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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时人皆知，陈毅是“兼资文武此全才”的儒将。因此，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就亲自点将陈毅出任未来的上海市长。也就是从这时开始，陈毅就把接管上海的大事放在了心上。
陈毅随总前委移师南京不久，就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抽调了约五千名干部，赶到江苏省刚刚解放的丹阳，迅速组成接管上海各系统的机构，拟制了具体的接管计划和警备措施，组织接管人员学习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关于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在这期间，他指示有关部门把“有关上海的年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概况，包括缴获的、地下党调查的、上海来人报告的，汇成关于上海的二百多种小册子，陈毅自己看，也交给干部战士们读，再依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确定接管的具体方针步骤。比如，上海的官僚资产如何接管？外商企业如何对待？民族资本家的厂子如何使其开工？国民党政府机构如何处理？等等，他都要事无巨细地亲自过问。
自古以来，胜者之师攻入敌城都要“放假三天”——默许军队“抢掠三天”。但是，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被解放的城市，包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是人民的城市，因而人民解放军必须以主人翁的姿态进入上海。为此，陈毅从入城纪律教育着手，他严格地强调：一是市区作战不许用重武器，二是部队入城后一律不得进入民宅。对于第二条，有些干部想不通，说遇到下雨、有病号怎么办？陈毅听后作了答复，“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为了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党中央、毛泽东交给的接管上海的任务，身着戎装的陈毅亲自在丹阳的一座大庙里作入城纪律报告。首先，他抓住两件在丹阳发生的“小事”进行批评：一是有军人没票硬要进戏院看戏，二是有人擅自拿师范学院一个灯泡。他极其严肃地讲：“这两件小事不小，为什么无票非要进去看戏？是不是老子革命几十年，进戏院还没有资格？（笑声）这个思想作怪，进上海非吃败仗不可！”
与此同时，陈毅亲自主持制定了《入城守则》草案，毛泽东阅后连说了四个“很好”。毛泽东感到入城是一件关系着军纪、党容以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大事。于是，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入城部队遵守城市纪律》的指示：
（一）凡市内卫戍机关军风纪、交通规则、娱乐场所规则，军队人员必须共同遵守，并服从当地军事管制委员会、警备司令部及公安局之指挥。不得借口隶属关系不同，而有丝毫违抗。（二）保护城市人民生命、财产不许侵犯，除现行犯（例如抢劫、放火、行凶等），各机关不得擅自捕人。（三）保护外侨（包括领事馆）不加侮辱，凡遵守人民政府法令与安分守己之外国侨民，一律予以保护并尊重其人格，以礼貌待之；凡有违犯或破坏行为者，报告上级及军事管制委员会，不得自行处理，一切有关外侨事务，不论大小均由最高机关办理，各部无权处理。没有命令不得进入外侨住宅，不准住外侨的房屋或教堂、学校，对外侨民外侨住宅，无命令时，不得施行室内检查与人身搜查。（四）我军各部人员，不得接见中外记者，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五）军人进入戏院、电影院、理发店、澡堂及公共娱乐场所游览，及乘坐电车、公共汽车者，均须照章买票，照章付钱，不得要求免票或半价付钱。（六）不经上级许可，不得接受人民的慰劳，对各阶层人士给军队个别人员送礼和被邀请吃饭赴宴者，尤需拒绝。（七）军队在城市驻扎不得借住或租住民房。（八）军队之骡马大车不得入城，必须入城者，可在装卸后即应出城。（九）不准乱放枪。（十）不准上街乱跑，严格请假制度。（十一）整顿军容，提倡礼节。（十二）对群众态度须好，不可蛮横无礼貌。
在古今中外的军史上，没有哪一位军事统帅为部队入城做过这样明确而又严格的规定。同时可知，毛泽东主持作出的这十二条入城规定，是集纳了属下很多《入城守则》而写成的。因此，它不仅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而且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话再说回来，毛泽东在作出歼灭上海外围之敌的部署之后，遂又全力关注如何消灭中南地区之敌的大事。
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在未来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是：赋予第四野战军的任务是向中南进军，消灭该地区之敌，解放并经营豫、鄂、湘、赣、粤、桂六省。为了更好地完成上述任务，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局与华中军区，以林彪任华中局第一书记、华中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任华中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政治委员，邓子恢任华中局第三书记、华中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统一领导中南地区的党政军工作。毛泽东在确定了未来中南地区的党政军领导班子之后，遂又集中全力部署解决中南地区的战略问题。首先，他清楚盘踞中南地区之敌的主力是：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集团和广州绥靖公署余汉谋部共二十八个军七十三个师，总兵力共四十余万人。“其中驻守湘鄂赣等省的白崇禧部共二十一军五十二师近三十万人，其部署是：以湘鄂边绥靖公署宋希濂部第十四、第二十兵团共六个军布防于巴东至岳阳间的长江沿岸及其以南地区，重心置于宜昌、沙市；以白崇禧部直属之主力第三、第十兵团共七个军布防于南昌以西、长沙以北之九岭山、汨罗江、洞庭湖一线；以长沙绥靖公署程潜部和第一兵团陈明仁部四个军布防于长沙、湘潭地区。”上述之敌，即为我第四野战军渡江战役的主要对手。诚如毛泽东于五月九日致林彪、萧克电所分析的那样：
据白崇禧的意图，不是准备在衡州以北和我军作战，而是准备逐步撤退至衡州以南。因此，你们全军似有提早渡江时间的必要。并且不必全军到达北岸然后同时渡江，可以采取先后陆续渡江的办法。
我四野接到毛泽东陆续渡江的电令之后，遂于五月十四日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一百余公里的地段上横渡长江。由此，我军提前打响了第四野战军发起的渡江战役。毛泽东考虑到四野发起渡江战役之后，夹在南京、武汉之间的南昌守敌有可能弃城逃遁。为此，他又电示总前委等：
如果南昌敌逃走，可由陈赓率兵直入城维持秩序，俟林（彪）罗（荣桓）部队过江后即行移交。
等到我四野四十三军胜利渡过长江之后，向中央请示“是直接向九江、南昌前进，还是暂时停止蕲春以南等候接收南昌的干部到后再进南昌”。毛泽东遂又于五月十六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林彪等人：
四十三军渡江后不必急于向九江、南昌前进，等候接收及工作的各项干部大体到齐，然后前进较为适宜。九江、南昌既有桂系两个军驻守，我军又不马上前进，该两处秩序似不致大乱。因此，请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令陈赓注意，只要南昌有敌军驻守，陈（赓）兵团亦不要进占南昌，只在南昌敌人确已撤退，该兵团才去占领，维持秩序。在南昌敌军未撤的情况下，陈兵团亦不要过于迫近和威胁南昌。
我军东线部队根据毛泽东的命令于五月十二日发起上海外围战之后，至十四日，“第九兵团先后攻占平湖、奉贤、南汇和松江、青浦等地，进逼川沙，威胁上海守敌侧背。敌被迫由市区增调第五十一军至白龙港、林家码头加强防御。第十兵团攻占昆山、太仓、嘉定、浏河等地后，继续向月浦、杨行、刘行之敌发动猛攻。敌凭借钢筋水泥碉堡顽强抵抗，我进展缓慢。从十五日起，各部队遵着总前委和野战军首长的指示，加强了敌前侦察，调整了部署，总结了经验，改以小分队行动为主，实行火力、爆发、突击紧密结合的攻坚战术，逐个夺取敌碉堡，加强了战斗进程。至十九日，第十兵团相继攻占月浦、国际无线电台，肃清了刘行残敌；第九兵团攻占川沙，并在白龙港地区全歼敌第五十一军，进而将敌第十二军压缩于高桥地区，与第十兵团形成了夹击吴淞口之势。敌被迫于二十二日将第七十五军增调高桥，以保障吴淞口出海通道。至此，我军已将主要兵力压缩于吴淞口两侧地区。”我军不仅完成了上海外围战之目的，而且也为攻取市区，歼灭上海全部守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时，我四野部队完成渡江任务之后，于五月十七日胜利攻占武汉三镇，并争取了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兼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在贺胜桥率第一二八军等部约两万人宣布起义。接着，陈赓率部接管江西省会南昌。这样一来，长江中下游南北两岸全部控制在我军之手。当毛泽东收到华东局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的报告之后，他当即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下达了《总攻上海的时间和步骤》的命令：
粟张，并告总前委及中指：
（一）据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电，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业已大体就绪，似此只要军事条件许可，你们即可总攻上海。（二）为使侦察及兵力配备臻于完善起见，总攻时间似以择在辰有至辰世之间为宜，亦可推迟至已东左右，如何适当，由你们决定。（三）攻击步骤，以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为适宜。如吴淞阵地不利攻击，亦可采取攻其可歼之部分，放弃一部分不攻，让其从海上逃去。（四）攻击兵力必须充分，如觉兵力不足，须调齐兵力然后攻击。（五）攻击前必须作战役和战术上的充分准备。
正当毛泽东全力运筹攻占武汉、南昌、杭州等江南大城市战役的过程中，通过党的第二条战线获悉：敌人在撤退的前夕疯狂地杀害革命的志士仁人。仅就上海为例：五月十二日，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干事黄竞武——黄炎培的二公子在上海被国民党保密局逮捕。黄竞武在关押期间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并慷慨陈词痛斥国民党当局破坏民主、剥夺人民自由等种种罪行。国民党特务企图猎取民建地下组织目的未能得逞，于五月十八日将黄竞武活埋在上海南市车站路一九○号牢房的空地里。接着，又将民建上海分会理事姜化民逮捕，并于五月二十日将其杀害。同时，汤恩伯为了在上海撤退之前加快杀戮革命人士的步伐，特任命杀人魔王毛森兼任“东南人民**救国军”总指挥，除“统一指挥东南地区各游击部队，密切配合国军作战”外，还负责杀害所有有嫌疑的人。因此，一场比“四·一二”大屠杀还残酷的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最使毛泽东不安的是，民盟主席张澜及罗隆基已经落入毛森之手……
张澜，字表方，于一八七二年生于四川南充张氏农家。他早年投身革命，并于一九○三年赴日本留学，开拓了救国之途。后回国从政，参加立宪派。一九一一年，他出任川汉铁路股东会副董事长，四川保路同志会副会长。民国成立后，他曾任四川省省长、成都大学校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一九四一年，因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在四川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主席。也就是在抗战初期，他得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相识，遂支持中国共产党倡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贡献了力量。说到张澜与毛泽东相识，却迟在一九四五年重庆谈判期间。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他一步出机舱，就看见一位身材颀长、五绺银髯飘拂的长者向他致意，当他再一看身着麻灰色旧布长袍就断定此公就是神交已久的前辈张澜。因此，他急忙越过面前的达官显贵，大步踉跄地走过去，伸手握住时人称之“川北圣人”张澜的手，以若见故人的神态说道：“您是张表老吧？您好啊！”
毛泽东的行为实出张澜所料，一种异样的情感打心底涌起，他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润之先生好！欢迎您光临重庆！”
由此，毛泽东与张澜这两位神交已久的忘年之交开始了相识与交往。虽说毛泽东在山城期间为国事奔波于“三会”——谈判会、茶话会和宴会——且忙得不可开交，但是，毛泽东还是在到达重庆的第三天——八月三十日，专程到特园拜访了张澜。
特园，为革命老人鲜英的住宅，园名取鲜英的字特生，建于一九三一年，位于嘉陵江南岸上清寺，占地约二十余亩，住宅面积约七亩半之多，正房是三层楼房，主楼名曰“达观楼”，前后是花园。由于特园在抗日战争期间为民主人士集萃之所，故董必武送一雅名“民主之家”。加之“民主之家”的匾额为冯玉祥将军所书，并配有郭沫若题的诗，故被毛泽东称之为“三绝”。另外，特园也是中共南方局与民主人士秘密会见的联络点。正因如此，特园也就为国民党特务所嫉恨，并对它进行严密的监控。据史记载：“从中共代表团住址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到上清寺特园，沿途摆设‘香烟摊’、‘修鞋摊’、‘担担面挑子’等进行监视。其后，蒋介石侍从室的陈希曾更强租下紧邻特园的一幢名曰‘康庄’的住宅”，由特务头子戴笠亲自指挥，日夜监视。因此，无论是张澜还是特园的主人鲜英，都为毛泽东来访的安全担心。
毛泽东走进特园，首先为张澜亲书的一副对联所吸引：“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善工书、善将兵、善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哪管他法西斯蒂压迫，有职教、有文协、有政治团体，抵掌天下事，掌集此民主之家。”他看罢这副对联，感慨万千。因为这不仅是对“民主之家”的主人鲜英的颂扬，而且也是张澜高风亮节的自我写照。所以，他在向张澜转达了弟子朱德、好友吴玉章的问候以后，遂又开始进行坦诚的交谈。对于这次在山城的相识，他们二人都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共代表团被迫从国统区撤退之后，民盟遂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当局主要压迫的对象。是年十月，蒋介石公然杀害了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之后，又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在白色恐怖下，张澜、罗隆基等民盟负责人又被迫宣布解散民盟。那时，张澜沉痛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杀头我不怕，我考虑的是全体盟员的安全问题。”
接着，沈钧儒、章伯钧等陆续到达香港，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五日至十八日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声明否认在劫持与威胁下的解散公告，在香港成立民盟临时总部，号召全体盟员“今后更坚强地站立起来，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这样一来，留在上海的张澜、罗隆基等人再次成为蒋介石攻击的主要对象。
一九四九年初，三大战役结束之后，上海的一些大资产阶级寻找新的出路，有的还通过民盟与中共打通关系，预留一条所谓后路。其中，虹桥疗养院院长丁惠康经罗隆基介绍加入民盟。从此，罗隆基以及后来的张澜等于免费住在虹桥疗养院中，静观天下的变数。随着我军横渡长江以及占领南京的胜利，蒋介石加强了对国统区民主人士的迫害。这时，我上海地下党组织接到中央的命令，“几次通过人表示希望张表老（即张澜）和罗隆基到香港或者解放区去”。由于张澜年迈，难以独自成行，故说：“努生（罗隆基号）去，我就去，努生不去我就不去。”而罗隆基却强调自己“是被拘留在疗养院里的”，不能随便行动。结果，一拖再拖，在打响上海外围战的前夕——五月十日，致使张澜和罗隆基被特务拘捕，看押在虹桥疗养院里。
毛泽东获悉张澜和罗隆基被捕的消息后非常焦急，与周恩来、李克农等紧急磋商，要求上海地下党组织利用一切关系，务必营救张澜和罗隆基逃出虎口。为此，我地下党组织被迫动用了杨虎的关系，请他协助营救张澜和罗隆基。
杨虎早年投身国民革命，与蒋介石同是孙中山先生可信赖的军人。中山先生仙逝之后，杨虎追随蒋介石背叛革命，积极赞成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革命人民。那时，杨虎任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陈群任上海市长，是这次血腥屠杀的刽子手。为此，上海人民十分痛恨杨虎和陈群，呼之为“虎狼成群”。随着时代的推移，杨虎失势，对蒋介石不满。早在山城期间，杨虎与周恩来有接触。据史记载：“在重庆谈判期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指使他们的鹰犬对毛主席、周副主席的住宅进行严密监视，甚至企图暗杀他们。杨虎曾当面警告戴笠不许暗下毒手，否则唯戴笠是问。”解放战争爆发的前夕，中共驻上海办事处设在马斯南路（今思南路）的一幢花园楼房内，距杨虎寓所环龙路（今南昌路）很近。在这期间，杨虎与周恩来也有往来。我军攻占南京的前夕，杨虎的女婿周力行出任上海警备副司令，而他的属下又有一些同情中共，或曰自留后路的办案人员，为杨虎营救张澜和罗隆基提供了方便。也就是在张澜和罗隆基被捕的前夕，杨虎找来了一位叫阎锦文的亲信，交代有关的任务。
阎锦文很早以前就敬重周恩来的为人和胆识。但直到一九四六年五月才在杨虎家见到周恩来。据阎的回忆，那天“我毕恭毕敬地深深地鞠了一躬，表示我对他们的敬意，并表示能有机会见到周副主席感到十分荣幸。周副主席平易近人，热情地招呼我坐在他的身旁，询问我在什么部门从事什么职业。还没等我张口，杨先生就抢先做了回答：‘此人是我的老部下，姓阎名锦文，现在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职，如需效力，尽管吩咐。’周副主席语重心长地分析了当时国内的形势，希望大家能为实现和平民主多做贡献。”等等。事后，诚如阎锦文回忆的那样：“如果国民党政权一旦崩溃，我将何以自处？为个人着想，我必须争取为共产党做一些好事，以便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说到杨虎找他交代任务一事，他作了回忆：
有一天杨虎在环龙路寓所的楼上召见了我，要我做两件事：1．调查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逮捕了多少共产党员？被捕人的姓名、职业？关押在何处？将详细情况写成书面报告，以便设法营救；．最近从中共方面获悉，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罗隆基等人可能要被捕。如果这样事情发生，由你负责营救。上海战役即将开始，张澜、罗隆基及一切政治犯危在旦夕，时间紧迫，刻不容缓。杨说此话时，当时在场的有杨虎的夫人田淑君和杨虎的旧属王寄一、孙履平二人。
五月十日，张澜和罗隆基突然被捕，阎锦文驱车赶到虹桥疗养院，只见张澜、罗隆基二人睡在病床上，满面愁容，一副病态，惴惴不安地注视着阎锦文。此刻，阎锦文心里清楚：如果让逮捕者把张、罗二人押往警备司令部，再营救比登天还难。他急中生智，当即给杨虎的女婿——上海警备副司令周力行通电话，以张、罗二人病情严重、行动不便为由，提出请人作保，就地看守。自然，此计获周力行批准。接着，由疗养院副院长郑大夫开具保书，交阎锦文收凭。翌日——五月十一日晚，杨虎再次向阎锦文布置营救张、罗事宜，首次向阎披露真情：“营救张澜、罗隆基是周先生（周恩来）的指示。周先生来电要求我们营救张、罗二人脱险。”阎锦文听后深感责任重大，当即表示：“豁出性命也要完成任务。”从此以后，阎锦文“几乎每日晚间均向杨（虎）报告张澜、罗隆基在医院的情况”。同时，杨虎还提醒阎锦文防止军统特务在医院内对张澜、罗隆基下毒手。
大约在五月十四日晨，阎锦文获悉“奉上峰指示在虹桥疗养院内干掉张澜、罗隆基，办法是用锋利的匕首在病房内行刺……言定次日晚九时行动”。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上海外围战取得的节节胜利，市内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渐次演成学生护校、工人护厂的斗争，敌人担心在医院中行刺张、罗的行动，引发新的李公仆、闻一多事件，酿成更大的反抗浪潮，故“取消在医院行刺的办法，改为将张、罗绑架，用船运到吴淞口外，身系石块，将其投入江内，毁尸灭迹，掩人耳目”的行动。事有凑巧，大特务头子王新衡把这一任务交给了阎锦文执行。
阎锦文听后非常紧张，当即向杨虎作了报告，经研究，决定在转移的同时营救张澜、罗隆基。
五月二十四日上午，阎锦文正式接到警备司令部转移张澜、罗隆基的命令，阎驱车赶到虹桥疗养院，几次说明，终于让张、罗二人相信他就是执行营救任务的负责人。诚如阎锦文回忆的那样：杨虎的夫人“在电话中告诉我，接到吴克坚（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先生的指示，要求你今晚十二时以前完成营救张、罗的任务，转移地点是环龙路杨家。并且也要求我全家必须同时迁出，否则必有杀害的危险”。有关转移张、罗的经过，阎锦文作了回忆：
五月二十四日晚十时许，我亲自驾驶大型轿车开往虹桥疗养院。是时，上海全市已经戒严，各路口均有哨兵把守。因为我身着军官服装，并有当夜口令，所以能在戒严的时间通行无阻。当我将汽车驶入虹桥疗养院院内时，医生护士见汽车漆有警备总部字样标记，又由身着军装的军官驾驶，深夜到此，知道情况不妙，胆小的吓得躲起来，胆大的在一旁观看。我快步来到病房，手提左轮手枪，故意大声吆喝：“张澜、罗隆基快些上车，我们是奉命移解，不得延误。”张、罗二人此时心中有数，迅速离开病房……登上汽车……我迅速将车驶出疗养院，转弯抹角，避开大路，在黑夜中向环龙路急驰。一路上有好几处岗哨向我喝问口令，我很熟悉地答以当夜的口令。及至环龙路杨虎住宅门口时，碰上国民党军队的夜间巡逻值勤车。值勤军官不仅盘查我的身份，而且检查了我的车内有无武器……我即告知张是我的父亲，罗是我的哥哥，为了随军撤退，我需要将家属妥善安置。夜间值勤军官对我的回答深信不疑，让我把汽车开入杨家院内。事后得知，早有解放军的便衣队在杨家院内迎候。田淑君将张澜、罗隆基迎至客厅，互相寒暄祝贺。此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杨虎的花园楼房已成为中共地下工作的总部了。
事后，阎锦文回忆道：“从整个营救行动计划上看，中共上海地下党及民主同盟中央的几位负责同志对此是有周密安排的。”但是，他并不知道，营救张澜、罗隆基全过程，是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关怀下，由李克农负责落实的。
自然，营救张澜、罗隆基只是解放上海整部交响乐中的一支很有意义的插曲。作为这部恢弘交响乐的总指挥——毛泽东所关注的重点依然是解放和接收上海这两件大事上。因此，在他下达了总攻上海的命令之后，遂又及时地电告粟裕、张震有关处置黄浦江内外国军舰的原则：
（一）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二）但如有外国军舰在上海停泊未动，并未向我军开炮者，则不要射击。（三）中国及外国轮船为敌军装载军队及物资出入黄浦江者，亦应攻击之。（四）中国及外国轮船在上海停泊未动者，或得我方同意开行者，准其停泊或开行，并予以保护。（五）为了对付外国军舰的干涉，你们应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实力准备，即要将外国干涉者的武装力量歼灭或驱逐之，如感兵力或炮火不足应速从他处抽调补足。
自鸦片战争以来，有哪一位当权者下过这样大长民族志气的命令？实践证明：一切妄图以军事实力干涉我军解放上海者，都在毛泽东的这一命令下退却了！
第三野战军首长在收到毛泽东总攻上海的有关电令之后，迅速增调第七兵团之第二十三军和第八兵团之第二十五军，分别配属第九、第十兵团，于五月二十三日夜向上海守敌发起总攻。二十四日，我第九兵团攻占浦东市区和虹桥、徐家汇车站；我第十兵团直插吴淞、宝山。“敌一面继续调集兵力增强月浦方面的防御，一面向吴淞收缩，准备从海上逃跑。我各部队采取快速勇猛的动作，多路直插市区，追歼逃敌。至二十六日，第九兵团攻占市区。在我军的争取下，敌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率第二十一、第一二三军等各一部向我投诚。第十兵团相继攻占大场、吴淞、宝山等地。二十七日，上海战役结束。”在总攻上海四天的战斗中，“除汤恩伯率第五十四军等部约五万人登舰逃跑外，其余十五万人全部被歼，我共缴获各种炮一千三百余门；坦克、装甲车一百一十余辆，汽车一千一百余辆，舰艇十一艘及大批军需物资。六月二日，我第二十五军解放崇明岛，歼敌三千七百余人。至此，京沪杭作战胜利结束。”
毛泽东收到上海解放的电报之后，他并没有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之中。相反，他的战略视野又投向解放全中国，以及接管上海等大城市的战役中去了！
一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后就形成了解放全国的三种方式，即北平方式、天津方式和绥远方式。但是，他作为一代大政治家却把天津方式——用人民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当做解放全中国的主要途径。因此，当北平国共和谈破裂之后，毛泽东主席同朱德总司令就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毛泽东针对当时国内、国外和党内、党外的具体情况——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坚定地向中国共产党人呐喊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响亮号召，借此也表达了他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不可动摇的决心。自然，毛泽东这种决心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物质基础之上... -->>
十三
时人皆知，陈毅是“兼资文武此全才”的儒将。因此，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就亲自点将陈毅出任未来的上海市长。也就是从这时开始，陈毅就把接管上海的大事放在了心上。
陈毅随总前委移师南京不久，就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抽调了约五千名干部，赶到江苏省刚刚解放的丹阳，迅速组成接管上海各系统的机构，拟制了具体的接管计划和警备措施，组织接管人员学习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关于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在这期间，他指示有关部门把“有关上海的年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概况，包括缴获的、地下党调查的、上海来人报告的，汇成关于上海的二百多种小册子，陈毅自己看，也交给干部战士们读，再依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确定接管的具体方针步骤。比如，上海的官僚资产如何接管？外商企业如何对待？民族资本家的厂子如何使其开工？国民党政府机构如何处理？等等，他都要事无巨细地亲自过问。
自古以来，胜者之师攻入敌城都要“放假三天”——默许军队“抢掠三天”。但是，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被解放的城市，包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是人民的城市，因而人民解放军必须以主人翁的姿态进入上海。为此，陈毅从入城纪律教育着手，他严格地强调：一是市区作战不许用重武器，二是部队入城后一律不得进入民宅。对于第二条，有些干部想不通，说遇到下雨、有病号怎么办？陈毅听后作了答复，“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为了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党中央、毛泽东交给的接管上海的任务，身着戎装的陈毅亲自在丹阳的一座大庙里作入城纪律报告。首先，他抓住两件在丹阳发生的“小事”进行批评：一是有军人没票硬要进戏院看戏，二是有人擅自拿师范学院一个灯泡。他极其严肃地讲：“这两件小事不小，为什么无票非要进去看戏？是不是老子革命几十年，进戏院还没有资格？（笑声）这个思想作怪，进上海非吃败仗不可！”
与此同时，陈毅亲自主持制定了《入城守则》草案，毛泽东阅后连说了四个“很好”。毛泽东感到入城是一件关系着军纪、党容以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大事。于是，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入城部队遵守城市纪律》的指示：
（一）凡市内卫戍机关军风纪、交通规则、娱乐场所规则，军队人员必须共同遵守，并服从当地军事管制委员会、警备司令部及公安局之指挥。不得借口隶属关系不同，而有丝毫违抗。（二）保护城市人民生命、财产不许侵犯，除现行犯（例如抢劫、放火、行凶等），各机关不得擅自捕人。（三）保护外侨（包括领事馆）不加侮辱，凡遵守人民政府法令与安分守己之外国侨民，一律予以保护并尊重其人格，以礼貌待之；凡有违犯或破坏行为者，报告上级及军事管制委员会，不得自行处理，一切有关外侨事务，不论大小均由最高机关办理，各部无权处理。没有命令不得进入外侨住宅，不准住外侨的房屋或教堂、学校，对外侨民外侨住宅，无命令时，不得施行室内检查与人身搜查。（四）我军各部人员，不得接见中外记者，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五）军人进入戏院、电影院、理发店、澡堂及公共娱乐场所游览，及乘坐电车、公共汽车者，均须照章买票，照章付钱，不得要求免票或半价付钱。（六）不经上级许可，不得接受人民的慰劳，对各阶层人士给军队个别人员送礼和被邀请吃饭赴宴者，尤需拒绝。（七）军队在城市驻扎不得借住或租住民房。（八）军队之骡马大车不得入城，必须入城者，可在装卸后即应出城。（九）不准乱放枪。（十）不准上街乱跑，严格请假制度。（十一）整顿军容，提倡礼节。（十二）对群众态度须好，不可蛮横无礼貌。
在古今中外的军史上，没有哪一位军事统帅为部队入城做过这样明确而又严格的规定。同时可知，毛泽东主持作出的这十二条入城规定，是集纳了属下很多《入城守则》而写成的。因此，它不仅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而且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话再说回来，毛泽东在作出歼灭上海外围之敌的部署之后，遂又全力关注如何消灭中南地区之敌的大事。
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在未来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是：赋予第四野战军的任务是向中南进军，消灭该地区之敌，解放并经营豫、鄂、湘、赣、粤、桂六省。为了更好地完成上述任务，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局与华中军区，以林彪任华中局第一书记、华中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任华中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政治委员，邓子恢任华中局第三书记、华中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统一领导中南地区的党政军工作。毛泽东在确定了未来中南地区的党政军领导班子之后，遂又集中全力部署解决中南地区的战略问题。首先，他清楚盘踞中南地区之敌的主力是：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集团和广州绥靖公署余汉谋部共二十八个军七十三个师，总兵力共四十余万人。“其中驻守湘鄂赣等省的白崇禧部共二十一军五十二师近三十万人，其部署是：以湘鄂边绥靖公署宋希濂部第十四、第二十兵团共六个军布防于巴东至岳阳间的长江沿岸及其以南地区，重心置于宜昌、沙市；以白崇禧部直属之主力第三、第十兵团共七个军布防于南昌以西、长沙以北之九岭山、汨罗江、洞庭湖一线；以长沙绥靖公署程潜部和第一兵团陈明仁部四个军布防于长沙、湘潭地区。”上述之敌，即为我第四野战军渡江战役的主要对手。诚如毛泽东于五月九日致林彪、萧克电所分析的那样：
据白崇禧的意图，不是准备在衡州以北和我军作战，而是准备逐步撤退至衡州以南。因此，你们全军似有提早渡江时间的必要。并且不必全军到达北岸然后同时渡江，可以采取先后陆续渡江的办法。
我四野接到毛泽东陆续渡江的电令之后，遂于五月十四日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一百余公里的地段上横渡长江。由此，我军提前打响了第四野战军发起的渡江战役。毛泽东考虑到四野发起渡江战役之后，夹在南京、武汉之间的南昌守敌有可能弃城逃遁。为此，他又电示总前委等：
如果南昌敌逃走，可由陈赓率兵直入城维持秩序，俟林（彪）罗（荣桓）部队过江后即行移交。
等到我四野四十三军胜利渡过长江之后，向中央请示“是直接向九江、南昌前进，还是暂时停止蕲春以南等候接收南昌的干部到后再进南昌”。毛泽东遂又于五月十六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林彪等人：
四十三军渡江后不必急于向九江、南昌前进，等候接收及工作的各项干部大体到齐，然后前进较为适宜。九江、南昌既有桂系两个军驻守，我军又不马上前进，该两处秩序似不致大乱。因此，请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令陈赓注意，只要南昌有敌军驻守，陈（赓）兵团亦不要进占南昌，只在南昌敌人确已撤退，该兵团才去占领，维持秩序。在南昌敌军未撤的情况下，陈兵团亦不要过于迫近和威胁南昌。
我军东线部队根据毛泽东的命令于五月十二日发起上海外围战之后，至十四日，“第九兵团先后攻占平湖、奉贤、南汇和松江、青浦等地，进逼川沙，威胁上海守敌侧背。敌被迫由市区增调第五十一军至白龙港、林家码头加强防御。第十兵团攻占昆山、太仓、嘉定、浏河等地后，继续向月浦、杨行、刘行之敌发动猛攻。敌凭借钢筋水泥碉堡顽强抵抗，我进展缓慢。从十五日起，各部队遵着总前委和野战军首长的指示，加强了敌前侦察，调整了部署，总结了经验，改以小分队行动为主，实行火力、爆发、突击紧密结合的攻坚战术，逐个夺取敌碉堡，加强了战斗进程。至十九日，第十兵团相继攻占月浦、国际无线电台，肃清了刘行残敌；第九兵团攻占川沙，并在白龙港地区全歼敌第五十一军，进而将敌第十二军压缩于高桥地区，与第十兵团形成了夹击吴淞口之势。敌被迫于二十二日将第七十五军增调高桥，以保障吴淞口出海通道。至此，我军已将主要兵力压缩于吴淞口两侧地区。”我军不仅完成了上海外围战之目的，而且也为攻取市区，歼灭上海全部守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时，我四野部队完成渡江任务之后，于五月十七日胜利攻占武汉三镇，并争取了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兼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在贺胜桥率第一二八军等部约两万人宣布起义。接着，陈赓率部接管江西省会南昌。这样一来，长江中下游南北两岸全部控制在我军之手。当毛泽东收到华东局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的报告之后，他当即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下达了《总攻上海的时间和步骤》的命令：
粟张，并告总前委及中指：
（一）据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电，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业已大体就绪，似此只要军事条件许可，你们即可总攻上海。（二）为使侦察及兵力配备臻于完善起见，总攻时间似以择在辰有至辰世之间为宜，亦可推迟至已东左右，如何适当，由你们决定。（三）攻击步骤，以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为适宜。如吴淞阵地不利攻击，亦可采取攻其可歼之部分，放弃一部分不攻，让其从海上逃去。（四）攻击兵力必须充分，如觉兵力不足，须调齐兵力然后攻击。（五）攻击前必须作战役和战术上的充分准备。
正当毛泽东全力运筹攻占武汉、南昌、杭州等江南大城市战役的过程中，通过党的第二条战线获悉：敌人在撤退的前夕疯狂地杀害革命的志士仁人。仅就上海为例：五月十二日，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干事黄竞武——黄炎培的二公子在上海被国民党保密局逮捕。黄竞武在关押期间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并慷慨陈词痛斥国民党当局破坏民主、剥夺人民自由等种种罪行。国民党特务企图猎取民建地下组织目的未能得逞，于五月十八日将黄竞武活埋在上海南市车站路一九○号牢房的空地里。接着，又将民建上海分会理事姜化民逮捕，并于五月二十日将其杀害。同时，汤恩伯为了在上海撤退之前加快杀戮革命人士的步伐，特任命杀人魔王毛森兼任“东南人民**救国军”总指挥，除“统一指挥东南地区各游击部队，密切配合国军作战”外，还负责杀害所有有嫌疑的人。因此，一场比“四·一二”大屠杀还残酷的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最使毛泽东不安的是，民盟主席张澜及罗隆基已经落入毛森之手……
张澜，字表方，于一八七二年生于四川南充张氏农家。他早年投身革命，并于一九○三年赴日本留学，开拓了救国之途。后回国从政，参加立宪派。一九一一年，他出任川汉铁路股东会副董事长，四川保路同志会副会长。民国成立后，他曾任四川省省长、成都大学校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一九四一年，因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在四川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主席。也就是在抗战初期，他得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相识，遂支持中国共产党倡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贡献了力量。说到张澜与毛泽东相识，却迟在一九四五年重庆谈判期间。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他一步出机舱，就看见一位身材颀长、五绺银髯飘拂的长者向他致意，当他再一看身着麻灰色旧布长袍就断定此公就是神交已久的前辈张澜。因此，他急忙越过面前的达官显贵，大步踉跄地走过去，伸手握住时人称之“川北圣人”张澜的手，以若见故人的神态说道：“您是张表老吧？您好啊！”
毛泽东的行为实出张澜所料，一种异样的情感打心底涌起，他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润之先生好！欢迎您光临重庆！”
由此，毛泽东与张澜这两位神交已久的忘年之交开始了相识与交往。虽说毛泽东在山城期间为国事奔波于“三会”——谈判会、茶话会和宴会——且忙得不可开交，但是，毛泽东还是在到达重庆的第三天——八月三十日，专程到特园拜访了张澜。
特园，为革命老人鲜英的住宅，园名取鲜英的字特生，建于一九三一年，位于嘉陵江南岸上清寺，占地约二十余亩，住宅面积约七亩半之多，正房是三层楼房，主楼名曰“达观楼”，前后是花园。由于特园在抗日战争期间为民主人士集萃之所，故董必武送一雅名“民主之家”。加之“民主之家”的匾额为冯玉祥将军所书，并配有郭沫若题的诗，故被毛泽东称之为“三绝”。另外，特园也是中共南方局与民主人士秘密会见的联络点。正因如此，特园也就为国民党特务所嫉恨，并对它进行严密的监控。据史记载：“从中共代表团住址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到上清寺特园，沿途摆设‘香烟摊’、‘修鞋摊’、‘担担面挑子’等进行监视。其后，蒋介石侍从室的陈希曾更强租下紧邻特园的一幢名曰‘康庄’的住宅”，由特务头子戴笠亲自指挥，日夜监视。因此，无论是张澜还是特园的主人鲜英，都为毛泽东来访的安全担心。
毛泽东走进特园，首先为张澜亲书的一副对联所吸引：“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善工书、善将兵、善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哪管他法西斯蒂压迫，有职教、有文协、有政治团体，抵掌天下事，掌集此民主之家。”他看罢这副对联，感慨万千。因为这不仅是对“民主之家”的主人鲜英的颂扬，而且也是张澜高风亮节的自我写照。所以，他在向张澜转达了弟子朱德、好友吴玉章的问候以后，遂又开始进行坦诚的交谈。对于这次在山城的相识，他们二人都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共代表团被迫从国统区撤退之后，民盟遂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当局主要压迫的对象。是年十月，蒋介石公然杀害了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之后，又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在白色恐怖下，张澜、罗隆基等民盟负责人又被迫宣布解散民盟。那时，张澜沉痛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杀头我不怕，我考虑的是全体盟员的安全问题。”
接着，沈钧儒、章伯钧等陆续到达香港，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五日至十八日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声明否认在劫持与威胁下的解散公告，在香港成立民盟临时总部，号召全体盟员“今后更坚强地站立起来，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这样一来，留在上海的张澜、罗隆基等人再次成为蒋介石攻击的主要对象。
一九四九年初，三大战役结束之后，上海的一些大资产阶级寻找新的出路，有的还通过民盟与中共打通关系，预留一条所谓后路。其中，虹桥疗养院院长丁惠康经罗隆基介绍加入民盟。从此，罗隆基以及后来的张澜等于免费住在虹桥疗养院中，静观天下的变数。随着我军横渡长江以及占领南京的胜利，蒋介石加强了对国统区民主人士的迫害。这时，我上海地下党组织接到中央的命令，“几次通过人表示希望张表老（即张澜）和罗隆基到香港或者解放区去”。由于张澜年迈，难以独自成行，故说：“努生（罗隆基号）去，我就去，努生不去我就不去。”而罗隆基却强调自己“是被拘留在疗养院里的”，不能随便行动。结果，一拖再拖，在打响上海外围战的前夕——五月十日，致使张澜和罗隆基被特务拘捕，看押在虹桥疗养院里。
毛泽东获悉张澜和罗隆基被捕的消息后非常焦急，与周恩来、李克农等紧急磋商，要求上海地下党组织利用一切关系，务必营救张澜和罗隆基逃出虎口。为此，我地下党组织被迫动用了杨虎的关系，请他协助营救张澜和罗隆基。
杨虎早年投身国民革命，与蒋介石同是孙中山先生可信赖的军人。中山先生仙逝之后，杨虎追随蒋介石背叛革命，积极赞成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革命人民。那时，杨虎任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陈群任上海市长，是这次血腥屠杀的刽子手。为此，上海人民十分痛恨杨虎和陈群，呼之为“虎狼成群”。随着时代的推移，杨虎失势，对蒋介石不满。早在山城期间，杨虎与周恩来有接触。据史记载：“在重庆谈判期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指使他们的鹰犬对毛主席、周副主席的住宅进行严密监视，甚至企图暗杀他们。杨虎曾当面警告戴笠不许暗下毒手，否则唯戴笠是问。”解放战争爆发的前夕，中共驻上海办事处设在马斯南路（今思南路）的一幢花园楼房内，距杨虎寓所环龙路（今南昌路）很近。在这期间，杨虎与周恩来也有往来。我军攻占南京的前夕，杨虎的女婿周力行出任上海警备副司令，而他的属下又有一些同情中共，或曰自留后路的办案人员，为杨虎营救张澜和罗隆基提供了方便。也就是在张澜和罗隆基被捕的前夕，杨虎找来了一位叫阎锦文的亲信，交代有关的任务。
阎锦文很早以前就敬重周恩来的为人和胆识。但直到一九四六年五月才在杨虎家见到周恩来。据阎的回忆，那天“我毕恭毕敬地深深地鞠了一躬，表示我对他们的敬意，并表示能有机会见到周副主席感到十分荣幸。周副主席平易近人，热情地招呼我坐在他的身旁，询问我在什么部门从事什么职业。还没等我张口，杨先生就抢先做了回答：‘此人是我的老部下，姓阎名锦文，现在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职，如需效力，尽管吩咐。’周副主席语重心长地分析了当时国内的形势，希望大家能为实现和平民主多做贡献。”等等。事后，诚如阎锦文回忆的那样：“如果国民党政权一旦崩溃，我将何以自处？为个人着想，我必须争取为共产党做一些好事，以便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说到杨虎找他交代任务一事，他作了回忆：
有一天杨虎在环龙路寓所的楼上召见了我，要我做两件事：1．调查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逮捕了多少共产党员？被捕人的姓名、职业？关押在何处？将详细情况写成书面报告，以便设法营救；．最近从中共方面获悉，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罗隆基等人可能要被捕。如果这样事情发生，由你负责营救。上海战役即将开始，张澜、罗隆基及一切政治犯危在旦夕，时间紧迫，刻不容缓。杨说此话时，当时在场的有杨虎的夫人田淑君和杨虎的旧属王寄一、孙履平二人。
五月十日，张澜和罗隆基突然被捕，阎锦文驱车赶到虹桥疗养院，只见张澜、罗隆基二人睡在病床上，满面愁容，一副病态，惴惴不安地注视着阎锦文。此刻，阎锦文心里清楚：如果让逮捕者把张、罗二人押往警备司令部，再营救比登天还难。他急中生智，当即给杨虎的女婿——上海警备副司令周力行通电话，以张、罗二人病情严重、行动不便为由，提出请人作保，就地看守。自然，此计获周力行批准。接着，由疗养院副院长郑大夫开具保书，交阎锦文收凭。翌日——五月十一日晚，杨虎再次向阎锦文布置营救张、罗事宜，首次向阎披露真情：“营救张澜、罗隆基是周先生（周恩来）的指示。周先生来电要求我们营救张、罗二人脱险。”阎锦文听后深感责任重大，当即表示：“豁出性命也要完成任务。”从此以后，阎锦文“几乎每日晚间均向杨（虎）报告张澜、罗隆基在医院的情况”。同时，杨虎还提醒阎锦文防止军统特务在医院内对张澜、罗隆基下毒手。
大约在五月十四日晨，阎锦文获悉“奉上峰指示在虹桥疗养院内干掉张澜、罗隆基，办法是用锋利的匕首在病房内行刺……言定次日晚九时行动”。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上海外围战取得的节节胜利，市内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渐次演成学生护校、工人护厂的斗争，敌人担心在医院中行刺张、罗的行动，引发新的李公仆、闻一多事件，酿成更大的反抗浪潮，故“取消在医院行刺的办法，改为将张、罗绑架，用船运到吴淞口外，身系石块，将其投入江内，毁尸灭迹，掩人耳目”的行动。事有凑巧，大特务头子王新衡把这一任务交给了阎锦文执行。
阎锦文听后非常紧张，当即向杨虎作了报告，经研究，决定在转移的同时营救张澜、罗隆基。
五月二十四日上午，阎锦文正式接到警备司令部转移张澜、罗隆基的命令，阎驱车赶到虹桥疗养院，几次说明，终于让张、罗二人相信他就是执行营救任务的负责人。诚如阎锦文回忆的那样：杨虎的夫人“在电话中告诉我，接到吴克坚（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先生的指示，要求你今晚十二时以前完成营救张、罗的任务，转移地点是环龙路杨家。并且也要求我全家必须同时迁出，否则必有杀害的危险”。有关转移张、罗的经过，阎锦文作了回忆：
五月二十四日晚十时许，我亲自驾驶大型轿车开往虹桥疗养院。是时，上海全市已经戒严，各路口均有哨兵把守。因为我身着军官服装，并有当夜口令，所以能在戒严的时间通行无阻。当我将汽车驶入虹桥疗养院院内时，医生护士见汽车漆有警备总部字样标记，又由身着军装的军官驾驶，深夜到此，知道情况不妙，胆小的吓得躲起来，胆大的在一旁观看。我快步来到病房，手提左轮手枪，故意大声吆喝：“张澜、罗隆基快些上车，我们是奉命移解，不得延误。”张、罗二人此时心中有数，迅速离开病房……登上汽车……我迅速将车驶出疗养院，转弯抹角，避开大路，在黑夜中向环龙路急驰。一路上有好几处岗哨向我喝问口令，我很熟悉地答以当夜的口令。及至环龙路杨虎住宅门口时，碰上国民党军队的夜间巡逻值勤车。值勤军官不仅盘查我的身份，而且检查了我的车内有无武器……我即告知张是我的父亲，罗是我的哥哥，为了随军撤退，我需要将家属妥善安置。夜间值勤军官对我的回答深信不疑，让我把汽车开入杨家院内。事后得知，早有解放军的便衣队在杨家院内迎候。田淑君将张澜、罗隆基迎至客厅，互相寒暄祝贺。此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杨虎的花园楼房已成为中共地下工作的总部了。
事后，阎锦文回忆道：“从整个营救行动计划上看，中共上海地下党及民主同盟中央的几位负责同志对此是有周密安排的。”但是，他并不知道，营救张澜、罗隆基全过程，是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关怀下，由李克农负责落实的。
自然，营救张澜、罗隆基只是解放上海整部交响乐中的一支很有意义的插曲。作为这部恢弘交响乐的总指挥——毛泽东所关注的重点依然是解放和接收上海这两件大事上。因此，在他下达了总攻上海的命令之后，遂又及时地电告粟裕、张震有关处置黄浦江内外国军舰的原则：
（一）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二）但如有外国军舰在上海停泊未动，并未向我军开炮者，则不要射击。（三）中国及外国轮船为敌军装载军队及物资出入黄浦江者，亦应攻击之。（四）中国及外国轮船在上海停泊未动者，或得我方同意开行者，准其停泊或开行，并予以保护。（五）为了对付外国军舰的干涉，你们应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实力准备，即要将外国干涉者的武装力量歼灭或驱逐之，如感兵力或炮火不足应速从他处抽调补足。
自鸦片战争以来，有哪一位当权者下过这样大长民族志气的命令？实践证明：一切妄图以军事实力干涉我军解放上海者，都在毛泽东的这一命令下退却了！
第三野战军首长在收到毛泽东总攻上海的有关电令之后，迅速增调第七兵团之第二十三军和第八兵团之第二十五军，分别配属第九、第十兵团，于五月二十三日夜向上海守敌发起总攻。二十四日，我第九兵团攻占浦东市区和虹桥、徐家汇车站；我第十兵团直插吴淞、宝山。“敌一面继续调集兵力增强月浦方面的防御，一面向吴淞收缩，准备从海上逃跑。我各部队采取快速勇猛的动作，多路直插市区，追歼逃敌。至二十六日，第九兵团攻占市区。在我军的争取下，敌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率第二十一、第一二三军等各一部向我投诚。第十兵团相继攻占大场、吴淞、宝山等地。二十七日，上海战役结束。”在总攻上海四天的战斗中，“除汤恩伯率第五十四军等部约五万人登舰逃跑外，其余十五万人全部被歼，我共缴获各种炮一千三百余门；坦克、装甲车一百一十余辆，汽车一千一百余辆，舰艇十一艘及大批军需物资。六月二日，我第二十五军解放崇明岛，歼敌三千七百余人。至此，京沪杭作战胜利结束。”
毛泽东收到上海解放的电报之后，他并没有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之中。相反，他的战略视野又投向解放全中国，以及接管上海等大城市的战役中去了！
一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后就形成了解放全国的三种方式，即北平方式、天津方式和绥远方式。但是，他作为一代大政治家却把天津方式——用人民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当做解放全中国的主要途径。因此，当北平国共和谈破裂之后，毛泽东主席同朱德总司令就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毛泽东针对当时国内、国外和党内、党外的具体情况——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坚定地向中国共产党人呐喊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响亮号召，借此也表达了他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不可动摇的决心。自然，毛泽东这种决心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物质基础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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