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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两路分兵北上的主张，是违背集中兵力的战术原则的。但是，由于进军路线是纵穿千里无人烟的草地，且此招又出敌不意，故毛泽东等与会者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另外，对于张国焘提出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大军北上，毛泽东是深谙其用心的，但他坚信红军是党的军队，绝对不会跟着他张国焘反对中央，故也没有提出异议。当时，党中央尤其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只有一个想法：只要张国焘赞成率部北上，一切分歧都留在以后解决。就这样，军委“决定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组成，从卓克基北进取阿坝，控墨洼，继而向北出夏河；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四军、三十军、一军组成，以少部兵力担负扼阻和牵制松潘胡敌的任务，大部从毛儿盖北出班佑、巴西地皮，万一无路可走，再改经阿坝前进。彭德怀率三军全部及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
与此同时，张国焘为了改变他在中央占绝对少数的格局，他到了毛儿盖以后，遂按照他的计划开始了反对中央、破坏团结的活动。首先，“他举行了一个紧急的干部会议，在会议上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他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不达目的即不收兵”。接着，他有意“在中央的附近，做了一个严重的军事示威。同时他在整个四方面军中封锁中央的影响，做了一个反对中央、反对一方面军的动员，造成了四方面军对于一方面军的异常恶劣的关系，全然不顾中央号召的两军团结北上的政治任务”。结果，诚如徐向前事后所说的那样：“张国焘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据说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的情况等，实际上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对此，聂荣臻做了如下记述：
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天还没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么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么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他没有作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
也就是在这前后，李维汉离开杂谷脑，历经千险万难，来到毛儿盖，向中央报告了张国焘等的反党活动。
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等感到事态严重，一致认为如不坚决抵制张国焘阴谋南下的错误方针，有力地制止其继续破坏团结、反对中央的行为，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们经过多次磋商，为了贯彻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纠正张国焘的错误，决定在松潘县毛儿盖南面的沙窝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为此，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于八月三日二十一时致电张国焘：“请准于明日四时到达沙窝开政治局会议，并请通知傅钟、博古、邓发、凯丰、富春赶来开会。”会议议程有两项：（一）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二）解决组织问题。
毛泽东认为张国焘反党核心是党与军队的关系。换言之，张国焘试图通过改变党指挥军队的原则，把军队凌驾于党之上，进而达到篡夺党的最高权力的目的。其次，张国焘凭借自己手中所掌握的军队并以此为后盾，强迫中央承认“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进而达到改组中央的目的。因此，毛泽东经与周恩来、张闻天反复磋商，要张闻天预先起草一个《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强调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坚持遵义会议决议，论述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为了从全局和全党、全军的团结出发，求得共同北上，并再一次地力促张国焘转变与争取广大的四方面军指战员，对张国焘的反党言行给予不点名批评。
张闻天是党内的理论家，他针对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个多月来出现的主要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历史教训，分析了目前的现实情况，有力地而又是策略地抵制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因此，《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现摘录有关党的核心地位、路线等章节如下：
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历史任务，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军中个别的同志，因为看到中央苏区的变为游击区，看到一方面的减员，看到党在某些工作中的错误与弱点。而认为是党中央政治路线的不正确，这种意见是完全错误的，但政治局认为对于其他个别同志的不了解与怀疑党应给以明确的解释与教育。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重新指出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的正确。……遵义政治局扩大会纠正了党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此后在军事领导上无疑义的是完全正确的，因此一方面军在遵义会议后得到了许多伟大胜利，完成了中央预定的战略方针。
上述决议的基本精神无疑是正确的，符合毛泽东一贯的建党、建军思想，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的局限。毛泽东为了不过分刺激张国焘，在沙窝会议上未就原则问题继续阐述自己的意见，仅就形势和任务发表了如下三点意见：
一、西北地区进攻的敌人主要是蒋介石。蒋介石用了全部力量对付我们，受了极大损失。从总的方面看，蒋介石的统治不是强了，而是弱了。
二、西北地区的特点，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西北地区的困难是人口稀少、物质条件缺乏、交通不便、气候条件不好等，这些都能克服。要用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甘肃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有了总的方向，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三、领导全国革命的党中央在这个区域的第一个任务，是要使一、四方面军和兄弟一样的团结。过去我与朱德在井冈山会合的经验，今天可以适用。
对于毛泽东的上述三点意见，周恩来是心领神会的，那就是党和红军的出路和任务是北出四川，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此，周恩来又做了如下的补充：“现在，我们最高的原则是作战胜利，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一致，所以我们要将问题尽量提到最高原则上来解决。”
朱德认为张国焘力主南下的目的，“就是想争官做”。并认为张国焘“到了毛儿盖后，他悲观失望了，他感觉革命没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远远的去躲避战争……他最错误的观念是想到一个最偏僻最落后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朱德为了说服张国焘，在沙窝会议上发言指出：“两个红军主力会合后的力量增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是有把握的。对于一、四方面军，不能轻率地说谁好谁坏，存在缺点是可以改造的。”
沙窝会议，张国焘依然是在唱独角戏。这点，他在会前就完全估计到了。因此，他越发地感到如要改变中央北上的路线，或说夺得中央的大权，必须改变他在中央政治局中的少数——六比一的地位。为此，他擅自向中央提出要九位四方面军的同志进中央政治局的提案，并要求在沙窝会议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予以确认。但是，他又担心党中央尤其是毛泽东据理反对。所以他一直在暗自发问：
“我如何在解决组织问题的时候，迫使中央接受我的提案呢？”
十
随着张国焘反党活动的加剧，中央感到严重的是，他在四方面军大搞一言堂，封锁中央的消息，使广大指战员蒙在鼓里。对此，朱总司令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张国焘领导四方面军是一贯以个人为出发点，因此党的组织、军事上的组织也就很薄弱了。总之，一切都从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都会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赶走了，或者被杀掉了。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和正确的路线是势不两立的，结果，他搞的党、政、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成为一个独裁者。”
鉴于张国焘篡党阴谋日渐暴露，毛泽东不得不再考虑他建议把两大主力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的用心。为此，他赶到生病的周恩来的住处，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后又说道：
“国焘时下的做法有点像曹阿瞒，想凭借手中的实力，在中国共产党内大搞挟天子以令诸侯。”
对此，周恩来表情凝重地点了点头。
“我想了许久，在即将召开的沙窝会议上，正式提出恢复红一方面军的建制。”
“我同意。鉴于朱老总随国焘主持总司令部的工作，恢复建制的红一方面军应由主席统率。”
“不！时下，我的名分越少越好。到会议上，我提名由你兼任红一方面军的司令与政委。”
恰在这时，陈赓因收到周恩来派人送给他的“暗示存在危险，叫他赶快去毛儿盖”的信，已星夜赶到毛泽东与周恩来在毛儿盖的驻地。他详细地汇报了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搞的反党活动。对此，周恩来叹了口气，说道：
“看来，国焘不搞垮中央是绝不罢手的。”
“准确地说，他一天坐不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把交椅，他就要利用手中的军队搞鬼。”毛泽东说罢不无轻蔑地摇了摇头，“恩来，看来陈赓是不能再回干部团了吧？”
由于干部团是中央根据地的四所红军学校组成的，因此，中革军委决定与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合编成立红军学校。校长是倪志亮，政委是何畏，教育长是李特，政治部主任是刘少奇。毛泽东考虑到张国焘决计要整陈赓，认为陈赓的工作似应重新安排。对此，周恩来是赞同的。他想了想说道：
“那就暂且在恢复后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中工作吧！”
陈赓离去不久，张闻天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抖着手中的一张纸，愤然地说道：
“真是得寸进尺啊！……”
“洛甫同志，又发生了什么情况？”毛泽东平静地问道。
“请看吧！”张闻天边说边把手中的纸递给毛泽东，“这是张国焘派人送来的要求增补四方面军的同志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
毛泽东看罢漠然一笑，又递给了周恩来：
“你看后我们再议。”
周恩来很快看完这张名单，气得大咳了一阵，接着说道：
“国焘的目的是清楚的：想通过增加九名政治局委员的手段，使他们在政治局中变为多数。这样一来，他就真的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阿瞒了。”
“因此，政治局必须否决他这一提案！”张闻天果决地说。
“否决是容易的。”毛泽东说罢又似自问地说道，“但是，如何才能让他下令四方面军的同志北上呢？”
“那主席的意见呢？”周恩来问道。
“我看时下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做些让步为好。”
“老毛，你……”
毛泽东冲着愕然的张闻天摆了摆手，说道：
“我所说的让步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以不动摇中央政治局的核心为前提。”
“那主席的意思，是同意增加一些名额的？”周恩来说道。
毛泽东微微地点了点头。
“张国焘会同意吗？”张闻天问道。
“他当然不会同意。但是，我们每人不是也有一张嘴巴嘛，在会上可以说我们的理由嘛。”
在沙窝会议进行第二项议题——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张闻天手持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多次磋商后的名单，严肃地说道：
“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提升四方面军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三人为中央委员；何畏、***、傅钟三人为候补中央委员；两位同志进政治局，陈昌浩为正式委员，周纯全为候补委员。同志们，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与会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张国焘、凯丰、刘伯承、叶剑英、陈昌浩、傅钟等因地位、心理诸因素不同，每个人的表情也不尽一样。张闻天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完名单之后，室内冷场许久，无一人发言，从而使得会议的气氛紧张了许多。张国焘听后满脸的不高兴，因为他清楚增加这样几个人进中央委员会，是达不到他本来的目的的。他于沉寂中想了许多，最后决定亲自出马，向中央政治局挑战。他在大讲了一番提拔工农干部进中央委员会的必要性之后，又以权威者的口气，傲慢不逊地说道：
“就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在坚持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提几个人。”
张国焘的发言内容，完全在毛泽东的所料之中。所以，一俟张国焘发言结束，他就微笑着说道：
“国焘同志所说的是有道理的，而且四方面军中的确有很多好干部。我想说明的是，我们现在提出这六位同志进中央工作，是很慎重的。因为大... -->>
张国焘两路分兵北上的主张，是违背集中兵力的战术原则的。但是，由于进军路线是纵穿千里无人烟的草地，且此招又出敌不意，故毛泽东等与会者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另外，对于张国焘提出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大军北上，毛泽东是深谙其用心的，但他坚信红军是党的军队，绝对不会跟着他张国焘反对中央，故也没有提出异议。当时，党中央尤其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只有一个想法：只要张国焘赞成率部北上，一切分歧都留在以后解决。就这样，军委“决定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组成，从卓克基北进取阿坝，控墨洼，继而向北出夏河；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四军、三十军、一军组成，以少部兵力担负扼阻和牵制松潘胡敌的任务，大部从毛儿盖北出班佑、巴西地皮，万一无路可走，再改经阿坝前进。彭德怀率三军全部及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
与此同时，张国焘为了改变他在中央占绝对少数的格局，他到了毛儿盖以后，遂按照他的计划开始了反对中央、破坏团结的活动。首先，“他举行了一个紧急的干部会议，在会议上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他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不达目的即不收兵”。接着，他有意“在中央的附近，做了一个严重的军事示威。同时他在整个四方面军中封锁中央的影响，做了一个反对中央、反对一方面军的动员，造成了四方面军对于一方面军的异常恶劣的关系，全然不顾中央号召的两军团结北上的政治任务”。结果，诚如徐向前事后所说的那样：“张国焘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据说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的情况等，实际上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对此，聂荣臻做了如下记述：
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天还没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么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么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他没有作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
也就是在这前后，李维汉离开杂谷脑，历经千险万难，来到毛儿盖，向中央报告了张国焘等的反党活动。
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等感到事态严重，一致认为如不坚决抵制张国焘阴谋南下的错误方针，有力地制止其继续破坏团结、反对中央的行为，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们经过多次磋商，为了贯彻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纠正张国焘的错误，决定在松潘县毛儿盖南面的沙窝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为此，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于八月三日二十一时致电张国焘：“请准于明日四时到达沙窝开政治局会议，并请通知傅钟、博古、邓发、凯丰、富春赶来开会。”会议议程有两项：（一）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二）解决组织问题。
毛泽东认为张国焘反党核心是党与军队的关系。换言之，张国焘试图通过改变党指挥军队的原则，把军队凌驾于党之上，进而达到篡夺党的最高权力的目的。其次，张国焘凭借自己手中所掌握的军队并以此为后盾，强迫中央承认“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进而达到改组中央的目的。因此，毛泽东经与周恩来、张闻天反复磋商，要张闻天预先起草一个《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强调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坚持遵义会议决议，论述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为了从全局和全党、全军的团结出发，求得共同北上，并再一次地力促张国焘转变与争取广大的四方面军指战员，对张国焘的反党言行给予不点名批评。
张闻天是党内的理论家，他针对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个多月来出现的主要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历史教训，分析了目前的现实情况，有力地而又是策略地抵制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因此，《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现摘录有关党的核心地位、路线等章节如下：
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历史任务，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军中个别的同志，因为看到中央苏区的变为游击区，看到一方面的减员，看到党在某些工作中的错误与弱点。而认为是党中央政治路线的不正确，这种意见是完全错误的，但政治局认为对于其他个别同志的不了解与怀疑党应给以明确的解释与教育。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重新指出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的正确。……遵义政治局扩大会纠正了党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此后在军事领导上无疑义的是完全正确的，因此一方面军在遵义会议后得到了许多伟大胜利，完成了中央预定的战略方针。
上述决议的基本精神无疑是正确的，符合毛泽东一贯的建党、建军思想，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的局限。毛泽东为了不过分刺激张国焘，在沙窝会议上未就原则问题继续阐述自己的意见，仅就形势和任务发表了如下三点意见：
一、西北地区进攻的敌人主要是蒋介石。蒋介石用了全部力量对付我们，受了极大损失。从总的方面看，蒋介石的统治不是强了，而是弱了。
二、西北地区的特点，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西北地区的困难是人口稀少、物质条件缺乏、交通不便、气候条件不好等，这些都能克服。要用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甘肃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有了总的方向，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三、领导全国革命的党中央在这个区域的第一个任务，是要使一、四方面军和兄弟一样的团结。过去我与朱德在井冈山会合的经验，今天可以适用。
对于毛泽东的上述三点意见，周恩来是心领神会的，那就是党和红军的出路和任务是北出四川，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此，周恩来又做了如下的补充：“现在，我们最高的原则是作战胜利，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一致，所以我们要将问题尽量提到最高原则上来解决。”
朱德认为张国焘力主南下的目的，“就是想争官做”。并认为张国焘“到了毛儿盖后，他悲观失望了，他感觉革命没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远远的去躲避战争……他最错误的观念是想到一个最偏僻最落后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朱德为了说服张国焘，在沙窝会议上发言指出：“两个红军主力会合后的力量增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是有把握的。对于一、四方面军，不能轻率地说谁好谁坏，存在缺点是可以改造的。”
沙窝会议，张国焘依然是在唱独角戏。这点，他在会前就完全估计到了。因此，他越发地感到如要改变中央北上的路线，或说夺得中央的大权，必须改变他在中央政治局中的少数——六比一的地位。为此，他擅自向中央提出要九位四方面军的同志进中央政治局的提案，并要求在沙窝会议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予以确认。但是，他又担心党中央尤其是毛泽东据理反对。所以他一直在暗自发问：
“我如何在解决组织问题的时候，迫使中央接受我的提案呢？”
十
随着张国焘反党活动的加剧，中央感到严重的是，他在四方面军大搞一言堂，封锁中央的消息，使广大指战员蒙在鼓里。对此，朱总司令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张国焘领导四方面军是一贯以个人为出发点，因此党的组织、军事上的组织也就很薄弱了。总之，一切都从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都会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赶走了，或者被杀掉了。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和正确的路线是势不两立的，结果，他搞的党、政、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成为一个独裁者。”
鉴于张国焘篡党阴谋日渐暴露，毛泽东不得不再考虑他建议把两大主力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的用心。为此，他赶到生病的周恩来的住处，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后又说道：
“国焘时下的做法有点像曹阿瞒，想凭借手中的实力，在中国共产党内大搞挟天子以令诸侯。”
对此，周恩来表情凝重地点了点头。
“我想了许久，在即将召开的沙窝会议上，正式提出恢复红一方面军的建制。”
“我同意。鉴于朱老总随国焘主持总司令部的工作，恢复建制的红一方面军应由主席统率。”
“不！时下，我的名分越少越好。到会议上，我提名由你兼任红一方面军的司令与政委。”
恰在这时，陈赓因收到周恩来派人送给他的“暗示存在危险，叫他赶快去毛儿盖”的信，已星夜赶到毛泽东与周恩来在毛儿盖的驻地。他详细地汇报了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搞的反党活动。对此，周恩来叹了口气，说道：
“看来，国焘不搞垮中央是绝不罢手的。”
“准确地说，他一天坐不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把交椅，他就要利用手中的军队搞鬼。”毛泽东说罢不无轻蔑地摇了摇头，“恩来，看来陈赓是不能再回干部团了吧？”
由于干部团是中央根据地的四所红军学校组成的，因此，中革军委决定与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合编成立红军学校。校长是倪志亮，政委是何畏，教育长是李特，政治部主任是刘少奇。毛泽东考虑到张国焘决计要整陈赓，认为陈赓的工作似应重新安排。对此，周恩来是赞同的。他想了想说道：
“那就暂且在恢复后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中工作吧！”
陈赓离去不久，张闻天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抖着手中的一张纸，愤然地说道：
“真是得寸进尺啊！……”
“洛甫同志，又发生了什么情况？”毛泽东平静地问道。
“请看吧！”张闻天边说边把手中的纸递给毛泽东，“这是张国焘派人送来的要求增补四方面军的同志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
毛泽东看罢漠然一笑，又递给了周恩来：
“你看后我们再议。”
周恩来很快看完这张名单，气得大咳了一阵，接着说道：
“国焘的目的是清楚的：想通过增加九名政治局委员的手段，使他们在政治局中变为多数。这样一来，他就真的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阿瞒了。”
“因此，政治局必须否决他这一提案！”张闻天果决地说。
“否决是容易的。”毛泽东说罢又似自问地说道，“但是，如何才能让他下令四方面军的同志北上呢？”
“那主席的意见呢？”周恩来问道。
“我看时下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做些让步为好。”
“老毛，你……”
毛泽东冲着愕然的张闻天摆了摆手，说道：
“我所说的让步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以不动摇中央政治局的核心为前提。”
“那主席的意思，是同意增加一些名额的？”周恩来说道。
毛泽东微微地点了点头。
“张国焘会同意吗？”张闻天问道。
“他当然不会同意。但是，我们每人不是也有一张嘴巴嘛，在会上可以说我们的理由嘛。”
在沙窝会议进行第二项议题——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张闻天手持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多次磋商后的名单，严肃地说道：
“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提升四方面军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三人为中央委员；何畏、***、傅钟三人为候补中央委员；两位同志进政治局，陈昌浩为正式委员，周纯全为候补委员。同志们，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与会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张国焘、凯丰、刘伯承、叶剑英、陈昌浩、傅钟等因地位、心理诸因素不同，每个人的表情也不尽一样。张闻天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完名单之后，室内冷场许久，无一人发言，从而使得会议的气氛紧张了许多。张国焘听后满脸的不高兴，因为他清楚增加这样几个人进中央委员会，是达不到他本来的目的的。他于沉寂中想了许多，最后决定亲自出马，向中央政治局挑战。他在大讲了一番提拔工农干部进中央委员会的必要性之后，又以权威者的口气，傲慢不逊地说道：
“就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在坚持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提几个人。”
张国焘的发言内容，完全在毛泽东的所料之中。所以，一俟张国焘发言结束，他就微笑着说道：
“国焘同志所说的是有道理的，而且四方面军中的确有很多好干部。我想说明的是，我们现在提出这六位同志进中央工作，是很慎重的。因为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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