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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我待。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在禾塘发布《野战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抢渡湘江的政治命令》。同日十七时，野战军司令部发布抢渡湘江，前出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地域的军事命令。至此，红军揭开了我军战史上最为悲壮的血战湘江的序幕！它时时刻刻都在牵动着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所有红军指战员的心……
十二
最高“三人团”以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野战军司令部等名义，于道县附近的禾塘发布的抢渡湘江的各种命令的目的是清楚的，那就是粉碎敌人在湘江东岸预伏“围歼”红军的第二步计划。为此，做了如下的部署：
一、为了确保抢渡湘江的红军无后顾之忧，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后两次发电，命令红一军团一师、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掩护大部队西进，严令“无论如何，二十六日不能放弃潇水西岸”，“至少要拒阻周（浑元）敌及二十三师于潇水东岸两天”。
二、我野战军为达到前出至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地域（湘桂边境）的目的，“进攻部队（一军团主力及三、八军团）应迅速连续地占领营山山脉之各关口隘路，并于全州、兴安之间渡过湘江”，且规定作战的第一步是前出到湘江地域。在这个阶段中，野战军分为四个纵队前进：（一）一军团主力为第一纵队，沿道州蒋家岭文市向全州以南前进；（二）一军团一个师、军委第一纵队及五军团（缺一个师）为第二纵队，经雷口关或永安关及文市以南前进；（三）三军团、军委第二纵队及五军团一个师为第三纵队，经小坪邓家源向灌阳前进，相机占领该城；（四）八、九军团为第四纵队，经永明三峰山向灌阳、兴安前进。
最高“三人团”的战略意图为：一是将抢渡湘江的地点选在界首和凤凰嘴之间；再是“一军团从右翼，三军团从左翼，以及八、九军团等从两翼掩护中央和军委纵队渡湘江”。仍是做甬道式的前进。
接着，红一军团的领导根据军委的战略意图，决定派二师四团做前卫，其任务是“提早出发，先去抢占全军左翼的界首，待夺取之后，移交给随后赶到的三军团六师。然后向右翼归还在全州方向的第二师建制。这个任务四团按期完成了。与此同时，二师另两个团，也于二十七日由石塘抵达大坪，涉水渡过湘江。并派遣五团相机先敌占领全州，但当天全州已被湖南军阀刘建绪的部队先期占领，五团这一任务未能实现。”然而，五团也比较顺利地涉水渡过了湘江。在这期间，红三军团先头部队于十一月二十七日，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并占领兴安等地，与一军团共同“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铺间的渡河点，为后续大部队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上述经过可知：中央红军通过潇水、湘江之间这一百六十余里的路程，仅仅用了两天时间，未曾遭遇大的战斗。另外，由于桂军预先命令部队从这里后撤，国内外的军史专家都认为存在着一个“走廊”。换言之，周恩来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之间，虽不能证明存在类似和陈济棠之间的秘密协定，但“有证据表明，同桂系……之间存在一项谅解”。对此，美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经过多方采访，写下了如下这段文字：
红军第一位历史学家徐梦秋在一九三八年谈到了这点。他说，广西的首领“答应开放一个区域”，那是湘江的界首和全州之间十三英里宽的一条走廊，大约位于道县以西六十到七十英里。北京主要的党史专家胡华的结论是，“关于走廊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他认为，这条“走廊”的存在对于了解湘江战斗是至关重要的。红军为了渡江，在渡口坚守达一星期之久。如果广西方面施加压力，红军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国防部研究员阎景堂和他的上司秦兴汉将军没有使用“走廊”这个词，但他们承认广西军队通过不寻常的调动留出了一条空白“地区”，从而方便了红军渡江。
在红军突破敌人湘江东岸“围歼”战第一部署，并占领潇水西岸重镇道县之后，在通往湘江东岸的路上是否存在着一条“走廊”呢？如果存在，是谁和桂系之间建立的呢？如果不存在，广西桂系部队又为什么通过不寻常的调动留出一条空白地区，从而方便了红军渡过湘江呢？据笔者所知，历史的真实是这样的：
诚如前文所述，在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之后，桂系的智囊人物刘斐为白崇禧献“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送客”之计，并为白所接受。接着，刘斐与白崇禧商定如下的作战方针：如红军入四关而进，则尽全力拦阻红军，不让向桂林方面进展；如红军入龙虎关，则尽全力攻击，阻止红军向腹地进展。当时刘斐曾说过：“四关是头部，龙虎关是尾部，我们将主力集结灌阳、恭城地区，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较为稳妥。”
与此同时，白崇禧和刘斐为防“尾追红军的蒋介石部队乘机入桂”，他们“唯一希望红军一兵一卒不入桂境，沿湘桂边境从黄沙河出湖南通道至贵州”。为此，他们在向桂系第十五军军长夏威等人讲完这一作战要旨之后，遂又说了如下这句由衷的玩笑话：
“谁给红军送个信，说我们让一条路任其通过。”
当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且未攻取潇水西岸的重镇道县之前，李宗仁按照上述战略原则，在电告蒋介石桂系主力南移恭城的同时，就自行其是下令桂系主力南移。时兵力部署为：白崇禧率刘斐、廖磊进驻恭城，第十五军军部即进驻灌阳，第十五军所属三个师在灌阳南北地区集结。第七军紧靠龙虎关集结。红军于二十二日拂晓攻占潇水西岸的道县之后，白崇禧深恐红军入龙虎关，遂又听从刘斐之策，由恭城电告夏威：“着将四关工事星夜挖去，让红军通过。”
如果红军自攻占道县第二天——即十一月二十三日挥师西指，发起抢渡湘江战役，就按后来日行五十里的速度进逼湘江东岸，红军也会赶在湘军刘建绪所部之前控制全州、兴安等要地，确保红军从界首至觉山铺渡过湘江。不知何故，最高“三人团”迟至二十五日才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白白耽误了四天宝贵的时间。
也就是在这期间，蒋介石为诱使桂系将南移之主力重返北上，扼守湘江，阻红军抢渡湘江西行，在许以李宗仁重位要职的同时，又赠巨资百万。同时，白崇禧根据红军日伏夜行的速度，“计算红军需经过五夜（二十七日夜）才能通过完毕”。为此，在白崇禧、刘斐的主持下制定了两个作战方案：
第一案：于红军通过第四日夜，由新圩至石塘圩之间将第十五军三个师全部展开，截击红军后尾；
第二案：于红军通过第五夜，在新圩展开一个师，截击红军最后一小部。
上述两种方案都说明一点：在红军于二十七日渡过湘江之前，桂系主力绝不会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北指。即使在夏威主张第一方案，并遭到廖磊等人反对而采用第二方案后，白崇禧还明令指示：
“在新圩用一个师打红军后尾就得。”
这不仅说明桂系至此还信守“送客”方针不变，而且也解释了红军一、三军团先头部队于二十五日自潇水西岸出发，在奔袭湘江东岸的过程中为什么没遭遇桂系军队的截击。从另一个视角去分析：就是因上述诸多的原因，在潇水与湘江间形成并存在着一个方便红军抢渡湘江的“走廊”。
自然，笔者上述的说明，也仅仅是根据桂系留下来的作战文字得出的结论。至于是否存在着类似像和陈济棠那样的秘密协定，作为作家真是希望有，因为这不仅会在周恩来的战斗生涯中增添鲜为人知的一页，而且对笔者写这部拙作也会增色。但或许是历史的本来面貌就是如此，也或许是有着其他原因，这条客观存在的“走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愿不要变成千古之谜！
红军主力一、三军团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分别渡过湘江，并完成预定的渡江计划的时候，“我军已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六十里地湘江两岸，在此区域，甚至有四处浅滩可以涉渡”。而这时随中央军委纵队行动的最高“三人团”，始到达灌阳北边的文市、桂岩一带。诚如聂荣臻同志事后追论：“如果当时仍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点，只有一百六十多里地，采取轻装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仍有可能以损失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但是，这时的最高“三人团”却没有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他们仍然让人们抬着从中央根据地带来的坛坛罐罐，按常规行军，每天只走四五十里，足足走了四天，才到达湘江。使前线的战士为了掩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此，李德事后也不得不承认：“这期间又过去了两天宝贵的时间，出敌不意的时机也失去了。而且由于在此期间桂军的大批人马迅速赶来，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接着，在讨论抢渡湘江作战方案的时候，李德又和毛泽东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德在其著作中写道：
“我建议，从南面绕过全县（州），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立即向湘桂黔交界三角地带前进，……毛泽东粗暴地反对这个建议。”
毛泽东为什么反对李德的建议？李德的专著中没有写明。但是，我们从李德的这一建议中可知：一、最高“三人团”业已获悉在此期间桂军的大批人马迅速赶来，继续下令红军的大队人马向湘江东岸进发。按照毛泽东一贯的指挥思想是：敌变我也变，既然在此期间桂军的大批人马迅速赶来，我红军为什么还要往敌人设伏的湘江前进呢？因此，毛泽东必然反对这种一成不变的指挥！二、李德建议“绕过全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的目的，依然是“向湘桂黔交界三角地带前进”。把话说白了，还是按既定的与红六军团、红三军会师的方针办。对此，毛泽东从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始就反对这一方针。据有关史料，毛泽东曾向中央郑重提出如下意见：
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渡灌水，也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市（今东安），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北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攻醮溪（今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
由于史料所限，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至今不知周恩来在此次争论中的立场和观点。但史实是：博古、李德再一次否决了毛泽东的建议。接着，最高“三人团”又按着李德的战略构想，制定了如下的抢渡湘江的方案：
右翼为红一军团。由于全州未能夺取，同意红一军团在全州西南、湘江西岸，离全州十六公里的鲁板桥、脚山铺一线的小山岭作为第一道狙击线。把红二师重点部署在穿过脚山铺的桂黄公路两侧，加紧构筑工事，准备抗击湘军刘建绪所部的进攻。由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负责具体实施。
左翼为红三军团。红三军团第五师十四、十五两团抢占灌阳的新圩阵地之后，迅速在灌阳、新圩一线加紧构筑工事，准备抗击桂系白崇禧所部的进攻，确保整个野战军左翼安全的同时，掩护中央、军委两纵队过江。由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负责具体实施。
作战命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
周恩来深知抢渡湘江战役到了关键时刻，延误一分钟，就意味着要以数以百计甚至千计的红军指战员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为了减少我红军在抢渡湘江中的牺牲，他和朱总司令骑马直驰湘江，亲自指挥这场生死攸关的抢渡湘江战役！
我红一军团首长林彪收到坚守右翼阵地的命令之后，他按着自己特有的作战习惯，首先查看了地图，知道从全州有一条桂黄公路，恰好穿过脚山铺。“这一线山岭走向与桂黄公路相交，正好成十字形。脚山铺在这个十字中心，是个二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在公路的两侧，夹持着两列二公里长的小山岭，各有数个小山头。以东边的黄帝岭和西边的怀中抱子岭最高，标高有三百多米，其余二百多米，山岭上长满小松树。山岭前面有一个开阔地。”他沉吟片时，又指着作战地图对政委聂荣臻说道：
“我以为这儿，是一个比较好的狙击阵地。”
聂荣臻完全赞成林彪的意见，他为了慎重起见，又肃然说道：
“为确保完成坚守右翼阵地的任务，立即召集有关的干部赶到现场看地形，当场部署作战任务。”
林彪与聂荣臻亲自带领红一军团的干部赶到阵地，对着作战地图核对了有关的地形与地物，遂作出如下决定：
首先将二师重点部署在桂黄公路两侧，加紧构筑工事，待一师赶到，再将一师部署在公路两侧，以背后两列二公里长的小山岭做依托，预伏狙击湘军刘建绪部从全州压来，确保中央和军委纵队安全渡江。
我红三军团首长彭德怀收到坚守左翼阵地的战斗任务之后，立即和政委杨尚昆做了研究与部署：鉴于红六师接守红一军团所部红四团已经抢占的左翼阵地界首，特命已经于二十七日下午四时先敌进入新圩的红五师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钟赤兵亲察地形、地物，立即构筑工事，坚决完成狙击北上桂军的任务。
李天佑与钟赤兵率领师团两级指挥员赶赴新圩阵地，知道有一条通往灌阳的公路打这里经过，看到“公路两侧是一片连绵的丘陵地带，有险可守。过了新圩到江岸是一片大平川，无险可守”。为此，特作如下部署：
红十五团在左翼，红十四团在右翼，师指挥所设在离前沿阵地二三里路的地方；临时归红五师指挥的军委“红星”炮兵营配置在师指挥所的后面。最后，李天佑代表师首长发表讲话：
“我们面前的敌人是桂系的主力部队，他们从人数到装备有着绝对的优势。但是，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为了确保中央安全渡过湘江，我们的决心是：只要我们有一个人，就不让他们到新圩！”
但是，最高“三人团”的命令下得太晚了，实在是太晚了！尽管红军的先头部队红一、三军团准时进入预定地点，并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完成了右翼狙击湘军、左翼抵御桂军的阵地部署，可是敌人也利用红军失去的宝贵时间，又重新完成了夺取湘江渡口的部署... -->>
时不我待。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在禾塘发布《野战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抢渡湘江的政治命令》。同日十七时，野战军司令部发布抢渡湘江，前出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地域的军事命令。至此，红军揭开了我军战史上最为悲壮的血战湘江的序幕！它时时刻刻都在牵动着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所有红军指战员的心……
十二
最高“三人团”以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野战军司令部等名义，于道县附近的禾塘发布的抢渡湘江的各种命令的目的是清楚的，那就是粉碎敌人在湘江东岸预伏“围歼”红军的第二步计划。为此，做了如下的部署：
一、为了确保抢渡湘江的红军无后顾之忧，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后两次发电，命令红一军团一师、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掩护大部队西进，严令“无论如何，二十六日不能放弃潇水西岸”，“至少要拒阻周（浑元）敌及二十三师于潇水东岸两天”。
二、我野战军为达到前出至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地域（湘桂边境）的目的，“进攻部队（一军团主力及三、八军团）应迅速连续地占领营山山脉之各关口隘路，并于全州、兴安之间渡过湘江”，且规定作战的第一步是前出到湘江地域。在这个阶段中，野战军分为四个纵队前进：（一）一军团主力为第一纵队，沿道州蒋家岭文市向全州以南前进；（二）一军团一个师、军委第一纵队及五军团（缺一个师）为第二纵队，经雷口关或永安关及文市以南前进；（三）三军团、军委第二纵队及五军团一个师为第三纵队，经小坪邓家源向灌阳前进，相机占领该城；（四）八、九军团为第四纵队，经永明三峰山向灌阳、兴安前进。
最高“三人团”的战略意图为：一是将抢渡湘江的地点选在界首和凤凰嘴之间；再是“一军团从右翼，三军团从左翼，以及八、九军团等从两翼掩护中央和军委纵队渡湘江”。仍是做甬道式的前进。
接着，红一军团的领导根据军委的战略意图，决定派二师四团做前卫，其任务是“提早出发，先去抢占全军左翼的界首，待夺取之后，移交给随后赶到的三军团六师。然后向右翼归还在全州方向的第二师建制。这个任务四团按期完成了。与此同时，二师另两个团，也于二十七日由石塘抵达大坪，涉水渡过湘江。并派遣五团相机先敌占领全州，但当天全州已被湖南军阀刘建绪的部队先期占领，五团这一任务未能实现。”然而，五团也比较顺利地涉水渡过了湘江。在这期间，红三军团先头部队于十一月二十七日，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并占领兴安等地，与一军团共同“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铺间的渡河点，为后续大部队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上述经过可知：中央红军通过潇水、湘江之间这一百六十余里的路程，仅仅用了两天时间，未曾遭遇大的战斗。另外，由于桂军预先命令部队从这里后撤，国内外的军史专家都认为存在着一个“走廊”。换言之，周恩来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之间，虽不能证明存在类似和陈济棠之间的秘密协定，但“有证据表明，同桂系……之间存在一项谅解”。对此，美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经过多方采访，写下了如下这段文字：
红军第一位历史学家徐梦秋在一九三八年谈到了这点。他说，广西的首领“答应开放一个区域”，那是湘江的界首和全州之间十三英里宽的一条走廊，大约位于道县以西六十到七十英里。北京主要的党史专家胡华的结论是，“关于走廊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他认为，这条“走廊”的存在对于了解湘江战斗是至关重要的。红军为了渡江，在渡口坚守达一星期之久。如果广西方面施加压力，红军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国防部研究员阎景堂和他的上司秦兴汉将军没有使用“走廊”这个词，但他们承认广西军队通过不寻常的调动留出了一条空白“地区”，从而方便了红军渡江。
在红军突破敌人湘江东岸“围歼”战第一部署，并占领潇水西岸重镇道县之后，在通往湘江东岸的路上是否存在着一条“走廊”呢？如果存在，是谁和桂系之间建立的呢？如果不存在，广西桂系部队又为什么通过不寻常的调动留出一条空白地区，从而方便了红军渡过湘江呢？据笔者所知，历史的真实是这样的：
诚如前文所述，在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之后，桂系的智囊人物刘斐为白崇禧献“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送客”之计，并为白所接受。接着，刘斐与白崇禧商定如下的作战方针：如红军入四关而进，则尽全力拦阻红军，不让向桂林方面进展；如红军入龙虎关，则尽全力攻击，阻止红军向腹地进展。当时刘斐曾说过：“四关是头部，龙虎关是尾部，我们将主力集结灌阳、恭城地区，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较为稳妥。”
与此同时，白崇禧和刘斐为防“尾追红军的蒋介石部队乘机入桂”，他们“唯一希望红军一兵一卒不入桂境，沿湘桂边境从黄沙河出湖南通道至贵州”。为此，他们在向桂系第十五军军长夏威等人讲完这一作战要旨之后，遂又说了如下这句由衷的玩笑话：
“谁给红军送个信，说我们让一条路任其通过。”
当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且未攻取潇水西岸的重镇道县之前，李宗仁按照上述战略原则，在电告蒋介石桂系主力南移恭城的同时，就自行其是下令桂系主力南移。时兵力部署为：白崇禧率刘斐、廖磊进驻恭城，第十五军军部即进驻灌阳，第十五军所属三个师在灌阳南北地区集结。第七军紧靠龙虎关集结。红军于二十二日拂晓攻占潇水西岸的道县之后，白崇禧深恐红军入龙虎关，遂又听从刘斐之策，由恭城电告夏威：“着将四关工事星夜挖去，让红军通过。”
如果红军自攻占道县第二天——即十一月二十三日挥师西指，发起抢渡湘江战役，就按后来日行五十里的速度进逼湘江东岸，红军也会赶在湘军刘建绪所部之前控制全州、兴安等要地，确保红军从界首至觉山铺渡过湘江。不知何故，最高“三人团”迟至二十五日才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白白耽误了四天宝贵的时间。
也就是在这期间，蒋介石为诱使桂系将南移之主力重返北上，扼守湘江，阻红军抢渡湘江西行，在许以李宗仁重位要职的同时，又赠巨资百万。同时，白崇禧根据红军日伏夜行的速度，“计算红军需经过五夜（二十七日夜）才能通过完毕”。为此，在白崇禧、刘斐的主持下制定了两个作战方案：
第一案：于红军通过第四日夜，由新圩至石塘圩之间将第十五军三个师全部展开，截击红军后尾；
第二案：于红军通过第五夜，在新圩展开一个师，截击红军最后一小部。
上述两种方案都说明一点：在红军于二十七日渡过湘江之前，桂系主力绝不会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北指。即使在夏威主张第一方案，并遭到廖磊等人反对而采用第二方案后，白崇禧还明令指示：
“在新圩用一个师打红军后尾就得。”
这不仅说明桂系至此还信守“送客”方针不变，而且也解释了红军一、三军团先头部队于二十五日自潇水西岸出发，在奔袭湘江东岸的过程中为什么没遭遇桂系军队的截击。从另一个视角去分析：就是因上述诸多的原因，在潇水与湘江间形成并存在着一个方便红军抢渡湘江的“走廊”。
自然，笔者上述的说明，也仅仅是根据桂系留下来的作战文字得出的结论。至于是否存在着类似像和陈济棠那样的秘密协定，作为作家真是希望有，因为这不仅会在周恩来的战斗生涯中增添鲜为人知的一页，而且对笔者写这部拙作也会增色。但或许是历史的本来面貌就是如此，也或许是有着其他原因，这条客观存在的“走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愿不要变成千古之谜！
红军主力一、三军团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分别渡过湘江，并完成预定的渡江计划的时候，“我军已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六十里地湘江两岸，在此区域，甚至有四处浅滩可以涉渡”。而这时随中央军委纵队行动的最高“三人团”，始到达灌阳北边的文市、桂岩一带。诚如聂荣臻同志事后追论：“如果当时仍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点，只有一百六十多里地，采取轻装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仍有可能以损失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但是，这时的最高“三人团”却没有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他们仍然让人们抬着从中央根据地带来的坛坛罐罐，按常规行军，每天只走四五十里，足足走了四天，才到达湘江。使前线的战士为了掩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此，李德事后也不得不承认：“这期间又过去了两天宝贵的时间，出敌不意的时机也失去了。而且由于在此期间桂军的大批人马迅速赶来，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接着，在讨论抢渡湘江作战方案的时候，李德又和毛泽东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德在其著作中写道：
“我建议，从南面绕过全县（州），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立即向湘桂黔交界三角地带前进，……毛泽东粗暴地反对这个建议。”
毛泽东为什么反对李德的建议？李德的专著中没有写明。但是，我们从李德的这一建议中可知：一、最高“三人团”业已获悉在此期间桂军的大批人马迅速赶来，继续下令红军的大队人马向湘江东岸进发。按照毛泽东一贯的指挥思想是：敌变我也变，既然在此期间桂军的大批人马迅速赶来，我红军为什么还要往敌人设伏的湘江前进呢？因此，毛泽东必然反对这种一成不变的指挥！二、李德建议“绕过全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的目的，依然是“向湘桂黔交界三角地带前进”。把话说白了，还是按既定的与红六军团、红三军会师的方针办。对此，毛泽东从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始就反对这一方针。据有关史料，毛泽东曾向中央郑重提出如下意见：
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渡灌水，也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市（今东安），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北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攻醮溪（今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
由于史料所限，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至今不知周恩来在此次争论中的立场和观点。但史实是：博古、李德再一次否决了毛泽东的建议。接着，最高“三人团”又按着李德的战略构想，制定了如下的抢渡湘江的方案：
右翼为红一军团。由于全州未能夺取，同意红一军团在全州西南、湘江西岸，离全州十六公里的鲁板桥、脚山铺一线的小山岭作为第一道狙击线。把红二师重点部署在穿过脚山铺的桂黄公路两侧，加紧构筑工事，准备抗击湘军刘建绪所部的进攻。由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负责具体实施。
左翼为红三军团。红三军团第五师十四、十五两团抢占灌阳的新圩阵地之后，迅速在灌阳、新圩一线加紧构筑工事，准备抗击桂系白崇禧所部的进攻，确保整个野战军左翼安全的同时，掩护中央、军委两纵队过江。由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负责具体实施。
作战命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
周恩来深知抢渡湘江战役到了关键时刻，延误一分钟，就意味着要以数以百计甚至千计的红军指战员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为了减少我红军在抢渡湘江中的牺牲，他和朱总司令骑马直驰湘江，亲自指挥这场生死攸关的抢渡湘江战役！
我红一军团首长林彪收到坚守右翼阵地的命令之后，他按着自己特有的作战习惯，首先查看了地图，知道从全州有一条桂黄公路，恰好穿过脚山铺。“这一线山岭走向与桂黄公路相交，正好成十字形。脚山铺在这个十字中心，是个二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在公路的两侧，夹持着两列二公里长的小山岭，各有数个小山头。以东边的黄帝岭和西边的怀中抱子岭最高，标高有三百多米，其余二百多米，山岭上长满小松树。山岭前面有一个开阔地。”他沉吟片时，又指着作战地图对政委聂荣臻说道：
“我以为这儿，是一个比较好的狙击阵地。”
聂荣臻完全赞成林彪的意见，他为了慎重起见，又肃然说道：
“为确保完成坚守右翼阵地的任务，立即召集有关的干部赶到现场看地形，当场部署作战任务。”
林彪与聂荣臻亲自带领红一军团的干部赶到阵地，对着作战地图核对了有关的地形与地物，遂作出如下决定：
首先将二师重点部署在桂黄公路两侧，加紧构筑工事，待一师赶到，再将一师部署在公路两侧，以背后两列二公里长的小山岭做依托，预伏狙击湘军刘建绪部从全州压来，确保中央和军委纵队安全渡江。
我红三军团首长彭德怀收到坚守左翼阵地的战斗任务之后，立即和政委杨尚昆做了研究与部署：鉴于红六师接守红一军团所部红四团已经抢占的左翼阵地界首，特命已经于二十七日下午四时先敌进入新圩的红五师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钟赤兵亲察地形、地物，立即构筑工事，坚决完成狙击北上桂军的任务。
李天佑与钟赤兵率领师团两级指挥员赶赴新圩阵地，知道有一条通往灌阳的公路打这里经过，看到“公路两侧是一片连绵的丘陵地带，有险可守。过了新圩到江岸是一片大平川，无险可守”。为此，特作如下部署：
红十五团在左翼，红十四团在右翼，师指挥所设在离前沿阵地二三里路的地方；临时归红五师指挥的军委“红星”炮兵营配置在师指挥所的后面。最后，李天佑代表师首长发表讲话：
“我们面前的敌人是桂系的主力部队，他们从人数到装备有着绝对的优势。但是，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为了确保中央安全渡过湘江，我们的决心是：只要我们有一个人，就不让他们到新圩！”
但是，最高“三人团”的命令下得太晚了，实在是太晚了！尽管红军的先头部队红一、三军团准时进入预定地点，并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完成了右翼狙击湘军、左翼抵御桂军的阵地部署，可是敌人也利用红军失去的宝贵时间，又重新完成了夺取湘江渡口的部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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