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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爱钱。
一个州、县每年在上交国家正税之外多收多少钱粮，一个下级地方每年应向上司分几次进献多少馈赠，办理某一事务要送有关部门多少钱，都有惯例数字。
京官比较‘清贫’，因而进京的地方官照例要对在京的同乡、同年、同门、亲友馈赠一番；京城的高级官员还有义务在三大节等重大节日向低级官员的同乡、门生、故旧例行馈赠。刚刚释褐的进士因为还没来得及捞钱，通常都要在回籍的路上，甚至绕道去拜访有同乡或是门谊的地方官，实际上就是去讨要馈赠，美曰名号‘打抽丰’。
每年进京朝觐，京城的御史、给事们号称‘开市’，这一项又要花费巨大。
如今说到害民，都归咎于我们这些地方官员不知廉洁，我们怎么能廉洁呢！我们的俸薪有多少，上司想方设法勒索，过往官绅要打抽丰，进京朝觐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两，这些钱不能从天而降，我们不是只能在税赋上下功夫了吗?”
此话一说，马上就引来了众官的附和，任育民完全是说出了大家苦命的心声。
任育民所讲的事还真的是一大问题。在明代，官僚俸禄是相当低的，一个普通知县月俸只有老米7石5斗，按市价合银不到十两。即使官至最高级别的正二品的尚书，一月的俸禄也不过61石米。但一个官员的开支却是很大的，除了养家糊口之外，还要有大量的上下应酬，要雇用幕僚、跟班甚至轿夫，要在各种场合摆出应有的排场，更不要说奢侈挥霍以及在家乡置办田地房产了。可以说，一个不贪污不受贿又没有大量家底资产的官僚，跟本就活不下去。其实上，如果陈渊没有盛广泉的支持，他在京城也很难生活。
既然朝廷的制度实际等于默许官僚贪污受贿，甚至是要求官僚贪污受贿，因而200多年来官场的贪污受贿有制度化的趋势。
对于绝大多数官僚来说，贪污受贿不仅仅是为了维持起码的正常的开支，而是要利用手中的权力大发横财。制度化的贪污受贿为常例以外的**大开方便之门，因为从来没有成文规定，“合理”的贪污受贿和“不合理”的贪污受贿根本没有明确的界限。如果严格依照法律，“合理”的常例也全是违法，按照洪武时定下的条例，“入人十贯”就应判绞刑；但在举国上下贿赂公行的情况下，就是超出常格了，官场上的人们也宁愿视而不见。这就使得利欲熏心者有了大得其手的机会，特别是了天启，崇祯时期，严重的政治混乱造成了大部分官员都是醉生梦死，能捞就捞，贪贿之风更是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崇祯初年的时候，雄心满满的崇祯帝也曾想过整治一下贪污**的问题，曾有一御史韩一良直接向崇祯帝点出了其中门道，甚至献身说法，“大破情面”，但当吏部尚书王永光要求其指出朝中贪污之人时，他又畏首畏尾，只纠出了周应秋、阎鸣泰等几个已经被打倒的著名阉党分子交差，让崇祯帝大为恼火，最后这事只能不了了之。
(本章完)
官爱钱。
一个州、县每年在上交国家正税之外多收多少钱粮，一个下级地方每年应向上司分几次进献多少馈赠，办理某一事务要送有关部门多少钱，都有惯例数字。
京官比较‘清贫’，因而进京的地方官照例要对在京的同乡、同年、同门、亲友馈赠一番；京城的高级官员还有义务在三大节等重大节日向低级官员的同乡、门生、故旧例行馈赠。刚刚释褐的进士因为还没来得及捞钱，通常都要在回籍的路上，甚至绕道去拜访有同乡或是门谊的地方官，实际上就是去讨要馈赠，美曰名号‘打抽丰’。
每年进京朝觐，京城的御史、给事们号称‘开市’，这一项又要花费巨大。
如今说到害民，都归咎于我们这些地方官员不知廉洁，我们怎么能廉洁呢！我们的俸薪有多少，上司想方设法勒索，过往官绅要打抽丰，进京朝觐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两，这些钱不能从天而降，我们不是只能在税赋上下功夫了吗?”
此话一说，马上就引来了众官的附和，任育民完全是说出了大家苦命的心声。
任育民所讲的事还真的是一大问题。在明代，官僚俸禄是相当低的，一个普通知县月俸只有老米7石5斗，按市价合银不到十两。即使官至最高级别的正二品的尚书，一月的俸禄也不过61石米。但一个官员的开支却是很大的，除了养家糊口之外，还要有大量的上下应酬，要雇用幕僚、跟班甚至轿夫，要在各种场合摆出应有的排场，更不要说奢侈挥霍以及在家乡置办田地房产了。可以说，一个不贪污不受贿又没有大量家底资产的官僚，跟本就活不下去。其实上，如果陈渊没有盛广泉的支持，他在京城也很难生活。
既然朝廷的制度实际等于默许官僚贪污受贿，甚至是要求官僚贪污受贿，因而200多年来官场的贪污受贿有制度化的趋势。
对于绝大多数官僚来说，贪污受贿不仅仅是为了维持起码的正常的开支，而是要利用手中的权力大发横财。制度化的贪污受贿为常例以外的**大开方便之门，因为从来没有成文规定，“合理”的贪污受贿和“不合理”的贪污受贿根本没有明确的界限。如果严格依照法律，“合理”的常例也全是违法，按照洪武时定下的条例，“入人十贯”就应判绞刑；但在举国上下贿赂公行的情况下，就是超出常格了，官场上的人们也宁愿视而不见。这就使得利欲熏心者有了大得其手的机会，特别是了天启，崇祯时期，严重的政治混乱造成了大部分官员都是醉生梦死，能捞就捞，贪贿之风更是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崇祯初年的时候，雄心满满的崇祯帝也曾想过整治一下贪污**的问题，曾有一御史韩一良直接向崇祯帝点出了其中门道，甚至献身说法，“大破情面”，但当吏部尚书王永光要求其指出朝中贪污之人时，他又畏首畏尾，只纠出了周应秋、阎鸣泰等几个已经被打倒的著名阉党分子交差，让崇祯帝大为恼火，最后这事只能不了了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