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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模样，那么韩、赵两国又是什么情形呢？
魏无忌不知道，只是心中直觉韩、赵两国的情形只怕比魏国好不了多少。
其实这魏无忌就猜错了。
儒家弟子也想在韩、赵两国为官为吏。可现实却是韩、赵两国朝堂上并没有像孔斌这样的人物出现，使得儒家弟子想入两国朝堂而不得，故而都把注意打到魏国身上了。
第二天魏无忌便找上庞癝询问对策，庞癝摇头道：“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眼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罢了！”
现今魏国国内思想界的局势使得庞癝不由想起了后世的两本史书：《史记》和《竹书纪年》。
之所以说这两本书是因为其看待历史问题上截然不同的态度。
《史记》在史学界的地位就不再多说。
要说的是《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可以说是华夏历史上唯一一本未经秦国焚书之事的编年体通史了，这样一本有着巨大历史价值的史书却在宋朝时经历亡佚，即便再次整理之后却使得其历史价值大大降低，远不可和《史记》相提并论。
直到后世，人们大多以《史记》所记载的为史实。
《竹书纪年》在五帝纪上记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夏纪上说让羿代太康。
殷纪上说伊尹流放太甲而称王，后太甲潜回杀伊尹。
周纪上说共伯行天子之政。
以上种种说法在儒家看来都是大逆不道之言，颠覆人们一直以来的价值观。
在儒家心目中尧、舜、禹、太康、伊尹、周公、召公都是明君贤臣，可到了《竹书纪年》之中却成了大逆不道之人，这就不得不令人大跌眼镜了。
到了以儒学为国学的宋朝，程、朱理学一派又自视为正统，所以干脆就玩了一把亡佚之事。
为何《竹书纪年》所记之事和《史记》截然相反呢？
《史记》作者司马迁自幼就深受儒家文化熏陶，是正统的儒家弟子，当然会为儒家说话，要不然也不会专门为孔丘写一篇《世家》。
而《竹书纪年》却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官方史料记载，是在西晋咸宁年间汲郡人不准（不准是一个人名）盗战国时期魏安厘王的墓葬时发现。
从这两本史书的记载上不难发现，战国时期魏国的主流思想和儒家思想是截然相悖的。
来到这里之后庞癝更加的印证了这一事实：那就是儒家思想根本就不被三晋所用，更不要说西面的秦国了。
道统之争有时候比家国之争更可怕，更血腥。
在法家看来，儒家之言都是惑民、乱民之言，故而秦国这才焚书坑儒，连带其他诸子百家之言一并焚毁。
在儒家看来，法家之言何尝不是异端邪说，故而汉武帝独尊儒家之后，诸子百家之言大多逐渐亡佚，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而身为法家源头的三晋虽不独尊法家，可却也看不上保守的儒家思想。
因而《竹书纪年》和《史记》两本史书才会多次对一个事件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并非两本史书故意歪曲历史编造事实，而是这两本史书代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内核！（未完待续）
个模样，那么韩、赵两国又是什么情形呢？
魏无忌不知道，只是心中直觉韩、赵两国的情形只怕比魏国好不了多少。
其实这魏无忌就猜错了。
儒家弟子也想在韩、赵两国为官为吏。可现实却是韩、赵两国朝堂上并没有像孔斌这样的人物出现，使得儒家弟子想入两国朝堂而不得，故而都把注意打到魏国身上了。
第二天魏无忌便找上庞癝询问对策，庞癝摇头道：“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眼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罢了！”
现今魏国国内思想界的局势使得庞癝不由想起了后世的两本史书：《史记》和《竹书纪年》。
之所以说这两本书是因为其看待历史问题上截然不同的态度。
《史记》在史学界的地位就不再多说。
要说的是《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可以说是华夏历史上唯一一本未经秦国焚书之事的编年体通史了，这样一本有着巨大历史价值的史书却在宋朝时经历亡佚，即便再次整理之后却使得其历史价值大大降低，远不可和《史记》相提并论。
直到后世，人们大多以《史记》所记载的为史实。
《竹书纪年》在五帝纪上记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夏纪上说让羿代太康。
殷纪上说伊尹流放太甲而称王，后太甲潜回杀伊尹。
周纪上说共伯行天子之政。
以上种种说法在儒家看来都是大逆不道之言，颠覆人们一直以来的价值观。
在儒家心目中尧、舜、禹、太康、伊尹、周公、召公都是明君贤臣，可到了《竹书纪年》之中却成了大逆不道之人，这就不得不令人大跌眼镜了。
到了以儒学为国学的宋朝，程、朱理学一派又自视为正统，所以干脆就玩了一把亡佚之事。
为何《竹书纪年》所记之事和《史记》截然相反呢？
《史记》作者司马迁自幼就深受儒家文化熏陶，是正统的儒家弟子，当然会为儒家说话，要不然也不会专门为孔丘写一篇《世家》。
而《竹书纪年》却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官方史料记载，是在西晋咸宁年间汲郡人不准（不准是一个人名）盗战国时期魏安厘王的墓葬时发现。
从这两本史书的记载上不难发现，战国时期魏国的主流思想和儒家思想是截然相悖的。
来到这里之后庞癝更加的印证了这一事实：那就是儒家思想根本就不被三晋所用，更不要说西面的秦国了。
道统之争有时候比家国之争更可怕，更血腥。
在法家看来，儒家之言都是惑民、乱民之言，故而秦国这才焚书坑儒，连带其他诸子百家之言一并焚毁。
在儒家看来，法家之言何尝不是异端邪说，故而汉武帝独尊儒家之后，诸子百家之言大多逐渐亡佚，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而身为法家源头的三晋虽不独尊法家，可却也看不上保守的儒家思想。
因而《竹书纪年》和《史记》两本史书才会多次对一个事件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并非两本史书故意歪曲历史编造事实，而是这两本史书代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内核！（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