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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淌着望族的诗书气质，但更重要的是家庭氛围为孩子们的成长带来了极好的影响，父母亲不仅致力于让孩子们读书识字，更身体力行地参与其中；同一辈当中虽然年纪相仿，但却相互交流、互相促进，以至于大家都能学习到最新的思想和知识，都能将彼此树为学习的榜样，故而冯家的后生，无论男女都能成才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家学的熏陶
冯家并不是世代读书人出身，在冯友兰的祖父冯玉文之前，冯家大都是以农耕作为生活的主要形式。因此，在冯家有一个根植于家族背景中的理念，那就是“耕读传家”。所谓“耕读传家”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许多农民家庭追求的理想状态。在冯家的长辈看来，要想子孙世世代代都出翰林，那是一种奢望，古往今来，连那些大学问者尚且不敢有此想法，坐落于在中原腹地的冯家起步于农耕的家族背景使其更加不可能生出这样的寄托。然而，这并不代表冯家的子孙在读书这件事情上没有值得期待的理由。无论如何，希望在每一代里都出一个秀才还是有必要的，也是有可能做到的。
冯台异继承了冯玉文在家办学的方式，使孩子们得以在启蒙的最佳时间段里接触到诗书，于此同时，他还创造性地参与到孩子们的学习中来，既指导孩子们学习又监督了他们学习的进度。后来，冯友兰成家立业以后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也同样将这样的方式延续下去，同时加入了自己独到的启蒙方式。
在女儿冯钟璞的记忆里，父亲是亲切而伟大的，在她成为知名作家的著述里，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关于她的父亲冯友兰的。没有人知道，在那些光彩夺目的哲学思想背后的冯友兰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模样；也没有人想得到，在那段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冯友兰又是用怎样的行动为孩子们树立榜样的。这些问题，在著名作家宗璞的文字里，人们终于找到了答案。
冯钟璞的笔名取为宗璞，她的作品以细密从容见长，而且语言温婉优美，小说中每每流露出难得一见的书卷气息。宗璞这一份文学气质得益于父亲的培养，她最初接触文学是从父亲让她背诵白居易的《百炼镜》开始的。
那时的冯友兰在清华大学文学院担任院长，虽然肩上的担子重、工作繁多，但是孩子们却始终能感受到来自冯友兰的浓烈的父爱，能感觉到他时刻在关注着他们、照看着他们。冯友兰总是忙着自己的事务，孩子们喜欢在书房外面玩着。几个年纪相仿的孩子最是容易玩得不亦乐乎。书房对于孩子们来讲是禁地，冯友兰经常在里面伏案写书，孩子们经常在外面偷偷张望。某日，冯友兰把宗璞叫进了书房里，几句话后便直奔主题地拿出了一本唐诗让她学着背诵起来。从那以后，背诗就成了她和其他兄弟姊妹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冯友兰夫妻也如同当年冯台异夫妇一样，对孩子的学习分起工来，冯友兰负责选诗，任载坤负责监督背诵，短时一天一首，如果碰上长诗的话则每天背上一段。这样的分工使得身为父母的冯友兰夫妇能自然地参与到孩子的学习中去，让整个冯家的学习气氛变得十分融洽与和谐。
虽然当时战火纷飞，但是孩子们却成长在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里。父亲著述有成、母亲持家得道，因此孩子们还是能从读书声、笑声中获得快乐。然而，在民族大义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冯友兰夫妇虽然对家庭的温暖十分依恋，但却没有因此而选择退避时局、偏安一隅。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抗战，不仅赶制衣物送去前线，还熬制粥水给护校的人过夜御寒。抗日战争时期，冯友兰还同清华大学的教职工一起募捐慰问抗战负伤的官兵，面对日益严峻的抗战形势，冯友兰发出的叩问，让人备感血脉偾张：“政府如对日妥协，将何以对已牺牲之将士、人民？”
1938年，北大、清华、南开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不得不迁至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南联大。冯友兰一家也随着学校一路向西南搬迁，最终定居在云南蒙自。此时的冯友兰仍旧不忘著书立说，她的哲学体系奠基之作《新理学》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
当时冯友兰的儿女们虽然年纪尚幼，无法读懂这些高深的文字，但父亲的一举一动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这些孩子们。冯友兰在蒙自潜心写作时，他的儿子冯钟辽就曾经帮着父亲抄稿件，此时的宗璞也兴致勃勃地加入其中，但因为年纪太小，只能涂鸦捣乱，因此冯友兰并未准许她接近那些书稿。但是，这却让孩子们从小就觉得读书识字、说文解字、著书立说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冯友兰每天到办公室处理事务，孩子们都是可以一同前往的。他们日常的习惯是先认认真真地学习一阵，然后在轻轻松松地四处玩耍。这一幕，不禁让人想起了冯友兰小时候在衙门里随着父亲生活，同样也是先跟着教书先生学上一会儿，剩下的时间便由他们自己安排。有所不同的是，冯友兰的父亲忙着处理衙门里的事务无暇顾及孩子们，只由着他们自己玩乐，而冯友兰却会在闲暇之时，带着他们到湖边去散散步，领略翠柳点蘸湖水的趣味、听闻朱雀在枝头欢唱、闻闻湖里的荷花的清香。
抗战的年月里，战火纷飞，虽然西南联大的花丛中那些学子的剪影可以让人暂时忘却时下的动荡，但是学生们频繁的流动亦让整个学校的氛围异于往常。有些人满腔热血奔赴战场，希望以血肉之躯保卫祖国于危难；有些人奔赴革命圣地，希望在红色的星星之火中寻求国家的未来；有些人留守在学校，希望将自己的毕生所学传授给一代一代的青年学子，燃烧尽自己最后的光和热……对此，冯友兰援引《左传》中的一句名言：“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捍牧圉？”他的思想激励着学生们在纷乱的时代中找寻属于自己的爱国之路。
当时，整个学校从上至下都经历着从未有过的不安，在昆明的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空袭，跑警犹如家常便饭一般成了学生们的另一个习惯。经常上课上到一半，就有飞机从头顶上飞过，大家便跑到郊外去躲警报，甚至跑到乱坟岗上去了都还继续上课。若干年后，有联大的校友回忆道，当时冯友兰就曾经站在空袭后的炸弹坑上讲课。这种精神很令我们感动，在那样的环境中，放眼望去一片废墟，但是没有人站在上面悲切起来，而是依旧坚毅地接受知识的熏陶。
冯友兰如此举动，他的孩子们同样坚定不移地学习着。当时女儿宗璞在联大附中上学，孩子们的教室是借用的，有时借不到教室他们就在大树底下上课。遇上下雨的时候，老师和学生们都撑着油纸伞，有时几个学生还共用一把伞，一边听课一边听着雨打纸伞的声音，和着老师的讲课声、学生们的朗读声一起入耳。老师们一手拿着雨伞，一手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着，有时雨大一点衣服就会被浸湿，但这丝毫不影响老师们授课的热情。就是这样艰苦的环境，孩子们从未想过放弃学业，正如宗璞所说：“大家不以为苦，或者说，是不考虑苦不苦的问题，只是努力去做应该做的事。”
回到我们今天的社会，学生们的求学环境比起当初的种种，简直是天壤之别，但是如此优越的环境并没有让每一位学生都珍惜。这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两点：一个是现在社会的诱惑多了；二是家长们对孩子过分关注。不可否认，我们现在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都比以前要丰富许多，因此很多孩子在尚未成年时便接触到了类似于游戏机等各种炫酷耀眼的娱乐项目，加之孩子本身的自制力就弱，如果没有家长的引导和监督，便很容易深陷其中，不思进取。
第二个便是家长意识的问题。现在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两个孩子，因此就显得金贵了不少，很多家长抱着“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心态，给孩子们创造了很多优越的条件，的确，这是父母对孩子的一种爱，但是这种爱过分泛滥的话则会导致孩子们产生“乐不思蜀”的意识，加上父母自身的意识里并没有想让自己的孩子吃点苦，因此在孩子的精神世界里，他便犹如瓷娃娃一样，轻易碰不得，所以一遇上一些较为困难的事情就会打退堂鼓，甚至直接放弃努力转身离开。
从冯友兰和他的子女们在西南联大时期的经历可以看出，尽管他们当时的经历在我们现在看来是艰苦的，但是却磨炼了他们的意志和自身的修养。经过那段岁月的洗礼，当他们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时，即使当时物资依旧匮乏、生活质量依然不高，但是他们却甘之如饴，因为那个安稳的学习环境曾是他们当时梦寐以求的，如今得以实现，除了勤奋努力以外，还能有什么更能表达他们此时激动的心情？也正是这份刻苦，使得冯家人在学术研究上孜孜不倦地前行着，即使这条道路有时也会有狂风骤雨，有时也会是荆棘遍地，但他们却始终坚定地踏步前进，直到收获那一份属于自己的成就和荣光。
冯友兰的人生让很多人感慨，在抗战如此艰苦的环境下，他仍旧能奋笔疾书留下“贞元六书”，将国家民族复兴之际称为“贞下起元之时”；生活对于冯友兰来讲，即是锤炼思想的来源，又可以将思想付诸于实践。冯友兰常常能用自己的坚毅感染着家人和朋友，他善待自己的家人，从来不会因为生活上的不如意而向他们倾泻那些负面的情绪，他疼爱他的家人，即使生活最为不易的时候，他也用自己的方式鼓励他们不要丧失信心。女儿宗谱在她后来回忆父亲时撰写的《向历史诉说》中便针对父亲的爱而着墨不少。
身为父亲的冯友兰，身为教授的冯友兰，身为哲学家的冯友兰，每一处每一地都留下了自己思想的精华。而他行于世的一点一滴又化作点化儿女心田的雨露，让他们在那些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历史时刻始终能有一盏明灯指引他们前行，待风和日丽之后，那些昔日躲在树荫下的小苗们已是根深叶茂，他们把父辈带给他们的熏陶延续了下去，让它成为真正的可以流传下去的家学瑰宝。
开拓思想的根脉
在东方文化里，向来都不缺少会思考的人，而真正缺少的，是能集大成者、继往开来的思想家。而在近代思潮涌动、中西文化猛烈冲击的大背景下，冯友兰可谓是哲学史上的一代宗师，甚至有学者因其学术地位高而称之为“新儒家圣人”。
从1923年夏天以一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答辩开始，冯友兰的哲学巨轮便开始朝着集大成者的方向驶去。杜威教授的盛名之下有着许多慕名前来的学生，但能被他称赞的并不多，冯友兰就是一个。当年杜威教授为了能让冯友兰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在推荐信中用十分真诚的语句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冯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当学者的材料。”这句朴实无华的话激励了冯友兰，让他更加坚定地、充满信心地奋斗着他的哲学梦。
当年尚未踏上海外求学之路的冯友兰，在学校里就是新知识、新思想的接收者和传播者，他这种思想不仅感染了家中的弟弟妹妹，更希望将这些新文化宣传开去，以响应五四运动。于是，他和当时十来个志同道合之人一起创办了一个名为《心声》的月刊，不承想开了河南新文化的先河，成了当时最早的也是唯一一份新文化宣传刊物。
1919年，冯友兰完成在国内的学业，赴美国考察。次年，冯友兰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师从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在他们的影响下，冯友兰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接触到了西方哲学理论。单就冯友兰在美国期间学习一事论之，和其他赴美留学的学子比也许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冯友兰的厉害之处在于，他能将东西方两种着眼点截然不同的论述相结合，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思考东方的问题，这一点，便是他与众不同之处。
在他看来，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西方，不是因为中国人愚笨，究其根本是中国人传统思维习惯所致，即“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中国的传统思维强调的是注重人的品行修为，而不注重知识的运用，千百年来，我们更多地强调内心的修养，向内不断地完善自己，而西方的思维方式主张向外发展，探索自然世界中的一切，并在此基础上引导自己征服自然、征服世界。
正如冯友兰所说：“我出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带着这样的心境，冯友兰学成归国之后，从开封中州大学开始了他传道授业的人生道路。
而真正让他成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哲学家的，是在抗战期间，通过其所著的“贞元六书”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它的出现对于习惯了程朱理学的中国人来讲，犹如思想界的一颗重磅炸弹，从问世那一刻开始，便让冯友兰成为学术话题的焦点。新理学的贡献在于，它用西方几千年的哲学精华——逻辑分析方法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千百年来笼统模糊的界定方式，为中国哲学迈出现代化的一步奠定了基础。
冯友兰的开拓思想除了表现在他的哲学体系上，在他的教育方式中也处处有所展现，只不过因为他的思想太过于璀璨而掩盖了教育的光芒罢了。当年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在清华大学里形成了一股“清华学派”的风气，具体来讲就是既注重学生视野的拓展，又从不空谈理想抱负；在强调做学问理论研究的同时，又鼓励学生发散思维，杜绝钻牛角尖。应该说，冯友兰对于清华大学人文的发展以及风格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当冯友兰游访欧洲回来以后，他便和叶企荪一起向清华大学提交了一个章程草案，大致的内容就是希望清华大学委派学生赴德国做交换生，以此来促进文化的交流和学术的深入研究，这在当时的清华大学乃至整个国家都是极为罕见的提议。毕竟德国曾经是法西斯的起源地，刚刚经历法西斯浩劫的中国人民一时间还对这个国度心有余悸。但是，冯友兰却秉着学术的态度提出这个建议，对此，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十分支持，并在学生中选派了乔冠华、季羡林、郭福堂等三位学生赴德国学习。这几个人，日后都成就了各自的一番成绩，在政界、文学界、医学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其中季羡林在晚年回忆起赴德留学一事时，仍旧感慨地说道：“如果没有人帮助，一个人会是一事无成的。……如果没有他（冯友兰）同德国签订德国清华交换研究生的话，我根本到不了德国。”
对于学生们，冯友兰经常教导他们“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简而言之就是四个字：“旧邦新命。”大致的意思便是说，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经过这么多年的雨打风吹，至今仍旧生机勃勃，这意味着它赋予我们这代人的将是新的使命，而这个新的使命便是建设现代化，让国家富强起来、民族从此兴盛起来。
对于大学的培养问题，他曾经明确地表述道：“大学要培养的是人，不是器。”在他看来，所谓的“人”，是指对社会、对世界有着自己的判断和思考的个体，他们不仅要对他们所专注的东西有所欣赏，对于以往的以及现在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要懂得欣赏，比如文学、音乐、美术等。此外，大学除了教授学生们专门的某项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他们欣赏世界的心、探索世界的主动性以及对社会进行判断和了解的大脑。如此，学生才能最终成为一个懂得思考的人，而不是一只只会接受已有结论的器皿。
冯友兰用“继往开来”一词描述他所理解的大学工作，如果大学只是起到传授已有知识的作用，那么它也就和那些时兴的职业学院无异了；而且大学老师不应该仅仅只会教书，他们应该有自己的研究和思考，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反映自己的思想的书籍。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冯友兰在将哲学作为毕生追求的同时，仍旧不忘著书立说，原因很简单，因为对他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老师应该有自己的学术成果和思想精华，否则，只不过是一部照本宣科的机器罢了。
出于对学术的尊重以及对独立研究的客观分析，冯友兰多次提出应该把“学校”和“学术”区别开来，因为学术本身是一件极为纯粹的事情，如果夹杂了其他因素，学术就会变了味道，最终起不到研究真正的意义，生生地被演变成了摆设。这样的开创性的建议，即使是在现在，也未尝不是需要勇气的。如今的大学教育，虽然硬件设施、学生质量和研究支持都比起之前遥遥领先，但是老师的学术纯粹性却比以前减弱了不少，许多教师已经不是纯粹地传道授业了，他们有的仅仅是为了糊口，有的是为了混些名声，因此现实的利益束缚住了研究的双手，最后在文山会海、论文累牍的大背景下成了一个照着书本讲演的提线木偶。
冯友兰提倡独立，他自己的学术研究也鲜明地带着独立的色彩。他所做的思考往往都是立足于当下，比如他选择哲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混沌浑噩，因此才促使他想要通过哲学来拨云见日。同样地，他的哲学研究从来都不回避现实，甚至用十分积极的态度去接近那些现实，并就此做出一番不同凡响的研究，比如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冯友兰就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一门新的课程，名字就叫“毛泽东思想研究”，这在当时很多人看来都是需要勇气的。
以上这些关于冯友兰在思想上的开拓创新只是冯老工作生活中的一部分，虽然无法长篇累牍地细细讲来，但是我们却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位哲学大师在思想上所有的连年轻人都不及的创新精神。应该说冯家的人都有这样的精神特质，比如冯景兰，他所学习的地质矿床学在当时的中国也属于奠基学科，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创新性地提出了“封闭成矿”的概念，由冯景兰率先提出的这一课题，直到十几年后才成为世界研究的热门课题。而冯友兰的妹妹冯沅君笔下的女性人物对封建礼教抗争性强、独立意识浓厚等特点，也是当时文坛少有的笔触。
听完了冯氏家族的故事，您是否对他们的家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呢？自古名门望族代代皆有，但没有哪家能拍着胸脯说家风无益。良好的家风是传家宝，就如同冯家一样，从祖父开始便把“诗书传家”的理想印刻在了孩子们的血脉中，若干年后，当他们经历着不同时代的变迁、不同生存环境的转化，唯一不变的，是他们对于学问持之以恒的追求，还有那份与生俱来的开拓思想。也正是这样的家族成就了冯家那些杰出的子孙们，而他们反过来又用自己的成绩光耀门楣，这便是家族传承的意义，同时也是家风的意义所在。
流淌着望族的诗书气质，但更重要的是家庭氛围为孩子们的成长带来了极好的影响，父母亲不仅致力于让孩子们读书识字，更身体力行地参与其中；同一辈当中虽然年纪相仿，但却相互交流、互相促进，以至于大家都能学习到最新的思想和知识，都能将彼此树为学习的榜样，故而冯家的后生，无论男女都能成才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家学的熏陶
冯家并不是世代读书人出身，在冯友兰的祖父冯玉文之前，冯家大都是以农耕作为生活的主要形式。因此，在冯家有一个根植于家族背景中的理念，那就是“耕读传家”。所谓“耕读传家”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许多农民家庭追求的理想状态。在冯家的长辈看来，要想子孙世世代代都出翰林，那是一种奢望，古往今来，连那些大学问者尚且不敢有此想法，坐落于在中原腹地的冯家起步于农耕的家族背景使其更加不可能生出这样的寄托。然而，这并不代表冯家的子孙在读书这件事情上没有值得期待的理由。无论如何，希望在每一代里都出一个秀才还是有必要的，也是有可能做到的。
冯台异继承了冯玉文在家办学的方式，使孩子们得以在启蒙的最佳时间段里接触到诗书，于此同时，他还创造性地参与到孩子们的学习中来，既指导孩子们学习又监督了他们学习的进度。后来，冯友兰成家立业以后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也同样将这样的方式延续下去，同时加入了自己独到的启蒙方式。
在女儿冯钟璞的记忆里，父亲是亲切而伟大的，在她成为知名作家的著述里，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关于她的父亲冯友兰的。没有人知道，在那些光彩夺目的哲学思想背后的冯友兰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模样；也没有人想得到，在那段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冯友兰又是用怎样的行动为孩子们树立榜样的。这些问题，在著名作家宗璞的文字里，人们终于找到了答案。
冯钟璞的笔名取为宗璞，她的作品以细密从容见长，而且语言温婉优美，小说中每每流露出难得一见的书卷气息。宗璞这一份文学气质得益于父亲的培养，她最初接触文学是从父亲让她背诵白居易的《百炼镜》开始的。
那时的冯友兰在清华大学文学院担任院长，虽然肩上的担子重、工作繁多，但是孩子们却始终能感受到来自冯友兰的浓烈的父爱，能感觉到他时刻在关注着他们、照看着他们。冯友兰总是忙着自己的事务，孩子们喜欢在书房外面玩着。几个年纪相仿的孩子最是容易玩得不亦乐乎。书房对于孩子们来讲是禁地，冯友兰经常在里面伏案写书，孩子们经常在外面偷偷张望。某日，冯友兰把宗璞叫进了书房里，几句话后便直奔主题地拿出了一本唐诗让她学着背诵起来。从那以后，背诗就成了她和其他兄弟姊妹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冯友兰夫妻也如同当年冯台异夫妇一样，对孩子的学习分起工来，冯友兰负责选诗，任载坤负责监督背诵，短时一天一首，如果碰上长诗的话则每天背上一段。这样的分工使得身为父母的冯友兰夫妇能自然地参与到孩子的学习中去，让整个冯家的学习气氛变得十分融洽与和谐。
虽然当时战火纷飞，但是孩子们却成长在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里。父亲著述有成、母亲持家得道，因此孩子们还是能从读书声、笑声中获得快乐。然而，在民族大义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冯友兰夫妇虽然对家庭的温暖十分依恋，但却没有因此而选择退避时局、偏安一隅。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抗战，不仅赶制衣物送去前线，还熬制粥水给护校的人过夜御寒。抗日战争时期，冯友兰还同清华大学的教职工一起募捐慰问抗战负伤的官兵，面对日益严峻的抗战形势，冯友兰发出的叩问，让人备感血脉偾张：“政府如对日妥协，将何以对已牺牲之将士、人民？”
1938年，北大、清华、南开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不得不迁至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南联大。冯友兰一家也随着学校一路向西南搬迁，最终定居在云南蒙自。此时的冯友兰仍旧不忘著书立说，她的哲学体系奠基之作《新理学》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
当时冯友兰的儿女们虽然年纪尚幼，无法读懂这些高深的文字，但父亲的一举一动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这些孩子们。冯友兰在蒙自潜心写作时，他的儿子冯钟辽就曾经帮着父亲抄稿件，此时的宗璞也兴致勃勃地加入其中，但因为年纪太小，只能涂鸦捣乱，因此冯友兰并未准许她接近那些书稿。但是，这却让孩子们从小就觉得读书识字、说文解字、著书立说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冯友兰每天到办公室处理事务，孩子们都是可以一同前往的。他们日常的习惯是先认认真真地学习一阵，然后在轻轻松松地四处玩耍。这一幕，不禁让人想起了冯友兰小时候在衙门里随着父亲生活，同样也是先跟着教书先生学上一会儿，剩下的时间便由他们自己安排。有所不同的是，冯友兰的父亲忙着处理衙门里的事务无暇顾及孩子们，只由着他们自己玩乐，而冯友兰却会在闲暇之时，带着他们到湖边去散散步，领略翠柳点蘸湖水的趣味、听闻朱雀在枝头欢唱、闻闻湖里的荷花的清香。
抗战的年月里，战火纷飞，虽然西南联大的花丛中那些学子的剪影可以让人暂时忘却时下的动荡，但是学生们频繁的流动亦让整个学校的氛围异于往常。有些人满腔热血奔赴战场，希望以血肉之躯保卫祖国于危难；有些人奔赴革命圣地，希望在红色的星星之火中寻求国家的未来；有些人留守在学校，希望将自己的毕生所学传授给一代一代的青年学子，燃烧尽自己最后的光和热……对此，冯友兰援引《左传》中的一句名言：“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捍牧圉？”他的思想激励着学生们在纷乱的时代中找寻属于自己的爱国之路。
当时，整个学校从上至下都经历着从未有过的不安，在昆明的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空袭，跑警犹如家常便饭一般成了学生们的另一个习惯。经常上课上到一半，就有飞机从头顶上飞过，大家便跑到郊外去躲警报，甚至跑到乱坟岗上去了都还继续上课。若干年后，有联大的校友回忆道，当时冯友兰就曾经站在空袭后的炸弹坑上讲课。这种精神很令我们感动，在那样的环境中，放眼望去一片废墟，但是没有人站在上面悲切起来，而是依旧坚毅地接受知识的熏陶。
冯友兰如此举动，他的孩子们同样坚定不移地学习着。当时女儿宗璞在联大附中上学，孩子们的教室是借用的，有时借不到教室他们就在大树底下上课。遇上下雨的时候，老师和学生们都撑着油纸伞，有时几个学生还共用一把伞，一边听课一边听着雨打纸伞的声音，和着老师的讲课声、学生们的朗读声一起入耳。老师们一手拿着雨伞，一手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着，有时雨大一点衣服就会被浸湿，但这丝毫不影响老师们授课的热情。就是这样艰苦的环境，孩子们从未想过放弃学业，正如宗璞所说：“大家不以为苦，或者说，是不考虑苦不苦的问题，只是努力去做应该做的事。”
回到我们今天的社会，学生们的求学环境比起当初的种种，简直是天壤之别，但是如此优越的环境并没有让每一位学生都珍惜。这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两点：一个是现在社会的诱惑多了；二是家长们对孩子过分关注。不可否认，我们现在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都比以前要丰富许多，因此很多孩子在尚未成年时便接触到了类似于游戏机等各种炫酷耀眼的娱乐项目，加之孩子本身的自制力就弱，如果没有家长的引导和监督，便很容易深陷其中，不思进取。
第二个便是家长意识的问题。现在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两个孩子，因此就显得金贵了不少，很多家长抱着“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心态，给孩子们创造了很多优越的条件，的确，这是父母对孩子的一种爱，但是这种爱过分泛滥的话则会导致孩子们产生“乐不思蜀”的意识，加上父母自身的意识里并没有想让自己的孩子吃点苦，因此在孩子的精神世界里，他便犹如瓷娃娃一样，轻易碰不得，所以一遇上一些较为困难的事情就会打退堂鼓，甚至直接放弃努力转身离开。
从冯友兰和他的子女们在西南联大时期的经历可以看出，尽管他们当时的经历在我们现在看来是艰苦的，但是却磨炼了他们的意志和自身的修养。经过那段岁月的洗礼，当他们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时，即使当时物资依旧匮乏、生活质量依然不高，但是他们却甘之如饴，因为那个安稳的学习环境曾是他们当时梦寐以求的，如今得以实现，除了勤奋努力以外，还能有什么更能表达他们此时激动的心情？也正是这份刻苦，使得冯家人在学术研究上孜孜不倦地前行着，即使这条道路有时也会有狂风骤雨，有时也会是荆棘遍地，但他们却始终坚定地踏步前进，直到收获那一份属于自己的成就和荣光。
冯友兰的人生让很多人感慨，在抗战如此艰苦的环境下，他仍旧能奋笔疾书留下“贞元六书”，将国家民族复兴之际称为“贞下起元之时”；生活对于冯友兰来讲，即是锤炼思想的来源，又可以将思想付诸于实践。冯友兰常常能用自己的坚毅感染着家人和朋友，他善待自己的家人，从来不会因为生活上的不如意而向他们倾泻那些负面的情绪，他疼爱他的家人，即使生活最为不易的时候，他也用自己的方式鼓励他们不要丧失信心。女儿宗谱在她后来回忆父亲时撰写的《向历史诉说》中便针对父亲的爱而着墨不少。
身为父亲的冯友兰，身为教授的冯友兰，身为哲学家的冯友兰，每一处每一地都留下了自己思想的精华。而他行于世的一点一滴又化作点化儿女心田的雨露，让他们在那些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历史时刻始终能有一盏明灯指引他们前行，待风和日丽之后，那些昔日躲在树荫下的小苗们已是根深叶茂，他们把父辈带给他们的熏陶延续了下去，让它成为真正的可以流传下去的家学瑰宝。
开拓思想的根脉
在东方文化里，向来都不缺少会思考的人，而真正缺少的，是能集大成者、继往开来的思想家。而在近代思潮涌动、中西文化猛烈冲击的大背景下，冯友兰可谓是哲学史上的一代宗师，甚至有学者因其学术地位高而称之为“新儒家圣人”。
从1923年夏天以一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答辩开始，冯友兰的哲学巨轮便开始朝着集大成者的方向驶去。杜威教授的盛名之下有着许多慕名前来的学生，但能被他称赞的并不多，冯友兰就是一个。当年杜威教授为了能让冯友兰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在推荐信中用十分真诚的语句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冯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当学者的材料。”这句朴实无华的话激励了冯友兰，让他更加坚定地、充满信心地奋斗着他的哲学梦。
当年尚未踏上海外求学之路的冯友兰，在学校里就是新知识、新思想的接收者和传播者，他这种思想不仅感染了家中的弟弟妹妹，更希望将这些新文化宣传开去，以响应五四运动。于是，他和当时十来个志同道合之人一起创办了一个名为《心声》的月刊，不承想开了河南新文化的先河，成了当时最早的也是唯一一份新文化宣传刊物。
1919年，冯友兰完成在国内的学业，赴美国考察。次年，冯友兰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师从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在他们的影响下，冯友兰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接触到了西方哲学理论。单就冯友兰在美国期间学习一事论之，和其他赴美留学的学子比也许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冯友兰的厉害之处在于，他能将东西方两种着眼点截然不同的论述相结合，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思考东方的问题，这一点，便是他与众不同之处。
在他看来，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西方，不是因为中国人愚笨，究其根本是中国人传统思维习惯所致，即“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中国的传统思维强调的是注重人的品行修为，而不注重知识的运用，千百年来，我们更多地强调内心的修养，向内不断地完善自己，而西方的思维方式主张向外发展，探索自然世界中的一切，并在此基础上引导自己征服自然、征服世界。
正如冯友兰所说：“我出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带着这样的心境，冯友兰学成归国之后，从开封中州大学开始了他传道授业的人生道路。
而真正让他成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哲学家的，是在抗战期间，通过其所著的“贞元六书”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它的出现对于习惯了程朱理学的中国人来讲，犹如思想界的一颗重磅炸弹，从问世那一刻开始，便让冯友兰成为学术话题的焦点。新理学的贡献在于，它用西方几千年的哲学精华——逻辑分析方法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千百年来笼统模糊的界定方式，为中国哲学迈出现代化的一步奠定了基础。
冯友兰的开拓思想除了表现在他的哲学体系上，在他的教育方式中也处处有所展现，只不过因为他的思想太过于璀璨而掩盖了教育的光芒罢了。当年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在清华大学里形成了一股“清华学派”的风气，具体来讲就是既注重学生视野的拓展，又从不空谈理想抱负；在强调做学问理论研究的同时，又鼓励学生发散思维，杜绝钻牛角尖。应该说，冯友兰对于清华大学人文的发展以及风格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当冯友兰游访欧洲回来以后，他便和叶企荪一起向清华大学提交了一个章程草案，大致的内容就是希望清华大学委派学生赴德国做交换生，以此来促进文化的交流和学术的深入研究，这在当时的清华大学乃至整个国家都是极为罕见的提议。毕竟德国曾经是法西斯的起源地，刚刚经历法西斯浩劫的中国人民一时间还对这个国度心有余悸。但是，冯友兰却秉着学术的态度提出这个建议，对此，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十分支持，并在学生中选派了乔冠华、季羡林、郭福堂等三位学生赴德国学习。这几个人，日后都成就了各自的一番成绩，在政界、文学界、医学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其中季羡林在晚年回忆起赴德留学一事时，仍旧感慨地说道：“如果没有人帮助，一个人会是一事无成的。……如果没有他（冯友兰）同德国签订德国清华交换研究生的话，我根本到不了德国。”
对于学生们，冯友兰经常教导他们“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简而言之就是四个字：“旧邦新命。”大致的意思便是说，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经过这么多年的雨打风吹，至今仍旧生机勃勃，这意味着它赋予我们这代人的将是新的使命，而这个新的使命便是建设现代化，让国家富强起来、民族从此兴盛起来。
对于大学的培养问题，他曾经明确地表述道：“大学要培养的是人，不是器。”在他看来，所谓的“人”，是指对社会、对世界有着自己的判断和思考的个体，他们不仅要对他们所专注的东西有所欣赏，对于以往的以及现在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要懂得欣赏，比如文学、音乐、美术等。此外，大学除了教授学生们专门的某项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他们欣赏世界的心、探索世界的主动性以及对社会进行判断和了解的大脑。如此，学生才能最终成为一个懂得思考的人，而不是一只只会接受已有结论的器皿。
冯友兰用“继往开来”一词描述他所理解的大学工作，如果大学只是起到传授已有知识的作用，那么它也就和那些时兴的职业学院无异了；而且大学老师不应该仅仅只会教书，他们应该有自己的研究和思考，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反映自己的思想的书籍。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冯友兰在将哲学作为毕生追求的同时，仍旧不忘著书立说，原因很简单，因为对他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老师应该有自己的学术成果和思想精华，否则，只不过是一部照本宣科的机器罢了。
出于对学术的尊重以及对独立研究的客观分析，冯友兰多次提出应该把“学校”和“学术”区别开来，因为学术本身是一件极为纯粹的事情，如果夹杂了其他因素，学术就会变了味道，最终起不到研究真正的意义，生生地被演变成了摆设。这样的开创性的建议，即使是在现在，也未尝不是需要勇气的。如今的大学教育，虽然硬件设施、学生质量和研究支持都比起之前遥遥领先，但是老师的学术纯粹性却比以前减弱了不少，许多教师已经不是纯粹地传道授业了，他们有的仅仅是为了糊口，有的是为了混些名声，因此现实的利益束缚住了研究的双手，最后在文山会海、论文累牍的大背景下成了一个照着书本讲演的提线木偶。
冯友兰提倡独立，他自己的学术研究也鲜明地带着独立的色彩。他所做的思考往往都是立足于当下，比如他选择哲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混沌浑噩，因此才促使他想要通过哲学来拨云见日。同样地，他的哲学研究从来都不回避现实，甚至用十分积极的态度去接近那些现实，并就此做出一番不同凡响的研究，比如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冯友兰就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一门新的课程，名字就叫“毛泽东思想研究”，这在当时很多人看来都是需要勇气的。
以上这些关于冯友兰在思想上的开拓创新只是冯老工作生活中的一部分，虽然无法长篇累牍地细细讲来，但是我们却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位哲学大师在思想上所有的连年轻人都不及的创新精神。应该说冯家的人都有这样的精神特质，比如冯景兰，他所学习的地质矿床学在当时的中国也属于奠基学科，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创新性地提出了“封闭成矿”的概念，由冯景兰率先提出的这一课题，直到十几年后才成为世界研究的热门课题。而冯友兰的妹妹冯沅君笔下的女性人物对封建礼教抗争性强、独立意识浓厚等特点，也是当时文坛少有的笔触。
听完了冯氏家族的故事，您是否对他们的家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呢？自古名门望族代代皆有，但没有哪家能拍着胸脯说家风无益。良好的家风是传家宝，就如同冯家一样，从祖父开始便把“诗书传家”的理想印刻在了孩子们的血脉中，若干年后，当他们经历着不同时代的变迁、不同生存环境的转化，唯一不变的，是他们对于学问持之以恒的追求，还有那份与生俱来的开拓思想。也正是这样的家族成就了冯家那些杰出的子孙们，而他们反过来又用自己的成绩光耀门楣，这便是家族传承的意义，同时也是家风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