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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收阅有关国军在上海失利的战报。
蒋介石自下野起始，对未来的“退守之地”就做过这样的安排：“第一步住溪口故乡，第二步迁至福州之鼓岭，第三步迁至厦门之鼓浪屿，最后才迁至台北之草山或澎湖之马公。”但是，由于上海眼见就要落入中共之手，遂又匆匆决定放弃迁至福建的设想，于五月十七日由舟山群岛直驶澎湖之马公，在此一边关注上海的失陷，一边部署福建的防务。
蒋介石一向重视福建地区。他“认为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台湾五省在政略上、战略上非常重要：除物资丰富外，在兵要地理上有沿海的凭借和便利，有国际盟邦的直接支援”。至于福建在这五省中的特殊战略地位，他曾对亲信讲过这样一段话：“福建非常重要，没有福建就没有台湾。”因此，蒋介石在下野之后，把最为亲信的侍从系的人事预为安置，其重点依然摆在闽、台地区。如“除留蒋经国、俞济时分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正副主任随在左右外，其原第三局主要人员一部安置在陈诚的台湾警备总部，一部安置在朱绍良的福州绥靖公署工作”。他退至马公期间，“一面要陈诚加紧训练由上海退回台湾的部队，一面到浙江定海视察舟山群岛兵要地理与守军情况”。同时，他还特意命亲信李某率独立第五十师去福州，要李“注意闽浙边区、闽粤边区和闽台之间的联系。你所带的独立第五十师是战略预备师，是美械装备，应好好训练，作为防卫福建的有生力量”。同时，他还命令蒋经国由马公岛飞福州，与福建省主席朱绍良商谈构筑防御工事问题。
上海解放之后，蒋介石偕蒋经国由马公飞台北，落脚于草山。据传云：失败中的蒋介石越来越迷信，当他踏上草山第一步的时候，就产生了到此“落草为寇”的念头，遂暗下决心为草山改名。当他把草山选作久居之地以后，就真的取他一生最为敬仰的哲学家——王阳明的名字改为阳明山。当天傍晚，他偕蒋经国等随侍视察高雄要塞。次日，在高雄召开军事会议，进一步研究台湾整军、防务及军政问题。也就是在这次军事会议上首次提出：“今后应以台湾防务为第一。”也就是在这一天，他授命陈诚向海内外宣布：台湾省政府经济独立，设立“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全省生产，由陈诚兼任主任委员。同时，还宣布设立“中央在台物资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亦由陈诚兼任。从这一天开始，蒋介石就把自己未来的落脚点定在了台湾岛上！
也就是在蒋介石一步一步地部署退守台湾的过程中，他依然遥控广州的政局，继续与桂系李宗仁斗法，为自己从幕后走到台前制造借口，创造条件。他为了削弱李宗仁的政治实力，逼得何应钦内阁倒台。接着，他又在由谁组阁的问题上与李宗仁较上了劲。
何应钦内阁总辞之后，李宗仁首先想到居正。在李氏的心目中，“居正是党国元老，为人正派，敢作敢为，对蒋先生的态度一向是不卑不亢，非阿谀奉承之辈所能及。撑持广州危局，居氏实是比较理想的人选。”所以，李宗仁于五月三十日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以居正继何应钦为行政院院长。
远在台湾的蒋介石获此消息之后，他一是认为在此危难之际，由谁出掌行政院都是形式，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再是他清楚捧李宗仁上台的立法院中的某些委员，由于李氏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的行为离他而去。为此，他以国民党中央总裁的身份发出指示：一切按法律程序办。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要员们，谁都明白蒋介石如此而为的用意，因此诸位常委们一致通过李宗仁的提名：居正继任行政院院长。接下来，立法院行使同意授权表决的时候，居正竟然以一票之差未能通过。这使李宗仁的威信受到沉重打击。程思远先生认为失败的真正原因有如下三条：
一、推动和谈，主要是立法院的主和派。李宗仁拒签《国内和平协定》，事先不向立法院征询意见，致使他们大失所望，从而导致五月间留沪立委范予遂、武和轩、李世军等五十五人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向中国人民靠拢。他们此举，大大削弱了李宗仁在立法院中的影响。
二、李宗仁五月二十一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经过中央常委会审阅，修改得面目全非，而李并不坚持，立法院内的进步分子认为李已成为国民党顽固派——CC分子的工具，不再可能有所作为，因而去香港、澳门，静观风向。
三、过去立法院内的联络工作，主要是程思远负责，当时程留居桂林，而邱昌渭又过于自信，以为立法院仍和以往一样，绝大多数是拥李的，疏忽了临时的联系工作。以至于住在西濠口爱群酒店的韦永成、张岳灵两立委，没有接到开会通知。
蒋介石获悉这一结果之后，自然喜从心起。正当李宗仁继续思考，或曰征询有关方面的意见提谁组阁的时候，蒋氏在台北密电有关人士，由CC系抢先向李宗仁提出：由无家可归的阎锡山出面组阁。李宗仁虽然在谋略方面永远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但是他也清楚蒋氏要阎氏组阁的目的：那就是坚定地走**路线。每逢遇到需要据理力争的关键时刻，李宗仁那种退让的弱点就又显现出来，他不顾身旁亲信的反对，竟然屈服于CC分子的压力，改提阎锡山为行政院长。自然，国民党中常会不会反对，立法院开会，也以二百票对五十票通过了阎锡山组阁案。就这样，李宗仁这位靠主和上台的代“总统”，开始与**到底的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共事，其后果是可以预想而知了！
从此，李宗仁在政治上产生了极大的失落感。不久，他又听说：“蒋介石聆悉阎锡山受命组阁，显得非常兴奋，因为后者是一个为他所运用自如的人物。”这又使他感到：蒋介石在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院长期间，很快就要从幕后走到台前。因而，李宗仁在政治上又产生了失意感。
一个人，尤其是政治家在失意的时候，最感亲信和朋友的重要。李宗仁自桂林飞抵广州之后，最感痛苦的是周围没有亲人和朋友，遇有问题，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找不到。就在这前后，他陆续获悉一些与之奋斗多年的好友和部属相继离他而去了！其中最使他难过的是；黄绍竑负气出走香港，不会再为桂系出力；黄启汉借故留在上海，随着上海的解放，他公开投靠了中共；刘仲容留在北平，据说为中共创办外语学校；甘介侯赴美求援，滞留大洋彼岸未回；程思远因反对李宗仁飞赴广州，至今仍留在桂林；如果再算上刘斐与他和白崇禧决裂……留守广州的李宗仁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了！
当时，国民党中诸派系都看得清清楚楚：李宗仁在蒋介石的胁迫下，主和不能和，主战不能战，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走进了死胡同。他这位代“总统”就要走到尽头了！连他最亲密的合作者——桂系大将白崇禧业已在暗处向蒋介石靠拢；说到新上任的行政院长阎锡山，他打内心深处就瞧不起李宗仁，从他上任的第一天，就一心支持蒋介石由幕后走到台前。这位善工心术的阎锡山历经两个星期的观察，竟然拿着一纸写好的电稿，大摇大摆地闯进李宗仁设在广州迎宾馆内的官邸，直言不讳地说：“这是我草拟的一则电稿，请蒋先生来粤主持大局。如果你同意，就以你我的名义发给蒋先生。”
李宗仁听后大吃一惊，这简直是“逼宫”。他十分清楚：请蒋介石出山，这就意味着结束自己的代“总统”职权。他若当面反对阎锡山的所作所为，那样势必把阎老西这位行政院长更推向蒋介石一边，对自己这位代总统多增加一道羁绊；如果默认阎的做法，那就等于默认自己倒台。怎么办？就在这矛盾的一瞬间，李宗仁那种谦谦君子的弱点再次主导了他的行动。他吟哦片时，二话没说，就在阎锡山草拟的电报稿上签了李宗仁三个字。蒋介石是一位视权如命的政治家。同时，他又是一位善于利用对手的弱点而制服对手的权谋家。换句话说：他从元旦发表献词起始，就在预谋何时出山了！时下，蒋氏认为武汉失守之后，湖南易手只是个时间问题，这就等于坐镇中原的桂系集团不仅丧失了两湖的立足之地，而且在与人民解放军的交战之中也必然会丧失其主力。结果，以桂系军事集团为后盾的代“总统”李宗仁就等于失去了资本，他蒋某人出山的机会也就到了。时下，四路解放军向全国进军，所向披靡，这失败的骂名还应当分给李宗仁一份；再者，他在台湾的所谓内政外交还没有安排好；更为重要的，只有阎锡山一人打出请蒋入粤主政的旗子还太单调，故于六月十八日给李宗仁、阎锡山复电说：
时局艰难，兄等持颠抉倾，辛劳备尝。感佩之余，时用系念，辱承约晤，能不遵行。兹拟短期内处理琐事完毕，决定行期，另电奉告。
蒋介石拟于短期内处理哪些“琐事”呢？一是迁居台北草山，成立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派定各组组长和设计委员会委员，把他的领导体制重新建立起来，并积极进行前来广州的准备工作；二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主要是中美关系——尤其是毛泽东与美国关系的变化，他逐渐形成一个外交战略行动，那就是组织东亚**联盟。
蒋介石在筹组总裁办公室之前，他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公然提出设立最高决策机构——非常委员会，由他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阎锡山、何应钦等任委员。这样一来，国民党的一切实权均转到非常委员会中来了，而所谓的“总统”府就更是有名无实了！自然，本来就没有多少实权的李宗仁就真的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了！另外，侍从室原有的亲信一直随侍身边，成立非常委员会只不过是换个牌子而已。因此明眼人一看便知，蒋介石采取这些组织措施，只不过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罢了！
蒋介石筹组所谓“东亚**同盟”，即蒋氏企图联合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南朝鲜总统李承晚，以东亚各国为核心组成一个国际**联盟。实事求是地说，蒋氏形成“东亚**同盟”的这一构想，也是经历了一个痛苦，或曰败退之中谋生存的一个漫长过程。
蒋介石是一代纵横家。他清楚当年败退山城之后，美国依然全力地支持他，是为了借助中国的军事实力抗衡日本侵略亚洲，减轻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军事压力；解放战争爆发之后，美国人照样支持他，那是美国的政客担心中国被**，进而与苏联结盟，形成一个抗衡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阵营；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的失利，美国人认为根子出在他蒋某人由于独裁而失去了人心上，遂在幕后导演了一出“以李（宗仁）代蒋（介石）”的戏剧，结果未出一年，国民党失去了江北半壁江山；时下，以司徒雷登为代表的美国人看清了李宗仁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同时又认清了国民党已经没有力量阻止毛泽东的胜利，怎么办？唯有靠金钱外交收买毛泽东，希望未来的新中国不要与苏联结盟，走亲美路线。这就是司徒雷登一而再、再而三与黄华晤谈，并希望去北平会晤毛泽东、周恩来的目的。对此，蒋介石不仅是知情的，而且还讥笑“司徒老儿真蠢”！这是因为蒋介石算准了毛泽东绝不会服从美国人的指挥棒。因而，他每每听到毛泽东撰文宣传“一边倒”的外交方略的时候，就忍不住内心中的喜悦：“司徒老儿又挨了毛泽东一记耳光！”
与此同时，蒋介石通过驻美大使获悉：在美国政府内正在辩论是谁丢掉中国的问题，一些当年在山城与周恩来及其属下有过来往、或发表过亲共言论的外交官正受到质询。在蒋介石看来，要不了多少时间，这一辩论的结果就会是**派取得胜利，司徒雷登这些人就会被送上法庭。换言之，既然司徒无力改变毛泽东“一边倒”的外交路线，那么美国就会很快终止司徒雷登作为大使的使命。为此，他不屑一顾司徒雷登在前一段的所作所为。另外，他还清楚美国在无法改变毛泽东的外交方略之后，他们还会再支持他蒋某人，因为美国不仅不会在东亚留下权力的真空，而且更需要一支力量抗衡毛泽东未来的红色政权。
恰在这时，美国外交部远东司和联合国司联合提出由联合国托管台湾的计划，“主张美国立即争取尽可能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英国的支持，然后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提出由联合国在台湾举行公民投票，以达到由联合国托管台湾，实现***的目的；并由美国单方面宣布废除《开罗宣言》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接着，台湾再行过渡到由美国托管——变成美国一个新州的目的。对此，蒋介石只说了一句话：“我蒋某人不是汪精卫！”
蒋介石视台湾为自己的复兴宝岛，因此他绝不会赞成台湾变成美国的一个州。他清楚，美国搞的托管计划一旦得以实现，他连个州长都当不上。为此，他通知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大使，行使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坚决反对联合国托管台湾。也就是在毛泽东主持新政协筹备会议即将闭幕的前夕——六月二十日，蒋介石又接获驻日本东京代表团电告：“盟总对于台湾军事颇为顾虑，并有将台湾由我移交盟国或联合国暂管之拟议。”蒋介石听后颇为动容，当即电示该团负责人详告盟军统帅麦克阿瑟：
（一）台湾移归盟国或联合国暂管之拟议，实际上为中国政府无法接受之办法，因为此种办法违犯中国国民心理，尤与中正本人自开罗会议争回台、澎之一贯努力与立场，根本相反。（二）台湾很可能在短期内成为中国**力量之新的希望。（三）美国政府即令单从实际的利害上考虑，亦决不能承认中共政权。（四）深盼麦帅本其在东亚盟国统帅之立场，以其对于“赤祸”与东亚前途之关系……美国政府决不考虑承认中共政权，并应本其领导国际之地位与力量，防阻他国承认；美国政府就采取积极态度，协助中国**力量，并应协助我政府确保台湾。
蒋介石在这通电文中，实际上勾画出了他的“东亚**同盟”的设想，那就是在美国，实质上是在麦克阿瑟的统帅下，从日本、南韩、菲律宾和台湾，一直到印支半岛诸国携手相助，共同构成一个**链条。因为蒋介石作为一代政治家明白，唯其如此，他才有可能苟延于台湾。另外，他也知道毛泽东一旦获悉美国人想托管台湾之后，一定会作出强烈的反响。结果，美国人势必断掉司徒雷登的一切不合实际的想法，并把中共完全推到美国的对立面。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当他获悉美国提出由联合国，实质上是由美国托管台湾的消息之后，他于愤怒之余第一感觉就是“美国亡我之心不死”！当然，他清楚按照联合国宪章，美国达到托管台湾的目的，必须得到五大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据来自外电的报道：苏联肯定会行使否决权。与此同时，他也不相信蒋介石在此关键时刻当卖国贼，放弃中华民国作为常任理事国的权利，投票赞成台湾由美国托管。所以，美国托管台湾的目的是绝难实现的。由此，毛泽东越发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一边倒”的外交方略是正确的。另外，毛泽东是敢于接受任何强权挑战的，且主张来而不往非礼也！为此，他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研究过后，下令逮捕美国原驻沈阳总领事馆所属的大小特务，除对美国侵略行径还以颜色之外，让世人看看美国的所谓友谊到底是什么货色！接着，我《人民日报》与新华社受命发表了消息：
我东北行政委员会公安部，日前在沈阳破获美国间谍案：主犯佐佐木弘经（日本人）、伯彦苍（蒙古人）、吴人杰（中美混种）等全部落网归案，并缴获收音机六部、发报机三台、密码十六本，以及他们的工作计划、信件、地图、情报存底等大量的罪证。经审讯，他们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一致承认他们在沈阳作案，均受雇于美国原驻沈阳总领事馆，他们幕后总指挥为原总领事瓦尔德。……
与此同时，我新华社还授权发表声明，正告一切对新中国抱有友好或敌意的外国政府：
只要愿意断绝和中国反动派的联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否则，一切欺压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必将在新的中国大地上碰得头破血出，最后滚出中国了事！
司徒雷登听了上述两条消息之后，他认为这都是美国白宫中那些不了解中国国情，一相情愿地提出托管台湾案的政客所引起的。由此，他也猜想到了自己在中国的使命也就快结束了！在这期间，傅泾波曾发出这样的提问：“这些年来，有哪一个国家，敢以间谍罪名，逮捕与美国驻外机构有关系的人员呢？”司徒雷登沮丧地说：“中国的胜利者——毛泽东！”
不久，毛泽东通过各种途径收到了蒋介石转致麦克阿瑟的电文，他认为蒋介石反对托管是正确的。但蒋氏的声明含有一个阴谋，那就是利用**作为筹码，把自己紧紧拴在美国**的战车上。这一阴谋果能实现，蒋氏就变相地找到了一把保护伞。对此，周恩来是同意的，考虑到未来我国外交的方略，他说道：“从战略上讲，美国政府曾主动向我们作出友好的姿态，是希望新的中国不要与苏联结成反美联盟。当他们看到这一希望就要破灭的时候，他们就必然会反对我们。”
“同时，他们还会反过来再支持蒋介石！”毛泽东说罢沉吟片时，又坚定地说道，“为此，我在刚刚写成的《论人民民主**》一文中加了这样一段话答复他们：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这样的结果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
就在蒋介石预谋筹建“东亚**联盟”的过程中，蒋氏父子还曾有过一件高兴的事，那就是听说刚刚解放的上海爆发了所谓的“银元之战”。然而令蒋经国失望的是，那些不法资本家、投机商人没有支持十天就宣告失败了。这使他不得不想起半年多以前他在上海打老虎的往事，几经较量，遂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两相对照，真是无限滋味在心头啊！这时的蒋经国不会去想“胜利”或“失败”的原因，考虑到自己未来的政治前途，只是为上海“银元之战”失败得这样快、这样惨而惋惜。为此，他不无遗憾地向蒋介石报告：“父亲，那个陈毅突然下令，一夜之间就把证券大楼查封了，还抓了几千人。”
“准确地说，这个命令不是陈毅下的，是毛泽东下的。”蒋介石当即纠正蒋经国的话。接着，他看了看情绪低沉的儿子，遂冷然作笑，说，“你用不着为这件区区小事不高兴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倒是一条很好的消息。”
“为什么？”蒋经国不解地问道。
“你想想看嘛，半年多以前，你不是也在上海抓了很多人吗？结果又怎么样呢？金圆券变成了一堆废纸。”
蒋经国对于自己在上海的打虎行为，一直有着自己的看法，如果不是蒋介石出面干涉，他的打虎行为不仅不会失败，而且国民党政权也不至于一败涂地。因此，他颇有一点情绪地问道：“父亲，如果您不下令放人呢？”
“那就更糟！英国、美国，是靠抓资本家来稳定金融、发展经济的吗？只有你知道的苏联是这么办的！”蒋介石说罢看了看沉默不语，但仍不服气的蒋经国，遂又缓和了一点口气，继续说道，“经儿，你必须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谁是金融专家？是毛泽东骂的那些资产阶级；靠谁来发展经济呢？也是毛泽东骂的那些资产阶级！时下，他一进上海，就采取了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这样就势必得罪城市中真正的主人资本家。”
“毛泽东他们要是采取军事的手段，强迫城市的资本家开工生产呢？”
“这还是苏联的办法，”蒋介石说罢摇了摇头，“中国有一句老话，叫捆绑不是夫妻。你想想看，就说这些资本家被迫开工生产，没有钱赚，会卖力吗？”
蒋经国信服地点了点头。
“再者，资本家开工必须有钱、有原料，这是常识问题。钱，我都提前运到了台湾；原料，外国的用完了不会再进口，国内的一时又收不上来。怎么办？工厂只有停工，毛泽东依靠的工人阶级也只好失业，一家老小在家喝西北风！”
蒋经国终于明白了父亲高兴的原因，再次觉得姜还是老的辣这句话是真理。有顷，他小声地问道：“父亲，我们还能帮着毛泽东在上海做点什么吗？”
“利用我们手中掌握的制海权，封锁港口，断掉毛泽东他们和外国的一切联系！”
“是！”
“利用我们手中掌握的制空权，派飞机轮番轰炸上海，一定要炸得他们停电断水！”
“是！”
“同时，要电告毛人凤，要他命令上海所有的潜伏人员、黑社会成员一起出动，把上海搞得个天翻地覆！”
败亡之秋无喜事。正当蒋氏父子在台湾安排以“党统”取代“法统”，并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的属下大败于金融风暴的时候，拱卫台湾的前哨福建地区又发生了危机。那时，自上海等地撤退到福建的残部“军事涣散，军纪废弛……二十多天中，一退两千里以上，沿途行军所至，鸡犬不宁。因为形成流窜，后勤系统已乱了套。在苏皖边、浙闽边，居民生计一扫而光，借粮征草，俨如浩劫，民怨沸腾。”更为严重的是，退守福建的残部因固属派系不同，上自高级将领，下到士兵，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往往为了争夺一块地盘，为了抢掠一点给养，双方就开枪火并。加之福建的政坛耆宿以免地方糜烂为由，坚决反对在闽地与中共决战。因此，福建已经成了不战而失之地了！对此，蒋介石曾经说过：“守长江及浙江的部队溃退到福建，是在五月上旬。当时陈毅主力攻上海，只刘伯承一部跟踪入闽。所幸敌人摸不清福州的底细，所以没有长驱直入。如果敌人洞悉你们狼狈的状态，一个团就可以占领福州了。”
在蒋介石的棋盘上，福建这片战区是有着特殊意义的。然而他的属下对这兵要之地竟失去信心，良可浩叹！怎么办？唯有放下重建台湾基地的一切工作，偕俞济时等亲信要员于六月二十一日飞到福州，召开所谓有名的“福州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新任命的东南前进指挥所主任汤恩伯、第六兵团司令长官李延年等败军大将。蒋介石在听完上述将领的汇报之后，真想破口大骂几句“无能！”“饭桶！”“娘希匹！”可是，他知道此地不是训斥这些手下败将的场所，而是借用所谓“感情”和“道义”笼络其心，继续为自己卖命的时候，因此，他颇有准备地讲了如下几点内容：
首先，蒋介石举起孙中山先生的旗子为号召。他说：“我是一个下野的总统，论理不应再问国事，一切由李代总统来处理危局和**作斗争。但想起总理（孙中山）生前的托付，勉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的遗言，现正是我党危难关头，所以我以党的总裁地位来领导大家和共产党作殊死战。个人引退半年来，没有片刻忘怀久经患难的袍泽，望大家戮力同心，争取最后胜利。”
其次，他借批评与会的这些败将弄到士兵衣不蔽体的问题，大讲自己“生平待士不薄”，借以收买已无斗志的“士心”。他说：一“本人自民国十三年迄今，东征、北伐、剿共、抗日，为统帅已达二十五年，对官兵生活一向关心。今日士兵衣不蔽体，使我心中难过。我在溪口时，后来在上海及马公岛，曾一再注意到各军的服装问题。因产棉区多陷入匪区，我预知原料困难，曾多次要联勤郭总司令作最大努力的筹划。据郭说在六月以前搞好二百五十万至二百八十万夏服不成问题。”接着，他又严厉地批评了有关的将领，并严令“立刻列表来报，彻底查明下落，否则就应法办”。最后，他又以较缓和的口吻说：“希望各军长回去，好好安慰部下，保证服装有着落。我回台湾即令补运。总之这些事是使我痛心的。”
再其次，他也讲了失败的责任问题：“三年来各战场均失败，主要原因固然是我诚不足以感众，也由于各级将领无德无能。”
最后，他才回到召开“福州军事会议”的主题上来：“无福建即无台湾，决心固守福建以巩固台湾外围。”据当事人的回忆，他讲了如下这段话：“大家应当知道台湾将是党国的复兴地，它的地位的重要性异于寻常。比方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没有福建即无以确保台湾。以福建而言，守不住闽江以北，闽南也难以确保。今后大家要树立雄心壮志，和**顽强斗下去。最迟到明年春，世界**联军就会和我们一道驱逐赤俄势力，清除赤色恐怖。希望大家回去转达所属，知道我的希望与决心。”
蒋介石作为一代有过辉煌过去的军事家，他真的把固守福建看得那样重要吗？非也！因为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明白台湾的安全系于台湾海峡。只要蒋介石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足以封锁数百海里的洋面，台湾就是安全的。然而，蒋介石又为什么对部下讲上边那番话呢？他在离开福州之前，曾对属下讲话：“你当我的学生，难道不知‘先制之利’、‘先发制人’、‘先声夺人’、‘安定人心’的重要性吗？没有军队还有国家吗？保全军力是重要的，但福州过早落在**手里其政治影响甚大。台湾人半数以上原籍福建，对故乡十分关怀；南洋一带的侨胞，也是福建籍占多数。如果他们知道福州失了，就认为福建失了，就更误解为我们国民党彻底失败了。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就会使我们失去海外侨胞的同情与支持。所以为了大局，福州是必须死守的。希望你们体会我的心事放胆去做，只要将领有必胜信心，处绝地也可以生。”
蒋介石就要乘坐飞机离去了，他此时此刻最所担心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湖南的程潜在长沙率部起义……（未完待续）
续收阅有关国军在上海失利的战报。
蒋介石自下野起始，对未来的“退守之地”就做过这样的安排：“第一步住溪口故乡，第二步迁至福州之鼓岭，第三步迁至厦门之鼓浪屿，最后才迁至台北之草山或澎湖之马公。”但是，由于上海眼见就要落入中共之手，遂又匆匆决定放弃迁至福建的设想，于五月十七日由舟山群岛直驶澎湖之马公，在此一边关注上海的失陷，一边部署福建的防务。
蒋介石一向重视福建地区。他“认为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台湾五省在政略上、战略上非常重要：除物资丰富外，在兵要地理上有沿海的凭借和便利，有国际盟邦的直接支援”。至于福建在这五省中的特殊战略地位，他曾对亲信讲过这样一段话：“福建非常重要，没有福建就没有台湾。”因此，蒋介石在下野之后，把最为亲信的侍从系的人事预为安置，其重点依然摆在闽、台地区。如“除留蒋经国、俞济时分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正副主任随在左右外，其原第三局主要人员一部安置在陈诚的台湾警备总部，一部安置在朱绍良的福州绥靖公署工作”。他退至马公期间，“一面要陈诚加紧训练由上海退回台湾的部队，一面到浙江定海视察舟山群岛兵要地理与守军情况”。同时，他还特意命亲信李某率独立第五十师去福州，要李“注意闽浙边区、闽粤边区和闽台之间的联系。你所带的独立第五十师是战略预备师，是美械装备，应好好训练，作为防卫福建的有生力量”。同时，他还命令蒋经国由马公岛飞福州，与福建省主席朱绍良商谈构筑防御工事问题。
上海解放之后，蒋介石偕蒋经国由马公飞台北，落脚于草山。据传云：失败中的蒋介石越来越迷信，当他踏上草山第一步的时候，就产生了到此“落草为寇”的念头，遂暗下决心为草山改名。当他把草山选作久居之地以后，就真的取他一生最为敬仰的哲学家——王阳明的名字改为阳明山。当天傍晚，他偕蒋经国等随侍视察高雄要塞。次日，在高雄召开军事会议，进一步研究台湾整军、防务及军政问题。也就是在这次军事会议上首次提出：“今后应以台湾防务为第一。”也就是在这一天，他授命陈诚向海内外宣布：台湾省政府经济独立，设立“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全省生产，由陈诚兼任主任委员。同时，还宣布设立“中央在台物资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亦由陈诚兼任。从这一天开始，蒋介石就把自己未来的落脚点定在了台湾岛上！
也就是在蒋介石一步一步地部署退守台湾的过程中，他依然遥控广州的政局，继续与桂系李宗仁斗法，为自己从幕后走到台前制造借口，创造条件。他为了削弱李宗仁的政治实力，逼得何应钦内阁倒台。接着，他又在由谁组阁的问题上与李宗仁较上了劲。
何应钦内阁总辞之后，李宗仁首先想到居正。在李氏的心目中，“居正是党国元老，为人正派，敢作敢为，对蒋先生的态度一向是不卑不亢，非阿谀奉承之辈所能及。撑持广州危局，居氏实是比较理想的人选。”所以，李宗仁于五月三十日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以居正继何应钦为行政院院长。
远在台湾的蒋介石获此消息之后，他一是认为在此危难之际，由谁出掌行政院都是形式，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再是他清楚捧李宗仁上台的立法院中的某些委员，由于李氏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的行为离他而去。为此，他以国民党中央总裁的身份发出指示：一切按法律程序办。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要员们，谁都明白蒋介石如此而为的用意，因此诸位常委们一致通过李宗仁的提名：居正继任行政院院长。接下来，立法院行使同意授权表决的时候，居正竟然以一票之差未能通过。这使李宗仁的威信受到沉重打击。程思远先生认为失败的真正原因有如下三条：
一、推动和谈，主要是立法院的主和派。李宗仁拒签《国内和平协定》，事先不向立法院征询意见，致使他们大失所望，从而导致五月间留沪立委范予遂、武和轩、李世军等五十五人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向中国人民靠拢。他们此举，大大削弱了李宗仁在立法院中的影响。
二、李宗仁五月二十一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经过中央常委会审阅，修改得面目全非，而李并不坚持，立法院内的进步分子认为李已成为国民党顽固派——CC分子的工具，不再可能有所作为，因而去香港、澳门，静观风向。
三、过去立法院内的联络工作，主要是程思远负责，当时程留居桂林，而邱昌渭又过于自信，以为立法院仍和以往一样，绝大多数是拥李的，疏忽了临时的联系工作。以至于住在西濠口爱群酒店的韦永成、张岳灵两立委，没有接到开会通知。
蒋介石获悉这一结果之后，自然喜从心起。正当李宗仁继续思考，或曰征询有关方面的意见提谁组阁的时候，蒋氏在台北密电有关人士，由CC系抢先向李宗仁提出：由无家可归的阎锡山出面组阁。李宗仁虽然在谋略方面永远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但是他也清楚蒋氏要阎氏组阁的目的：那就是坚定地走**路线。每逢遇到需要据理力争的关键时刻，李宗仁那种退让的弱点就又显现出来，他不顾身旁亲信的反对，竟然屈服于CC分子的压力，改提阎锡山为行政院长。自然，国民党中常会不会反对，立法院开会，也以二百票对五十票通过了阎锡山组阁案。就这样，李宗仁这位靠主和上台的代“总统”，开始与**到底的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共事，其后果是可以预想而知了！
从此，李宗仁在政治上产生了极大的失落感。不久，他又听说：“蒋介石聆悉阎锡山受命组阁，显得非常兴奋，因为后者是一个为他所运用自如的人物。”这又使他感到：蒋介石在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院长期间，很快就要从幕后走到台前。因而，李宗仁在政治上又产生了失意感。
一个人，尤其是政治家在失意的时候，最感亲信和朋友的重要。李宗仁自桂林飞抵广州之后，最感痛苦的是周围没有亲人和朋友，遇有问题，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找不到。就在这前后，他陆续获悉一些与之奋斗多年的好友和部属相继离他而去了！其中最使他难过的是；黄绍竑负气出走香港，不会再为桂系出力；黄启汉借故留在上海，随着上海的解放，他公开投靠了中共；刘仲容留在北平，据说为中共创办外语学校；甘介侯赴美求援，滞留大洋彼岸未回；程思远因反对李宗仁飞赴广州，至今仍留在桂林；如果再算上刘斐与他和白崇禧决裂……留守广州的李宗仁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了！
当时，国民党中诸派系都看得清清楚楚：李宗仁在蒋介石的胁迫下，主和不能和，主战不能战，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走进了死胡同。他这位代“总统”就要走到尽头了！连他最亲密的合作者——桂系大将白崇禧业已在暗处向蒋介石靠拢；说到新上任的行政院长阎锡山，他打内心深处就瞧不起李宗仁，从他上任的第一天，就一心支持蒋介石由幕后走到台前。这位善工心术的阎锡山历经两个星期的观察，竟然拿着一纸写好的电稿，大摇大摆地闯进李宗仁设在广州迎宾馆内的官邸，直言不讳地说：“这是我草拟的一则电稿，请蒋先生来粤主持大局。如果你同意，就以你我的名义发给蒋先生。”
李宗仁听后大吃一惊，这简直是“逼宫”。他十分清楚：请蒋介石出山，这就意味着结束自己的代“总统”职权。他若当面反对阎锡山的所作所为，那样势必把阎老西这位行政院长更推向蒋介石一边，对自己这位代总统多增加一道羁绊；如果默认阎的做法，那就等于默认自己倒台。怎么办？就在这矛盾的一瞬间，李宗仁那种谦谦君子的弱点再次主导了他的行动。他吟哦片时，二话没说，就在阎锡山草拟的电报稿上签了李宗仁三个字。蒋介石是一位视权如命的政治家。同时，他又是一位善于利用对手的弱点而制服对手的权谋家。换句话说：他从元旦发表献词起始，就在预谋何时出山了！时下，蒋氏认为武汉失守之后，湖南易手只是个时间问题，这就等于坐镇中原的桂系集团不仅丧失了两湖的立足之地，而且在与人民解放军的交战之中也必然会丧失其主力。结果，以桂系军事集团为后盾的代“总统”李宗仁就等于失去了资本，他蒋某人出山的机会也就到了。时下，四路解放军向全国进军，所向披靡，这失败的骂名还应当分给李宗仁一份；再者，他在台湾的所谓内政外交还没有安排好；更为重要的，只有阎锡山一人打出请蒋入粤主政的旗子还太单调，故于六月十八日给李宗仁、阎锡山复电说：
时局艰难，兄等持颠抉倾，辛劳备尝。感佩之余，时用系念，辱承约晤，能不遵行。兹拟短期内处理琐事完毕，决定行期，另电奉告。
蒋介石拟于短期内处理哪些“琐事”呢？一是迁居台北草山，成立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派定各组组长和设计委员会委员，把他的领导体制重新建立起来，并积极进行前来广州的准备工作；二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主要是中美关系——尤其是毛泽东与美国关系的变化，他逐渐形成一个外交战略行动，那就是组织东亚**联盟。
蒋介石在筹组总裁办公室之前，他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公然提出设立最高决策机构——非常委员会，由他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阎锡山、何应钦等任委员。这样一来，国民党的一切实权均转到非常委员会中来了，而所谓的“总统”府就更是有名无实了！自然，本来就没有多少实权的李宗仁就真的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了！另外，侍从室原有的亲信一直随侍身边，成立非常委员会只不过是换个牌子而已。因此明眼人一看便知，蒋介石采取这些组织措施，只不过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罢了！
蒋介石筹组所谓“东亚**同盟”，即蒋氏企图联合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南朝鲜总统李承晚，以东亚各国为核心组成一个国际**联盟。实事求是地说，蒋氏形成“东亚**同盟”的这一构想，也是经历了一个痛苦，或曰败退之中谋生存的一个漫长过程。
蒋介石是一代纵横家。他清楚当年败退山城之后，美国依然全力地支持他，是为了借助中国的军事实力抗衡日本侵略亚洲，减轻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军事压力；解放战争爆发之后，美国人照样支持他，那是美国的政客担心中国被**，进而与苏联结盟，形成一个抗衡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阵营；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的失利，美国人认为根子出在他蒋某人由于独裁而失去了人心上，遂在幕后导演了一出“以李（宗仁）代蒋（介石）”的戏剧，结果未出一年，国民党失去了江北半壁江山；时下，以司徒雷登为代表的美国人看清了李宗仁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同时又认清了国民党已经没有力量阻止毛泽东的胜利，怎么办？唯有靠金钱外交收买毛泽东，希望未来的新中国不要与苏联结盟，走亲美路线。这就是司徒雷登一而再、再而三与黄华晤谈，并希望去北平会晤毛泽东、周恩来的目的。对此，蒋介石不仅是知情的，而且还讥笑“司徒老儿真蠢”！这是因为蒋介石算准了毛泽东绝不会服从美国人的指挥棒。因而，他每每听到毛泽东撰文宣传“一边倒”的外交方略的时候，就忍不住内心中的喜悦：“司徒老儿又挨了毛泽东一记耳光！”
与此同时，蒋介石通过驻美大使获悉：在美国政府内正在辩论是谁丢掉中国的问题，一些当年在山城与周恩来及其属下有过来往、或发表过亲共言论的外交官正受到质询。在蒋介石看来，要不了多少时间，这一辩论的结果就会是**派取得胜利，司徒雷登这些人就会被送上法庭。换言之，既然司徒无力改变毛泽东“一边倒”的外交路线，那么美国就会很快终止司徒雷登作为大使的使命。为此，他不屑一顾司徒雷登在前一段的所作所为。另外，他还清楚美国在无法改变毛泽东的外交方略之后，他们还会再支持他蒋某人，因为美国不仅不会在东亚留下权力的真空，而且更需要一支力量抗衡毛泽东未来的红色政权。
恰在这时，美国外交部远东司和联合国司联合提出由联合国托管台湾的计划，“主张美国立即争取尽可能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英国的支持，然后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提出由联合国在台湾举行公民投票，以达到由联合国托管台湾，实现***的目的；并由美国单方面宣布废除《开罗宣言》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接着，台湾再行过渡到由美国托管——变成美国一个新州的目的。对此，蒋介石只说了一句话：“我蒋某人不是汪精卫！”
蒋介石视台湾为自己的复兴宝岛，因此他绝不会赞成台湾变成美国的一个州。他清楚，美国搞的托管计划一旦得以实现，他连个州长都当不上。为此，他通知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大使，行使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坚决反对联合国托管台湾。也就是在毛泽东主持新政协筹备会议即将闭幕的前夕——六月二十日，蒋介石又接获驻日本东京代表团电告：“盟总对于台湾军事颇为顾虑，并有将台湾由我移交盟国或联合国暂管之拟议。”蒋介石听后颇为动容，当即电示该团负责人详告盟军统帅麦克阿瑟：
（一）台湾移归盟国或联合国暂管之拟议，实际上为中国政府无法接受之办法，因为此种办法违犯中国国民心理，尤与中正本人自开罗会议争回台、澎之一贯努力与立场，根本相反。（二）台湾很可能在短期内成为中国**力量之新的希望。（三）美国政府即令单从实际的利害上考虑，亦决不能承认中共政权。（四）深盼麦帅本其在东亚盟国统帅之立场，以其对于“赤祸”与东亚前途之关系……美国政府决不考虑承认中共政权，并应本其领导国际之地位与力量，防阻他国承认；美国政府就采取积极态度，协助中国**力量，并应协助我政府确保台湾。
蒋介石在这通电文中，实际上勾画出了他的“东亚**同盟”的设想，那就是在美国，实质上是在麦克阿瑟的统帅下，从日本、南韩、菲律宾和台湾，一直到印支半岛诸国携手相助，共同构成一个**链条。因为蒋介石作为一代政治家明白，唯其如此，他才有可能苟延于台湾。另外，他也知道毛泽东一旦获悉美国人想托管台湾之后，一定会作出强烈的反响。结果，美国人势必断掉司徒雷登的一切不合实际的想法，并把中共完全推到美国的对立面。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当他获悉美国提出由联合国，实质上是由美国托管台湾的消息之后，他于愤怒之余第一感觉就是“美国亡我之心不死”！当然，他清楚按照联合国宪章，美国达到托管台湾的目的，必须得到五大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据来自外电的报道：苏联肯定会行使否决权。与此同时，他也不相信蒋介石在此关键时刻当卖国贼，放弃中华民国作为常任理事国的权利，投票赞成台湾由美国托管。所以，美国托管台湾的目的是绝难实现的。由此，毛泽东越发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一边倒”的外交方略是正确的。另外，毛泽东是敢于接受任何强权挑战的，且主张来而不往非礼也！为此，他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研究过后，下令逮捕美国原驻沈阳总领事馆所属的大小特务，除对美国侵略行径还以颜色之外，让世人看看美国的所谓友谊到底是什么货色！接着，我《人民日报》与新华社受命发表了消息：
我东北行政委员会公安部，日前在沈阳破获美国间谍案：主犯佐佐木弘经（日本人）、伯彦苍（蒙古人）、吴人杰（中美混种）等全部落网归案，并缴获收音机六部、发报机三台、密码十六本，以及他们的工作计划、信件、地图、情报存底等大量的罪证。经审讯，他们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一致承认他们在沈阳作案，均受雇于美国原驻沈阳总领事馆，他们幕后总指挥为原总领事瓦尔德。……
与此同时，我新华社还授权发表声明，正告一切对新中国抱有友好或敌意的外国政府：
只要愿意断绝和中国反动派的联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否则，一切欺压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必将在新的中国大地上碰得头破血出，最后滚出中国了事！
司徒雷登听了上述两条消息之后，他认为这都是美国白宫中那些不了解中国国情，一相情愿地提出托管台湾案的政客所引起的。由此，他也猜想到了自己在中国的使命也就快结束了！在这期间，傅泾波曾发出这样的提问：“这些年来，有哪一个国家，敢以间谍罪名，逮捕与美国驻外机构有关系的人员呢？”司徒雷登沮丧地说：“中国的胜利者——毛泽东！”
不久，毛泽东通过各种途径收到了蒋介石转致麦克阿瑟的电文，他认为蒋介石反对托管是正确的。但蒋氏的声明含有一个阴谋，那就是利用**作为筹码，把自己紧紧拴在美国**的战车上。这一阴谋果能实现，蒋氏就变相地找到了一把保护伞。对此，周恩来是同意的，考虑到未来我国外交的方略，他说道：“从战略上讲，美国政府曾主动向我们作出友好的姿态，是希望新的中国不要与苏联结成反美联盟。当他们看到这一希望就要破灭的时候，他们就必然会反对我们。”
“同时，他们还会反过来再支持蒋介石！”毛泽东说罢沉吟片时，又坚定地说道，“为此，我在刚刚写成的《论人民民主**》一文中加了这样一段话答复他们：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这样的结果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
就在蒋介石预谋筹建“东亚**联盟”的过程中，蒋氏父子还曾有过一件高兴的事，那就是听说刚刚解放的上海爆发了所谓的“银元之战”。然而令蒋经国失望的是，那些不法资本家、投机商人没有支持十天就宣告失败了。这使他不得不想起半年多以前他在上海打老虎的往事，几经较量，遂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两相对照，真是无限滋味在心头啊！这时的蒋经国不会去想“胜利”或“失败”的原因，考虑到自己未来的政治前途，只是为上海“银元之战”失败得这样快、这样惨而惋惜。为此，他不无遗憾地向蒋介石报告：“父亲，那个陈毅突然下令，一夜之间就把证券大楼查封了，还抓了几千人。”
“准确地说，这个命令不是陈毅下的，是毛泽东下的。”蒋介石当即纠正蒋经国的话。接着，他看了看情绪低沉的儿子，遂冷然作笑，说，“你用不着为这件区区小事不高兴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倒是一条很好的消息。”
“为什么？”蒋经国不解地问道。
“你想想看嘛，半年多以前，你不是也在上海抓了很多人吗？结果又怎么样呢？金圆券变成了一堆废纸。”
蒋经国对于自己在上海的打虎行为，一直有着自己的看法，如果不是蒋介石出面干涉，他的打虎行为不仅不会失败，而且国民党政权也不至于一败涂地。因此，他颇有一点情绪地问道：“父亲，如果您不下令放人呢？”
“那就更糟！英国、美国，是靠抓资本家来稳定金融、发展经济的吗？只有你知道的苏联是这么办的！”蒋介石说罢看了看沉默不语，但仍不服气的蒋经国，遂又缓和了一点口气，继续说道，“经儿，你必须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谁是金融专家？是毛泽东骂的那些资产阶级；靠谁来发展经济呢？也是毛泽东骂的那些资产阶级！时下，他一进上海，就采取了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这样就势必得罪城市中真正的主人资本家。”
“毛泽东他们要是采取军事的手段，强迫城市的资本家开工生产呢？”
“这还是苏联的办法，”蒋介石说罢摇了摇头，“中国有一句老话，叫捆绑不是夫妻。你想想看，就说这些资本家被迫开工生产，没有钱赚，会卖力吗？”
蒋经国信服地点了点头。
“再者，资本家开工必须有钱、有原料，这是常识问题。钱，我都提前运到了台湾；原料，外国的用完了不会再进口，国内的一时又收不上来。怎么办？工厂只有停工，毛泽东依靠的工人阶级也只好失业，一家老小在家喝西北风！”
蒋经国终于明白了父亲高兴的原因，再次觉得姜还是老的辣这句话是真理。有顷，他小声地问道：“父亲，我们还能帮着毛泽东在上海做点什么吗？”
“利用我们手中掌握的制海权，封锁港口，断掉毛泽东他们和外国的一切联系！”
“是！”
“利用我们手中掌握的制空权，派飞机轮番轰炸上海，一定要炸得他们停电断水！”
“是！”
“同时，要电告毛人凤，要他命令上海所有的潜伏人员、黑社会成员一起出动，把上海搞得个天翻地覆！”
败亡之秋无喜事。正当蒋氏父子在台湾安排以“党统”取代“法统”，并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的属下大败于金融风暴的时候，拱卫台湾的前哨福建地区又发生了危机。那时，自上海等地撤退到福建的残部“军事涣散，军纪废弛……二十多天中，一退两千里以上，沿途行军所至，鸡犬不宁。因为形成流窜，后勤系统已乱了套。在苏皖边、浙闽边，居民生计一扫而光，借粮征草，俨如浩劫，民怨沸腾。”更为严重的是，退守福建的残部因固属派系不同，上自高级将领，下到士兵，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往往为了争夺一块地盘，为了抢掠一点给养，双方就开枪火并。加之福建的政坛耆宿以免地方糜烂为由，坚决反对在闽地与中共决战。因此，福建已经成了不战而失之地了！对此，蒋介石曾经说过：“守长江及浙江的部队溃退到福建，是在五月上旬。当时陈毅主力攻上海，只刘伯承一部跟踪入闽。所幸敌人摸不清福州的底细，所以没有长驱直入。如果敌人洞悉你们狼狈的状态，一个团就可以占领福州了。”
在蒋介石的棋盘上，福建这片战区是有着特殊意义的。然而他的属下对这兵要之地竟失去信心，良可浩叹！怎么办？唯有放下重建台湾基地的一切工作，偕俞济时等亲信要员于六月二十一日飞到福州，召开所谓有名的“福州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新任命的东南前进指挥所主任汤恩伯、第六兵团司令长官李延年等败军大将。蒋介石在听完上述将领的汇报之后，真想破口大骂几句“无能！”“饭桶！”“娘希匹！”可是，他知道此地不是训斥这些手下败将的场所，而是借用所谓“感情”和“道义”笼络其心，继续为自己卖命的时候，因此，他颇有准备地讲了如下几点内容：
首先，蒋介石举起孙中山先生的旗子为号召。他说：“我是一个下野的总统，论理不应再问国事，一切由李代总统来处理危局和**作斗争。但想起总理（孙中山）生前的托付，勉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的遗言，现正是我党危难关头，所以我以党的总裁地位来领导大家和共产党作殊死战。个人引退半年来，没有片刻忘怀久经患难的袍泽，望大家戮力同心，争取最后胜利。”
其次，他借批评与会的这些败将弄到士兵衣不蔽体的问题，大讲自己“生平待士不薄”，借以收买已无斗志的“士心”。他说：一“本人自民国十三年迄今，东征、北伐、剿共、抗日，为统帅已达二十五年，对官兵生活一向关心。今日士兵衣不蔽体，使我心中难过。我在溪口时，后来在上海及马公岛，曾一再注意到各军的服装问题。因产棉区多陷入匪区，我预知原料困难，曾多次要联勤郭总司令作最大努力的筹划。据郭说在六月以前搞好二百五十万至二百八十万夏服不成问题。”接着，他又严厉地批评了有关的将领，并严令“立刻列表来报，彻底查明下落，否则就应法办”。最后，他又以较缓和的口吻说：“希望各军长回去，好好安慰部下，保证服装有着落。我回台湾即令补运。总之这些事是使我痛心的。”
再其次，他也讲了失败的责任问题：“三年来各战场均失败，主要原因固然是我诚不足以感众，也由于各级将领无德无能。”
最后，他才回到召开“福州军事会议”的主题上来：“无福建即无台湾，决心固守福建以巩固台湾外围。”据当事人的回忆，他讲了如下这段话：“大家应当知道台湾将是党国的复兴地，它的地位的重要性异于寻常。比方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没有福建即无以确保台湾。以福建而言，守不住闽江以北，闽南也难以确保。今后大家要树立雄心壮志，和**顽强斗下去。最迟到明年春，世界**联军就会和我们一道驱逐赤俄势力，清除赤色恐怖。希望大家回去转达所属，知道我的希望与决心。”
蒋介石作为一代有过辉煌过去的军事家，他真的把固守福建看得那样重要吗？非也！因为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明白台湾的安全系于台湾海峡。只要蒋介石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足以封锁数百海里的洋面，台湾就是安全的。然而，蒋介石又为什么对部下讲上边那番话呢？他在离开福州之前，曾对属下讲话：“你当我的学生，难道不知‘先制之利’、‘先发制人’、‘先声夺人’、‘安定人心’的重要性吗？没有军队还有国家吗？保全军力是重要的，但福州过早落在**手里其政治影响甚大。台湾人半数以上原籍福建，对故乡十分关怀；南洋一带的侨胞，也是福建籍占多数。如果他们知道福州失了，就认为福建失了，就更误解为我们国民党彻底失败了。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就会使我们失去海外侨胞的同情与支持。所以为了大局，福州是必须死守的。希望你们体会我的心事放胆去做，只要将领有必胜信心，处绝地也可以生。”
蒋介石就要乘坐飞机离去了，他此时此刻最所担心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湖南的程潜在长沙率部起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