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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井冈山革命历史纪念碑前，大家忙着与那些革命先辈们站在一起拍照留念，希望通过一刹那的影像，将自己嵌进历史的某一刻之中。趁此空档，我避到一边，抽出手机给在老家的祖父打了电话。我告诉祖父，在15744名革命烈士的名字中，我找了老半天，就是找不到“胡春才”这个名字。
祖父知道我要与同事上井冈山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临行前交待我一个任务，要我一定找一找他的堂兄——我称作“细公”——胡春才的名字。近些年，我按照他老人家的嘱咐，已找遍了各种有可能记载胡春才事迹的老县志和红色革命活动史资料，可每一次都令他失望。
我的电话无疑又是一个令他失望的消息。电话那头，是祖父简单的一句：找不到就算了。看似轻描淡写，但我却听得出话音里难以掩饰的失望。我想像得到，须发斑白的祖父，此刻在他洒满阳光的小堂屋里，久久地握着电话听筒，神情严峻，半晌无语。
祖父已经年过九旬了，每次回到林溪看他，都感觉他额头的皱纹又深了一层，苍老也加重了一层。祖父六岁丧母，十九岁开始与他的同道师友奔走江湖：五星命理、风水地理、武术伤科、戏曲杂耍，他样样涉足，样样都出类拔萃。他行过万里路，阅过无数人，算是见过不少世面。按理说年纪越大，记挂的事就越少，可是对堂兄胡春才的事，这些年他却一直记挂着。自从我进城做了机关干部，他就一直没忘记要我寻找各种史料上关于胡春才的记录。我一次次空手而回，让他的希望已经渺茫。可他却始终认为，他的堂兄胡春才是为革命而牺牲的。
每年总有几次这样的日子——或者是某个节日，或者是家族中某个人的某种喜庆日子——祖父的九个儿女以及数十个孙辈、曾孙辈们各各暂时放下手头的生意、事业或者学业，从各地陆续回到林溪。老老少少的一大家人在院子里围坐在祖父身边。阳光照进院子，空气中鞭炮的硝烟还未散尽，家养的几只黄狗在人群中钻来钻去。祖父一下子陷入了回忆与往事之中，他点起一支卷烟，在腾云驾雾中打开他的话匣子，前五百年后五百年的陈谷烂米，就从他的口中徐徐道来。
我已记不清祖父已经是第多少次用他沧桑而又充满自豪的口吻讲起他的堂兄胡春才参加革命的往事了：
“我是1919年已未年出生的，春才大我四岁，乙卯年出生。我19岁出道跑江湖时，春才已经过世好几年了。
“参加革命时，春才还不到0岁，我现在还记得他的样子，很标致的一个后生，人高马大，身强体悍，说起话来声如洪钟。当时，我伯伯在林溪村没有了田地，日子混不下去了，就带着一家大小投奔到南边山上的良山鹊桥去给人家种田，本想赚碗饭吃，哪知道这一去竟把个儿子搭进去了。
“南山一带深山陡岭，人烟稀少。这里山连山，据说一直连接到了井冈山。当时良山、九龙山附近一带正在闹革命、走红军，三天两头听到有钱的大户人家半夜被红军绑了去，索要钱财才能赎回完身。乡里组织各村凑钱凑粮，成立了联防队，防止红军再来绑人。但根本就防不了，照样是常常有人被抓走，有的抓走了就没回来过。
“不知怎么，春才与红军联系上了。起先是白天在家种田，晚上干革命；后来，干脆不知道人跑哪里去了，整天在外头不归。大约隔了半年，春才回来了，腰间插着一把鋥亮的手枪，威风凛凛的，说是参加了红军，当了个排长，回来打土豪，将来要把田地分给没有田的人。当时那一带有钱人听到他的名字都心惊胆战。
“后来的事还是出在朋友身上。一个与他一起干革命的兄弟，得了人家的钱，串通那些有钱的人要捉住春才。可捉住春才也没那么容易，他在山林里神出鬼没，有时一出去就十天半月不回。
“这次，大概是五月边，端午节前后的样子，这兄弟邀他到家里喝酒。春才哪里知道这革命兄弟已经反了水？心想，革命兄弟请喝酒，也没什么害怕的。就去了，也还带了枪在手，以防意外。可等酒喝得正酣时，猛然听到屋后起了一声枪响。原来是前来捉他的联防队员不小心擦枪走火了。春才是个很精敏的人，听到枪响立即扔了手中的碗筷往前门逃跑。这个得了钱财的兄弟，赶紧跑过去抱住春才，说，兄弟你不要走，你走了，他们会说我故意放走红军，会把我抓走；你不走，我会跟他们说清你不是红军，你我都没事。说话间，这兄弟两手还紧紧地箍着春才的腰身不放。这时，从后门口冲进来几个人，手里晃着刺刀枪。看到这架式，春才使劲一把挣脱了这兄弟的双手，从屋子侧门口逃奔出去。
“这时正是农历五月边上，水禾正在灌浆，正是晒田的时候，田里的泥还是稀软的。春才从屋里逃出来，哪里还挑拣什么路不路，只一门心思逃，想不到一出门就陷进了这样的禾田。两脚都是泥，哪还跑得动！
“还没跑出几丈远，后面的联防队就追上来了。结果，自己还没来得及拔枪，就倒在乱枪下……二十岁上下的人，没结老婆没生崽……”
讲到这，围坐的人就都一阵嘘唏。这嘘唏里有对祖辈春才的惋惜，也有对革命中所作出牺牲的感慨。
“大概五几年——刚解放的那几年，我在宜春地区文工团学习写剧本时，就用春才的真人真事改写成了一个剧本，老师都说写得蛮好，还获了宜春地区的一个什么奖。老师夸我故事编得好，可他们哪里晓得这是真人真事！”
“八几年，有一天，我正在田里做事，大队干部叫我和几个人到村委去一趟。原来是县里派人来问起春才的事，问他有没有后人。我们都如实报告，告诉他们春才连婚都没结，哪会有什么后人。哪晓得，报了会有补贴的，算是革命家属。本来他是有过继到他名下的侄子，结果没报，县里以后就再也没人过问了……”
每次，祖父的讲述总是在亲友们的一阵叹惜中结束。大家将讨论的话题自然就转到了各种假设上去了。诸如，当初要是没死，今天当是如何地发达显要；如果八几年县里来调查时报了后人上去，村里谁又会如何地受到优厚待遇；现在应该再去向有关部门申报之类云云。
春才早已被遗忘了，像很多革命者一样。对于今天的林溪而言，他是否曾经存在过，都已不再有多大意义，他不曾影响过哪一个人的存在，不曾改变过村里的任何草木。可细想之，其所向往的中国革命，却又无不深深地影响着、形塑着今天林溪的所有。1949年后，和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耕者有其田的朴素愿望在林溪村变成了现实。难道说，这现实的变化之中，就没有春才用生命付出的一份功绩在其中？
春才没上过学，谈不上什么文化，或许也不懂得什么高奥的革命道理。但他参加革命却是真诚的。他无田无地，纯粹一个游民。他出自于改变自己处境的强烈愿望参加革命。他与他的父亲一样，只是强烈地渴望有田地耕种而已。
在某种意义上，春才是林溪村第一个为土地而牺牲的人。当往事成灰，历史已经大写之后，人们往往喜欢把一些细微的小事说成宏大历史的一部分、或某种看似十分完美的诠释系统的某一个环节，却偏偏不愿去承认那些有血有肉的、余温尚存的细节。既使我们绕开这些宏大的叙述，也不难想象，在这样一个革命者的心里，对土地到底有着怎样的焦渴，一个人的生存到了什么状况或者说他的眼中看到了什么，才至于铤而走险？在并不算漫长的生命中，他又饱受过多少饥饿、寒冷与颠沛流离？而这些又如何使他最终表现为对土地的追求？而一块土地，又会给他无所依靠的心灵带来怎样的抚慰？也许，当年只要一小片土地，就足以熄灭他心里陡然升起的革命的火焰！
有人说，土地是农民的生命。的确，对土地的不懈追求，似乎是农民近乎永恒的生活主题。在林溪，这种对土地的不竭追求，并没有随着春才的去世而停止，只不过，它总是改头换面，在另外的地方、以另外的形式演绎着。
我没见过1946年夏天的林溪村是什么样的，是否和后来所有的夏天那样草木蓊郁、暑气蒸腾，是否也有草叶的气息让人陶醉，是否也和大多数时候一样，鸡鸭成群，在村前村后繁茂的荒草丛中嬉戏鸣叫，充满了世俗生活的甜美与宁静。
我也无法知道，1946年的祖父，尚且年轻的额头上是否开始叠起皱纹，无法知道祖父将自己奔走江湖七年的不薄积蓄交给邻村的地主时，心中起了怎样的波澜。
但我知道的是，1946年的祖父，肯定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重庆，正在进行着一场决定着中国未来的谈判，并最终谈判的结果成了一纸空文。否则，祖父或者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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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井冈山革命历史纪念碑前，大家忙着与那些革命先辈们站在一起拍照留念，希望通过一刹那的影像，将自己嵌进历史的某一刻之中。趁此空档，我避到一边，抽出手机给在老家的祖父打了电话。我告诉祖父，在15744名革命烈士的名字中，我找了老半天，就是找不到“胡春才”这个名字。
祖父知道我要与同事上井冈山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临行前交待我一个任务，要我一定找一找他的堂兄——我称作“细公”——胡春才的名字。近些年，我按照他老人家的嘱咐，已找遍了各种有可能记载胡春才事迹的老县志和红色革命活动史资料，可每一次都令他失望。
我的电话无疑又是一个令他失望的消息。电话那头，是祖父简单的一句：找不到就算了。看似轻描淡写，但我却听得出话音里难以掩饰的失望。我想像得到，须发斑白的祖父，此刻在他洒满阳光的小堂屋里，久久地握着电话听筒，神情严峻，半晌无语。
祖父已经年过九旬了，每次回到林溪看他，都感觉他额头的皱纹又深了一层，苍老也加重了一层。祖父六岁丧母，十九岁开始与他的同道师友奔走江湖：五星命理、风水地理、武术伤科、戏曲杂耍，他样样涉足，样样都出类拔萃。他行过万里路，阅过无数人，算是见过不少世面。按理说年纪越大，记挂的事就越少，可是对堂兄胡春才的事，这些年他却一直记挂着。自从我进城做了机关干部，他就一直没忘记要我寻找各种史料上关于胡春才的记录。我一次次空手而回，让他的希望已经渺茫。可他却始终认为，他的堂兄胡春才是为革命而牺牲的。
每年总有几次这样的日子——或者是某个节日，或者是家族中某个人的某种喜庆日子——祖父的九个儿女以及数十个孙辈、曾孙辈们各各暂时放下手头的生意、事业或者学业，从各地陆续回到林溪。老老少少的一大家人在院子里围坐在祖父身边。阳光照进院子，空气中鞭炮的硝烟还未散尽，家养的几只黄狗在人群中钻来钻去。祖父一下子陷入了回忆与往事之中，他点起一支卷烟，在腾云驾雾中打开他的话匣子，前五百年后五百年的陈谷烂米，就从他的口中徐徐道来。
我已记不清祖父已经是第多少次用他沧桑而又充满自豪的口吻讲起他的堂兄胡春才参加革命的往事了：
“我是1919年已未年出生的，春才大我四岁，乙卯年出生。我19岁出道跑江湖时，春才已经过世好几年了。
“参加革命时，春才还不到0岁，我现在还记得他的样子，很标致的一个后生，人高马大，身强体悍，说起话来声如洪钟。当时，我伯伯在林溪村没有了田地，日子混不下去了，就带着一家大小投奔到南边山上的良山鹊桥去给人家种田，本想赚碗饭吃，哪知道这一去竟把个儿子搭进去了。
“南山一带深山陡岭，人烟稀少。这里山连山，据说一直连接到了井冈山。当时良山、九龙山附近一带正在闹革命、走红军，三天两头听到有钱的大户人家半夜被红军绑了去，索要钱财才能赎回完身。乡里组织各村凑钱凑粮，成立了联防队，防止红军再来绑人。但根本就防不了，照样是常常有人被抓走，有的抓走了就没回来过。
“不知怎么，春才与红军联系上了。起先是白天在家种田，晚上干革命；后来，干脆不知道人跑哪里去了，整天在外头不归。大约隔了半年，春才回来了，腰间插着一把鋥亮的手枪，威风凛凛的，说是参加了红军，当了个排长，回来打土豪，将来要把田地分给没有田的人。当时那一带有钱人听到他的名字都心惊胆战。
“后来的事还是出在朋友身上。一个与他一起干革命的兄弟，得了人家的钱，串通那些有钱的人要捉住春才。可捉住春才也没那么容易，他在山林里神出鬼没，有时一出去就十天半月不回。
“这次，大概是五月边，端午节前后的样子，这兄弟邀他到家里喝酒。春才哪里知道这革命兄弟已经反了水？心想，革命兄弟请喝酒，也没什么害怕的。就去了，也还带了枪在手，以防意外。可等酒喝得正酣时，猛然听到屋后起了一声枪响。原来是前来捉他的联防队员不小心擦枪走火了。春才是个很精敏的人，听到枪响立即扔了手中的碗筷往前门逃跑。这个得了钱财的兄弟，赶紧跑过去抱住春才，说，兄弟你不要走，你走了，他们会说我故意放走红军，会把我抓走；你不走，我会跟他们说清你不是红军，你我都没事。说话间，这兄弟两手还紧紧地箍着春才的腰身不放。这时，从后门口冲进来几个人，手里晃着刺刀枪。看到这架式，春才使劲一把挣脱了这兄弟的双手，从屋子侧门口逃奔出去。
“这时正是农历五月边上，水禾正在灌浆，正是晒田的时候，田里的泥还是稀软的。春才从屋里逃出来，哪里还挑拣什么路不路，只一门心思逃，想不到一出门就陷进了这样的禾田。两脚都是泥，哪还跑得动！
“还没跑出几丈远，后面的联防队就追上来了。结果，自己还没来得及拔枪，就倒在乱枪下……二十岁上下的人，没结老婆没生崽……”
讲到这，围坐的人就都一阵嘘唏。这嘘唏里有对祖辈春才的惋惜，也有对革命中所作出牺牲的感慨。
“大概五几年——刚解放的那几年，我在宜春地区文工团学习写剧本时，就用春才的真人真事改写成了一个剧本，老师都说写得蛮好，还获了宜春地区的一个什么奖。老师夸我故事编得好，可他们哪里晓得这是真人真事！”
“八几年，有一天，我正在田里做事，大队干部叫我和几个人到村委去一趟。原来是县里派人来问起春才的事，问他有没有后人。我们都如实报告，告诉他们春才连婚都没结，哪会有什么后人。哪晓得，报了会有补贴的，算是革命家属。本来他是有过继到他名下的侄子，结果没报，县里以后就再也没人过问了……”
每次，祖父的讲述总是在亲友们的一阵叹惜中结束。大家将讨论的话题自然就转到了各种假设上去了。诸如，当初要是没死，今天当是如何地发达显要；如果八几年县里来调查时报了后人上去，村里谁又会如何地受到优厚待遇；现在应该再去向有关部门申报之类云云。
春才早已被遗忘了，像很多革命者一样。对于今天的林溪而言，他是否曾经存在过，都已不再有多大意义，他不曾影响过哪一个人的存在，不曾改变过村里的任何草木。可细想之，其所向往的中国革命，却又无不深深地影响着、形塑着今天林溪的所有。1949年后，和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耕者有其田的朴素愿望在林溪村变成了现实。难道说，这现实的变化之中，就没有春才用生命付出的一份功绩在其中？
春才没上过学，谈不上什么文化，或许也不懂得什么高奥的革命道理。但他参加革命却是真诚的。他无田无地，纯粹一个游民。他出自于改变自己处境的强烈愿望参加革命。他与他的父亲一样，只是强烈地渴望有田地耕种而已。
在某种意义上，春才是林溪村第一个为土地而牺牲的人。当往事成灰，历史已经大写之后，人们往往喜欢把一些细微的小事说成宏大历史的一部分、或某种看似十分完美的诠释系统的某一个环节，却偏偏不愿去承认那些有血有肉的、余温尚存的细节。既使我们绕开这些宏大的叙述，也不难想象，在这样一个革命者的心里，对土地到底有着怎样的焦渴，一个人的生存到了什么状况或者说他的眼中看到了什么，才至于铤而走险？在并不算漫长的生命中，他又饱受过多少饥饿、寒冷与颠沛流离？而这些又如何使他最终表现为对土地的追求？而一块土地，又会给他无所依靠的心灵带来怎样的抚慰？也许，当年只要一小片土地，就足以熄灭他心里陡然升起的革命的火焰！
有人说，土地是农民的生命。的确，对土地的不懈追求，似乎是农民近乎永恒的生活主题。在林溪，这种对土地的不竭追求，并没有随着春才的去世而停止，只不过，它总是改头换面，在另外的地方、以另外的形式演绎着。
我没见过1946年夏天的林溪村是什么样的，是否和后来所有的夏天那样草木蓊郁、暑气蒸腾，是否也有草叶的气息让人陶醉，是否也和大多数时候一样，鸡鸭成群，在村前村后繁茂的荒草丛中嬉戏鸣叫，充满了世俗生活的甜美与宁静。
我也无法知道，1946年的祖父，尚且年轻的额头上是否开始叠起皱纹，无法知道祖父将自己奔走江湖七年的不薄积蓄交给邻村的地主时，心中起了怎样的波澜。
但我知道的是，1946年的祖父，肯定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重庆，正在进行着一场决定着中国未来的谈判，并最终谈判的结果成了一纸空文。否则，祖父或者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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