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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告诉我上述情况后，叫我负责把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等单位在次日凌晨带到巴西，会同党中央一路北上。并要我回中央机关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洛甫叮嘱我上述决定要绝对保守秘密。我接受指示后，就分别通知了凯丰、林伯渠、杨尚昆，叫他们明天凌晨就走。对下只说到黑水打粮，叫各单位负责人准备好。这天晚上，我到街上走了两趟，看看有没有发现我们要北上的动静。我见四方面军的人没有发现我们北上的意图，就放心了。
时令已步入九月中旬，雪域草原之夜的温度，宛似内地的秋末初冬，颇有几分寒意了。加之九月十日的凌晨刮起了萧瑟的大风，不仅把草地之夜的气温降低了几度，而且这呼啸的风声，无形中使本来已经十分紧张的气氛，又增添了不少恐怖的因素。凌晨已过，毛泽东安排好周恩来、王稼祥两位病号的转移之后，遂与张闻天、彭德怀等人走出住地，来到约定好的地方，任凭夜风劲吹，在焦急地等待着同志们的到来。
与此同时，李维汉也十分紧张，前半夜，他连眼都没顾上合一下，想着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以及如何防范的措施。谢天谢地，终于熬过了九月九日的漫漫长夜，眼看着表针指向了九月十日的凌晨，他蹑手蹑脚地离开了自己的住处，站在路口等待同志们的到来。“中央机关、总政治部都走了，唯有中央政府机关还没有走出来，他们有银行、辎重，事情多。”他见“前面部队都走了，心中很焦急，就亲自跑到政府机关办公室的院子里去看，他们还在打包”。他低声地命令道：
“你们不用打包了，把东西丢掉些，要带的东西驮在牲口上，马上出发！”
就这样，中央政府机关的人员“就按照这个办法，很快出发了”。李维汉在检查过住地之后，随后也赶了上来，不久，就安全地到达巴西三军团的驻地。毛泽东小声地问李维汉：
“都到齐了吧？”
“报告主席，全部到齐。”
“好，上路吧。”
接着，李维汉带领机关干部告别了巴西，迎着瑟瑟的北风，踏上了北上的大道。
时间在无声地流逝着，但是叶剑英带的军委纵队的有关人员还没有到来。为此，毛泽东等领导同志都焦急不安地在夜风中踱步等待。也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毛泽东却在暗自思考着天亮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以及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发给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文。这时，彭德怀走到跟前，低声说道：
“主席，大部队已经上路了，你先去杨勇的十团吧！”
“好，我在杨勇的十团等你们。”毛泽东说罢沉吟片时，又补充道，“老彭啊，我再交给你一项重任，一定要等剑英同志的到来！”
“我会按主席的指示办的。”彭德怀知道毛泽东在为叶剑英的安危担心，遂又说道：“主席放心，剑英同志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对此，我是坚信不疑的。”毛泽东说罢大步走去了。
叶剑英是如何完成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呢？对此，他自己做了如下的回忆：
究竟怎样带直属队走？我一时没有想好。忽然想起了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决定利用他要南下的电报做文章。
我先和徐向前讲：“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食去。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他说：“好！”得到他的同意后，我写了个通知，准备发给各个伙食单位。通知上说，今天晚上两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通知写好以后，给陈昌浩看，他认为很对嘛，应该准备粮食。接着，我就找直属队负责人开会。参加会的有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大概七、八个人。我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大家对表。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整整两点动身。我要求大家严格保密，同时要按规定时间行动。
会后，我回到喇嘛庙。我和徐、陈住在一个屋子里。一个住一个角落。中间还有一盏马灯，我们是亮着灯睡觉的。那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大约一点四十五分左右就起来了。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即吕黎平），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
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我一摸身上，手枪忘记带了，要回去拿。萧向荣说：“你不要回去，回去有危险！”我说：“不要紧的，我是公开出来的。出来检查去打粮的队伍。”
我回去拿了手枪，又轻轻推了睡在门口的“死卵”（警卫员范希贤），他没有醒来，我怕惊动旁人就走了。我装作巡视部队出发的样子，因为这是参谋长应该做的工作，不会引起怀疑。
就这样，叶剑英“一个人离开喇嘛庙，匆匆跨出大门上路。他牵着一匹骡子，来到一个磨房附近，杨尚昆已在那里等他。草原上空乌云密布，地面寒气袭人。两个人一点也不感到冷，既紧张又兴奋，急忙赶路”。他们二人赶到军委直属队休息的地方，同志们看到他们来了，真是高兴极了，不知是谁说道：
“好！你们开小差跑出来了。”
“不对！”叶剑英当即风趣地说，“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
叶剑英带着直属队大步向前走去。“在一个岔路口，叶剑英碰到了正在焦急等待他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脱险后重逢，格外亲切，大家七嘴八舌，说得很热闹。”博古认为此时不是庆贺的时候，忙拉了一把，说道：
“参座，你还不快走。”
叶剑英立即动身，加快步伐赶路。待到他和杨尚昆等率直属队赶上三军团，已是拂晓时分了。这时，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正焦急地等着他们的到来呢！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
“哎呀，你们可来了！好，好！我们正为你们担心呢！”
这时，毛泽东还有一个担心，那就是红军学校中的特科团能否准时归队。因为特科团的前身就是干部团，集中了一大批党的和军队的干部，是北出甘南，创造川陕甘苏维埃时的骨干力量。因此，他有些焦虑地问道：
“剑英同志，特科团的同志们不会出意外吧？”
“不会的，由韦国清和宋任穷带队，绝不会出意外的。”叶剑英非常理解毛泽东的心情，忙又解释道，“他们距离远些，估计会很快跟上来的。”
恰在这时，特科团团长韦国清、政委宋任穷率部赶了上来。毛泽东关心地问道：
“同志们，一路还顺利吧？”
接着，宋任穷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扼要地讲了出走的经过。对此，多年之后，宋任穷曾做过如下的回忆：
红军学校特科团在凌晨三时左右接到北上的命令，韦国清同志和我马上集合全团学员准备出发。出发前，我们简要地向学员们讲了当前面临的情况：现在有两条方针，一条是向甘肃、陕北北上；一条是回过头去向南，再一次过草地，大家看怎么办？我们还明确地告诉大家：北上是中央的方针，南下不是中央的方针。愿意北上的跟我们走，不愿北上的可以留下。“我们要北上，不要南下！”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于是，特科团出发了，这时李德和我们同行，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在遵义会议以前的长征中，一直推行王明错误路线。这时他也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不满，向我们说：
“我同你们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张国焘分裂的问题上，我拥护你们中央的主张。”
当时毛泽东听了宋任穷的汇报之后，尤其是听了李德的上述谈话，遂生出一种特殊的情感，并感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真理会暂时被当成谬误来批判，但真理终究会战胜邪恶、征服犯了错误的人的。因此，他非常高兴地把手一挥，说道：
“出发！”
虽说陈昌浩没有想到党中央会突然离去，但他对叶剑英等人的行动一直是不放心的。叶剑英与杨尚昆相见之后，“走出不远，就听到后面传来的马蹄声。他们躲过‘追兵’，又走了好一会儿，才赶到军委直属队休息的地方”。对此，彭德怀在蒙难期间，还满怀感情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陈昌浩布置的监视，全被叶（剑英）摆脱了，幸甚！”
但是，由于红军学校的负责人何畏、李特均是张国焘的嫡系骨干，再加之特科团离去不能像其他部门那样，可以做到秘密出走，因此，特科团离去之前，向红军学校政委何畏、教育长李特递交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签署的命令：要特科团立即出发北上。据李一氓回忆：“同时也对在红军大学负责的，如何畏、李特这些人宣布：如你们愿意执行中央路线一同北上，则红军大学仍然由你们领导。假如你们有别的想法的话，也可以脱离红军大学回到四方面军去，因为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的部队就驻在附近，我们决不强留。经过短暂时间的争论，他们宣布将立即回到四方面军去。这样就各行其是了。”
特科团离去之后，何畏由于在懋功作战负伤，遂坐着担架赶到总前委指挥部，“向陈昌浩报告说，党中央、军委直属单位和毛泽东已率领第三军团向北挺进了。何畏还拿着毛泽东、周恩来亲笔署名要红军大学立即向北出发的命令。陈昌浩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召集四军、三十军和指挥部一部分领导干部来指挥部开会”。陈昌浩公开造谣说“中央投敌去了”，是“逃跑路线”等。最后，他声嘶力竭地问道：
“大家发表意见，他们（党中央）走了怎么办？”
李特、何畏两人主张派部队追。为此，他命令“部队做战斗准备，准备去追，竟给第四军下令要二十八团追击中央”。时任第四军军长的许世友，当即请示一直沉默不语的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讲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由于“徐向前、许世友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反对，陈昌浩没有派出二十八团，但他还是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了一队骑兵去追中央，进行‘劝说’。同时还命令几个人拿着驳壳枪去追叶剑英，并交代：如果追不回来就打死他”！
就在李特调集骑兵的空当，陈昌浩还给彭德怀等人写了一封信，“要他们反对中共中央，说什么‘中央不经过总部组织路线，自己把一方面军部队及直属机关，昨晚开去’；‘中央在毛周逃跑路线上，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信中煽动说：‘……胡不乎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吾兄在红军久经战斗，当挥臂一呼，揭此黑幕’，要求‘即率队转回阿坝’。他公然挑拨第一、第三军和中央的关系，妄图拉拢彭德怀等领导人，同时，不折不扣地按照张国焘的‘秘密命令’行事”。接着，他亲手把这封信交给李特，并目送李特带着骑兵队消失在夜幕中……
毛泽东在彭德怀的陪同下，走在三军团负责殿后的杨勇的十团中，其后就是最后跟上来的特科团了。几天以来的紧张，一夜中急行军的劳顿，似乎随着夜幕的打开，一轮朝日在东方冉冉升起，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彭德怀边走边想这两天来发生的事情，当他回忆起毛泽东处变不惊，尤其是行前还要向陈昌浩“道别”，再次看到了毛泽东有着常人所不具备的大智大勇。因此，他不无感慨地说道：
“主席，你比当年刘邦逃出鸿门宴的招数高多了。”
“我哪有什么招数哇！但我相信：智谋是逼出来的。”毛泽东淡然地答说。
“如果他们要扣留我们怎么办？”
“那就只好一起跟着他们南进吧！但是，”毛泽东有意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地说道，“我相信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这时，突然身后特科团传来了吵闹的声音，接着，部队也停止了前进。毛泽东沉吟片刻，说道：
“老彭啊，可能是他们派人追来了，你我带上赶印出来的《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去看看。”
“不用劳主席大驾了，由我彭德怀一人前去就够了。”
“不，人家是冲着我毛泽东来的嘛。”
这时，一个通讯员骑马赶到近前，把陈昌浩的亲笔信交给彭德怀。彭阅后交给毛泽东，毛阅后说：
“打个收条给他，我们后会有期。”
毛泽东说罢在彭德怀的陪同下，大步流星地前去会赶来的李特。为惜墨存史，现摘录宋任穷的回忆以代拙笔：
李特问毛泽东同志：“现在总政治委员张国焘同志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未完待续）
甫告诉我上述情况后，叫我负责把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等单位在次日凌晨带到巴西，会同党中央一路北上。并要我回中央机关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洛甫叮嘱我上述决定要绝对保守秘密。我接受指示后，就分别通知了凯丰、林伯渠、杨尚昆，叫他们明天凌晨就走。对下只说到黑水打粮，叫各单位负责人准备好。这天晚上，我到街上走了两趟，看看有没有发现我们要北上的动静。我见四方面军的人没有发现我们北上的意图，就放心了。
时令已步入九月中旬，雪域草原之夜的温度，宛似内地的秋末初冬，颇有几分寒意了。加之九月十日的凌晨刮起了萧瑟的大风，不仅把草地之夜的气温降低了几度，而且这呼啸的风声，无形中使本来已经十分紧张的气氛，又增添了不少恐怖的因素。凌晨已过，毛泽东安排好周恩来、王稼祥两位病号的转移之后，遂与张闻天、彭德怀等人走出住地，来到约定好的地方，任凭夜风劲吹，在焦急地等待着同志们的到来。
与此同时，李维汉也十分紧张，前半夜，他连眼都没顾上合一下，想着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以及如何防范的措施。谢天谢地，终于熬过了九月九日的漫漫长夜，眼看着表针指向了九月十日的凌晨，他蹑手蹑脚地离开了自己的住处，站在路口等待同志们的到来。“中央机关、总政治部都走了，唯有中央政府机关还没有走出来，他们有银行、辎重，事情多。”他见“前面部队都走了，心中很焦急，就亲自跑到政府机关办公室的院子里去看，他们还在打包”。他低声地命令道：
“你们不用打包了，把东西丢掉些，要带的东西驮在牲口上，马上出发！”
就这样，中央政府机关的人员“就按照这个办法，很快出发了”。李维汉在检查过住地之后，随后也赶了上来，不久，就安全地到达巴西三军团的驻地。毛泽东小声地问李维汉：
“都到齐了吧？”
“报告主席，全部到齐。”
“好，上路吧。”
接着，李维汉带领机关干部告别了巴西，迎着瑟瑟的北风，踏上了北上的大道。
时间在无声地流逝着，但是叶剑英带的军委纵队的有关人员还没有到来。为此，毛泽东等领导同志都焦急不安地在夜风中踱步等待。也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毛泽东却在暗自思考着天亮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以及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发给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文。这时，彭德怀走到跟前，低声说道：
“主席，大部队已经上路了，你先去杨勇的十团吧！”
“好，我在杨勇的十团等你们。”毛泽东说罢沉吟片时，又补充道，“老彭啊，我再交给你一项重任，一定要等剑英同志的到来！”
“我会按主席的指示办的。”彭德怀知道毛泽东在为叶剑英的安危担心，遂又说道：“主席放心，剑英同志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对此，我是坚信不疑的。”毛泽东说罢大步走去了。
叶剑英是如何完成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呢？对此，他自己做了如下的回忆：
究竟怎样带直属队走？我一时没有想好。忽然想起了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决定利用他要南下的电报做文章。
我先和徐向前讲：“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食去。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他说：“好！”得到他的同意后，我写了个通知，准备发给各个伙食单位。通知上说，今天晚上两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通知写好以后，给陈昌浩看，他认为很对嘛，应该准备粮食。接着，我就找直属队负责人开会。参加会的有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大概七、八个人。我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大家对表。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整整两点动身。我要求大家严格保密，同时要按规定时间行动。
会后，我回到喇嘛庙。我和徐、陈住在一个屋子里。一个住一个角落。中间还有一盏马灯，我们是亮着灯睡觉的。那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大约一点四十五分左右就起来了。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即吕黎平），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
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我一摸身上，手枪忘记带了，要回去拿。萧向荣说：“你不要回去，回去有危险！”我说：“不要紧的，我是公开出来的。出来检查去打粮的队伍。”
我回去拿了手枪，又轻轻推了睡在门口的“死卵”（警卫员范希贤），他没有醒来，我怕惊动旁人就走了。我装作巡视部队出发的样子，因为这是参谋长应该做的工作，不会引起怀疑。
就这样，叶剑英“一个人离开喇嘛庙，匆匆跨出大门上路。他牵着一匹骡子，来到一个磨房附近，杨尚昆已在那里等他。草原上空乌云密布，地面寒气袭人。两个人一点也不感到冷，既紧张又兴奋，急忙赶路”。他们二人赶到军委直属队休息的地方，同志们看到他们来了，真是高兴极了，不知是谁说道：
“好！你们开小差跑出来了。”
“不对！”叶剑英当即风趣地说，“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
叶剑英带着直属队大步向前走去。“在一个岔路口，叶剑英碰到了正在焦急等待他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脱险后重逢，格外亲切，大家七嘴八舌，说得很热闹。”博古认为此时不是庆贺的时候，忙拉了一把，说道：
“参座，你还不快走。”
叶剑英立即动身，加快步伐赶路。待到他和杨尚昆等率直属队赶上三军团，已是拂晓时分了。这时，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正焦急地等着他们的到来呢！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
“哎呀，你们可来了！好，好！我们正为你们担心呢！”
这时，毛泽东还有一个担心，那就是红军学校中的特科团能否准时归队。因为特科团的前身就是干部团，集中了一大批党的和军队的干部，是北出甘南，创造川陕甘苏维埃时的骨干力量。因此，他有些焦虑地问道：
“剑英同志，特科团的同志们不会出意外吧？”
“不会的，由韦国清和宋任穷带队，绝不会出意外的。”叶剑英非常理解毛泽东的心情，忙又解释道，“他们距离远些，估计会很快跟上来的。”
恰在这时，特科团团长韦国清、政委宋任穷率部赶了上来。毛泽东关心地问道：
“同志们，一路还顺利吧？”
接着，宋任穷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扼要地讲了出走的经过。对此，多年之后，宋任穷曾做过如下的回忆：
红军学校特科团在凌晨三时左右接到北上的命令，韦国清同志和我马上集合全团学员准备出发。出发前，我们简要地向学员们讲了当前面临的情况：现在有两条方针，一条是向甘肃、陕北北上；一条是回过头去向南，再一次过草地，大家看怎么办？我们还明确地告诉大家：北上是中央的方针，南下不是中央的方针。愿意北上的跟我们走，不愿北上的可以留下。“我们要北上，不要南下！”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于是，特科团出发了，这时李德和我们同行，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在遵义会议以前的长征中，一直推行王明错误路线。这时他也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不满，向我们说：
“我同你们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张国焘分裂的问题上，我拥护你们中央的主张。”
当时毛泽东听了宋任穷的汇报之后，尤其是听了李德的上述谈话，遂生出一种特殊的情感，并感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真理会暂时被当成谬误来批判，但真理终究会战胜邪恶、征服犯了错误的人的。因此，他非常高兴地把手一挥，说道：
“出发！”
虽说陈昌浩没有想到党中央会突然离去，但他对叶剑英等人的行动一直是不放心的。叶剑英与杨尚昆相见之后，“走出不远，就听到后面传来的马蹄声。他们躲过‘追兵’，又走了好一会儿，才赶到军委直属队休息的地方”。对此，彭德怀在蒙难期间，还满怀感情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陈昌浩布置的监视，全被叶（剑英）摆脱了，幸甚！”
但是，由于红军学校的负责人何畏、李特均是张国焘的嫡系骨干，再加之特科团离去不能像其他部门那样，可以做到秘密出走，因此，特科团离去之前，向红军学校政委何畏、教育长李特递交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签署的命令：要特科团立即出发北上。据李一氓回忆：“同时也对在红军大学负责的，如何畏、李特这些人宣布：如你们愿意执行中央路线一同北上，则红军大学仍然由你们领导。假如你们有别的想法的话，也可以脱离红军大学回到四方面军去，因为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的部队就驻在附近，我们决不强留。经过短暂时间的争论，他们宣布将立即回到四方面军去。这样就各行其是了。”
特科团离去之后，何畏由于在懋功作战负伤，遂坐着担架赶到总前委指挥部，“向陈昌浩报告说，党中央、军委直属单位和毛泽东已率领第三军团向北挺进了。何畏还拿着毛泽东、周恩来亲笔署名要红军大学立即向北出发的命令。陈昌浩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召集四军、三十军和指挥部一部分领导干部来指挥部开会”。陈昌浩公开造谣说“中央投敌去了”，是“逃跑路线”等。最后，他声嘶力竭地问道：
“大家发表意见，他们（党中央）走了怎么办？”
李特、何畏两人主张派部队追。为此，他命令“部队做战斗准备，准备去追，竟给第四军下令要二十八团追击中央”。时任第四军军长的许世友，当即请示一直沉默不语的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讲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由于“徐向前、许世友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反对，陈昌浩没有派出二十八团，但他还是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了一队骑兵去追中央，进行‘劝说’。同时还命令几个人拿着驳壳枪去追叶剑英，并交代：如果追不回来就打死他”！
就在李特调集骑兵的空当，陈昌浩还给彭德怀等人写了一封信，“要他们反对中共中央，说什么‘中央不经过总部组织路线，自己把一方面军部队及直属机关，昨晚开去’；‘中央在毛周逃跑路线上，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信中煽动说：‘……胡不乎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吾兄在红军久经战斗，当挥臂一呼，揭此黑幕’，要求‘即率队转回阿坝’。他公然挑拨第一、第三军和中央的关系，妄图拉拢彭德怀等领导人，同时，不折不扣地按照张国焘的‘秘密命令’行事”。接着，他亲手把这封信交给李特，并目送李特带着骑兵队消失在夜幕中……
毛泽东在彭德怀的陪同下，走在三军团负责殿后的杨勇的十团中，其后就是最后跟上来的特科团了。几天以来的紧张，一夜中急行军的劳顿，似乎随着夜幕的打开，一轮朝日在东方冉冉升起，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彭德怀边走边想这两天来发生的事情，当他回忆起毛泽东处变不惊，尤其是行前还要向陈昌浩“道别”，再次看到了毛泽东有着常人所不具备的大智大勇。因此，他不无感慨地说道：
“主席，你比当年刘邦逃出鸿门宴的招数高多了。”
“我哪有什么招数哇！但我相信：智谋是逼出来的。”毛泽东淡然地答说。
“如果他们要扣留我们怎么办？”
“那就只好一起跟着他们南进吧！但是，”毛泽东有意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地说道，“我相信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这时，突然身后特科团传来了吵闹的声音，接着，部队也停止了前进。毛泽东沉吟片刻，说道：
“老彭啊，可能是他们派人追来了，你我带上赶印出来的《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去看看。”
“不用劳主席大驾了，由我彭德怀一人前去就够了。”
“不，人家是冲着我毛泽东来的嘛。”
这时，一个通讯员骑马赶到近前，把陈昌浩的亲笔信交给彭德怀。彭阅后交给毛泽东，毛阅后说：
“打个收条给他，我们后会有期。”
毛泽东说罢在彭德怀的陪同下，大步流星地前去会赶来的李特。为惜墨存史，现摘录宋任穷的回忆以代拙笔：
李特问毛泽东同志：“现在总政治委员张国焘同志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