普通土匪喽啰都不肯动他一个指头，而是把他礼送下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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