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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离或许是一种生命的状态，这种生命状态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但总有些人懂得。
有些人经历过，有些人没有经历过，我不知道没经历过的人们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但有些人是永远也不会承认的。
我们在人前是一张脸，面对自己时是另一张，我们总是迫不得已地言不由衷，深深地将自己掩蔽，自以为这样就很安全。但事实上，我们活在危机之中，无论我们如何积极地看待这些危机，危机却交替地潜伏在四周，如影相随。
又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衣袖上湿了一片。她睁开眼睛看的时候，发现阳光已经洒到了窗台上，偷偷探出只细细的小手搔弄着纱窗。已经是第几个夜晚了？她已经没有办法计算了。这些不同寻常的日子过得太过寻常，她懒得将它们都细细清点进记忆。
她原本可以到哪个咖啡店或者酒吧过上一夜的，不过，这样的日子过多了，也是一点点的兴趣也提不起来，她拎起包来，对着镜子描口红。镜子里的她眼圈黑了一大片，看上去很憔悴，不过，总算还不丑陋。她害怕自己成为一个丑陋的女人，她不知道要是老了，要是不再年轻漂亮了，她的生命会变成什么样子。
现在丈夫应该已经不在家了吧。她想，他或许昨天晚上就是骗她的。快下班的时候，他打电话来说他和朋友要用房子，叫她不要回来了。她挂了电话后立刻又打电话回去，可是，一直没有人接。很可能，他只是不想让她回去罢了。
她想起那些恋爱的岁月时，总觉得遥遥不可回首，怎么也不能相信那不过是两年前的日子。那时的他会为了她想吃一碗陶记生的馄饨穿过大半个城市去买回来，冷冷的风把他的自行车刮倒了，他在马路上修车又花了大半个钟头，直到夜里十点才赶回到她的宿舍，馄饨已经冷了，她早失去了胃口，倒是由此有了结婚的念头。
现在呢？陶记生因为城市动迁搬得不知了去向，号称百年老字号从此就湮没在了新城市轰轰烈烈尘土飞扬的建设中，而她借以为生的信赖和婚姻也如暴雨中的茅草屋一样风雨飘摇。
清晨的公车上人不多，只有几个显然是值了一晚上夜班的蓝制服工人在车上打着瞌睡。司机把车开得摆摆摇摇，好像还没有从睡梦中清醒过来。
她又掏出化妆镜来照了照自己，呲牙笑笑，看看嘴唇的弧形是否完满，脸上的粉掩饰得是不是还算清秀。她从小就很漂亮，虽然她总是羞于将这个事实说出口。但是所有的人的眼睛都在告诉她这一点。唯一的缺陷就是个子不高，略微有些胖，她时常下决心要减肥，可却从来没有真的瘦下来过。想必肥瘦是天定的，减肥这种后天的行为无法改变骨骼的大小，根本解决不了她的问题。
恋爱的时候，她想到这里，嘴角浮起一丝笑意，那时候，她身边的男孩、男人都很多，都是尽她的心意挑选的，除了那个郝。
郝。这个姓她就很喜欢，无论是好是坏，叫起来都得是好，很有点强买强卖的味道。他也的确不算是个好人，当然也算不得个坏人，和马路上每一个或者睡眼惺松或者精神抖擞的人一样，满心都是自己的那点事情，工作金钱、男人女人、亲戚朋友，世界再大再乱再好跟他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他是她的初恋，严格意义上来说。在他之前，她就有很多很多次和男同学约会的经历，他们也曾经握过她的手，甚至有一个男生，还曾经隔着薄薄的纱手套吻她的手，可是也就这么多了，那种年纪，就是这些行为都已经偷偷摸摸得自觉犯了大忌，有些见不得人似的要遮着掩着，就是到现在，让她在马路上和谁亲昵地搂在一起，她也还总觉得背上身上刺着的都是像刀子一样的目光。
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觉得他有那么好。他实在是个很平常的人，长像并不出色，身材高高瘦瘦的，一笑眼睛就眯得只剩下比线还细得一道红疤了——像伤口，她手腕上的伤口。
那是为着他要闹自杀吗？她苦笑着摇摇头，她也不知道，只是那时的她活着太过索然，他远走高飞，隔三岔五地打个电话来说，反正两边都是公费，于是一个晚上都可能不挂，没睡着的就听着对方轻轻的呼吸声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再挂掉。三番五次这样日子也渐渐无味了，电话少了，争吵多了，脾气躁了。有一个大雪夜，她爬到高高的楼顶，张开双臂，雪花像秋天的落叶一样悉悉地掉了一身一脸，她几乎都睁不开眼睛。那天不算太冷，虽然风一阵阵地跳上楼顶向天空奔流，她就在楼顶用刀片在手腕上割开一道。
这道疤不算很深，血渗了好几个小时，止也止不住。她坐在暖水房里，把手向外伸，看着血渐渐渗出伤口，然后顺着胳膊伸出的方向聚集成一滴，晃着晃着就滴到了雪地上，压抑成白花花的雪地的一小滴黑暗。
她等到血不再流了，心也冷了。那时候她手里还握着寻呼机，等着他的电话，可是这几个小时，除了天气预报以外，什么也没有。她用手帕把手腕系是紧紧的，回到了房间。那次受凉，让她高烧发了一个星期，在这一个星期里，她把宿舍的电话拔了，不想听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一个星期后，电话刚刚插好，他的电话就进来了，他劈头就问，你干什么去了？她说，分手吧。电话就挂断了。
生病起来，她就化好妆，和同事去了舞厅。她不是第一次到这种地方来，那些年，这些地方似乎在人们的观念里还是大忌，谈起来嘴角都会撇出些不屑一顾的神色来，可是她在金融系统工作，在系统内，这类活动已经快和吃饭的频率相同了，每天没事她们这帮女孩子都会到招待中心的舞厅里坐坐，看着那些来参观学习的各地领导干部职员们在里面嘻笑着跳舞，年轻的女服务员们甜美的笑容随时恭候在一旁等待着召唤。
那一次是同事们常去的一家舞厅，叫舞魂，不算大，上下两层，挤得满满的，一些和她同龄的女孩子穿着鲜艳的衣裳在舞厅中间晃荡，短发长发在灯光下摆出一道道暗红色的弧线来。她静静地在角落里啜饮可乐，心里全是那个已经被她的决心放弃的男人，恨恨地想随便抓个人来诉说自己的委屈。
那些年和他的恋爱走过来并不算太容易，他是个外地人，工作也像漂泊的浮萍一样没有根，走到哪里算哪里，手里攒不下一分钱，她时常到火车站飞机场去接他，看着他穿件白衬衫只拎着一个小小的塑料袋走出来，一脸飞溢的光彩。不知道他为什么总能这么开心，或许生活对他来说就是简单的，除了酒足饭饱还有亲朋好友以外，他从来都是什么都不想的。
她记得有一次她对他说，我实在是不想等了，你回来吧，我们结婚。他在那头沉默了许久，叹了口气，说，一个家庭哪能和一个人一样呢，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
可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个能力呢？她等了几年，从十九岁等到二十二岁，已经三年了，他的生活不见有稳定的痕迹，他的言语间还是充满了对责任的畏惧，倒是一旦有朋友缺钱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然后辗转几个人去借，到最后，这些债务都只能由他自己来承担。
她恨，她哭，她吵，事情都没有任何改变，只是多听几遍男人的甜言蜜语罢了，而这些，原本就没有什么新鲜。每个男人的嘴巴都是精心修整过的花园，看着风向气候会长出既合时宜又动人的花朵。
就在那个晚上，她被同事们灌得醉了个半死，她们说，她在舞厅里又哭又叫闹了半天，然后就像死猪一样睡着了。反正她是什么也不记得了，只记得第二天早上的天亮出漫天的银白，一睁眼，就看见窗口挂着剔透的冰凌，还有水珠的滴答声。她穿好制服下楼上班去了，脸色虽说有些苍白，但没失了在单位应该有的持重。科长看见她时，意味深长地眨眨眼睛，问，昨天回家了？她脱口而出没有呀，说出来才后悔：一定是宿舍值班的老太太嚼舌头，告诉他昨天她很晚才回来。果然，科长笑笑，亲切地说，小姑娘，注意影响呀，住在宿舍，得守规矩嘛。她也笑，说，同学结婚，喝喜酒呢。科长点点头，年轻人嘛，交际多，很正常。说完，踱着步走了。
下了车，拐弯，上楼。楼道里没有人打扫，脏乱地堆积起陈旧的箱子和煤屑，还有谁家已经废弃的自行车，已经落了厚厚的一层灰了，还是没有舍得卖掉，就那样放在走廊上，人走过来走过去都很困难，特别是冬天，转个身子都会磕磕拌拌拽几下，不规整一下自己的衣服是无论如何不能通过的。
防盗门上的绿色油漆已经脱落了不少，黑一块黄一条，里面挂着的棉布帘子也撕破了，有两根布条可怜巴巴地垂在门把手边，她每次开门看见这布条就觉得是一个孤瘦无援的乞丐站在门口。
没有人。什么东西都整整齐齐的，不像有人睡过。她上次回来时嗑的瓜子壳还原模原样地躺在烟灰缸里，可见这几天他也没回来过。她骂了句混蛋，嘴唇都哆嗦了起来，原来她在单位里趴着睡了一晚上，确实只是为着他赌口气罢了，他昨天晚上根本没有回来过。
她铺好床，决定再睡一会儿，然后起来把床单和脏衣服都洗干净，当然不会洗他的东西，她撒气似地对着卫生间他的一堆脏衣服踢了一脚，一件棉毛衫歪了一下，跌到了盆外面。她这才拿上自己的毛巾出去洗脸。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闭会儿眼睛，再睁会儿眼睛，看看光线一点点地爬满窗帘，然后顺着窗帘溜下来，爬到床上，和她依偎在了一起。暖洋洋地躺着，却没法进入梦乡，她烦躁不安地坐起来，再躺下去，来回地折腾了几遍，电话铃突然响了。
丈夫听见她的声音，一点儿也没意外，反而笑出了声，问她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她不耐烦地说，你想怎么样？那边说不怎么样，回来再说吧，就扣掉了电话。她拿着电话愣了半天都没回过神来。
洗好了衣服，丈夫开门的声音响了起来，她坐在电视前面没动，手下意识地一下下地按，电视上的图案飞快地转换，一会儿是个古装女子满面意气拔剑对着个英俊小生，一会儿又是漂亮的空中小姐举着洗发水说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
丈夫放下车钥匙，走到她旁边坐下，掏出烟来点了一根，美美地吸了一口，半晌才开口，你还住这儿？
她抬起头瞅瞅他，又好气又好笑的表情，怎么，这房子可是我花的钱买的，有你什么事？
丈夫不动声色地掸掸烟灰，不是，是婚后财产，有我的一半。
她厌烦地站起来，关了电视，绕着房间走了几圈，猛地把手里的遥控器扔到他脸上，声音陡然大了，尖锐得几乎把自己的耳膜也给刺穿了，你这个骗子！
你说婚姻法是骗子？丈夫很冷静，冷静得让她的愤怒瞬间便如被冷水泼过一样凉透了，她颓然地又坐回到床上，看着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的遥控器，一时间，她倒是很想去看看遥控器到底坏没坏。要是坏了，也只能她掏腰包出来修。
她的婚姻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日积月累的琐碎还是根深蒂固的不知？她只知道当时太多太多的人围绕在她的身边，但她觉得，最合适婚姻生活的应该就是他了。他脾气温和，不急不慢，总是很耐心地满足她的种种任性和蛮横，是的，她曾经，至今都是很蛮横的。结婚前，她就和他说好了一切，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财产，只有共同分享的时光。但唯独这套房子，是在她婚后从单位购买的，若是没有结婚证，单位也不同意卖房子给她，领导认为，一个人住在楼上的两人间宿舍就已经足够了。
当时他的爸爸病危，已经耗光了他所有的积蓄，于是他说，你买吧，买了就是你自己的，我是不会和你抢的，我单位里有宿舍。至今，单位还为他保留着一间单身宿舍，而他，却出尔反尔准备剥夺她的财产了。
她的脑子迅速地一盘算，银行里还有五万元的定期存款，剩下的也只是这房子和家具了，而丈夫手里呢？估计只有一两万元的积蓄，其它的，也只能指望房子——婚姻沦到最后，就是现实利益的分割，这正是她和许多准备离婚的人们正在细细盘点的缘故。
丈夫若说有什么要命的缺点，倒也不至于，他没什么爱好，就是爱和朋友们喝酒侃大山，然后搓几回麻将，这种时候就是天塌下来也拉不动他，他父亲病危的时候，是她床前床后的伺候，他付了钱就以为自己万事大吉了，天天又跟着朋友们胡吃海喝，三天也难见到他的影子。
刚结婚的时候，她也安静了一阵子，不再和那帮女朋友们动不动跑到茶馆掷骷子，到酒吧开张的时候再泡吧了，反正单位清闲，她没太多的事做，打个招呼也就溜了。那段时间，她倒是常常只坐在办公室里喝喝茶，看看报纸，再聊聊国际形势菜场肉价之类的事情，就这样打发一天。可只是几个月，她就发现大部分时间老老实实地回了家，看见的只是冷灶黑灯罢了，他呢，也有个好借口，是个外科医生，总有借口消失无影。她渐渐又开始恢复以往单身的旧习惯，朋友们也一点儿不诧异，问也不问，完全当她是个自由人。
在酒吧里坐着，自己消费的时候不算多，在喝完最后一口的时候，总会有个男人及时地推一瓶酒过来，声称他来请客。她也会满不在乎地接过来，连眉毛也不扬一下，就咕咚咕咚地灌上一口，请客的男人呢，不失时机地坐到旁边，以小姐一个人来玩啊，是从事什么职业的之类的套词来搭讪。他们或许也明知得到的答案未必是真的，大部分人对任何一个答案都保持不动声色，她还没遇到什么麻烦过，在舞魂混了这么多年，她依然被人以为是个开服装店的小老板娘，谁叫她的衣服总是天天换从没有在潮流之后呢。那些男人都叫她冷静——这是她给自己取的名字。
冷静冷静。她总是这么对自己说。对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人她都想保持着冷静，但唯独对初恋的那个男人还有丈夫她却好像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结婚后，那个男人又开始给她打电话，并且曾经有一个周末，飞来看她。她像以往一样，站在机场拥挤的人群里安静地等着他的光临，他呢，也还是那件白色的衬衫，拎着个塑料袋就晃着出来了。看见她，像以往一样，搂着她的肩亲密地往外走，一点陌生的痕迹都没有留下——那时，他们已经有一年没见了。
她跟着他到了朋友的住处，热热闹闹地吃了他亲自下厨烧的火锅，然后朋友们知趣地走了，她的脸随即像冰冻一样收剑了笑容，低下脑袋不肯说话也不愿意抬头看他了，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哭的时候，她才想起来，倔强的她这是第一次在男人面前掉泪，除了爸爸以外。
他搂住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轻轻替她擦眼泪，有节奏地晃着，她想起了幼年时爸爸就会把她抱在怀里这样摇晃着，也是同样地一言不发，但是，爸爸已经离开她和妈妈很多年了，这些年，她没有听过任何有关他的消息，或许他死了，或许没有，这些，似乎遥远得跟她完全没有了干系，哪怕她身上的血液还能感觉到那个胡子扎人的男人的气息。
那两天，她都是和他在一起过的，她无休止地哭闹，而他呢，则轻声细语地安慰她，吻她，直到她累了，困了，他才会叹着气说真是个孩子啊，帮她脱了衣服把她塞进毯子里。她就躺在床上，看着他坐在小桌子边一根根地抽烟，烟渐渐把他的身影罩住，她睡了。
那两天过得... -->>
流离或许是一种生命的状态，这种生命状态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但总有些人懂得。
有些人经历过，有些人没有经历过，我不知道没经历过的人们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但有些人是永远也不会承认的。
我们在人前是一张脸，面对自己时是另一张，我们总是迫不得已地言不由衷，深深地将自己掩蔽，自以为这样就很安全。但事实上，我们活在危机之中，无论我们如何积极地看待这些危机，危机却交替地潜伏在四周，如影相随。
又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衣袖上湿了一片。她睁开眼睛看的时候，发现阳光已经洒到了窗台上，偷偷探出只细细的小手搔弄着纱窗。已经是第几个夜晚了？她已经没有办法计算了。这些不同寻常的日子过得太过寻常，她懒得将它们都细细清点进记忆。
她原本可以到哪个咖啡店或者酒吧过上一夜的，不过，这样的日子过多了，也是一点点的兴趣也提不起来，她拎起包来，对着镜子描口红。镜子里的她眼圈黑了一大片，看上去很憔悴，不过，总算还不丑陋。她害怕自己成为一个丑陋的女人，她不知道要是老了，要是不再年轻漂亮了，她的生命会变成什么样子。
现在丈夫应该已经不在家了吧。她想，他或许昨天晚上就是骗她的。快下班的时候，他打电话来说他和朋友要用房子，叫她不要回来了。她挂了电话后立刻又打电话回去，可是，一直没有人接。很可能，他只是不想让她回去罢了。
她想起那些恋爱的岁月时，总觉得遥遥不可回首，怎么也不能相信那不过是两年前的日子。那时的他会为了她想吃一碗陶记生的馄饨穿过大半个城市去买回来，冷冷的风把他的自行车刮倒了，他在马路上修车又花了大半个钟头，直到夜里十点才赶回到她的宿舍，馄饨已经冷了，她早失去了胃口，倒是由此有了结婚的念头。
现在呢？陶记生因为城市动迁搬得不知了去向，号称百年老字号从此就湮没在了新城市轰轰烈烈尘土飞扬的建设中，而她借以为生的信赖和婚姻也如暴雨中的茅草屋一样风雨飘摇。
清晨的公车上人不多，只有几个显然是值了一晚上夜班的蓝制服工人在车上打着瞌睡。司机把车开得摆摆摇摇，好像还没有从睡梦中清醒过来。
她又掏出化妆镜来照了照自己，呲牙笑笑，看看嘴唇的弧形是否完满，脸上的粉掩饰得是不是还算清秀。她从小就很漂亮，虽然她总是羞于将这个事实说出口。但是所有的人的眼睛都在告诉她这一点。唯一的缺陷就是个子不高，略微有些胖，她时常下决心要减肥，可却从来没有真的瘦下来过。想必肥瘦是天定的，减肥这种后天的行为无法改变骨骼的大小，根本解决不了她的问题。
恋爱的时候，她想到这里，嘴角浮起一丝笑意，那时候，她身边的男孩、男人都很多，都是尽她的心意挑选的，除了那个郝。
郝。这个姓她就很喜欢，无论是好是坏，叫起来都得是好，很有点强买强卖的味道。他也的确不算是个好人，当然也算不得个坏人，和马路上每一个或者睡眼惺松或者精神抖擞的人一样，满心都是自己的那点事情，工作金钱、男人女人、亲戚朋友，世界再大再乱再好跟他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他是她的初恋，严格意义上来说。在他之前，她就有很多很多次和男同学约会的经历，他们也曾经握过她的手，甚至有一个男生，还曾经隔着薄薄的纱手套吻她的手，可是也就这么多了，那种年纪，就是这些行为都已经偷偷摸摸得自觉犯了大忌，有些见不得人似的要遮着掩着，就是到现在，让她在马路上和谁亲昵地搂在一起，她也还总觉得背上身上刺着的都是像刀子一样的目光。
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觉得他有那么好。他实在是个很平常的人，长像并不出色，身材高高瘦瘦的，一笑眼睛就眯得只剩下比线还细得一道红疤了——像伤口，她手腕上的伤口。
那是为着他要闹自杀吗？她苦笑着摇摇头，她也不知道，只是那时的她活着太过索然，他远走高飞，隔三岔五地打个电话来说，反正两边都是公费，于是一个晚上都可能不挂，没睡着的就听着对方轻轻的呼吸声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再挂掉。三番五次这样日子也渐渐无味了，电话少了，争吵多了，脾气躁了。有一个大雪夜，她爬到高高的楼顶，张开双臂，雪花像秋天的落叶一样悉悉地掉了一身一脸，她几乎都睁不开眼睛。那天不算太冷，虽然风一阵阵地跳上楼顶向天空奔流，她就在楼顶用刀片在手腕上割开一道。
这道疤不算很深，血渗了好几个小时，止也止不住。她坐在暖水房里，把手向外伸，看着血渐渐渗出伤口，然后顺着胳膊伸出的方向聚集成一滴，晃着晃着就滴到了雪地上，压抑成白花花的雪地的一小滴黑暗。
她等到血不再流了，心也冷了。那时候她手里还握着寻呼机，等着他的电话，可是这几个小时，除了天气预报以外，什么也没有。她用手帕把手腕系是紧紧的，回到了房间。那次受凉，让她高烧发了一个星期，在这一个星期里，她把宿舍的电话拔了，不想听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一个星期后，电话刚刚插好，他的电话就进来了，他劈头就问，你干什么去了？她说，分手吧。电话就挂断了。
生病起来，她就化好妆，和同事去了舞厅。她不是第一次到这种地方来，那些年，这些地方似乎在人们的观念里还是大忌，谈起来嘴角都会撇出些不屑一顾的神色来，可是她在金融系统工作，在系统内，这类活动已经快和吃饭的频率相同了，每天没事她们这帮女孩子都会到招待中心的舞厅里坐坐，看着那些来参观学习的各地领导干部职员们在里面嘻笑着跳舞，年轻的女服务员们甜美的笑容随时恭候在一旁等待着召唤。
那一次是同事们常去的一家舞厅，叫舞魂，不算大，上下两层，挤得满满的，一些和她同龄的女孩子穿着鲜艳的衣裳在舞厅中间晃荡，短发长发在灯光下摆出一道道暗红色的弧线来。她静静地在角落里啜饮可乐，心里全是那个已经被她的决心放弃的男人，恨恨地想随便抓个人来诉说自己的委屈。
那些年和他的恋爱走过来并不算太容易，他是个外地人，工作也像漂泊的浮萍一样没有根，走到哪里算哪里，手里攒不下一分钱，她时常到火车站飞机场去接他，看着他穿件白衬衫只拎着一个小小的塑料袋走出来，一脸飞溢的光彩。不知道他为什么总能这么开心，或许生活对他来说就是简单的，除了酒足饭饱还有亲朋好友以外，他从来都是什么都不想的。
她记得有一次她对他说，我实在是不想等了，你回来吧，我们结婚。他在那头沉默了许久，叹了口气，说，一个家庭哪能和一个人一样呢，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
可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个能力呢？她等了几年，从十九岁等到二十二岁，已经三年了，他的生活不见有稳定的痕迹，他的言语间还是充满了对责任的畏惧，倒是一旦有朋友缺钱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然后辗转几个人去借，到最后，这些债务都只能由他自己来承担。
她恨，她哭，她吵，事情都没有任何改变，只是多听几遍男人的甜言蜜语罢了，而这些，原本就没有什么新鲜。每个男人的嘴巴都是精心修整过的花园，看着风向气候会长出既合时宜又动人的花朵。
就在那个晚上，她被同事们灌得醉了个半死，她们说，她在舞厅里又哭又叫闹了半天，然后就像死猪一样睡着了。反正她是什么也不记得了，只记得第二天早上的天亮出漫天的银白，一睁眼，就看见窗口挂着剔透的冰凌，还有水珠的滴答声。她穿好制服下楼上班去了，脸色虽说有些苍白，但没失了在单位应该有的持重。科长看见她时，意味深长地眨眨眼睛，问，昨天回家了？她脱口而出没有呀，说出来才后悔：一定是宿舍值班的老太太嚼舌头，告诉他昨天她很晚才回来。果然，科长笑笑，亲切地说，小姑娘，注意影响呀，住在宿舍，得守规矩嘛。她也笑，说，同学结婚，喝喜酒呢。科长点点头，年轻人嘛，交际多，很正常。说完，踱着步走了。
下了车，拐弯，上楼。楼道里没有人打扫，脏乱地堆积起陈旧的箱子和煤屑，还有谁家已经废弃的自行车，已经落了厚厚的一层灰了，还是没有舍得卖掉，就那样放在走廊上，人走过来走过去都很困难，特别是冬天，转个身子都会磕磕拌拌拽几下，不规整一下自己的衣服是无论如何不能通过的。
防盗门上的绿色油漆已经脱落了不少，黑一块黄一条，里面挂着的棉布帘子也撕破了，有两根布条可怜巴巴地垂在门把手边，她每次开门看见这布条就觉得是一个孤瘦无援的乞丐站在门口。
没有人。什么东西都整整齐齐的，不像有人睡过。她上次回来时嗑的瓜子壳还原模原样地躺在烟灰缸里，可见这几天他也没回来过。她骂了句混蛋，嘴唇都哆嗦了起来，原来她在单位里趴着睡了一晚上，确实只是为着他赌口气罢了，他昨天晚上根本没有回来过。
她铺好床，决定再睡一会儿，然后起来把床单和脏衣服都洗干净，当然不会洗他的东西，她撒气似地对着卫生间他的一堆脏衣服踢了一脚，一件棉毛衫歪了一下，跌到了盆外面。她这才拿上自己的毛巾出去洗脸。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闭会儿眼睛，再睁会儿眼睛，看看光线一点点地爬满窗帘，然后顺着窗帘溜下来，爬到床上，和她依偎在了一起。暖洋洋地躺着，却没法进入梦乡，她烦躁不安地坐起来，再躺下去，来回地折腾了几遍，电话铃突然响了。
丈夫听见她的声音，一点儿也没意外，反而笑出了声，问她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她不耐烦地说，你想怎么样？那边说不怎么样，回来再说吧，就扣掉了电话。她拿着电话愣了半天都没回过神来。
洗好了衣服，丈夫开门的声音响了起来，她坐在电视前面没动，手下意识地一下下地按，电视上的图案飞快地转换，一会儿是个古装女子满面意气拔剑对着个英俊小生，一会儿又是漂亮的空中小姐举着洗发水说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
丈夫放下车钥匙，走到她旁边坐下，掏出烟来点了一根，美美地吸了一口，半晌才开口，你还住这儿？
她抬起头瞅瞅他，又好气又好笑的表情，怎么，这房子可是我花的钱买的，有你什么事？
丈夫不动声色地掸掸烟灰，不是，是婚后财产，有我的一半。
她厌烦地站起来，关了电视，绕着房间走了几圈，猛地把手里的遥控器扔到他脸上，声音陡然大了，尖锐得几乎把自己的耳膜也给刺穿了，你这个骗子！
你说婚姻法是骗子？丈夫很冷静，冷静得让她的愤怒瞬间便如被冷水泼过一样凉透了，她颓然地又坐回到床上，看着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的遥控器，一时间，她倒是很想去看看遥控器到底坏没坏。要是坏了，也只能她掏腰包出来修。
她的婚姻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日积月累的琐碎还是根深蒂固的不知？她只知道当时太多太多的人围绕在她的身边，但她觉得，最合适婚姻生活的应该就是他了。他脾气温和，不急不慢，总是很耐心地满足她的种种任性和蛮横，是的，她曾经，至今都是很蛮横的。结婚前，她就和他说好了一切，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财产，只有共同分享的时光。但唯独这套房子，是在她婚后从单位购买的，若是没有结婚证，单位也不同意卖房子给她，领导认为，一个人住在楼上的两人间宿舍就已经足够了。
当时他的爸爸病危，已经耗光了他所有的积蓄，于是他说，你买吧，买了就是你自己的，我是不会和你抢的，我单位里有宿舍。至今，单位还为他保留着一间单身宿舍，而他，却出尔反尔准备剥夺她的财产了。
她的脑子迅速地一盘算，银行里还有五万元的定期存款，剩下的也只是这房子和家具了，而丈夫手里呢？估计只有一两万元的积蓄，其它的，也只能指望房子——婚姻沦到最后，就是现实利益的分割，这正是她和许多准备离婚的人们正在细细盘点的缘故。
丈夫若说有什么要命的缺点，倒也不至于，他没什么爱好，就是爱和朋友们喝酒侃大山，然后搓几回麻将，这种时候就是天塌下来也拉不动他，他父亲病危的时候，是她床前床后的伺候，他付了钱就以为自己万事大吉了，天天又跟着朋友们胡吃海喝，三天也难见到他的影子。
刚结婚的时候，她也安静了一阵子，不再和那帮女朋友们动不动跑到茶馆掷骷子，到酒吧开张的时候再泡吧了，反正单位清闲，她没太多的事做，打个招呼也就溜了。那段时间，她倒是常常只坐在办公室里喝喝茶，看看报纸，再聊聊国际形势菜场肉价之类的事情，就这样打发一天。可只是几个月，她就发现大部分时间老老实实地回了家，看见的只是冷灶黑灯罢了，他呢，也有个好借口，是个外科医生，总有借口消失无影。她渐渐又开始恢复以往单身的旧习惯，朋友们也一点儿不诧异，问也不问，完全当她是个自由人。
在酒吧里坐着，自己消费的时候不算多，在喝完最后一口的时候，总会有个男人及时地推一瓶酒过来，声称他来请客。她也会满不在乎地接过来，连眉毛也不扬一下，就咕咚咕咚地灌上一口，请客的男人呢，不失时机地坐到旁边，以小姐一个人来玩啊，是从事什么职业的之类的套词来搭讪。他们或许也明知得到的答案未必是真的，大部分人对任何一个答案都保持不动声色，她还没遇到什么麻烦过，在舞魂混了这么多年，她依然被人以为是个开服装店的小老板娘，谁叫她的衣服总是天天换从没有在潮流之后呢。那些男人都叫她冷静——这是她给自己取的名字。
冷静冷静。她总是这么对自己说。对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人她都想保持着冷静，但唯独对初恋的那个男人还有丈夫她却好像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结婚后，那个男人又开始给她打电话，并且曾经有一个周末，飞来看她。她像以往一样，站在机场拥挤的人群里安静地等着他的光临，他呢，也还是那件白色的衬衫，拎着个塑料袋就晃着出来了。看见她，像以往一样，搂着她的肩亲密地往外走，一点陌生的痕迹都没有留下——那时，他们已经有一年没见了。
她跟着他到了朋友的住处，热热闹闹地吃了他亲自下厨烧的火锅，然后朋友们知趣地走了，她的脸随即像冰冻一样收剑了笑容，低下脑袋不肯说话也不愿意抬头看他了，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哭的时候，她才想起来，倔强的她这是第一次在男人面前掉泪，除了爸爸以外。
他搂住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轻轻替她擦眼泪，有节奏地晃着，她想起了幼年时爸爸就会把她抱在怀里这样摇晃着，也是同样地一言不发，但是，爸爸已经离开她和妈妈很多年了，这些年，她没有听过任何有关他的消息，或许他死了，或许没有，这些，似乎遥远得跟她完全没有了干系，哪怕她身上的血液还能感觉到那个胡子扎人的男人的气息。
那两天，她都是和他在一起过的，她无休止地哭闹，而他呢，则轻声细语地安慰她，吻她，直到她累了，困了，他才会叹着气说真是个孩子啊，帮她脱了衣服把她塞进毯子里。她就躺在床上，看着他坐在小桌子边一根根地抽烟，烟渐渐把他的身影罩住，她睡了。
那两天过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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