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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是美国国务院公布的对华关系的所谓“史书”。自然，所谓“史书”就应是真实的，但是读过这部“史书”之后发现，通篇却是充满了谎言。
然而，美国政府为什么要编织这样一部长达千余页、通篇又充满了谎言的《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呢？随着中国内战的结束，遭到失败的蒋介石逃往台湾，院外援华集团认为，“是美国的贻误造成了中国的丢失。”国务院为了回击院外援华集团的挑战，同时为了掩饰美国百年侵华历史的真实面貌，得出所谓中国的丢失，“它是中国局势本身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国务院的什么人作了什么或没有作出什么”的结论。对此，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致总统杜鲁门的长信中开宗明义地说：
这是关于一个伟大国家的经历中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的坦白记录，这个国家早就和美国有着友好联系……这份记录表明，美国一直坚持了，并且仍然坚持着我们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中那些根本原则，其中包括门户开放、尊重中国的行政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遗憾的是，在编纂这份记录的时候，为了尊重事实，必须公布一些表明这个国家的可悲局面的事实。……我们派去帮助中国人作战的政府代表，不管是军人还是文职人员，很快都发现……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已经失掉了赢得人民效忠的战斗精神。根据许多观察家的看法，他们腐败了，醉心于争权夺势，依靠美国为他们赢得战争的胜利，维护他们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地位……
这部长达千余页的《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是如何出笼的呢？据史记载：最先想到要搞白皮书的是政客梅尔比，他把“自己的想法对当时的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处长凯南和这个内部智囊团的成员戴维斯谈了，他们两人都支持这一想法”。接着，梅尔比向国务卿艾奇逊、总统杜鲁门作了报告，“这两位大人物也表示赞同。总统在四月中旬甚至说，他希望白皮书能在八月份起草出来并发下去”。总统下了令，国务卿立即着手组织写作班子，“梅尔比奉命担任这一工作的统筹人。笔杆子斯普劳斯被要求起草其中的一部分。政府中的老手杰赛普没有在中国工作过，因而能以不偏不倚的态度研究那里发生的事情，所以，艾奇逊要他审阅第一稿，最后的润色工作由艾奇逊、梅尔比和杰赛普做”。为了借公布这部《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开脱美国侵华的罪责，艾奇逊怀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情给总统杜鲁门写信：
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在我国力所能及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这种结果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奏效。这种局面是中国国内局势决定的。
毛泽东作为一代政治战略家，当他听说司徒雷登奉命离开南京，并于八月二日登上返回美国飞机的消息以后，他的直感是：司徒雷登成为美国侵华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因为毛泽东早就看破了司徒雷登不是通过与中共联系，“为建立新的中美关系而努力，而是想要通过他的努力，保持美国在中国旧的基础和造成一种**新的努力，他的意图不能实现，便只好悻悻地回国去了”。为此，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正因如此，毛泽东的结论是：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接着，毛泽东认真地审阅了这部洋洋数十万言的白皮书，他认为这是用来教育中国人民的一次极好的机会。为此，他公开撰文写道：
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就中国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要的，现在并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讨论美国的白皮书。
紧接着，毛泽东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讨论《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的号召，新华社于八月十二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评论《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这篇评论就像是号角，吹响了讨论《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的序曲，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在这场大讨论的战斗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以黄炎培为领袖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长》的声明。他看过之后，当即函告新华社社长胡乔木：“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好，请予全文广播、口播，并播记录新闻，当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起很大作用。”或许是出于同一目的，抑或是表示对老朋友黄炎培的敬重，当天，他给这位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写了一封信，称赞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
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
黄炎培收到毛泽东的来信，读后很是兴奋，遂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再次阐述了以自己为首的民建对《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的态度。毛泽东阅后再次复信黄炎培，首先表示“大示敬悉，很高兴”的心情，旋即又写了如下这段文字：
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毛泽东为了“利用白皮书做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的宣传”，同时当做教育中国人民，尤其是一些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极好机会，从八月十四日到九月十六日，连续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五篇文章。首先，他对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经验作了历史性的总结：
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民想一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
无论是时人还是后人读了上述这段文字，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毛泽东讲得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其次，毛泽东为了追述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奋起的历程，他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说：
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时下，就要成立的新中国是如何而来的呢，毛泽东又自豪地说：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毛泽东亲自领导发起、并亲自动口动笔对《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的讨论和批判，是对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逐渐形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的一场大清算。自然，也是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在上层建筑领域中的一次大扫除。毋庸置疑，毛泽东在清算美国侵华罪责的同时，也有意给那些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个人民主主义者敲响了警钟，切勿沿着所谓第三种人的道路滑向人民的对立面！
就在美国政府准备公开宣布对华政策失败，并计划调回司徒雷登的前夕，毛泽东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取得了胜利，那就是秘密出访苏联的刘少奇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对此，《刘少奇传》一书作了记述：
……
第三，外交问题。斯大林认为中共在报告中所说的外交原则是对的。要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发展中国同各国特别是同苏联及东欧各国的通商贸易。斯大林说：你们不要急于要求各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以便加以观察，了解情况，看他们表现如何。你们有很好的法宝，就是帝国主义要和你们做买卖。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了。我想列强很快就会要承认你们的，你们可以先和他们做买卖，再谈承认问题。
第四，中苏关系问题。斯大林说：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刻承认你们。一九四五年签订的中苏条约（与国民党政府）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同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美国在日本驻兵很多，蒋介石又勾结美国，苏联在旅顺驻兵是抑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行动，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当时联共中央内部已有决定，即在对日和约订立，美国从日本撤兵后，苏联可以考虑立刻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共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苏联军队现在就可以从旅顺撤退。这个条约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解决。
关于毛泽东来莫斯科的问题，斯大林说：中国政府成立，两国关系建立后，毛泽东就可以来，如果毛泽东还不便来，苏联可以派代表团到中国去。……
就在司徒雷登离开南京的前后，我国各地暴雨成灾。据史记载：“四川境内长江、岷江、涪江等江河暴涨，成都低洼之地，沦为泽国，对外交通停顿，宜宾、泸县、乐山、简阳、内江、绵阳、遂宁等七十七县受灾。湖南资、沅、澧流域及滨湖地区几成泽国，为一八八七年大水以来所未有，五十二县市成灾，已有报告的二十三县市，共冲毁五百万余亩农田、房屋五千余栋，受灾人民二百万，二万余人死亡。两广地区、柳州、桂林洪水泛滥，二十多年所未见，西江水位超过粤省过去水患的记录，西江的鹤山、高要、三水，北江的清远，东江的河源、东莞，围堤崩决，淹毙人口七万以上。长江大水，芜湖七月二日洪水漫进市区。”等等。面对以上这突发的天灾人祸，时时把人民的安危放在心上的毛泽东，他不得不考虑推迟向中南、向西南进军的部署。
另外，我第四野战军指战员多为北方人，绝大多数的作战部队初到南方，不熟悉水网稻田地和山地作战特点，也不习惯南方气候水土，加之没有配发蚊帐、雨具，一般连队发病率占百分之二十五，严重者达百分之七十，极大程度地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为此，第四野战军前委经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批准，从八月一日起全军转入休整。他们一边总结前一段行军作战的经验，一边根据山地水网稻田地作战特点，进行适应性训练。同时，在全军广泛开展以治病、防病和增强部队体质为中心内容的“兵强马壮”运动。因此，我中南战场暂时出现了相对无战事的时期。
正因如此，毛泽东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批判《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以及筹建新中国的方面来。
说到筹建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希望，也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斗二十八年的理想。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以及《论人民民主**》等雄文中，对新中国的性质、国家的政体以及人民的权利等作了周密的论述，并为未来的新中国勾画出了蓝图。自打六月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召开一直到新中国的建立，都是在毛泽东的这一建国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
毛泽东在参加完新政协筹备会议之后，以他为主席的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立了六个小组，要求分别完成以下六项任务：（一）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二）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三）起草共同纲领；（四）起草宣言；（五）拟定中央人民政府大纲；（六）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尽管上述文件凝聚了全体政协委员的心血，可以想见，这其中也包含了毛泽东的聪明和智慧。另外，在这期间，毛泽东就新政协会议所要讨论的各项问题，继续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进行交谈。他先后会见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人。就连上述那六项任务所完成的六件历史性的文件，也都是经他审定并在他主持召开的会议上通过的。
在讲到筹建新中国这件伟大的历史事件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都贡献了自己的聪明和才智。其中，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战友和主要助手，为新中国的诞生则更是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在新中国筹建的道路上，无处不留下他的足迹。在新政协筹备会议结束之后，周恩来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两件事上，一件是协商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名单，一件是起草《共同纲领》。对于前一件事，《周恩来传》一书作了如下的述评：
协商代表名单，需要包括广泛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区域、人民解放军、国内兄弟民族、国外华侨及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需要显示出全国人民力量的大团结。人少了，便不能完满地代表全国各阶层的人士。但又必须有严肃的要求，照顾到相互间的协调平稳，并能为各方面所接受。取舍恰当，十分不易。这可以说是整个筹备工作中最繁重的工作之一。
各单位的代表名单，一般先由单位提名，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反复磋商，再确定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常常为了某一个代表的适当与否函电往还，斟酌再三，费时达数周之久……因为这方面的问题既复杂又重要，许多事情是由周恩来亲自处理的。
即便如此，就是像周恩来这样细心的领导者，也难免有疏漏之处。但是，他已经发现，或听到正确的建议，立即就择善而从之。如陈毅就曾经建议，在讨论新政协代表的时候，应该照顾到老解放区的开明士绅。第二天，周恩来就给时在上海的陈毅复电：“所提建议甚好，当引起注意。”
自然，在周恩来亲自出面协商新政协代表名单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利用与各民主党派领袖人物谈话之便，帮助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而且还从全局出发，亲自向有关的人物发出邀请。如他曾在八月十八日致电新疆伊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哈买提江，邀请他们派代表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电文说：
我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中国的胜利。包括全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各解放区，国内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在内。新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慎重筹备之后，即将在九月内召开全体会议。……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来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如蒙同意，请赶于九月上旬到达北平。
阿哈买提江收到毛泽东的邀请电之后，经和有关人士协商、决定，遂于八月二十七日派出新疆省政府副主席、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主席阿哈买提江，新疆省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民族军总指挥伊斯哈克伯克，民族军副总指挥达力立汗，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阿不都克里木，新疆中苏文化协会罗志五名代表，搭乘苏联的飞机，绕道西伯利亚前来北平出席新政协会议，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全部遇难。对此，毛泽东非常悲哀。为了新的政协会议中有新疆少数民族代表参加，他又电邀赛福鼎等同志赶来北平出席会议。
也就是在毛泽东亲自关心湖南长沙起义的前后，周恩来又全身心地投入到起草《共同纲领》的工作中。对此，《周恩来传》一书作了如下的述评：
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筹备工作中十分重要的工作。这个《共同纲领》以明确而概括的语言，规定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周恩来担任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组长。六月十八日，第三小组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由中国共产党起草《共同纲领》的初稿，组员分为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其他等五个小组讨论，分别写出具体条文，供起草者参考。
为起草《共同纲领》，周恩来六月下旬在勤政殿“关”了一个星期左右，亲自执笔，写出全文。以后又经过七次反复讨论和修改，其中包括先后到达北平的政协代表五百多人分组讨论两次、第三小组本身讨论三次、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两次，然后再把草案提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可以想见，像《共同纲领》这样重要的文件，毛泽东不仅参与了讨论，而且也一定和周恩来单独谈议过多次，并提出了很多可资修改的意见。
正当毛泽东一边为筹备政协会议审阅有关文件，一边与有关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交换意见的时候，周恩来非常高兴地向他报告：宋庆龄将于八月二十六日离开上海，乘火车来北平参加政协会议。毛泽东听后很激动地说道：“一定要确保宋先生沿途的安全！她到达北平的时候，我们都要到车站欢迎。”
诚如前文所述：早在西柏坡的时候，为即将在北平召开新的政协筹备会议，毛泽东与周恩来曾给宋庆龄写过邀请信，希望她能在地下党的同志们的安排下，前来北平出席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宋庆龄阅过来信很兴奋，但当时她正在就医，不能北上，遂于二月二日复信说明：
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地完成。
这时的宋庆龄很自然地会想起令她悲愤的过去，也使她不能不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憧憬着美好的时光。但是，就在上海解放前的这段时光中，她却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重压，为时人和后人所不知。对此，跟随她多年的外国老朋友——爱泼斯坦作了如下的回忆：
国民党最后的倒行逆施之一是企图剥夺宋庆龄作为孙中山遗孀的身份——不久前他们还想利用她的这个身份使她充当有名无实的首领，被她拒绝。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把孙中山与之早已离婚的前夫人卢慕贞抬出来（她本人并不知情也未参与），说卢才是唯一的、真正的孙夫人。但这套把戏很快也就销声匿迹了。
当时流传宋庆龄说过这样一句相当愤懑的话：“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孙夫人，但没有人能够否认我是父母亲的女儿。”这可能是最早透露出的她的一种想法，这种想法使她在病危时提出要同她父母葬在一处的要求。
另外，据说有过把她劫持到台湾的阴谋。
上海终于获得了新生，宋庆龄也终于获得了作为政治家的自由。从上海解放那天开始，她安详地住在孙中山留给她的那座朴素的楼房中，时而读书看报，时而听听广播，时而坐在钢琴前弹奏一曲贝多芬的《黎明》，或演奏肖邦的《革命练习曲》，她终于在自己的祖国过上了自由而幸福的生活。在六月末的一天上午，和她多年做伴的李燕娥引邓颖超走进了她的琴室，分别已有三年的两位伟大的女性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邓颖超给她讲述解放区的情况，向她介绍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盛况，自然也详细地向她报告了新政协筹备会议经过。最后，邓颖超取出两封信，双手捧到宋庆龄的面前，说道：“这是毛主席和恩来写给您的信，他们恳切希望您能出席在北平即将召开的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计。”
宋庆龄作为政治家，当然知道这两封信的分量。她认真地看完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思索了很长一段时间，方慢慢地告诉邓颖超，这事容她再仔细想一想。因为孙中山在北京逝世，那里是她伤心之地啊！
“这事不忙马上定下来，先生可以从容考虑再作决定。”邓颖超通情达理地说道。
中国共产党建党二十八周年纪念日到了。宋庆龄在邓颖超、陈毅等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会场，受到与会者热烈的欢迎。接着，她请邓颖超代表她宣读祝词。诚如史家所说：“这是一首热情的赞歌，宋庆龄诚挚的心声通过邓颖超充满激情的朗诵表达出来。”请听吧，这就是当年回荡在会场中的赞歌声：
“这是我们祖国的新光明。自由诞生了。它的光辉照耀到反动势力所笼罩的每一个角落……向人民的自由致敬！”
宋庆龄历经两个月的缜密思考，终于决定接受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先生的邀请，去北平出席政协会议。
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等人的陪同下登上了北去的客车。她沿途不时张望车窗外的大地，被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吸引，用她自己的话说：“在每一个表示进步的例子中，我看到中国迅速复兴建设的另一个希望。”她作为一代与祖国共命运的革命家，又很自然地联想到未来中国所需要的教育、现代技术、社会改组和改善人民生活。她在一次广播讲演中说了如下这样一段话：
“我想到孙中山的一句话：‘行易知难。’我所看到的，证明中国人民是会‘行’的。我也看到，只须具备技术知识，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我们是会‘知’的。是的，我们对于人和自然的胜利是光荣的。但是其他景象又告诉我这些胜利必须增加，并且不断地增加。我们的人民，尤其是农村里的人民，是穷苦的。我们需要住屋，我们需要医药照料和卫生设备。我们需要保育和教育等种种设备，我们的人民需要无数的东西。”
宋庆龄的专车缓缓地驶出了前门车站，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以及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柳亚子、郭沫若、廖承志等相继走上专车，与宋庆龄一一握手问候，令宋庆龄那颗伟大的心激动不已！……
事情又是这样的凑巧，正当宋庆龄在上海乘车北上的时候，蒋介石偕蒋经国等随从由广州飞抵山城重庆，整日接见西南有关军政所谓首长张群、钱大钧、王陵基等人。
为此，已经搬进中南海菊香书屋居住的毛泽东请来了周恩来，以商议的口吻问道：“恩来，蒋氏父子山城之行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认为有这样几个：一、公然取李宗仁而代之；二、建立大西南**基地；三、屠杀西南各省，尤其是关在重庆白公馆中的共产党和志士仁人。”周恩来答说。
“我认为嘛，”毛泽东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取李宗仁而代只是名位与形式，因为蒋介石在任何时候都是国民党的中心；建立大西南**基地，也只是蒋某人一相情愿的事，刘邓大军一进川，不出三个月，他就会带头放弃这一想法。”
“那主席的意思呢？”
“蒋介石此行所能做的事，只有你讲的第三条，屠杀西南各省，尤其是关在重庆白公馆中的共产党和志士仁人。”
周恩来沉重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大口地吸着香烟，许久没有说一句话。最后，他声音极低地说道：“要知道蒋某人要杀的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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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是美国国务院公布的对华关系的所谓“史书”。自然，所谓“史书”就应是真实的，但是读过这部“史书”之后发现，通篇却是充满了谎言。
然而，美国政府为什么要编织这样一部长达千余页、通篇又充满了谎言的《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呢？随着中国内战的结束，遭到失败的蒋介石逃往台湾，院外援华集团认为，“是美国的贻误造成了中国的丢失。”国务院为了回击院外援华集团的挑战，同时为了掩饰美国百年侵华历史的真实面貌，得出所谓中国的丢失，“它是中国局势本身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国务院的什么人作了什么或没有作出什么”的结论。对此，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致总统杜鲁门的长信中开宗明义地说：
这是关于一个伟大国家的经历中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的坦白记录，这个国家早就和美国有着友好联系……这份记录表明，美国一直坚持了，并且仍然坚持着我们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中那些根本原则，其中包括门户开放、尊重中国的行政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遗憾的是，在编纂这份记录的时候，为了尊重事实，必须公布一些表明这个国家的可悲局面的事实。……我们派去帮助中国人作战的政府代表，不管是军人还是文职人员，很快都发现……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已经失掉了赢得人民效忠的战斗精神。根据许多观察家的看法，他们腐败了，醉心于争权夺势，依靠美国为他们赢得战争的胜利，维护他们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地位……
这部长达千余页的《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是如何出笼的呢？据史记载：最先想到要搞白皮书的是政客梅尔比，他把“自己的想法对当时的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处长凯南和这个内部智囊团的成员戴维斯谈了，他们两人都支持这一想法”。接着，梅尔比向国务卿艾奇逊、总统杜鲁门作了报告，“这两位大人物也表示赞同。总统在四月中旬甚至说，他希望白皮书能在八月份起草出来并发下去”。总统下了令，国务卿立即着手组织写作班子，“梅尔比奉命担任这一工作的统筹人。笔杆子斯普劳斯被要求起草其中的一部分。政府中的老手杰赛普没有在中国工作过，因而能以不偏不倚的态度研究那里发生的事情，所以，艾奇逊要他审阅第一稿，最后的润色工作由艾奇逊、梅尔比和杰赛普做”。为了借公布这部《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开脱美国侵华的罪责，艾奇逊怀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情给总统杜鲁门写信：
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在我国力所能及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这种结果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奏效。这种局面是中国国内局势决定的。
毛泽东作为一代政治战略家，当他听说司徒雷登奉命离开南京，并于八月二日登上返回美国飞机的消息以后，他的直感是：司徒雷登成为美国侵华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因为毛泽东早就看破了司徒雷登不是通过与中共联系，“为建立新的中美关系而努力，而是想要通过他的努力，保持美国在中国旧的基础和造成一种**新的努力，他的意图不能实现，便只好悻悻地回国去了”。为此，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正因如此，毛泽东的结论是：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接着，毛泽东认真地审阅了这部洋洋数十万言的白皮书，他认为这是用来教育中国人民的一次极好的机会。为此，他公开撰文写道：
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就中国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要的，现在并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讨论美国的白皮书。
紧接着，毛泽东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讨论《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的号召，新华社于八月十二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评论《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这篇评论就像是号角，吹响了讨论《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的序曲，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在这场大讨论的战斗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以黄炎培为领袖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长》的声明。他看过之后，当即函告新华社社长胡乔木：“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好，请予全文广播、口播，并播记录新闻，当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起很大作用。”或许是出于同一目的，抑或是表示对老朋友黄炎培的敬重，当天，他给这位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写了一封信，称赞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
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
黄炎培收到毛泽东的来信，读后很是兴奋，遂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再次阐述了以自己为首的民建对《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的态度。毛泽东阅后再次复信黄炎培，首先表示“大示敬悉，很高兴”的心情，旋即又写了如下这段文字：
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毛泽东为了“利用白皮书做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的宣传”，同时当做教育中国人民，尤其是一些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极好机会，从八月十四日到九月十六日，连续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五篇文章。首先，他对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经验作了历史性的总结：
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民想一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
无论是时人还是后人读了上述这段文字，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毛泽东讲得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其次，毛泽东为了追述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奋起的历程，他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说：
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时下，就要成立的新中国是如何而来的呢，毛泽东又自豪地说：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毛泽东亲自领导发起、并亲自动口动笔对《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的讨论和批判，是对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逐渐形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的一场大清算。自然，也是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在上层建筑领域中的一次大扫除。毋庸置疑，毛泽东在清算美国侵华罪责的同时，也有意给那些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个人民主主义者敲响了警钟，切勿沿着所谓第三种人的道路滑向人民的对立面！
就在美国政府准备公开宣布对华政策失败，并计划调回司徒雷登的前夕，毛泽东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取得了胜利，那就是秘密出访苏联的刘少奇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对此，《刘少奇传》一书作了记述：
……
第三，外交问题。斯大林认为中共在报告中所说的外交原则是对的。要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发展中国同各国特别是同苏联及东欧各国的通商贸易。斯大林说：你们不要急于要求各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以便加以观察，了解情况，看他们表现如何。你们有很好的法宝，就是帝国主义要和你们做买卖。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了。我想列强很快就会要承认你们的，你们可以先和他们做买卖，再谈承认问题。
第四，中苏关系问题。斯大林说：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刻承认你们。一九四五年签订的中苏条约（与国民党政府）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同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美国在日本驻兵很多，蒋介石又勾结美国，苏联在旅顺驻兵是抑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行动，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当时联共中央内部已有决定，即在对日和约订立，美国从日本撤兵后，苏联可以考虑立刻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共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苏联军队现在就可以从旅顺撤退。这个条约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解决。
关于毛泽东来莫斯科的问题，斯大林说：中国政府成立，两国关系建立后，毛泽东就可以来，如果毛泽东还不便来，苏联可以派代表团到中国去。……
就在司徒雷登离开南京的前后，我国各地暴雨成灾。据史记载：“四川境内长江、岷江、涪江等江河暴涨，成都低洼之地，沦为泽国，对外交通停顿，宜宾、泸县、乐山、简阳、内江、绵阳、遂宁等七十七县受灾。湖南资、沅、澧流域及滨湖地区几成泽国，为一八八七年大水以来所未有，五十二县市成灾，已有报告的二十三县市，共冲毁五百万余亩农田、房屋五千余栋，受灾人民二百万，二万余人死亡。两广地区、柳州、桂林洪水泛滥，二十多年所未见，西江水位超过粤省过去水患的记录，西江的鹤山、高要、三水，北江的清远，东江的河源、东莞，围堤崩决，淹毙人口七万以上。长江大水，芜湖七月二日洪水漫进市区。”等等。面对以上这突发的天灾人祸，时时把人民的安危放在心上的毛泽东，他不得不考虑推迟向中南、向西南进军的部署。
另外，我第四野战军指战员多为北方人，绝大多数的作战部队初到南方，不熟悉水网稻田地和山地作战特点，也不习惯南方气候水土，加之没有配发蚊帐、雨具，一般连队发病率占百分之二十五，严重者达百分之七十，极大程度地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为此，第四野战军前委经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批准，从八月一日起全军转入休整。他们一边总结前一段行军作战的经验，一边根据山地水网稻田地作战特点，进行适应性训练。同时，在全军广泛开展以治病、防病和增强部队体质为中心内容的“兵强马壮”运动。因此，我中南战场暂时出现了相对无战事的时期。
正因如此，毛泽东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批判《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以及筹建新中国的方面来。
说到筹建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希望，也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斗二十八年的理想。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以及《论人民民主**》等雄文中，对新中国的性质、国家的政体以及人民的权利等作了周密的论述，并为未来的新中国勾画出了蓝图。自打六月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召开一直到新中国的建立，都是在毛泽东的这一建国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
毛泽东在参加完新政协筹备会议之后，以他为主席的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立了六个小组，要求分别完成以下六项任务：（一）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二）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三）起草共同纲领；（四）起草宣言；（五）拟定中央人民政府大纲；（六）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尽管上述文件凝聚了全体政协委员的心血，可以想见，这其中也包含了毛泽东的聪明和智慧。另外，在这期间，毛泽东就新政协会议所要讨论的各项问题，继续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进行交谈。他先后会见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人。就连上述那六项任务所完成的六件历史性的文件，也都是经他审定并在他主持召开的会议上通过的。
在讲到筹建新中国这件伟大的历史事件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都贡献了自己的聪明和才智。其中，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战友和主要助手，为新中国的诞生则更是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在新中国筹建的道路上，无处不留下他的足迹。在新政协筹备会议结束之后，周恩来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两件事上，一件是协商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名单，一件是起草《共同纲领》。对于前一件事，《周恩来传》一书作了如下的述评：
协商代表名单，需要包括广泛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区域、人民解放军、国内兄弟民族、国外华侨及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需要显示出全国人民力量的大团结。人少了，便不能完满地代表全国各阶层的人士。但又必须有严肃的要求，照顾到相互间的协调平稳，并能为各方面所接受。取舍恰当，十分不易。这可以说是整个筹备工作中最繁重的工作之一。
各单位的代表名单，一般先由单位提名，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反复磋商，再确定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常常为了某一个代表的适当与否函电往还，斟酌再三，费时达数周之久……因为这方面的问题既复杂又重要，许多事情是由周恩来亲自处理的。
即便如此，就是像周恩来这样细心的领导者，也难免有疏漏之处。但是，他已经发现，或听到正确的建议，立即就择善而从之。如陈毅就曾经建议，在讨论新政协代表的时候，应该照顾到老解放区的开明士绅。第二天，周恩来就给时在上海的陈毅复电：“所提建议甚好，当引起注意。”
自然，在周恩来亲自出面协商新政协代表名单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利用与各民主党派领袖人物谈话之便，帮助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而且还从全局出发，亲自向有关的人物发出邀请。如他曾在八月十八日致电新疆伊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哈买提江，邀请他们派代表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电文说：
我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中国的胜利。包括全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各解放区，国内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在内。新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慎重筹备之后，即将在九月内召开全体会议。……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来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如蒙同意，请赶于九月上旬到达北平。
阿哈买提江收到毛泽东的邀请电之后，经和有关人士协商、决定，遂于八月二十七日派出新疆省政府副主席、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主席阿哈买提江，新疆省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民族军总指挥伊斯哈克伯克，民族军副总指挥达力立汗，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阿不都克里木，新疆中苏文化协会罗志五名代表，搭乘苏联的飞机，绕道西伯利亚前来北平出席新政协会议，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全部遇难。对此，毛泽东非常悲哀。为了新的政协会议中有新疆少数民族代表参加，他又电邀赛福鼎等同志赶来北平出席会议。
也就是在毛泽东亲自关心湖南长沙起义的前后，周恩来又全身心地投入到起草《共同纲领》的工作中。对此，《周恩来传》一书作了如下的述评：
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筹备工作中十分重要的工作。这个《共同纲领》以明确而概括的语言，规定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周恩来担任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组长。六月十八日，第三小组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由中国共产党起草《共同纲领》的初稿，组员分为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其他等五个小组讨论，分别写出具体条文，供起草者参考。
为起草《共同纲领》，周恩来六月下旬在勤政殿“关”了一个星期左右，亲自执笔，写出全文。以后又经过七次反复讨论和修改，其中包括先后到达北平的政协代表五百多人分组讨论两次、第三小组本身讨论三次、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两次，然后再把草案提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可以想见，像《共同纲领》这样重要的文件，毛泽东不仅参与了讨论，而且也一定和周恩来单独谈议过多次，并提出了很多可资修改的意见。
正当毛泽东一边为筹备政协会议审阅有关文件，一边与有关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交换意见的时候，周恩来非常高兴地向他报告：宋庆龄将于八月二十六日离开上海，乘火车来北平参加政协会议。毛泽东听后很激动地说道：“一定要确保宋先生沿途的安全！她到达北平的时候，我们都要到车站欢迎。”
诚如前文所述：早在西柏坡的时候，为即将在北平召开新的政协筹备会议，毛泽东与周恩来曾给宋庆龄写过邀请信，希望她能在地下党的同志们的安排下，前来北平出席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宋庆龄阅过来信很兴奋，但当时她正在就医，不能北上，遂于二月二日复信说明：
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地完成。
这时的宋庆龄很自然地会想起令她悲愤的过去，也使她不能不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憧憬着美好的时光。但是，就在上海解放前的这段时光中，她却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重压，为时人和后人所不知。对此，跟随她多年的外国老朋友——爱泼斯坦作了如下的回忆：
国民党最后的倒行逆施之一是企图剥夺宋庆龄作为孙中山遗孀的身份——不久前他们还想利用她的这个身份使她充当有名无实的首领，被她拒绝。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把孙中山与之早已离婚的前夫人卢慕贞抬出来（她本人并不知情也未参与），说卢才是唯一的、真正的孙夫人。但这套把戏很快也就销声匿迹了。
当时流传宋庆龄说过这样一句相当愤懑的话：“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孙夫人，但没有人能够否认我是父母亲的女儿。”这可能是最早透露出的她的一种想法，这种想法使她在病危时提出要同她父母葬在一处的要求。
另外，据说有过把她劫持到台湾的阴谋。
上海终于获得了新生，宋庆龄也终于获得了作为政治家的自由。从上海解放那天开始，她安详地住在孙中山留给她的那座朴素的楼房中，时而读书看报，时而听听广播，时而坐在钢琴前弹奏一曲贝多芬的《黎明》，或演奏肖邦的《革命练习曲》，她终于在自己的祖国过上了自由而幸福的生活。在六月末的一天上午，和她多年做伴的李燕娥引邓颖超走进了她的琴室，分别已有三年的两位伟大的女性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邓颖超给她讲述解放区的情况，向她介绍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盛况，自然也详细地向她报告了新政协筹备会议经过。最后，邓颖超取出两封信，双手捧到宋庆龄的面前，说道：“这是毛主席和恩来写给您的信，他们恳切希望您能出席在北平即将召开的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计。”
宋庆龄作为政治家，当然知道这两封信的分量。她认真地看完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思索了很长一段时间，方慢慢地告诉邓颖超，这事容她再仔细想一想。因为孙中山在北京逝世，那里是她伤心之地啊！
“这事不忙马上定下来，先生可以从容考虑再作决定。”邓颖超通情达理地说道。
中国共产党建党二十八周年纪念日到了。宋庆龄在邓颖超、陈毅等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会场，受到与会者热烈的欢迎。接着，她请邓颖超代表她宣读祝词。诚如史家所说：“这是一首热情的赞歌，宋庆龄诚挚的心声通过邓颖超充满激情的朗诵表达出来。”请听吧，这就是当年回荡在会场中的赞歌声：
“这是我们祖国的新光明。自由诞生了。它的光辉照耀到反动势力所笼罩的每一个角落……向人民的自由致敬！”
宋庆龄历经两个月的缜密思考，终于决定接受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先生的邀请，去北平出席政协会议。
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等人的陪同下登上了北去的客车。她沿途不时张望车窗外的大地，被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吸引，用她自己的话说：“在每一个表示进步的例子中，我看到中国迅速复兴建设的另一个希望。”她作为一代与祖国共命运的革命家，又很自然地联想到未来中国所需要的教育、现代技术、社会改组和改善人民生活。她在一次广播讲演中说了如下这样一段话：
“我想到孙中山的一句话：‘行易知难。’我所看到的，证明中国人民是会‘行’的。我也看到，只须具备技术知识，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我们是会‘知’的。是的，我们对于人和自然的胜利是光荣的。但是其他景象又告诉我这些胜利必须增加，并且不断地增加。我们的人民，尤其是农村里的人民，是穷苦的。我们需要住屋，我们需要医药照料和卫生设备。我们需要保育和教育等种种设备，我们的人民需要无数的东西。”
宋庆龄的专车缓缓地驶出了前门车站，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以及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柳亚子、郭沫若、廖承志等相继走上专车，与宋庆龄一一握手问候，令宋庆龄那颗伟大的心激动不已！……
事情又是这样的凑巧，正当宋庆龄在上海乘车北上的时候，蒋介石偕蒋经国等随从由广州飞抵山城重庆，整日接见西南有关军政所谓首长张群、钱大钧、王陵基等人。
为此，已经搬进中南海菊香书屋居住的毛泽东请来了周恩来，以商议的口吻问道：“恩来，蒋氏父子山城之行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认为有这样几个：一、公然取李宗仁而代之；二、建立大西南**基地；三、屠杀西南各省，尤其是关在重庆白公馆中的共产党和志士仁人。”周恩来答说。
“我认为嘛，”毛泽东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取李宗仁而代只是名位与形式，因为蒋介石在任何时候都是国民党的中心；建立大西南**基地，也只是蒋某人一相情愿的事，刘邓大军一进川，不出三个月，他就会带头放弃这一想法。”
“那主席的意思呢？”
“蒋介石此行所能做的事，只有你讲的第三条，屠杀西南各省，尤其是关在重庆白公馆中的共产党和志士仁人。”
周恩来沉重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大口地吸着香烟，许久没有说一句话。最后，他声音极低地说道：“要知道蒋某人要杀的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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