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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这么多反动的法力诈术手段后，李欗总结道：“无论斩木起义兵，亦或者改良变法，无非四个字：除旧布新。”
“而这四个字之外，你还需记得，天朝的事，必要思虑‘天下一统’四字。”
“理解了除旧布新、理解了天下一统，便多有转圜余地。”
“何谓除旧布新？
“兴国公昔日于苏鲁变革，他鼓励种植经济作物在前？还是垦鲸海下南洋吓朝鲜拿到商品粮基地在前？”
“除旧是为了布新。而万不可为了除旧而除旧，必先想到新法，多有准备，然后才能除旧。”
“如昔日战后，那法兰西国路易十五与朕通信，言欲废巴黎高等法院诸事。朕回信言，天朝能制贵族世家，因有科举。此事非不能做，只是欲破旧，心中至少知道新为何等模样。不知新而先破旧，岂不乱乎？”
“再如朕要办学堂、兴实学。那么，过去的义学、族学怎么办？过去依靠地租学田之租子维系的书院学堂怎么改？过去依靠乡绅捐助的塾学又如何变？所需之教师先生从何来？生员秀才等教他们日后以何为生？怎么解决这些东西都不考虑，便二话不说废了旧学科举，岂能不乱？”
“此所谓除旧布新。”
“那何谓天下一统？”
“如今朝廷财税，十之七八，不源于土地亩税，而是源于出口、商税、殖民、盐税等等。”
“先发诸省，收税省事，且又无需和最麻烦的地主乡绅小农打交道。”
“若是为了省事，朝廷日后只靠商税、关税、出口、盐税等，而觉得内地省份皆是麻烦。正好儒生多谈复封建、绅权亦多言复推举学校议政等等复古手段。”
“那朝廷为了省事、亦为了讨好天下士绅、亦或者根本不想惹许多麻烦，就从了他们，不再压绅权、亩税仍旧不改若包税法只要两千万两，剩下的地方自办，皆大欢喜。”
“绅权膨胀，资政议事，掌控地方，税收民赋皆乡贤自议，必高呼皇帝圣明，王道复古，此真三代之治也。”
“这是天下一统？还是割据沿海，不过如殷商以兵戈以金铜以商贸而控天下？”
这也算是大顺的特色问题了。
自明晚期开始，儒林中很是兴起了一股子“复古的郡县制下再封建”的思潮。明末的几位大思想家自不必提了，便是颜元李塨等均田的激进派，在其书中的构想，虽然不提再封建，但对于地方分权的想法也相当热衷。
比如说，围绕着复古学校制，以学校作为州县的政治中心，废除科举制解决生员问题，再由贤良推选真君子、真儒而议政。学校既是教育场所、也承担一个地方州县的议会的作用。
当然，这种想法，过去也就说说，朝廷压根不会听。
明亡顺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大顺都在压制地方绅权。因为这种东西，听起来挺好，可实际上到底是倒退还是进步，这就很难说。科举制虽然有诸多问题，但就之前而言，怎么也比地方上举荐贤才复变种察举制要强。
然而，伴随着刘玉的改革，大顺这边的财政收入比例和之前截然不同。
关税、商税、出口税、殖民地掠夺等等，这些收入暴增。
而亩税……
仅就朝廷国库而言，之前确实亩税收的也不算多，地方上要办什么事朝廷其实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地方上自己搞摊派、加派、助捐之类的手段。
毕竟说，这么大的国家，一年收两千万两白银的税，这实际上就是明瞪眼的事——君子远庖厨，默许地方自己弄钱。名义上正税确实不多，但正税之外的杂役、运输、劳役、摊派、火耗之类的东西，才是真正把人避疯的压榨。
现在嘛，大顺这边在先发地区弄钱，比抠搜那点亩税要容易的多。
而收土地税，意味着要解决地主和农民的事、要和地方乡绅打交道，实际上收起来非常的难，关键还收不了多少。
于是一些朝中的大臣建议道，说是现在有商税关税殖民地收入等等，而亩税收起来又费劲又麻烦还收不了多少。
那么，可不可以说，朝廷就不要亩税走国库了？把亩税交给地方行不行？
缺的这点亩税，其实很容易收回了。
比如说，将内地地区设置钞关，收内地税——也即自然经济保护税，亦或者要是把内地看成一个区域的话，等于是先发地区收“出口关税”，这笔钱肯定是归中央而不是地方的——这就很容易把亩税的那点钱补回来。
那既然这样，可不可以只靠先发省份的商税、关税、自然经济保护税等，作为中央之财政？
而内地地区，既然都是些累赘，收税也不好收、地方绅权还一直对抗，能不能说适当扩大地方之权限？
一方面说，这符合儒学的设想，地方贤达议政参政，顺带还能解决一下生员问题。
另一方面，朝廷之前的税制，弄的自欺欺人，地方上也没钱，而正税之外必须得琢磨着弄点火耗、摊派、加增啥的，上面一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如此，那干脆把亩税这个东西扔给地方呗？收税又麻烦、收的也不多。
这样，让地方自己用亩税去玩，朝廷只要关税商税等，皆大欢喜，朝廷还甩了许多麻烦，天下士绅也必定盛赞天子圣明。
而内地亩税一般来说收的那一千三五百万两，想补回来，只需要说放开那么严格的保护和管制。
允许先发地区的廉价商品进入，但设置钞关，加收一部分自然经济保护税不就得了？
比如说，松苏的棉布，一块钱；而内地的自然经济下的布，两块钱。
那就可以收七毛钱的自然经济保护税，既不至于说摧毁的太厉害，顺带着这一千来万两不是很容易就从“内关税”中收回了？
至于说这么搞，到底是什么性质、是不是殖民地等，这个先不提。
关键是，对朝廷而言，钱，是个大问题，甚至是最大的事。
而因为刘玉的改革之后，国库的钱和以前不一样了，这就使得在心理上、技术上，使得朝廷有了可以接受这种想法的可能。
搁五六十年前，肯定是不可能的。那些儒生的地方学校察举议政的想法，在钱的问题上就不可能接受。因为之前朝廷的那点收入，大部分还是亩税。
但现在，从钱的角度上讲，这就大有可能——因为国库收入的比例变了，亩税那点钱，都快比不上在印度收的土地税了，当然这是大顺这边的殖民政策比较“激进”，毕竟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殖民思想，还是指望殖民地提供原材料和市场，而不是反动的商业资本主义的殖民思想，不然如历史上英国东印度公司，只是在印度亩税就能收个七八千万两，这可比大顺之前的亩税加盐税还要多的多的多——而大顺依靠先发地区的商品税、关税、以及随着交通运输改善后的盐税等等，内地的那点土地税真的是已经可要可不要的。
并且说，本身，大顺的财政制度也确实问题很大。延续前朝之政策，名义上正税不多，而地方上便不得不想方设法弄钱，否则地方实质上都根本维系不下去。
是以说，这个原本几乎无解的问题，现在似乎的确有了解决的方法：中央扔掉亩税，不收了，归地方。
这里可不是说取消亩税。
而是说，把亩税交给地方，让地方上的乡绅、胥吏等，自己去搞亩税。
这样，朝廷既赚了“仁政”的名，又可以得到地方乡绅的拥护，还可以避开让人头疼至极的地主和农民的问题。
当然，这几年这种想法在朝中甚嚣尘上，也不仅仅是因为纯粹的国库收入的比例问题，而是有很多人从中推波助澜。
某种程度上讲，李欗非要搞科举制改革，也和这件事有一定的关系。
当日李欗面对这个想法，可是罕见地大怒，在朝堂上破口大骂，只说这是“偏安割据之格局、而无一统之气概”；又说什么“此亡天下之论”；更言此事乃“蒙元夷狄税制之流毒，孟子言朝堂不收足额亩税实乃是夷狄之政此言得之”。
要说他愤怒的原因，或者说至少在朝堂上表现出或者说表演出极为愤怒的原因，还真就是他说的什么“格局”、“气概”之类的因素，只不过情况比这个复杂。
在李欗看来，之前大顺变革留下的问题挺多的。至少走到现在，过去的一些政策，现在已经给大顺造成了深深的裂痕。
真要说朝廷的中央财政之保留沿海地区比较容易收的关税商税自然经济保护税，而把亩税丢给地方，那么实质上大顺就彻底分裂了。
一旦让朝廷的财政只和先发地区的商税、关税、自然经济保护税等绑定，那么朝廷就真要被人捏在手里了。
到时候，朝廷这个中央，就只能跟着先发地区的工业、商业、以及内地出现的大量买办的步调走了。
财政皆出于此，到时候皇权还敢做出任何动他们利益的改变吗？
而最后，最可能的局面是啥？
便是朝廷真正能管的，就是先发地区；而先发地区的人，又不想承担内地地区的种种问题，恨不得让内地各省半自治，做倾销殖民地，而又不出任何的成本管理和赈济。
名义上的阔有天下的天子，实质上就管着先发数省。而先发数省又压根不想解决内地的贫困、赈济、救灾、治水、以及地主和农民的事，只要内地的买办能扶起来买这边的货就行。
至于那些贫困、赈济、救灾、治水、以及地主和农民的事，让内地省份自己去管。
所以说，固然显学派的一些激进想法，在李欗看来，那是有想要当“关陇集团、淮西勋贵、乃至王莽新政时候古文经学”的地位。
但至少，显学一派的激进想法，李欗认为还是“天下一统的格局”，而非“割据偏安的暮气”。
即便说这些人想要以新代旧，想要借机取代旧的官僚集团，然而终究是天下视角的，而不是偏于二三省视角的。
然而，这种建议朝廷靠关税商税，扩大地方的权限，而把亩税等扔给地方的想法，却是李欗压根无法接受的。他宁可接受显学那一套，真的扶起来一支不受控制的“古文经学儒生”或者“新的淮西勋贵集团”，也不会接受这种完全要把大顺裂开、把天下撕碎的想法。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如他和皇子说的那番话一样：除旧布新、天下一统，缺了哪个都不行。
天子天子，天下都裂开了，那叫什么天子？
显学派的想法过于激进，而且不好控制。一旦成事，又容易抱成团，尾大不掉，所以李欗不可能接受显学一派的“激进改革，借助阶级属性和内地地主不同的知识分子、识字人口，搞均田改革”的想法——一旦搞成，上上下下，天下举目，全是实学这几界的“同乡”、“同学”、“同窗”，他这皇帝或还能压得住，他一死儿孙辈不直接被人玩死？
而甩手派，亦即意图将内地做殖民地，朝廷只保留商税关税，把内地的麻烦事交给内地半自治的，李欗更不可能接受。
故而，这才催生了他要搞科举改革、要兴办学堂，试图解决这件事，从根上把这种可能把好好的大一统王朝，混成个偏安一方的殖民地母国的可能给灭杀。
天下一统，其实一共九个字。
【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
甭管科举考试到底考什么内容，到底是哪一派的儒学、亦或者哪一派的百家学说，总归要天下都一样的学问，否则这天下早晚要出事。
这也就是李欗认为显学一派的想法有可取之处、但不可用的原因：显学一派，也是讲【尚同】、讲【六合同风】的，这最起码是个“有天下气度的学说”——显学一派是站在天下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而且是坚决反对搞成这种殷商以经济和军队做天下共主的模式的——只是站在皇权的角度，认为显学的手段过于激进，虽然天下保住了，但皇权可能没了。
简单来说，李欗所谓的“除旧布新、天下一统”，是既要天下、又要皇权。
因为现在毕竟盛世，这不是说李欗这皇帝就觉悟高，而是大盛世之下没听说要主动在天下和皇权中二选一的，总归还是琢磨着要两个都要。真要是混成了某种衰亡在即的局面，李欗也未必不会只要皇权、只想当皇帝而不管天下，甚至干出一些借兵、当儿皇帝、给人当守土官长的事。
至少，他觉得，使使劲儿，抓住那一线生机，还能“我全都要”。
当然，也实在是到了不“除旧布新”不行的时候了。
再不继续变法，李欗担心他死之后，真混成了依靠先发省份搞对内殖民、让内地自治不管内地贫困灾祸只要当商品倾销地即可的模样。
这也不是他心怀天下苍生，而是知道这么搞，非要把显学一派中有“天下”、“苍生”这等大情怀的人，逼成反贼，最后真容易把他家祖坟都给刨了，自己甚至要混个遗臭万年的名声。
他现在要当“进步的皇帝”，要谈天下、谈苍生，为的就是为了让那些心怀天下的时代英豪，还能跟着他走、至少还存着改良的幻想。真把这群人给逼得彻底失望，那真是要出大事的，尤其是经历了刘玉改革几乎全程他，似乎竟以一人之力而至这几十年间天下大变的现实，让他心有余季——万一出几个这样的人物，彻底失望，放弃改良变法而去当反贼，那得什么样？
伴随实学兴起，对未来的憧憬不再是空泛的三代之治的模样，而有了更具体的期待。
那么，这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又不可能全都是为求功名利禄之辈、为当官可以随意把卵割掉之人，一旦这些掌握了先进知识而又有天下之大志的人，发现朝廷和他们的理想越来越远，这群人彻底失望之后，万一真的去内地的贫困地区发动起义，那事可就大了。
这群人，李欗很清楚，和过去大不相同。因为他们有纲领、又明确的对未来的构想、并且更可怕的是在这些纲领中均田只是个手段而不是当成最终目的。
这就和过去大为不同。
是以，显学一派的激进改革，未必要用，但至少要做出改变，示意不是不进步也不是不想着未来，而是方法方式可以再商量。
但是，要真是玩成放弃内地治理只把内地做商品倾销地的模式，那很大一群本还可以“跟着兴国公去修黄河”的人，多半发现朝廷压根没有修黄河的意思，那他妈的还修个屁，先把这腐朽王朝埋了再修吧。
鉴于此，李欗怕皇子还是不能掌握精髓，遂又问道：
“朕问问你，若行科举改革，兴办学堂。你说这兴办学堂、发给教师先生的钱，是地方如过去火耗事自行加助学捐？还是应由朝廷国库出资？”
“朕再问问你，若为兴实学，是直接废弃科举选拔，只用先发各处之实学人才？还是废科举之旧学，而保留科举考试选拔、朝廷编制人才、同乡回避为官压制绅权之旧法？”
皇子很自然地先避开了第一个关于钱从何来的问题，先从第二个问题回答。
“儿臣以为，若为兴实学，自然还是只改科举之内容、而留科举之形式。分科为科举、八股为科举、三舍亦为科举。无非‘勤勉好学，学而优则仕’而已。”
“使科举与学校一贯，则实学将不劝自兴；而若科举与实学分途，则学校必有名无实。”
“何者？利禄之途，人之所趋；繁重之业，人所畏阻。”
“若学实学可通利禄，... -->>
说了这么多反动的法力诈术手段后，李欗总结道：“无论斩木起义兵，亦或者改良变法，无非四个字：除旧布新。”
“而这四个字之外，你还需记得，天朝的事，必要思虑‘天下一统’四字。”
“理解了除旧布新、理解了天下一统，便多有转圜余地。”
“何谓除旧布新？
“兴国公昔日于苏鲁变革，他鼓励种植经济作物在前？还是垦鲸海下南洋吓朝鲜拿到商品粮基地在前？”
“除旧是为了布新。而万不可为了除旧而除旧，必先想到新法，多有准备，然后才能除旧。”
“如昔日战后，那法兰西国路易十五与朕通信，言欲废巴黎高等法院诸事。朕回信言，天朝能制贵族世家，因有科举。此事非不能做，只是欲破旧，心中至少知道新为何等模样。不知新而先破旧，岂不乱乎？”
“再如朕要办学堂、兴实学。那么，过去的义学、族学怎么办？过去依靠地租学田之租子维系的书院学堂怎么改？过去依靠乡绅捐助的塾学又如何变？所需之教师先生从何来？生员秀才等教他们日后以何为生？怎么解决这些东西都不考虑，便二话不说废了旧学科举，岂能不乱？”
“此所谓除旧布新。”
“那何谓天下一统？”
“如今朝廷财税，十之七八，不源于土地亩税，而是源于出口、商税、殖民、盐税等等。”
“先发诸省，收税省事，且又无需和最麻烦的地主乡绅小农打交道。”
“若是为了省事，朝廷日后只靠商税、关税、出口、盐税等，而觉得内地省份皆是麻烦。正好儒生多谈复封建、绅权亦多言复推举学校议政等等复古手段。”
“那朝廷为了省事、亦为了讨好天下士绅、亦或者根本不想惹许多麻烦，就从了他们，不再压绅权、亩税仍旧不改若包税法只要两千万两，剩下的地方自办，皆大欢喜。”
“绅权膨胀，资政议事，掌控地方，税收民赋皆乡贤自议，必高呼皇帝圣明，王道复古，此真三代之治也。”
“这是天下一统？还是割据沿海，不过如殷商以兵戈以金铜以商贸而控天下？”
这也算是大顺的特色问题了。
自明晚期开始，儒林中很是兴起了一股子“复古的郡县制下再封建”的思潮。明末的几位大思想家自不必提了，便是颜元李塨等均田的激进派，在其书中的构想，虽然不提再封建，但对于地方分权的想法也相当热衷。
比如说，围绕着复古学校制，以学校作为州县的政治中心，废除科举制解决生员问题，再由贤良推选真君子、真儒而议政。学校既是教育场所、也承担一个地方州县的议会的作用。
当然，这种想法，过去也就说说，朝廷压根不会听。
明亡顺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大顺都在压制地方绅权。因为这种东西，听起来挺好，可实际上到底是倒退还是进步，这就很难说。科举制虽然有诸多问题，但就之前而言，怎么也比地方上举荐贤才复变种察举制要强。
然而，伴随着刘玉的改革，大顺这边的财政收入比例和之前截然不同。
关税、商税、出口税、殖民地掠夺等等，这些收入暴增。
而亩税……
仅就朝廷国库而言，之前确实亩税收的也不算多，地方上要办什么事朝廷其实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地方上自己搞摊派、加派、助捐之类的手段。
毕竟说，这么大的国家，一年收两千万两白银的税，这实际上就是明瞪眼的事——君子远庖厨，默许地方自己弄钱。名义上正税确实不多，但正税之外的杂役、运输、劳役、摊派、火耗之类的东西，才是真正把人避疯的压榨。
现在嘛，大顺这边在先发地区弄钱，比抠搜那点亩税要容易的多。
而收土地税，意味着要解决地主和农民的事、要和地方乡绅打交道，实际上收起来非常的难，关键还收不了多少。
于是一些朝中的大臣建议道，说是现在有商税关税殖民地收入等等，而亩税收起来又费劲又麻烦还收不了多少。
那么，可不可以说，朝廷就不要亩税走国库了？把亩税交给地方行不行？
缺的这点亩税，其实很容易收回了。
比如说，将内地地区设置钞关，收内地税——也即自然经济保护税，亦或者要是把内地看成一个区域的话，等于是先发地区收“出口关税”，这笔钱肯定是归中央而不是地方的——这就很容易把亩税的那点钱补回来。
那既然这样，可不可以只靠先发省份的商税、关税、自然经济保护税等，作为中央之财政？
而内地地区，既然都是些累赘，收税也不好收、地方绅权还一直对抗，能不能说适当扩大地方之权限？
一方面说，这符合儒学的设想，地方贤达议政参政，顺带还能解决一下生员问题。
另一方面，朝廷之前的税制，弄的自欺欺人，地方上也没钱，而正税之外必须得琢磨着弄点火耗、摊派、加增啥的，上面一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如此，那干脆把亩税这个东西扔给地方呗？收税又麻烦、收的也不多。
这样，让地方自己用亩税去玩，朝廷只要关税商税等，皆大欢喜，朝廷还甩了许多麻烦，天下士绅也必定盛赞天子圣明。
而内地亩税一般来说收的那一千三五百万两，想补回来，只需要说放开那么严格的保护和管制。
允许先发地区的廉价商品进入，但设置钞关，加收一部分自然经济保护税不就得了？
比如说，松苏的棉布，一块钱；而内地的自然经济下的布，两块钱。
那就可以收七毛钱的自然经济保护税，既不至于说摧毁的太厉害，顺带着这一千来万两不是很容易就从“内关税”中收回了？
至于说这么搞，到底是什么性质、是不是殖民地等，这个先不提。
关键是，对朝廷而言，钱，是个大问题，甚至是最大的事。
而因为刘玉的改革之后，国库的钱和以前不一样了，这就使得在心理上、技术上，使得朝廷有了可以接受这种想法的可能。
搁五六十年前，肯定是不可能的。那些儒生的地方学校察举议政的想法，在钱的问题上就不可能接受。因为之前朝廷的那点收入，大部分还是亩税。
但现在，从钱的角度上讲，这就大有可能——因为国库收入的比例变了，亩税那点钱，都快比不上在印度收的土地税了，当然这是大顺这边的殖民政策比较“激进”，毕竟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殖民思想，还是指望殖民地提供原材料和市场，而不是反动的商业资本主义的殖民思想，不然如历史上英国东印度公司，只是在印度亩税就能收个七八千万两，这可比大顺之前的亩税加盐税还要多的多的多——而大顺依靠先发地区的商品税、关税、以及随着交通运输改善后的盐税等等，内地的那点土地税真的是已经可要可不要的。
并且说，本身，大顺的财政制度也确实问题很大。延续前朝之政策，名义上正税不多，而地方上便不得不想方设法弄钱，否则地方实质上都根本维系不下去。
是以说，这个原本几乎无解的问题，现在似乎的确有了解决的方法：中央扔掉亩税，不收了，归地方。
这里可不是说取消亩税。
而是说，把亩税交给地方，让地方上的乡绅、胥吏等，自己去搞亩税。
这样，朝廷既赚了“仁政”的名，又可以得到地方乡绅的拥护，还可以避开让人头疼至极的地主和农民的问题。
当然，这几年这种想法在朝中甚嚣尘上，也不仅仅是因为纯粹的国库收入的比例问题，而是有很多人从中推波助澜。
某种程度上讲，李欗非要搞科举制改革，也和这件事有一定的关系。
当日李欗面对这个想法，可是罕见地大怒，在朝堂上破口大骂，只说这是“偏安割据之格局、而无一统之气概”；又说什么“此亡天下之论”；更言此事乃“蒙元夷狄税制之流毒，孟子言朝堂不收足额亩税实乃是夷狄之政此言得之”。
要说他愤怒的原因，或者说至少在朝堂上表现出或者说表演出极为愤怒的原因，还真就是他说的什么“格局”、“气概”之类的因素，只不过情况比这个复杂。
在李欗看来，之前大顺变革留下的问题挺多的。至少走到现在，过去的一些政策，现在已经给大顺造成了深深的裂痕。
真要说朝廷的中央财政之保留沿海地区比较容易收的关税商税自然经济保护税，而把亩税丢给地方，那么实质上大顺就彻底分裂了。
一旦让朝廷的财政只和先发地区的商税、关税、自然经济保护税等绑定，那么朝廷就真要被人捏在手里了。
到时候，朝廷这个中央，就只能跟着先发地区的工业、商业、以及内地出现的大量买办的步调走了。
财政皆出于此，到时候皇权还敢做出任何动他们利益的改变吗？
而最后，最可能的局面是啥？
便是朝廷真正能管的，就是先发地区；而先发地区的人，又不想承担内地地区的种种问题，恨不得让内地各省半自治，做倾销殖民地，而又不出任何的成本管理和赈济。
名义上的阔有天下的天子，实质上就管着先发数省。而先发数省又压根不想解决内地的贫困、赈济、救灾、治水、以及地主和农民的事，只要内地的买办能扶起来买这边的货就行。
至于那些贫困、赈济、救灾、治水、以及地主和农民的事，让内地省份自己去管。
所以说，固然显学派的一些激进想法，在李欗看来，那是有想要当“关陇集团、淮西勋贵、乃至王莽新政时候古文经学”的地位。
但至少，显学一派的激进想法，李欗认为还是“天下一统的格局”，而非“割据偏安的暮气”。
即便说这些人想要以新代旧，想要借机取代旧的官僚集团，然而终究是天下视角的，而不是偏于二三省视角的。
然而，这种建议朝廷靠关税商税，扩大地方的权限，而把亩税等扔给地方的想法，却是李欗压根无法接受的。他宁可接受显学那一套，真的扶起来一支不受控制的“古文经学儒生”或者“新的淮西勋贵集团”，也不会接受这种完全要把大顺裂开、把天下撕碎的想法。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如他和皇子说的那番话一样：除旧布新、天下一统，缺了哪个都不行。
天子天子，天下都裂开了，那叫什么天子？
显学派的想法过于激进，而且不好控制。一旦成事，又容易抱成团，尾大不掉，所以李欗不可能接受显学一派的“激进改革，借助阶级属性和内地地主不同的知识分子、识字人口，搞均田改革”的想法——一旦搞成，上上下下，天下举目，全是实学这几界的“同乡”、“同学”、“同窗”，他这皇帝或还能压得住，他一死儿孙辈不直接被人玩死？
而甩手派，亦即意图将内地做殖民地，朝廷只保留商税关税，把内地的麻烦事交给内地半自治的，李欗更不可能接受。
故而，这才催生了他要搞科举改革、要兴办学堂，试图解决这件事，从根上把这种可能把好好的大一统王朝，混成个偏安一方的殖民地母国的可能给灭杀。
天下一统，其实一共九个字。
【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
甭管科举考试到底考什么内容，到底是哪一派的儒学、亦或者哪一派的百家学说，总归要天下都一样的学问，否则这天下早晚要出事。
这也就是李欗认为显学一派的想法有可取之处、但不可用的原因：显学一派，也是讲【尚同】、讲【六合同风】的，这最起码是个“有天下气度的学说”——显学一派是站在天下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而且是坚决反对搞成这种殷商以经济和军队做天下共主的模式的——只是站在皇权的角度，认为显学的手段过于激进，虽然天下保住了，但皇权可能没了。
简单来说，李欗所谓的“除旧布新、天下一统”，是既要天下、又要皇权。
因为现在毕竟盛世，这不是说李欗这皇帝就觉悟高，而是大盛世之下没听说要主动在天下和皇权中二选一的，总归还是琢磨着要两个都要。真要是混成了某种衰亡在即的局面，李欗也未必不会只要皇权、只想当皇帝而不管天下，甚至干出一些借兵、当儿皇帝、给人当守土官长的事。
至少，他觉得，使使劲儿，抓住那一线生机，还能“我全都要”。
当然，也实在是到了不“除旧布新”不行的时候了。
再不继续变法，李欗担心他死之后，真混成了依靠先发省份搞对内殖民、让内地自治不管内地贫困灾祸只要当商品倾销地即可的模样。
这也不是他心怀天下苍生，而是知道这么搞，非要把显学一派中有“天下”、“苍生”这等大情怀的人，逼成反贼，最后真容易把他家祖坟都给刨了，自己甚至要混个遗臭万年的名声。
他现在要当“进步的皇帝”，要谈天下、谈苍生，为的就是为了让那些心怀天下的时代英豪，还能跟着他走、至少还存着改良的幻想。真把这群人给逼得彻底失望，那真是要出大事的，尤其是经历了刘玉改革几乎全程他，似乎竟以一人之力而至这几十年间天下大变的现实，让他心有余季——万一出几个这样的人物，彻底失望，放弃改良变法而去当反贼，那得什么样？
伴随实学兴起，对未来的憧憬不再是空泛的三代之治的模样，而有了更具体的期待。
那么，这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又不可能全都是为求功名利禄之辈、为当官可以随意把卵割掉之人，一旦这些掌握了先进知识而又有天下之大志的人，发现朝廷和他们的理想越来越远，这群人彻底失望之后，万一真的去内地的贫困地区发动起义，那事可就大了。
这群人，李欗很清楚，和过去大不相同。因为他们有纲领、又明确的对未来的构想、并且更可怕的是在这些纲领中均田只是个手段而不是当成最终目的。
这就和过去大为不同。
是以，显学一派的激进改革，未必要用，但至少要做出改变，示意不是不进步也不是不想着未来，而是方法方式可以再商量。
但是，要真是玩成放弃内地治理只把内地做商品倾销地的模式，那很大一群本还可以“跟着兴国公去修黄河”的人，多半发现朝廷压根没有修黄河的意思，那他妈的还修个屁，先把这腐朽王朝埋了再修吧。
鉴于此，李欗怕皇子还是不能掌握精髓，遂又问道：
“朕问问你，若行科举改革，兴办学堂。你说这兴办学堂、发给教师先生的钱，是地方如过去火耗事自行加助学捐？还是应由朝廷国库出资？”
“朕再问问你，若为兴实学，是直接废弃科举选拔，只用先发各处之实学人才？还是废科举之旧学，而保留科举考试选拔、朝廷编制人才、同乡回避为官压制绅权之旧法？”
皇子很自然地先避开了第一个关于钱从何来的问题，先从第二个问题回答。
“儿臣以为，若为兴实学，自然还是只改科举之内容、而留科举之形式。分科为科举、八股为科举、三舍亦为科举。无非‘勤勉好学，学而优则仕’而已。”
“使科举与学校一贯，则实学将不劝自兴；而若科举与实学分途，则学校必有名无实。”
“何者？利禄之途，人之所趋；繁重之业，人所畏阻。”
“若学实学可通利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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