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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蒋介石飞抵蓉城前后，川中各界右翼名流一片恐慌。起初，他们为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向川西北挺进担心，怕在川西北造成一个“共产共妻”的赤色天下；继之中央红军由滇北渡过金沙江，进入川南，他们真心地希望蒋介石大显雄威，把朱毛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但是，他们的希望不仅落空了，而且两大红军竟然在懋功会师了！因此，他们很自然地想到当今的四川，就是一年之前的江西，他们的家产不仅会被川中的贫民共产掉，而世代作威作福的罪恶也必将遭到清算。简言之，他们真的感到他们的穷途末路就要到了！
另外，自清末民初以来，四川大小地头蛇都非常支持唐继尧各省自治的主张。几十年来，尽管他们之间杀得昏天黑地，搞得百姓民不聊生，但对蒋介石中央的态度却是一致的——想尽一切办法遏阻蒋氏图川。而刘湘得某些川中名流的支持，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公然倡导“川人治川”。去年十一月，他出川东下，在南京借装傻充愣，演出的坚拒蒋介石派兵入川的好戏，受到了川中各界人士的好评。但是，时光流逝还不到一年，蒋介石巧妙利用追堵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机会，把近二十万国民党的中央军由南北两个方向开进四川，并传说薛岳所部将调集成都周围，造成兵临城下的格局。加之，川人均知蒋介石不是当年图川的刘皇叔，更清楚蒋某人不会为他们在异地营造“乐不思蜀”的环境，所以，他们无不为自己的前途惶恐不安。
与此同时，各个山头的川军，再加上多如牛毛的民团、土匪，都是川中军阀争夺地盘的武装，以及镇压平民百姓反抗的工具，加之“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等原因，他们除去在清末民初年间，曾和滇黔两省的军队有过征战外，几乎与北洋时代的主要武装集团直、奉、皖、湘等系的军队，从来没有交过手。因此，蜀国之外的军人，送给川军一个不无讽刺意味的绰号：“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川耗子”。
自北伐以来，虽说四川军阀在遏阻蒋氏的中央军图川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他们做梦也不曾想到：红四方面军会突围来到陕南和川北，在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同时，打垮了刘湘等川中军阀的“围剿”；更出乎刘湘等川中军阀所料的是，今年四月，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突破嘉陵江，进入川西北，击垮了负责川北堵截的田颂尧所部，并占领了理番、茂县等四个县的地域。无论蒋介石如何下令撤销田颂尧的职务，想借此激奋各路川军“剿共”的决心，可是参与“围剿”红四方面军的各路川军，从心理上就产生了一个怕字。换言之，谁也不愿意和红四方面军作战。
接着，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进入川南和西康交界的地域，负责堵截的刘文辉为其失败制造借口，到处宣扬“朱毛自窜入川境，即极力避免与军队（国民党军队）接触”，相反，却“与土人（彝族同胞）有勾结”，使得红军轻易地通过彝族区，袭占安顺场，通过泸定桥。另外，他不得不承认中央红军的前进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并指出杨森所部“由东面调来，未及赶到”，红军即渡过了大渡河。他为了推诿失败的责任，说安顺场一役，“吾军人少于彼，乃不得不撤退”；泸定桥一战，“只有兵两营，自非匪主力之敌，乃失去康定泸定”。并且，他还喊冤叫屈地说，在“蛮夷”区内的深山老林中调动军队，且又要和红军打仗，有一大半人都用在了后勤保障上了。仅在大渡河两岸追击红军，就有很多人中了瘴气，打摆子，死了不少弟兄。他为了自保，于失败中总结了与红军作战的十六字方针：“只守不攻，尚稳不追，力保实力，避开野战。”有意思的是，各路奉命追剿红军的川军，都在悄悄地学习刘文辉创造的这十六字诀。
蒋介石甫抵蓉城之后，详细研究了上述川中军民的心态，为长久计，他认为当务之急是稳定川局。而欲稳定川局，又必须首先稳住川中军民之心。为此，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又与随行的军政智囊人物贺国光、晏道刚、杨永泰等多次进行密谋，决定由蒋介石亲自出面，于六月五日召见川军的高级将领，在所谓统一思想、稳定人心、积极“剿共”的同时，向川中军民显示蒋委员长的神威。并企图由此开始，用他蒋某人的思想和意志，逐步地一统四川天下。
首先，他认为：“现在四川的情形，并不是特别不好，若与三年以前的江西比较，实在是要好得多了！”为什么会出现时下谈“红军”而色变的情况呢？他指出官兵均是有精神的川军，“不过剿匪没有经验，还摸不着头绪，对于作战最要紧的协同动作实在差一点，就使土匪（红军）得以任意流窜，苟延其残余生命”。怎么办呢？你们四川的军队只要听我蒋某人的，要“研究缺点，讲求方法，建设心理，改良军队”，就能“使剿匪工作提早完成”。自然，还要“肯立决心，讲求方法，切切实实的来做，也都容易整理而且很容易改进”。再施以“流寇穷追，踞匪紧围”的战略指导，“则残余的匪众久在疲困饥饿疾苦之中，便自然要一天一天减少下来，很容易被我们消灭”！其次，他认为与红军作战的军队都必须坚持“攻心为上，攻城次之”的原则。进而提出：“我们要攻克敌人的心，便先要增强自己的心；要压倒敌人的精神，便先要提高自己的精神。”这样就可做到“你不怕敌人，敌人就得怕你！”结论则是：“攻敌先攻心，攻心先立心。”唯有如此，才能做到“无往而不胜”！
蒋介石在讲了上述精神胜利法之后，又以当代兵家的身份，大讲了一通所谓“剿匪”的经验教训与战术原则，集之为六点：
其一，“我们要用土匪（红军）的战术来剿匪……（他们的战术是）避重就轻，避实击虚，声东击西，以迂为直，专用一些诡谲飘忽的技术来欺骗我们，和我们斗智不斗力”。
其二，“土匪（红军）……得力于研究之勤，补充之速，以及整理缩编，能够实在”。
其三，“要特别注重碉堡工事”。
其四，“要注重坚壁清野的工作”。
其五，“要注意下级干部和士兵专门技能的训练”。
其六，“无论行军作战，要特别注重联络、搜索、警戒、侦探、掩护和观察”。
以上六项战术要求，即为蒋介石为川军开列的所谓“剿匪”必成的灵丹妙药。换言之，也是蒋介石自“剿共”尤其是在指挥“追剿”红军长征以来的失败自白。由于他在空谈这些战术原则的时候，忘记了战争的性质，忘记了军队的构成，更忘记了他的对手——统率红军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军事天才，因而他依然无法改变失败的命运。
但是，蒋介石在借“追剿”红军之机，进而完成“图川”大计方面，他的战略战术的运用，却获得了成功。
诚如前文所述，当初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曾当面允诺刘湘，只策划“剿匪”军事，绝不过问川政。但是，自打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之后，很快就反客为主，“一面担任策划，一面担任督战，规定川军各路师长以上将领要定期向参谋团做军事报告，凡属向刘湘总部报告军情一定要分报贺国光的参谋团一份，以加强控制。同时由参谋团派出军事督察专员到各军师随军行动实行监军”。这样一来，贺国光就以参谋团的名义，打着蒋介石的旗号，由“策划剿匪”变成了指挥川军了。待到蒋介石入川之后，就明令四川的军政大事，必须统由委员长筹谋。结果，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就势必和川中之王刘湘发生矛盾。
随着蒋刘矛盾的发展，蒋介石又命心腹特务头子康泽率别动队入川。这些手拿尚方宝剑的大小特务有恃无恐，均以“钦差大臣”自居，很快把触角伸向四川各界，并竭尽挑拨、收买之能事，成了蒋介石派在四川的耳目，刘湘等人有什么不利于蒋介石的言行，很快就能传到蒋的耳朵里。对此，刘湘痛恨异常，遂出钱筹组了他的特务组织，除监视康泽别动队的活动外，就是处心积虑地破译在川的参谋团、别动队和蒋介石联系的密码。当刘湘获悉他们来往密电的内容，无一不是在打他的主意之后，真是芒刺在背，寝食难安啊！因此，刘湘为了自尊，或出一口闷气，也不时地给参谋团尤其是康泽的别动队出些难题，搞一些小动作，弄得贺国光、康泽等入川的“钦差大臣”有苦说不出。
对此，蒋介石当然是知晓的。但是，由于他远在贵阳或昆明指挥追堵红军，所以无暇相顾。
时下，他已经完成了在黔滇两省以失败告终的“剿匪”任务，回到了成都，并住进了刘文辉当年的官邸中。因此，他认为是到了解决川中王刘湘的时候了。蒋介石是靠军队起家的，自然，他也知道刘湘敢于如此明目张胆地和他过不去的原因，就是刘湘手中有一支令其他川系军阀望而生畏、不得不俯首称臣的军队。换言之，要想让刘湘向他俯首听命，就必须一步一步地剥夺刘湘手中的军权，以及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军队。而蒋介石于六月五日召集川中高级将领训话，并发表长篇有关军事方面的演讲，就是等于向川军宣布：
我蒋某人是各路川军的最高统帅，刘湘也必须听命于我！
在这次召见川军务将领的会议上，蒋介石以“兵贵精而不贵多”为由，大讲川军这些年来各自成系而不重质量，要求刘湘在近期之内核实名额，淘汰老弱，务必裁减川军三分之一以上。按照蒋介石的想法，他动一动嘴，就可以把近二十万的川军，至少裁去六万人马！他为了确保此次裁减川军顺利进行，决定把负责追击中央红军的薛岳所部——“吴奇伟、周浑元两个军及第二路军前敌总糊各师已到达成都附近，形成蒋嫡系部队控制了四川的局面”，强迫刘湘执行裁减川军的命令。
刘湘自然明白蒋介石这一着棋的真实用意是“既可削减川军实力，又好制造各部与自己的矛盾”。他当即决定以顺水推舟之法，对蒋介石上述的一箭双雕来个将计就计：当着蒋介石的面，不仅宣布将川军三百六十个团裁减为二百七十个团，而且还公然宣布首先拿自己的二十一军开刀，即“他本有一百二十余团，缩减后尚存九十六团，扩编为三个军，由唐式遵任二十一军军长，潘文华任二十三军军长，王缵绪任四十四军军长。因为省主席照例兼省保安司令，又将裁下来的部队缩成二十四个保安团，实力非但没有受损，番号还有所扩充”。其他各路川军，则毫无活动的余地，只得在刘湘打着蒋介石的幌子的压力下减去三分之一的兵力。在军费开支上，刘湘更是巧立名目，厚己薄人，他的“所部军费每月高达八百一十七万元，而其他各部加在一起，亦不过一百五十万元。相形之下，更令其他各部嫉恨在心，但面对刘湘在政治军事上的压倒优势，却敢怒而不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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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飞抵蓉城前后，川中各界右翼名流一片恐慌。起初，他们为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向川西北挺进担心，怕在川西北造成一个“共产共妻”的赤色天下；继之中央红军由滇北渡过金沙江，进入川南，他们真心地希望蒋介石大显雄威，把朱毛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但是，他们的希望不仅落空了，而且两大红军竟然在懋功会师了！因此，他们很自然地想到当今的四川，就是一年之前的江西，他们的家产不仅会被川中的贫民共产掉，而世代作威作福的罪恶也必将遭到清算。简言之，他们真的感到他们的穷途末路就要到了！
另外，自清末民初以来，四川大小地头蛇都非常支持唐继尧各省自治的主张。几十年来，尽管他们之间杀得昏天黑地，搞得百姓民不聊生，但对蒋介石中央的态度却是一致的——想尽一切办法遏阻蒋氏图川。而刘湘得某些川中名流的支持，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公然倡导“川人治川”。去年十一月，他出川东下，在南京借装傻充愣，演出的坚拒蒋介石派兵入川的好戏，受到了川中各界人士的好评。但是，时光流逝还不到一年，蒋介石巧妙利用追堵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机会，把近二十万国民党的中央军由南北两个方向开进四川，并传说薛岳所部将调集成都周围，造成兵临城下的格局。加之，川人均知蒋介石不是当年图川的刘皇叔，更清楚蒋某人不会为他们在异地营造“乐不思蜀”的环境，所以，他们无不为自己的前途惶恐不安。
与此同时，各个山头的川军，再加上多如牛毛的民团、土匪，都是川中军阀争夺地盘的武装，以及镇压平民百姓反抗的工具，加之“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等原因，他们除去在清末民初年间，曾和滇黔两省的军队有过征战外，几乎与北洋时代的主要武装集团直、奉、皖、湘等系的军队，从来没有交过手。因此，蜀国之外的军人，送给川军一个不无讽刺意味的绰号：“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川耗子”。
自北伐以来，虽说四川军阀在遏阻蒋氏的中央军图川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他们做梦也不曾想到：红四方面军会突围来到陕南和川北，在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同时，打垮了刘湘等川中军阀的“围剿”；更出乎刘湘等川中军阀所料的是，今年四月，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突破嘉陵江，进入川西北，击垮了负责川北堵截的田颂尧所部，并占领了理番、茂县等四个县的地域。无论蒋介石如何下令撤销田颂尧的职务，想借此激奋各路川军“剿共”的决心，可是参与“围剿”红四方面军的各路川军，从心理上就产生了一个怕字。换言之，谁也不愿意和红四方面军作战。
接着，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进入川南和西康交界的地域，负责堵截的刘文辉为其失败制造借口，到处宣扬“朱毛自窜入川境，即极力避免与军队（国民党军队）接触”，相反，却“与土人（彝族同胞）有勾结”，使得红军轻易地通过彝族区，袭占安顺场，通过泸定桥。另外，他不得不承认中央红军的前进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并指出杨森所部“由东面调来，未及赶到”，红军即渡过了大渡河。他为了推诿失败的责任，说安顺场一役，“吾军人少于彼，乃不得不撤退”；泸定桥一战，“只有兵两营，自非匪主力之敌，乃失去康定泸定”。并且，他还喊冤叫屈地说，在“蛮夷”区内的深山老林中调动军队，且又要和红军打仗，有一大半人都用在了后勤保障上了。仅在大渡河两岸追击红军，就有很多人中了瘴气，打摆子，死了不少弟兄。他为了自保，于失败中总结了与红军作战的十六字方针：“只守不攻，尚稳不追，力保实力，避开野战。”有意思的是，各路奉命追剿红军的川军，都在悄悄地学习刘文辉创造的这十六字诀。
蒋介石甫抵蓉城之后，详细研究了上述川中军民的心态，为长久计，他认为当务之急是稳定川局。而欲稳定川局，又必须首先稳住川中军民之心。为此，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又与随行的军政智囊人物贺国光、晏道刚、杨永泰等多次进行密谋，决定由蒋介石亲自出面，于六月五日召见川军的高级将领，在所谓统一思想、稳定人心、积极“剿共”的同时，向川中军民显示蒋委员长的神威。并企图由此开始，用他蒋某人的思想和意志，逐步地一统四川天下。
首先，他认为：“现在四川的情形，并不是特别不好，若与三年以前的江西比较，实在是要好得多了！”为什么会出现时下谈“红军”而色变的情况呢？他指出官兵均是有精神的川军，“不过剿匪没有经验，还摸不着头绪，对于作战最要紧的协同动作实在差一点，就使土匪（红军）得以任意流窜，苟延其残余生命”。怎么办呢？你们四川的军队只要听我蒋某人的，要“研究缺点，讲求方法，建设心理，改良军队”，就能“使剿匪工作提早完成”。自然，还要“肯立决心，讲求方法，切切实实的来做，也都容易整理而且很容易改进”。再施以“流寇穷追，踞匪紧围”的战略指导，“则残余的匪众久在疲困饥饿疾苦之中，便自然要一天一天减少下来，很容易被我们消灭”！其次，他认为与红军作战的军队都必须坚持“攻心为上，攻城次之”的原则。进而提出：“我们要攻克敌人的心，便先要增强自己的心；要压倒敌人的精神，便先要提高自己的精神。”这样就可做到“你不怕敌人，敌人就得怕你！”结论则是：“攻敌先攻心，攻心先立心。”唯有如此，才能做到“无往而不胜”！
蒋介石在讲了上述精神胜利法之后，又以当代兵家的身份，大讲了一通所谓“剿匪”的经验教训与战术原则，集之为六点：
其一，“我们要用土匪（红军）的战术来剿匪……（他们的战术是）避重就轻，避实击虚，声东击西，以迂为直，专用一些诡谲飘忽的技术来欺骗我们，和我们斗智不斗力”。
其二，“土匪（红军）……得力于研究之勤，补充之速，以及整理缩编，能够实在”。
其三，“要特别注重碉堡工事”。
其四，“要注重坚壁清野的工作”。
其五，“要注意下级干部和士兵专门技能的训练”。
其六，“无论行军作战，要特别注重联络、搜索、警戒、侦探、掩护和观察”。
以上六项战术要求，即为蒋介石为川军开列的所谓“剿匪”必成的灵丹妙药。换言之，也是蒋介石自“剿共”尤其是在指挥“追剿”红军长征以来的失败自白。由于他在空谈这些战术原则的时候，忘记了战争的性质，忘记了军队的构成，更忘记了他的对手——统率红军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军事天才，因而他依然无法改变失败的命运。
但是，蒋介石在借“追剿”红军之机，进而完成“图川”大计方面，他的战略战术的运用，却获得了成功。
诚如前文所述，当初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曾当面允诺刘湘，只策划“剿匪”军事，绝不过问川政。但是，自打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之后，很快就反客为主，“一面担任策划，一面担任督战，规定川军各路师长以上将领要定期向参谋团做军事报告，凡属向刘湘总部报告军情一定要分报贺国光的参谋团一份，以加强控制。同时由参谋团派出军事督察专员到各军师随军行动实行监军”。这样一来，贺国光就以参谋团的名义，打着蒋介石的旗号，由“策划剿匪”变成了指挥川军了。待到蒋介石入川之后，就明令四川的军政大事，必须统由委员长筹谋。结果，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就势必和川中之王刘湘发生矛盾。
随着蒋刘矛盾的发展，蒋介石又命心腹特务头子康泽率别动队入川。这些手拿尚方宝剑的大小特务有恃无恐，均以“钦差大臣”自居，很快把触角伸向四川各界，并竭尽挑拨、收买之能事，成了蒋介石派在四川的耳目，刘湘等人有什么不利于蒋介石的言行，很快就能传到蒋的耳朵里。对此，刘湘痛恨异常，遂出钱筹组了他的特务组织，除监视康泽别动队的活动外，就是处心积虑地破译在川的参谋团、别动队和蒋介石联系的密码。当刘湘获悉他们来往密电的内容，无一不是在打他的主意之后，真是芒刺在背，寝食难安啊！因此，刘湘为了自尊，或出一口闷气，也不时地给参谋团尤其是康泽的别动队出些难题，搞一些小动作，弄得贺国光、康泽等入川的“钦差大臣”有苦说不出。
对此，蒋介石当然是知晓的。但是，由于他远在贵阳或昆明指挥追堵红军，所以无暇相顾。
时下，他已经完成了在黔滇两省以失败告终的“剿匪”任务，回到了成都，并住进了刘文辉当年的官邸中。因此，他认为是到了解决川中王刘湘的时候了。蒋介石是靠军队起家的，自然，他也知道刘湘敢于如此明目张胆地和他过不去的原因，就是刘湘手中有一支令其他川系军阀望而生畏、不得不俯首称臣的军队。换言之，要想让刘湘向他俯首听命，就必须一步一步地剥夺刘湘手中的军权，以及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军队。而蒋介石于六月五日召集川中高级将领训话，并发表长篇有关军事方面的演讲，就是等于向川军宣布：
我蒋某人是各路川军的最高统帅，刘湘也必须听命于我！
在这次召见川军务将领的会议上，蒋介石以“兵贵精而不贵多”为由，大讲川军这些年来各自成系而不重质量，要求刘湘在近期之内核实名额，淘汰老弱，务必裁减川军三分之一以上。按照蒋介石的想法，他动一动嘴，就可以把近二十万的川军，至少裁去六万人马！他为了确保此次裁减川军顺利进行，决定把负责追击中央红军的薛岳所部——“吴奇伟、周浑元两个军及第二路军前敌总糊各师已到达成都附近，形成蒋嫡系部队控制了四川的局面”，强迫刘湘执行裁减川军的命令。
刘湘自然明白蒋介石这一着棋的真实用意是“既可削减川军实力，又好制造各部与自己的矛盾”。他当即决定以顺水推舟之法，对蒋介石上述的一箭双雕来个将计就计：当着蒋介石的面，不仅宣布将川军三百六十个团裁减为二百七十个团，而且还公然宣布首先拿自己的二十一军开刀，即“他本有一百二十余团，缩减后尚存九十六团，扩编为三个军，由唐式遵任二十一军军长，潘文华任二十三军军长，王缵绪任四十四军军长。因为省主席照例兼省保安司令，又将裁下来的部队缩成二十四个保安团，实力非但没有受损，番号还有所扩充”。其他各路川军，则毫无活动的余地，只得在刘湘打着蒋介石的幌子的压力下减去三分之一的兵力。在军费开支上，刘湘更是巧立名目，厚己薄人，他的“所部军费每月高达八百一十七万元，而其他各部加在一起，亦不过一百五十万元。相形之下，更令其他各部嫉恨在心，但面对刘湘在政治军事上的压倒优势，却敢怒而不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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