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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也在哭新娘,一个与我毫无关系也不可能有关系的新娘,被唢呐声判决了消失,粉红色的袄子从此将消失在远方,永远带走了她那些“嗯”。
我多年后见到她,她瘦了一些,脸也有了中年妇女的枯槁和苍白。如果不是旁人介绍,我很难从这张脸上辨出她当年的线条。她怔了一下,眼中透出一丝恍惚,然后目光急急地逃离。她正忙着。随同我进村的一个乡干部,正在处理她家的一件民事纠纷,处理她母亲和她弟弟的丧事,包括批评她跑回娘家来企尸鸣冤(参见词条“企尸”)。“有什么说不清的呢?还让死人陪着企,吓白菜呵?人民政府是好吓的吗?不管你有理没理,闹就是没理!”乡干部一番话,训得她的几个兄弟点头称是。只有她扑通一声跪下去,没等乡干部明白是怎么回事,已经在地上嘣嘣嘣砸出几个响头。
在场的两个妇人急急上去拉扯她,劝了好一阵,她还是泪光满面地挣扎,口里一声声喊冤。
妇人们把她拉走了,到这个时候,她才终于把沙哑的哭声放了出来。她当然有理由哭,哭她的母亲和弟弟(他们刚刚去世而且死得很不值),哭自己势单力薄没法为他们申冤(连怕事的兄弟也不能帮上一把)。在我看来,她的哭声也许更是对我的悄悄回报。二十年了,二十年了,她一定是听见了我二十年前在山坡上的悲恸,于是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要偿还这一笔永远不会说与人听的泪债。
满山坡的秋草是泪债的证明。它们在风中飘摇,一浪一浪向山顶扑去。也许它们默默收纳了人间太多的哭声,才会落得如此的憔悴。
很多年后,我去看过当年的战备洞。世界大战终究没有打起来。我们挖的那一个,已经改成了薯种窖。因为潮湿,洞壁上漫生绿苔,洞口里透出某种烂红薯气味。只是当年置放油灯的几个壁洞,上方还留有一团团烟垢。
下村还有一个防空洞,是当年其他人挖出来的。眼下的洞口被两块木板遮挡,木板后有一堆乱糟糟的稻草,有几个红红绿绿的废烟盒和一双破鞋子,似乎还住着什么人。
煞
马桥女人的格一般来自男人。对于已婚女子来说,夫家有格即自己有格,夫家失格即自己失格;对于未婚女子来说,格主要取决于父亲,没有父亲以后,格就随其兄长。
当然也有例外情况。那一次在修公路的工地上,各村来的民工赶任务,抢工具、抢土方、抢饭抢菜,兵荒马乱的。呼呼的寒风卷起一浪浪尘土,天上地下浊黄一片。担土的夯地的拉车的,全被风刮得绰绰约约,活像光照不足的皮影子戏,不辨老少。
工地上没有女人,民工都是随地大小便。我刚刚抖完最后两滴尿,看见干部模样的人来丈量土方和打灰线,其中一个穿着旧军装,棉帽包住头,围巾蒙住了大半个脸,正操一根竹竿,指挥另外两个人跑来跑去地拉线。那人在风声和高音喇叭干扰下,用力喊了些什么,见对方没听见,就放下竹竿自己跑过去,把横在灰线上的一块大石头掀下坡去。我当时对这人的力气颇为佩服:要是换上我,起码也得再喊个人来帮帮手吧。
复查一见那人,就有点紧张,搓着手说:“你看我们的质量还……可以吧?”
那人拿竹竿朝填土的地方用力地插了几下,抽出竹竿,量一量入土的深度。“骗谁呢?去,再夯两轮。”
复查睁大眼,“我们都夯过五轮了。”
“那你们还是人?来挠痒的是吧?来捉蚊子的是吧?”
一句话呛得我们没脾气。
我们跟着这个人去指挥所取铁丝,一路上听到别人叫他“万部长”。一般来说,这人并不回答,顶多只是点点头,或者笑一笑。“这个老货,格还摆得好大。”同行的知青向我咕哝一句,没想到竟让几米开外的万部长听到了。对方回过头来,停住步子,用逼人的目光扫了我们一眼,算是一个无声警告。
我们没有料到此人的耳朵这么灵,回击是如此快捷和凌厉。一种不祥之兆袭来:碰到这号阎王爷可得小心点。
当天下午,我们才发现——哇,这姓万的原是女流!事情是这样:我那同伴去厕所,恰逢姓万的从厕所出来,发现她摘了棉帽,一头黑长发从帽子里滚落出来。我那同伴惊讶得发呆,憋着一泡尿跑回来报告。我也惊讶地去看,只见万某正挤在一桌男人中间吃饭,不仅话音粗,喝酒也抡大杯,巾帼不让须眉。照本地人的规矩,女人吃饭不上桌。一旦发现一张女人脸坐到饭桌前,不论她如何像男人,你的眼里还是扎了沙子一般。
我后来才知道,她是张家坊人,本名万山红,当过民办教师,也当过公社团委书记,下田可犁田,上山可砍树,还在农机厂驾过拖拉机。应该承认,她摘下棉帽子以后还是很有几分姿色的,鲜明的轮廓,明快的眼风,下颏的线条特别有力。在男人堆里走来走去,如同一把利刃在草料中砍来砍去。但她似乎不爱说话,同我们整个冬天一起修公路,也只用她稍稍沙哑的嗓音对我发出过“可以”、“不行”、“吃饭吧”一类的指示,而且说话的时候,脸板得木瓜一样。
说来也奇怪,她的话越简短,就越显出威力,众人越难以违抗。用马桥人的话来说,这叫有“煞”,或者有“煞路”。“煞”是威严的意思,通“杀”;又有结束的意思,比如通常说文章或节目“煞尾”。有煞的人,也可以理解为最后说话的人,一锤子定音的人。煞与女人的面孔联系起来,万大姐是我在乡下见到的唯一。
在这样一股煞气之下,交往几乎不是交往,同她怎么熟也还相隔着十万八千里。她碰到我就像碰到空气,眼光从我头顶上方越去,不知落到了远处的什么地方。开始我们不习惯,尴尴尬尬地喊她不是,不喊也不是,时间一长,见她对谁都是一样,也就习以为常,不往心里去。张家坊的人说起她来,也只是笑一笑:莫说你们马桥弓的人,我们同村的也没一个同她有交情,谁都说不透她。她住在我们那里,就像没有这个人一样。
这么说,她同任何人都熟不起来。
她只代表一种公务,因此在很多人那里缺乏真实性,闭眼一想,只能把她当做似有似无的幻影。有人说她来历复杂,是当年一个土改工作队长留下的种,所以当年有人偷偷拿钱供她读高中。这种说法不知是真是假。又有人说,她在“文革”中是县城里有名的学生头,到过北京到过上海,挎过盒子炮也蹲过大牢,还同中央什么大首长一起照过相。这种说法也不知是真是假。还有人说,万山红快三十了还没谈婚论嫁,是因为她的对象是空军军官,可惜入了林彪的政变“小舰队”,一旦受挫,下了大牢,好几年没有音讯。这种说法仍然不知是真是假。
对于我来说,她永远只是传闻。她在传闻中流失青春,渐渐有了中年人的肤色暗淡。有一次我看见她带着几个人来搞测量,为溪水改道做准备。我看见她走路的时候,背都有些驼了。
几个不正经的后生见她在路上走,唱一些歌来挑逗她。见她充耳不闻,便以污言秽语报复:
“哼,摆什么格呢?也没见攀上什么高枝呵。”
“你以为还是什么红花女?肯定早就成了军用品。要不nai子何事有这样大?”
“莫看她装正经,我就不信她一点都不想男人。你看她走路的样子,屁股翘翘的,那还不是母狗起草?”
一阵浪笑。
她装作没听见。
马桥的兆青也在地上锄棉花,取笑那几个后生,说你们发了花癫呵,搞到万姑娘头上去了,也不看看人家是什么人。人家是书记,是部长,好高的格,未必还嬲得进?未必还生得崽?
言下之意,格只是男人用物,一旦套到女人头上,这个女人就算不得女人了,至少算不得纯粹女人了,不宜后生们去下流。进一步说,格是一种消灭性别的祸害,太高的格对传宗接代大都可能大有威胁。
不能说兆青的这些话有什么道理。但万山红确实一直守身未嫁,到我离开马桥的时候,她还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听说一年多以后,她的亲生父亲从五七干校回来官复原职,把她接到城里去,让她进了甘肃省一个国营大工厂。大家都不知后事如何。
。我当然也在哭新娘,一个与我毫无关系也不可能有关系的新娘,被唢呐声判决了消失,粉红色的袄子从此将消失在远方,永远带走了她那些“嗯”。
我多年后见到她,她瘦了一些,脸也有了中年妇女的枯槁和苍白。如果不是旁人介绍,我很难从这张脸上辨出她当年的线条。她怔了一下,眼中透出一丝恍惚,然后目光急急地逃离。她正忙着。随同我进村的一个乡干部,正在处理她家的一件民事纠纷,处理她母亲和她弟弟的丧事,包括批评她跑回娘家来企尸鸣冤(参见词条“企尸”)。“有什么说不清的呢?还让死人陪着企,吓白菜呵?人民政府是好吓的吗?不管你有理没理,闹就是没理!”乡干部一番话,训得她的几个兄弟点头称是。只有她扑通一声跪下去,没等乡干部明白是怎么回事,已经在地上嘣嘣嘣砸出几个响头。
在场的两个妇人急急上去拉扯她,劝了好一阵,她还是泪光满面地挣扎,口里一声声喊冤。
妇人们把她拉走了,到这个时候,她才终于把沙哑的哭声放了出来。她当然有理由哭,哭她的母亲和弟弟(他们刚刚去世而且死得很不值),哭自己势单力薄没法为他们申冤(连怕事的兄弟也不能帮上一把)。在我看来,她的哭声也许更是对我的悄悄回报。二十年了,二十年了,她一定是听见了我二十年前在山坡上的悲恸,于是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要偿还这一笔永远不会说与人听的泪债。
满山坡的秋草是泪债的证明。它们在风中飘摇,一浪一浪向山顶扑去。也许它们默默收纳了人间太多的哭声,才会落得如此的憔悴。
很多年后,我去看过当年的战备洞。世界大战终究没有打起来。我们挖的那一个,已经改成了薯种窖。因为潮湿,洞壁上漫生绿苔,洞口里透出某种烂红薯气味。只是当年置放油灯的几个壁洞,上方还留有一团团烟垢。
下村还有一个防空洞,是当年其他人挖出来的。眼下的洞口被两块木板遮挡,木板后有一堆乱糟糟的稻草,有几个红红绿绿的废烟盒和一双破鞋子,似乎还住着什么人。
煞
马桥女人的格一般来自男人。对于已婚女子来说,夫家有格即自己有格,夫家失格即自己失格;对于未婚女子来说,格主要取决于父亲,没有父亲以后,格就随其兄长。
当然也有例外情况。那一次在修公路的工地上,各村来的民工赶任务,抢工具、抢土方、抢饭抢菜,兵荒马乱的。呼呼的寒风卷起一浪浪尘土,天上地下浊黄一片。担土的夯地的拉车的,全被风刮得绰绰约约,活像光照不足的皮影子戏,不辨老少。
工地上没有女人,民工都是随地大小便。我刚刚抖完最后两滴尿,看见干部模样的人来丈量土方和打灰线,其中一个穿着旧军装,棉帽包住头,围巾蒙住了大半个脸,正操一根竹竿,指挥另外两个人跑来跑去地拉线。那人在风声和高音喇叭干扰下,用力喊了些什么,见对方没听见,就放下竹竿自己跑过去,把横在灰线上的一块大石头掀下坡去。我当时对这人的力气颇为佩服:要是换上我,起码也得再喊个人来帮帮手吧。
复查一见那人,就有点紧张,搓着手说:“你看我们的质量还……可以吧?”
那人拿竹竿朝填土的地方用力地插了几下,抽出竹竿,量一量入土的深度。“骗谁呢?去,再夯两轮。”
复查睁大眼,“我们都夯过五轮了。”
“那你们还是人?来挠痒的是吧?来捉蚊子的是吧?”
一句话呛得我们没脾气。
我们跟着这个人去指挥所取铁丝,一路上听到别人叫他“万部长”。一般来说,这人并不回答,顶多只是点点头,或者笑一笑。“这个老货,格还摆得好大。”同行的知青向我咕哝一句,没想到竟让几米开外的万部长听到了。对方回过头来,停住步子,用逼人的目光扫了我们一眼,算是一个无声警告。
我们没有料到此人的耳朵这么灵,回击是如此快捷和凌厉。一种不祥之兆袭来:碰到这号阎王爷可得小心点。
当天下午,我们才发现——哇,这姓万的原是女流!事情是这样:我那同伴去厕所,恰逢姓万的从厕所出来,发现她摘了棉帽,一头黑长发从帽子里滚落出来。我那同伴惊讶得发呆,憋着一泡尿跑回来报告。我也惊讶地去看,只见万某正挤在一桌男人中间吃饭,不仅话音粗,喝酒也抡大杯,巾帼不让须眉。照本地人的规矩,女人吃饭不上桌。一旦发现一张女人脸坐到饭桌前,不论她如何像男人,你的眼里还是扎了沙子一般。
我后来才知道,她是张家坊人,本名万山红,当过民办教师,也当过公社团委书记,下田可犁田,上山可砍树,还在农机厂驾过拖拉机。应该承认,她摘下棉帽子以后还是很有几分姿色的,鲜明的轮廓,明快的眼风,下颏的线条特别有力。在男人堆里走来走去,如同一把利刃在草料中砍来砍去。但她似乎不爱说话,同我们整个冬天一起修公路,也只用她稍稍沙哑的嗓音对我发出过“可以”、“不行”、“吃饭吧”一类的指示,而且说话的时候,脸板得木瓜一样。
说来也奇怪,她的话越简短,就越显出威力,众人越难以违抗。用马桥人的话来说,这叫有“煞”,或者有“煞路”。“煞”是威严的意思,通“杀”;又有结束的意思,比如通常说文章或节目“煞尾”。有煞的人,也可以理解为最后说话的人,一锤子定音的人。煞与女人的面孔联系起来,万大姐是我在乡下见到的唯一。
在这样一股煞气之下,交往几乎不是交往,同她怎么熟也还相隔着十万八千里。她碰到我就像碰到空气,眼光从我头顶上方越去,不知落到了远处的什么地方。开始我们不习惯,尴尴尬尬地喊她不是,不喊也不是,时间一长,见她对谁都是一样,也就习以为常,不往心里去。张家坊的人说起她来,也只是笑一笑:莫说你们马桥弓的人,我们同村的也没一个同她有交情,谁都说不透她。她住在我们那里,就像没有这个人一样。
这么说,她同任何人都熟不起来。
她只代表一种公务,因此在很多人那里缺乏真实性,闭眼一想,只能把她当做似有似无的幻影。有人说她来历复杂,是当年一个土改工作队长留下的种,所以当年有人偷偷拿钱供她读高中。这种说法不知是真是假。又有人说,她在“文革”中是县城里有名的学生头,到过北京到过上海,挎过盒子炮也蹲过大牢,还同中央什么大首长一起照过相。这种说法也不知是真是假。还有人说,万山红快三十了还没谈婚论嫁,是因为她的对象是空军军官,可惜入了林彪的政变“小舰队”,一旦受挫,下了大牢,好几年没有音讯。这种说法仍然不知是真是假。
对于我来说,她永远只是传闻。她在传闻中流失青春,渐渐有了中年人的肤色暗淡。有一次我看见她带着几个人来搞测量,为溪水改道做准备。我看见她走路的时候,背都有些驼了。
几个不正经的后生见她在路上走,唱一些歌来挑逗她。见她充耳不闻,便以污言秽语报复:
“哼,摆什么格呢?也没见攀上什么高枝呵。”
“你以为还是什么红花女?肯定早就成了军用品。要不nai子何事有这样大?”
“莫看她装正经,我就不信她一点都不想男人。你看她走路的样子,屁股翘翘的,那还不是母狗起草?”
一阵浪笑。
她装作没听见。
马桥的兆青也在地上锄棉花,取笑那几个后生,说你们发了花癫呵,搞到万姑娘头上去了,也不看看人家是什么人。人家是书记,是部长,好高的格,未必还嬲得进?未必还生得崽?
言下之意,格只是男人用物,一旦套到女人头上,这个女人就算不得女人了,至少算不得纯粹女人了,不宜后生们去下流。进一步说,格是一种消灭性别的祸害,太高的格对传宗接代大都可能大有威胁。
不能说兆青的这些话有什么道理。但万山红确实一直守身未嫁,到我离开马桥的时候,她还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听说一年多以后,她的亲生父亲从五七干校回来官复原职,把她接到城里去,让她进了甘肃省一个国营大工厂。大家都不知后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