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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月中旬的川甘交界已经进入暮秋了，但是，那永远也望不到尽头的高山老林，却迎来了一年中最为美丽的季节：醉红的树叶，盛开的白花，淡黄的野菊，渐入枯黄的野草，绿满枝头的松针……脱离险境的红一方面军指战员穿行在这高深莫测的林中，望着这神秘的、犹如仙境般的山林秋景，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惬意感，每个人的脸上都绽出了胜利的笑颜。
此时，毛泽东却无暇欣赏大自然恩赐的林海秋色，似乎诗神也忘记前来叩开诗人的灵感之门，让他在诗海中泛舟，尽情地吟咏、抒怀。他骑在马上凝视着前方，似乎仍在想着这些天来发生的事情，又似在想着中国未来革命的路在何方。当他想到近三个月前——六月十二日，两大主力红军会师时那欢腾场面，再看看今天——九月十日，自己费尽心思率一、三军团脱离险境的经过，真是不胜感慨啊！
这时的周恩来依然躺在担架上，可他早已忘记了病魔给他带来的痛苦，他时时都在想刚刚脱离险境的红军应该去向何方？当他想到徐向前、陈昌浩现在正做些什么，以及上万名原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就要再受草地、雪山之苦的时候，他的心真的就要碎了！为此，他利用休息的时候与毛泽东商量：
“我们可否再给前敌指挥部徐向前与陈昌浩发份电报？”
毛泽东也正在考虑：为维护党的铁的纪律，同时也是为了他日解决这场斗争留下凭据，他认为必须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发出指令，要他们两人服从中央的决定，率部北上。因此，他沉吟片刻便成竹在胸地说道：
“这份电报必须发，但应是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发，不是讲道理，而是下命令。”
对此，周恩来是完全理解毛泽东的用心的，因此又请来了张闻天等人，在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之后，立即发出了《中央政治局为北上给徐向前、陈昌浩的指令电》。电文如下：
徐、陈：
（一）目前战略方针之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其多方考虑之理由，已详屡次决定及电文。
（二）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
（三）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中央已令一方面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面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
（四）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
中央政治局
这份电报首次公开指出：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决定改变总前委隶属总司令部的组织关系，“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中共中央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一切党的组织和党员都必须服从中央的领导，因此在“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的前提下，“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换言之，从现在开始，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必须接受中央指令：“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面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否则，就是在有意对抗中央的指令。后果，作为党员的徐向前、陈昌浩自然是知道的。
总之，这份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给徐向前、陈昌浩的指令，不仅明确了与张国焘斗争的性质，而且也向有关领导明示了与张国焘这场斗争的界线。实事求是地说，这份电报在政治上是有相当重的分量的！
周恩来以重病之躯，临危受领指挥右路军之责。他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他真正能领导的也就是一、三两个军团。况且，在他的身边还有统御全局的毛泽东。因此，他认为当务之急，必须解决脱离险境的党中央的落脚之处。为此，他与毛泽东研究之后，遂于九月十日十七时以彭德怀、李富春的名义给林彪、聂荣臻发了一则电文：
林、聂：
（一）张国焘违背战略方针令右路军南进，中央已去电申斥（不得下达）。
（二）中央今日率三军全部及军委纵队开抵拿界，明日到俄界。
（三）拿界到俄界里程情况、给养条件如何望立复，并请准备三军全部及军委纵队营地。
彭、李
上述电文发出后不久，天就渐渐地黑了下来，红三军团及军委纵队等相继在深山密林中风餐露宿。但是，病中的周恩来依然在想着明天与红一军团会合的事情。因此，他顾不上休息和用餐，又与三军团的彭德怀、李富春等洽商。也就是在上述电报发出三个小时之后——九月十日二十时，又以彭德怀、李富春的名义给林彪、聂荣臻发了一则电文：
林、聂：
（一）明十一日三军及军委纵队进到鹅格（俄界）宿营。
（二）第一军望于明日移进鹅格以北。
（三）你们在鹅格警戒部队及各隘路桥梁守备部队须待我军逐次接替。
彭、李
从上面这两则电文即可看出，病中的周恩来想的是何等的周到啊！这就是周恩来的作风。
虽说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全都想到了与张国焘的分裂是必然的。但是，一旦分裂成为现实，且随中央共同北上的部队仅仅剩下八千人枪的时候，中央在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确立的北出甘南、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计划还能不能够实现？似乎多数党中央负责人的心里都是茫然的；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北出甘南的八千红军难以完成这一战略使命，甚至连立脚点都不知该选在何处的时候，党中央又应当及时地制定什么样的新的战略方针，才是符合革命实际，且又能在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得到自身的发展呢？这也是当时党中央的多数负责同志认为必须解决，且又不知该如何解决的战略课题。或许张闻天这位党中央负总责的领导人，深深感到了这一责任重大，遂利用红军指战员休息的夜晚，他把毛泽东、博古等召到周恩来的担架旁边，希望能共同回答这一问题。
然而，这时的毛泽东考虑的问题，似乎远不止是这一战略方针的大计。他听了张闻天等人的担忧之后，遂又严肃地指出在解决这一战略方针大计之前，中央必须对张国焘所犯错误的性质以及他未来的发展做出正确的评估和决定，因为这关系到四方面军五万多名指战员的大事；另外，时下随中央北出甘南的红军只有八千人枪，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必须立即进行整编；最后，在政治战略方针确定之后，北出甘南的红军的战略方针也必须随之改变，是坚持原来长征中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方针，还是应当改变为以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中央都必须适时地做出决定。
当周恩来听到毛泽东提出上述的问题时，他就意识到作为大战略家的毛泽东可能已经有了结论。所以，他主动地建议：在俄界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毛泽东对上述问题做出报告，经政治局讨论后再由毛泽东做结论。
对此，张闻天、博古等同志完全赞成周恩来的提议。
最后，毛泽东提议：一方面为了再给张国焘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尽管可能性很小，另一方面也为了进一步观察张国焘向何处去，中央应当严令张国焘贯彻中央既定方针，立刻率部北上。为此，中央于九月十一日——与红一军团会师的时刻，给张国焘发了一则电文：
国焘同志：
（甲）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乙）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导，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
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亲率红三军团、军委纵队于九月十一日抵达俄界。虽说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军委纵队等兄弟部队刚刚分手没有几天，但因为经历了巴西脱险的风波，他们这次在俄界会合格外高兴，大家都有着说不完的心里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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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中旬的川甘交界已经进入暮秋了，但是，那永远也望不到尽头的高山老林，却迎来了一年中最为美丽的季节：醉红的树叶，盛开的白花，淡黄的野菊，渐入枯黄的野草，绿满枝头的松针……脱离险境的红一方面军指战员穿行在这高深莫测的林中，望着这神秘的、犹如仙境般的山林秋景，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惬意感，每个人的脸上都绽出了胜利的笑颜。
此时，毛泽东却无暇欣赏大自然恩赐的林海秋色，似乎诗神也忘记前来叩开诗人的灵感之门，让他在诗海中泛舟，尽情地吟咏、抒怀。他骑在马上凝视着前方，似乎仍在想着这些天来发生的事情，又似在想着中国未来革命的路在何方。当他想到近三个月前——六月十二日，两大主力红军会师时那欢腾场面，再看看今天——九月十日，自己费尽心思率一、三军团脱离险境的经过，真是不胜感慨啊！
这时的周恩来依然躺在担架上，可他早已忘记了病魔给他带来的痛苦，他时时都在想刚刚脱离险境的红军应该去向何方？当他想到徐向前、陈昌浩现在正做些什么，以及上万名原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就要再受草地、雪山之苦的时候，他的心真的就要碎了！为此，他利用休息的时候与毛泽东商量：
“我们可否再给前敌指挥部徐向前与陈昌浩发份电报？”
毛泽东也正在考虑：为维护党的铁的纪律，同时也是为了他日解决这场斗争留下凭据，他认为必须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发出指令，要他们两人服从中央的决定，率部北上。因此，他沉吟片刻便成竹在胸地说道：
“这份电报必须发，但应是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发，不是讲道理，而是下命令。”
对此，周恩来是完全理解毛泽东的用心的，因此又请来了张闻天等人，在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之后，立即发出了《中央政治局为北上给徐向前、陈昌浩的指令电》。电文如下：
徐、陈：
（一）目前战略方针之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其多方考虑之理由，已详屡次决定及电文。
（二）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
（三）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中央已令一方面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面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
（四）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
中央政治局
这份电报首次公开指出：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决定改变总前委隶属总司令部的组织关系，“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中共中央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一切党的组织和党员都必须服从中央的领导，因此在“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的前提下，“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换言之，从现在开始，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必须接受中央指令：“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面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否则，就是在有意对抗中央的指令。后果，作为党员的徐向前、陈昌浩自然是知道的。
总之，这份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给徐向前、陈昌浩的指令，不仅明确了与张国焘斗争的性质，而且也向有关领导明示了与张国焘这场斗争的界线。实事求是地说，这份电报在政治上是有相当重的分量的！
周恩来以重病之躯，临危受领指挥右路军之责。他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他真正能领导的也就是一、三两个军团。况且，在他的身边还有统御全局的毛泽东。因此，他认为当务之急，必须解决脱离险境的党中央的落脚之处。为此，他与毛泽东研究之后，遂于九月十日十七时以彭德怀、李富春的名义给林彪、聂荣臻发了一则电文：
林、聂：
（一）张国焘违背战略方针令右路军南进，中央已去电申斥（不得下达）。
（二）中央今日率三军全部及军委纵队开抵拿界，明日到俄界。
（三）拿界到俄界里程情况、给养条件如何望立复，并请准备三军全部及军委纵队营地。
彭、李
上述电文发出后不久，天就渐渐地黑了下来，红三军团及军委纵队等相继在深山密林中风餐露宿。但是，病中的周恩来依然在想着明天与红一军团会合的事情。因此，他顾不上休息和用餐，又与三军团的彭德怀、李富春等洽商。也就是在上述电报发出三个小时之后——九月十日二十时，又以彭德怀、李富春的名义给林彪、聂荣臻发了一则电文：
林、聂：
（一）明十一日三军及军委纵队进到鹅格（俄界）宿营。
（二）第一军望于明日移进鹅格以北。
（三）你们在鹅格警戒部队及各隘路桥梁守备部队须待我军逐次接替。
彭、李
从上面这两则电文即可看出，病中的周恩来想的是何等的周到啊！这就是周恩来的作风。
虽说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全都想到了与张国焘的分裂是必然的。但是，一旦分裂成为现实，且随中央共同北上的部队仅仅剩下八千人枪的时候，中央在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确立的北出甘南、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计划还能不能够实现？似乎多数党中央负责人的心里都是茫然的；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北出甘南的八千红军难以完成这一战略使命，甚至连立脚点都不知该选在何处的时候，党中央又应当及时地制定什么样的新的战略方针，才是符合革命实际，且又能在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得到自身的发展呢？这也是当时党中央的多数负责同志认为必须解决，且又不知该如何解决的战略课题。或许张闻天这位党中央负总责的领导人，深深感到了这一责任重大，遂利用红军指战员休息的夜晚，他把毛泽东、博古等召到周恩来的担架旁边，希望能共同回答这一问题。
然而，这时的毛泽东考虑的问题，似乎远不止是这一战略方针的大计。他听了张闻天等人的担忧之后，遂又严肃地指出在解决这一战略方针大计之前，中央必须对张国焘所犯错误的性质以及他未来的发展做出正确的评估和决定，因为这关系到四方面军五万多名指战员的大事；另外，时下随中央北出甘南的红军只有八千人枪，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必须立即进行整编；最后，在政治战略方针确定之后，北出甘南的红军的战略方针也必须随之改变，是坚持原来长征中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方针，还是应当改变为以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中央都必须适时地做出决定。
当周恩来听到毛泽东提出上述的问题时，他就意识到作为大战略家的毛泽东可能已经有了结论。所以，他主动地建议：在俄界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毛泽东对上述问题做出报告，经政治局讨论后再由毛泽东做结论。
对此，张闻天、博古等同志完全赞成周恩来的提议。
最后，毛泽东提议：一方面为了再给张国焘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尽管可能性很小，另一方面也为了进一步观察张国焘向何处去，中央应当严令张国焘贯彻中央既定方针，立刻率部北上。为此，中央于九月十一日——与红一军团会师的时刻，给张国焘发了一则电文：
国焘同志：
（甲）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乙）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导，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
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亲率红三军团、军委纵队于九月十一日抵达俄界。虽说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军委纵队等兄弟部队刚刚分手没有几天，但因为经历了巴西脱险的风波，他们这次在俄界会合格外高兴，大家都有着说不完的心里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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