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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行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握手道别，然后登上了开赴苏联的专列。
周恩来站在站台上，非常严肃地对罗瑞卿、李克农说道：“我等着你们二人顺利归来！”……
九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晚九时，一列火车自西直门火车站发出，穿过沉沉的长夜向着东北方向驶去！
这就是毛泽东出访苏联乘坐的专列客车。
在这专列客车的中间，有一节美国生产的车厢，内部装修十分考究，设有卧室、办公室、客厅、卫生间以及秘书室、工作人员室。一进那间客厅，感到是那样的豁亮，放有一张大桌子，周围是一圈小凳子，一边还放有一个沙发，真是够气派的！毛泽东登上专列，就像当年来到一个新的战场或新的驻地一样，默默地“侦察”了一下环境，很是满意地点了点头，旋即又问道：“这不是蒋介石他们造的吧？”
“不是！他们还能造出这样高级的专列车厢来？”
“是哪国产的？”毛泽东问。
“美国。据说这是美国政府送给蒋介石的。”
“蒋某人坐过没有？”毛泽东又问。
“一次也没坐过，就成了我们的胜利品了。”
“其他人坐过没有？”毛泽东继续又问。
“据说就宋美龄坐过一次。”
毛泽东又走到会客室，打量了一下环境，下意识地点着一支香烟，他一边蹙着眉头一边在缓缓地踱步沉思。总之，他没有一点困意。
这时，罗瑞卿和李克农从另外一节相连的车厢中走来，二人一唱一和地说道：“主席，听总理说，天天坐火车，是件很辛苦的差事。”罗瑞卿有意地说。
“我坐过逃难的火车，真是辛苦极了！所以，养精蓄锐是重要的。主席，请休息吧！”李克农又忙补充道。
毛泽东看着走到跟前的罗瑞卿和李克农，就像是两个大警卫员似的，有点不解地问道：“你们二人怎么都在我的专列车厢中呢？”
“是为了把主席安全送出国境。”罗瑞卿答说。
“一定是我们周到的总理安排的吧？”
“也是也不是。因为所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为主席的安全着想。”李克农巧妙地答说。
“那也用不着都来嘛！”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缓缓地吐向空中，“蒋某人知道了一定会说：毛泽东怕死！”
“他蒋某人才怕死呢，连吃饭都怕厨师下毒。”李克农说。
“不说这些了，还是请主席休息吧！”罗瑞卿说道。
毛泽东终于走回了设在专列车厢中的卧室，熄灭了那柔和的灯光。
罗瑞卿和李克农走回自己乘坐的车厢不久，就收到了来自天津的紧急电话：护路人员在路轨中间发现了一枚手榴弹。罗瑞卿当即指示天津有关的部门，不要声张，等他下车处理。就这样，罗瑞卿只身从天津下车，护送毛泽东出国的任务就落在李克农一人的肩上了。这些天来，我安全部门为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出动了大量的办案人员，但终未查出敌人设在北京指挥爆炸毛泽东专列的潜伏台。为保卫毛泽东能安全出访苏联，我“公安部门组织很多人在铁路两侧站岗，从北京至满洲里，动用三个军的兵力把守桥梁、涵洞，进行警卫。他们手持武器，甚是威严”。对此，毛泽东曾经提出异议，认为不必搞得这样兴师动众。然而作为公安部长的罗瑞卿，他只能做到万无一失，把毛泽东安全地送出国境。因此，他如此兴师动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毛泽东的专列就要出国了，李克农大有如释重负的样子来到餐车，看着毛泽东一个人坐在一张餐桌上拿着刀、叉，很不习惯地吃西餐。毛泽东近似玩笑地说道：“克农，你们为什么要孤立我啊？”’
“您是主席嘛，当然就得一人一桌了。”李克农笑着说。
“坐下，”毛泽东指着对面的一张凳子，“给我做伴，一边教我吃西餐，一边谈国内的情况。”
李克农应声坐在了毛泽东的对面，边熟练地吃西餐边说：“主席，您需要什么情况，就只管问。”
“告诉我，蒋某人能像我这样坐着火车吃西餐吗？”
李克农从话音中听出，毛泽东虽然坐上了赴苏联访问的列车，但他的心还在关心国内的大事，尤其是有关解放大西南的进展。为此，他很是风趣地答道：“说不定啊，老蒋比主席还神气，再过一天，他就有可能坐在飞机上吃西餐了！”
“真的？”
李克农微微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向毛泽东报告：随着我第二野战军挥师进入川、黔、滇等地，相继解放贵阳、重庆等西南重镇，极大地震撼了西南诸省的实力派，他们在兵临城下的大势下，为着个人前途计，不仅悄然进行横向联系，共同探寻自己的出路，同时还通过各种关系，尤其是我派驻西南的地下党的老关系与我联系，希冀保住自己的地位。其中，四川的刘文辉、云南的卢汉等地方实力派已经决定通电起义。最后，他又笑着说道：“据我刚才得到的最新情报，云南的卢汉不晚于十二月十日通电起义。请主席想想看，蒋某人还不在这之前就从成都撤退？”
毛泽东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遂又大口地吃起了他并不爱吃的所谓俄式大菜……
诚如李克农所说的那样：蒋介石真的就要坐在飞机上吃西餐了！由于蒋介石此次自成都飞往台湾，标志着蒋氏在中国大陆军政生涯的终结，所以有必要补述几句：
蒋介石自重庆逃到成都以后，住在中央军校内。重庆既失，成都无险可守，再加之贺龙亲率第十八兵团向成都进逼，解放成都只是时间问题了！另外，蒋介石已经没有可供指挥的实际军事实力了，可他依然希望云南作为他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保留一块大陆的**基地。就在毛泽东于十二月九日乘专列在满洲里驶出国门的时候，蒋介石再次派遣自己在四川唯一可资信赖的盟兄张群作为全权宣慰史飞往昆明。
也是在这一天，卢汉在我党的策动下决定通电起义。当他独自思索如何行动才能确保起义顺利成功的时候，他想起了避难香港的龙云为他谋划的“设鸿门宴”方式。他几经周密地思考，遂拿起电话通知有关的人员来卢公馆开会。因为是借口欢宴张群莅临昆明，因而蒋介石派在云南的军政要人全部到会。就这样，包括张群在内的所有的军政要员全都成了阶下囚。最后，卢汉又命令发布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全军全国的起义通电。接着，他又下令通过云南省电台向全国播发通电起义的全文。略谓：
人民解放，大义昭然，举国夙已归心，仁者终于无敌。抗战八年，云南民主思潮，普遍三迤，革命原有历史，响义何敢后人……人民革命洪流，实已席卷地下，解放全滇，有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绝非任何反动势力所能遏阻……
汉主持滇政，忽忽四载，效傀儡之登场，处孤孽之地位，操心危而处患深，左支吾而右竭蹶，怀威胁之多端，实智穷而力屈，既负滇人，复负革命……时机未至，不惜委屈忍耐，权为应付；时机已至，不惜任何牺牲，解放云南。兹以坚决之行动，尽应尽之义务，但求有利国家，有利人民。
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并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所宣布之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及第二野战军司令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对川黔滇康宣布之四项办法，暂组织临时军政委员会，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命令。至于汉个人，只求云南解放之完成，即当引退而待罪。如有反动势力为害乡邦，汉当率领三迤健儿负弩前驱，迎头痛击，完成人民解放大业。
蒋介石一生没被对手的枪炮声吓倒，也没被群众的呼喊声所屈服，然而他的确被卢汉通电起义的文告声震慑了！他气得一边大声骂道：“这就是我在大陆最后一个可信赖的人！”一边把桌上的收音机摔在了地上。
蒋经国闻声走了进来，小声地问道：“父亲，你怎么了？”
“我一切很好。”蒋介石很快恢复了所谓的镇静，他小声地问道，“快告诉我，四川的情况怎么样了？”
“刘文辉、邓锡侯等人也宣布叛变投共了。”
“完了，全都完了……”
“父亲，看来大陆已经没有我们父子的立足之地了。”
“是到了该走的时候了。飞机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父亲，我们就这样走吗？”
“不！绝不！咱们家乡有句俗话：打不过你也要挠你两把，让你也好过不了。”
“父亲的意思是……”
“除去派人炸毁成都的军工设施以外，命令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向昆明进击！同时，还要派大批的飞机轰炸昆明！”
就在这当口，侍卫人员报告：卢汉给刘文辉发来电报，要刘会同四川将领扣留蒋介石，可成为“人民政府第一大功臣”！同时，还发现中央军校附近出现“可疑人物”，认为有可能是刘文辉的便衣队。最后，这位侍卫说道：“总裁，快从军校后门逃走吧！”
“不！我从大门进来的，还是从大门出去。”蒋介石在侍卫面前仍不失其领袖的姿态，他说罢和蒋经国走出了中央军官学校的大门。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下午二时，蒋介石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升空，向台湾飞去。“俯视眼底大陆河山，心中怆然。”就这样，他永远地告别了养育他的大陆河山！……
毛泽东是在白雪皑皑的西伯利亚专列上收到卢汉起义的通电的。他作为中国当代的大政治家，知道云南起义将意味着蒋家王朝在大陆的最后覆灭，因此非常高兴。为此，他在专列的办公室中挥笔写下《关于云南省国民党政府军起义给卢汉的电报》，并通过专列上的通讯传给北京，由新华社播发：
昆明卢主席勋鉴：
佳电通悉，甚为欣慰。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现我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邓小平政治委员已进驻重庆，为便于具体解决云南问题，即盼迅与重庆直接联络，接受刘邓两将军指挥，并望通令所属一体遵行下列各项：
（一）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进驻云南，并配合我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反革命军队。
（二）执行人民解放军今年四月二十一日布告与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刘邓两将军的四项号召，保护一切国家财产，维持地方秩序，听候接收。
（三）逮捕重要反革命分子，镇压反革命活动。
（四）保护人民革命活动，并与云南人民革命武装建立联系。
又为向云南与全国人民正式宣布此次起义并取得各方谅解计，似以另发一通电，对过去作进一步检讨，再由我方电复并于互相同意后发表，较为妥当。专此，并希裁复。
毛泽东朱德
十二月十一日
说到云南起义，史家都会记述所谓卢汉“义放”张群一事。当卢汉扣张群于昆明后，中共最高当政者尤其是毛泽东与周恩来曾经有过以张群换张学良的打算，其中避居香港的龙云更希望借还张学良以光明记入史册。由于卢汉于起义的当天十二月十日就把张群等人放走了，故未能实现上述走马换将的设想。可是，卢汉为什么要放张群呢？
张群是卢汉的顶头上司，也是卢汉的恩人。时人皆知，卢汉能够取龙云而代之，完全是因为有张群为之撑腰。时下，张群做了卢汉的阶下囚，自然也就等于卢汉给自己出了一道“捉曹操容易放曹操难”的题。为此，他决定派人向张群说项，劝其跟随自己通电起义。但是，张群却讲：“你们的起义行动我是很同情的。我也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国民党的确是无法挽救了。蒋先生过去的所作所为，连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我一生都是一个国民党员，我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们一致行动。如果你们要把我当做俘虏看待，交给共产党，我想他们也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要是你们让我走，我很感激，我今后也不再做什么事，到海外做个寓公算了。”接着，他又给卢汉写了一封亲笔信，请说客代转。
卢汉拆阅了张群的信件，这是一封追述他们之间友谊的信。卢汉读后百感交集，恍如昨日，情系于心。这时，传统中的所谓“义”主导了卢汉的一切，尤其当他想到关云长义放曹孟德的故事，遂决定释放张群，并派人把张群送上飞机。就这样，张群自由了，而张学良继续身受囹圄之苦。
毛泽东自满洲里出境之后，就登上了苏联迎接他的专列。因此，车内的一切设备包括服务员、饮食等都是地道的俄式的。也许这专列正是为俄国人造的原因，为应付西伯利亚严冬季节的寒冷，车厢内的气温高达摄氏二十八度，热得人们只能穿一件单衣。但是，列车外面的气温却低到零下四五十度，冷得人们只有靠各类耐寒的皮衣生活。
毛泽东是一位提倡随乡入俗的人。可是，他自己却是一位相当顽固的不改固有习俗的人。另外，他与一般坚持固有文化传统的人不同的是，还能说出一套为何不改固有习俗的道理来。举例说，当他们坐在俄国人造的专列里，每人都拿着俄国出产的餐具刀和叉，有点笨拙地吃着俄式大菜的时候，同行的人大多感到好玩，最多品评一下俄国饭菜的味道。可是毛泽东就不同了，他不仅要把中俄不同风格的饭菜进行比较，而且还要说出孰长孰短的理论来。
“主席，是不是搞点吃的？”随行人员请示道。
“好啊，我们又要吃洋饭了。”毛泽东显得有点无可奈何的样子说道，“就要吃西餐了，你们喜欢吃吗？”
“喜欢，不过西餐不如中国饭菜好吃。”随行人员一看毛泽东的表情，又说道：“如果主席不习惯吃西餐，还可以搞点中国菜，我们的厨师也准备了。”
“不行啊，准备了也不能吃我们的，还是吃他们的吧，这也是个礼节嘛。”
但是，当毛泽东一走进餐厅，不仅对着面前的西餐品评不止，而且看着手中的刀叉也引发出了一番感慨：“你们说吃饭是用刀叉好呢，还是用筷子好呢？”
“筷子好。”随行人员大都这样说。
“为什么是筷子好？”
随行人员一下被问住了。毛泽东看了看，有条有理地讲道：“我也认为筷子好。第一，经济。不用多少钱就可以买到，不愿意买用一根树枝或一根竹子修一下就是一双筷子，而且还反映了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精神。第二，大众化。中国老百姓都用它，富人不用，他们用的是象牙筷子，和我们说的有区别，除少数民族外，绝大多数汉族人都用筷子，连日本人也用筷子。第三，轻便好带，不怕丢失，不用防盗。你们说是不是筷子好？”
可以想见，随行人员的答案是一致的：“主席说得对，还是中国的筷子好。”
毛泽东历经十天的旅程，在苏联人的精心安排下，于十二月十六日中午十二点进入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军元帅布尔加宁等走上车来欢迎。由于毛泽东在旅途中间犯过头痛病，再加之莫斯科天气寒冷，苏方决定在车站举行隆重而又简短的欢迎仪式。但是，毛泽东认为这是他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所以他还是发表了如下书面讲话：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我这次获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中苏两大国人民是有深厚友谊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我相信，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于新民主国家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由于中苏两大国的共同愿望和亲密合作，特别是由于斯大林大元帅的正确的国际政策，这些任务必将会充分实现并获得良好的结果。
中苏友好与合作万岁！
欢迎仪式结束之后，毛泽东被安排住进姐妹河第二别墅。
据说姐妹河第二别墅是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居住的地方。这是一座三层小楼，掩映在高高的白杨树林中。毛泽东住在一层，中间是宽大的客厅，西面是办公室，东头是卧室。毛泽东走进卧室一看，遂下意识地蹙起了眉宇，接着用手按了按为自己准备的豪华的睡床，又看了看那高级的被褥，皱了皱眉头说：“我睡不了这种沙发床，把我用的东西和书拿来！”
毛泽东说罢似乎感到自己的情绪有问题，又俯身按了按摆在床头的鸭绒枕头，笑着说：“这能睡觉？往上一躺，头都看不见了。”
“主席，我们把床上的垫子掀开，铺上木板就行了。”随行人员说道。
“行！可不能麻烦人家。”毛泽东想了想，“你们可以请我们大使馆的同志解决。”
就这样，毛泽东在访苏期间睡的是“人造”木板床，铺的和盖的也都是他由国内带来的棉褥子、白床单、灰毯子、毛巾被和荞麦皮枕头。
这就是出访苏联的毛泽东啊！
根据中苏双方预先安排好的日程，毛泽东于下午六点前往克里姆林宫拜会斯大林。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当然明白，所谓礼节性的拜会实质上是第一次正式会谈。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次所谓拜会中大致可知这次出访苏联有几成胜算。因此，毛泽东对这次拜会是相当重视的。
同样，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到来也是十分尊重的。往常，斯大林会见外宾，一般都在客厅中静候客人前来“朝圣”。今天，他带领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站在门口，整齐地站成一排，迎接毛泽东的到来。斯大林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认真地端详毛泽东的面孔，亲切而又高兴地说：“毛泽东同志，你很年轻嘛，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
毛泽东本着礼尚往来的传统，也客气地说了几句。接着，双方介绍完陪同会见的成员后，斯大林又对毛泽东赞不绝口地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
那时，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能得到斯大林如此的称颂是很少见的。但是，毛泽东却从斯大林上述称颂中感到有一种先生给学生打评语的味道，因而他心里有着一种难以言述的感觉。为此，他也讲了如下这句话：“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斯大林并不理解毛泽东欲说还尚未说出口的话意：这些年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支持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等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进行了无情的打击，阻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他当即打断了毛泽东的谈话，按照他的意旨继续说道：“毛泽东同志，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接着，毛泽东在斯大林的陪同下步入会谈的会场。斯大林像以往会见外宾那样，当仁不让地坐在主席的位子上，苏方官员坐在他的右边，毛泽东及中方的随员则被安排坐在他的左边。这样一种排座次的方式，是不平等的或者说是大国沙文主义式的。这对具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的毛泽东来说，自然很不愉快！但是，时下的毛泽东也只能客随主便，双方开始了第一次中苏正式的会谈。
说到毛泽东与斯大林进行的这次会谈，陪同毛泽东出访苏联的中国同志特别是翻译师哲作了回忆。笔者查对了俄方公布的《斯大林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有关的原始记录，同时征询了我国研究毛泽东的一些学者的意见，写出如下这段会谈的经过和内容。当然，笔者也对毛泽东、斯大林当时的心态作了个人的推测与描写。
毛泽东对世界“战”与“和”的大势，是有着自己的定见的。但是，他清楚斯大林不仅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而且还有着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的经验。为此，他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国际和平。
据俄方公布的记录，毛泽东说：“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以便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总的局势。中国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在您——斯大林同志这里弄清楚这样一个大问题，即如何才能使国际和平有保障和能保障到何种程度的问题。”
对此，斯大林说：“在中国，因此在进行争取和平的战争。和平问题，苏联也最关心，虽然它已经有了四年的和平时间。至于中国，现在不存在对它的直接威胁；日本还没有站立起来，因此它不想打仗；美国虽在叫喊战争，但它最怕战争；在欧洲，人们被战争吓破了胆；实际上没有谁同中国打仗，难道金日成进犯中国？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和睦相处，和平就会有保障，不只是五到十年，而且是二十到二十五年，还可能是更长的时间。”
据说，斯大林作出上述推断，一是根据东西方国家实力的比较，再是依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需时间的规律。对此，毛泽东是赞成斯大林这一结论的。
毛泽东此次出访苏联最重要的任务是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为此，早在刘少奇出访苏联期间，就向斯大林提出了这一问题，并得到了斯大林的明确答复：“一九四五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同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这个条约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解决。”也许是为了促使新的中苏友好条约能顺利地签订，毛泽东在火车站发表讲演的时候就有意地指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因此，毛泽东听完斯大林关于和平的谈话后把话题一转，有意说道：“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对此，斯大林似有准备，当即作了长篇发言。由于这段发言左右了毛泽东出访苏联的计划，现摘录如下：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并作出决定。需要弄清楚，是应宣布保留现有一九四五年签订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还是声明将作出一些修改，或现在就作出相应的修改。
众所周知，这个条约是继雅尔塔协定之后在苏中之间签订的。雅尔塔协定规定了这个条约的最主要的条款（即关于库页岛、南萨哈林、旅顺口等问题的条款）。这意味着，这个条约的签订，可以说是取得了美英的同意。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在内部决定，暂不修改这个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修改一个条款，也会给美英提供法律上的口实，进而提出修改条约中有关库页岛、南萨哈林等地的条款问题。因此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可以表面上保留现有条约，而实际上作出修改，即表面上保留苏联在旅顺口的驻军权利，但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将撤出驻扎在那里的苏联军队。这样的行动可根据中方的要求来完成。
至于中长铁路，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表面上保留协定的有关条款，而实际上根据中方的愿望作出修改。
但是，如果中国同志对这个办法不满意，那么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
读者看罢上述这段讲话，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斯大林不同意废除一九四五年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更没有意思与毛泽东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换言之，苏联将根据过去与旧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在新中国维持过去的一切所谓侵略性的特权。
对此，作为一代大政治家的毛泽东就更清楚这一点。诚如师哲等人回忆的那样，会谈开始之后，斯大林曾问毛泽东：“你们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一个什么东西？”毛泽东风趣地答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毛泽东所说的“好看”，是指苏联要正式废除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在全世界面前与新中国堂堂正正地签订新的条约；毛泽东所说的“好吃”，是指新条约要有实际的内容，解决苏联对中国的贷款、贸易和贸易协定以及其他问题。但是，斯大林定调式的谈话在毛泽东看来，既不“好看”，也不“好吃”。笔者推想，毛泽东在听了斯大林上述这番讲话之后，一定会暗自发出这样的自问：我如何才能完成苏联之行的大任呢？……（未完待续）
送行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握手道别，然后登上了开赴苏联的专列。
周恩来站在站台上，非常严肃地对罗瑞卿、李克农说道：“我等着你们二人顺利归来！”……
九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晚九时，一列火车自西直门火车站发出，穿过沉沉的长夜向着东北方向驶去！
这就是毛泽东出访苏联乘坐的专列客车。
在这专列客车的中间，有一节美国生产的车厢，内部装修十分考究，设有卧室、办公室、客厅、卫生间以及秘书室、工作人员室。一进那间客厅，感到是那样的豁亮，放有一张大桌子，周围是一圈小凳子，一边还放有一个沙发，真是够气派的！毛泽东登上专列，就像当年来到一个新的战场或新的驻地一样，默默地“侦察”了一下环境，很是满意地点了点头，旋即又问道：“这不是蒋介石他们造的吧？”
“不是！他们还能造出这样高级的专列车厢来？”
“是哪国产的？”毛泽东问。
“美国。据说这是美国政府送给蒋介石的。”
“蒋某人坐过没有？”毛泽东又问。
“一次也没坐过，就成了我们的胜利品了。”
“其他人坐过没有？”毛泽东继续又问。
“据说就宋美龄坐过一次。”
毛泽东又走到会客室，打量了一下环境，下意识地点着一支香烟，他一边蹙着眉头一边在缓缓地踱步沉思。总之，他没有一点困意。
这时，罗瑞卿和李克农从另外一节相连的车厢中走来，二人一唱一和地说道：“主席，听总理说，天天坐火车，是件很辛苦的差事。”罗瑞卿有意地说。
“我坐过逃难的火车，真是辛苦极了！所以，养精蓄锐是重要的。主席，请休息吧！”李克农又忙补充道。
毛泽东看着走到跟前的罗瑞卿和李克农，就像是两个大警卫员似的，有点不解地问道：“你们二人怎么都在我的专列车厢中呢？”
“是为了把主席安全送出国境。”罗瑞卿答说。
“一定是我们周到的总理安排的吧？”
“也是也不是。因为所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为主席的安全着想。”李克农巧妙地答说。
“那也用不着都来嘛！”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缓缓地吐向空中，“蒋某人知道了一定会说：毛泽东怕死！”
“他蒋某人才怕死呢，连吃饭都怕厨师下毒。”李克农说。
“不说这些了，还是请主席休息吧！”罗瑞卿说道。
毛泽东终于走回了设在专列车厢中的卧室，熄灭了那柔和的灯光。
罗瑞卿和李克农走回自己乘坐的车厢不久，就收到了来自天津的紧急电话：护路人员在路轨中间发现了一枚手榴弹。罗瑞卿当即指示天津有关的部门，不要声张，等他下车处理。就这样，罗瑞卿只身从天津下车，护送毛泽东出国的任务就落在李克农一人的肩上了。这些天来，我安全部门为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出动了大量的办案人员，但终未查出敌人设在北京指挥爆炸毛泽东专列的潜伏台。为保卫毛泽东能安全出访苏联，我“公安部门组织很多人在铁路两侧站岗，从北京至满洲里，动用三个军的兵力把守桥梁、涵洞，进行警卫。他们手持武器，甚是威严”。对此，毛泽东曾经提出异议，认为不必搞得这样兴师动众。然而作为公安部长的罗瑞卿，他只能做到万无一失，把毛泽东安全地送出国境。因此，他如此兴师动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毛泽东的专列就要出国了，李克农大有如释重负的样子来到餐车，看着毛泽东一个人坐在一张餐桌上拿着刀、叉，很不习惯地吃西餐。毛泽东近似玩笑地说道：“克农，你们为什么要孤立我啊？”’
“您是主席嘛，当然就得一人一桌了。”李克农笑着说。
“坐下，”毛泽东指着对面的一张凳子，“给我做伴，一边教我吃西餐，一边谈国内的情况。”
李克农应声坐在了毛泽东的对面，边熟练地吃西餐边说：“主席，您需要什么情况，就只管问。”
“告诉我，蒋某人能像我这样坐着火车吃西餐吗？”
李克农从话音中听出，毛泽东虽然坐上了赴苏联访问的列车，但他的心还在关心国内的大事，尤其是有关解放大西南的进展。为此，他很是风趣地答道：“说不定啊，老蒋比主席还神气，再过一天，他就有可能坐在飞机上吃西餐了！”
“真的？”
李克农微微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向毛泽东报告：随着我第二野战军挥师进入川、黔、滇等地，相继解放贵阳、重庆等西南重镇，极大地震撼了西南诸省的实力派，他们在兵临城下的大势下，为着个人前途计，不仅悄然进行横向联系，共同探寻自己的出路，同时还通过各种关系，尤其是我派驻西南的地下党的老关系与我联系，希冀保住自己的地位。其中，四川的刘文辉、云南的卢汉等地方实力派已经决定通电起义。最后，他又笑着说道：“据我刚才得到的最新情报，云南的卢汉不晚于十二月十日通电起义。请主席想想看，蒋某人还不在这之前就从成都撤退？”
毛泽东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遂又大口地吃起了他并不爱吃的所谓俄式大菜……
诚如李克农所说的那样：蒋介石真的就要坐在飞机上吃西餐了！由于蒋介石此次自成都飞往台湾，标志着蒋氏在中国大陆军政生涯的终结，所以有必要补述几句：
蒋介石自重庆逃到成都以后，住在中央军校内。重庆既失，成都无险可守，再加之贺龙亲率第十八兵团向成都进逼，解放成都只是时间问题了！另外，蒋介石已经没有可供指挥的实际军事实力了，可他依然希望云南作为他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保留一块大陆的**基地。就在毛泽东于十二月九日乘专列在满洲里驶出国门的时候，蒋介石再次派遣自己在四川唯一可资信赖的盟兄张群作为全权宣慰史飞往昆明。
也是在这一天，卢汉在我党的策动下决定通电起义。当他独自思索如何行动才能确保起义顺利成功的时候，他想起了避难香港的龙云为他谋划的“设鸿门宴”方式。他几经周密地思考，遂拿起电话通知有关的人员来卢公馆开会。因为是借口欢宴张群莅临昆明，因而蒋介石派在云南的军政要人全部到会。就这样，包括张群在内的所有的军政要员全都成了阶下囚。最后，卢汉又命令发布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全军全国的起义通电。接着，他又下令通过云南省电台向全国播发通电起义的全文。略谓：
人民解放，大义昭然，举国夙已归心，仁者终于无敌。抗战八年，云南民主思潮，普遍三迤，革命原有历史，响义何敢后人……人民革命洪流，实已席卷地下，解放全滇，有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绝非任何反动势力所能遏阻……
汉主持滇政，忽忽四载，效傀儡之登场，处孤孽之地位，操心危而处患深，左支吾而右竭蹶，怀威胁之多端，实智穷而力屈，既负滇人，复负革命……时机未至，不惜委屈忍耐，权为应付；时机已至，不惜任何牺牲，解放云南。兹以坚决之行动，尽应尽之义务，但求有利国家，有利人民。
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并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所宣布之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及第二野战军司令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对川黔滇康宣布之四项办法，暂组织临时军政委员会，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命令。至于汉个人，只求云南解放之完成，即当引退而待罪。如有反动势力为害乡邦，汉当率领三迤健儿负弩前驱，迎头痛击，完成人民解放大业。
蒋介石一生没被对手的枪炮声吓倒，也没被群众的呼喊声所屈服，然而他的确被卢汉通电起义的文告声震慑了！他气得一边大声骂道：“这就是我在大陆最后一个可信赖的人！”一边把桌上的收音机摔在了地上。
蒋经国闻声走了进来，小声地问道：“父亲，你怎么了？”
“我一切很好。”蒋介石很快恢复了所谓的镇静，他小声地问道，“快告诉我，四川的情况怎么样了？”
“刘文辉、邓锡侯等人也宣布叛变投共了。”
“完了，全都完了……”
“父亲，看来大陆已经没有我们父子的立足之地了。”
“是到了该走的时候了。飞机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父亲，我们就这样走吗？”
“不！绝不！咱们家乡有句俗话：打不过你也要挠你两把，让你也好过不了。”
“父亲的意思是……”
“除去派人炸毁成都的军工设施以外，命令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向昆明进击！同时，还要派大批的飞机轰炸昆明！”
就在这当口，侍卫人员报告：卢汉给刘文辉发来电报，要刘会同四川将领扣留蒋介石，可成为“人民政府第一大功臣”！同时，还发现中央军校附近出现“可疑人物”，认为有可能是刘文辉的便衣队。最后，这位侍卫说道：“总裁，快从军校后门逃走吧！”
“不！我从大门进来的，还是从大门出去。”蒋介石在侍卫面前仍不失其领袖的姿态，他说罢和蒋经国走出了中央军官学校的大门。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下午二时，蒋介石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升空，向台湾飞去。“俯视眼底大陆河山，心中怆然。”就这样，他永远地告别了养育他的大陆河山！……
毛泽东是在白雪皑皑的西伯利亚专列上收到卢汉起义的通电的。他作为中国当代的大政治家，知道云南起义将意味着蒋家王朝在大陆的最后覆灭，因此非常高兴。为此，他在专列的办公室中挥笔写下《关于云南省国民党政府军起义给卢汉的电报》，并通过专列上的通讯传给北京，由新华社播发：
昆明卢主席勋鉴：
佳电通悉，甚为欣慰。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现我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邓小平政治委员已进驻重庆，为便于具体解决云南问题，即盼迅与重庆直接联络，接受刘邓两将军指挥，并望通令所属一体遵行下列各项：
（一）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进驻云南，并配合我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反革命军队。
（二）执行人民解放军今年四月二十一日布告与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刘邓两将军的四项号召，保护一切国家财产，维持地方秩序，听候接收。
（三）逮捕重要反革命分子，镇压反革命活动。
（四）保护人民革命活动，并与云南人民革命武装建立联系。
又为向云南与全国人民正式宣布此次起义并取得各方谅解计，似以另发一通电，对过去作进一步检讨，再由我方电复并于互相同意后发表，较为妥当。专此，并希裁复。
毛泽东朱德
十二月十一日
说到云南起义，史家都会记述所谓卢汉“义放”张群一事。当卢汉扣张群于昆明后，中共最高当政者尤其是毛泽东与周恩来曾经有过以张群换张学良的打算，其中避居香港的龙云更希望借还张学良以光明记入史册。由于卢汉于起义的当天十二月十日就把张群等人放走了，故未能实现上述走马换将的设想。可是，卢汉为什么要放张群呢？
张群是卢汉的顶头上司，也是卢汉的恩人。时人皆知，卢汉能够取龙云而代之，完全是因为有张群为之撑腰。时下，张群做了卢汉的阶下囚，自然也就等于卢汉给自己出了一道“捉曹操容易放曹操难”的题。为此，他决定派人向张群说项，劝其跟随自己通电起义。但是，张群却讲：“你们的起义行动我是很同情的。我也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国民党的确是无法挽救了。蒋先生过去的所作所为，连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我一生都是一个国民党员，我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们一致行动。如果你们要把我当做俘虏看待，交给共产党，我想他们也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要是你们让我走，我很感激，我今后也不再做什么事，到海外做个寓公算了。”接着，他又给卢汉写了一封亲笔信，请说客代转。
卢汉拆阅了张群的信件，这是一封追述他们之间友谊的信。卢汉读后百感交集，恍如昨日，情系于心。这时，传统中的所谓“义”主导了卢汉的一切，尤其当他想到关云长义放曹孟德的故事，遂决定释放张群，并派人把张群送上飞机。就这样，张群自由了，而张学良继续身受囹圄之苦。
毛泽东自满洲里出境之后，就登上了苏联迎接他的专列。因此，车内的一切设备包括服务员、饮食等都是地道的俄式的。也许这专列正是为俄国人造的原因，为应付西伯利亚严冬季节的寒冷，车厢内的气温高达摄氏二十八度，热得人们只能穿一件单衣。但是，列车外面的气温却低到零下四五十度，冷得人们只有靠各类耐寒的皮衣生活。
毛泽东是一位提倡随乡入俗的人。可是，他自己却是一位相当顽固的不改固有习俗的人。另外，他与一般坚持固有文化传统的人不同的是，还能说出一套为何不改固有习俗的道理来。举例说，当他们坐在俄国人造的专列里，每人都拿着俄国出产的餐具刀和叉，有点笨拙地吃着俄式大菜的时候，同行的人大多感到好玩，最多品评一下俄国饭菜的味道。可是毛泽东就不同了，他不仅要把中俄不同风格的饭菜进行比较，而且还要说出孰长孰短的理论来。
“主席，是不是搞点吃的？”随行人员请示道。
“好啊，我们又要吃洋饭了。”毛泽东显得有点无可奈何的样子说道，“就要吃西餐了，你们喜欢吃吗？”
“喜欢，不过西餐不如中国饭菜好吃。”随行人员一看毛泽东的表情，又说道：“如果主席不习惯吃西餐，还可以搞点中国菜，我们的厨师也准备了。”
“不行啊，准备了也不能吃我们的，还是吃他们的吧，这也是个礼节嘛。”
但是，当毛泽东一走进餐厅，不仅对着面前的西餐品评不止，而且看着手中的刀叉也引发出了一番感慨：“你们说吃饭是用刀叉好呢，还是用筷子好呢？”
“筷子好。”随行人员大都这样说。
“为什么是筷子好？”
随行人员一下被问住了。毛泽东看了看，有条有理地讲道：“我也认为筷子好。第一，经济。不用多少钱就可以买到，不愿意买用一根树枝或一根竹子修一下就是一双筷子，而且还反映了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精神。第二，大众化。中国老百姓都用它，富人不用，他们用的是象牙筷子，和我们说的有区别，除少数民族外，绝大多数汉族人都用筷子，连日本人也用筷子。第三，轻便好带，不怕丢失，不用防盗。你们说是不是筷子好？”
可以想见，随行人员的答案是一致的：“主席说得对，还是中国的筷子好。”
毛泽东历经十天的旅程，在苏联人的精心安排下，于十二月十六日中午十二点进入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军元帅布尔加宁等走上车来欢迎。由于毛泽东在旅途中间犯过头痛病，再加之莫斯科天气寒冷，苏方决定在车站举行隆重而又简短的欢迎仪式。但是，毛泽东认为这是他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所以他还是发表了如下书面讲话：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我这次获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中苏两大国人民是有深厚友谊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我相信，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于新民主国家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由于中苏两大国的共同愿望和亲密合作，特别是由于斯大林大元帅的正确的国际政策，这些任务必将会充分实现并获得良好的结果。
中苏友好与合作万岁！
欢迎仪式结束之后，毛泽东被安排住进姐妹河第二别墅。
据说姐妹河第二别墅是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居住的地方。这是一座三层小楼，掩映在高高的白杨树林中。毛泽东住在一层，中间是宽大的客厅，西面是办公室，东头是卧室。毛泽东走进卧室一看，遂下意识地蹙起了眉宇，接着用手按了按为自己准备的豪华的睡床，又看了看那高级的被褥，皱了皱眉头说：“我睡不了这种沙发床，把我用的东西和书拿来！”
毛泽东说罢似乎感到自己的情绪有问题，又俯身按了按摆在床头的鸭绒枕头，笑着说：“这能睡觉？往上一躺，头都看不见了。”
“主席，我们把床上的垫子掀开，铺上木板就行了。”随行人员说道。
“行！可不能麻烦人家。”毛泽东想了想，“你们可以请我们大使馆的同志解决。”
就这样，毛泽东在访苏期间睡的是“人造”木板床，铺的和盖的也都是他由国内带来的棉褥子、白床单、灰毯子、毛巾被和荞麦皮枕头。
这就是出访苏联的毛泽东啊！
根据中苏双方预先安排好的日程，毛泽东于下午六点前往克里姆林宫拜会斯大林。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当然明白，所谓礼节性的拜会实质上是第一次正式会谈。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次所谓拜会中大致可知这次出访苏联有几成胜算。因此，毛泽东对这次拜会是相当重视的。
同样，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到来也是十分尊重的。往常，斯大林会见外宾，一般都在客厅中静候客人前来“朝圣”。今天，他带领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站在门口，整齐地站成一排，迎接毛泽东的到来。斯大林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认真地端详毛泽东的面孔，亲切而又高兴地说：“毛泽东同志，你很年轻嘛，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
毛泽东本着礼尚往来的传统，也客气地说了几句。接着，双方介绍完陪同会见的成员后，斯大林又对毛泽东赞不绝口地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
那时，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能得到斯大林如此的称颂是很少见的。但是，毛泽东却从斯大林上述称颂中感到有一种先生给学生打评语的味道，因而他心里有着一种难以言述的感觉。为此，他也讲了如下这句话：“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斯大林并不理解毛泽东欲说还尚未说出口的话意：这些年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支持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等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进行了无情的打击，阻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他当即打断了毛泽东的谈话，按照他的意旨继续说道：“毛泽东同志，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接着，毛泽东在斯大林的陪同下步入会谈的会场。斯大林像以往会见外宾那样，当仁不让地坐在主席的位子上，苏方官员坐在他的右边，毛泽东及中方的随员则被安排坐在他的左边。这样一种排座次的方式，是不平等的或者说是大国沙文主义式的。这对具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的毛泽东来说，自然很不愉快！但是，时下的毛泽东也只能客随主便，双方开始了第一次中苏正式的会谈。
说到毛泽东与斯大林进行的这次会谈，陪同毛泽东出访苏联的中国同志特别是翻译师哲作了回忆。笔者查对了俄方公布的《斯大林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有关的原始记录，同时征询了我国研究毛泽东的一些学者的意见，写出如下这段会谈的经过和内容。当然，笔者也对毛泽东、斯大林当时的心态作了个人的推测与描写。
毛泽东对世界“战”与“和”的大势，是有着自己的定见的。但是，他清楚斯大林不仅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而且还有着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的经验。为此，他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国际和平。
据俄方公布的记录，毛泽东说：“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以便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总的局势。中国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在您——斯大林同志这里弄清楚这样一个大问题，即如何才能使国际和平有保障和能保障到何种程度的问题。”
对此，斯大林说：“在中国，因此在进行争取和平的战争。和平问题，苏联也最关心，虽然它已经有了四年的和平时间。至于中国，现在不存在对它的直接威胁；日本还没有站立起来，因此它不想打仗；美国虽在叫喊战争，但它最怕战争；在欧洲，人们被战争吓破了胆；实际上没有谁同中国打仗，难道金日成进犯中国？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和睦相处，和平就会有保障，不只是五到十年，而且是二十到二十五年，还可能是更长的时间。”
据说，斯大林作出上述推断，一是根据东西方国家实力的比较，再是依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需时间的规律。对此，毛泽东是赞成斯大林这一结论的。
毛泽东此次出访苏联最重要的任务是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为此，早在刘少奇出访苏联期间，就向斯大林提出了这一问题，并得到了斯大林的明确答复：“一九四五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同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这个条约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解决。”也许是为了促使新的中苏友好条约能顺利地签订，毛泽东在火车站发表讲演的时候就有意地指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因此，毛泽东听完斯大林关于和平的谈话后把话题一转，有意说道：“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对此，斯大林似有准备，当即作了长篇发言。由于这段发言左右了毛泽东出访苏联的计划，现摘录如下：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并作出决定。需要弄清楚，是应宣布保留现有一九四五年签订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还是声明将作出一些修改，或现在就作出相应的修改。
众所周知，这个条约是继雅尔塔协定之后在苏中之间签订的。雅尔塔协定规定了这个条约的最主要的条款（即关于库页岛、南萨哈林、旅顺口等问题的条款）。这意味着，这个条约的签订，可以说是取得了美英的同意。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在内部决定，暂不修改这个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修改一个条款，也会给美英提供法律上的口实，进而提出修改条约中有关库页岛、南萨哈林等地的条款问题。因此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可以表面上保留现有条约，而实际上作出修改，即表面上保留苏联在旅顺口的驻军权利，但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将撤出驻扎在那里的苏联军队。这样的行动可根据中方的要求来完成。
至于中长铁路，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表面上保留协定的有关条款，而实际上根据中方的愿望作出修改。
但是，如果中国同志对这个办法不满意，那么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
读者看罢上述这段讲话，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斯大林不同意废除一九四五年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更没有意思与毛泽东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换言之，苏联将根据过去与旧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在新中国维持过去的一切所谓侵略性的特权。
对此，作为一代大政治家的毛泽东就更清楚这一点。诚如师哲等人回忆的那样，会谈开始之后，斯大林曾问毛泽东：“你们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一个什么东西？”毛泽东风趣地答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毛泽东所说的“好看”，是指苏联要正式废除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在全世界面前与新中国堂堂正正地签订新的条约；毛泽东所说的“好吃”，是指新条约要有实际的内容，解决苏联对中国的贷款、贸易和贸易协定以及其他问题。但是，斯大林定调式的谈话在毛泽东看来，既不“好看”，也不“好吃”。笔者推想，毛泽东在听了斯大林上述这番讲话之后，一定会暗自发出这样的自问：我如何才能完成苏联之行的大任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