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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历来是有政治野心的。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看，大凡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都要猜度对手在想些什么，对他可能会做些什么，他自己将要采取哪些措施或手段方能取胜。明天——也就是六月二十六日，将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两大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向，他又很自然地发出这样的自问：
“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将提出哪些方案来？事前他们召开过哪些会议？做了哪些分工？针对我张国焘，又采取了哪些相应的措施？……”
诚如前文所述，党中央早在六月十六日就确定了北出四川，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的方针。当毛泽东及周恩来、张闻天、朱德、博古等中央、军委的领导由懋功进抵两河口之后，中央为了使得北上方针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所了解，由张闻天根据中央六月十六日的战略决定，起草一篇文章详加论述。这就是张闻天在两河口关帝庙中写成的那篇有名的论文：《夺取松潘，**川陕甘！》并在六月二十四日出版的《前进报》第一期上发表。
张闻天作为党的理论家，以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敏感了解到党中央对张国焘未来发展的正确预感，因此在该文中首先强调的是：两大红军会师最伟大的意义，“使过去在两个战线上分开行动的两大主力现在完全放到党中央与军委的统一指挥之下”，“造成了实现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的可能”。这就等于告诉张国焘：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都是党的军队，绝对不是哪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向党伸手要权的工具。在详加论证了南下在西康或青海等草原地带不适宜建立根据地的根据后，明确指出两大红军会师之后，其战略方向是北进。这是因为“川陕甘三省是一块很广大的地区。在取得松潘之后，我们或将首先在甘肃东南，或川北一部分地区。到底在川陕甘哪一地区开始创立根据地，就决定于当时的敌情，与我们同敌人作战的胜利与胜利的大小”。而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关键是首战“夺取松潘”。为此，他重笔写下了如下这段文字：
我们现在必须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首先突破敌人北面的防线，将红军主力转入川陕甘的广大地区内寻求在运动战中大量地消灭敌人。因此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队，目前成为整个野战军与红四方面军创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最重要的关键，也是目前我们红军的紧急任务。
自然，张闻天在这篇文章中，也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给予了不点名的批评：“如果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仍旧以到达一定地区为我们的行动中心，实际上就是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成无止境的逃跑……必须同这种逃跑主义的倾向做坚决的斗争！”
实事求是地说：张闻天的这篇文章，从理论的高度解释了中央六月十六日《为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及当前计划给四方面军电》的意义，同时，也为六月二十六日召开的两河口会议做了思想准备。
在这期间，毛泽东除了关注瞬息万变的敌我态势，准备在两河口会议上的发言外，还负责处理一些日常事务。他有感于“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很友爱，很慷慨，给中央红军送粮食、送衣服，还给中央领导同志每人送一套粗呢制服”等，他“关照中央和军委总部同志要多了解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做好团结工作”。与此同时，他知道陈赓曾在红四方面军任过师长，专门找陈赓谈话，在两大红军尚未由中革军委统一指挥之前，请他多和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谈心，把了解到的有关情况及时地报告中央，力争不要出现不利于团结的事情。
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周恩来在常委中分管军事，“是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因此，在两河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尽管中央决定的北出四川、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的战略方针主要是毛泽东提出的，仍由周恩来做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因此，在等待张国焘的两天中，周恩来主要的精力，是带病起草这份报告。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六月二十六日召开的。由于会议地点在两河口，史家称之为两河口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刘伯承、林彪、彭德怀、聂荣臻、张国焘、林伯渠、李富春，共十六人。地点是在毛泽东临时居住的一所喇嘛庙里。
刘英出任中央秘书长已近半年了。像这样重要的会议，她不仅要亲自担任大会记录，而且还要提前布置会场。因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多了些，仅烧开水一项就要有专人负责。为此，她请贺子珍帮忙。天一亮，她们两人就忙开了，又是收拾开会的桌椅、文件，又是为每位参加会议的同志准备喝开水的搪瓷缸子，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同志们吃早饭了，她们两人也只好边吃边烧开水。她们不习惯像藏族同胞那样架着一个三角架，用一把大铜壶吊在上面烧水，更不会烧藏族同胞晒的干牛羊粪，急得她们两人一会儿蹙眉，一会儿相视苦笑。
毛泽东距离开会的地方最近，第一个来到了会场。虽说他清楚中央已经为这次会议做了充分的准备，凭着他的预感或说是政治斗争的经验，知道今天的会议一定是严肃的，说不定还会有一场激烈的争论。为此，他暗给自己定了个调子：一不发火，二要设法把会议气氛搞得轻松些。他走进会场巡视了一遍，满意地点了点头。恰好在这时，刘英与贺子珍各提着一把藏式铜壶从里屋走了出来。毛泽东有意地问道：
“刘英，你对洛甫同志的印象怎么样啊？”
“怎么说呢？”刘英把手中的铜壶放在会议桌上，“他有时像个师长，给我讲解革命的理论；有时又像个兄长，关心我的起居饮食。”
贺子珍当然知道毛泽东问话的本意，她一面把自己手中的铜壶放在会议桌上，一面冲着毛泽东使了个眼色，说道：
“我看成了。”
“什么成了？”刘英不解地问道。
“你和洛甫的事啊！”贺子珍答说。
刘英很不自信地摇了摇头。
接着，周恩来、张闻天、朱德、博古、刘伯承……相继走进了会议室，大家又说又笑地讲着来到藏区后的见闻，气氛还是非常和谐的。这时，毛泽东感到腰部有东西在爬，他明白这是被红军指战员称为“革命虫”的虱子在蠕动。对此，他向来是来而不往非礼也的，那就是坚决地把它消灭掉！但是他刚想动手提虱子，一眼看到了刘英，忙说道：
“刘英同志，我要请你回避一下。”
刘英误以为毛泽东有什么重要的话要和到会的同志讲，遂转身向里屋走去。
“不要离开，只需要转过身去。”毛泽东又说道。
刘英驻步，表情愕然。
“我要向‘革命虫’宣战！”与会者听后发出了忍俊不禁的笑声。毛泽东却非常坦然地解开了上衣，很认真地捉起了虱子。贺子珍一见这情景，不高兴地说：
“你就不会坚持到会后再捉虱子吗？”
毛泽东终于捉到了虱子，十分得意地放在手上看了一下，用两只手的大拇指甲一挤，咯嘣一声，把虱子处以死刑。旋即又像是胜利者似的看了看大家的表情，说道：
“你的建议是好的，但我做不到，因为这等于让我毛泽东向虱子妥协，我办不到！”
或许是毛泽东的言行引起了条件反射，多数与会者晃动着身子，但又没有毛泽东的勇气，当众解衣捉虱子。这时，毛泽东开心地笑着说：
“看看诸位的样子，这就叫死要面子活受罪！我提议：在国焘同志到来之前，来一个捉虱子比赛。”
与会者闻之大笑。唯有周恩来彬彬有礼，不动声色。对此，贺子珍全都看在眼里，不高兴地说：
“我相信恩来绝不参加这种比赛。”
“这不等于说恩来的身上不长虱子。”毛泽东说罢看了看淡然一笑的周恩来，再一回头，只见张国焘走了进来，他为了把气氛搞得更活跃些，遂边捉虱子边说，“国焘同志是知道的，我们党的第一书记陈独秀先生，就是一位不向虱子低头的大儒！”
张国焘或许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幽默感，也或许是为了表示一种风度，他尚未落座，就说道：
“润之兄所言极是。那时，仲甫先生在北大教书，我们看见他穿的黑缎子马褂上，有一行蠕动的白颜色，遂问他：陈先生，那是什么呀？他低头一看，坦然地说了两个字：虱尔。”
与会的同志再次发出了惬意的笑声。毛泽东进而又说道：
“我国历史上还有一位捉虱子的大儒，叫王猛。史有记载，王猛扪虱而谈，形成一个大谋士的风度。我们今天的两河口会议，也来个扪虱而谈，但不要大谋士风度。”
这就是毛泽东讲话的艺术：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于笑谈中说出了他想说的话。对此，似乎每个人开始并不知情，但他一点题才恍然醒悟。由于每个人所处地位不同，对毛泽东的点题之语也有着不同的感悟。而张国焘听了最后这句话，肯定和其他与会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张闻天接过了话题，遂郑重宣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现在开始。
接着，由周恩来做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
首先，周恩来“回顾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战略方针的几度变化。接着指出：目前，两个方面军都是离开了原有根据地，要在新的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制定战略方针就是要解决‘在什么地区创造新苏区’的问题”。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做出选择呢？周恩来提出了如下三个条件：
一、“地域宽大，好机动。”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如“松潘、理番、懋功地区很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想在这些地方逼死我们，我们也不容易反攻”。因此，该地区虽大，却不利于机动。
二、“群众条件，人口众多。”他指出：“过去两个方面军的根据地，人口都比较多，因此能大批扩大红军。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抚边这一带，人口只有二十万人，而且多数是少数民族。由于民族隔阂还没有完全消除，在少数民族中扩大红军是比较困难的”。
三、“经济条件。”周恩来在说明根据地和经济的关系之后，进而又说明“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缺乏，有些地方甚至还不能自给，草原上的牛羊有限。生活习惯也不容易适应。其他需要的物资，如布、皮等，都不容易解决”。
结论是：懋功、松潘、理番这块地区的地域很大，却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并郑重指出：“我们如陷在懋、松、理，就没有前途！”
周恩来在否定了张国焘在懋、松、理建立根据地的主张后，又详细论证了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可行性。接着他又指出：“回头向南是不可能的；东过岷江，敌人在东岸有一百三十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一片广漠的草原；可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北向甘肃。”在那里，“道路多，人口多，山少。在此必定会遇到敌人，我们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如果敌人前进得慢，“我们可以在这个广阔的地区前进，并向陕西迎击敌人。四川方面的现有地区，可以作为游击区”。为了实现上述这一战略方针，第一是要向松潘前进，打垮胡宗南，为北上打开通道；第二是“要高度机动，使敌人对我们的估计发生动摇，使他们的部署赶不上我们的行动；而我们自己不要被敌人所牵制，因而不要妨碍我们的机动”。又鉴于“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地实行统一指挥，遇到困难也要靠统一意志来克服”。
周恩来做的这篇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无论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还是从事后被革命实践所检验、所证明了的，都是正确的。就连接着发言的张国焘，也不可能当场发难，提出一个能为与会者所接受的战略方针。所以，他在谈了红四方面军有关的情况之后，在他谈今后的战略方针时，不得不一方面在口头上表示同意政治局关于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另一方面却极力鼓吹其南下的主张。“他说，目前接近我们的敌人主要是胡宗南与刘湘，其他都是配角。如果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向东打，为地势所限制。向西要过草地，冬天没有帐篷，冷得很，夏天是雨季，长途行军会大减员。松潘以北的情况还没有调查确实。发展条件虽然甘南于我们有利，但一定要打下胡宗南。”接着，他又讲了很多所谓的不利条件之后，结论是：“我们去甘南还是立足不稳，还是要移动地区，还是要减员。”另外，“敌人也不会让我们很容易地占领大的区域”。
毛泽东听了张国焘这篇发言，认为张国焘是在利用反证法说明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是错的。完全是在耍诡辩术！因此，他起而发言，首先是立场鲜明地表示赞同周恩来代表中央政治局所做的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接着，他又有针对性地讲了五条意见：
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做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二、战争性质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三、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毛泽东的上述五点意见，仅仅是刘英、王首道的会议记录。遗憾的是他那洋洋洒洒妙趣横生的言论，都失之记录者的笔端了。多年之后，张国焘在回忆这次会议的时候，尽管他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无处不在造谣中伤毛泽东，但他有两个感觉却是正确的：其一，北出四川，创建川陕甘苏维埃政权是毛泽东的“北进计划”；其二，中央多数的同志支持毛泽东的“北进计划”。
毛泽东发言过后，朱德、彭德怀、林彪、博古、王稼祥、刘伯承、聂荣臻、刘少奇、张闻天等与会者都发表了意见，一致赞同周恩来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北上方针，并认为关键的一着棋是从松潘打开北上的通道。其中，朱德再三强调：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为了确保“北进计划”的实现，他主张“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一致行动去打击敌人，并要从政治上保障战争的胜利”。
张国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自然懂得党内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因此，他听完与会者的发言，很自然地产生了孤掌难鸣的失落感。换言之，他在这样的中央会议上，即使拼力地反对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他在两河口会议上没有公然反对“北进计划”的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徐向前等同志是力主北进的。就在六月二十六日这一天，为“速占黑水进攻松潘”给张国焘发了三次急电，明确告之“红土坡方面打松潘甚好，兵力展得开，前面粮房不成问题”；“黑水内粮多，黑部岩即存军谷二百石，洋芋二百石，其粮多可知。我们以速占黑水做支援松潘之后方为好”；并提出“打法：主力仍以大部由河西岸分数路，一部由东岸助攻”，等等。张国焘面对这种局面，就更难推翻中央决定的“北进计划”。
另外，张国焘这些年来随着地位的改变，权欲的增强，逐渐把党的军队——红四方面军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或者说是实现自己野心的一种工具，他是从来不允许别人染指的。而今，周恩来在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地实行统一指挥”。毛泽东的发言就更干脆、明了：“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再加上朱德也主张“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这就等于说，两河口会议之后，红四方面军被正式纳入党中央、军委总部的领导之下。这又使他处于内心反对而嘴上又说不出的境地。
怎么办？他唯有徐图解决之，违心地投票赞成《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宁、新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于向外发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部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中央全体同志与张国焘历经三天的激烈争论，终于迫使张国焘于六月二十八日投票赞成上述决定。因此，多数与会同志十分高兴，认为战略方针问题解决了。
然而，毛泽东心里清楚，写在纸上的东西是靠不住的。但是，他认为北进的路还是要坚决地向前走！
五
张国焘自党的六大之后，已有近七年的时间没有参加中央举行的会议了。加之他自出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以来，一直是扮演向属下发号施令的角色，因此，他在出席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三天之中，似乎就没找准自己的位置。他忽而理智地意识到自己是向中央汇报的部属，忽而又因话不投机想习惯地摆一下架子……简言之，不仅张国焘自己觉得演得太累，而且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也感到他有点可笑。然而令张国焘，同时也令其他与会者难以容忍的是，他就像是一个蹩脚的演员，在严肃的政治局会议上坚持唱独角戏，和多数与会者发生冲突。对于像博古这样直来直去的批评话语：“你那个进攻西康的计划是行不通的，那里是少数民族地区，人少粮少，红军不但无法在那里立定脚跟，而且没有退路，国民党军队来了，很容易把我们封锁住，这就成了瓮中捉鳖了。”他就像贺子珍回忆的那样：“他气死了，在会上暴跳如雷，大... -->>
张国焘历来是有政治野心的。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看，大凡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都要猜度对手在想些什么，对他可能会做些什么，他自己将要采取哪些措施或手段方能取胜。明天——也就是六月二十六日，将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两大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向，他又很自然地发出这样的自问：
“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将提出哪些方案来？事前他们召开过哪些会议？做了哪些分工？针对我张国焘，又采取了哪些相应的措施？……”
诚如前文所述，党中央早在六月十六日就确定了北出四川，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的方针。当毛泽东及周恩来、张闻天、朱德、博古等中央、军委的领导由懋功进抵两河口之后，中央为了使得北上方针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所了解，由张闻天根据中央六月十六日的战略决定，起草一篇文章详加论述。这就是张闻天在两河口关帝庙中写成的那篇有名的论文：《夺取松潘，**川陕甘！》并在六月二十四日出版的《前进报》第一期上发表。
张闻天作为党的理论家，以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敏感了解到党中央对张国焘未来发展的正确预感，因此在该文中首先强调的是：两大红军会师最伟大的意义，“使过去在两个战线上分开行动的两大主力现在完全放到党中央与军委的统一指挥之下”，“造成了实现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的可能”。这就等于告诉张国焘：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都是党的军队，绝对不是哪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向党伸手要权的工具。在详加论证了南下在西康或青海等草原地带不适宜建立根据地的根据后，明确指出两大红军会师之后，其战略方向是北进。这是因为“川陕甘三省是一块很广大的地区。在取得松潘之后，我们或将首先在甘肃东南，或川北一部分地区。到底在川陕甘哪一地区开始创立根据地，就决定于当时的敌情，与我们同敌人作战的胜利与胜利的大小”。而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关键是首战“夺取松潘”。为此，他重笔写下了如下这段文字：
我们现在必须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首先突破敌人北面的防线，将红军主力转入川陕甘的广大地区内寻求在运动战中大量地消灭敌人。因此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队，目前成为整个野战军与红四方面军创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最重要的关键，也是目前我们红军的紧急任务。
自然，张闻天在这篇文章中，也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给予了不点名的批评：“如果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仍旧以到达一定地区为我们的行动中心，实际上就是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成无止境的逃跑……必须同这种逃跑主义的倾向做坚决的斗争！”
实事求是地说：张闻天的这篇文章，从理论的高度解释了中央六月十六日《为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及当前计划给四方面军电》的意义，同时，也为六月二十六日召开的两河口会议做了思想准备。
在这期间，毛泽东除了关注瞬息万变的敌我态势，准备在两河口会议上的发言外，还负责处理一些日常事务。他有感于“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很友爱，很慷慨，给中央红军送粮食、送衣服，还给中央领导同志每人送一套粗呢制服”等，他“关照中央和军委总部同志要多了解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做好团结工作”。与此同时，他知道陈赓曾在红四方面军任过师长，专门找陈赓谈话，在两大红军尚未由中革军委统一指挥之前，请他多和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谈心，把了解到的有关情况及时地报告中央，力争不要出现不利于团结的事情。
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周恩来在常委中分管军事，“是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因此，在两河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尽管中央决定的北出四川、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的战略方针主要是毛泽东提出的，仍由周恩来做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因此，在等待张国焘的两天中，周恩来主要的精力，是带病起草这份报告。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六月二十六日召开的。由于会议地点在两河口，史家称之为两河口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刘伯承、林彪、彭德怀、聂荣臻、张国焘、林伯渠、李富春，共十六人。地点是在毛泽东临时居住的一所喇嘛庙里。
刘英出任中央秘书长已近半年了。像这样重要的会议，她不仅要亲自担任大会记录，而且还要提前布置会场。因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多了些，仅烧开水一项就要有专人负责。为此，她请贺子珍帮忙。天一亮，她们两人就忙开了，又是收拾开会的桌椅、文件，又是为每位参加会议的同志准备喝开水的搪瓷缸子，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同志们吃早饭了，她们两人也只好边吃边烧开水。她们不习惯像藏族同胞那样架着一个三角架，用一把大铜壶吊在上面烧水，更不会烧藏族同胞晒的干牛羊粪，急得她们两人一会儿蹙眉，一会儿相视苦笑。
毛泽东距离开会的地方最近，第一个来到了会场。虽说他清楚中央已经为这次会议做了充分的准备，凭着他的预感或说是政治斗争的经验，知道今天的会议一定是严肃的，说不定还会有一场激烈的争论。为此，他暗给自己定了个调子：一不发火，二要设法把会议气氛搞得轻松些。他走进会场巡视了一遍，满意地点了点头。恰好在这时，刘英与贺子珍各提着一把藏式铜壶从里屋走了出来。毛泽东有意地问道：
“刘英，你对洛甫同志的印象怎么样啊？”
“怎么说呢？”刘英把手中的铜壶放在会议桌上，“他有时像个师长，给我讲解革命的理论；有时又像个兄长，关心我的起居饮食。”
贺子珍当然知道毛泽东问话的本意，她一面把自己手中的铜壶放在会议桌上，一面冲着毛泽东使了个眼色，说道：
“我看成了。”
“什么成了？”刘英不解地问道。
“你和洛甫的事啊！”贺子珍答说。
刘英很不自信地摇了摇头。
接着，周恩来、张闻天、朱德、博古、刘伯承……相继走进了会议室，大家又说又笑地讲着来到藏区后的见闻，气氛还是非常和谐的。这时，毛泽东感到腰部有东西在爬，他明白这是被红军指战员称为“革命虫”的虱子在蠕动。对此，他向来是来而不往非礼也的，那就是坚决地把它消灭掉！但是他刚想动手提虱子，一眼看到了刘英，忙说道：
“刘英同志，我要请你回避一下。”
刘英误以为毛泽东有什么重要的话要和到会的同志讲，遂转身向里屋走去。
“不要离开，只需要转过身去。”毛泽东又说道。
刘英驻步，表情愕然。
“我要向‘革命虫’宣战！”与会者听后发出了忍俊不禁的笑声。毛泽东却非常坦然地解开了上衣，很认真地捉起了虱子。贺子珍一见这情景，不高兴地说：
“你就不会坚持到会后再捉虱子吗？”
毛泽东终于捉到了虱子，十分得意地放在手上看了一下，用两只手的大拇指甲一挤，咯嘣一声，把虱子处以死刑。旋即又像是胜利者似的看了看大家的表情，说道：
“你的建议是好的，但我做不到，因为这等于让我毛泽东向虱子妥协，我办不到！”
或许是毛泽东的言行引起了条件反射，多数与会者晃动着身子，但又没有毛泽东的勇气，当众解衣捉虱子。这时，毛泽东开心地笑着说：
“看看诸位的样子，这就叫死要面子活受罪！我提议：在国焘同志到来之前，来一个捉虱子比赛。”
与会者闻之大笑。唯有周恩来彬彬有礼，不动声色。对此，贺子珍全都看在眼里，不高兴地说：
“我相信恩来绝不参加这种比赛。”
“这不等于说恩来的身上不长虱子。”毛泽东说罢看了看淡然一笑的周恩来，再一回头，只见张国焘走了进来，他为了把气氛搞得更活跃些，遂边捉虱子边说，“国焘同志是知道的，我们党的第一书记陈独秀先生，就是一位不向虱子低头的大儒！”
张国焘或许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幽默感，也或许是为了表示一种风度，他尚未落座，就说道：
“润之兄所言极是。那时，仲甫先生在北大教书，我们看见他穿的黑缎子马褂上，有一行蠕动的白颜色，遂问他：陈先生，那是什么呀？他低头一看，坦然地说了两个字：虱尔。”
与会的同志再次发出了惬意的笑声。毛泽东进而又说道：
“我国历史上还有一位捉虱子的大儒，叫王猛。史有记载，王猛扪虱而谈，形成一个大谋士的风度。我们今天的两河口会议，也来个扪虱而谈，但不要大谋士风度。”
这就是毛泽东讲话的艺术：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于笑谈中说出了他想说的话。对此，似乎每个人开始并不知情，但他一点题才恍然醒悟。由于每个人所处地位不同，对毛泽东的点题之语也有着不同的感悟。而张国焘听了最后这句话，肯定和其他与会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张闻天接过了话题，遂郑重宣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现在开始。
接着，由周恩来做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
首先，周恩来“回顾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战略方针的几度变化。接着指出：目前，两个方面军都是离开了原有根据地，要在新的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制定战略方针就是要解决‘在什么地区创造新苏区’的问题”。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做出选择呢？周恩来提出了如下三个条件：
一、“地域宽大，好机动。”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如“松潘、理番、懋功地区很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想在这些地方逼死我们，我们也不容易反攻”。因此，该地区虽大，却不利于机动。
二、“群众条件，人口众多。”他指出：“过去两个方面军的根据地，人口都比较多，因此能大批扩大红军。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抚边这一带，人口只有二十万人，而且多数是少数民族。由于民族隔阂还没有完全消除，在少数民族中扩大红军是比较困难的”。
三、“经济条件。”周恩来在说明根据地和经济的关系之后，进而又说明“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缺乏，有些地方甚至还不能自给，草原上的牛羊有限。生活习惯也不容易适应。其他需要的物资，如布、皮等，都不容易解决”。
结论是：懋功、松潘、理番这块地区的地域很大，却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并郑重指出：“我们如陷在懋、松、理，就没有前途！”
周恩来在否定了张国焘在懋、松、理建立根据地的主张后，又详细论证了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可行性。接着他又指出：“回头向南是不可能的；东过岷江，敌人在东岸有一百三十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一片广漠的草原；可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北向甘肃。”在那里，“道路多，人口多，山少。在此必定会遇到敌人，我们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如果敌人前进得慢，“我们可以在这个广阔的地区前进，并向陕西迎击敌人。四川方面的现有地区，可以作为游击区”。为了实现上述这一战略方针，第一是要向松潘前进，打垮胡宗南，为北上打开通道；第二是“要高度机动，使敌人对我们的估计发生动摇，使他们的部署赶不上我们的行动；而我们自己不要被敌人所牵制，因而不要妨碍我们的机动”。又鉴于“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地实行统一指挥，遇到困难也要靠统一意志来克服”。
周恩来做的这篇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无论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还是从事后被革命实践所检验、所证明了的，都是正确的。就连接着发言的张国焘，也不可能当场发难，提出一个能为与会者所接受的战略方针。所以，他在谈了红四方面军有关的情况之后，在他谈今后的战略方针时，不得不一方面在口头上表示同意政治局关于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另一方面却极力鼓吹其南下的主张。“他说，目前接近我们的敌人主要是胡宗南与刘湘，其他都是配角。如果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向东打，为地势所限制。向西要过草地，冬天没有帐篷，冷得很，夏天是雨季，长途行军会大减员。松潘以北的情况还没有调查确实。发展条件虽然甘南于我们有利，但一定要打下胡宗南。”接着，他又讲了很多所谓的不利条件之后，结论是：“我们去甘南还是立足不稳，还是要移动地区，还是要减员。”另外，“敌人也不会让我们很容易地占领大的区域”。
毛泽东听了张国焘这篇发言，认为张国焘是在利用反证法说明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是错的。完全是在耍诡辩术！因此，他起而发言，首先是立场鲜明地表示赞同周恩来代表中央政治局所做的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接着，他又有针对性地讲了五条意见：
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做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二、战争性质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三、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毛泽东的上述五点意见，仅仅是刘英、王首道的会议记录。遗憾的是他那洋洋洒洒妙趣横生的言论，都失之记录者的笔端了。多年之后，张国焘在回忆这次会议的时候，尽管他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无处不在造谣中伤毛泽东，但他有两个感觉却是正确的：其一，北出四川，创建川陕甘苏维埃政权是毛泽东的“北进计划”；其二，中央多数的同志支持毛泽东的“北进计划”。
毛泽东发言过后，朱德、彭德怀、林彪、博古、王稼祥、刘伯承、聂荣臻、刘少奇、张闻天等与会者都发表了意见，一致赞同周恩来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北上方针，并认为关键的一着棋是从松潘打开北上的通道。其中，朱德再三强调：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为了确保“北进计划”的实现，他主张“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一致行动去打击敌人，并要从政治上保障战争的胜利”。
张国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自然懂得党内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因此，他听完与会者的发言，很自然地产生了孤掌难鸣的失落感。换言之，他在这样的中央会议上，即使拼力地反对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他在两河口会议上没有公然反对“北进计划”的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徐向前等同志是力主北进的。就在六月二十六日这一天，为“速占黑水进攻松潘”给张国焘发了三次急电，明确告之“红土坡方面打松潘甚好，兵力展得开，前面粮房不成问题”；“黑水内粮多，黑部岩即存军谷二百石，洋芋二百石，其粮多可知。我们以速占黑水做支援松潘之后方为好”；并提出“打法：主力仍以大部由河西岸分数路，一部由东岸助攻”，等等。张国焘面对这种局面，就更难推翻中央决定的“北进计划”。
另外，张国焘这些年来随着地位的改变，权欲的增强，逐渐把党的军队——红四方面军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或者说是实现自己野心的一种工具，他是从来不允许别人染指的。而今，周恩来在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地实行统一指挥”。毛泽东的发言就更干脆、明了：“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再加上朱德也主张“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这就等于说，两河口会议之后，红四方面军被正式纳入党中央、军委总部的领导之下。这又使他处于内心反对而嘴上又说不出的境地。
怎么办？他唯有徐图解决之，违心地投票赞成《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宁、新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于向外发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部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中央全体同志与张国焘历经三天的激烈争论，终于迫使张国焘于六月二十八日投票赞成上述决定。因此，多数与会同志十分高兴，认为战略方针问题解决了。
然而，毛泽东心里清楚，写在纸上的东西是靠不住的。但是，他认为北进的路还是要坚决地向前走！
五
张国焘自党的六大之后，已有近七年的时间没有参加中央举行的会议了。加之他自出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以来，一直是扮演向属下发号施令的角色，因此，他在出席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三天之中，似乎就没找准自己的位置。他忽而理智地意识到自己是向中央汇报的部属，忽而又因话不投机想习惯地摆一下架子……简言之，不仅张国焘自己觉得演得太累，而且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也感到他有点可笑。然而令张国焘，同时也令其他与会者难以容忍的是，他就像是一个蹩脚的演员，在严肃的政治局会议上坚持唱独角戏，和多数与会者发生冲突。对于像博古这样直来直去的批评话语：“你那个进攻西康的计划是行不通的，那里是少数民族地区，人少粮少，红军不但无法在那里立定脚跟，而且没有退路，国民党军队来了，很容易把我们封锁住，这就成了瓮中捉鳖了。”他就像贺子珍回忆的那样：“他气死了，在会上暴跳如雷，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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