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顶点笔趣阁 www.ddbiquge.co，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军长征的是三人，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他发言的分量大些。他若在遵义会议上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军事路线，其影响与作用将是很大的。再者，据笔者推测，毛泽东如此而为还出于某种不便说出的策略。其一，在博古、李德及凯丰等人的心目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被私下称为反对最高“三人团”的中央纵队“三人团”，而后者的领袖是毛泽东。如果由毛泽东出面做所谓的“反报告”，会产生负效应；其二，既然遵义会议是在隔断王明等的干扰下召开的，如中央一旦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之后，王明仍然有可能假借攻击毛泽东，并利用共产国际的权威推翻遵义会议的决议。如果由张闻天挑头唱主角，就会免去很多的后患。这和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力荐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的思想是一致的。就其常理而言，张闻天与王稼祥只要听了毛泽东对前者的阐述之后，他们也会想到毛泽东后面的理由。因此，他们很快达成了共识：三人共同商定由张闻天代表做“反报告”的提纲，在张发言之后，由毛泽东、王稼祥发言。
按照一般的惯例，中央举行重要会议都是由党的主要负责人出面协商有关事宜。但是，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非常时期举行的，而且从某种意义说，党的主要负责人博古等人在未开会之前，就已经坐在了“被告”席上。因此，遵义会议如何开，甚至博古在会上讲什么，他自己也没有底数。就说是周恩来吧，虽说他主持召开了通道、黎平、猴场三次重要会议，但是，在遵义即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或许是出于性格方面的原因，也或许是认为自己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他随军委纵队进入遵义之后，除行使他的军委副主席的职责——安排部队的休整之外，他没有主动提出如何开好遵义会议的有关事宜。对此，伍修权做了如下回忆：
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我们从伍修权这简短的回忆中可知：上述决定含有毛泽东的主张，但从策略出发，由王稼祥、张闻天出面通知。另一方面我们也可看出：博古乃至于周恩来在召开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是相当被动的。同时，我们也就从中看出毛泽东在“幕后”所起的重大作用了。
李德出于被解除指挥权的不满，他认为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利用这次休整时间，强迫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召开了所谓的扩大会议”。多年之后，他写下了这段文字：
当时的形势，决不像中国官方的历史记载所描述的那样，“党在长征的极端艰难危急的关头，保存和锻炼了红军基干，挽救了党和革命事业的危机”。相反，中央红军长期以来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行动自如，它完全有能力采取主动……下面有两个事实无论如何是确定无疑的：一九三三年十月～一九三四年十月这一年中，兵力薄弱、装备很差的中央红军不仅在拥有五十万人和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面前岿然不动，而且使敌人遭到了惨败。其后，红军井井有条地重新进行了改编，顺利地冲破了四道封锁线，保存了有生力量的战斗力。
李德的自述无外乎想说明：他所代表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言外之意，毛泽东等人的看法是错误的。事实胜于雄辩，笔者就无需再浪费笔墨给予批驳了。
周恩来的做人原则是：既不夺人之美，也不诿过于人，实事求是地对人对事，当然也包括对待自己。当他获悉要他在会议上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之后，他就严肃认真地批判错误军事路线的成因、表现，以及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当然，他也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与应承担的责任。同时，他还以积极的姿态像以往召开党的会议那样，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就连通知参加开会的电文，他都要亲自草拟。请看如下这则致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通知：
卓然、少奇：
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在明十四日赶到遵义城。
恩来二十四时
啊！二十四时，已经进入午夜了，可在准备“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的周恩来还在工作，足以看出他为开好遵义会议付出了多少心血！
但是，当博古接到“要他在会议上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之后，他立即就“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接着，他又很自然地想到争论双方的人员——谁站在毛泽东一边，谁与他一道维护其政治、军事路线。当他想到连周恩来都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后，他那过分的自信也发生了动摇。他沮丧，他悔恨，他感到一切都晚了！似乎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他看到自己书生气十足的同时，也第一次认识了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本色。正当他自问“怎么办”的时候，凯丰叩开了他的房门。他分外热情地接待了凯丰这位同盟者，并主动地向他袒露了自己的苦闷，以及王稼祥、张闻天通知他“在会议上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等事。凯丰沉吟片时，说完“这是一篇难作的文章”之后，又严肃地问道：
“你准备承担路线错误吗？”
“绝不承认！”
“那总结得再全面也没用！”凯丰看了看有些失去主张的博古，又进而指出，“老毛他们早就预谋好了，把‘三人团’打成错误路线的代表，利用遵义会议，扬言把你们轰下台！”
博古感到问题比预想的还要严重，遂决定“事前进行活动”。所谓活动，也就是进行说服工作，希望在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有更多的人站在他博古一边。博古或许忙于作那篇难作的文章：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除去他和凯丰“进行活动”外，尚未发现他找过其他与会者谈过话的史料。而代表博古“事前进行活动”的是凯丰——积极充当了名副其实的说客。对此，聂荣臻做了如下记述：
听说要开会解决路线问题，教条宗派主义者也想争取主动，积极向人们做工作。会前和会议中，凯丰——即何克全，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博古听后心中更觉怆然，他越发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位孤家寡人了！但是，他却暗下决心：在他主讲的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中绝不承认路线错误。与此同时，他——以及他的极少数支持者也都在关注着毛泽东在做些什么……
是啊！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张闻天、周恩来、博古都关在室内作“文章”，而在遵义会议上当然唱主角的毛泽东在做些什么呢？……
十一
毛泽东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之后真是忙极了！就在当天——元月九日的下午，毛泽东尚未落脚，就牵着战马与朱德等赶往遵义旧府衙前，参加群众欢迎红军进驻遵义的大会。
在旧府衙前搭起了一个类似农村唱大戏用的土台子，台上红旗招展，锣鼓齐鸣；台下人头攒动，鞭炮震天。当毛泽东与朱德登上欢迎台之后，台下又爆发出了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首先，由朱德总司令致词，他讲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宗旨、性质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说明红军愿与全国各界人民、各个部队一起抗日。接着，毛泽东发表讲话，真诚地感谢遵义各族人民对红军如此热烈的欢迎，进而阐述红军转战来到此地，是为了解除贵州各族人民的痛苦，是为了解放全国被奴役的人民。自然，他讲话的主体内容是：即将在遵义一带建立的红色政权由全民选举，不收苛捐杂税，主张抗日救国。最后，他大声疾呼“干人”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
毛泽东历来主张欲要夺取政权，必先制造舆论。为了尽快地把遵义一带的各族人民发动起来，他亲自审定，并以他与朱德总司令的名义联合签署了长篇传单：《出路在哪里？出路在哪里？？出路在哪里？？？》在这篇战斗的檄文中，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揭露得淋漓尽致；对共产党的主张阐述得明白易懂。最后，明确地指出人民的出路是：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共产党所主张的苏维埃与红军，就是你们的出路，你们不但不要反对苏维埃与红军，而且还要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在一切方面帮助我们苏维埃与红军取得胜利。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们的出路就在这里。我们贫苦工农大众要合心，要团结，拿我们的菜刀、锄头、大刀、木棍、鸟枪、快枪，以及一切武器暴动起来，发展游击战争，去杀尽国民党、军阀官僚，号召白军士兵杀死他们的长官，哗变到民众方面来，一同来革命，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创造工农自己的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坚决的为了你们自己的出路而斗争！不要惧怕卖国贼刽子手国民党军阀，不要惧怕豪绅地主资本家，他们那里只有少数人，我们这里有着千百万的工农群众。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红军与苏维埃政府的帮助，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
为了更加广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让遵义的各族人民进一步了解中国工农红军，遂于元月十二日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毛泽东发表了《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再次更加具体地阐述了苏维埃红军的主张，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与欺骗，深入浅出地指出工人农民求解放的真正出路。使广大的听众认识了“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的道理。讲话结束之后，选举成立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其中，大教育家徐特立当选为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中的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
徐老早年在赴法勤工俭学时就从王若飞处获知：我国著名的老教育家黄齐生先生在遵义开办了通俗图书馆。这次来到遵义，他当即前去拜访。他在那里发现了《三通》，即：唐代杜佑的《通典》、宋代郑樵的《通志》、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这时，他想起他的得意高足毛泽东曾和他谈起过《三通》，并告知正设法寻觅而未得。因此，徐老如获至宝，遂将这极有价值的《三通》送往毛泽东的下榻处。
毛泽东对历史，尤其是中国通史有着一般人所没有的嗜好。如果说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偏重于对历史的认识，或用所谓与时俱进的观点解释历史的话，而毛泽东读史的兴趣往往是为了鉴古而知今，或从历代王朝的兴衰中，找出他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经验与教训。因此，他不顾连日征战、工作的疲劳，又在那盏昏黄的马灯下爱不释手地翻阅起这厚厚的三大部线装书——《三通》。
毛泽东爱书的同时，也非常尊重有学问的著书人。当他听说遵义有一位《续编遵义府志》的通硕大儒赵乃康先生，被初进遵义城的红军误认为土豪劣绅关了起来，他当即指示释放，礼送回家，并请他的恩师徐特立登门致歉。这位赵老先生也久闻大教育家徐特立的大名，因此非常感动，并与徐老长谈。徐老向这位赵老先生建议：“你们遵义的书多，很珍贵，望赵先生收集起来，妥为保存。”赵老先生甚为感动，从中看到了红军不是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恶魔，而是一支爱护知识、尊重传统文化的军队。这件事情，在遵义的上层名流之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既然意在遵义一带建立临时性的根据地，那就必须争得更多的各界人士的拥护。就在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关在屋中作文章的时候，毛泽东决定只身巡访遵义各界人士，听听他们对红军、对新建的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意见。当他走进一位在当地颇负盛名的书法家的大门之后，只见几位少不更事的红军战士在烧书取暖，他的恩师徐特立一边生气地扑打火苗，抢救被烧的书籍，一边在不住声地说道：
“不准烧书！不准烧书……”
几个冻得瑟瑟发抖的年轻战士愕然不知所措，呆呆地望着徐老在抢救正在燃烧的书籍。有顷，徐老终于把火扑灭了，他无比心疼地责问：
“你们为什么要烧书？”
“天冷，取暖。”一个红军战士有些害怕地答说。
徐特立一听更是气上加气，大声斥责道：
“冻死也不准烧书！懂吗？”
“不懂，”另一个红军战士把嘴一撅，不服气地说道，“留着这些老古董有什么用？”
“用处可大着呢！”到这时，徐老的火气开始消了，他想到了战士烧书，完全出于无知，故依然蹙着眉头解释，“我们红军闹革命就是从书上学来的。知道吗？”
“不知道，”那个年纪最小的红军战士一听似乎得了理，望着徐特立问道，“那为什么地主老财也看书呢？”
徐特立听后叹了口气，感到这些战士无知到这样可爱的地步，遂用最简单的语言说道：
“那是因为他们要学习压迫穷人的办法！”
战士们听后都怔住了，接着又相继议论，最后，他们中的一个战士说道：“奇了！真是奇了……书能教给红军闹革命的道理，也能教给地主老财压迫穷人的办法。这真是奇了！”
“一点也不奇！”毛泽东边说边大步走到跟前，冲着徐特立点了点头，近似玩笑地说，“徐老，你看我们的战士竟然想学西楚霸王，不过目的是可笑的，想取暖！”
徐特立听了毛泽东的话后真是感慨万千，当他从自己西渡学习马克思主义联想到战士烧书之后，又禁不住地发了一句议论：
“就凭烧书这一点，从红军战士到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还有十万八千里哟！”
说来也凑巧，毛泽东蓦然抬头，看见了中堂上悬挂着一幅孔子的画像，遂由徐特立对现实的感慨引向了对历史纵深的思索，接着，他又由此联想到了古今中外宗教中的教主与教徒，禁不住地摇了摇头说道：
“所以说，你这位教育部长，包括我们每一个有理论水平的共产党人，其责任是何等的重大哟！”
在场的几个小战士一听灭火救书的是红军的教育部长，都惊得吐了吐舌头。毛泽东看着这几个可爱的小战士，遂又启发道：
“小同志，我国古代有一位大文学家叫司马迁，他写了一部很厚很厚的书，其中有一章叫‘萧相国世家’，这位萧相国也就是萧何月下追韩信的那位萧何。书中写道：沛公——也就是刘邦，他在打下咸阳之后，手下的将士们皆争着抢秦朝的金银财物，唯这位萧何收集秦朝的图书，尤其是一些治国的御史律令。结果，收藏图书的萧何帮着刘邦取得了天下，而力主烧书的西楚霸王却落得了一个乌江自刎的下场，你们说该学谁呢？”
“学萧何！学萧何……”几个战士争着答说。
“你们说说看，我们的教育部长——徐老算不算红军中保护图书的萧何啊？”
“算！算……”
徐特立看着自己的学生——毛泽东是这样耐心地、深入浅出地教育战士，感慨地说道：
“主席，你比我更懂得教育。”
几个战士一听这位首长就是毛泽东主席，更是惊得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其中那个年龄最小的战士惊愕地问道：
“你真的就是毛主席？”
“这不会错的，我就是毛泽东。你们知道吗？”毛泽东指着徐特立，十分尊敬地说，“徐老是我的老师！”
这几位战士一听，惊得再次吐了吐舌头。（未完待续）
军长征的是三人，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他发言的分量大些。他若在遵义会议上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军事路线，其影响与作用将是很大的。再者，据笔者推测，毛泽东如此而为还出于某种不便说出的策略。其一，在博古、李德及凯丰等人的心目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被私下称为反对最高“三人团”的中央纵队“三人团”，而后者的领袖是毛泽东。如果由毛泽东出面做所谓的“反报告”，会产生负效应；其二，既然遵义会议是在隔断王明等的干扰下召开的，如中央一旦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之后，王明仍然有可能假借攻击毛泽东，并利用共产国际的权威推翻遵义会议的决议。如果由张闻天挑头唱主角，就会免去很多的后患。这和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力荐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的思想是一致的。就其常理而言，张闻天与王稼祥只要听了毛泽东对前者的阐述之后，他们也会想到毛泽东后面的理由。因此，他们很快达成了共识：三人共同商定由张闻天代表做“反报告”的提纲，在张发言之后，由毛泽东、王稼祥发言。
按照一般的惯例，中央举行重要会议都是由党的主要负责人出面协商有关事宜。但是，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非常时期举行的，而且从某种意义说，党的主要负责人博古等人在未开会之前，就已经坐在了“被告”席上。因此，遵义会议如何开，甚至博古在会上讲什么，他自己也没有底数。就说是周恩来吧，虽说他主持召开了通道、黎平、猴场三次重要会议，但是，在遵义即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或许是出于性格方面的原因，也或许是认为自己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他随军委纵队进入遵义之后，除行使他的军委副主席的职责——安排部队的休整之外，他没有主动提出如何开好遵义会议的有关事宜。对此，伍修权做了如下回忆：
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我们从伍修权这简短的回忆中可知：上述决定含有毛泽东的主张，但从策略出发，由王稼祥、张闻天出面通知。另一方面我们也可看出：博古乃至于周恩来在召开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是相当被动的。同时，我们也就从中看出毛泽东在“幕后”所起的重大作用了。
李德出于被解除指挥权的不满，他认为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利用这次休整时间，强迫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召开了所谓的扩大会议”。多年之后，他写下了这段文字：
当时的形势，决不像中国官方的历史记载所描述的那样，“党在长征的极端艰难危急的关头，保存和锻炼了红军基干，挽救了党和革命事业的危机”。相反，中央红军长期以来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行动自如，它完全有能力采取主动……下面有两个事实无论如何是确定无疑的：一九三三年十月～一九三四年十月这一年中，兵力薄弱、装备很差的中央红军不仅在拥有五十万人和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面前岿然不动，而且使敌人遭到了惨败。其后，红军井井有条地重新进行了改编，顺利地冲破了四道封锁线，保存了有生力量的战斗力。
李德的自述无外乎想说明：他所代表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言外之意，毛泽东等人的看法是错误的。事实胜于雄辩，笔者就无需再浪费笔墨给予批驳了。
周恩来的做人原则是：既不夺人之美，也不诿过于人，实事求是地对人对事，当然也包括对待自己。当他获悉要他在会议上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之后，他就严肃认真地批判错误军事路线的成因、表现，以及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当然，他也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与应承担的责任。同时，他还以积极的姿态像以往召开党的会议那样，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就连通知参加开会的电文，他都要亲自草拟。请看如下这则致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通知：
卓然、少奇：
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在明十四日赶到遵义城。
恩来二十四时
啊！二十四时，已经进入午夜了，可在准备“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的周恩来还在工作，足以看出他为开好遵义会议付出了多少心血！
但是，当博古接到“要他在会议上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之后，他立即就“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接着，他又很自然地想到争论双方的人员——谁站在毛泽东一边，谁与他一道维护其政治、军事路线。当他想到连周恩来都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后，他那过分的自信也发生了动摇。他沮丧，他悔恨，他感到一切都晚了！似乎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他看到自己书生气十足的同时，也第一次认识了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本色。正当他自问“怎么办”的时候，凯丰叩开了他的房门。他分外热情地接待了凯丰这位同盟者，并主动地向他袒露了自己的苦闷，以及王稼祥、张闻天通知他“在会议上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等事。凯丰沉吟片时，说完“这是一篇难作的文章”之后，又严肃地问道：
“你准备承担路线错误吗？”
“绝不承认！”
“那总结得再全面也没用！”凯丰看了看有些失去主张的博古，又进而指出，“老毛他们早就预谋好了，把‘三人团’打成错误路线的代表，利用遵义会议，扬言把你们轰下台！”
博古感到问题比预想的还要严重，遂决定“事前进行活动”。所谓活动，也就是进行说服工作，希望在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有更多的人站在他博古一边。博古或许忙于作那篇难作的文章：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除去他和凯丰“进行活动”外，尚未发现他找过其他与会者谈过话的史料。而代表博古“事前进行活动”的是凯丰——积极充当了名副其实的说客。对此，聂荣臻做了如下记述：
听说要开会解决路线问题，教条宗派主义者也想争取主动，积极向人们做工作。会前和会议中，凯丰——即何克全，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博古听后心中更觉怆然，他越发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位孤家寡人了！但是，他却暗下决心：在他主讲的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中绝不承认路线错误。与此同时，他——以及他的极少数支持者也都在关注着毛泽东在做些什么……
是啊！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张闻天、周恩来、博古都关在室内作“文章”，而在遵义会议上当然唱主角的毛泽东在做些什么呢？……
十一
毛泽东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之后真是忙极了！就在当天——元月九日的下午，毛泽东尚未落脚，就牵着战马与朱德等赶往遵义旧府衙前，参加群众欢迎红军进驻遵义的大会。
在旧府衙前搭起了一个类似农村唱大戏用的土台子，台上红旗招展，锣鼓齐鸣；台下人头攒动，鞭炮震天。当毛泽东与朱德登上欢迎台之后，台下又爆发出了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首先，由朱德总司令致词，他讲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宗旨、性质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说明红军愿与全国各界人民、各个部队一起抗日。接着，毛泽东发表讲话，真诚地感谢遵义各族人民对红军如此热烈的欢迎，进而阐述红军转战来到此地，是为了解除贵州各族人民的痛苦，是为了解放全国被奴役的人民。自然，他讲话的主体内容是：即将在遵义一带建立的红色政权由全民选举，不收苛捐杂税，主张抗日救国。最后，他大声疾呼“干人”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
毛泽东历来主张欲要夺取政权，必先制造舆论。为了尽快地把遵义一带的各族人民发动起来，他亲自审定，并以他与朱德总司令的名义联合签署了长篇传单：《出路在哪里？出路在哪里？？出路在哪里？？？》在这篇战斗的檄文中，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揭露得淋漓尽致；对共产党的主张阐述得明白易懂。最后，明确地指出人民的出路是：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共产党所主张的苏维埃与红军，就是你们的出路，你们不但不要反对苏维埃与红军，而且还要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在一切方面帮助我们苏维埃与红军取得胜利。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们的出路就在这里。我们贫苦工农大众要合心，要团结，拿我们的菜刀、锄头、大刀、木棍、鸟枪、快枪，以及一切武器暴动起来，发展游击战争，去杀尽国民党、军阀官僚，号召白军士兵杀死他们的长官，哗变到民众方面来，一同来革命，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创造工农自己的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坚决的为了你们自己的出路而斗争！不要惧怕卖国贼刽子手国民党军阀，不要惧怕豪绅地主资本家，他们那里只有少数人，我们这里有着千百万的工农群众。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红军与苏维埃政府的帮助，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
为了更加广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让遵义的各族人民进一步了解中国工农红军，遂于元月十二日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毛泽东发表了《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再次更加具体地阐述了苏维埃红军的主张，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与欺骗，深入浅出地指出工人农民求解放的真正出路。使广大的听众认识了“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的道理。讲话结束之后，选举成立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其中，大教育家徐特立当选为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中的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
徐老早年在赴法勤工俭学时就从王若飞处获知：我国著名的老教育家黄齐生先生在遵义开办了通俗图书馆。这次来到遵义，他当即前去拜访。他在那里发现了《三通》，即：唐代杜佑的《通典》、宋代郑樵的《通志》、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这时，他想起他的得意高足毛泽东曾和他谈起过《三通》，并告知正设法寻觅而未得。因此，徐老如获至宝，遂将这极有价值的《三通》送往毛泽东的下榻处。
毛泽东对历史，尤其是中国通史有着一般人所没有的嗜好。如果说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偏重于对历史的认识，或用所谓与时俱进的观点解释历史的话，而毛泽东读史的兴趣往往是为了鉴古而知今，或从历代王朝的兴衰中，找出他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经验与教训。因此，他不顾连日征战、工作的疲劳，又在那盏昏黄的马灯下爱不释手地翻阅起这厚厚的三大部线装书——《三通》。
毛泽东爱书的同时，也非常尊重有学问的著书人。当他听说遵义有一位《续编遵义府志》的通硕大儒赵乃康先生，被初进遵义城的红军误认为土豪劣绅关了起来，他当即指示释放，礼送回家，并请他的恩师徐特立登门致歉。这位赵老先生也久闻大教育家徐特立的大名，因此非常感动，并与徐老长谈。徐老向这位赵老先生建议：“你们遵义的书多，很珍贵，望赵先生收集起来，妥为保存。”赵老先生甚为感动，从中看到了红军不是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恶魔，而是一支爱护知识、尊重传统文化的军队。这件事情，在遵义的上层名流之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既然意在遵义一带建立临时性的根据地，那就必须争得更多的各界人士的拥护。就在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关在屋中作文章的时候，毛泽东决定只身巡访遵义各界人士，听听他们对红军、对新建的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意见。当他走进一位在当地颇负盛名的书法家的大门之后，只见几位少不更事的红军战士在烧书取暖，他的恩师徐特立一边生气地扑打火苗，抢救被烧的书籍，一边在不住声地说道：
“不准烧书！不准烧书……”
几个冻得瑟瑟发抖的年轻战士愕然不知所措，呆呆地望着徐老在抢救正在燃烧的书籍。有顷，徐老终于把火扑灭了，他无比心疼地责问：
“你们为什么要烧书？”
“天冷，取暖。”一个红军战士有些害怕地答说。
徐特立一听更是气上加气，大声斥责道：
“冻死也不准烧书！懂吗？”
“不懂，”另一个红军战士把嘴一撅，不服气地说道，“留着这些老古董有什么用？”
“用处可大着呢！”到这时，徐老的火气开始消了，他想到了战士烧书，完全出于无知，故依然蹙着眉头解释，“我们红军闹革命就是从书上学来的。知道吗？”
“不知道，”那个年纪最小的红军战士一听似乎得了理，望着徐特立问道，“那为什么地主老财也看书呢？”
徐特立听后叹了口气，感到这些战士无知到这样可爱的地步，遂用最简单的语言说道：
“那是因为他们要学习压迫穷人的办法！”
战士们听后都怔住了，接着又相继议论，最后，他们中的一个战士说道：“奇了！真是奇了……书能教给红军闹革命的道理，也能教给地主老财压迫穷人的办法。这真是奇了！”
“一点也不奇！”毛泽东边说边大步走到跟前，冲着徐特立点了点头，近似玩笑地说，“徐老，你看我们的战士竟然想学西楚霸王，不过目的是可笑的，想取暖！”
徐特立听了毛泽东的话后真是感慨万千，当他从自己西渡学习马克思主义联想到战士烧书之后，又禁不住地发了一句议论：
“就凭烧书这一点，从红军战士到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还有十万八千里哟！”
说来也凑巧，毛泽东蓦然抬头，看见了中堂上悬挂着一幅孔子的画像，遂由徐特立对现实的感慨引向了对历史纵深的思索，接着，他又由此联想到了古今中外宗教中的教主与教徒，禁不住地摇了摇头说道：
“所以说，你这位教育部长，包括我们每一个有理论水平的共产党人，其责任是何等的重大哟！”
在场的几个小战士一听灭火救书的是红军的教育部长，都惊得吐了吐舌头。毛泽东看着这几个可爱的小战士，遂又启发道：
“小同志，我国古代有一位大文学家叫司马迁，他写了一部很厚很厚的书，其中有一章叫‘萧相国世家’，这位萧相国也就是萧何月下追韩信的那位萧何。书中写道：沛公——也就是刘邦，他在打下咸阳之后，手下的将士们皆争着抢秦朝的金银财物，唯这位萧何收集秦朝的图书，尤其是一些治国的御史律令。结果，收藏图书的萧何帮着刘邦取得了天下，而力主烧书的西楚霸王却落得了一个乌江自刎的下场，你们说该学谁呢？”
“学萧何！学萧何……”几个战士争着答说。
“你们说说看，我们的教育部长——徐老算不算红军中保护图书的萧何啊？”
“算！算……”
徐特立看着自己的学生——毛泽东是这样耐心地、深入浅出地教育战士，感慨地说道：
“主席，你比我更懂得教育。”
几个战士一听这位首长就是毛泽东主席，更是惊得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其中那个年龄最小的战士惊愕地问道：
“你真的就是毛主席？”
“这不会错的，我就是毛泽东。你们知道吗？”毛泽东指着徐特立，十分尊敬地说，“徐老是我的老师！”
这几位战士一听，惊得再次吐了吐舌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