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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点笔趣阁 www.ddbiquge.co,马桥词典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现

    这个词流传于江南很多地方,也包括马桥。《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收录了这个词,列举的例子至少有:

    现话:重复的话。

    现菜:剩菜。

    现饭:剩饭,比如“现饭炒三道,狗都不吃。”

    ……

    因此,该词典总结“现”有两个意义:(一)表示保持原状;(二)表示剩余的东西。在我看来,“原状”也好,“剩余”也好,共通的意思是表示旧的,老的,原来的,以前的。比如罗伯说“狗咬现地方”,就是指狗咬了以前(旧的、老的、原来的)的伤口。

    马桥的“现”,同时表达着一个相反的含义:非旧、非老、非原来、非以前,即汉语普通话中已经通用的“现在”。《词源》(商务印书馆一九**年)认定这一含义源于佛教。佛教以过去、现在、未来为三世。《俱舍论》称:“一世法中就有三世……有作用时名为现在……若已生未已灭为现在。”

    我与法国汉学家安妮?居里安讨论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时,就说到了这个“现”。我还说到了“前”:既表过去之事,如“前述”、“前缘”、“前夜”、“前因”等等,又表将来之事,如“前途”、“前景”、“前瞻”等等。中国人是最有时间观念的,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民族有如此庞大和浩繁的史学,对史实的记载可以精确和详细到每一年、每一个月、甚至每一天。但在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最没有时间观念。中文没有时态语法,没有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的表达差别。中文还有如“现”和“前”这样的对义词,既指示过去,也同时指示此刻甚至未来。也许,中国人相信轮回,一个祖先可能就是你的子孙,一个子孙也可能就是你的祖先,既然如此,过去与未来还有什么区别?或者说这样的区别还有什么意义?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现”一类对义词,大概就不难理解了。

    作家们一次次回顾身后,写一些现事,说一些现话。但他们一字一句其实都是对当下的介入,涌动着当下的思维和情感,都是不折不扣的“现”在。作家们最习惯于寻找过去的现在和现在的过去,永远生活在时间的叠影里。他们的矛盾也许在于:既要发现时间,又要从根本上拒绝时间。

    枫鬼▲

    动笔写这本书之前,我野心勃勃地企图给马桥的每一件东西立传。我写了十多年的小说,但越来越不爱读小说,不爱编写小说——当然是指那种情节性很强的传统小说。那种小说里,主导性人物,主导性情节,主导性情绪,一手遮天地独霸了作者和读者的视野,让人们无法旁顾。即便有一些偶作的闲笔,也只不过是对主线的零星点缀,是专制下的一点点君恩。必须承认,这种小说充当了接近真实的一个视角,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只要稍微想一想,在更多的时候,实际生活不是这样,不符合这种主线因果导控的模式。一个人常常处在两个、三个、四个乃至更多更多的因果线索交叉之中,每一线因果之外还有大量其他的物事和物相呈现,成为了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样万端纷纭的因果网络里,小说的主线霸权(人物的、情节的、情绪的)有什么合法性呢?

    不能进入传统小说的东西,通常是“没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在神权独大的时候,科学是没有意义的;在人类独大的时候,自然是没有意义的;在政治独大的时候,爱情是没有意义的;在金钱独大的时候,唯美也是没有意义的。我怀疑世上的万物其实在意义上具有完全同格的地位,之所以有时候一部分事物显得“没有意义”,只不过是被作者的意义观所筛弃,也被读者的意义观所抵制,不能进入人们趣味的兴奋区。显然,意义观不是与生俱来一成不变的本能,恰恰相反,它们只是一时的时尚、习惯以及文化倾向——常常体现为小说本身对我们的定型塑造。也就是说,隐藏在小说传统中的意识形态,正在通过我们才不断完成着它的自我复制。

    我的记忆和想象,不是专门为传统准备的。

    于是,我经常希望从主线因果中跳出来,旁顾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事物,比方说关注一块石头,强调一颗星星,研究一个乏善可陈的雨天,端详一个微不足道而且我似乎从不认识也永远不会认识的背影。起码,我应该写一棵树。在我的想象里,马桥不应该没有一棵大树,我必须让一棵树,不,两棵树吧——让两棵大枫树在我的稿纸上生长,并立在马桥下村罗伯家的后坡上。我想象这两棵树大的高过七八丈,小的也有五六丈,凡是到马桥来的人,都远远看见它们的树冠,被它们的树尖撑开了视野。

    我觉得这样很好:为两棵树立传。

    没有大树的村寨就像一个家没有家长,或者一个脑袋没有眼睛,让人怎么也看不顺眼,总觉得少了一种中心。马桥的中心就是两棵枫树。没有哪个娃崽不曾呼吸过它们的树阴,吸吮过它们的蝉鸣,被它们古怪的树瘤激发出离奇恐怖的各种想象。它们是不需要特别照看的,人们有好事的时候尽可能离它们而去,尽可以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但它们随时愿意接纳和陪伴孤独的人,用沙沙沙的树叶声轻洗孤独人的苦闷,用树叶筛下的一地碎银,圈圈点点,溶溶叠叠,时敛时泼,泻出空明的梦境。

    种下这两棵树的人已不可考,老班子都语焉不详。称之为枫鬼,据说是很多年前一场山火,坡上的树都烧死了,唯这两棵树安然无恙,连枝叶都不损分毫,让人越看越有目光虚虚的敬畏。关于它们的传说从此就多起来了。有人说,那些树瘤多是人形,一遇狂风大雨,便暗长数尺,见人来了才收缩如旧。马鸣说得更神,说有一次他不经意睡在树下,把斗笠挂在小枫鬼的一枝断桠上,半夜被雷声惊醒,借着电光一看,斗笠已经挂在树头上,岂不是咄咄怪事?

    马鸣吹嘘他年少时习过丹青。他说他画过这两棵树,但是画过之后,右臂剧痛三日红肿发烧,再也不敢造次。

    画都画不得,自然更不敢砍伐。两棵树于是越长越高,成了远近几十里内注目之物。曾经有人锯取树枝,挂一块红布插于门上辟邪,或者取树木雕成木鱼,用来祈神祛灾,据说都十分灵验。我曾经参加过一次水利建设设计,到公社里描制规划图。中学范老师也派来参与此事。我们一起到县水利局,复制这个公社的地图。在那个积尘呛鼻的资料室里,我才知道一九四九年以后政府还没有测绘过任何完整的地图,一切设计还是根据日本军队侵华时留下的军用图,一种诸葛亮用过似的黑白线图,1∶5000的大比例,一个公社就可占上一大张。此图不以海平面为标高基点,而是以长沙市小吴门城墙的基石为参照。据说这些都是日军入侵前,买通汉奸偷偷绘制的,不能不让人惊叹他们当年的准备周密和高效。

    就在这张图上,我看见了马桥的两棵枫树也赫然入目,被日本人用红笔特意圈上。范老师很有经验地说,这是日本人的导航标志。

    我于是想起,马桥人确实见过日本飞机。本义说,第一次看见这种怪物的时候,本义的大房伯伯还以为是来了一只大鸟,叫喊着要后生往地坪里撒谷,诱它下来,又要大家赶快拿索子来准备捉拿。

    飞机不下来,大房伯伯很有信心地对着天骂:

    我看你不下来!我看你不下来!

    当时只有希大杆子猜出这是日本人的飞机,是来丢炸弹的。可惜这个外来人讲话打乡气不好懂,大家没听明白。本义的大房伯伯说,都说日本人矮小,怎么日本鸟长得这么大呢?

    村里人白白等了一天,没见飞机下来吃谷。到它们第二次来的时候,就屙下炸弹了,炸得地动山摇。大房伯伯当场毙命,一张嘴飞到了树上,像要把树上的鸟窝啃一口。本义直到现在还有点耳朵背,不知是那次爆炸声震的,还是被飞向树干的那张嘴吓的。

    村里炸死三人,如果加上一颗炸弹在三十多年以后延时爆炸,炸死了小孩雄狮(参见词条“贵生”),那么亡命者应该是四人。

    事情可以这样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两棵树,日本飞机会临空吗?会丢下炸弹吗?——日本人毕竟对一个小山村不必太感兴趣。如果他们不以枫鬼为导航标志,是不必飞经这里的,也不大可能看见下面的人群吆吆喝喝,就可能把炸弹丢到他们认为更重要的地方去。

    有了这两棵树,一切就发生了,包括四个人的死亡以及其他后来发生的故事。

    从那以后,马桥的这两棵树上就总是停栖鸦群,在人们的目光中不时炸开呼啦啦一把破碎的黑色。曾经有人想赶走它们,用火烧,还捣了鸦窝,但这些不祥之物还是乘人不备又飞回来,顽强地驻守树梢。

    乌鸦声一年年叫着。据说先后还有三个女人在这棵树下吊死。我不知道她们的身世,只知道其中一个是同丈夫大吵了一架,毒死了丈夫以后再自己上吊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我路经这两棵树的时候,就像路经其他的某一棵树,某一根草,某一块石子,不会太在意它们。我不会想到,正是它们潜藏在日子深处的它们,隐含着无可占测的可能,叶子和枝杆都在蓄聚着危险,将在预定的时刻轰隆爆发,判决了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的命运。

    我有时候想,树与树是很不一样的,就像人与人很不一样。希特勒也是一个人。如果一个外星人来读解他,根据他的五官、四肢、直立行走以及经常对同类发出一些有规律的声音,外星人翻翻他们可能有的辞典,会把他定义为人。这没有错。出土的汉简《楚辞》是一本书。如果一个不懂中文的希伯来学者来读解它,根据它的字形、书写工具以及出土现场,希伯来人可能以足够的聪明和博识,断定这是中文。这同样没有错。但这些“没有错”有多大的意义?

    就像我们说枫鬼是一棵树,一棵枫树,这种正确有多大意义?

    一棵树没有人的意志和自由,但在生活复杂的因果网络里,它常常悄然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棵树与另一棵树的差别,有时候就像希特勒与甘地的差别,就像《楚辞》和电动剃须刀说明书的区别,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我们即便熟读了车载斗量的植物学,面对任何一棵不显眼的树,我们的认识还只是刚刚开始。

    两棵枫树最终消失于一九七二年初夏,当时我不在村里。我回来的时候,远远没有看见树冠,顿时觉得前景的轮廓有点不对,差点以为自己走错了路。进村后发现房屋敞露多了,明亮多了,白花花的一片有些刺眼。原来是树阴没有了。我见到遍地脂汁味浓烈的木渣木屑,成堆的枝叶夹着鸟巢和蛛网也无人搬回家去当柴火,泥土翻浮成浪,暗示出前不久一场倒树的恶战。我嗅到一种类似辣椒的气味,但不知道来自哪里。

    双脚踩出枝叶嚓嚓嚓,是催人苍老的声音。

    树是公社下令砍的,据说是给新建的公社礼堂打排椅,也是为了破除枫鬼的迷信。当时谁都不愿意下锄,不愿意掌锯,没有办法,公社干部最后只得勒令一个受管制的地主来干,又加上两个困难户,许诺给他们免除十块钱的债,才迫使他们犹犹豫豫地动手。我后来在公社看见了那一排排新崭崭的枫木排椅,承受过党员会,计划生育会,管水或养猪的会等等,留下一些污污的脚印,还有聚餐留下的油汤。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附近的几十个村寨都开始流行一种瘙痒症,男男女女的患者见面时也总是欲哭欲笑地浑身乱抓,搅动过的衣袄糟糟不整,有的人忍不住背靠着墙角做上下或左右的运动,或者一边谈着县里来的指示一边把手伸到裤子里去。他们吃过郎中的药,都不见效。据说县里来的医疗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很觉得奇怪。

    有一种流言,说这是发“枫癣”,就是马桥的枫鬼闹的——它们要乱掉人们一本正经的样子,报复砍伐它的凶手。

    肯

    “肯”是情愿动词,表示意愿,许可。比方“首肯”、“肯干”、“肯动脑筋”等等,用来描述人的心理趋向。

    马桥的人把“肯”字用得广泛得多,不但可用来描述人,描述动物,也可以用来描述其他的天下万物。

    有这样一些例句:

    *这块田肯长禾。

    *真是怪,我屋里的柴不肯起火。

    *这条船肯走些。

    *这天一个多月来不肯下雨。

    *本义的锄头蛮不肯入土。

    ……

    听到这些话,我不能不体会出一种感觉:一切都是有意志的,是有生命的。田,柴,船,天,锄头等等,所有这些都和人一样,甚至应该有它们各自的姓名和故事。事实上,马桥的人特别习惯对它们讲话,哄劝或者咒骂,夸奖或者许诺,比如把犁头狠狠地骂一骂,它在地里就走得快多了。比如把柴刀放在酒坛口上用酒气熏一熏,它砍柴时烈劲就足多了。也许,如果不是屈从于一种外来的强加,不是科学的宣传,马桥的人不会承认这些东西是没有情感和思维的死物。

    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一棵树死了,我们才有理由感到悲戚,甚至长久地怀念。在那些林木一片片倒下而没有悲戚的地方,树从来没有活过,从来都不过是冷冰冰的成本和资源。那里的人,不会这样来运用“肯”字。

    小的时候,我也有过很多拟人化或者泛灵论的奇想。比如,我会把满树的鲜花看做树根的梦,把崎岖山路看做森林的阴谋,这当然是幼稚。在我变得强大以后,我会用物理或化学的知识来解释鲜花和山路,或者说,因为我能用物理或化学的知识来解释鲜花和山路,我开始变得强大。问题在于,强者的思想就是正确的思想么?在相当长的岁月里,男人比女人强大,男人的思想是否就正确?帝国比殖民地强大,帝国的思想是否就正确?如果在外星空间存在着一个比人类高级得多也强大得多的生类,它们的思想是否就应该用来消灭和替代人类的思想?

    这是一个问题。

    一个我不能回答的问题,犹疑两难的问题。因为我既希望自己强大,也希望自己一次又一次回到弱小的童年,回到树根的梦和森林的阴谋。

    罗江

    马桥的水流入罗江,村子距江边有小半天的步行路程。过渡有小划子,若船工不在,过河人自己把划子摆过去就是。若船工在,五分钱一个人,船工把划子靠到对岸了,稳稳地插住船头篙,站在岸上一一收钱。点一张票子,就蘸一下口水。

    攒下大一点的票子了,他就垫进一顶破旧的呢子帽,稳稳地戴在头上。

    过河钱无论冬夏都是一样。其实,夏天的江面要宽得多,水要急得多。若遇到洪水时节,漫漫黄汤遮天盖地而下,昏黄了一切倒影,向岸边排挤一叠又一叠的秽物,还有一堆堆泡沫塞在水缓的浅湾,沤积出酸臭。但越是这个时候,岸边的人倒越多,一心一意等待着从上游漂下来的死鸡、死猪、破桌子或者旧木盆,还有散了排的竹木,打捞出来捡回家去,这叫发大水财。

    当然,有时候也可能有一个女人或者娃崽,泡成了巨大的白色肉球,突然从波涛中滚出来,向你投射直愣愣的呆目,骇得人们惊叫着逃散。

    也有一些胆大的娃崽,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篙,戳着白色的肉球,觉得好玩。

    江边的人也打鱼,下吊网,或者下线钩。有一次我还没有走到江边,突然看见几个走在前面的女人,尖叫着慌慌张张回头就跑,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再仔细看,她们的来处,男人无论老少,也不管刚才正在挑担还是在放牛,刹那间全脱光了裤子,一顺溜十几颗光屁股朝河里跳踉而去,大吼大叫。我这才想起,刚才闷闷地响了一声,是炮声。这就是说,河里放炮了,炸鱼了,他们闻声而脱是去捞鱼的。他们舍不得湿了自己的裤子,也不觉得这种不约而同的紧急行动会吓着什么人。

    在马桥的六年里,我与罗江的关系并不多,只是偶尔步行去县城时得在那里过渡。说起过渡,五分钱常常成了大事。知青手里的钱都不多,男的一旦聚成了团,也有一种当当日本鬼子横行霸道的冲动,过渡总是想赖账。有一个叫黑相公的,在这些事情上特别英雄,上岸以后拿出地下工作者舍己救人的做派,一个劲丢眼色,要我们都往前走,钱由他一个人来付。他摸左边的口袋,掏右边的口袋,装模作样拖延够了,看见我们都走远,这才露出狰狞面孔,说他没有钱,就是有钱也不给,老鳖,你要如何搞?然后拔腿就跑。

    他以为他是篮球运动员,摆渡的老倌子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不料老人不觉得快慢是个什么问题,扛上一条长桨,虽然跑得慢,离我们越来越远,但决不停下步来,追了一里,追了两里,追了三里,追了四里……直到我们一个个都东倒西歪了挂涎水了,小小的黑点还是远远地咬住我们。谁都相信,只要没有杀了他,他今天不讨回这三角多钱,即便挥舞长桨追到天边,断不会回头的。他一点也没有我们聪明,根本不打算算账,不会觉得他丢下船,丢下河边一大群待渡的客人,有什么可惜。

    我们无路可走,只有乖乖地凑了钱,由黑相公送上前去以绝后患。我远远看见老人居然给黑相公找还了零钱,嘴里大张大合,大概是骂人,但逆着风一句也没有送过来。

    我再也没有看见过这位老人。清查反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一支手枪成了重点追查的问题。枪是在城里“文化大革命”时搞到手的,打完了子弹,还舍不得丢,偷偷带到乡下。后来风声一紧,怕招来窝藏武器的罪名,才由黑相公在过渡的时候丢到河里,而且相约永远守口如瓶。这件事是怎么暴露的,我至今仍不清楚。我只是后悔当时太自作聪明,以为丢到河里就干净了。我们没料到上面不找到这支枪,根本不可能结案,相反,还怀疑我们把这支枪继续窝藏,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没完没了的审问和交代之后,好容易熬到了冬天,罗江的水退了,浮露出大片的沙滩。我们操着耙头,到丢枪的方位深挖细找,一心想挖出我们的清白。我们在河滩上足足挖了五天,挖出了越来越阔大的范围,差不多在刺骨寒风中垦出了人民公社的万顷良田,就是没有听到耙头下叮当的金属声。

    一支沉沉的枪,是不可能被水冲走的,不可能被鱼虾吃掉的,沉在水底,也是不可能被什么人捞走的。奇怪的是,它到哪里去了呢?

    我只能怀疑,这条陌生的江不怀好意,为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理由,一心要把我们送到监狱里去。

    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它的神秘,也才第一次认真地把它打量。它披挂着冬天第一场大雪,反射出刺眼的白光,像一道闪电把世界突然照亮,并且久久凝固下来。河滩上有一行浅浅的足迹,使几只白色的水鸟不安地上下惊飞,不时滑入冰雪的背景里让人无法辨别,不时又从我想不到的地方钻了出来——几道白线划过暗绿色的狭窄水面。我的眼睛开始在一道永久的闪电里不由自主地流泪。

    没有什么人过渡。摆渡的不是以前那个老倌子了,换成了一个年轻些的中年人,笼着袖子在岸边蹲了一阵,就回去了。

    我猛回头,发现岸上还是空的。

    官路

    在我的稿纸上,“官路”这个词当然也要孕育出一条岩板小路,曲曲折折地痉挛着,扭动着,哆嗦着,从山外通向马桥——并不是每一条小路都叫官路的,因此我必须猜测出这样一个来历:以前村里有人在外面做官了,就要骑着马回乡省亲,不能没有一条好路,因此当了官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家乡修路,修官路。一般来说,官路都由罪人修筑。官家根据他们罪行的轻重,分别罚修十丈或二十丈不等。整条路既是富贵和殊荣的记录,也是由往日的罪行积累延伸而成。

    马桥以前的官人和罪人,都没有留下名字。

    年久失修,一些岩板已经破碎了,或者干脆没有了。剩下的断断续续,也沉陷在浮泥的包围之中,只冒出尚未没顶的部分,被过路人的赤脚踩踏得光溜溜的,像一段段冒着油汗的背脊,在我们脚下作永远的跪伏。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把这些背脊从泥土里挖掘出来,让背脊那一端的头颅抖落泥土,从漫长的黑暗里昂起来,向我睁开陌生的眼睛——他们是谁?

    官路上的泥土开始有粪臭的时候,就是村寨快到了。那里有一树灿烂的桃花,迸发出哗啦啦的光斑。

    我气喘吁吁地回过头来问:“马桥还没到么?”

    复查帮我们几个知青挑着大担行李,匆匆地赶上来:“就到了,就到了。看见没有,前面就是,不算太远吧?”

    “在哪里呵?”

    “就在那两棵枫树下面。”

    “那就是马桥?”

    “那就是马桥。”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不知道。”

    我心里一沉,一步步走进陌生。

    话份

    本义说过,省城里的人不喝擂茶,也不懂得纺纱织布,可怜他们家家都没有布做裤子,一条短裤只有巴掌大,像婆娘们的骑马带子,勒得胯裆痛死人。马桥人由此十分同情省城里的人,每次看见我们知青要回城,总是要我们多买点乡下的土布带回去,给爹妈多做两条裤子。

    我们觉得十分好笑,说城里并不缺布,短裤做得小一点,是为了贴身,好看,或者运动的方便。

    马桥人眨眨眼,不大相信。

    日子长了,我们发现无论我们如何解释,也没法消除本义的讹传——因为我们没有话份。

    “话份”在普通语中几乎找不到近义词,却是马桥词汇中特别紧要的词之一,意指语言权利,或者说在语言总量中占有份额的权利。有话份的人,没有特殊的标志和身份,但作为语言的主导者,谁都可以感觉得到他们的存在,感觉得到来自他们隐隐威权的压力。他们一开口,或者咳一声,或者甩一个眼色,旁人便住嘴,便洗耳恭听,即使反对也不敢随便打断话头。这种安静,是话份最通常的显示,也是人们对语言集权最为默契最为协同的甘心屈从。相反,一个没有话份的人,所谓人微言轻,说什么都是白说,人们不会在乎他说什么,甚至不会在乎他是否有机会把话说出来。他的言语总是消散在冷漠的荒原,永远得不到回应。

    这种难堪的事多了,一个人要保持开口的信心,甚至要保持自己正常的发声功能,是不无困难的。盐早最后几乎成了一个真正的牛哑哑,就是话份丧失的极端一例。

    握有话份的人,他们操纵的话题被众人追随,他们的词语、句式、语气等等被众人习用,权力正是在这种语言的繁殖中得以形成,在这种语言的扩张和辐射过程中得以确证和实现。“话份”一词,道破了权力的语言品格。一个成熟的政权,一个强大的集团,总是拥有自己强大的语言体系,总是伴随着一系列文牍、会议、礼仪、演说家、典籍、纪念碑、新概念、宣传口号、艺术作品,甚至新的地名或新的年号等等,以此取得和确立自己在全社会的话份。不能取得话份的强权,不过是一些徒有财力或武力的乌合之众,像一支又一支杀退过官军甚至占领过京城的草寇,即便一时得手,也必然短命。

    正是体会到了这一点,执政者总是重视文件和会议的。文件和会议是保证权力运行的一个个枢纽,也是强化话份的最佳方式。文山会海几乎是官僚们不可或缺并且激情真正所在的生存方式。即便是空话连篇的会议,即便是没有丝毫实际效用的会议,也往往会得到他们本能的欢喜。道理很简单,只有在这种时候,才会设置主席台和听众席,明确区分等级,使人们清醒意识到自己话份的多寡有无。权势者的话语才可以通过众多耳朵、记录本、扩音器等等,得到强制性的传播扩散。也只有在这种氛围里,权势者可以沉浸在自己所熟悉的语言里,感受到权力正在得到这种语言的滋润、哺育、充实和安全保护。

    这一切,往往比会议的具体目的更为重要。

    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权势者对自己不习惯和不熟悉的语言,充满着天然的警觉和敌意。“文化大革命”中,马克思和鲁迅在中国受到了最高程度的尊崇,是空荡荡书店里最终得以保留的几位伟人中的两位。即便在这个时候,读马克思和鲁迅仍然是十分危险的。我在乡下的一本马克思的书,就差一点成为了我“反动”的罪证——公社干部说:“那个下放崽,不读毛主席的书,读马克思的书,什么思想?什么感情?”

    我体会,公社干部是无意也不敢反对马克思的,也并不知道那本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说了些什么,是否有害于他们的禁山育林或计划生育或者打平伙吃狗肉。不,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也不大在乎。他们瞪大眼睛,只是对一切听不太懂的语言恼怒,感到他们的话份正在受到潜在的威胁和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主义艺术声势浩大,抽象画、荒诞剧、意识流小说和超现实主义诗歌惊世骇俗,嬉皮运动、女权运动,还有摇滚乐等等异生的文化现象也随之而来。有意思的是,这些新现象出现时差不多一一都被视之为邪恶的政治阴谋。资产阶级的报纸攻击毕加索的抽象画是“苏联企图颠覆西方民主社会的罪恶伎俩”、“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宣传”,而摇滚歌手“猫王”爱尔维斯和“披头士”代表人物列农,被教会和国会议员们疑为“共产党的地下特工”,目的是“要败坏青年一代,使他们在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未战先败”——他们的音乐在美军驻欧基地一直是禁品。在另一方面,任何红色政权也做着差不多同样的事情,现代艺术无论雅俗,几十年来也一律遭到官方的批判,官方文件和大学教科书将其定性为“和平演变的先锋”、“西方国家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的精神毒品”等等。

    这些反应显然是一种防卫过度。无论哪一方后来都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也或多或少地放宽了管制尺度,甚至愿意利用各种新异的文化语汇来为我所用,比如用摇滚乐来歌颂延安或南泥湾,用抽象画来促进服装出口业。

    当然,如果把这些反应完全看成防卫过度,也是大大的天真。事实上,一种不熟悉的语言,就是一种不可控的语言,差不多也就是一种不可控的权力。不论它表面上的政治标志如何,它都具有实际上的离心力,造成信息通道的阻抗和中断,形成对执政者话份不同程度的削弱和瓦解。

    马桥人似乎具有一切执政者的洞明,早就看穿了这一点,因此把权力归结为话份,归结为说。

    我们可以看一看,在马桥哪一些人有话份?

    (一)一般来说,女人没有话份。男人说话的时候,她们习惯于不插嘴,只是在一旁奶娃崽或者纳鞋底。干部从不要求她们参加村民大会,只当她们没有耳朵和嘴巴。

    (二)年轻人没有话份。他们从小就听熟了“大人说话娃崽听”一类古训,总是优先让老人们说。对老人们的说法,即便反感也多是背地里咕咕哝哝,不可大逆不道地当面顶嘴。

    (三)贫困户没有话份。财大才会气粗,家贫自然气短,穷人一般都觉得自己不够体面,不愿去人多的地方露脸,自然失去了很多向别人说话的机会。马桥还有习俗:凡欠了债的人,哪怕只欠了半升包谷,也不得在村里的红白喜事中担任司仪、主祭、伴娘之类的重要角色,免得给主家带来晦气。各家火塘边最靠近茶柜的位置,是最显眼的位置,叫主位,债主之外的任何客人不得随便就座,否则就有辱主之意。这些规矩都保证了人们的话语权向手握债权的富人们那里集中。

    ……

    这样看来,话份被性别、年龄、财富等因素综合决定。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因素,比如本义作为党支部书记,作为马桥的最高执政者,无论何时说话,都落地有声,一言九鼎,说一不二,令行禁止。日子久了,他习惯了粗门大嗓,一条嗓子经常伤痕累累的气多声音少,还是哇哇哇地到处送气。哪怕一个人背着手走路,也关不住一张嘴,有时候禁不住自言自语,自问自答。“这个地上种得豆子么?”“嬲龙谈,种命呵,水浸浸的沤烂根。”“掺些黄泥巴来恐怕要得。”“你到哪里担?你到哪里担?有工夫担泥巴,还不如多到坡上种几只包谷。”“醒娘养的……”

    其实都是他一个人说的话。有时候跟在他背后走一路,可以发现他嘴巴从不消停,不惜找自己抬杠,一张嘴可以开一台辩论会。

    人们叫他“义大锣”,知道他走到哪里都热闹。公社干部也对这位“义大锣”让三分。有一次公社开会,本义熟门熟道地到了那里,照例先去伙房里耸耸鼻子,检查一下伙房的气味。他从灶口里找个火点烟,看见脚盆里只切了一大盆萝卜,灶角下肉骨头都没见到一根,立即沉下脸:“岂有此理,对贫下中农这样没有感情!嗯?”他怒冲冲拂袖而去,会也不开了,一直冲到供销社的屠房,问还有肉没有。屠夫说,肉刚卖完了。他操起一把板刀,说赶快捉猪来,捉猪来!屠夫说,公社规定每天只准杀一头猪。本义说,公社里说以后可以吃饭不要钱,你也信?

    万玉刚好也坐在这里,笑嘻嘻地说:“好,好,今天我也搞碗肉汤喝一下。”

    本义眼睛一瞪:“你如何坐在这里?”

    万玉眨眨眼:“也是,我如何坐在这里?”

    本义本来就有无名火,把板刀一拍:“你看你这个懒样子,不过年不过节你跑到这里来做什么?还不快点跟老子回去!你今天不锄完北坡上那几亩地上的油菜,我发动群众斗死你。”

    万玉被板刀声吓得屁滚尿流,赶快溜出门,只是隔了一阵,怯怯地把油光光的脑袋探进来:“你你……你刚才要我做什么?”

    “你聋了呵?要你锄油菜!”

    “晓得了晓得了。你莫发气。”

    油光光的脑袋缩回去了。本义总算吐匀气,卷上一撮烟丝,发现身后有什么动静,回头一看,居然还是万玉脸上的苦笑。“对不起,我刚才又听急了,你是要我锄……锄……”

    想必他已经骇得跑了魂,什么话也听不清了。

    本义把油菜两个字狠狠灌进他的耳朵,才把他打发走。

    屋后有了一串猪叫,本义的气色才算活了几分。他最喜欢杀猪,杀得也内行。又一阵猪叫之后,他脸上净是泥点,手上血污污的,回到灶边抽烟。刚才只一刀,干净利落把猪放倒。他搭嘴搭舌一直守在屠房里,最后邀几个供销社的伙计凑在热气腾腾的锅灶边,吃了猪肉,喝了猪血汤,才满意地抹了抹油嘴,打了个饱嗝。

    他没有开会,公社干部也不敢批评他。待他满面通红地重返会场,干部还要请他上台发言,足见他的话份十分了得。

    他说:“我今天不多讲了,只讲两点。”

    这是他每次发言前例行的公告。他无论实际上讲的是两点,还是三点、四点、五点乃至更多,也无论是讲三言两语还是长篇大论,都要事先申明,他只讲两点。

    他讲着讲着,一股肉汤味涌上来,便讲到他以前在朝鲜的经历,用当年他打美国兵的武功,来证明现在修水利、种禾谷、养猪、计划生育之类的任务是完全可以完成的,也是一定要完成的。他总是把美国的坦克说成是拖拉机。他说在三八线,美国的拖拉机来了,地都发抖,把人的尿都骇得出来。但志愿军英雄好汉,一百丈,不打,五十丈,还不打,三十丈,还不打,最后,等美国拖拉机到了面前,一炮就把它娘的打掉了!

    他得意地踌躇四顾。

    公社何部长曾经纠正他的说法:“不是拖拉机,那叫坦克。”

    他眨眨眼:“不叫拖拉机?我没读多少书,是个流氓。”

    他的意思是,他是个文盲,分不清坦克和拖拉机没有什么奇怪。他也认真地学习过坦克这个词,但是到了下次开会,他照例一百丈五十丈三十丈地紧张了一通后,还是一溜嘴说成拖拉机。

    他的这一类用语错误,丝毫不影响他的话一句顶一句。“人只有病死的,没有做死的”,“大灾大丰收,小灾小丰收”,“人人都要搞思想搞进步搞世界”等等这些话没有多少道理,但因为出自他本义,就慢慢通用了,流传下来了。他耳朵有些背。有一次从公社干部那里,把毛主席语录“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听成了“路线是个桩,桩上钉桩”,有明显的错误,但因为“桩”字出于他的口,马桥人后来一直深信不疑,反而嘲笑我们知青把路线说成是“纲”,纲是什么?

    怜相

    兆青去县城里看过一回世界,回来以后,免不了有一些人向他好奇地打听街上的事情。他无心把城里情况说得很具体,一律以草草打发。人家问房子,问汽车,问人貌,他都是说:“有什么呵?好怜相的。”

    “怜相”是漂亮的意思。

    他没有笑容,毫无谈兴,对打探者敷衍几句然后就去挖土。我后来才从家居县城的光复老师那里知道,兆青老倌在城里的时候,哪里都不去,一直在老师家蜷曲着小小身子,缩在椅子上睡觉,甚至不朝窗外瞥上一眼。他挂着脸上一团粗横的怨气,一点也不愿意看见那些漂亮的高楼,说有什么好看呢?我们不比你们街上人,一看这些就心里堵。造孽呵,这么大的屋,要好多人,做好多工,才砌得起来呵?

    他第一次看见火车站的大厅,看到地上的大理石板光可鉴人,就总是黑着一张脸。不小心滑了一跤,还哇哇大哭,鼻涕抹上衣袖。“娘哎娘,錾得这样平,打得这样光,要磨死好多人呵。”

    让旁人吓了一大跳。

    回到乡亲家里,他反常地吃得很少,对一只邻家的狗特别恼怒,显得脾气很坏。乡亲知道,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岩匠,打了一辈子岩头,已经死了。

    在我看来,比起后生们对城市的赞叹来说,兆青的哇哇大哭更多保留了“怜相”一词的原义。马桥人没有“美丽”这个词,只有“标致”、“乖致”、“乖”一类可作替代,最为常用和流行的却是“怜相”。在汉语里,美与怜早有不解之缘,不算特别的奇怪。美使人疼,故有“疼爱”;使人怜,故有“怜爱”。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在中文里透出哀婉的情愫。有一篇西方学者评介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文章。文章说川端康成不爱用“悲”字,总是用“哀”字,因为在汉语里,“哀”与“爱”同音,在声音上沟通了两种情感——或者说,在川端康成看来其实就是一种情感,无由被文字粗暴地分割。文章从一点出发,论述川端康成的审美态度中的悲世情怀。其实,文章的作者不知道,汉语的“悲”字同样承担着美的诠义。古人说“悲角”、“悲商”、“悲丝”、“悲管”、“悲歌”、“悲响”等等,其中的“悲”字差不多都可以用“美”替换。我在大学的古文教授就是这么说的。他反对一九**年版的《辞源》仅仅把“悲”限义为悲愁伤痛——那样的话,古人用“悲”来广泛形容一切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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