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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两套法统体系，一套是皇帝，便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就是君权皇权的体系。
每一个皇帝上台，都会反复强调这一点，开国皇帝，对这一点就更加重视了。哪怕是编，也要编一些故事出来，证明自己是那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真命天子这个词，也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一套法统体系，那就是儒道正统，当然，这得是汉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前面代表这个功能的是周礼。
所以不论朝代如何转换，哪怕是满清入关了，朝廷也会拉拢士族阶级，拉拢读书人。拉拢读书人最重要的标志，那就是把孔孟圣人挂起来朝拜。连带孔家后人，不论朝代如何更替，，不论皇位谁家坐。他们都是铁打的公卿，世代承袭“衍圣公”这一个名头，任何朝代与任何皇帝，都会对衍圣公这一支孔家礼遇有加。蒙古人来了，依旧会封衍圣公，满清人来了，还是要封衍圣公。
一直到民国，衍圣公才没有了，但也只是换了一个名称，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意义还是一回事。
再后来，衍圣公这一支，在凯申公败退的时候，被一起带到岛上了，依旧还在。即便是在岛上，这个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依旧还在世袭，一直在世袭。凯申公带着衍圣公，大概是还想自己是正统。即便是2019年，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还在岛上世袭，名叫孔垂长，是孔子第七十九代嫡孙。
中华大地，真正能世代不息的，一直世袭地位爵位的，也就只有孔子嫡系这一支了。任凭沧海桑田，哪怕是以后有朝一日岛被收回了，中华再次大一统了，衍圣公这一支大概依旧还会有一席之地。
皇帝是君权法统。
甘奇想要的是儒家的法统，这就是大儒的意义所在。当然，甘奇不是衍圣公，但是甘奇是要的是儒家正统。
君权与儒家，本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关系从一开始独尊儒术的年代，就奠定了。刘邦一个泥腿子创建的泱泱大汉，独尊了儒术，儒家投桃报李，天地君亲师。大汉的儒，那是牛逼炸了，治理国家，统筹资源，对外战争，对外扩张，合作得十分成功。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历史记载上，对外战争的胜利，经常就是一句话，甚至一个词“夷之”，夷为平地的夷，大汉龙骑，从西北打到中亚。然后自己受了一点伤，那就会大书特书，怎么怎么惨……如果真的受重伤了，那史书之中，写下来的比地球爆炸、世界末日还要悲惨。
说句玩笑话，儒家给了中国一个许多国家与民族没有的基因，那就是记仇基因，只记得你欺负了我，从来不去记我怎么欺负了你。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基因特别好，因为这个基因会给整个国家与民族造成一种不安全感，一种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有时候也会演变成一种强烈的自尊心。一直告诫着后世子孙，你一定要行，如果你不行的话，那就把史书拿来翻一翻，看看不行会是什么下场，吓得你不行也得行。
所以后世子孙，不论如何，永远在危机感中拼搏进取，即便是再悲哀的年代，依旧会有许多脊梁站得笔直，带着大家走向光明。
若是不深想，许多人以为这是每个国家与民族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其实真不是，只要出了儒家文化圈，这种记仇的基因，就会大减。甚至许多民族，压根就没有这种长久文化中的记仇基因。
中国与日本不能和解，但是德国与欧洲可以和解，是可以用这种理论来解释的。中国人会原谅日本人吗？就算日本天皇或者首相，真的到南京去跪拜赔罪，中国人会原谅吗？显然还是不可能。但是欧洲可以原谅德国。更有甚者，黑人还可以原谅白人，连非洲当地的黑人都不记得这个仇了，印第安人也可以原谅白人，还不是后来才原谅的，当时就原谅了。
还提一句，世界上还有一个东西也是记仇的，那就是宗教。
记仇，是促使一个国家与民族奋发图强的最重要的动力，没有之一。忘记历史等于背叛，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因为中国人的历史，只记仇！
中国，其实从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扩张型国家。但是我们自己，永远认为自己是彬彬有礼的，你不惹我，我不惹你。
当然，到了现代社会，扩张已经不是国土意义的事情了，已经几乎与国土无关了。这就不详谈了，可以说一个词，一带一路。
这也是这个世界给逼的，抛开一切看本质，这个世界，依旧是弱肉强食的世界。争夺的依旧是每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生存权利，美好生活的权利，这些权利在直白一点说，就是资源。资源是有限的，不争，就活不好。
甘奇从未与任何人表达过自己对于中状元这件事情的期盼，其实甘奇内心之中对于中状元这件事情一直在尽最大的努力去追求。
因为中状元对甘奇来说很重要，第一名，状元，对于甘奇来说意义不同，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当官或者大名。
状元对于甘奇来说，是君权与儒家相辅相成的关系中最有意义的一个东西。有了状元，就是得到了君权的认可，可以借着君权的势力来奠定甘奇在儒家的地位。
反过来，又可以以儒家的地位，来帮助甘奇在君权势力、政治前途中的地位。
甘奇心中有无数的话要说，有无数的道理要讲，超越时代的东西，这些东西现在说出来，都是歪理邪说，都是歧途之言。由程颐这一件事，就可见一斑。
但是当甘奇在君权法统与儒家法统两边，都地位超然的时候，甘奇就可以任意表达自己的观点了，到那时候，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言出法随。
简单而言，就是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皇帝都做不到这一点，宋朝的皇帝，是一种平衡下的皇权，是与士族妥协的皇权。
言出法随，是甘奇的最终目标，所以甘奇才会真的在书房坐得住，才会真的能头悬梁锥刺股去读那些圣贤书，去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圣贤。不能让后代的大儒，把自己人给忽悠瘸了。
绝对的暴力，有时候也可以做到言出法随，但是绝对的暴力，也会让整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支离破碎，让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下降，让人口急速减少。这是甘奇不愿意看到的，社会的发展，在唐末战乱之后，难得达到如今这个高度，甘奇不愿意看到无数的悲惨再次发生，不愿意社会倒退。
殊不知，东汉末年人口达到了五千万，但是三国战乱之后，魏晋一统时期，人口却只有千万左右，几乎五个里面死了四个。隋朝一统的时候，大业年间，人口也达到了五千万之数，但是战乱之后到唐初，贞观十三年统计，口数一千二百三十五万，就算加上黑户隐户，也不会超过两千多万，两个里面死一个。唐末人口，在七八千万左右，但是五代十国到得宋初建国，人口又只有四千万以内了，又是减半。
古代的乱世，人命是真的如草芥一般，其中血腥悲惨的程度，真的是后世之人不可想象的。社会是真的会倒退的，人口更是会大批量减少。看历史，不能只看英雄争霸热血事，不能只看三国演义、隋唐英雄，社会倒退、人口暴减才是真正的现实。一旦社会真的大倒退，人口真的大规模减少，一个残局，就算用暴力做到的言出法随，休养生息也是几十上百年的事情。
甘奇要改变这个时代，但是，暴力永远不是第一选择，甚至是要尽量避免的选择。故事小说里的英雄争霸，写起来说起来，精彩纷呈，但是如果真发生在眼前，无数的同胞，无数的生命，又如何能忍心？好不容易得来的社会大发展，一朝回到解放前，又如何舍得？
战争，对外最好，对内，那是一定要尽量避免的事情。更不能主动去制造乱世。这是甘奇心中所想。
今日的东华门外，人山人海。场景与上一次陪苏轼苏辙来的时候一样，真正等着放榜的考生，没有一个能挤得进去的。
但是今日的场景，又与上一次略微不同。保守派代表程颐，带着许多人站在南边。
甘奇带着一大帮人站在北边。
中间有一帮人，哪边也不站，站在中间。
儒家未来的格局，隐隐就显现在这里。
甘奇也看着这种局面，便是知道，中间那一批人，是未来要争取的主要对象。
抢女婿的车马早已准时到场，赚... -->>
中国古代，有两套法统体系，一套是皇帝，便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就是君权皇权的体系。
每一个皇帝上台，都会反复强调这一点，开国皇帝，对这一点就更加重视了。哪怕是编，也要编一些故事出来，证明自己是那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真命天子这个词，也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一套法统体系，那就是儒道正统，当然，这得是汉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前面代表这个功能的是周礼。
所以不论朝代如何转换，哪怕是满清入关了，朝廷也会拉拢士族阶级，拉拢读书人。拉拢读书人最重要的标志，那就是把孔孟圣人挂起来朝拜。连带孔家后人，不论朝代如何更替，，不论皇位谁家坐。他们都是铁打的公卿，世代承袭“衍圣公”这一个名头，任何朝代与任何皇帝，都会对衍圣公这一支孔家礼遇有加。蒙古人来了，依旧会封衍圣公，满清人来了，还是要封衍圣公。
一直到民国，衍圣公才没有了，但也只是换了一个名称，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意义还是一回事。
再后来，衍圣公这一支，在凯申公败退的时候，被一起带到岛上了，依旧还在。即便是在岛上，这个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依旧还在世袭，一直在世袭。凯申公带着衍圣公，大概是还想自己是正统。即便是2019年，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还在岛上世袭，名叫孔垂长，是孔子第七十九代嫡孙。
中华大地，真正能世代不息的，一直世袭地位爵位的，也就只有孔子嫡系这一支了。任凭沧海桑田，哪怕是以后有朝一日岛被收回了，中华再次大一统了，衍圣公这一支大概依旧还会有一席之地。
皇帝是君权法统。
甘奇想要的是儒家的法统，这就是大儒的意义所在。当然，甘奇不是衍圣公，但是甘奇是要的是儒家正统。
君权与儒家，本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关系从一开始独尊儒术的年代，就奠定了。刘邦一个泥腿子创建的泱泱大汉，独尊了儒术，儒家投桃报李，天地君亲师。大汉的儒，那是牛逼炸了，治理国家，统筹资源，对外战争，对外扩张，合作得十分成功。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历史记载上，对外战争的胜利，经常就是一句话，甚至一个词“夷之”，夷为平地的夷，大汉龙骑，从西北打到中亚。然后自己受了一点伤，那就会大书特书，怎么怎么惨……如果真的受重伤了，那史书之中，写下来的比地球爆炸、世界末日还要悲惨。
说句玩笑话，儒家给了中国一个许多国家与民族没有的基因，那就是记仇基因，只记得你欺负了我，从来不去记我怎么欺负了你。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基因特别好，因为这个基因会给整个国家与民族造成一种不安全感，一种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有时候也会演变成一种强烈的自尊心。一直告诫着后世子孙，你一定要行，如果你不行的话，那就把史书拿来翻一翻，看看不行会是什么下场，吓得你不行也得行。
所以后世子孙，不论如何，永远在危机感中拼搏进取，即便是再悲哀的年代，依旧会有许多脊梁站得笔直，带着大家走向光明。
若是不深想，许多人以为这是每个国家与民族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其实真不是，只要出了儒家文化圈，这种记仇的基因，就会大减。甚至许多民族，压根就没有这种长久文化中的记仇基因。
中国与日本不能和解，但是德国与欧洲可以和解，是可以用这种理论来解释的。中国人会原谅日本人吗？就算日本天皇或者首相，真的到南京去跪拜赔罪，中国人会原谅吗？显然还是不可能。但是欧洲可以原谅德国。更有甚者，黑人还可以原谅白人，连非洲当地的黑人都不记得这个仇了，印第安人也可以原谅白人，还不是后来才原谅的，当时就原谅了。
还提一句，世界上还有一个东西也是记仇的，那就是宗教。
记仇，是促使一个国家与民族奋发图强的最重要的动力，没有之一。忘记历史等于背叛，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因为中国人的历史，只记仇！
中国，其实从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扩张型国家。但是我们自己，永远认为自己是彬彬有礼的，你不惹我，我不惹你。
当然，到了现代社会，扩张已经不是国土意义的事情了，已经几乎与国土无关了。这就不详谈了，可以说一个词，一带一路。
这也是这个世界给逼的，抛开一切看本质，这个世界，依旧是弱肉强食的世界。争夺的依旧是每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生存权利，美好生活的权利，这些权利在直白一点说，就是资源。资源是有限的，不争，就活不好。
甘奇从未与任何人表达过自己对于中状元这件事情的期盼，其实甘奇内心之中对于中状元这件事情一直在尽最大的努力去追求。
因为中状元对甘奇来说很重要，第一名，状元，对于甘奇来说意义不同，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当官或者大名。
状元对于甘奇来说，是君权与儒家相辅相成的关系中最有意义的一个东西。有了状元，就是得到了君权的认可，可以借着君权的势力来奠定甘奇在儒家的地位。
反过来，又可以以儒家的地位，来帮助甘奇在君权势力、政治前途中的地位。
甘奇心中有无数的话要说，有无数的道理要讲，超越时代的东西，这些东西现在说出来，都是歪理邪说，都是歧途之言。由程颐这一件事，就可见一斑。
但是当甘奇在君权法统与儒家法统两边，都地位超然的时候，甘奇就可以任意表达自己的观点了，到那时候，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言出法随。
简单而言，就是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皇帝都做不到这一点，宋朝的皇帝，是一种平衡下的皇权，是与士族妥协的皇权。
言出法随，是甘奇的最终目标，所以甘奇才会真的在书房坐得住，才会真的能头悬梁锥刺股去读那些圣贤书，去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圣贤。不能让后代的大儒，把自己人给忽悠瘸了。
绝对的暴力，有时候也可以做到言出法随，但是绝对的暴力，也会让整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支离破碎，让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下降，让人口急速减少。这是甘奇不愿意看到的，社会的发展，在唐末战乱之后，难得达到如今这个高度，甘奇不愿意看到无数的悲惨再次发生，不愿意社会倒退。
殊不知，东汉末年人口达到了五千万，但是三国战乱之后，魏晋一统时期，人口却只有千万左右，几乎五个里面死了四个。隋朝一统的时候，大业年间，人口也达到了五千万之数，但是战乱之后到唐初，贞观十三年统计，口数一千二百三十五万，就算加上黑户隐户，也不会超过两千多万，两个里面死一个。唐末人口，在七八千万左右，但是五代十国到得宋初建国，人口又只有四千万以内了，又是减半。
古代的乱世，人命是真的如草芥一般，其中血腥悲惨的程度，真的是后世之人不可想象的。社会是真的会倒退的，人口更是会大批量减少。看历史，不能只看英雄争霸热血事，不能只看三国演义、隋唐英雄，社会倒退、人口暴减才是真正的现实。一旦社会真的大倒退，人口真的大规模减少，一个残局，就算用暴力做到的言出法随，休养生息也是几十上百年的事情。
甘奇要改变这个时代，但是，暴力永远不是第一选择，甚至是要尽量避免的选择。故事小说里的英雄争霸，写起来说起来，精彩纷呈，但是如果真发生在眼前，无数的同胞，无数的生命，又如何能忍心？好不容易得来的社会大发展，一朝回到解放前，又如何舍得？
战争，对外最好，对内，那是一定要尽量避免的事情。更不能主动去制造乱世。这是甘奇心中所想。
今日的东华门外，人山人海。场景与上一次陪苏轼苏辙来的时候一样，真正等着放榜的考生，没有一个能挤得进去的。
但是今日的场景，又与上一次略微不同。保守派代表程颐，带着许多人站在南边。
甘奇带着一大帮人站在北边。
中间有一帮人，哪边也不站，站在中间。
儒家未来的格局，隐隐就显现在这里。
甘奇也看着这种局面，便是知道，中间那一批人，是未来要争取的主要对象。
抢女婿的车马早已准时到场，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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