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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站在门边，一只小小瘦瘦的手抓住圆顶高帽和一把折伞，另一只手搁在半开半闭的门的把手上。
“我走了，妈妈。”对着清晨的宁静喊道。
“祝你有个愉快的日子！”从后面卧室中传出来的声音甜甜的，但是没有精神。“你今晚不会迟到吧？孩子。”
“不会的，妈妈。”
“七点钟，是吗？”
“七点钟。”他心不在焉地回答着，眼睛扫过起居室，心里不觉一动，他想：我将会怀念这一切。
他看看优雅的家具，红木橱子，里面装着他母亲辛勤收集的瓷器，房角有个小饰物架，装着各色各样的小玩意儿。
这个房间——一度颇值得骄傲的房间，每一件家具在晨光中都会闪耀发光。如今，每件东西都褪色、破旧、疲惫不堪，甚至他母亲也似乎褪色、破旧、疲惫不堪。自从1929年，生意惨败，她又成为寡妇之后，她一直在工作，因为赫伯的薪水菲薄，所以她从没有舍弃那份工作。
他轻声对那个刚刚闪进厨房身披法兰绒袍子的人影道别，等候熟悉的“再见”声后，再随手关上门。
赫伯进入电梯，按“1”字的钮。这部呻吟着的老爷电梯，疮痍满目，全是年轻人的名字，唯独没有他的名字，想到这点，不禁有些伤感。在四十年的岁月中，他有三十年是居住在这幢公寓里的，但一直没有勇气在锈迹斑斑的电梯里刻上自己名字的缩写。他摸摸挂在胸前那只怀表末端的金刀子，心中有一股冲动，但是天生的胆怯和遵守秩序的习惯，使他将手从背心口袋中挪出——空手伸出来。他叹口气，永远没有机会了。
赫伯是个一丝不苟、拘泥于形式、生活规律而单调的人。这天，当他步入清晨的阳光中，计划在日落前偷窃五十万元时，他也只给自己一个秘密的微笑。
这天上午和平日一样，赫伯坐在第三车厢的后面，他的纽约时报整整齐齐地折叠成四分之一，试着用近视的双眼阅读新闻。
到华尔街站的时候，赫伯和许多身穿黑色哗叽呢西装，头戴圆顶礼帽，手拿雨伞的人一起下车。他步行一小段路，进入一座灰色的大厦，进去的时候，向门口的保安点点头，再乘电梯上十六层，走出电梯，在一扇不透明玻璃门前站了好一会。那扇门刻着：“泰波父子公司，创立于1848年，纽约证券交易公会会员。”
他顺着一条通道走过去，推开一道栏杆的门，几乎看都不看用粉笔记载着前一天各公司股票行情的黑板，径自进入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面有六张办公桌，镶着玻璃的档案柜，一道墙边有一个像笼子一样窗户。赫伯的办公桌和其他人分开着，以表明他在公司做了二十三年的资历。
九点钟左右，其他的办公桌都有了人。高高的、樵悴的比利，草率地和赫伯点个头，溜到自己的座位上。他的资历只少赫伯两年。芬黛小姐是个相当有才干的年轻女人，三十岁，当她扑扑粉后，在桌子后面坐下来，她的座位在一扇通往副经理办公室的橡树门边。接下来是两位低级职员，最后进来的是劳伦斯，他是副经理妹妹的儿子。
劳伦斯刚进来，他舅舅就从里面的办公室出来，检查考勤。他对大家准时到达感到很高兴，然后向芬黛小姐点头让她进去。
十点三十分，芬黛小姐从泰波副经理办公室走出来，泰波副经理随后走出来，来到赫伯的桌边。
“早晨好！赫伯。”他假模假势地说“一切都好吗？”
“很好，泰波先生。”赫伯回答。
“今天是星期五，特种债券下午送到，由你负责。那都是可以流通的债券，我们要存到楼下的仓库里。”
赫伯点点头。突然劳伦斯走到副经理的身旁。
“舅舅，”劳伦斯说“我也来干吧。”
泰波副经理问赫伯“你觉得怎么样？”
赫伯可不想再要一个人插进来，他说：“我想我一个人就行了。”
“很好，”泰波副经理说。
劳伦斯回到了他自己座位。
泰波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赫伯看看整个办公室，看到没有人注意到他，便拿起电话，打了三个电话。第一个是给他母亲的，第二个是约人在一个自助餐厅见面的，第三个是打给楼下房地产公司的。
放下电话后，他拉开办公桌中间的抽屉，拿出一叠空白收据，这是他上个月从一家运输公司弄来的，这个公司下午又要送债券来。
赫伯开始在空白收据上填写。中午时，赫伯差不多填写完了那些假收据，把它们又放回中间的抽屉锁上，然后穿上外套，戴上帽子。
他下电梯，走到街上，快步走过五条街，走到一家小自助餐馆，他选了几样食物，端着盘子来到两个男人身旁。两个男人一个很瘦小，一个很魁梧。
赫伯称他们为斯通先生和布朗先生，他们是黑社会外圈的人物，赫伯花了三个星期在纽约的酒吧里找到的。
吃午饭的时候，赫伯解释了叫他们来的原因，当他提到金钱的数目时，那两个人吃惊地互相望望。
赫伯说：“不管怎么说，这事情没有一点危险，计划得非常周密。”他探过身，说出了他的计划。
计划里最重要的是时间。赫怕知道，同事们在星期五总是提前下班，所以要斯通和布朗到楼下房地产公司假装谈业务，然后从防火楼梯离开。芬黛小姐总是在下班前五分钟到洗手问化妆，抢劫要在她不在的那一刻进行。
计划很简单，当赫伯带着债券进入副经理办公室时，斯通和布朗要跟进去，拔出手枪，抢过债券，打昏副经理，为了... -->>
赫伯站在门边，一只小小瘦瘦的手抓住圆顶高帽和一把折伞，另一只手搁在半开半闭的门的把手上。
“我走了，妈妈。”对着清晨的宁静喊道。
“祝你有个愉快的日子！”从后面卧室中传出来的声音甜甜的，但是没有精神。“你今晚不会迟到吧？孩子。”
“不会的，妈妈。”
“七点钟，是吗？”
“七点钟。”他心不在焉地回答着，眼睛扫过起居室，心里不觉一动，他想：我将会怀念这一切。
他看看优雅的家具，红木橱子，里面装着他母亲辛勤收集的瓷器，房角有个小饰物架，装着各色各样的小玩意儿。
这个房间——一度颇值得骄傲的房间，每一件家具在晨光中都会闪耀发光。如今，每件东西都褪色、破旧、疲惫不堪，甚至他母亲也似乎褪色、破旧、疲惫不堪。自从1929年，生意惨败，她又成为寡妇之后，她一直在工作，因为赫伯的薪水菲薄，所以她从没有舍弃那份工作。
他轻声对那个刚刚闪进厨房身披法兰绒袍子的人影道别，等候熟悉的“再见”声后，再随手关上门。
赫伯进入电梯，按“1”字的钮。这部呻吟着的老爷电梯，疮痍满目，全是年轻人的名字，唯独没有他的名字，想到这点，不禁有些伤感。在四十年的岁月中，他有三十年是居住在这幢公寓里的，但一直没有勇气在锈迹斑斑的电梯里刻上自己名字的缩写。他摸摸挂在胸前那只怀表末端的金刀子，心中有一股冲动，但是天生的胆怯和遵守秩序的习惯，使他将手从背心口袋中挪出——空手伸出来。他叹口气，永远没有机会了。
赫伯是个一丝不苟、拘泥于形式、生活规律而单调的人。这天，当他步入清晨的阳光中，计划在日落前偷窃五十万元时，他也只给自己一个秘密的微笑。
这天上午和平日一样，赫伯坐在第三车厢的后面，他的纽约时报整整齐齐地折叠成四分之一，试着用近视的双眼阅读新闻。
到华尔街站的时候，赫伯和许多身穿黑色哗叽呢西装，头戴圆顶礼帽，手拿雨伞的人一起下车。他步行一小段路，进入一座灰色的大厦，进去的时候，向门口的保安点点头，再乘电梯上十六层，走出电梯，在一扇不透明玻璃门前站了好一会。那扇门刻着：“泰波父子公司，创立于1848年，纽约证券交易公会会员。”
他顺着一条通道走过去，推开一道栏杆的门，几乎看都不看用粉笔记载着前一天各公司股票行情的黑板，径自进入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面有六张办公桌，镶着玻璃的档案柜，一道墙边有一个像笼子一样窗户。赫伯的办公桌和其他人分开着，以表明他在公司做了二十三年的资历。
九点钟左右，其他的办公桌都有了人。高高的、樵悴的比利，草率地和赫伯点个头，溜到自己的座位上。他的资历只少赫伯两年。芬黛小姐是个相当有才干的年轻女人，三十岁，当她扑扑粉后，在桌子后面坐下来，她的座位在一扇通往副经理办公室的橡树门边。接下来是两位低级职员，最后进来的是劳伦斯，他是副经理妹妹的儿子。
劳伦斯刚进来，他舅舅就从里面的办公室出来，检查考勤。他对大家准时到达感到很高兴，然后向芬黛小姐点头让她进去。
十点三十分，芬黛小姐从泰波副经理办公室走出来，泰波副经理随后走出来，来到赫伯的桌边。
“早晨好！赫伯。”他假模假势地说“一切都好吗？”
“很好，泰波先生。”赫伯回答。
“今天是星期五，特种债券下午送到，由你负责。那都是可以流通的债券，我们要存到楼下的仓库里。”
赫伯点点头。突然劳伦斯走到副经理的身旁。
“舅舅，”劳伦斯说“我也来干吧。”
泰波副经理问赫伯“你觉得怎么样？”
赫伯可不想再要一个人插进来，他说：“我想我一个人就行了。”
“很好，”泰波副经理说。
劳伦斯回到了他自己座位。
泰波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赫伯看看整个办公室，看到没有人注意到他，便拿起电话，打了三个电话。第一个是给他母亲的，第二个是约人在一个自助餐厅见面的，第三个是打给楼下房地产公司的。
放下电话后，他拉开办公桌中间的抽屉，拿出一叠空白收据，这是他上个月从一家运输公司弄来的，这个公司下午又要送债券来。
赫伯开始在空白收据上填写。中午时，赫伯差不多填写完了那些假收据，把它们又放回中间的抽屉锁上，然后穿上外套，戴上帽子。
他下电梯，走到街上，快步走过五条街，走到一家小自助餐馆，他选了几样食物，端着盘子来到两个男人身旁。两个男人一个很瘦小，一个很魁梧。
赫伯称他们为斯通先生和布朗先生，他们是黑社会外圈的人物，赫伯花了三个星期在纽约的酒吧里找到的。
吃午饭的时候，赫伯解释了叫他们来的原因，当他提到金钱的数目时，那两个人吃惊地互相望望。
赫伯说：“不管怎么说，这事情没有一点危险，计划得非常周密。”他探过身，说出了他的计划。
计划里最重要的是时间。赫怕知道，同事们在星期五总是提前下班，所以要斯通和布朗到楼下房地产公司假装谈业务，然后从防火楼梯离开。芬黛小姐总是在下班前五分钟到洗手问化妆，抢劫要在她不在的那一刻进行。
计划很简单，当赫伯带着债券进入副经理办公室时，斯通和布朗要跟进去，拔出手枪，抢过债券，打昏副经理，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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