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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顶多算是“吃工资”的乡下人。
学校老师中，有三位曾经当过我的小学老师。一开始，我还有些尴尬，带着一种学生对老师的敬畏眼光注意自己在他们面前的形象。但很快，这种尴尬就消失在他们自己的形象中。在同事面前，他们全然没有当年做老师的架子和风度了。课后从不谈学生，他们只与我谈家长里短，谈扑克牌“关牌”和“吊七”的技术，谈村里的往事，谈风土人情，谈风流韵事，谈鬼神妖魔，偶尔也看迟到两周的《参考消息》，并批评时政。
夜暮降临，热闹了一天的校园安静下来，白天浮起的尘埃都沉静了：除了夏虫的吟唱，鸟雀归巢时的啁啾，校园里阗寂无声。我独守着校园，摊开书卷，沉入那些美妙的文字世界而不知疲倦。我从城里回到乡下，历经了一个酷冷的夏天之后，关于城市的梦想重又幻灭。我享受着梦想幻灭之后的平静，心里就像暴风雨过后的天空，干净、明朗、透彻。我知道，有些命运是无法抗争的。我不想留在乡村，但命运之神却偏要把我抛到这更偏僻的地方来。我除了承认现实，似乎不能有太多作为。既然命运有如此安排，不能反抗，那就姑且享受。
那时，每天下午四点学校就放学。孩子们叽叽喳喳地散去了，同校的老师也都回去忙自家的责任田了，学校里只留下我一人。我突然有了大块的属于自己的时间，心里空旷得如眼前这无人的操场。空闲从来都是寂寞的近亲。集镇成了像我一样的乡村青年教师们排解寂寞的聚散地。大家不约而同地来到集镇，像是赶一场聚会，又像是潜在水底的鱼虾来到水面上冒个泡。其实这个集镇再枯燥不过，既无趣又丑陋肮脏。满街的尘土，连一个可以驻足的地方都找不到。没有歌厅舞厅之类娱乐场所，唯一破败的电影院，已经多年没有放过电影了。我们所能做的，便只有打桌球和到小酒店里喝酒。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打桌球。而进馆子喝酒似乎又有点不务正业，毕竟是为人师表的教师。即便这样，小镇也还是有无限魅力，无法阻止我们放学后找个买袜子之类的理由，离开空空的小学校园，骑上五六华里远的自行车到镇上转一圈，看一看那些来来往往的车辆与人群，听一听马路边上的新闻，然后在黄昏中迎着家家户户升起的炊烟重又独自回到校园。有时在镇上遇上在别的学校当教师的同学，我们便架在自行车上说几句话，发几句牢骚，甚至对新近在报纸上看到的已经过时好多天的时政发表几句评论，那就足以让人乐而忘忧一个星期之久了。
林溪村成了我心灵的后花园。为了逃避寂寞，我有时半夜都要回家。没有星星的夜晚，我凭白天的记忆在回林溪的土路上狂奔，风在耳旁呼呼作响。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让我获得了奔跑的速度和超越的快感，伴着我青春的气息畅快淋漓。回林溪村的半路上需要穿过一块墓地、一片山林。每次月夜经过，心里总不由自主地预先幻想起无数面目可憎的鬼魅。我全身恐惧得竖起鸡皮疙瘩，呼啸着冲过去。当我最后看着林溪老屋的门洞射出桔黄的灯光时，我感觉自己是那么温暖幸福。
是孩子们的快乐，冲淡了我对城市的思念与向往。我用普通话上课，这在学校是第一次、第一人。我要求他们也在课堂上用普通话，用普通话回答我的提问，用普通话朗读课文，用普通话提问和交流。这引起了孩子们极大的兴趣。我第一个使用照相机，并给孩子们照相；我第一个教他们打篮球，第一个在课堂上编排话剧……在这个远离城市的地方，我只带来了一点点城市的气息，就被他们视为洋气和文化的象征，并获得了特别的尊重。附近的农民用十分崇敬的口吻邀我去家访，进了家里，并不问孩子学习的事，原来是请去喝新开缸的浓茶一样的老酒。我常常还滴酒未沾就为他们的热情所陶醉。看到孩子们红扑扑的脸上写满了快乐，看到他们对我的敬重与爱慕，看到我对他们的重要……我便暂时忘记了城市的所在，忘记了超越乡村的梦想。
其实，梦想并没有真正停止。我课余时间的自学考试，难道仅仅是热爱文学，而不是在潜意识里对现状的超越？自师范毕业当了小学教师以后，虽然我仍在农村，但严格地讲，我与农民甚至我身边共事的民办老师完全不同。我是公办老师，我的户口本上写着“非农业人口”字样。虽然我要么住在学校，要么住在林溪，但我身份证上的地址既水是简家小学也不是林溪村，而是镇上一个居委会的名字。其实我从来不知道镇上还有个什么居委会。这地址，与其说是个住址，不如说是一种身份，居委会是非农业人口单位，而村庄里只许有农业人口。我的医疗费用可以完全由国家报销了，看病不要钱。我第一次享受了城里人的良好福利。有好几次，我学着其他同事的样，用我自己的医疗证，偷偷地给感冒的父母亲开了药，不让父母花一分钱。虽然我的工资已经能够支付这些医药费，我却不用花钱，而父母没有支付能力，一个农民，却要自己花钱看病——我素来是个讲规则守法纪的人，但这时我如果再守纪律让父母掏钱看病，对我则会是莫大的耻辱。我对城市的向往与梦想，此时已经不再是追求拿工资、免费看病之类，而是做一个真正的城里人！还有多少城里人所拥有的，我这个“吃工资”的乡下人尚未拥有！
城市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无论我走到哪里，它都有无数条隐形的线牵引着我。周末，我仍喜欢来到城里晃荡，像在师范学校时一样闲逛。我骑了二十里路自行车，独自站立在繁华的城南胜利路口。仅仅是看着这车水马龙的大街，我就有一种深深的满足感、生活的在场感，甚至有一种对生活深深的感恩之情。我走过公园，走过商场，走过电影院，走过录相厅，走过图书馆、博物馆，走过新华书店，走过火车站，我像拥有这座并不属于自己的城市一样将它们一一览过。我觉得城市才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才是真正的生活现场。加入城市的洪流才是真正的生活在场，而农村则是被生活所遗忘的角落，是被生活所疏远的地方。
但是，当我被眼前这种繁华的场景所满足时，我同时也被一种羞愧所刺痛：我其实并不属于这里！公园的优雅美景刺痛了我乡下人的粗陋，商场的繁华奢侈刺痛了我乡下人的贫穷！电影院的精彩与热闹刺痛了我乡下人的孤独，大街上走过的洋里洋气的姑娘刺痛了我乡下人的青春！我一次次地进城，企望靠近城市、融入城市，结果我不但没有走近城市，反而一次次地强化了我的他乡感。我一次次在羞愧中回来，受侮辱般地回到老家林溪，回到乡村安静的小学校。我暗暗发誓，再也不上城里去了。可刚过不久，我又忍不住一次次地如飞蛾扑火般地在周末来到城市逛荡。
城市是我的爱，也是我的痛。推而广之，其实又何止于城市？这不是也包括这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吗？而且又何止于我？它不是也包括所有的农民，所有生活在底层的人们？
民办教师阿勇年过四十，终于考上了公办教师资格。他整日乐呵呵的，见人就掏出红塔山香烟，额头上那团紧锁了半辈子的皱纹终于舒展开来了。这是他用一个学期基本不上课荒芜六十个学生的学业和荒芜半年责任田庄稼的代价换来的。那天，自称“范进中举”的阿勇醉了一回。在席上，他简直癫狂了，逐个地道谢、敬酒，兴奋地与每个人打招呼。
小华老师没有资格考试，被村委会辞退了。当了十二年小学代课老师的他重新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茫茫然不知下半辈子该做什么。曾老师是公办教师，快退休时，左托关系右找熟人为儿子弄了“农转非”指标，安排招工进城，当了电机厂的工人，虽然没上什么学却子承父业享受了城里人的待遇，令人眼红得很。
焦躁开始在各个小学的师范毕业生中蔓延……这些年轻人，有的看不到希望而自暴自弃，在烟、酒、频繁而廉价的爱情以及录相厅中度过时日；有的认命，甘愿再一次在穷乡僻壤落地生根，娶了当地漂亮的村姑聊度余生；有的死不甘心，或是远走他乡南下广州深圳寻求别样的城市生活而去，或是走上了考大学考研究生的不归路，给不敢离开的人留下一串远去的脚印。而我，还在寂寞中安静地等待，像秋天的一片树叶，希望有一阵风将我卷起，送到九重云霄。
我每天在林溪与简家小学之间来来回回，而城市与乡村则在我的头脑中来来回回，反复折磨着我、揉躏着我，使我不得安宁。
5
我对城市的炽热向往，一定是那个夏天就已埋了下种子。三十年前的场景在我记忆中依然是那么清晰，皇母娘娘的那串谶语，乃是对我人生最初的一记棒喝，直至今天都还影响着我。
那是个仲夏的夜晚，暑气刚刚消退，空气慢慢清凉下来了，隐隐约约飘浮着白天草木蒸腾的清香。清柔如水的月光透过泡桐树繁密的枝叶照下来，在地上抹了一层银白的光辉。泡桐树叶大如盖，却无法遮挡满院聒噪的蝉鸣。我家的院子里人影攒动，大姑大婶，大伯大叔，哥哥姐姐，都赶来了，还有孩子们、老人以及在人群中钻进钻出的狗。这样热热闹闹的场面，只有村里每年一次开大会或集体加餐时才偶尔出现，既凌乱，又带有几分喜庆。
在一阵乱哄哄中，我家客厅的中央架起两条长凳，上面支着一个大笸箩，笸箩上面均匀地铺了一层薄薄的大米。昏暗的灯光下，客厅里挤满了男女老少。我也不明就里，只是一个劲地在人群中拥来挤去。这时，客厅里忽然让出一条道，三四个年轻姑娘从笸箩旁一字排开，齐步走到大门口，抬眼望月，一幅极庄严极虔诚的样子，口中念念有词：“……皇母娘娘下凡间……”像是报幕员一样地认真。她们的具体言辞已经随着时光而在我的记忆中模糊了，主要意思大概就是请求皇母娘娘下到人间来指点迷津之类。随后，便是提出具体的疑问请皇母娘娘解答，比如，某某人能活多少岁，某某人能否生儿子，某某人的病会不会好，某某人能否“吃商品粮”，某某人的寿命是多长之类。每提完一个问题，她们就回到笸箩边，用一根筷子竖在那层薄薄的大米上，支起一个簸箕，由两个人轻轻地扶着不致簸箕摔倒下来，听任筷子摇摇晃晃地在大米上划出不同的图案。而这图案，就是皇母娘娘揭示的答案。倘若筷子划出一个近似的圆形，则被认为是对所提问题作出的否定回答，倘若划出的是一条弯形或者折形线，则被认为是一个肯定的回答，像老师给学生修改作业时打了个“钩”。
清凉的月光下，报幕的姑娘一遍遍地念念有词，皇母娘娘一次次地将揭示的答案在大米上划出不同的图形。随着答案的揭示，人群中或者起了一阵轻轻的嘘唏，或者是一阵快乐兴奋的笑声。笸箩上面的大米，筷子划了一次又被抹平一次，围观的人群伸长颈脖，窥探人生的命运的密码，情绪随着密码的揭示而潮涨潮落。
忽然就轮到我了。刚才我还是一个普通的看客，看别人的热闹，看别人的喜悲，忽然之间，我就被推到了满屋子人注目的中心。先是问我的前程，长大后能否“吃工资”。我守在笸箩旁，几乎是摒着呼吸，看着皇母娘娘的“手”在那层抹平了的白米上晃晃悠悠地划下了一道弯曲的线。结果，这被大家一致认为是肯定的回答，我长大后是可以“吃工资”的。在一阵兴奋中，大家又怂恿着再向皇母娘娘提问，这一问是：我“吃工资”是不是需要我叔叔帮忙？我大叔叔是我们家族中最显赫的人物，那时，他不但在城里“吃工资”，而且还做了官。然后，又是那只“手”颤悠悠地划出了个“钩”，比前一个还更明确。这时，大家的脸上更是兴奋，似乎我长大了“吃工资”的前程已经确信无疑。大家意犹未尽，于是又提了第三个问题：我的寿命会有多长。最后，据说划出的图形像“60”两个字。我一时心里很不痛快，一种隐忧埋在了我心里。因为不久前，我的外婆刚刚去逝，好像离60岁还差那么一两年，亲戚们每次提起都非常惋惜，这让我隐约懂得，人生60岁也许并不算好的答案。
忘记了当天的问神是如何收场的。但从此，我心里忽然多了一份期待：我长大了能“吃工资”！多么令人激奋啊。我似乎怀上了一种得天独宠的自豪与优越，处处要求自己表现得比别人好一些。学习要优秀一些，因为我长大了要“吃工资”；行为要斯文些，也因为自己长大了要“吃工资”。同时，我也带着怀疑的眼光看自己，时时用自己的行为检验着这一神秘的谶语。
这些谶语成了我的信念，燃起了我对城市生活的热烈向往，成为镶嵌在我成长的历程中一块闪光的钻石。
后来，我一次次地想离开乡村学校，或者跟随民工们南下打工，或者跟着别人去学做生意，反正就是想着离开乡村，摆脱这个穷困的人生，但最终都无功而返。1996年，我陪在乡政府工作的一个同学参加区政府的“人才库”考试，不想我的这位同学被刷了而我却入围了。机会来了。已经退休了的大叔叔带着我又是请客吃饭、又是送礼，将当年从政时所攒不多的颜面几乎消耗殆尽。反复折腾了大半年，第二年，我终于结束了五年的乡村小学教师生涯进到了城里。
我成了乡村生活的一个逃兵，因为我没有去改变穷困的乡村生活，没有与那些在穷困中生活的同僚们肩并肩地生活下去，而是仅仅把自己一个人，从泥淖中拔出来。然而，我生活的视野逐渐开阔起来，世界渐次打开它的各扇门窗。这次命运的转折，来得那么偶然，甚至事先连我自己都不太敢相信。回头一想，或许还真应了少年时的那句谶语？
三句谶语已经应了两句。余下一句是什么？六十岁？三十年后的今天，我离那个界点越来越近，我开始担忧起来。在成功喜悦过后，在目标到达之后，在欢乐的极大体验之后，心里偶尔闪现出它扑朔迷离的影子，不免使人脊背一凉。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6
“存在或灭亡，这是个问题”——这是困扰着哈姆雷特的问题。
离开这枯寂无望的乡村或者继续留下，同样也是个问题——这是困扰着我的问题。在乡村学校的那么几年，我好像哈姆雷特一样被眼前的叉路所迷惑，选择的利弊权衡苦苦地折磨着我。
听说学长阿陶终于下定决心离开教师队伍了。他早我三年从新余师范毕业，在离我不远的一个村庄教了五年小学，终于在一个阴湿的雨天，顺着浩大的民工潮决绝地辞职南下广东。敢于放弃好不容易奋斗而来的“吃工资”身份，重新让自己回到一个普通的农民，这里有多少对乡村教师生活的绝望，又有多少第一个吃螃蟹一样沉重的勇气啊！据说他几经辗转，最后在一家生产纸巾的私营企业当了老板的秘书。他的离去成了留下来的青年教师们丰富的谈资，有很长一段时间，它成为一个经典的励志故事激励着我们，留给我们一颗骚动不安的心，令我们长时间地蠢蠢欲动。
我并不认识阿陶。他离去后一年，我偶然来到他任教过的小学。他曾经住过的房间已经分配给了我的另一个同学，但墙头上依然保存着他当年的书法，一张写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字样的书法条幅赫然在目。加上他曾经的同事们介绍，这张书法条幅让我联想翩跹。他当年如何地做着心灵的挣扎，如何夜不能寐，如何在痛苦中作出这一决定？毕竟，在那时候，放弃“吃工资”工作而追逐城市生活，是常人所不敢想象的。
阿兵也离开了。他是当年新余师范学校文学社的一名骨干成员，高瘦白皙，风流倜傥，写得一手好诗文，迷倒过不少女生。毕业后，他一直在镇里最为偏远的一个小学，远得没有多少师范同学愿意跑一趟去看他。那些被他的诗文迷倒的女生，也早已音讯全无了。那些年，边远小学的老师逐年调近靠集镇的地方任教，近乎成为一种惯例，这既是官方对教师努力工作的一种奖赏，算是得到重用，也是对那些送礼走关系教师的一种交待。阿兵却一直没动过，五六年也没动过一步。我去过一次他的学校。那时正好有一个晚几届的师妹刚刚分配过去，两个人在那个偏僻寂寞的地方，每天四点钟之后，别的教师完成课业都回家种田去了，留下他们俩独守着空荡的校园。孤独使心灵靠近，在他的一方，自然产生了一点那个意思。可师妹这边却始终无动于衷，孤傲得目中无人。第二年，她就调走了，并很快就嫁给了城里的一个教师。后来我才弄明白，阿兵与镇教育办老大是同一个村庄的，家族关系交恶，殃及池鱼。阿兵看上去总是笑呵呵的，但其实内心不堪寂寞。因为曾经同是文学社成员，我们见了面总要问一句：还坚持写么？一次，阿兵拿出他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的文章给我看。上面果然有一个豆腐块赫然署着阿兵的名字，但可惜它已不是文学作品，内容谈的是乡村青年的苦闷精神生活。文学写作这种很精神化的劳动，他早就放弃了。几年后，阿兵终于离开了。据说到城里一个保险公司做了保险员，每天在城市居民区转悠，一扇扇敲开陌生人的门推销保险。进城后，我曾在大街上遇到过他一次。他一身黑西装，系着标准的职业领带，推着一辆半新的自行车，行色匆匆，混迹在茫茫人海之中。
有的人找关系开后门，扯上七亲八戚的关系调进了城，既保住了“吃工资”的铁饭碗，又圆了城市生活的梦想，是最令人羡慕的。但大多数人并无这样天然的优势，祖宗八代务农，两眼不识一个城里人。有些青年女教师则选择了嫁到城里，即使两地分居也要先圆城市梦。为了进入城市，师姐阿梅竟然嫁给了一个远在南昌的工人。两地分居，她每个周末赶1元一趟的绿皮火车去与夫君见面。即使这样不辞辛苦地奔波，十几年后，她也终于没能留得住越来越稀薄的爱情而劳燕分飞。一些青年女教师则恃身自持、待价而沽，对在窗户外面转悠着不肯离去的镇政府男青年或男教师，不肯轻易扭头哪怕看上一眼，而相信真正的王子会从遥远的城市骑着白马来迎接她远走高飞。
但更多的青年教师像我一样，在徘徊、在等待，在寻找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却又不敢放下自己好不容易获得的“吃工资”的身份。
一次，在另一个村小的阿军跑来看我，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说，现在允许教师停薪留职了。这不亚于人身解放得自由！那个晚上，我请学校食堂特意炒了几个小菜，又从村庄的小卖部提来啤酒。我们痛痛快快地喝到半夜，大谈人生、命运、前程、理想，甚至令人奢望的爱情。上帝似乎为我们铁板一样封闭的生活打开了一条门缝。“明天就走！”我们踌躇满志，激情勃发、豪言壮志。第二天，我们去镇教育办问情况，才知道教师“停薪留职”一事纯属子虚乌有，乃是以讹传讹。虽然当时一些地方或行业早已鼓励干部和教师下海，但我们镇对“停薪留职”是不鼓励的，要下海，除非你辞职。短暂的热情重又回到了冰点，还是每天面临着去与留的选择的痛苦。看着大潮般向城里涌动的人流，那些经年积淀在心里的城市情怀一次又一次冲刷着心的堤岸，那简直是一种活生生的煎熬。
也许还有别的办法？有那么一两年的时间，我忽然成了一个远房亲戚家里的常客。表叔是城里一个电厂的领导。虽然之前我从未听说过有这么一个远房亲戚，但我还是拎上自认为上好的烟酒壮着胆子去找他。我说，我想调城里来，什么代价都愿意。表叔是忠厚稳重之人，待我很热情，回来时让我带了更多的烟酒，说送给我父亲的，好多年不见了。我不死心，按照旁人的教诲，决定采用“缠”的策略，每个周末都去，几乎不间断。偶尔他不在家，表婶对我也热情得很，留我在家里吃饭。我就留下来，厚着脸皮，反正已经决心缠得他烦。表叔终于答应了帮我想办法。一次，他甚至准备与另一家电厂的领导作一桩交易，交换调人。可最终还是没有成功。我体会到了表叔的努力，也知道他的无奈。那时，他两个儿子到了上班的年龄却还没有安排工作，天天赋闲在家。后来，他退居二线，事情就这样再也没有下文了。
村里的青年也纷纷开始南下，汇入了浩浩荡荡的打工队伍。他们已经厌烦了农活，只要亲戚朋友从南方回来，他们就不惜抓住任何机会跟过去。堂兄弟从南方写信回来，告诉我工厂的生活，用城市人的腔调告诉我深圳的街道与蓬勃的城市节奏。春节过年，他们带回了南方城市的消息、商业的气息。他们唱着城市情歌，“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漂亮又好看。”——完全是城里人的视角对乡村的审美。在我眼中，那个远方的城市，不但涌动着金钱、文化，还流散着纯美的爱情。那些神话般的城市，有何等的魅力啊！
我终于踏上了南行的列车。我想起鲁迅当年离开绍兴逃异地、走异路，去寻找别样的生活，去见识别样的人生。我并没有鲁迅那么决绝，我甚至没有辞职，只是利用暑假先去探探路。
酷热的候车厅。随着验票的大门打开，人群潮水般涌进站台。我拖着仅有的行李，混在溃不成军似的人群中，趔趄着跑。车门即刻被拥挤死了，扭曲的脸孔，恐慌的呼叫，凶狠的詈骂，汗水的恶臭。直到车门咣的一声关死，我还挤在过道上，只有一只脚着地，另一只斜拎着无法下地。又是咣的一声，火车移动，我倒在别人身上，又有人压在我身上。旁边一个女孩子的衬衣扣子挤脱了，手却无法去挡，一脸扭曲的痛苦。一高个男子光天化日之下把手伸进了别人的口袋。我赶紧摸一下自己的口袋，刚才在车站买水找的零钱早已不翼而飞……
第二天，火车将一群寻找机会的人们呕吐在广州站，把他们交给了命运去看管。
我终于抵达了城市。眼前巨幅的广告牌，摩天大楼，车流急湍的街道，看得人晕头转向的指示牌、路标、店铺名，我感觉既新鲜又恐慌。同时，作为一个乡下人的自卑立即叠加上来，放大了我对城市的向往与紧张。那一刻，我一生对城市与乡村宿命般的纠结仿佛立即全都浮现了出来。（未完待续）
但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顶多算是“吃工资”的乡下人。
学校老师中，有三位曾经当过我的小学老师。一开始，我还有些尴尬，带着一种学生对老师的敬畏眼光注意自己在他们面前的形象。但很快，这种尴尬就消失在他们自己的形象中。在同事面前，他们全然没有当年做老师的架子和风度了。课后从不谈学生，他们只与我谈家长里短，谈扑克牌“关牌”和“吊七”的技术，谈村里的往事，谈风土人情，谈风流韵事，谈鬼神妖魔，偶尔也看迟到两周的《参考消息》，并批评时政。
夜暮降临，热闹了一天的校园安静下来，白天浮起的尘埃都沉静了：除了夏虫的吟唱，鸟雀归巢时的啁啾，校园里阗寂无声。我独守着校园，摊开书卷，沉入那些美妙的文字世界而不知疲倦。我从城里回到乡下，历经了一个酷冷的夏天之后，关于城市的梦想重又幻灭。我享受着梦想幻灭之后的平静，心里就像暴风雨过后的天空，干净、明朗、透彻。我知道，有些命运是无法抗争的。我不想留在乡村，但命运之神却偏要把我抛到这更偏僻的地方来。我除了承认现实，似乎不能有太多作为。既然命运有如此安排，不能反抗，那就姑且享受。
那时，每天下午四点学校就放学。孩子们叽叽喳喳地散去了，同校的老师也都回去忙自家的责任田了，学校里只留下我一人。我突然有了大块的属于自己的时间，心里空旷得如眼前这无人的操场。空闲从来都是寂寞的近亲。集镇成了像我一样的乡村青年教师们排解寂寞的聚散地。大家不约而同地来到集镇，像是赶一场聚会，又像是潜在水底的鱼虾来到水面上冒个泡。其实这个集镇再枯燥不过，既无趣又丑陋肮脏。满街的尘土，连一个可以驻足的地方都找不到。没有歌厅舞厅之类娱乐场所，唯一破败的电影院，已经多年没有放过电影了。我们所能做的，便只有打桌球和到小酒店里喝酒。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打桌球。而进馆子喝酒似乎又有点不务正业，毕竟是为人师表的教师。即便这样，小镇也还是有无限魅力，无法阻止我们放学后找个买袜子之类的理由，离开空空的小学校园，骑上五六华里远的自行车到镇上转一圈，看一看那些来来往往的车辆与人群，听一听马路边上的新闻，然后在黄昏中迎着家家户户升起的炊烟重又独自回到校园。有时在镇上遇上在别的学校当教师的同学，我们便架在自行车上说几句话，发几句牢骚，甚至对新近在报纸上看到的已经过时好多天的时政发表几句评论，那就足以让人乐而忘忧一个星期之久了。
林溪村成了我心灵的后花园。为了逃避寂寞，我有时半夜都要回家。没有星星的夜晚，我凭白天的记忆在回林溪的土路上狂奔，风在耳旁呼呼作响。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让我获得了奔跑的速度和超越的快感，伴着我青春的气息畅快淋漓。回林溪村的半路上需要穿过一块墓地、一片山林。每次月夜经过，心里总不由自主地预先幻想起无数面目可憎的鬼魅。我全身恐惧得竖起鸡皮疙瘩，呼啸着冲过去。当我最后看着林溪老屋的门洞射出桔黄的灯光时，我感觉自己是那么温暖幸福。
是孩子们的快乐，冲淡了我对城市的思念与向往。我用普通话上课，这在学校是第一次、第一人。我要求他们也在课堂上用普通话，用普通话回答我的提问，用普通话朗读课文，用普通话提问和交流。这引起了孩子们极大的兴趣。我第一个使用照相机，并给孩子们照相；我第一个教他们打篮球，第一个在课堂上编排话剧……在这个远离城市的地方，我只带来了一点点城市的气息，就被他们视为洋气和文化的象征，并获得了特别的尊重。附近的农民用十分崇敬的口吻邀我去家访，进了家里，并不问孩子学习的事，原来是请去喝新开缸的浓茶一样的老酒。我常常还滴酒未沾就为他们的热情所陶醉。看到孩子们红扑扑的脸上写满了快乐，看到他们对我的敬重与爱慕，看到我对他们的重要……我便暂时忘记了城市的所在，忘记了超越乡村的梦想。
其实，梦想并没有真正停止。我课余时间的自学考试，难道仅仅是热爱文学，而不是在潜意识里对现状的超越？自师范毕业当了小学教师以后，虽然我仍在农村，但严格地讲，我与农民甚至我身边共事的民办老师完全不同。我是公办老师，我的户口本上写着“非农业人口”字样。虽然我要么住在学校，要么住在林溪，但我身份证上的地址既水是简家小学也不是林溪村，而是镇上一个居委会的名字。其实我从来不知道镇上还有个什么居委会。这地址，与其说是个住址，不如说是一种身份，居委会是非农业人口单位，而村庄里只许有农业人口。我的医疗费用可以完全由国家报销了，看病不要钱。我第一次享受了城里人的良好福利。有好几次，我学着其他同事的样，用我自己的医疗证，偷偷地给感冒的父母亲开了药，不让父母花一分钱。虽然我的工资已经能够支付这些医药费，我却不用花钱，而父母没有支付能力，一个农民，却要自己花钱看病——我素来是个讲规则守法纪的人，但这时我如果再守纪律让父母掏钱看病，对我则会是莫大的耻辱。我对城市的向往与梦想，此时已经不再是追求拿工资、免费看病之类，而是做一个真正的城里人！还有多少城里人所拥有的，我这个“吃工资”的乡下人尚未拥有！
城市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无论我走到哪里，它都有无数条隐形的线牵引着我。周末，我仍喜欢来到城里晃荡，像在师范学校时一样闲逛。我骑了二十里路自行车，独自站立在繁华的城南胜利路口。仅仅是看着这车水马龙的大街，我就有一种深深的满足感、生活的在场感，甚至有一种对生活深深的感恩之情。我走过公园，走过商场，走过电影院，走过录相厅，走过图书馆、博物馆，走过新华书店，走过火车站，我像拥有这座并不属于自己的城市一样将它们一一览过。我觉得城市才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才是真正的生活现场。加入城市的洪流才是真正的生活在场，而农村则是被生活所遗忘的角落，是被生活所疏远的地方。
但是，当我被眼前这种繁华的场景所满足时，我同时也被一种羞愧所刺痛：我其实并不属于这里！公园的优雅美景刺痛了我乡下人的粗陋，商场的繁华奢侈刺痛了我乡下人的贫穷！电影院的精彩与热闹刺痛了我乡下人的孤独，大街上走过的洋里洋气的姑娘刺痛了我乡下人的青春！我一次次地进城，企望靠近城市、融入城市，结果我不但没有走近城市，反而一次次地强化了我的他乡感。我一次次在羞愧中回来，受侮辱般地回到老家林溪，回到乡村安静的小学校。我暗暗发誓，再也不上城里去了。可刚过不久，我又忍不住一次次地如飞蛾扑火般地在周末来到城市逛荡。
城市是我的爱，也是我的痛。推而广之，其实又何止于城市？这不是也包括这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吗？而且又何止于我？它不是也包括所有的农民，所有生活在底层的人们？
民办教师阿勇年过四十，终于考上了公办教师资格。他整日乐呵呵的，见人就掏出红塔山香烟，额头上那团紧锁了半辈子的皱纹终于舒展开来了。这是他用一个学期基本不上课荒芜六十个学生的学业和荒芜半年责任田庄稼的代价换来的。那天，自称“范进中举”的阿勇醉了一回。在席上，他简直癫狂了，逐个地道谢、敬酒，兴奋地与每个人打招呼。
小华老师没有资格考试，被村委会辞退了。当了十二年小学代课老师的他重新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茫茫然不知下半辈子该做什么。曾老师是公办教师，快退休时，左托关系右找熟人为儿子弄了“农转非”指标，安排招工进城，当了电机厂的工人，虽然没上什么学却子承父业享受了城里人的待遇，令人眼红得很。
焦躁开始在各个小学的师范毕业生中蔓延……这些年轻人，有的看不到希望而自暴自弃，在烟、酒、频繁而廉价的爱情以及录相厅中度过时日；有的认命，甘愿再一次在穷乡僻壤落地生根，娶了当地漂亮的村姑聊度余生；有的死不甘心，或是远走他乡南下广州深圳寻求别样的城市生活而去，或是走上了考大学考研究生的不归路，给不敢离开的人留下一串远去的脚印。而我，还在寂寞中安静地等待，像秋天的一片树叶，希望有一阵风将我卷起，送到九重云霄。
我每天在林溪与简家小学之间来来回回，而城市与乡村则在我的头脑中来来回回，反复折磨着我、揉躏着我，使我不得安宁。
5
我对城市的炽热向往，一定是那个夏天就已埋了下种子。三十年前的场景在我记忆中依然是那么清晰，皇母娘娘的那串谶语，乃是对我人生最初的一记棒喝，直至今天都还影响着我。
那是个仲夏的夜晚，暑气刚刚消退，空气慢慢清凉下来了，隐隐约约飘浮着白天草木蒸腾的清香。清柔如水的月光透过泡桐树繁密的枝叶照下来，在地上抹了一层银白的光辉。泡桐树叶大如盖，却无法遮挡满院聒噪的蝉鸣。我家的院子里人影攒动，大姑大婶，大伯大叔，哥哥姐姐，都赶来了，还有孩子们、老人以及在人群中钻进钻出的狗。这样热热闹闹的场面，只有村里每年一次开大会或集体加餐时才偶尔出现，既凌乱，又带有几分喜庆。
在一阵乱哄哄中，我家客厅的中央架起两条长凳，上面支着一个大笸箩，笸箩上面均匀地铺了一层薄薄的大米。昏暗的灯光下，客厅里挤满了男女老少。我也不明就里，只是一个劲地在人群中拥来挤去。这时，客厅里忽然让出一条道，三四个年轻姑娘从笸箩旁一字排开，齐步走到大门口，抬眼望月，一幅极庄严极虔诚的样子，口中念念有词：“……皇母娘娘下凡间……”像是报幕员一样地认真。她们的具体言辞已经随着时光而在我的记忆中模糊了，主要意思大概就是请求皇母娘娘下到人间来指点迷津之类。随后，便是提出具体的疑问请皇母娘娘解答，比如，某某人能活多少岁，某某人能否生儿子，某某人的病会不会好，某某人能否“吃商品粮”，某某人的寿命是多长之类。每提完一个问题，她们就回到笸箩边，用一根筷子竖在那层薄薄的大米上，支起一个簸箕，由两个人轻轻地扶着不致簸箕摔倒下来，听任筷子摇摇晃晃地在大米上划出不同的图案。而这图案，就是皇母娘娘揭示的答案。倘若筷子划出一个近似的圆形，则被认为是对所提问题作出的否定回答，倘若划出的是一条弯形或者折形线，则被认为是一个肯定的回答，像老师给学生修改作业时打了个“钩”。
清凉的月光下，报幕的姑娘一遍遍地念念有词，皇母娘娘一次次地将揭示的答案在大米上划出不同的图形。随着答案的揭示，人群中或者起了一阵轻轻的嘘唏，或者是一阵快乐兴奋的笑声。笸箩上面的大米，筷子划了一次又被抹平一次，围观的人群伸长颈脖，窥探人生的命运的密码，情绪随着密码的揭示而潮涨潮落。
忽然就轮到我了。刚才我还是一个普通的看客，看别人的热闹，看别人的喜悲，忽然之间，我就被推到了满屋子人注目的中心。先是问我的前程，长大后能否“吃工资”。我守在笸箩旁，几乎是摒着呼吸，看着皇母娘娘的“手”在那层抹平了的白米上晃晃悠悠地划下了一道弯曲的线。结果，这被大家一致认为是肯定的回答，我长大后是可以“吃工资”的。在一阵兴奋中，大家又怂恿着再向皇母娘娘提问，这一问是：我“吃工资”是不是需要我叔叔帮忙？我大叔叔是我们家族中最显赫的人物，那时，他不但在城里“吃工资”，而且还做了官。然后，又是那只“手”颤悠悠地划出了个“钩”，比前一个还更明确。这时，大家的脸上更是兴奋，似乎我长大了“吃工资”的前程已经确信无疑。大家意犹未尽，于是又提了第三个问题：我的寿命会有多长。最后，据说划出的图形像“60”两个字。我一时心里很不痛快，一种隐忧埋在了我心里。因为不久前，我的外婆刚刚去逝，好像离60岁还差那么一两年，亲戚们每次提起都非常惋惜，这让我隐约懂得，人生60岁也许并不算好的答案。
忘记了当天的问神是如何收场的。但从此，我心里忽然多了一份期待：我长大了能“吃工资”！多么令人激奋啊。我似乎怀上了一种得天独宠的自豪与优越，处处要求自己表现得比别人好一些。学习要优秀一些，因为我长大了要“吃工资”；行为要斯文些，也因为自己长大了要“吃工资”。同时，我也带着怀疑的眼光看自己，时时用自己的行为检验着这一神秘的谶语。
这些谶语成了我的信念，燃起了我对城市生活的热烈向往，成为镶嵌在我成长的历程中一块闪光的钻石。
后来，我一次次地想离开乡村学校，或者跟随民工们南下打工，或者跟着别人去学做生意，反正就是想着离开乡村，摆脱这个穷困的人生，但最终都无功而返。1996年，我陪在乡政府工作的一个同学参加区政府的“人才库”考试，不想我的这位同学被刷了而我却入围了。机会来了。已经退休了的大叔叔带着我又是请客吃饭、又是送礼，将当年从政时所攒不多的颜面几乎消耗殆尽。反复折腾了大半年，第二年，我终于结束了五年的乡村小学教师生涯进到了城里。
我成了乡村生活的一个逃兵，因为我没有去改变穷困的乡村生活，没有与那些在穷困中生活的同僚们肩并肩地生活下去，而是仅仅把自己一个人，从泥淖中拔出来。然而，我生活的视野逐渐开阔起来，世界渐次打开它的各扇门窗。这次命运的转折，来得那么偶然，甚至事先连我自己都不太敢相信。回头一想，或许还真应了少年时的那句谶语？
三句谶语已经应了两句。余下一句是什么？六十岁？三十年后的今天，我离那个界点越来越近，我开始担忧起来。在成功喜悦过后，在目标到达之后，在欢乐的极大体验之后，心里偶尔闪现出它扑朔迷离的影子，不免使人脊背一凉。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6
“存在或灭亡，这是个问题”——这是困扰着哈姆雷特的问题。
离开这枯寂无望的乡村或者继续留下，同样也是个问题——这是困扰着我的问题。在乡村学校的那么几年，我好像哈姆雷特一样被眼前的叉路所迷惑，选择的利弊权衡苦苦地折磨着我。
听说学长阿陶终于下定决心离开教师队伍了。他早我三年从新余师范毕业，在离我不远的一个村庄教了五年小学，终于在一个阴湿的雨天，顺着浩大的民工潮决绝地辞职南下广东。敢于放弃好不容易奋斗而来的“吃工资”身份，重新让自己回到一个普通的农民，这里有多少对乡村教师生活的绝望，又有多少第一个吃螃蟹一样沉重的勇气啊！据说他几经辗转，最后在一家生产纸巾的私营企业当了老板的秘书。他的离去成了留下来的青年教师们丰富的谈资，有很长一段时间，它成为一个经典的励志故事激励着我们，留给我们一颗骚动不安的心，令我们长时间地蠢蠢欲动。
我并不认识阿陶。他离去后一年，我偶然来到他任教过的小学。他曾经住过的房间已经分配给了我的另一个同学，但墙头上依然保存着他当年的书法，一张写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字样的书法条幅赫然在目。加上他曾经的同事们介绍，这张书法条幅让我联想翩跹。他当年如何地做着心灵的挣扎，如何夜不能寐，如何在痛苦中作出这一决定？毕竟，在那时候，放弃“吃工资”工作而追逐城市生活，是常人所不敢想象的。
阿兵也离开了。他是当年新余师范学校文学社的一名骨干成员，高瘦白皙，风流倜傥，写得一手好诗文，迷倒过不少女生。毕业后，他一直在镇里最为偏远的一个小学，远得没有多少师范同学愿意跑一趟去看他。那些被他的诗文迷倒的女生，也早已音讯全无了。那些年，边远小学的老师逐年调近靠集镇的地方任教，近乎成为一种惯例，这既是官方对教师努力工作的一种奖赏，算是得到重用，也是对那些送礼走关系教师的一种交待。阿兵却一直没动过，五六年也没动过一步。我去过一次他的学校。那时正好有一个晚几届的师妹刚刚分配过去，两个人在那个偏僻寂寞的地方，每天四点钟之后，别的教师完成课业都回家种田去了，留下他们俩独守着空荡的校园。孤独使心灵靠近，在他的一方，自然产生了一点那个意思。可师妹这边却始终无动于衷，孤傲得目中无人。第二年，她就调走了，并很快就嫁给了城里的一个教师。后来我才弄明白，阿兵与镇教育办老大是同一个村庄的，家族关系交恶，殃及池鱼。阿兵看上去总是笑呵呵的，但其实内心不堪寂寞。因为曾经同是文学社成员，我们见了面总要问一句：还坚持写么？一次，阿兵拿出他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的文章给我看。上面果然有一个豆腐块赫然署着阿兵的名字，但可惜它已不是文学作品，内容谈的是乡村青年的苦闷精神生活。文学写作这种很精神化的劳动，他早就放弃了。几年后，阿兵终于离开了。据说到城里一个保险公司做了保险员，每天在城市居民区转悠，一扇扇敲开陌生人的门推销保险。进城后，我曾在大街上遇到过他一次。他一身黑西装，系着标准的职业领带，推着一辆半新的自行车，行色匆匆，混迹在茫茫人海之中。
有的人找关系开后门，扯上七亲八戚的关系调进了城，既保住了“吃工资”的铁饭碗，又圆了城市生活的梦想，是最令人羡慕的。但大多数人并无这样天然的优势，祖宗八代务农，两眼不识一个城里人。有些青年女教师则选择了嫁到城里，即使两地分居也要先圆城市梦。为了进入城市，师姐阿梅竟然嫁给了一个远在南昌的工人。两地分居，她每个周末赶1元一趟的绿皮火车去与夫君见面。即使这样不辞辛苦地奔波，十几年后，她也终于没能留得住越来越稀薄的爱情而劳燕分飞。一些青年女教师则恃身自持、待价而沽，对在窗户外面转悠着不肯离去的镇政府男青年或男教师，不肯轻易扭头哪怕看上一眼，而相信真正的王子会从遥远的城市骑着白马来迎接她远走高飞。
但更多的青年教师像我一样，在徘徊、在等待，在寻找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却又不敢放下自己好不容易获得的“吃工资”的身份。
一次，在另一个村小的阿军跑来看我，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说，现在允许教师停薪留职了。这不亚于人身解放得自由！那个晚上，我请学校食堂特意炒了几个小菜，又从村庄的小卖部提来啤酒。我们痛痛快快地喝到半夜，大谈人生、命运、前程、理想，甚至令人奢望的爱情。上帝似乎为我们铁板一样封闭的生活打开了一条门缝。“明天就走！”我们踌躇满志，激情勃发、豪言壮志。第二天，我们去镇教育办问情况，才知道教师“停薪留职”一事纯属子虚乌有，乃是以讹传讹。虽然当时一些地方或行业早已鼓励干部和教师下海，但我们镇对“停薪留职”是不鼓励的，要下海，除非你辞职。短暂的热情重又回到了冰点，还是每天面临着去与留的选择的痛苦。看着大潮般向城里涌动的人流，那些经年积淀在心里的城市情怀一次又一次冲刷着心的堤岸，那简直是一种活生生的煎熬。
也许还有别的办法？有那么一两年的时间，我忽然成了一个远房亲戚家里的常客。表叔是城里一个电厂的领导。虽然之前我从未听说过有这么一个远房亲戚，但我还是拎上自认为上好的烟酒壮着胆子去找他。我说，我想调城里来，什么代价都愿意。表叔是忠厚稳重之人，待我很热情，回来时让我带了更多的烟酒，说送给我父亲的，好多年不见了。我不死心，按照旁人的教诲，决定采用“缠”的策略，每个周末都去，几乎不间断。偶尔他不在家，表婶对我也热情得很，留我在家里吃饭。我就留下来，厚着脸皮，反正已经决心缠得他烦。表叔终于答应了帮我想办法。一次，他甚至准备与另一家电厂的领导作一桩交易，交换调人。可最终还是没有成功。我体会到了表叔的努力，也知道他的无奈。那时，他两个儿子到了上班的年龄却还没有安排工作，天天赋闲在家。后来，他退居二线，事情就这样再也没有下文了。
村里的青年也纷纷开始南下，汇入了浩浩荡荡的打工队伍。他们已经厌烦了农活，只要亲戚朋友从南方回来，他们就不惜抓住任何机会跟过去。堂兄弟从南方写信回来，告诉我工厂的生活，用城市人的腔调告诉我深圳的街道与蓬勃的城市节奏。春节过年，他们带回了南方城市的消息、商业的气息。他们唱着城市情歌，“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漂亮又好看。”——完全是城里人的视角对乡村的审美。在我眼中，那个远方的城市，不但涌动着金钱、文化，还流散着纯美的爱情。那些神话般的城市，有何等的魅力啊！
我终于踏上了南行的列车。我想起鲁迅当年离开绍兴逃异地、走异路，去寻找别样的生活，去见识别样的人生。我并没有鲁迅那么决绝，我甚至没有辞职，只是利用暑假先去探探路。
酷热的候车厅。随着验票的大门打开，人群潮水般涌进站台。我拖着仅有的行李，混在溃不成军似的人群中，趔趄着跑。车门即刻被拥挤死了，扭曲的脸孔，恐慌的呼叫，凶狠的詈骂，汗水的恶臭。直到车门咣的一声关死，我还挤在过道上，只有一只脚着地，另一只斜拎着无法下地。又是咣的一声，火车移动，我倒在别人身上，又有人压在我身上。旁边一个女孩子的衬衣扣子挤脱了，手却无法去挡，一脸扭曲的痛苦。一高个男子光天化日之下把手伸进了别人的口袋。我赶紧摸一下自己的口袋，刚才在车站买水找的零钱早已不翼而飞……
第二天，火车将一群寻找机会的人们呕吐在广州站，把他们交给了命运去看管。
我终于抵达了城市。眼前巨幅的广告牌，摩天大楼，车流急湍的街道，看得人晕头转向的指示牌、路标、店铺名，我感觉既新鲜又恐慌。同时，作为一个乡下人的自卑立即叠加上来，放大了我对城市的向往与紧张。那一刻，我一生对城市与乡村宿命般的纠结仿佛立即全都浮现了出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