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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二十字，足与正气歌互相媲美。更有许多高僧大德，谈笑脱去，指不胜屈。近代理想主义先驱谭嗣同对佛法生死之道参悟透彻，他认为肉体可以死亡，但灵魂可以不死。他曾说：“知身为不死之物，虽杀之亦不死，则成仁取义，必无怛怖于其衷。且此生未及竟者，来生固可以补之，复何所惮而不亹亹！”谭嗣同戊戌政变殉难时从容不迫，将头临白刃，犹似斩春风，得益于其对佛法的笃信。
中国哲学中，庄子对生死的态度和论述最为精彩。庄子至乐云：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舆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舆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在庄子看来，宇宙间一切皆为“元气”演化而来“人”亦为万物中之一物，当然也不例外。一个人开始并无生命，亦无形体，后来是“元气”的变化逐渐使其有了形体、有了生命，最后演变为一个活着的人。而“死”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这个人又开始往回变化，先没有了生命，又没有了形体，最后复返“元气”这样一种过程，就象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一般，是自然而然、无法以人力抗拒的过程。人从死走到生，既无热情，也无恐惧。现在，人从生走到死，把这个过程再做一遍。死是宇宙秩序的一分子，是世界生命的一分子。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因生者之“死”痛不欲生，嚎啕大哭呢？谁学会了直面死亡，谁就不再被奴役，就能无视一切束缚和强制。谁真正懂了失去生命不是一件坏事，谁就能泰然对待生活中的任何事。庄子看破了生死，所以，他很洒脱，很坦然、平静，甚至欣喜地面对死亡、步向死亡。
庄子齐物论中论及生死，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腐臭；腐臭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腐臭。”生和死相依存在，没有死，何来生？死后，才会有生，腐臭化为神奇。那么，对死，又何必忧患呢？西晋时期玄学家郭象最了解庄子，他在庄子。大宗师注写到：“夫死生变化，吾皆吾之，既皆是吾，是何失哉？未始失吾，吾何忧哉？”对庄子的“齐生死”做了很好的注解。
庄子“妻死，鼓盆而歌”之境界，奉献给世人一种豁达的心胸与深邃的死亡智慧，使人们能够直面亲者之死，并以坦然的心境接受自我之亡的绝对现实。
在中国历史上，能承继庄子洒脱生死观的智者，不乏其人。南北朝时，宋明帝临死前下命令让王景文先死。王景文是皇后的兄弟，皇上死了，皇后有权，舅爷自然也有权，外戚王家有权，就威胁到宋家天下，所以宋明帝送了一道命令和一瓶毒酒过去。那时王景文正在家里宴客、下棋。他拆开皇上的命令，见到赐死的决定，神色毫无异样，若无其事，把命令摺起来收好，照旧认真下棋。等棋下完了，他把棋子收好，才慢慢对客人宣布，皇上已送毒酒来，要他自杀，说着举起毒酒满杯，对客人们笑着说：“此酒不可相劝。”这杯酒可不能请你们喝呀！就从容死了。在古今中外从容含笑而死的故事中，这是一个经典！
明末清初的才子金圣叹对待死亡的态度也让人敬佩。据说，金圣叹临刑将斩，刽子手举起雪亮的鬼头刀，其他同被斩首的囚犯早已吓得屁滚尿流，哭爹喊娘了。圣叹忽然抬起头，说：“杀头，至痛也；藉没，至惨也。而圣叹无意中得之，不亦乐乎？”接着扭过头，对刽子手说：“老兄，你的刀磨得够快吗？别来个二重奏。”刽子手笑答：“快！”说时迟“刷”的一声，那时快，金圣叹的人头落地，滚出去的头仍然大声喊道：“好啊，好快的刀啊！”对待自我生命的死亡，从容视之，这种境界让人敬佩，但若对他人之死漠然不问，则会流于残忍。这两种态度，一为春日之乐观，一为秋日之肃杀，不可同日而语。
宋明理学家提倡“存天理，去人欲”程氏门中有吕原明者，乘轿渡河坠水，从者溺死，他安坐轿中，漠然不动，他是去了人欲，去了怵惕之人，所以见从者溺死，不生恻隐心。程子这派学说传至南渡，朱子的好友张南轩、其父张魏公，苻离之战，丧师十数万，终夜鼾声如雷，南轩还夸其父心学很精。张魏公也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死人如麻，不生恻隐心。瞿兑在杶庐所闻录的“乾隆名士写真”中，写到名士武虚谷为了学不动心法，经常到菜市口观看杀人的场面。冬月大决的时候，他最早到场。观者数百人，也有皱眉头流眼泪的，而武氏却一个人神色不变。
这种对待生命的态度，绝不会让人敬佩，只会让人厌恶。
庄子在大宗师中讲了一个寓言故事：“孟孙才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居丧不哀”孟孙才的母亲死了，他哭泣时没有眼泪，内心没有觉得难过，居丧时不悲哀，颜渊对此难以理解，便请教于孔子。孔子说“孟孙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这是因为孟孙才不知道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在他看来，由生到死好比由一物化为另一物，都是事物形态的变化而已。
在庄子认为，孟孙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是一种极高的境界，很多哲人毕生追求此境。可当读了英国诗人华尔华兹的我们是七个人这首小诗时，我们发现，赤子之心却早已具备这种境界。华滋华斯在诗中写他碰到一个八岁的小女孩，诗人问她说，你有几个兄弟姊妹呀，她说七个。诗人问哪七个，她说两个去航海了，两个住在别的地方，一个姊姊一个哥哥埋在那小屋旁边。诗人说，活着的才算，应该只有五位才对。
“如果两位在天上，”我问道
“那么还有几个？”
“啊，先生，我们七个。”她回答，干净利落。
“但他们死了，两个死了，他们的灵魂，上了天了！”
这些话，是耳边风，一说而过
小姑娘执意她没有错
小姑娘照说：“不对，我们七个！”
在孩子眼中，逝去的亲人还是跟她生活在一起的，像睡着了一样。正如一个小孩得知他爸爸死后，还发出疑问：我知道爸爸死了，但是他晚上为什么不回来吃饭？赤子之心不知死亡，也没有对死亡的恐惧。人认识死亡需要一个过程，形成对死亡的恐惧也要有一个过程。
由此看来，哲学家所苦苦追求的境界其实是一种返璞归真、重获赤子之心的境界。当我们把内心之中的灰尘清扫干净，去掉对死亡的错误认识，去掉对死亡的恐惧，露出赤子之心，我们也就能坦然面对死亡了。死亡有何可怕，那只是换个地方生活而已！
寥二十字，足与正气歌互相媲美。更有许多高僧大德，谈笑脱去，指不胜屈。近代理想主义先驱谭嗣同对佛法生死之道参悟透彻，他认为肉体可以死亡，但灵魂可以不死。他曾说：“知身为不死之物，虽杀之亦不死，则成仁取义，必无怛怖于其衷。且此生未及竟者，来生固可以补之，复何所惮而不亹亹！”谭嗣同戊戌政变殉难时从容不迫，将头临白刃，犹似斩春风，得益于其对佛法的笃信。
中国哲学中，庄子对生死的态度和论述最为精彩。庄子至乐云：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舆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舆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在庄子看来，宇宙间一切皆为“元气”演化而来“人”亦为万物中之一物，当然也不例外。一个人开始并无生命，亦无形体，后来是“元气”的变化逐渐使其有了形体、有了生命，最后演变为一个活着的人。而“死”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这个人又开始往回变化，先没有了生命，又没有了形体，最后复返“元气”这样一种过程，就象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一般，是自然而然、无法以人力抗拒的过程。人从死走到生，既无热情，也无恐惧。现在，人从生走到死，把这个过程再做一遍。死是宇宙秩序的一分子，是世界生命的一分子。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因生者之“死”痛不欲生，嚎啕大哭呢？谁学会了直面死亡，谁就不再被奴役，就能无视一切束缚和强制。谁真正懂了失去生命不是一件坏事，谁就能泰然对待生活中的任何事。庄子看破了生死，所以，他很洒脱，很坦然、平静，甚至欣喜地面对死亡、步向死亡。
庄子齐物论中论及生死，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腐臭；腐臭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腐臭。”生和死相依存在，没有死，何来生？死后，才会有生，腐臭化为神奇。那么，对死，又何必忧患呢？西晋时期玄学家郭象最了解庄子，他在庄子。大宗师注写到：“夫死生变化，吾皆吾之，既皆是吾，是何失哉？未始失吾，吾何忧哉？”对庄子的“齐生死”做了很好的注解。
庄子“妻死，鼓盆而歌”之境界，奉献给世人一种豁达的心胸与深邃的死亡智慧，使人们能够直面亲者之死，并以坦然的心境接受自我之亡的绝对现实。
在中国历史上，能承继庄子洒脱生死观的智者，不乏其人。南北朝时，宋明帝临死前下命令让王景文先死。王景文是皇后的兄弟，皇上死了，皇后有权，舅爷自然也有权，外戚王家有权，就威胁到宋家天下，所以宋明帝送了一道命令和一瓶毒酒过去。那时王景文正在家里宴客、下棋。他拆开皇上的命令，见到赐死的决定，神色毫无异样，若无其事，把命令摺起来收好，照旧认真下棋。等棋下完了，他把棋子收好，才慢慢对客人宣布，皇上已送毒酒来，要他自杀，说着举起毒酒满杯，对客人们笑着说：“此酒不可相劝。”这杯酒可不能请你们喝呀！就从容死了。在古今中外从容含笑而死的故事中，这是一个经典！
明末清初的才子金圣叹对待死亡的态度也让人敬佩。据说，金圣叹临刑将斩，刽子手举起雪亮的鬼头刀，其他同被斩首的囚犯早已吓得屁滚尿流，哭爹喊娘了。圣叹忽然抬起头，说：“杀头，至痛也；藉没，至惨也。而圣叹无意中得之，不亦乐乎？”接着扭过头，对刽子手说：“老兄，你的刀磨得够快吗？别来个二重奏。”刽子手笑答：“快！”说时迟“刷”的一声，那时快，金圣叹的人头落地，滚出去的头仍然大声喊道：“好啊，好快的刀啊！”对待自我生命的死亡，从容视之，这种境界让人敬佩，但若对他人之死漠然不问，则会流于残忍。这两种态度，一为春日之乐观，一为秋日之肃杀，不可同日而语。
宋明理学家提倡“存天理，去人欲”程氏门中有吕原明者，乘轿渡河坠水，从者溺死，他安坐轿中，漠然不动，他是去了人欲，去了怵惕之人，所以见从者溺死，不生恻隐心。程子这派学说传至南渡，朱子的好友张南轩、其父张魏公，苻离之战，丧师十数万，终夜鼾声如雷，南轩还夸其父心学很精。张魏公也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死人如麻，不生恻隐心。瞿兑在杶庐所闻录的“乾隆名士写真”中，写到名士武虚谷为了学不动心法，经常到菜市口观看杀人的场面。冬月大决的时候，他最早到场。观者数百人，也有皱眉头流眼泪的，而武氏却一个人神色不变。
这种对待生命的态度，绝不会让人敬佩，只会让人厌恶。
庄子在大宗师中讲了一个寓言故事：“孟孙才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居丧不哀”孟孙才的母亲死了，他哭泣时没有眼泪，内心没有觉得难过，居丧时不悲哀，颜渊对此难以理解，便请教于孔子。孔子说“孟孙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这是因为孟孙才不知道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在他看来，由生到死好比由一物化为另一物，都是事物形态的变化而已。
在庄子认为，孟孙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是一种极高的境界，很多哲人毕生追求此境。可当读了英国诗人华尔华兹的我们是七个人这首小诗时，我们发现，赤子之心却早已具备这种境界。华滋华斯在诗中写他碰到一个八岁的小女孩，诗人问她说，你有几个兄弟姊妹呀，她说七个。诗人问哪七个，她说两个去航海了，两个住在别的地方，一个姊姊一个哥哥埋在那小屋旁边。诗人说，活着的才算，应该只有五位才对。
“如果两位在天上，”我问道
“那么还有几个？”
“啊，先生，我们七个。”她回答，干净利落。
“但他们死了，两个死了，他们的灵魂，上了天了！”
这些话，是耳边风，一说而过
小姑娘执意她没有错
小姑娘照说：“不对，我们七个！”
在孩子眼中，逝去的亲人还是跟她生活在一起的，像睡着了一样。正如一个小孩得知他爸爸死后，还发出疑问：我知道爸爸死了，但是他晚上为什么不回来吃饭？赤子之心不知死亡，也没有对死亡的恐惧。人认识死亡需要一个过程，形成对死亡的恐惧也要有一个过程。
由此看来，哲学家所苦苦追求的境界其实是一种返璞归真、重获赤子之心的境界。当我们把内心之中的灰尘清扫干净，去掉对死亡的错误认识，去掉对死亡的恐惧，露出赤子之心，我们也就能坦然面对死亡了。死亡有何可怕，那只是换个地方生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