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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玉花从外地回来，也不说市场好不好，只是告诉汪虹她要和刘辰一起干了。汪虹苦笑笑，说那好吧，我再跑一次就回布拉格吧。
很快就买到了回国的车票，包厢里还有两位北京男士，是从布加勒斯特来的。年龄大一点的叫郝雨，大约三十多岁的样子，特爱说话，一说话就笑，一双不大的眼睛总是眯缝儿着，一路上就听他讲故事了。年龄小一点的叫焦和平，二十五六岁。郝雨不光爱说爱笑，还挺会照顾人。汪虹几趟大包儿滚下来，落儿了个一上火车就胃疼的毛病。平时跟着侯玉花跑，除了强忍着也没别的办法。这回遇上个怜香惜玉的爷儿们，自己也就金贵起来。郝雨一阵儿端茶一阵儿送水，把汪虹服侍得舒舒服服。这家伙和俄国列车女乘务员混得特好，居然允许他在包厢里用煤油炉子做饭吃。汪虹喝了他熬的大米粥，胃里好了许多。他又给大伙儿讲笑话，拿罗马尼亚人的名字开涮，说罗马尼亚人最常用的名字叫“一拉拉一裤”
把汪虹笑得肚疼。
北京到了，两人交换了电话号码。郝雨说有什么事尽管招呼，尤其象上货这种事儿，他门儿清。
没几天，汪虹到北京找郝雨，要他帮助上点好货。汪虹说这是最后一次了，卖完货就回布拉格。郝雨说回布拉格干嘛去，不如跟我到罗马尼亚呢。你这样小打小闹挣不了钱，要做就正正规规往大了做。他这次又发了一个集装箱鸡毛服“眼瞅着天就凉了，准能卖个好价钱。”郝雨说。
汪虹心里一动。
这回汪虹上的都是好货。郝雨带着她去找客户，因为郝雨是走集装箱的大货主，客户都不敢得罪，以很低的价格给了汪虹很不错的皮夹克和羽绒服。
回莫斯科的火车上，汪虹和郝雨在同一个包厢。看着为她忙上忙下的郝雨，她突然笑了，她想起在布拉格聚义时的三姐妹。什么铁板一块，一遇爷儿们就散了！
郝雨问她笑什么？她不语。
列车上，郝雨帮她卖货收款，殷勤备至。他告诉汪虹，他原是北京一家建筑公司的工人，老婆跟他最好的朋友偷情被他发现了，自觉无颜再在北京混，跟老婆离了婚，只身跑到布加勒斯特闯天下。一个人在异国谋生，艰难不怕，男子汉嘛。可孑然一身，形影相吊，这种孤独和寂寞，是最难忍受的。
汪虹对此感受非浅，点头称是。
郝雨便说：“为什么你不跟我去布加勒斯特呢？我发货柜，你有英语，可以帮我很多忙。利润我们平分，你放心好了，我绝不会亏待你。我本来应该发完货坐飞机去罗马尼亚，就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路上才陪你的。”说着便抓住了汪虹的手。
汪虹任他抓着，过了一会儿才轻轻挣出，说：“我得想想。”
是夜，汪虹几乎无眠。布拉格？布加勒斯特？小郎？郝雨？她无法定夺。
到了莫斯科，郝雨带她住在他一个河南朋友的公寓里。两室一厅，郝雨和朋友住一室，汪虹自己住一室。那河南朋友好像在专职倒票那时莫斯科到北京的票非常难买，都集中在这些票贩子手里了。郝雨和汪虹到的时候，他刚刚和俄国警察打了一场官司得胜归来，高兴得很。摆好酒菜，一边吃一边讲起这档轰动莫斯科华人社会的事来。
河南朋友那天下午乘地铁纵线去中国人聚居的“吉庆”旅馆送票，出来后又准备原路返回。刚下了电梯，一高一矮两个俄国警察拦住了他的去路。高的年轻，矮的老，他们身后还站着一个穿便衣的汉子。他们把他叫进旁边的警察办公室，让他面壁站着，两手高举放在墙上，双腿叉开，警察便开始搜身。河南朋友心里火火的，俄国警察经常对中国人来这一手，真他妈的讨厌，可是又没办法，警察是在执行公务。那天他身上有票款3400美元，被警察一把全掏了出来，但又立刻塞回了他的口袋。他因为是倒票，票款必须记清楚，所以他把每一笔钱都记在一张纸上，谁的多少钱谁的多少钱。他斜眼看到搜我身的警察把这张纸拿着看了看，他看不懂中国人的名字，但看得懂阿拉伯数字，也看得懂美元的符号他大概意识到这是一张账单，便撕碎了随手丢在纸篓里，然后对他说可以走了。
河南朋友稀里糊涂被放了出来，他摸了一下钱，感觉厚度还差不多，地铁里又不是数钱的地方，便乘车走了。路上他想钱肯定会少，俄国警察尽是下三滥。但估计他们也不敢多拿，抽一张了不得了。如果那样他也认了谁让自已在这操蛋地方呢？可他回了家一数，我操！整整少了640美元！孙子们也忒黑了点，他怒不可遏，立马打的赶了回去。
他一进门，仨孙子还在呢。他冲过去抓住那俩警察就用俄语喊：“你们是玛菲亚（强盗）！还我的美元！还我的美元！”
仨孙子压根儿没想到他敢找来，他们这样坑害中国人多了，从没见过有找后账的，一时慌了，纷纷发誓说绝对没有偷他的钱。这时有个俄国老太婆走过来说：
“他们都是好警察，你要是捣乱，他们会狠狠地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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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玉花从外地回来，也不说市场好不好，只是告诉汪虹她要和刘辰一起干了。汪虹苦笑笑，说那好吧，我再跑一次就回布拉格吧。
很快就买到了回国的车票，包厢里还有两位北京男士，是从布加勒斯特来的。年龄大一点的叫郝雨，大约三十多岁的样子，特爱说话，一说话就笑，一双不大的眼睛总是眯缝儿着，一路上就听他讲故事了。年龄小一点的叫焦和平，二十五六岁。郝雨不光爱说爱笑，还挺会照顾人。汪虹几趟大包儿滚下来，落儿了个一上火车就胃疼的毛病。平时跟着侯玉花跑，除了强忍着也没别的办法。这回遇上个怜香惜玉的爷儿们，自己也就金贵起来。郝雨一阵儿端茶一阵儿送水，把汪虹服侍得舒舒服服。这家伙和俄国列车女乘务员混得特好，居然允许他在包厢里用煤油炉子做饭吃。汪虹喝了他熬的大米粥，胃里好了许多。他又给大伙儿讲笑话，拿罗马尼亚人的名字开涮，说罗马尼亚人最常用的名字叫“一拉拉一裤”
把汪虹笑得肚疼。
北京到了，两人交换了电话号码。郝雨说有什么事尽管招呼，尤其象上货这种事儿，他门儿清。
没几天，汪虹到北京找郝雨，要他帮助上点好货。汪虹说这是最后一次了，卖完货就回布拉格。郝雨说回布拉格干嘛去，不如跟我到罗马尼亚呢。你这样小打小闹挣不了钱，要做就正正规规往大了做。他这次又发了一个集装箱鸡毛服“眼瞅着天就凉了，准能卖个好价钱。”郝雨说。
汪虹心里一动。
这回汪虹上的都是好货。郝雨带着她去找客户，因为郝雨是走集装箱的大货主，客户都不敢得罪，以很低的价格给了汪虹很不错的皮夹克和羽绒服。
回莫斯科的火车上，汪虹和郝雨在同一个包厢。看着为她忙上忙下的郝雨，她突然笑了，她想起在布拉格聚义时的三姐妹。什么铁板一块，一遇爷儿们就散了！
郝雨问她笑什么？她不语。
列车上，郝雨帮她卖货收款，殷勤备至。他告诉汪虹，他原是北京一家建筑公司的工人，老婆跟他最好的朋友偷情被他发现了，自觉无颜再在北京混，跟老婆离了婚，只身跑到布加勒斯特闯天下。一个人在异国谋生，艰难不怕，男子汉嘛。可孑然一身，形影相吊，这种孤独和寂寞，是最难忍受的。
汪虹对此感受非浅，点头称是。
郝雨便说：“为什么你不跟我去布加勒斯特呢？我发货柜，你有英语，可以帮我很多忙。利润我们平分，你放心好了，我绝不会亏待你。我本来应该发完货坐飞机去罗马尼亚，就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路上才陪你的。”说着便抓住了汪虹的手。
汪虹任他抓着，过了一会儿才轻轻挣出，说：“我得想想。”
是夜，汪虹几乎无眠。布拉格？布加勒斯特？小郎？郝雨？她无法定夺。
到了莫斯科，郝雨带她住在他一个河南朋友的公寓里。两室一厅，郝雨和朋友住一室，汪虹自己住一室。那河南朋友好像在专职倒票那时莫斯科到北京的票非常难买，都集中在这些票贩子手里了。郝雨和汪虹到的时候，他刚刚和俄国警察打了一场官司得胜归来，高兴得很。摆好酒菜，一边吃一边讲起这档轰动莫斯科华人社会的事来。
河南朋友那天下午乘地铁纵线去中国人聚居的“吉庆”旅馆送票，出来后又准备原路返回。刚下了电梯，一高一矮两个俄国警察拦住了他的去路。高的年轻，矮的老，他们身后还站着一个穿便衣的汉子。他们把他叫进旁边的警察办公室，让他面壁站着，两手高举放在墙上，双腿叉开，警察便开始搜身。河南朋友心里火火的，俄国警察经常对中国人来这一手，真他妈的讨厌，可是又没办法，警察是在执行公务。那天他身上有票款3400美元，被警察一把全掏了出来，但又立刻塞回了他的口袋。他因为是倒票，票款必须记清楚，所以他把每一笔钱都记在一张纸上，谁的多少钱谁的多少钱。他斜眼看到搜我身的警察把这张纸拿着看了看，他看不懂中国人的名字，但看得懂阿拉伯数字，也看得懂美元的符号他大概意识到这是一张账单，便撕碎了随手丢在纸篓里，然后对他说可以走了。
河南朋友稀里糊涂被放了出来，他摸了一下钱，感觉厚度还差不多，地铁里又不是数钱的地方，便乘车走了。路上他想钱肯定会少，俄国警察尽是下三滥。但估计他们也不敢多拿，抽一张了不得了。如果那样他也认了谁让自已在这操蛋地方呢？可他回了家一数，我操！整整少了640美元！孙子们也忒黑了点，他怒不可遏，立马打的赶了回去。
他一进门，仨孙子还在呢。他冲过去抓住那俩警察就用俄语喊：“你们是玛菲亚（强盗）！还我的美元！还我的美元！”
仨孙子压根儿没想到他敢找来，他们这样坑害中国人多了，从没见过有找后账的，一时慌了，纷纷发誓说绝对没有偷他的钱。这时有个俄国老太婆走过来说：
“他们都是好警察，你要是捣乱，他们会狠狠地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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