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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一笑：“郝秘书长，窦书记有时间吗？我想过去汇报一下工作。”
“应该在办公室，我没听说出去，要不我先过去看看？如果窦书记在办公室，我就给你打电话。”
鲁一民很谦卑的伸出手来与郝永贵握了握：“那好，你去忙吧郝秘书长，我等你的电话。”不一会，郝永贵的电话打来说，窦书记在办公室等着鲁一民。
鲁一民放下电话，来到了窦伟的秘书办公室，秘书萧晨看到鲁一民进来，面带微笑站起：“您好，鲁书记，窦书记正在办公室等您那。您请进。”说着就把窦伟办公室的门轻轻打开，鲁一民说了声谢谢，进了窦伟办公室。
窦伟坐在大老板椅里没有动，只是向鲁一民笑了笑，作了个请坐的手势。这是鲁一民第二次看到窦伟的笑容，第一次是鲁一民救了窦雯在医院里，窦伟去看自己时，从那以后就没见窦伟笑过，不管是在电视里还在开会时，都没见窦伟笑过。
鲁一民面带笑容，不卑不亢的向窦伟问了声“窦书记好”就坐在了窦伟对面的椅子上。鲁一民内心很感激窦伟的知遇之恩，把窦伟当成自己的恩人，但是鲁一民不会像其他人一样，在主人面前像哈巴狗一样摇头摆尾，当然也不会在人民面前作威作福，这是鲁一民的性格使然，窦伟就很喜欢鲁一民这一点。
窦伟轻轻地点了点头：“你的办公室还没装修，先委屈点吧”
“窦书记，不用装修了，我就在原来张俊的办公室办公就行，什么也不要动，我感觉这样很好。”
窦伟了解鲁一民的性格，也理解鲁一民的想法，对鲁一民这种做法很满意，笑了笑：“感觉我的办公室怎么样？”
鲁一民笑了笑说道：“这样的办公室，美国总统也不过如此，不知道我们的老百姓怎么看我们。”
窦伟听到鲁一民这么说，哈哈的大笑：“年轻人就是敢想敢说，其实，我这个办公室以及家里也没重新装修，这些办公室里的东西全部都是原书记留下的，不过，你现在是市委副书记，这话也只能在我这里说，要记住。”窦伟站起身来回读步，双手抱在胸前：“你的想法我能理解，你想当一个清官，好官。清官信仰是我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一大特色，千百年来老百姓对清官乐此不疲的期盼和传颂，使得这种信仰甚至形成了一种文化。包拯、海瑞等著名清官的名字即使三尺之童也耳熟能详。作为反映社会普通民众心理的一面镜子，这也是我国的种传统。老百姓为他们的“青天大老爷”立庙塑身，四时享祀，香火千年不绝。这既是因为清官自身所具有的可贵品质—清正廉洁、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体恤民情等等，也从反面说明这样一个可悲的问题：那就是贪官污吏层出不穷，“滔滔者天下皆是”，老百姓处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境地，孤立无援，迫切希望有人能为民父母，为他们做主。清官的事迹正是百姓这种心理需求的集中反映，悲观一点说，是一种画饼充饥式的心理补偿。在普通民众心中，清官可谓是完人，是神的化身，身上只有耀眼的光环而不可能有哪怕是白璧微瑕的黑子。然而，翻阅古人留下的笔墨，我们却能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群体意识断裂”—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评价实在是不能令普通百姓满意，有时甚至大相径庭。晚清小说家刘鹗对这一问题有直接的阐述。他在《老残游记》中说：“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为了支持这个论断，他在书中塑造了玉贤和刚弼这两个以清廉自居但同时又刚愎自用、滥施重刑、草菅人命的酷吏形象，并让他们办了许多冤假错案。刘鹗认为，清官的毛病在于道德上有一种绝对的优越感，这使他们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都问心无愧，从而容易陷入自以为是甚至刚愎自用的境地。对自己的行为盲目自信，做事所凭恃的只是道德上的居高临下，现实情况、世俗人情一概斥之为乡愿，只顾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心态是极其有害的，往小的方面说，比如听理刑狱时，容易滥用刑罚、草菅人命；往大了说对国计民生无所补益，反而会误事。
古代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批评远早于刘鹗，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就对清官的盲目自信提出了批评。他在上宋仁宗的《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中，对包拯作为风宪官劾罢两名大臣后接替其职位的做法表示了否定，认为这样做会使“言事之臣，倾人以觊得，相习而成风”。包拯辩解他本无此心，欧阳修说：“夫心者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见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犹手探其物，口云不欲，人谁信之。此臣所谓嫌疑之不可避也。”他还很有针对性地对包拯的道德优越感做了抨击：“夫有所不取之谓廉，有所不为之谓耻。近臣举动，人所仪法。使拯于此时有所不取而不为，可以风天下以廉耻之节。”
欧阳修的看法代表了相当一批宋代士大夫的态度：他们对包拯的节*无疑是赞赏的，但是政事有其自身的特点，与个人修为不可等量齐观。包拯仅仅重视道德上的无可指摘，却忽视了其行为对朝政风气的影响。这样仅凭道德自信的一意孤行，“朝廷事体或有不思”，“思虑不熟，处之乖当”。
明代的海瑞同样也招致了士大夫阶层的批评，而且比包拯更甚，几乎已经到了不见容于当世的地步。海瑞一生廉洁耿介，平时所学以刚为主，自号刚峰，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但命途多舛，道不得行，几次为官开场时轰轰烈烈，却都黯然收场。其中原因，当然并不仅仅因为“天下皆浊我独清”。万历皇帝给他的断语是：“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表面上肯定了海瑞的长处，实际上是一种批评和否定。万历皇帝对海瑞的廉洁*守深信不疑，但他认为这位耿介的忠臣只在道德风化方面有榜样作用，在国计民生的事功上并不能有所建树。
康熙皇帝对清官问题有其自身的认识，他在一道诏书中说：“清官多刻，刻则下属难堪，清而宽方为尽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为清，乃为真清。”康熙的意思很明确，清官要把道德优越感丢掉，对人不可苛责太严，施政不能一味地依靠近乎偏执的强硬。身为一国之君，他当然不是鼓励贪污，而是不希望出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局面，使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施公案》中的主人公施仕纶，是和包拯、海瑞一样被民众称为“青天大老爷”的人物。有人荐其出任湖南按察使，康熙皇帝说：“朕深知仕纶廉，但遇事偏执，民与诸生讼，彼必袒民；诸生与缙绅讼，彼必袒诸生。处事惟求得中，岂偏执？如世纶者，委以钱谷之事，则相宜耳。”最终改授其为湖南布政使。看来，康熙是深明清官运用之妙的。
普通民众和社会精英对清官的评价出现差异是耐人寻味的。士大夫（乃至皇帝）对清官的批评集中在一个“刻”字上。这个“刻”意义很广，既包括用法严苛，也包括对属下和部民苛责，还包括在施政中偏执、强硬，不近人情。清官一般都是道德完人，有道德洁癖，对人太过苛责，如果别人不能达到他们的标准，就一概斥为泥猪、癞狗、污秽小人。这种心态导致了他们在施政中用法严苛，而这一点却恰恰是老百姓推崇清官的原因。
老百姓对清官的期许不外有三：抑制欺压百姓的权豪势要；打击鱼肉乡里的泼皮无赖；惩戒贪赃枉法的贪官污吏。清官对这些人打击越严厉就越符合老百姓“吃大户”的朴素愿望，才是“爱民”。如《拍案惊奇》里的梁太守看见拐带妇女、弄出人命的泼皮无赖汪锡只被判了充军，于是大怒，“喝交皂隶重责六十板，当下绝气”。这种擅杀行为却受到了作者的肯定，称他极有正气。
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这种“刻”是很反感的，除了忠恕之道的价值观因素外，考虑到治国施政的现实情况是更主要的原因。正如康熙皇帝所说，“处事惟求得中”，政事不同于个人修为，它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是各方利益博弈的棋局；施政要想有所作为，就不能仅凭道德上的居高临下，一味的偏执强硬。据司马光《涑水纪闻》载：“包希仁知庐州，即乡里也……有从舅犯法，希仁戮之。自是亲旧皆屏息。”这段大义灭亲的“佳话”总让人产生其他的想法：若从舅有可死之罪，杀之则可；若罪不至死，包拯为了表示自己铁面无私就从严惩处，杀之以博直名，这种“杀妻求将”的行径无疑会使我们对他的崇敬大打折扣。
包拯如此，海瑞更甚，他的家庭悲剧为其性情做了一个绝好的注脚：他的前两个妻子被休，第三个妻子暴死，一个妾自杀身亡，致使他不得不前后九娶。而他的女儿因吃了家仆给的一个饼，就被他*得绝食而死。可见其性情之苛刻。
除此之外，海瑞还是一个严刑峻法的赞赏者，他对明初朱元璋“剥皮楦草”的残酷惩贪措施怀念不已，并建议恢复“毫发侵渔者加惨刑”的祖制。他的建议不但让官场震恐，连万历皇帝也认为太过了。
《海忠介公年谱》中载，海瑞被任命为应天巡抚后，“飙发雷厉，郡县官吏凛凛竟饬，贪污者望风解印绶而去。权豪势官，敛迹屏息，至移他省避之”。这种让贪官污吏、权豪势要望风而逃的杀气自然也是海瑞平日所作所为产生的效果。然而，属下挂冠求去，大户外逃也让海瑞的利民大计无法得以实施，最终黯然收场。
清官是整个社会大加提倡的道德楷模，在现实中却不见容于官场，这确实让清官们百思不解：贪官污吏对他们的切齿痛恨能够不以为意，名臣士林的批评对他们来说却不啻晴天霹雳。爱惜羽毛的他们最看重的就是清议对自己的褒扬，而这种批评却无疑是社会精英阶层对他们所谨守的东西表示不以为然。
难道真的是“天下皆浊我独清，天下皆贪我独廉”使然吗？非也。
清代名吏汪辉祖在其《学治臆说》中以自己为官数十年的经验提出了忠告：清不可刻。清只是治术的一端，并不足以解决现实中的所有问题。道德洁癖、偏激的个性和强硬的手腕是其不见容于当世、不能于国计民生有所裨益的病根。诚如康熙皇帝所言：“清而宽方为尽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为清，乃为真清。”这并非是乡愿之言，而是对清官爱之深、责之切的期许。
将清廉和贪腐寄予个人道德修养，本身就是悲剧，所以讨论清官、贪官的优劣没有现实意义。当今之世界，凡政治相对清明的国家，无不是以完善的制度和严格的执法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如此我们还需要清官吗？贪官还有市场吗？反思历史不能以误勘误，否则得出的结论将是荒谬的。我给你说这么多，是想让你明白一个道理，”
然后走到桌前，拿起毛笔写了几个字，最后盖上自己的印章，说道：“送给你，希望你朝着这方面努力。”
鲁一民接过来一看，没有发表自己对字义的见解，“雨落*，自成甘苦。水归器内，各现方圆”鲁一民没有发表自己对字义的见解。只感叹道：“好书法，苍劲有力，不拘一格，很有太祖爷的笔锋。”
随即鲁一民也拿起笔在宣纸上写到“制度，监督，民主，透明”
窦伟拿过来看了看，一语双关的说道：“字写得不错，但是，太过张扬。”
鲁一民笑了笑说道：“一个好的制度，会使坏人变好，一个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变坏。我听说在美国，很多州政府都是租房子办公，再看看我们这办公楼，这广场，还有这人造公园和人工湖。人家的国民年收入是四万美金，而我们的人民年收入是三千四百七十九元人民币。我承认，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精力办大事，但我们不能忽视它的缺点，我们不能老拿这四大发明炫耀老祖宗那点事。如果那样，我们这些人和鲁迅笔下的阿Q有什么两样？丘吉尔说过‘民主很糟糕，没有民主更糟糕’我认为这话有他一定的道理，也和你的观点一样，完善的制度和严格的执法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
窦伟用手掌拍了拍鲁一民的肩膀说道：“一个人想干某件事，能找出一千个一万个理由，同样，一个人如果不想干某个事情，也能找出一千个一万个理由，某件事做与不做就看这个人在主观上是怎么认识的。但我们也不能盲目地认为，我们的制度就不好，他们的制度就完美无缺，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完善我们的制度，扬长避短，我刚才给你说清官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清官也不是完美无缺。”
鲁一民说道：“这些问题，让理论界去探讨吧。我今天来，是想给您汇报一些我的想法，我虽然离开了市区，但我对市区的工作放心不下，按照现在的思路搞下去，市区也可以说再有一两年的时间，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不想因为我的调离而搁浅，我想在你离开泽西之前，对市区的现任领导班子进行的大调整，如果不趁你还在泽西调整，就是夏斌书记来了，也很难一时震住这些常委，到时再做调整，难度会很大，我不知道窦书记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
窦伟看了一眼鲁一民：“你想怎么安排市区的领导班子？”
鲁一民直截了当的说道：“我想让现在的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世军，直接担任市委常委兼区委书记，现在的舜王城镇党委书记卢建任区长。”
窦伟说道：“这两个人的跨度太大，恐怕很难办。还有现在的市区委书记张威，你怎么安排啊？”
鲁一民答道：“张威这个人继续在书记位置上，我感觉对将来的发展不利，不如调他来市里，任政协副主席比较合适，这样他的思想工作也好做。”（未完待续）
哈一笑：“郝秘书长，窦书记有时间吗？我想过去汇报一下工作。”
“应该在办公室，我没听说出去，要不我先过去看看？如果窦书记在办公室，我就给你打电话。”
鲁一民很谦卑的伸出手来与郝永贵握了握：“那好，你去忙吧郝秘书长，我等你的电话。”不一会，郝永贵的电话打来说，窦书记在办公室等着鲁一民。
鲁一民放下电话，来到了窦伟的秘书办公室，秘书萧晨看到鲁一民进来，面带微笑站起：“您好，鲁书记，窦书记正在办公室等您那。您请进。”说着就把窦伟办公室的门轻轻打开，鲁一民说了声谢谢，进了窦伟办公室。
窦伟坐在大老板椅里没有动，只是向鲁一民笑了笑，作了个请坐的手势。这是鲁一民第二次看到窦伟的笑容，第一次是鲁一民救了窦雯在医院里，窦伟去看自己时，从那以后就没见窦伟笑过，不管是在电视里还在开会时，都没见窦伟笑过。
鲁一民面带笑容，不卑不亢的向窦伟问了声“窦书记好”就坐在了窦伟对面的椅子上。鲁一民内心很感激窦伟的知遇之恩，把窦伟当成自己的恩人，但是鲁一民不会像其他人一样，在主人面前像哈巴狗一样摇头摆尾，当然也不会在人民面前作威作福，这是鲁一民的性格使然，窦伟就很喜欢鲁一民这一点。
窦伟轻轻地点了点头：“你的办公室还没装修，先委屈点吧”
“窦书记，不用装修了，我就在原来张俊的办公室办公就行，什么也不要动，我感觉这样很好。”
窦伟了解鲁一民的性格，也理解鲁一民的想法，对鲁一民这种做法很满意，笑了笑：“感觉我的办公室怎么样？”
鲁一民笑了笑说道：“这样的办公室，美国总统也不过如此，不知道我们的老百姓怎么看我们。”
窦伟听到鲁一民这么说，哈哈的大笑：“年轻人就是敢想敢说，其实，我这个办公室以及家里也没重新装修，这些办公室里的东西全部都是原书记留下的，不过，你现在是市委副书记，这话也只能在我这里说，要记住。”窦伟站起身来回读步，双手抱在胸前：“你的想法我能理解，你想当一个清官，好官。清官信仰是我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一大特色，千百年来老百姓对清官乐此不疲的期盼和传颂，使得这种信仰甚至形成了一种文化。包拯、海瑞等著名清官的名字即使三尺之童也耳熟能详。作为反映社会普通民众心理的一面镜子，这也是我国的种传统。老百姓为他们的“青天大老爷”立庙塑身，四时享祀，香火千年不绝。这既是因为清官自身所具有的可贵品质—清正廉洁、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体恤民情等等，也从反面说明这样一个可悲的问题：那就是贪官污吏层出不穷，“滔滔者天下皆是”，老百姓处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境地，孤立无援，迫切希望有人能为民父母，为他们做主。清官的事迹正是百姓这种心理需求的集中反映，悲观一点说，是一种画饼充饥式的心理补偿。在普通民众心中，清官可谓是完人，是神的化身，身上只有耀眼的光环而不可能有哪怕是白璧微瑕的黑子。然而，翻阅古人留下的笔墨，我们却能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群体意识断裂”—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评价实在是不能令普通百姓满意，有时甚至大相径庭。晚清小说家刘鹗对这一问题有直接的阐述。他在《老残游记》中说：“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为了支持这个论断，他在书中塑造了玉贤和刚弼这两个以清廉自居但同时又刚愎自用、滥施重刑、草菅人命的酷吏形象，并让他们办了许多冤假错案。刘鹗认为，清官的毛病在于道德上有一种绝对的优越感，这使他们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都问心无愧，从而容易陷入自以为是甚至刚愎自用的境地。对自己的行为盲目自信，做事所凭恃的只是道德上的居高临下，现实情况、世俗人情一概斥之为乡愿，只顾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心态是极其有害的，往小的方面说，比如听理刑狱时，容易滥用刑罚、草菅人命；往大了说对国计民生无所补益，反而会误事。
古代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批评远早于刘鹗，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就对清官的盲目自信提出了批评。他在上宋仁宗的《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中，对包拯作为风宪官劾罢两名大臣后接替其职位的做法表示了否定，认为这样做会使“言事之臣，倾人以觊得，相习而成风”。包拯辩解他本无此心，欧阳修说：“夫心者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见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犹手探其物，口云不欲，人谁信之。此臣所谓嫌疑之不可避也。”他还很有针对性地对包拯的道德优越感做了抨击：“夫有所不取之谓廉，有所不为之谓耻。近臣举动，人所仪法。使拯于此时有所不取而不为，可以风天下以廉耻之节。”
欧阳修的看法代表了相当一批宋代士大夫的态度：他们对包拯的节*无疑是赞赏的，但是政事有其自身的特点，与个人修为不可等量齐观。包拯仅仅重视道德上的无可指摘，却忽视了其行为对朝政风气的影响。这样仅凭道德自信的一意孤行，“朝廷事体或有不思”，“思虑不熟，处之乖当”。
明代的海瑞同样也招致了士大夫阶层的批评，而且比包拯更甚，几乎已经到了不见容于当世的地步。海瑞一生廉洁耿介，平时所学以刚为主，自号刚峰，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但命途多舛，道不得行，几次为官开场时轰轰烈烈，却都黯然收场。其中原因，当然并不仅仅因为“天下皆浊我独清”。万历皇帝给他的断语是：“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表面上肯定了海瑞的长处，实际上是一种批评和否定。万历皇帝对海瑞的廉洁*守深信不疑，但他认为这位耿介的忠臣只在道德风化方面有榜样作用，在国计民生的事功上并不能有所建树。
康熙皇帝对清官问题有其自身的认识，他在一道诏书中说：“清官多刻，刻则下属难堪，清而宽方为尽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为清，乃为真清。”康熙的意思很明确，清官要把道德优越感丢掉，对人不可苛责太严，施政不能一味地依靠近乎偏执的强硬。身为一国之君，他当然不是鼓励贪污，而是不希望出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局面，使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施公案》中的主人公施仕纶，是和包拯、海瑞一样被民众称为“青天大老爷”的人物。有人荐其出任湖南按察使，康熙皇帝说：“朕深知仕纶廉，但遇事偏执，民与诸生讼，彼必袒民；诸生与缙绅讼，彼必袒诸生。处事惟求得中，岂偏执？如世纶者，委以钱谷之事，则相宜耳。”最终改授其为湖南布政使。看来，康熙是深明清官运用之妙的。
普通民众和社会精英对清官的评价出现差异是耐人寻味的。士大夫（乃至皇帝）对清官的批评集中在一个“刻”字上。这个“刻”意义很广，既包括用法严苛，也包括对属下和部民苛责，还包括在施政中偏执、强硬，不近人情。清官一般都是道德完人，有道德洁癖，对人太过苛责，如果别人不能达到他们的标准，就一概斥为泥猪、癞狗、污秽小人。这种心态导致了他们在施政中用法严苛，而这一点却恰恰是老百姓推崇清官的原因。
老百姓对清官的期许不外有三：抑制欺压百姓的权豪势要；打击鱼肉乡里的泼皮无赖；惩戒贪赃枉法的贪官污吏。清官对这些人打击越严厉就越符合老百姓“吃大户”的朴素愿望，才是“爱民”。如《拍案惊奇》里的梁太守看见拐带妇女、弄出人命的泼皮无赖汪锡只被判了充军，于是大怒，“喝交皂隶重责六十板，当下绝气”。这种擅杀行为却受到了作者的肯定，称他极有正气。
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这种“刻”是很反感的，除了忠恕之道的价值观因素外，考虑到治国施政的现实情况是更主要的原因。正如康熙皇帝所说，“处事惟求得中”，政事不同于个人修为，它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是各方利益博弈的棋局；施政要想有所作为，就不能仅凭道德上的居高临下，一味的偏执强硬。据司马光《涑水纪闻》载：“包希仁知庐州，即乡里也……有从舅犯法，希仁戮之。自是亲旧皆屏息。”这段大义灭亲的“佳话”总让人产生其他的想法：若从舅有可死之罪，杀之则可；若罪不至死，包拯为了表示自己铁面无私就从严惩处，杀之以博直名，这种“杀妻求将”的行径无疑会使我们对他的崇敬大打折扣。
包拯如此，海瑞更甚，他的家庭悲剧为其性情做了一个绝好的注脚：他的前两个妻子被休，第三个妻子暴死，一个妾自杀身亡，致使他不得不前后九娶。而他的女儿因吃了家仆给的一个饼，就被他*得绝食而死。可见其性情之苛刻。
除此之外，海瑞还是一个严刑峻法的赞赏者，他对明初朱元璋“剥皮楦草”的残酷惩贪措施怀念不已，并建议恢复“毫发侵渔者加惨刑”的祖制。他的建议不但让官场震恐，连万历皇帝也认为太过了。
《海忠介公年谱》中载，海瑞被任命为应天巡抚后，“飙发雷厉，郡县官吏凛凛竟饬，贪污者望风解印绶而去。权豪势官，敛迹屏息，至移他省避之”。这种让贪官污吏、权豪势要望风而逃的杀气自然也是海瑞平日所作所为产生的效果。然而，属下挂冠求去，大户外逃也让海瑞的利民大计无法得以实施，最终黯然收场。
清官是整个社会大加提倡的道德楷模，在现实中却不见容于官场，这确实让清官们百思不解：贪官污吏对他们的切齿痛恨能够不以为意，名臣士林的批评对他们来说却不啻晴天霹雳。爱惜羽毛的他们最看重的就是清议对自己的褒扬，而这种批评却无疑是社会精英阶层对他们所谨守的东西表示不以为然。
难道真的是“天下皆浊我独清，天下皆贪我独廉”使然吗？非也。
清代名吏汪辉祖在其《学治臆说》中以自己为官数十年的经验提出了忠告：清不可刻。清只是治术的一端，并不足以解决现实中的所有问题。道德洁癖、偏激的个性和强硬的手腕是其不见容于当世、不能于国计民生有所裨益的病根。诚如康熙皇帝所言：“清而宽方为尽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为清，乃为真清。”这并非是乡愿之言，而是对清官爱之深、责之切的期许。
将清廉和贪腐寄予个人道德修养，本身就是悲剧，所以讨论清官、贪官的优劣没有现实意义。当今之世界，凡政治相对清明的国家，无不是以完善的制度和严格的执法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如此我们还需要清官吗？贪官还有市场吗？反思历史不能以误勘误，否则得出的结论将是荒谬的。我给你说这么多，是想让你明白一个道理，”
然后走到桌前，拿起毛笔写了几个字，最后盖上自己的印章，说道：“送给你，希望你朝着这方面努力。”
鲁一民接过来一看，没有发表自己对字义的见解，“雨落*，自成甘苦。水归器内，各现方圆”鲁一民没有发表自己对字义的见解。只感叹道：“好书法，苍劲有力，不拘一格，很有太祖爷的笔锋。”
随即鲁一民也拿起笔在宣纸上写到“制度，监督，民主，透明”
窦伟拿过来看了看，一语双关的说道：“字写得不错，但是，太过张扬。”
鲁一民笑了笑说道：“一个好的制度，会使坏人变好，一个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变坏。我听说在美国，很多州政府都是租房子办公，再看看我们这办公楼，这广场，还有这人造公园和人工湖。人家的国民年收入是四万美金，而我们的人民年收入是三千四百七十九元人民币。我承认，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精力办大事，但我们不能忽视它的缺点，我们不能老拿这四大发明炫耀老祖宗那点事。如果那样，我们这些人和鲁迅笔下的阿Q有什么两样？丘吉尔说过‘民主很糟糕，没有民主更糟糕’我认为这话有他一定的道理，也和你的观点一样，完善的制度和严格的执法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
窦伟用手掌拍了拍鲁一民的肩膀说道：“一个人想干某件事，能找出一千个一万个理由，同样，一个人如果不想干某个事情，也能找出一千个一万个理由，某件事做与不做就看这个人在主观上是怎么认识的。但我们也不能盲目地认为，我们的制度就不好，他们的制度就完美无缺，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完善我们的制度，扬长避短，我刚才给你说清官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清官也不是完美无缺。”
鲁一民说道：“这些问题，让理论界去探讨吧。我今天来，是想给您汇报一些我的想法，我虽然离开了市区，但我对市区的工作放心不下，按照现在的思路搞下去，市区也可以说再有一两年的时间，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不想因为我的调离而搁浅，我想在你离开泽西之前，对市区的现任领导班子进行的大调整，如果不趁你还在泽西调整，就是夏斌书记来了，也很难一时震住这些常委，到时再做调整，难度会很大，我不知道窦书记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
窦伟看了一眼鲁一民：“你想怎么安排市区的领导班子？”
鲁一民直截了当的说道：“我想让现在的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世军，直接担任市委常委兼区委书记，现在的舜王城镇党委书记卢建任区长。”
窦伟说道：“这两个人的跨度太大，恐怕很难办。还有现在的市区委书记张威，你怎么安排啊？”
鲁一民答道：“张威这个人继续在书记位置上，我感觉对将来的发展不利，不如调他来市里，任政协副主席比较合适，这样他的思想工作也好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