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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久存离开中央红军的想法。诚如前文所述，遵义会议之后，在其决议中曾明确写道：“白区党的工作，必须建立与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必须有彻底的转变。”不久，在二占遵义后的三月五日，他收到任弼时的来电，获悉上海地下党遭到破坏，他曾考虑自己潜回上海，一方面准备恢复白区工作，一方面设法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但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反对，遂派潘汉年去完成这两项工作。
在中央红军胜利完成四渡赤水之后，在四月十七日渡北盘江之前，中央曾再次讨论派一位负责同志出去，与潘汉年一道完成上述两项任务。那时，张闻天一方面看到了毛泽东的军事天才，由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指挥红军是放心的；另一方面他认为自己既熟悉白区的情况，又与共产国际素有联络，故提出由自己出去完成任务。但大家都不赞成。再因战事急迫，此次议而未决。
时下，中央红军由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接下来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了，张闻天认为自己这时离开红军，去做自己所长的工作对党是有益的。为此，他把自己的这种想法，一定是在行军途中和善解人意的周恩来谈了，故而引起了毛泽东找张闻天谈心的事。
“洛甫同志，”毛泽东边说边走进了张闻天的临时住处，开门见山地问道，“你是真的想离开中央红军吗？”
张闻天对毛泽东的到来感到很是突然，他稍许沉吟，遂有些沉重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为什么自始至终不赞成张闻天离开红军呢？对此，二位当事者谁也没有说明。多年之后，史家也有着各种说法。笔者认为：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代，吃够了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尤其是王明等人的苦头。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核心是武装夺取政权——必须走由农村到城市的革命道路，因此党的领导核心——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必须在红军中，绝不允许再出现当年党的核心远离军队的情况。时下，如果作为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回到了白区上海，且又和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这就必然会恢复到当年的领导格局：共产国际通过张闻天在白区的党中央，对红军发号施令。这是为毛泽东历来所坚决反对的！
再者，中央红军就要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了，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心情是一样的——企盼着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是，毛泽东比张闻天更了解中国的历史，或者说在党内的路线斗争中毛受的磨难比张多，因此他在想到会师后好的一面的同时，也想到了可能出现的问题。毛泽东非常清楚，中央红军并不等于党的中央，如果会师后的党中央没有第一把手，由谁来解决可能发生的权力之争呢？另外，时在红军中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只有毛泽东与张国焘共事最久，相互知之最深，尤其毛泽东一想到在党的三大上与张国焘的那场争论，他是无论如何不同意张闻天走的。为此，毛泽东看着情绪沉闷的张闻天，有些焦急地说道：
“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我毛泽东的牛脾气又惹得你这位明君生气了？”
张闻天一听毛泽东的话语，禁不住地淡然一笑，有些不自然地说道：
“看主席说到哪里去了？”
“那又是为什么呢？”毛泽东进而追问道。
张闻天的书生气是很重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是绝不会袒露所谓个人的恩怨的，故郑重地说道：
“鉴于一、四方面军就要会师的大好局面，我认为恢复上海地下党组织，接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已迫在眉睫。”
“我们不是已经派出了潘汉年同志了吗？”
“可至今杳无音信。”接着，张闻天又重复了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的重要性，然后又深沉地说，“我想过许久，由我潜回上海，完成上述两项任务比较合适。”
“不合适，绝对不合适！”这时的毛泽东或许又想到了和四方面军会师后的负面效应，故脱口而出：“中国有一句老话，叫朝中不可一日无主！”
“可我……不是当‘主’的料，”张闻天进而又坦言，“再说，指挥打仗非我所长，我在与不在影响都不大。”
“这完全不是你的心里话呀！”接着，毛泽东也坦率地讲了两大红军会师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又十分真切地说道，“洛甫同志，我可以坦诚地相告：为中国革命计，你必须留下；就说我毛泽东吧，也不能没有负总责的张闻天同志！”
“我赞成主席的意见！”
随着周恩来的话声，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陈云等人相继走进屋内。从每个人的表情都可以看出来，他们已经在门外等候多时了。或许是这些“不速之客”来得太突然了，张闻天连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大事都忘了，有些愕然地问道：
“你们这是……”
“前来开会啊！”周恩来说罢笑了笑，“不要忘了，我们是应洛甫同志之约，前来讨论红军下一阶段的行动方针、大计的。”
张闻天如梦方醒，有些难为情地笑了，接着便请大家落座，让警卫员倒水。
“我看啊，”周恩来第一个发言，“今天的会议，就接着主席和洛甫同志的议题往下开。”
“我赞成。”第一个呼应周恩来提议的是博古。他在这几个月的战争实践中，渐渐地认识了毛泽东的军事天才，自然也就一步一步地看到了自己在军事路线上所犯的错误。另外，博古不仅是一位敢于向真理投降的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党员，在发表了不赞成张闻天离开中央红军的意见之后，又提出：“我提议，派陈云同志去上海。”
对此，与会者无异议。陈云当即表示：
“我是白区工作部长，恢复上海党组织我责无旁贷。另外，我一直在上海工作、战斗，各方面都比较熟悉。”
“这是有利条件，”毛泽东说罢又微微地摇了摇头，“但从另一个方面说，也可能会变成不利的条件，因为敌人对你实在是太熟悉了。”
“那就再加派一位罗迈同志吧！”周恩来说道。
“就是我那位同乡李维汉吧？我看可以。”毛泽东说罢又补充道，“会后，由洛甫同志向他们二位交代任务。我看关键的问题，是要请老总想办法，把陈云他们送出川去。”
“送陈云同志出川的事，伯承比我有办法。”朱德讲了自己离开四川太久，除去军界之外和四川的黑社会没有什么关系。接着，他又说道，“伯承同志可不同了，过去，他和四川的袍哥上层有关系，可以利用袍哥为陈云同志出川提供方便。”
“就这样决定了！”毛泽东说罢巡视了一遍与会者的表情，“我看，下边就请洛甫同志主持开会吧。”
张闻天对天下大事、国际政治有着特殊的兴趣。他随军征战到每一个地方，都要秘书、警卫员给他搜集敌人的报纸，潜心研读国内、国外，尤其是有关日本侵华的消息。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一位身在长征中，心系天下事的领导人。因此，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中央会议，几乎所有关于这方面的报告和决议，都是由张闻天同志来完成的。
面对两大红军即将会师的大好局面，张闻天认为中央必须对全国的政治形势以及未来的走向有个统一的认识。唯有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才不会脱离国内、国外的政情发展；两大红军会师后的军事行为才会有的放矢。所以，他在概述了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形势后，又着重讲了华北五省即将变成第二个东北三省的情况。大意谓：内蒙古德王打着独立的旗号，公然投降日本；驻绥远、察哈尔的二十九军，在宋哲元等将领对日妥协的思想指导下，派出副军长秦德纯与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举行秘密会谈，传说即将签订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日本借口天津卫两大汉奸报纸的主笔被暗杀，天津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出：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天津市长张廷锷，同时还要求国民党撤退宪兵三团、蓝衣社、驻河北的中央军及东北军等；而已经沦陷敌手的热河，时下完全变成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占华北的前沿阵地。最后，他几乎是下结论地说道：
“南京国民政府在华北一带的倒行逆施，必将激起全国更大的救亡抗日的浪潮。因此，我党必须发表声明，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
毛泽东对天下大事，尤其是对日本侵华行动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在指挥战争的过程中，每到一个比较大的县城、集镇的时候，警卫员是一定要搜集各种报纸，供他研读。如果说毛泽东和张闻天在这件事上有什么不同之处的话，毛更重视利用客观存在的政情，在削弱敌人实力的同时，借以发展、壮大革命的力量。所以，他以坚定的口气说道：
“我赞成洛甫同志的意见！但是，我以为这件大事应放到与四方面军会师后再议。”
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同意。
接着，周恩来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向与会者讲述蒋介石在飞抵成都前的行踪。大意谓：中央红军在过彝族区的前后，坐镇昆明的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必然沿着当年石达开败退的老路奔袭大渡河，抢占安顺场，故决定于五月二十一日离开昆明，绕道贵阳，于五月二十二日飞重庆。龙云为了“欢送”蒋介石离开昆明，特用黄金制了一个大牌子，上刊“蒋委员长莅滇纪念”字样，十分隆重地献给蒋介石；蒋氏为了进一步收买龙云，也学着当年孔明的样儿大搞怀柔政策，并将宋子文批的特支费所余十四万元，回赠给龙云。也就是在这期间，红四方面军先后攻占川西北茂县、理县等四座县城，俨然摆出了迎接红一方面军的架势。蒋介石为了防范未来两大红军在川西一带会师，遂又于五月二十六日飞往成都。最后，周恩来说道：
“我个人认为，蒋介石飞抵成都有两个目的：一是逼迫川中诸地方实力派就范，再是防范中央红军一旦渡过大渡河，在川西一带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但是，时下蒋某人尚不知我们已经从泸定桥上过了大渡河。”朱德以肯定的语气说道。
“这恰好为我们研究下一步军事行动提供了空间。”周恩来望着朱德又说道，“为了减少红军不必要的损失，或者说加快与四方面军会师的步伐，请我们的总司令讲一讲川中诸军阀，尤其是杨森的情况。”
“我举双手赞成！”毛泽东笑着说，“无论是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军事观点看，还是从君从故乡来，必知故乡事的角度说，非老总莫属。”
杨森，是四川的一位很有特色且又很有影响的军阀。他早年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同属所谓“速成”系。但是，他在四川军阀长年的混战中，不仅与“保定”系的川中军阀兵戎相见，而且也与“速成”系的刘湘势如水火。他为了在川中军阀混战中做到自保并伺机发展自己的势力，一直在玩所谓远交近攻的策略。早年，他曾向直系实力派人物吴佩孚主动输诚，利用吴大帅的实力和名气，曾一度控制川东，尤其是三峡这条出川的必经之路，大大地风光过一个时期；后来，蒋介石誓师北伐，势如破竹，他又见风使舵接受国民革命军的改编。他为了体现所谓的一个义字，又主动把兵败湖北的吴佩孚请进四川，继续做他的无兵无饷的吴大帅；后来，刘湘成了川中王，杨森为了不被刘湘吃掉，曾主动派人和红四方面军建立联系。当他获悉刘湘于暗中派人侦知此事，并想借蒋介石的手把他消灭之后，他又赶在刘湘的前面，主动向蒋介石输诚，表示愿意放弃川北的地盘，率部到滇北、川南，“围剿”就要北渡金沙江的中央红军。这就是杨森所部到大渡河下游防范中央红军北渡的由来。
朱德早年与杨森相交素笃，远在北伐前后，杨森还曾收留过朱德，且委以重任。两人终因志不同道不合而分手。因此，朱德对杨森的为人、为官是了如指掌的。他扼要地讲了杨森的上述历史之后，又说道：
“时下，杨森是在借助蒋介石的力量抗衡刘湘，不可能为了买我朱德的面子，冒险授刘湘以柄，并进而获罪蒋介石；但是，他为了自保，也绝不会拿老本与红军拼。”
“也就是说，杨森在目前的情况下，是取守势的心态了？”毛泽东问道。
“我以为是这样的。”朱德说罢又补充道，“但是，有些表面文章他还是要做的。”
在分析了敌人统帅部的心态之后，周恩来又命作战参谋挂好作战地图，向与会者简介了敌人时下所处的位置。接着，周恩来说道：
“为了尽快实现与四方面军的会师，我们必须先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其一，是为了选择中央红军的最佳进军路线；再是为了通报给四方面军迎接我们的先遣队，让他们迎有时间，接有地。好，我看先由泽东同志谈吧！”
毛泽东在汇总了这些情况之后，他的心中实际上已经有了定见。但是，他清楚这一进军路线是相当艰难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史无先例的，这就等于再次向英雄的红军发出了新的挑战——敢不敢走这条行军路线？另外，他又知道自会理会议之后，尤其是从袭占安顺场到飞夺泸定桥期间，红军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了四渡赤水。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再由他直言提出这一新的、难度更大的方案，会不会又有人反对？因此，他走到军事地图前边，用手指着那一个个不同的符号，变换了一种方式说道：
“由泸定去川西北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捷径，走芦山、邛崃，沿川西平原的边缘北去；一条是险路，先越二郎山，经天全、宝兴，翻越常年积雪不化的夹金山。从现在的敌我态势看，走川西平原这条捷径是有很大危险性的。老总啊，你看呢？”
“我认为此路不通。”朱德说罢走到军事地图前，边用手指点边说，“成都历来是川西平原的政治、文化中心，莫说刘湘等军阀不会借路给我们，就说蒋介石临时调兵遣将，也能阻止我们从此通过。”
“我也认为此路不通，”周恩来补充道，“敌人的优势在平原地带，因为这里的交通方便，利于兵力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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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久存离开中央红军的想法。诚如前文所述，遵义会议之后，在其决议中曾明确写道：“白区党的工作，必须建立与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必须有彻底的转变。”不久，在二占遵义后的三月五日，他收到任弼时的来电，获悉上海地下党遭到破坏，他曾考虑自己潜回上海，一方面准备恢复白区工作，一方面设法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但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反对，遂派潘汉年去完成这两项工作。
在中央红军胜利完成四渡赤水之后，在四月十七日渡北盘江之前，中央曾再次讨论派一位负责同志出去，与潘汉年一道完成上述两项任务。那时，张闻天一方面看到了毛泽东的军事天才，由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指挥红军是放心的；另一方面他认为自己既熟悉白区的情况，又与共产国际素有联络，故提出由自己出去完成任务。但大家都不赞成。再因战事急迫，此次议而未决。
时下，中央红军由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接下来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了，张闻天认为自己这时离开红军，去做自己所长的工作对党是有益的。为此，他把自己的这种想法，一定是在行军途中和善解人意的周恩来谈了，故而引起了毛泽东找张闻天谈心的事。
“洛甫同志，”毛泽东边说边走进了张闻天的临时住处，开门见山地问道，“你是真的想离开中央红军吗？”
张闻天对毛泽东的到来感到很是突然，他稍许沉吟，遂有些沉重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为什么自始至终不赞成张闻天离开红军呢？对此，二位当事者谁也没有说明。多年之后，史家也有着各种说法。笔者认为：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代，吃够了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尤其是王明等人的苦头。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核心是武装夺取政权——必须走由农村到城市的革命道路，因此党的领导核心——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必须在红军中，绝不允许再出现当年党的核心远离军队的情况。时下，如果作为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回到了白区上海，且又和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这就必然会恢复到当年的领导格局：共产国际通过张闻天在白区的党中央，对红军发号施令。这是为毛泽东历来所坚决反对的！
再者，中央红军就要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了，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心情是一样的——企盼着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是，毛泽东比张闻天更了解中国的历史，或者说在党内的路线斗争中毛受的磨难比张多，因此他在想到会师后好的一面的同时，也想到了可能出现的问题。毛泽东非常清楚，中央红军并不等于党的中央，如果会师后的党中央没有第一把手，由谁来解决可能发生的权力之争呢？另外，时在红军中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只有毛泽东与张国焘共事最久，相互知之最深，尤其毛泽东一想到在党的三大上与张国焘的那场争论，他是无论如何不同意张闻天走的。为此，毛泽东看着情绪沉闷的张闻天，有些焦急地说道：
“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我毛泽东的牛脾气又惹得你这位明君生气了？”
张闻天一听毛泽东的话语，禁不住地淡然一笑，有些不自然地说道：
“看主席说到哪里去了？”
“那又是为什么呢？”毛泽东进而追问道。
张闻天的书生气是很重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是绝不会袒露所谓个人的恩怨的，故郑重地说道：
“鉴于一、四方面军就要会师的大好局面，我认为恢复上海地下党组织，接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已迫在眉睫。”
“我们不是已经派出了潘汉年同志了吗？”
“可至今杳无音信。”接着，张闻天又重复了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的重要性，然后又深沉地说，“我想过许久，由我潜回上海，完成上述两项任务比较合适。”
“不合适，绝对不合适！”这时的毛泽东或许又想到了和四方面军会师后的负面效应，故脱口而出：“中国有一句老话，叫朝中不可一日无主！”
“可我……不是当‘主’的料，”张闻天进而又坦言，“再说，指挥打仗非我所长，我在与不在影响都不大。”
“这完全不是你的心里话呀！”接着，毛泽东也坦率地讲了两大红军会师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又十分真切地说道，“洛甫同志，我可以坦诚地相告：为中国革命计，你必须留下；就说我毛泽东吧，也不能没有负总责的张闻天同志！”
“我赞成主席的意见！”
随着周恩来的话声，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陈云等人相继走进屋内。从每个人的表情都可以看出来，他们已经在门外等候多时了。或许是这些“不速之客”来得太突然了，张闻天连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大事都忘了，有些愕然地问道：
“你们这是……”
“前来开会啊！”周恩来说罢笑了笑，“不要忘了，我们是应洛甫同志之约，前来讨论红军下一阶段的行动方针、大计的。”
张闻天如梦方醒，有些难为情地笑了，接着便请大家落座，让警卫员倒水。
“我看啊，”周恩来第一个发言，“今天的会议，就接着主席和洛甫同志的议题往下开。”
“我赞成。”第一个呼应周恩来提议的是博古。他在这几个月的战争实践中，渐渐地认识了毛泽东的军事天才，自然也就一步一步地看到了自己在军事路线上所犯的错误。另外，博古不仅是一位敢于向真理投降的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党员，在发表了不赞成张闻天离开中央红军的意见之后，又提出：“我提议，派陈云同志去上海。”
对此，与会者无异议。陈云当即表示：
“我是白区工作部长，恢复上海党组织我责无旁贷。另外，我一直在上海工作、战斗，各方面都比较熟悉。”
“这是有利条件，”毛泽东说罢又微微地摇了摇头，“但从另一个方面说，也可能会变成不利的条件，因为敌人对你实在是太熟悉了。”
“那就再加派一位罗迈同志吧！”周恩来说道。
“就是我那位同乡李维汉吧？我看可以。”毛泽东说罢又补充道，“会后，由洛甫同志向他们二位交代任务。我看关键的问题，是要请老总想办法，把陈云他们送出川去。”
“送陈云同志出川的事，伯承比我有办法。”朱德讲了自己离开四川太久，除去军界之外和四川的黑社会没有什么关系。接着，他又说道，“伯承同志可不同了，过去，他和四川的袍哥上层有关系，可以利用袍哥为陈云同志出川提供方便。”
“就这样决定了！”毛泽东说罢巡视了一遍与会者的表情，“我看，下边就请洛甫同志主持开会吧。”
张闻天对天下大事、国际政治有着特殊的兴趣。他随军征战到每一个地方，都要秘书、警卫员给他搜集敌人的报纸，潜心研读国内、国外，尤其是有关日本侵华的消息。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一位身在长征中，心系天下事的领导人。因此，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中央会议，几乎所有关于这方面的报告和决议，都是由张闻天同志来完成的。
面对两大红军即将会师的大好局面，张闻天认为中央必须对全国的政治形势以及未来的走向有个统一的认识。唯有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才不会脱离国内、国外的政情发展；两大红军会师后的军事行为才会有的放矢。所以，他在概述了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形势后，又着重讲了华北五省即将变成第二个东北三省的情况。大意谓：内蒙古德王打着独立的旗号，公然投降日本；驻绥远、察哈尔的二十九军，在宋哲元等将领对日妥协的思想指导下，派出副军长秦德纯与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举行秘密会谈，传说即将签订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日本借口天津卫两大汉奸报纸的主笔被暗杀，天津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出：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天津市长张廷锷，同时还要求国民党撤退宪兵三团、蓝衣社、驻河北的中央军及东北军等；而已经沦陷敌手的热河，时下完全变成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占华北的前沿阵地。最后，他几乎是下结论地说道：
“南京国民政府在华北一带的倒行逆施，必将激起全国更大的救亡抗日的浪潮。因此，我党必须发表声明，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
毛泽东对天下大事，尤其是对日本侵华行动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在指挥战争的过程中，每到一个比较大的县城、集镇的时候，警卫员是一定要搜集各种报纸，供他研读。如果说毛泽东和张闻天在这件事上有什么不同之处的话，毛更重视利用客观存在的政情，在削弱敌人实力的同时，借以发展、壮大革命的力量。所以，他以坚定的口气说道：
“我赞成洛甫同志的意见！但是，我以为这件大事应放到与四方面军会师后再议。”
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同意。
接着，周恩来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向与会者讲述蒋介石在飞抵成都前的行踪。大意谓：中央红军在过彝族区的前后，坐镇昆明的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必然沿着当年石达开败退的老路奔袭大渡河，抢占安顺场，故决定于五月二十一日离开昆明，绕道贵阳，于五月二十二日飞重庆。龙云为了“欢送”蒋介石离开昆明，特用黄金制了一个大牌子，上刊“蒋委员长莅滇纪念”字样，十分隆重地献给蒋介石；蒋氏为了进一步收买龙云，也学着当年孔明的样儿大搞怀柔政策，并将宋子文批的特支费所余十四万元，回赠给龙云。也就是在这期间，红四方面军先后攻占川西北茂县、理县等四座县城，俨然摆出了迎接红一方面军的架势。蒋介石为了防范未来两大红军在川西一带会师，遂又于五月二十六日飞往成都。最后，周恩来说道：
“我个人认为，蒋介石飞抵成都有两个目的：一是逼迫川中诸地方实力派就范，再是防范中央红军一旦渡过大渡河，在川西一带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但是，时下蒋某人尚不知我们已经从泸定桥上过了大渡河。”朱德以肯定的语气说道。
“这恰好为我们研究下一步军事行动提供了空间。”周恩来望着朱德又说道，“为了减少红军不必要的损失，或者说加快与四方面军会师的步伐，请我们的总司令讲一讲川中诸军阀，尤其是杨森的情况。”
“我举双手赞成！”毛泽东笑着说，“无论是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军事观点看，还是从君从故乡来，必知故乡事的角度说，非老总莫属。”
杨森，是四川的一位很有特色且又很有影响的军阀。他早年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同属所谓“速成”系。但是，他在四川军阀长年的混战中，不仅与“保定”系的川中军阀兵戎相见，而且也与“速成”系的刘湘势如水火。他为了在川中军阀混战中做到自保并伺机发展自己的势力，一直在玩所谓远交近攻的策略。早年，他曾向直系实力派人物吴佩孚主动输诚，利用吴大帅的实力和名气，曾一度控制川东，尤其是三峡这条出川的必经之路，大大地风光过一个时期；后来，蒋介石誓师北伐，势如破竹，他又见风使舵接受国民革命军的改编。他为了体现所谓的一个义字，又主动把兵败湖北的吴佩孚请进四川，继续做他的无兵无饷的吴大帅；后来，刘湘成了川中王，杨森为了不被刘湘吃掉，曾主动派人和红四方面军建立联系。当他获悉刘湘于暗中派人侦知此事，并想借蒋介石的手把他消灭之后，他又赶在刘湘的前面，主动向蒋介石输诚，表示愿意放弃川北的地盘，率部到滇北、川南，“围剿”就要北渡金沙江的中央红军。这就是杨森所部到大渡河下游防范中央红军北渡的由来。
朱德早年与杨森相交素笃，远在北伐前后，杨森还曾收留过朱德，且委以重任。两人终因志不同道不合而分手。因此，朱德对杨森的为人、为官是了如指掌的。他扼要地讲了杨森的上述历史之后，又说道：
“时下，杨森是在借助蒋介石的力量抗衡刘湘，不可能为了买我朱德的面子，冒险授刘湘以柄，并进而获罪蒋介石；但是，他为了自保，也绝不会拿老本与红军拼。”
“也就是说，杨森在目前的情况下，是取守势的心态了？”毛泽东问道。
“我以为是这样的。”朱德说罢又补充道，“但是，有些表面文章他还是要做的。”
在分析了敌人统帅部的心态之后，周恩来又命作战参谋挂好作战地图，向与会者简介了敌人时下所处的位置。接着，周恩来说道：
“为了尽快实现与四方面军的会师，我们必须先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其一，是为了选择中央红军的最佳进军路线；再是为了通报给四方面军迎接我们的先遣队，让他们迎有时间，接有地。好，我看先由泽东同志谈吧！”
毛泽东在汇总了这些情况之后，他的心中实际上已经有了定见。但是，他清楚这一进军路线是相当艰难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史无先例的，这就等于再次向英雄的红军发出了新的挑战——敢不敢走这条行军路线？另外，他又知道自会理会议之后，尤其是从袭占安顺场到飞夺泸定桥期间，红军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了四渡赤水。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再由他直言提出这一新的、难度更大的方案，会不会又有人反对？因此，他走到军事地图前边，用手指着那一个个不同的符号，变换了一种方式说道：
“由泸定去川西北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捷径，走芦山、邛崃，沿川西平原的边缘北去；一条是险路，先越二郎山，经天全、宝兴，翻越常年积雪不化的夹金山。从现在的敌我态势看，走川西平原这条捷径是有很大危险性的。老总啊，你看呢？”
“我认为此路不通。”朱德说罢走到军事地图前，边用手指点边说，“成都历来是川西平原的政治、文化中心，莫说刘湘等军阀不会借路给我们，就说蒋介石临时调兵遣将，也能阻止我们从此通过。”
“我也认为此路不通，”周恩来补充道，“敌人的优势在平原地带，因为这里的交通方便，利于兵力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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