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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让读者比较阅读。
钱穆初到北平，其治史重考据，视胡适的门生傅斯年为同道中人。二人惺惺相惜，交往颇多。傅斯年经常邀请钱穆到史语所做客，史语所宴请宾客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人时，傅斯年也多请钱穆作陪。还常常让钱穆坐在客人身旁，特向贵客介绍钱穆的学术成就，待之不谓不尊。但仅因学术观点有分歧，钱穆便渐疏远傅斯年。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张其昀问傅斯年对此书的评价，傅斯年说：“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彼亦屡言及西方欧美，其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张其昀道：“君既不读彼书文一字，又从何知此之详？”傅斯年微微一笑，避而不答。被钱穆伤透心的傅斯年，用同样的方法回敬曾经的同道中人。
钱穆治学有大视野，从大处入手，但作为一个从乡间走到文化中心北平的中学毕业生，其胸襟尚不阔大，与人交往也欠大气。
钱穆并不是一个躲在书斋和游走于讲台的教授。其弟子余英时在他仙逝时，所作挽联中的“一生为故国招魂”句，极为恰切，最为允当。而他的爱国情更令人肃然起敬。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国人抗日激情高涨，积极投身救国御侮大潮之中。南京政府要求全国高等学校将中国通史作为必修课。北大原本就是拉开新文化运动、开启新时代的精神高地，现在正处抗日救国的关头，北大教授纷纷要求肩负编讲“中国通史”重任，以唤醒学生和国人的民族意识。十五位教授愿意按历史时段，分头编讲。钱穆提出，通史量大面广，各人对其研究成果并不一致，中间难以贯通，也难免产生矛盾，不如一个人从头讲到尾。众教授觉得有理，便推举陈寅恪和钱穆二人合编讲，可减轻负担。钱穆自告奋勇，认为自己完全能胜任，就不必有劳陈寅恪了。陈寅恪并不与之相争，拱手致谢。最后，钱穆一人在北大主讲自己编的“中国通史”。钱穆早年就立志研究中国文化，为唤起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和民族自尊心。他走上了一条积极济世的治学之路。多年苦读精研“莫非因国难之鼓励，爱国之指导”。他在《历史与文化论丛》中，就谈过治学目的，即“要为我们国家民族自觉自强发出些正义的呼声”，现在正是自己施展所学的关键时刻，他满怀爱国之志，慷慨而谈。结果好评如潮，听者甚众。
“中国通史”自1933年开讲，先后在北大讲了四年，又在抗日战争时的西南联大讲了四年。这一讲八年的“中国通史”，几乎贯穿了抗日战争时期，钱穆讲授的中心是，统一和光明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和黑暗是暂时的。因此，钱穆讲的“中国通史”，颇具深远意义。
1935年，日本阴谋策划“华北自治”。在爱国热情与民族大义的驱动下，爱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希望，毅然出击。胡适、钱穆、姚从吾、顾颉刚、钱玄同、孟森等百余名北平教授联合发起抗日活动，反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并敦促国民政府早定抗日大计。
胡适、钱穆等在国难当头之际，始终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良知道义，有些书生意气，更显知识分子之卓见。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原名思嵘，字宾四。钱穆出身书香之家，其父是前清秀才，因身体孱弱，三次乡试均在考场病倒，从此绝迹科场。钱穆幼时在私塾读书。后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就读。毕业后到无锡三兼小学任教，开始自学国学经典。翌年转私立鸿模学校任教。1919年到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任校长，后又任市立图书馆馆长。1922年秋，转至厦门集美学校教书。一年后又回到无锡，先任江苏省立第三师范教师，1927年转入苏州省立中学任教。1930年，到北平燕京大学任讲师，讲授国文，次年受聘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讲“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课程，同时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兼课。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1939年后，又到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等地任教或短期讲学。1948年后，曾在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任教。
1950年只身赴香港，创办私立大学香港新亚书院，自任院长。1955年，被授予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至美国耶鲁大学东方研究系讲学，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在授博士学位时，其颂词称：
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1967年，结束四处漂泊生涯，在台湾定居，先后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系研究所教授、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理监事、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又一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1990年8月30日，九十六岁的钱穆在台北去世。
作为自学成才的国学大师，钱穆穷其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通史研究，在学界赢得“新儒学”之赞誉。他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刘向歆父子年谱》《惠施公孙龙》《论语要略》《国史大纲》《清儒学案》《中国文化史导论》《庄子纂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史精神》《人生十论》《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论语新解》《朱子新学案》《中国学术思想史论》等著作。
台北联经出版社为他出版了《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五十四册，计一千七百万字。
钱穆曾说：“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他的著作，新意迭出，创见尤多，博大精深，并世难有出其右者，已成国学之瑰宝。
钱穆晚年，辞去教职沉潜书斋，专心治学。劳神费目，目力日弱，只能靠夫人胡美琦从浩如烟海的旧籍中查阅资料，引述文字。稿成后，再由夫人诵读，有遗误处，口述订正。钱穆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么完成的。
据胡美琦回忆：
他七十三岁大病后，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两眼也患目疾，医生不让他过长时间看书，尤禁晚上看书，所以生活较前轻松，然而他白天仍然全日工作，这样直到他《朱子新学案》一书完成，那是他生命中一大志愿所寄。他自己说：以后我要减少工作时间了。但也仍保持着半日正常的工作；而一遇心里喜欢的题目，他又耐不住加倍地工作了。近几年来，有时他对我说这几天我真开心，写了一篇得意的文章。但文章写完，他总会有一场病。亲戚朋友都劝我要限制他的用功时间，他们关切地说，宾四写作了一辈子，过八十的人，也该休息休息了。
钱穆的生命早已与学术研究相伴共生。到了生命最后一年，钱穆应邀参加新亚书院校庆四十周年。一天，他对夫人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大问题，我发现了一个从未想到的大发现，真高兴。”发现什么呢？他说：“我今天发现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回家后，我要写篇大文章了。这将是我晚年最后的成就了。”
关于“天人合一”，钱穆早已讲过多次，夫人以为夫婿年纪大，记忆减退，故提醒他：“‘天人合一’观你不是早已讲过多次了吗？你怎么自己忘了呢？”钱穆不快，说：“讲过的话，也可再讲。理解不同，讲法也不同。哪里有讲过的话就不许再讲的呢？”对于夫人始终没能理解自己，钱穆有些失望。
钱穆最后一篇文章，写于生命尽头前三个月，他在文中对自己“彻悟”儒家“天人合一”，感到快慰。
他以前讲过“天人合一”的重要性，而生命最后“才彻悟到这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总根源”，他认为“一切中国文化思想都可以归宿到这个观念上”，“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这无疑是钱穆对儒学的一大贡献。
钱穆是在“彻悟”儒家“天人合一”的愉悦中，含笑而逝的。
斯人已去，后人对他的研究和评价并未停止。学术界基本尊钱穆为史学“一代宗师”，甚至有人称他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刘梦溪认为钱穆是“文化史学集大成者”，“章太炎之后，惟钱穆当之无愧”。
杨联升是最为推崇钱穆的，他说“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胡适之恐怕是写不出来的”。
对学者的评价，历来都是毁誉参半。钱穆也未能幸免。在得到推崇的同时，批判也随之而至。
殷海光这样评价钱穆：
他们全然是一群在朦胧的斜阳古道上漫步的人。他们的结论是轻而易举的从庙堂里或名人言论里搬出来的，他们的古典是不敢（也从未曾）和弗洛伊德、达尔文碰头的……他们基本的心态上是退缩的，锁闭的，僵固的，排他的。我和他们是……判然有别的。
徐复观批判钱穆的历史观，是“良知的迷惘”。
钱穆的弟子李敖的话，意味深长：
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对钱穆，我终于论定他是一位反动的学者。
“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史。”（宋·郑文宝《对雪》）评家总要对世上学问说三道四，或褒或贬，但要“疾虚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汉书·司马迁传》）。诸子对钱穆的评价，要么抬上天，要么扔入地，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引钱穆学生余英时祭奠老师挽联作结，或可公允：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黄门侍郎”投入胡适门下
——傅斯年给儿取名“仁轨”及与胡适、鲁迅的关系
1935年，年近不惑的傅斯年喜得贵子。此子系傅斯年与俞大彩所生。傅有两次婚姻。第一次，他在天津读中学时，由祖父做主，与山东聊城乡绅丁理臣之女丁蘸萃拜堂。对这段包办婚姻，傅斯年颇为不满。傅斯年在留学归国后的1934年，在济南与丁蘸萃协议离婚。同年8月，在同窗俞大维的撮合下，与其妹俞大彩在北平结婚。
傅斯年与俞大彩恋爱时，十分投入，几近癫狂。胡适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孟真在恋爱中已近两个月，终日发疯，有一天来信引陶诗“君当恕醉人”，误写作“罪人”。我打油诗调之：“是醉不是罪，先生莫看错。这样醉糊涂，不曾看见过。”
这俞大彩不仅是俞大维的幼妹，又是陈寅恪的表妹。她出身名门，自幼受新式教育，思想开放，骑马、溜冰、打网球、跳舞样样精通，是当时的新女性。她曾在上海沪江大学求学，喜文学，擅英文，通书法，尤能写绝妙小品散文。大俞大彩十岁的傅斯年，对神采飞扬、才情卓异的妻子，自是深爱有加。
依傅家传统，傅斯年与俞大彩生了个宝贝儿子，本应按“乐”字排行，傅斯年却给儿子取名“仁轨”。好友罗家伦闻之，大为不解，傅斯年笑道：“你枉费学历史，你忘记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
刘仁轨（603—685），唐朝大臣，唐太宗奇其才，由陈仓尉累迁至给事中。显庆四年（659）出为青州刺史。翌年，苏定方灭百济（朝鲜）小国后，留刘仁轨镇守。百济王子扶余丰再起，进围刘仁愿于府城，刘奉命往援。龙朔三年（663），唐派孙仁师往救，刘仁轨败倭军于白江口，遂灭百济。他统兵镇守，发展生产，为灭高丽创造了条件。
值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升级之时，傅斯年给爱子取曾剿灭侵寇的唐将之名，其灭日本帝国主义之信心，昭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矢野仁一发表《满蒙藏本来并非中国领土》一文，企图为伪满提供理论依据。傅斯年立刻组织方壮猷、徐中舒、蒋廷黻等人，一起编写《东北史纲》，以确凿事实，向世界证明中国的领土，有力地驳斥了日本人“满蒙藏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谬论。《东北史纲》出版后，由李济节译成英文，递交国际联盟。遂有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依此观点认可东北是中国领土的结论。
一些史家认为，面对日本侵华的咄咄态势，国民党采取妥协态度，与日谈判，“妄图换取暂时的和平”。关乎国家民族存亡，历史证明，投降和速战之论，皆不可取。在如何抗战问题上，傅斯年曾与老师胡适发生过矛盾。
胡适发《保全华北的重要》，傅斯年遂认为胡适有主和之嫌，勃然大怒，以退出《独立评论》表明态度。一些史家为批判胡适，捏造胡适与傅斯年之争，系主战与主和之争。有趣的是，这些论者，是一直视傅斯年为反动文人而加以挞伐的。此时，傅斯年只是他们手中的一块砖头，目的是打击胡适的。而事实是，傅斯年看过胡适许多关于抗战的文章，又在丁文江等友人的劝说下，特别是与老师胡适长谈之后，了解了胡适的真实意图后，与老师重修旧好。
抗日战争爆发前，傅斯年对蒋介石消极应对日本的政策不满，屡屡发表时评。他在给友人的信函中，将蒋介石称为“蒋”或“委员会”，多有轻蔑之语。
20世纪30年代初期，谈到北京大学，都会说支撑北大的是“三驾马车”。“三驾马车”者，胡适、傅斯年、叶公超之谓也。胡适为领袖，傅、叶乃左膀右臂。
这种说法有些片面，准确地说，胡适、傅斯年、叶公超等，都是在共同辅佐蒋梦麟校长治理、建设北京大学而已。蒋梦麟回忆说：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孟真办事十分细心，考虑十分周密。
蒋梦麟在1922年就与傅斯年有过关于办教育的深谈。那是蒋梦麟以北京大学教务长的身份到欧洲考察时，与在英国留学的傅斯年的一次谈话。蒋梦麟到德国后，对那次长谈意犹未尽的傅，给蒋梦麟写了一封信，劝他此次考察要特别注意的是，一是比较欧洲各大学行政制度，二是各大学学术重心和学生的训练。傅的视事与处事的能力，让蒋梦麟刮目相看，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蒋梦麟当了北大校长，自然会倚重胡、傅二人。
傅斯年是胡适的得意门生。1917年，胡适初到北京大学任教，讲授“中国哲学史”。初入北京大学的傅斯年，正追随国学大家黄侃，人称“黄门侍郎”。他转投胡适门下，纯属偶然。一次，同宿舍的顾颉刚，很犹豫地对他说，自己所修的“中国哲学史”出了问题。胡适教授讲“中国哲学史”之前，是由陈汉章执教。陈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而胡适却将哲学史拦腰斩断，一上来就从周宣王讲起。这让听课的学生甚为吃惊。顾颉刚说，“骇得一堂中舌桥而不能下”。不少学生认为胡适真的如一些老派教授所云，是在“胡说”，此等教授岂能登堂传道授业。于是，打算将胡适逐出讲台。顾颉刚拿不定主意，就请已在北大校园里大有威望的傅斯年去听听，然后再做决断。傅斯年果真就去听胡适的课。听罢，他对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胡适这才脱离被驱的险境。也正是听了胡适这堂课，傅斯年始投胡适门下，参加新文化运动大潮。
陈独秀见傅斯年改换门庭，心存疑虑，说：“这‘黄门侍郎’傅斯年，可不是细作吗？我们不能接纳他！”
胡适不赞同陈独秀的意见，说：“凡用人，即使有疑，也不用怀疑，何况孟真这种人。”
傅斯年被胡适的博学、治学方法和文化人格折服，于是与罗家伦、顾颉刚、俞平伯、毛子水等，一起投入胡适门下。虽然胡适大不了他们几岁，这位高才生却一生奉胡适为师，结下终生不渝的情谊。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那天，已和罗家伦、顾颉刚、俞平伯等人发起成立“新潮社”，创办《新潮》的傅斯年，成了那天学生游行大军的总指挥，并在游行队伍之前，高擎大旗，站在新时代的潮头。
五四运动之后，北大乃至社会突有“新潮社”社员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之传闻。起因是否与5月5日，傅斯年和胡霹雳发生争执乃至大打出手有关，不得而知。即日，傅主张北大学生应集中力量营救被捕同学，而胡则坚持继续扩大游行示威的规模。二人都坚持己见，以致动手互殴，傅的眼镜被胡打坏。盛怒之下的傅斯年退出运动。所谓被“安福俱乐部收买”，系别有用心者造谣。最有说服力的是，傅斯年在当年10月，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发在《新潮》）一文中，反思了五四运动，写道：“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
但谣言杀人，傅斯年与罗家伦颇为沮丧。胡适站出来，发表《他也配》一文，为自己的学生辟谣：“‘安福部’是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
谣言止于智者，仗义执言的胡适，为弟子洗冤之举，令傅、罗感动。
也是这年，胡适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一时轰动学界，洛阳纸贵，再版八次，发行计两万多册。这在当时，已是天文数字的畅销书了。周氏兄弟之《域外小说集》，发行不过几十本。但傅斯年写信告诫老师：“我在北大期中，以受先生之影响最多，因此极感，所念甚多。愿老师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这对老师是清醒的警告。直到1926年，傅斯年再次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依然认为“长久价值论，反而要让你的小说评论居先”。此论自然失当，但对老师直言评价，不一味虚美的态度，是科学的，也是真实的。
正是傅斯年这种精神，让胡适更加器重自己的这位“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坚持己见的高徒。
胡适的另一弟子罗尔纲曾说：“有朋友问过我：‘胡适最尊敬的朋友是谁？’我不能确切地回答……但是，当朋友问到我：‘胡适最看重的学生是谁？’我立刻回答说：‘傅斯年。’”
1934年，胡适在撰写《说儒》，据罗尔纲说，傅斯年常到胡适家与他探讨。每次见他们师生交谈时，总听傅左一声先生，右一声先生，态度极为恭顺。所以罗尔纲说，对胡适恭敬顺从，“没有一个同傅斯年这样的”。
这年7月，刘半农去世。北大中文系急需找人接替刘半农之缺。文学院院长胡适找到已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借罗常培救急。傅除了同意罗到北大，还特为他配备三位助理。胡适借去罗常培及其助手三年之久，不再提归还之事。傅斯年写信向老师讨要：“莘田兄（罗常培）‘借出三年’，可谓‘久借不归’，无专任研究员老是‘借出’之理也。”胡适用得顺手，最终还是“久借不归”。
傅斯年与鲁迅的关系，似较为繁杂。
傅斯年不是鲁迅的学生，但在他们创办《新潮》时，得到过周氏兄弟的支持。那时，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任教，与陈独秀、胡适等人合办《新青年》，在教育部当佥事的周树人也与《新青年》关系密切。
1919年1月16日，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谈《新潮》时说：
惟近来出杂志一种曰《新潮》，颇强人意，只是二十人左右之小集合所作，间亦杂教员著作，第一卷已出，日内当即邮寄奉上。其内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伦亦不弱，皆学生。
由此信可见，鲁迅还是肯定《新潮》，对傅斯年和罗家伦的文章也有好评。但有的书上说鲁迅“对傅的文章赞许连连”并无出处，是臆造之语。的确，鲁迅在1919年4月16日曾致信傅斯年，此信以“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为题，发在《新潮》第一卷第五号上。信中说：“现在对于《新潮》没有别的意见”，“《新潮》每本里面有一二篇纯粹科学文，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见，以为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中国的老毛病刺他几针”。此外，还提出，“《新潮》里的诗写景叙事的多，抒情的少，所以有点单调”。信中还自谦：
《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来信说好，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干了。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作家来。——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倒在底下，——破破中国的寂寞。
鲁迅这段文字很清醒，也很深刻。可惜一些史家却视而不见。比如，鲁迅对《狂人日记》艺术上不足的清醒认识，比如将自己比作蝙蝠的自谦，比如要破中国寂寞的战斗精神，比如对“新的作家”的呼唤和期待……这篇文章，让我们不经意间看到一个早年真实的鲁迅。
此外，鲁迅在信中对叶绍钧等人小说的评价，也极具眼力。
我们也可从这封信中，揣摩出傅斯年对《狂人日记》的推崇。联系到《狂人日记》发表后，张东荪撰文攻击鲁迅时，傅斯年奋而著文反击，证明傅斯年是站在鲁迅一边的。
鲁迅除了支持过傅斯年等人办《新潮》，还维护过傅斯年的尊严和声誉。沈泊尘与傅斯年因对新文学的立场不同而有隙，曾给傅斯年画两幅漫画。一幅画傅斯年从屋里扔出孔子牌位，一幅画傅斯年捧着一个上书易卜生的牌位走进屋里。此两幅漫画刊于一直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时事新报》，针对新文化运动，可谓极具讽刺意味。鲁迅对此大不以为然。
傅斯年与鲁迅的淡然之交，维持到傅斯年1926年留学归国。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任国文和历史两系的系主任，后鲁迅也到中山大学任教。两人曾有一段交往亲密的友谊。当时二人忙于教学，得其所哉。据当时在中山大学读书的学生钟功勋回忆：
孟真师博学多才，开的课很多……有《中国文学史》《尚书》等五门课……《尚书》除《盘庚》《康诰》等二三篇外，其余他都可背诵。常常在黑板上一段一段地写，并没有《尚书》在手里……孟真师上堂不带书，只带几支粉笔，登台后就坐在藤椅上，滔滔不绝地讲，讲得很快，无法笔记。他随着兴之所至写黑板，常常不管下课钟声的。
另一位学生温梓川回忆：
记得那年秋季开学时，中山大学请来了一个肥头胖耳的大块头，他有一头蓬松的乱发，一对玳瑁的罗克式的大眼镜，他经常穿着那时最流行的大反领的ABC白衬衫，没有打领带，外面罩上一套白哔叽西装，那副形容，说起来就是那类不修边幅的典型，但却显出了与众不同的风度。他似乎永远是那么满头大汗，跟你说不上三两句话，便要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他老坐在中大出版部附设的民俗学会里，满头伏在室中央的一张大方桌上写着什么。
学究式的傅斯年刚到中山大学时，是勤奋、敬业而快乐的，从学生的回忆看，学生对他的学问根基的扎实、教学的认真、品行的端厚是很敬佩的。但傅斯年拟请同窗顾颉刚来中山大学执教，他与鲁迅的关系突然改变了，他的忙碌而惬意的生活也改变了。
先是鲁迅闻之，发雷霆之怒：“鼻（顾颉刚）来，我就走！”傅仍坚持请顾到中山大学。为不致刺激鲁迅，傅先让顾到外地购书，暂缓到校。鲁迅闻之，即提出辞呈。傅斯年为鲁迅大闹而感委屈，到教务长朱家骅那里痛哭失声，然后和顾颉刚一起提出辞呈。校方深感为难之际，学生表态三位学者都要留下。朱家骅只好硬着头皮，在三人间斡旋。鲁迅毫不退让。
从1927年5月30日鲁迅致章廷谦的信中，我们才知道，鲁迅之绝不与“红鼻”（顾颉刚）为伍，系鲁迅视顾为政治仇敌，不共戴天。信中说：
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霉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然而顾傅为攻击我起见，当有说我关于政治而走之宣传，闻香港《工商报》，即曾说我因“亲共”而逃避云云，兄所闻之流言，或亦此类也欤。然而“管他妈的”可也……
前天听说中大内部又发生暗潮了，似是邹（鲁）派和朱派之争，也即顾傅辈和别人之争，也即本地人和非本地人之争，学生正在大帖（贴——引者）标语，拥朱驱邹……
本书不愿置评鲁迅所谓“因‘亲共’而逃避”之论，因为没有任何材料证明，鲁迅在1927年有“亲共”的经历。但他对傅斯年和顾颉刚之怨怼，多是猜忌所致。鲁迅眼中的顾颉刚，不仅是“梅毒菌”，还是要迫害他的“清党”人物。而事实是顾颉刚乃一正直博学的学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两届政协委员、两届人大代表。
至于傅斯年，鲁迅也冤枉了人家。连他自己也在1937年5月15日另一封致章廷谦的信中说：“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且宣传于别人。我仍不理，即出校。”傅斯年“大写其信”，想“补救法”挽留鲁迅，何错之有？自己如此偏执，也昭昭。联系鲁迅与很多人的龃龉，并不奇怪。
鲁迅在这封信中，对傅斯年让顾颉刚到北京去买书，也凭空非议：
现已知买书是他们的豫定计划，实是鼻们的一批大生意，因为数至五万元。但鼻系新来人，忽托以这么大事，颇为不妥，所以托词于我之反对，而这是调和办法，则别人便无话可说了。他们的这办法，是我即不辞职，而略有微词，便可以提出的。
鲁迅信中，对傅斯年让顾颉刚去买书，认为是早就预谋的“豫定计划”，而且“实是鼻们的一批大生意”。事实是，傅托购书很有经验的顾代中山大学买书，是为充实学校图书馆之举，迄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傅、顾在此谋取私利，贪赃枉法。写信臆断人家谋私，遭到诟病的却是罗织罪名构陷他人的鲁迅。
后来，傅斯年与顾颉刚也反目，那是因为顾喜独立研究，不愿在中山大学担任行政职务，未经与傅斯年沟通即离开中山大学到燕京大学任教。傅对此忘恩负义之举，大为火光，二人大吵一场。
文人间常闹矛盾，除了“文人相轻”以外，大都是脾气秉性之别引起，门户之见过重反目的亦有，但罗织罪名构陷他人的分道扬镳，不太多。中国受儒文化熏陶，文人大多爱惜自己的羽毛和操守。
“谬承遗命倍伤神”——文化传统呵护人陈寅恪
世人多把陈寅恪之“恪”字，读作“què”，说是因陈氏原居福建上杭，属客家人，当地读“恪”作“què”。据《守护语林》考证，上杭的客家话里，根本无“q”这个声母，“què”应为粤语的“恪”的发音。陈寅恪本人在成都燕大授课时，曾亲口对人说：“我的名字念‘客’。”有人曾问陈寅恪，既然你自己将“恪”读成“kè”，而世人却读成“què”，你为何不予以纠正呢？陈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于是，世人误读至今。其实，陈寅恪不改“恪”之读音，乃有出处，《辞海》载：
恪（kè课，旧读què却），谨慎，恭敬。《诗·商颂·那》：“执事有恪。”《新唐书·崔元综传》：“性恪慎，坐政事堂，束带，终日不休偃。”其言“旧读què却”，可能另有原因。故读恪为“kè”与“què”无对错。
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读研究生的周一良，听说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开魏晋南北朝史课，便慕名去清华偷听。当时，陈寅恪已在北平各大院校声名远播，其博学和人品深受推崇。人们都知道，1932年夏，清华大学举行入学考试，中文系代主任刘文典找到陈寅恪，请他出国文考试题。
陈寅恪很快将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拟出，外加对对子：“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还”等；二三年级转校生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研究生试题中的对对子，是“墨西哥”。
考生学养和临场状态不同，作文有好差之分，但对对子则五花八门，让评卷者大出意外。对“孙行者”者，有以“猪八戒”“唐三藏”“牛魔王”对之。更有不满者，怒对“王八蛋”。当然也有以“祖冲之”对“孙行者”，以“人比黄花瘦”对“情如碧海深”者。陈寅恪见之，不禁击掌赞叹。原本，“孙行者”的答案是“胡适之”，“盖猢（胡）狲（孙）及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考生中，周祖谟、张政琅等正是以“胡适之”相对。此次考试，在教育界成一时佳话。
但是，也有人大不以为然，刘叔雅等群起攻之，认为此等考试是开历史倒车。陈寅恪不得不在《学衡》杂志发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指出这么考，乃考应试者能否知分别虚实及其应用；能否分别平仄声；知考生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知思想条理如何。这是以最简单的方法测验应试者的基本功。言之有理，质疑之声渐息。
正因如此，慕其大名，北平城内的各大学校的师生，成群结队，出西直门，过海淀镇，或骑车，或雇驴脚，或步行，到三十里外的水木清华去偷听陈寅恪的课，成为当时北平的别样风景。见衣着讲究的路人，络绎不绝地在古驿道上出现，强盗闻风而劝，企图拦路抢劫。但师生结伴而行，前去“聆听陈寅恪上课时那如同天幕传过来的梵音绝唱”，贼人也不忍下手。
周一良常听陈寅恪表弟俞大纲（其妹嫁给傅斯年）谈到陈寅恪，夸他学问博而精，于魏晋隋唐史学方面的造诣尤深。于是，周一良从燕京未名湖畔，到近在咫尺的水木清华去偷听陈寅恪的课。同往的还有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余逊、劳干。
周一良回忆：
第一堂课讲石勒，提出他可能出自昭武九姓的石国，以及有关各种问题，旁征博引，论证紧凑，环环相扣。我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一异彩，常常为之所吸引。
周一良与余逊、劳干听罢，甚是钦服。三个京剧票友，都说像看了当时名角武生杨小楼的拿手好戏一般，连呼“过瘾”。从此，偷听陈寅恪的课，成了他们的必修课。
周一良原在燕京大学师从洪业（煨莲）教授，听他讲历史方法课，觉得受益匪浅。对洪业教授所说，只要掌握了历史之“何人”“何时”“何地”“何事”“何如”之“五何”，“你就掌握了历史”的教导一直牢记于心。今又听陈寅恪的课，懂得讲问题不仅细致周密地考证出某事之“然”，而且常常讲出其“所以然”，听起来有深度，有说服力。他认为陈寅恪补充了洪业教授的“五何”之论，即“为何”。有“六何”之法在手，便开通了进入历史的通道。
后劳干回忆：
在陈先生未曾上课以前，同学们已经知道陈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上课以后大家因为注意的关系，每一个人印象都很深。此时方在初春，余寒未尽。陈先生穿的厚袍加上马褂，携着一大包书，用橙黄的包袱包着。清瘦的面庞夹着神情奕奕的目光，给人一个清晰的联想，想到这位盖世的奇才……寅恪先生身材瘦削，并且也不高大；加上了具有神采的双目和高耸的鼻子，的确有些像“甘地型”的人物。
陈寅恪留学欧美十多年，其学识渊博，为中外学人称颂，而其装束如乡间只知“子曰”“诗云”的老私塾先生。但就是一位这样的老人，在课堂“恒闭目而思，端坐而讲，奋笔而书”，所举史料详记卷数、页数，反复论证。所论者皆关宏旨，绝无游词，每课皆自立己说，非好奇之异，目的实只在求真。
汉代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说：“儒者，区也。言其区别古今，居则玩圣哲之词，动则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当时之事，此通儒也。”陈寅恪自然是大儒，而他的学问在于研究历史，与庙堂无关。章太炎通儒也，然恃才傲物，过于狂傲。陈寅恪则谦虚谨慎，他的学问到底有多大，世人无有说清楚者。陈寅恪也从未将所学炫耀于人。仅举几例。
游学欧、美、日，陈寅恪以博学闻名天下。与陈寅恪同时代的友人罗家伦评论他：“寅恪从哲学、史学、文字学、佛经翻译，大致归宿到唐史与中亚西亚研究，又供他参考应用的有十六七种语言文字，为由博到精最成功者。”
在清华，梁启超先生讲某一问题时，常对学生说的一句话是：“你们去问陈先生。”
20世纪30年代，有一次，陈寅恪在讲到当时流行的学说时，这位曾多年留学德国的老人，笑着说：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两派学说，其实《孟子》中“食色，性也”四个字已足以概括了。听过这堂课的学生卞慧新回忆：“不佞体会，先生既轻视又肯定两派之说，只是认为两派各得真理之半，没有必要过分张皇强调。”据陈寅恪自己说：“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我立刻到图书馆借阅《资本论》。”这样算起来，陈寅恪可能是中国最早读德文原版《资本论》的中国人。
陈寅恪为我们的文化留下了多少财富？无法估计。
仅粗略地统计，陈寅恪在20世纪的中国学界，给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据学、文化学及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留下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中一些领域的研究，极具开拓性意义。
冯友兰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对他留下的文化财富，做了这样客观与公允的概括：
中国封建的历史学，大都是大人物纪传的总集和一些“断烂朝报”的汇编。寅恪先生用近代史学的方法，研究他所掌握的丰富史料，使中国的历史学远远超过封建时代水平，他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创始人或其中极少数人之一。
陆键东先生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纵览他的一生时说，他那并不平坦的一生，“泛溢着一种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怀。它不仅使陈寅恪的生命过程从始到终弥漫着一种文化意绪，这还因为陈寅恪文化生命的巨大魅力，而令经受了20世纪数次社会重大变革的当世知识分子（以及后世学人），在以历史的理性回首这一段文化的历史进程时，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学人之‘根’所原有的位置。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因了陈寅恪的存在，增添了一段十分感人的传奇”。
传统的中国文人，特别是民国初期的大师们，大凡有才学者，或狂傲，或峻急，或狂戾，或伐异，或恶札，或癖怪，或疯癫。而陈寅恪虽博学，却虚怀、诤友、清洁。
陈寅恪十三岁留学日本，在东京弘文学院就读。与也在那里求学的鲁迅是同学。
查1915年4月6日鲁迅日记，记曰：
晴，大风。上午得二弟信又一明信片，并二日发。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齐寿山《炭画》一册。
陈寅恪与鲁迅即为同学，当有交往。但鲁迅除在这篇日记中，提到陈寅恪外，似再无涉笔。而陈寅恪的文字中，干脆不提鲁迅。
陈寅恪晚年这样解释他不与鲁迅交往的缘由：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而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圣人，他怕言此事，被国人误以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
陈寅恪的表白没有涉及自1915年相识至鲁迅晚年二十年间的交往经历，而只谈鲁迅晚年以及过世后，这背后藏有深意，其间的不屑和嘲讽，世人是看得清的。一生都不愿谈鲁迅的，还有一位大师，便是如同陈寅恪一样灵魂高洁的钱锺书先生。
陈寅恪与王国维是好朋友。王国维沉湖之前的最后一夜，是先到老友陈寅恪家小坐，翌日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前的昆明湖。晚上，清华同人及学生手执素灯，移王国维灵柩到清华南成府的刚秉庙停灵设祭。陈寅恪身着长袍，行旧式跪拜大礼，在洋化了的清华大学，殊为奇观，吴宓及研究院学生，也仿效陈寅恪，以旧式祭奠之礼，长跪王国维灵前。
陈寅恪挽王国维曰：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山残水，留于累臣共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在鲁迅发表《谈所谓“大内档案”》，称王国维是“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时，陈寅恪在《挽王静安先生》一文中，认为王国维自沉是“殉清”，又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提出王国维“殉文化”说。他再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重申以一死见“独立自由之意志”之旨。他认为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原因是：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两年以后，清华研究院同人，请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陈寅恪为故友写的碑文是：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固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一以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与胡适的关系，也可一提。
对陈寅恪的博学，胡适是有体会的。当年，胡适花费很大力气，写了《陶弘景的真诰考》。得出《真诰》抄袭《四十二章经》的结论，沉醉于“发千余年未发之覆”之愉悦。但傅斯年告诉他，陈寅恪早就说过《朱子语类》中，曾经指出《真诰》有抄袭《四十二章经》之处。胡适找来这部南宋朱熹讲学语录一百四十卷之《朱子语类》的“老氏”“释氏”两卷来查看，果然如是。心中便对陈寅恪有了深刻印象。
解放军进入北平之前，北平经济衰退，社会动乱，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即便陈寅恪这样的大学教授，也穷得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陈寅恪的学生季羡林将老师的窘境告诉了胡适。胡适闻之，马上决定赠一笔大数目美元给陈寅恪。陈寅恪很感动，表示愿将自己所藏图书让与胡适，以抵巨款。胡适婉言拒绝。后季羡林以北京大学的名义购买老师的珍藏书籍，借胡适的汽车从陈家拉走一车。据说，陈寅恪只收两千美元。而他的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价值就远远超过这个数。其实，是为了方便北大研究东方语言的年轻学者使用，陈寅恪借机将这些珍贵的藏书交付北京大学。
1948年年底，解放军解放北平时，国民党开始“抢救学人”的计划。胡适托邓广铭转告陈寅恪，南京政府已派专机抵达北平南苑机场，拟接胡适、陈寅恪等著名学者去台湾。陈寅恪对邓广铭说：“走。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绝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
陈寅恪与胡适同乘飞机离开北平，中途决定不去台湾，这是胡适不曾料到的。学人间相互理解，胡适尊重陈寅恪的选择，陈寅恪也尊重胡适的选择。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说过：“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陈寅恪一生都坚守这一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经两次掀起批判胡适的运动。胡适的弟子和故旧们为自保纷纷写文章清算胡适思想，争先恐后地与他划清界限，连胡适的儿子也参与批判父亲的运动，最后在政治高压之下，精神分裂，抑郁而死。陈寅恪非但不参加批判胡适的运动，反而冷眼道：“一犬吠影，十犬吠声。”
陈寅恪在1934年写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是给后世留下的一个绝响，也是陈寅恪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
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民国清流》第四卷描写文人抗战时，将叙述陈寅恪大师的家国情怀。
“表现出普遍的固定的人性”
——有理论素养、富有个性的严肃批评家梁实秋
梁实秋于1932年夏，应邀到北京大学担任外文系主任。
1930年，在校长杨振声的力邀下，他与闻一多到山东大学担任外文系系主任兼山东大学图书馆馆长。同年12月，他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译委会主任胡适力请，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原计划用五年至十年翻译完这部巨著。译者共五人，由闻一多牵头负责，另外四位是梁实秋、徐志摩、陈源和叶公超。
但世事难料，诗人徐志摩乘飞机飞往北平途中空难逝世，闻一多不践承诺，兴趣转向研究古典文学，叶公超到官场当差，陈源南下武汉大学，后又去欧洲。五人合译作古，老实的梁实秋深知翻译莎翁全集意义重大，遂一个人独自承担此大任。
实际上，直到1967年，耗去人生最好年华的三十八个春秋，三十七部四十册，共计三百万字的《莎士比亚全集》才最后译完，由台湾远东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是年8月6日，举行了盛大酒会，庆祝这一世纪工程。人们赞曰：“梁先生替中国文艺界新添了一大笔精神财富。”从此，人们称梁实秋为“莎士比亚传人”。
梁实秋虽以个人之力，独自完成浩瀚的工程《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却是以文艺批评家的身份登上中国现代文坛的。
冰心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在《晨报副刊》发表新诗《繁星》《春水》，风靡北京校园。在清华求学的梁实秋，偏偏写了一篇批评文章，认为冰心这些小诗虽清新隽永，但情感湮没于理性，缺乏奔放的热情，只是受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影响而已。这显示了梁实秋作为文艺批评家的天赋。
1921年3月，他与顾一樵等人组织“小说研究会”，后扩大成“清华文学社”，闻一多、朱湘、孙大雨等皆为社员。翌年，与闻一多合著《冬夜草儿评论》，并在《创造周报》和《创造》季刊发表作品。1923年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从白璧德，接受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和古典主义融合，形成了梁实秋坚持的以人性论为标识的理论核心。1926年，梁实秋回国后，先后在南京东南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北京大学执教，主要讲西洋文学批评史。
1928年，在上海，梁实秋参加了“新月派”。围绕“文学与阶级性”等问题，太阳社、创造社与鲁迅展开大论争时，梁实秋参加了论战。在论战中，太阳社、创造社诸革命作家缺乏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武装，鲁迅也刚刚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他们之间的论战又受到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左倾”思潮的影响，于是几成一场是非难辨的混战。相比之下，梁实秋的略带保守和清教色彩的新人文主义批评理论及倾向古典主义的文艺批评，显示出一种反文学主潮的作用，但又不乏对主潮缺失的针砭，是论战中的一道彩虹。
梁实秋对古典主义审美方式的推崇及所提倡的健全的人性表现等，与“新月派”的艺术追求不谋而合。但对于非主流的、带自由主义色彩的文学流脉来说，梁实秋的理论一直坚持着，而且具有一定的影响。时至今日，仍有积极意义。
梁实秋自回国后，一直集中精力研究西方文学批评史，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古典主义的道德批评意识与审美理想。研究这时期他写的《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及《文艺批评》等著作，会发现他在对西方文论做全面研究后，试图建立自己的文论体系。在他看来，他的老师白璧德提出的“二元人性论”，实际上包含善恶二元，放纵欲望就产生恶，以理智约束欲望则导向善。人性永远贯穿着与生俱来的、原始的善与恶的冲突，于是社会就产生善恶之争。因此，梁实秋十分赞赏老师白璧德提倡的新人文主义，清醒地意识到人性二元特点，坚信只有发扬与依持传统的健全的人文精神与伦理道德，来对人性进行约束引导，才能解决物化所带来的精神沦丧的社会危机。梁实秋认为，中国儒家的伦理，可与新人文主义共融，以形成文学领域的节制与均衡，进而消弭“五四”以来的激进的思潮（《关于白璧德先生及其思想》）。
梁实秋是“五四”以来比较清醒的文论家。他认为五四运动出于思想启蒙的需要进行反孔倒儒是过激的，儒文化被无端否定，放纵了人性恶的一面，社会人心失去理性制衡。故梁实秋对全盘西化、失去传统的五四运动，特别是对新文学运动采取基本否定态度。梁实秋认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文学的目的是“表现出普遍的固定的人性”。只有如此，文学才有永恒的价值，才有益于引导理性，有助于“人性的完善”。
我们不妨将创造社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家成仿吾与新月社的梁实秋二人的文艺观相比较。成仿吾先生主张文学的“自我表现”说，也非他所发明，不过是照搬法国现代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居友与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的理论。到1926年，成仿吾就转而对先前的“表现说”进行了理论反省，确信文学的“工具论”和“宣传论”。1928年，社会变得空前政治化，又受制于当时党内的“左倾”路线，中国的“革命文学”实际上变成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部分。成仿吾等人的文艺批评生吞活剥苏联及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理论，主张文学应图解生活、图解政治观念，把文学与政治画上等号，使文学沦为宣传工具，并由此导向彻底抛弃文学遗产，以政治批评取代文学批评，对文学“同路人”大肆挞伐，唯我独尊。接着，他们又照搬日本共产党福田和夫的“左倾”分裂路线衣钵，提出文学队伍应该重新按阶级属性画线排队。
梁实秋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的批评，振聋发聩，极具眼光和价值，与一批自称革命作家者的狂妄而幼稚、激烈而苍白的认识，形成鲜明的对比。
梁实秋批评新文学运动全然丢弃传统，盲目西化；太重表现“情感的推崇”，“到处弥漫着抒情主义”，“滥情表达，创作粗糙，少有隽永精美之作”；文本上追求独创，内容却轻浅，多是浮薄的印象或零星的感触，“将自己的怪癖的变态极力扩展”，“实则脱离了人性的中心”。
或许梁实秋的上述观点有些片面，但即便今天看来，梁实秋仍不失是一位很有理论素养、富有个性的严肃的文学理论家。他对新文化运动所做的有相当理论自觉性的总结和评判，其中又不无深刻的反思，如果考虑到他的苛严的批评对现代文学主潮的缺失又确有某些针砭作用，那么这在现代批评发展的整体格局中又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互补”（《中国文学通史》）。
在青岛山东大学任教时，作为“酒中八仙”之一，梁实秋沉于酒之乐。
有一次，胡适到山东大学来演讲。晚上自然有海鲜，有美酒。梁实秋、闻一多当然要以美酒招待胡适。胡适忙把太太为他刻制的“戒酒”二字的戒指亮出来，以求免战。闻一多笑曰：“不要忘记，山东本是出拳匪的地方。”胡适等大笑不止。
不久，胡适给梁实秋写信道：“看你们喝酒的样子，就知道青岛不宜久居，还是到北平来吧。”
九一八事变以后，青岛山东大学也发生风潮。梁实秋便返回北平，到北京大学担任外文系系主任，一面照料年迈的老父，一面主编《北平晨报》副刊。
1936年，三十四岁的梁实秋与二十七岁的李长之相识。二人相识缘于文字之交。1935年，梁实秋发表了《偏见集》。不久，《国闻周报》即发表了一篇文章《梁实秋著〈偏见集〉》。闻一多见到后，写信告诉梁实秋，说是清华一位刚毕业的学生写的，颇有些见地。
梁实秋读到《梁实秋著〈偏见集〉》一文，文中批评《偏见集》的短处曰：“伦理的立场太过，而哲学意味的美学的兴味还太少。”还指出，“一个批评家却是宁当重在后一个方面的”。文章条分缕析，目光锐利，文笔明晰。梁实秋甚是高兴，便写信与李长之联络。后来，梁实秋告诉李长之，他是第一个看穿他作品缺点的人。
一次，梁实秋与朱光潜就美学问题发生了争论。李长之在梁实秋主编的《北平晨报》副刊上发表《我对美学和文艺批评的关系的看法》一文，态度鲜明地支持朱光潜，称“宁近于朱先生”，并且说：“一，美学原理可以应用到文学上去；二，文学的美不限定在文字的音、色；三，美、善不当侧重，倘若侧重，我宁重美。”梁实秋读之，更加赞赏李长之对自己文艺观的坚持，从此引为知己。
梁实秋的理论来自美国的白璧德，所持乃古典主义立场；李长之的理论源自德国古典文艺美学，持浪漫主义态度。这两种理论，有同有异有交叉。比如对待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持的态度，梁批评新文学运动是“浪漫的混乱”，李则认为新文学运动是启蒙运动，说它“有破坏而无建设，有现实而无理想，有清浅的理智而无深厚的情感”。在与左翼作家和批评家争论时，梁实秋用人性论与他们的非马克思之阶级论相对立，而李长之也斥左翼为“浅妄”，根本不配称批评家。在当时几乎清一色的左翼声音鼓噪中，他的见识和发声，不啻空谷足音，与梁实秋彼此相惜，微笑面对。
要知道，这两位惺惺相惜的、不合时宜的批评家，一个是社会名流、北大名教授，一个只是初出茅庐、崭露头角的穷学生。而梁实秋视李长之为知己，学术上相呼应，经济上总是出手相助穷困的李长之，这在当时文坛上也传为佳话。
1936年，梁实秋主编《北平晨报》副刊时，给李长之发过许多文章，如《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等，皆是李长之化名发表。后来，梁实秋编《自由评论》时，几乎每期都给李长之留版面，可让李长之每期拿到二十大洋的稿酬，以解其拮据生活，即便未写出稿件，也可预支稿费。
李长之的自传体回忆录《社会与时代》，就是在梁实秋的支持下，发表在《自由评论》上的，梁实秋亲自热情写《编者后记》向读者推荐说，这篇自传体回忆录是“一个青年的诚实坦白的自述，是难能可贵的”。
多年后，李长之对梁实秋给予的鼎力帮助念念不忘。他曾忘情地对女儿说，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帮助人，是很热情体贴的，不是直接送钱接济，而是让你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得到它。这样既让你渡过难关，又让你很自尊体面，梁实秋先生就是这样帮助我的。
《自由评论》经常发表李长之文章的同时，梁实秋又将李长之推荐到中华教育基金会做德文翻译，遂有《关于优美感与壮美感的考察》（康德著）翻译出来。
梁实秋与李长之的友谊，是不讲哥们儿义气和帮派意识的，他们彼此尊重各自的文学批评的独立观点和品格，也不去影响对方的政治立场。梁实秋曾劝李长之加入他所在的民社党，李长之明确拒绝。一次，张君劢请梁实秋代请李长之见见面，李长之断然不见，这些非但没有影响梁实秋与李长之的友谊，反而让梁实秋更加尊敬李长之的独立人格。
命运常常弄人，梁实秋与李长之彼此真心相待，一直亲密无间，但是他们间的合作却往往有头无尾，有命无运。比如，梁实秋主编《自由评论》，他为了帮李长之糊口，常约他写稿。李长之潜心创作，其稿往往占去《自由评论》近一半，但后来难以再像过去那样源源不断地为《自由评论》提供稿件。《自由评论》成了无米之炊，不得不寿终正寝。更吊诡的是，李长之用心翻译的康德《关于优美感与壮美感的考察》一文，因主持者关琪相不满意而无法出版，李长之的心血付诸东流。
1945年，抗战面临胜利。王云五想由商务印书馆编一套中小学课本，在全国发行。王云五约梁实秋具体操办此事。梁实秋约冰心编撰此套课本，一个月后，冰心退回预支的稿费，表示编不出来，决定退出。梁实秋想到李长之，李长之痛快应允。几个月后，李长之完成了厚厚的八册书稿。可惜交上去，商务印书馆并未出版。
梁实秋是一位自由主义作家，他除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还不断地发表政治时评，曾在《新月》《独立评论》《自由评论》等报刊发表文章，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独裁专政，呼吁自由、民主、人权。同时，如上所述，他也批评“普罗文学”，反对从苏联和日本引进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反对左联推行的“左倾”文艺路线。
抗日战争爆发前，他不再批评国民党和蒋介石。他在《秋实杂忆·华北视察散记》中说：
对政治我一向有兴趣，可是自从抗战军兴我就不曾继续写过政治批评的文字，理由很简单，现在是一致对外的时候。
何怀硕证实梁实秋的上述说法属实，他在《怅望千秋一洒泪》（见陈子善编：《回忆梁实秋》，吉林文史出版社）中说：
抗战起，实秋先生就不再写政治批评了。他读了我今年4月20日在《中国时报》所写的《另一个中国人的看法》之后，甚为称赞，并说：“我知道你还有很多话没有写出来。你对国是的意见，我很赞同。从前地方官吏丢了一个城市是死罪，现在一国丢了，没人负责……我早已不谈国是，孔子家语说：君子或行或藏，或藏或默。我属默者，哈哈……”
1937年6月，为了应对日本法西斯灭亡中国的罪恶勾当，由国民党中枢筹划，蒋介石、汪精卫联名拟在庐山召开“庐山谈话会”。
梁实秋从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手中，收到蒋、汪的请柬，决定应邀上庐山开会。
7月6日，梁实秋先到武汉。咨询机构国民参政会在汉口成立，由民社党主席张君劢推荐，梁实秋被选为国民参政会议参政员，并参加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就在此会召开前，傅斯年、梁实秋想在开会时，提出弹劾孔祥熙案。但遭到中共代表吴玉章的反对。理由是抗战即将开始，中共支持蒋抗战，孔虽无能，却不能倒孔以扰蒋全力抗战。此举作罢，后有人说梁实秋倒孔，实际支持汪精卫。甚至至今还有人说，梁实秋在抗战初，是拥汪精卫主和的。而梁实秋在《抗战时的我》中却说，在国民参政会上，他“曾联合马君武、傅斯年、罗隆基条陈国是，抨击权贵，虽然书生之见，未必有当，但是已经代表舆论，略尽言责”。
9日，在庐山，蒋介石下午邀请茶话，包括胡适、梁实秋在内的近三百名文化界、教育界名流参加了茶话会。16日，蒋、汪宴请出席“谈话会”的人士，胡适代表致辞。
有人现在仍据梁实秋的《弱国无外交》证明他拥汪主和。这里可引几句梁实秋的重要言辞，供读者鉴别：
我们中国就是一个弱国，比阿比西尼亚还弱的弱国。我们不配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更不配说什么“扶助世界上之弱小民族”，尤其不配梦想“世界大国”。我们应该干干脆脆的承认我们现在是一个弱国。弱国就有弱国的打算。弱国的打算就是一面设法图强，一面预防亡国，无论什么设施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
中国落后，是个弱国，这是事实。承认“弱国”，何罪之有？“一面设法图强，一面预防亡国”，不就是抗战只能打持久战的意思？与狂妄自大，自视强国，主张速战速决的论调唱反调，正是清醒之举，错在何处？
还有，1938年12月20日，《再生》杂志发表了张君劢写的《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认定梁实秋与张君劢合谋，“妄图给共产党、边区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就范”，一句话，是“拥蒋反共”，其是非曲直，将在《民国清流》第四卷中阐述。
一本，让读者比较阅读。
钱穆初到北平，其治史重考据，视胡适的门生傅斯年为同道中人。二人惺惺相惜，交往颇多。傅斯年经常邀请钱穆到史语所做客，史语所宴请宾客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人时，傅斯年也多请钱穆作陪。还常常让钱穆坐在客人身旁，特向贵客介绍钱穆的学术成就，待之不谓不尊。但仅因学术观点有分歧，钱穆便渐疏远傅斯年。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张其昀问傅斯年对此书的评价，傅斯年说：“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彼亦屡言及西方欧美，其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张其昀道：“君既不读彼书文一字，又从何知此之详？”傅斯年微微一笑，避而不答。被钱穆伤透心的傅斯年，用同样的方法回敬曾经的同道中人。
钱穆治学有大视野，从大处入手，但作为一个从乡间走到文化中心北平的中学毕业生，其胸襟尚不阔大，与人交往也欠大气。
钱穆并不是一个躲在书斋和游走于讲台的教授。其弟子余英时在他仙逝时，所作挽联中的“一生为故国招魂”句，极为恰切，最为允当。而他的爱国情更令人肃然起敬。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国人抗日激情高涨，积极投身救国御侮大潮之中。南京政府要求全国高等学校将中国通史作为必修课。北大原本就是拉开新文化运动、开启新时代的精神高地，现在正处抗日救国的关头，北大教授纷纷要求肩负编讲“中国通史”重任，以唤醒学生和国人的民族意识。十五位教授愿意按历史时段，分头编讲。钱穆提出，通史量大面广，各人对其研究成果并不一致，中间难以贯通，也难免产生矛盾，不如一个人从头讲到尾。众教授觉得有理，便推举陈寅恪和钱穆二人合编讲，可减轻负担。钱穆自告奋勇，认为自己完全能胜任，就不必有劳陈寅恪了。陈寅恪并不与之相争，拱手致谢。最后，钱穆一人在北大主讲自己编的“中国通史”。钱穆早年就立志研究中国文化，为唤起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和民族自尊心。他走上了一条积极济世的治学之路。多年苦读精研“莫非因国难之鼓励，爱国之指导”。他在《历史与文化论丛》中，就谈过治学目的，即“要为我们国家民族自觉自强发出些正义的呼声”，现在正是自己施展所学的关键时刻，他满怀爱国之志，慷慨而谈。结果好评如潮，听者甚众。
“中国通史”自1933年开讲，先后在北大讲了四年，又在抗日战争时的西南联大讲了四年。这一讲八年的“中国通史”，几乎贯穿了抗日战争时期，钱穆讲授的中心是，统一和光明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和黑暗是暂时的。因此，钱穆讲的“中国通史”，颇具深远意义。
1935年，日本阴谋策划“华北自治”。在爱国热情与民族大义的驱动下，爱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希望，毅然出击。胡适、钱穆、姚从吾、顾颉刚、钱玄同、孟森等百余名北平教授联合发起抗日活动，反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并敦促国民政府早定抗日大计。
胡适、钱穆等在国难当头之际，始终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良知道义，有些书生意气，更显知识分子之卓见。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原名思嵘，字宾四。钱穆出身书香之家，其父是前清秀才，因身体孱弱，三次乡试均在考场病倒，从此绝迹科场。钱穆幼时在私塾读书。后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就读。毕业后到无锡三兼小学任教，开始自学国学经典。翌年转私立鸿模学校任教。1919年到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任校长，后又任市立图书馆馆长。1922年秋，转至厦门集美学校教书。一年后又回到无锡，先任江苏省立第三师范教师，1927年转入苏州省立中学任教。1930年，到北平燕京大学任讲师，讲授国文，次年受聘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讲“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课程，同时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兼课。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1939年后，又到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等地任教或短期讲学。1948年后，曾在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任教。
1950年只身赴香港，创办私立大学香港新亚书院，自任院长。1955年，被授予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至美国耶鲁大学东方研究系讲学，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在授博士学位时，其颂词称：
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1967年，结束四处漂泊生涯，在台湾定居，先后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系研究所教授、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理监事、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又一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1990年8月30日，九十六岁的钱穆在台北去世。
作为自学成才的国学大师，钱穆穷其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通史研究，在学界赢得“新儒学”之赞誉。他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刘向歆父子年谱》《惠施公孙龙》《论语要略》《国史大纲》《清儒学案》《中国文化史导论》《庄子纂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史精神》《人生十论》《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论语新解》《朱子新学案》《中国学术思想史论》等著作。
台北联经出版社为他出版了《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五十四册，计一千七百万字。
钱穆曾说：“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他的著作，新意迭出，创见尤多，博大精深，并世难有出其右者，已成国学之瑰宝。
钱穆晚年，辞去教职沉潜书斋，专心治学。劳神费目，目力日弱，只能靠夫人胡美琦从浩如烟海的旧籍中查阅资料，引述文字。稿成后，再由夫人诵读，有遗误处，口述订正。钱穆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么完成的。
据胡美琦回忆：
他七十三岁大病后，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两眼也患目疾，医生不让他过长时间看书，尤禁晚上看书，所以生活较前轻松，然而他白天仍然全日工作，这样直到他《朱子新学案》一书完成，那是他生命中一大志愿所寄。他自己说：以后我要减少工作时间了。但也仍保持着半日正常的工作；而一遇心里喜欢的题目，他又耐不住加倍地工作了。近几年来，有时他对我说这几天我真开心，写了一篇得意的文章。但文章写完，他总会有一场病。亲戚朋友都劝我要限制他的用功时间，他们关切地说，宾四写作了一辈子，过八十的人，也该休息休息了。
钱穆的生命早已与学术研究相伴共生。到了生命最后一年，钱穆应邀参加新亚书院校庆四十周年。一天，他对夫人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大问题，我发现了一个从未想到的大发现，真高兴。”发现什么呢？他说：“我今天发现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回家后，我要写篇大文章了。这将是我晚年最后的成就了。”
关于“天人合一”，钱穆早已讲过多次，夫人以为夫婿年纪大，记忆减退，故提醒他：“‘天人合一’观你不是早已讲过多次了吗？你怎么自己忘了呢？”钱穆不快，说：“讲过的话，也可再讲。理解不同，讲法也不同。哪里有讲过的话就不许再讲的呢？”对于夫人始终没能理解自己，钱穆有些失望。
钱穆最后一篇文章，写于生命尽头前三个月，他在文中对自己“彻悟”儒家“天人合一”，感到快慰。
他以前讲过“天人合一”的重要性，而生命最后“才彻悟到这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总根源”，他认为“一切中国文化思想都可以归宿到这个观念上”，“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这无疑是钱穆对儒学的一大贡献。
钱穆是在“彻悟”儒家“天人合一”的愉悦中，含笑而逝的。
斯人已去，后人对他的研究和评价并未停止。学术界基本尊钱穆为史学“一代宗师”，甚至有人称他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刘梦溪认为钱穆是“文化史学集大成者”，“章太炎之后，惟钱穆当之无愧”。
杨联升是最为推崇钱穆的，他说“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胡适之恐怕是写不出来的”。
对学者的评价，历来都是毁誉参半。钱穆也未能幸免。在得到推崇的同时，批判也随之而至。
殷海光这样评价钱穆：
他们全然是一群在朦胧的斜阳古道上漫步的人。他们的结论是轻而易举的从庙堂里或名人言论里搬出来的，他们的古典是不敢（也从未曾）和弗洛伊德、达尔文碰头的……他们基本的心态上是退缩的，锁闭的，僵固的，排他的。我和他们是……判然有别的。
徐复观批判钱穆的历史观，是“良知的迷惘”。
钱穆的弟子李敖的话，意味深长：
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对钱穆，我终于论定他是一位反动的学者。
“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史。”（宋·郑文宝《对雪》）评家总要对世上学问说三道四，或褒或贬，但要“疾虚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汉书·司马迁传》）。诸子对钱穆的评价，要么抬上天，要么扔入地，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引钱穆学生余英时祭奠老师挽联作结，或可公允：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黄门侍郎”投入胡适门下
——傅斯年给儿取名“仁轨”及与胡适、鲁迅的关系
1935年，年近不惑的傅斯年喜得贵子。此子系傅斯年与俞大彩所生。傅有两次婚姻。第一次，他在天津读中学时，由祖父做主，与山东聊城乡绅丁理臣之女丁蘸萃拜堂。对这段包办婚姻，傅斯年颇为不满。傅斯年在留学归国后的1934年，在济南与丁蘸萃协议离婚。同年8月，在同窗俞大维的撮合下，与其妹俞大彩在北平结婚。
傅斯年与俞大彩恋爱时，十分投入，几近癫狂。胡适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孟真在恋爱中已近两个月，终日发疯，有一天来信引陶诗“君当恕醉人”，误写作“罪人”。我打油诗调之：“是醉不是罪，先生莫看错。这样醉糊涂，不曾看见过。”
这俞大彩不仅是俞大维的幼妹，又是陈寅恪的表妹。她出身名门，自幼受新式教育，思想开放，骑马、溜冰、打网球、跳舞样样精通，是当时的新女性。她曾在上海沪江大学求学，喜文学，擅英文，通书法，尤能写绝妙小品散文。大俞大彩十岁的傅斯年，对神采飞扬、才情卓异的妻子，自是深爱有加。
依傅家传统，傅斯年与俞大彩生了个宝贝儿子，本应按“乐”字排行，傅斯年却给儿子取名“仁轨”。好友罗家伦闻之，大为不解，傅斯年笑道：“你枉费学历史，你忘记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
刘仁轨（603—685），唐朝大臣，唐太宗奇其才，由陈仓尉累迁至给事中。显庆四年（659）出为青州刺史。翌年，苏定方灭百济（朝鲜）小国后，留刘仁轨镇守。百济王子扶余丰再起，进围刘仁愿于府城，刘奉命往援。龙朔三年（663），唐派孙仁师往救，刘仁轨败倭军于白江口，遂灭百济。他统兵镇守，发展生产，为灭高丽创造了条件。
值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升级之时，傅斯年给爱子取曾剿灭侵寇的唐将之名，其灭日本帝国主义之信心，昭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矢野仁一发表《满蒙藏本来并非中国领土》一文，企图为伪满提供理论依据。傅斯年立刻组织方壮猷、徐中舒、蒋廷黻等人，一起编写《东北史纲》，以确凿事实，向世界证明中国的领土，有力地驳斥了日本人“满蒙藏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谬论。《东北史纲》出版后，由李济节译成英文，递交国际联盟。遂有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依此观点认可东北是中国领土的结论。
一些史家认为，面对日本侵华的咄咄态势，国民党采取妥协态度，与日谈判，“妄图换取暂时的和平”。关乎国家民族存亡，历史证明，投降和速战之论，皆不可取。在如何抗战问题上，傅斯年曾与老师胡适发生过矛盾。
胡适发《保全华北的重要》，傅斯年遂认为胡适有主和之嫌，勃然大怒，以退出《独立评论》表明态度。一些史家为批判胡适，捏造胡适与傅斯年之争，系主战与主和之争。有趣的是，这些论者，是一直视傅斯年为反动文人而加以挞伐的。此时，傅斯年只是他们手中的一块砖头，目的是打击胡适的。而事实是，傅斯年看过胡适许多关于抗战的文章，又在丁文江等友人的劝说下，特别是与老师胡适长谈之后，了解了胡适的真实意图后，与老师重修旧好。
抗日战争爆发前，傅斯年对蒋介石消极应对日本的政策不满，屡屡发表时评。他在给友人的信函中，将蒋介石称为“蒋”或“委员会”，多有轻蔑之语。
20世纪30年代初期，谈到北京大学，都会说支撑北大的是“三驾马车”。“三驾马车”者，胡适、傅斯年、叶公超之谓也。胡适为领袖，傅、叶乃左膀右臂。
这种说法有些片面，准确地说，胡适、傅斯年、叶公超等，都是在共同辅佐蒋梦麟校长治理、建设北京大学而已。蒋梦麟回忆说：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孟真办事十分细心，考虑十分周密。
蒋梦麟在1922年就与傅斯年有过关于办教育的深谈。那是蒋梦麟以北京大学教务长的身份到欧洲考察时，与在英国留学的傅斯年的一次谈话。蒋梦麟到德国后，对那次长谈意犹未尽的傅，给蒋梦麟写了一封信，劝他此次考察要特别注意的是，一是比较欧洲各大学行政制度，二是各大学学术重心和学生的训练。傅的视事与处事的能力，让蒋梦麟刮目相看，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蒋梦麟当了北大校长，自然会倚重胡、傅二人。
傅斯年是胡适的得意门生。1917年，胡适初到北京大学任教，讲授“中国哲学史”。初入北京大学的傅斯年，正追随国学大家黄侃，人称“黄门侍郎”。他转投胡适门下，纯属偶然。一次，同宿舍的顾颉刚，很犹豫地对他说，自己所修的“中国哲学史”出了问题。胡适教授讲“中国哲学史”之前，是由陈汉章执教。陈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而胡适却将哲学史拦腰斩断，一上来就从周宣王讲起。这让听课的学生甚为吃惊。顾颉刚说，“骇得一堂中舌桥而不能下”。不少学生认为胡适真的如一些老派教授所云，是在“胡说”，此等教授岂能登堂传道授业。于是，打算将胡适逐出讲台。顾颉刚拿不定主意，就请已在北大校园里大有威望的傅斯年去听听，然后再做决断。傅斯年果真就去听胡适的课。听罢，他对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胡适这才脱离被驱的险境。也正是听了胡适这堂课，傅斯年始投胡适门下，参加新文化运动大潮。
陈独秀见傅斯年改换门庭，心存疑虑，说：“这‘黄门侍郎’傅斯年，可不是细作吗？我们不能接纳他！”
胡适不赞同陈独秀的意见，说：“凡用人，即使有疑，也不用怀疑，何况孟真这种人。”
傅斯年被胡适的博学、治学方法和文化人格折服，于是与罗家伦、顾颉刚、俞平伯、毛子水等，一起投入胡适门下。虽然胡适大不了他们几岁，这位高才生却一生奉胡适为师，结下终生不渝的情谊。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那天，已和罗家伦、顾颉刚、俞平伯等人发起成立“新潮社”，创办《新潮》的傅斯年，成了那天学生游行大军的总指挥，并在游行队伍之前，高擎大旗，站在新时代的潮头。
五四运动之后，北大乃至社会突有“新潮社”社员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之传闻。起因是否与5月5日，傅斯年和胡霹雳发生争执乃至大打出手有关，不得而知。即日，傅主张北大学生应集中力量营救被捕同学，而胡则坚持继续扩大游行示威的规模。二人都坚持己见，以致动手互殴，傅的眼镜被胡打坏。盛怒之下的傅斯年退出运动。所谓被“安福俱乐部收买”，系别有用心者造谣。最有说服力的是，傅斯年在当年10月，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发在《新潮》）一文中，反思了五四运动，写道：“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
但谣言杀人，傅斯年与罗家伦颇为沮丧。胡适站出来，发表《他也配》一文，为自己的学生辟谣：“‘安福部’是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
谣言止于智者，仗义执言的胡适，为弟子洗冤之举，令傅、罗感动。
也是这年，胡适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一时轰动学界，洛阳纸贵，再版八次，发行计两万多册。这在当时，已是天文数字的畅销书了。周氏兄弟之《域外小说集》，发行不过几十本。但傅斯年写信告诫老师：“我在北大期中，以受先生之影响最多，因此极感，所念甚多。愿老师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这对老师是清醒的警告。直到1926年，傅斯年再次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依然认为“长久价值论，反而要让你的小说评论居先”。此论自然失当，但对老师直言评价，不一味虚美的态度，是科学的，也是真实的。
正是傅斯年这种精神，让胡适更加器重自己的这位“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坚持己见的高徒。
胡适的另一弟子罗尔纲曾说：“有朋友问过我：‘胡适最尊敬的朋友是谁？’我不能确切地回答……但是，当朋友问到我：‘胡适最看重的学生是谁？’我立刻回答说：‘傅斯年。’”
1934年，胡适在撰写《说儒》，据罗尔纲说，傅斯年常到胡适家与他探讨。每次见他们师生交谈时，总听傅左一声先生，右一声先生，态度极为恭顺。所以罗尔纲说，对胡适恭敬顺从，“没有一个同傅斯年这样的”。
这年7月，刘半农去世。北大中文系急需找人接替刘半农之缺。文学院院长胡适找到已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借罗常培救急。傅除了同意罗到北大，还特为他配备三位助理。胡适借去罗常培及其助手三年之久，不再提归还之事。傅斯年写信向老师讨要：“莘田兄（罗常培）‘借出三年’，可谓‘久借不归’，无专任研究员老是‘借出’之理也。”胡适用得顺手，最终还是“久借不归”。
傅斯年与鲁迅的关系，似较为繁杂。
傅斯年不是鲁迅的学生，但在他们创办《新潮》时，得到过周氏兄弟的支持。那时，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任教，与陈独秀、胡适等人合办《新青年》，在教育部当佥事的周树人也与《新青年》关系密切。
1919年1月16日，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谈《新潮》时说：
惟近来出杂志一种曰《新潮》，颇强人意，只是二十人左右之小集合所作，间亦杂教员著作，第一卷已出，日内当即邮寄奉上。其内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伦亦不弱，皆学生。
由此信可见，鲁迅还是肯定《新潮》，对傅斯年和罗家伦的文章也有好评。但有的书上说鲁迅“对傅的文章赞许连连”并无出处，是臆造之语。的确，鲁迅在1919年4月16日曾致信傅斯年，此信以“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为题，发在《新潮》第一卷第五号上。信中说：“现在对于《新潮》没有别的意见”，“《新潮》每本里面有一二篇纯粹科学文，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见，以为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中国的老毛病刺他几针”。此外，还提出，“《新潮》里的诗写景叙事的多，抒情的少，所以有点单调”。信中还自谦：
《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来信说好，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干了。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作家来。——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倒在底下，——破破中国的寂寞。
鲁迅这段文字很清醒，也很深刻。可惜一些史家却视而不见。比如，鲁迅对《狂人日记》艺术上不足的清醒认识，比如将自己比作蝙蝠的自谦，比如要破中国寂寞的战斗精神，比如对“新的作家”的呼唤和期待……这篇文章，让我们不经意间看到一个早年真实的鲁迅。
此外，鲁迅在信中对叶绍钧等人小说的评价，也极具眼力。
我们也可从这封信中，揣摩出傅斯年对《狂人日记》的推崇。联系到《狂人日记》发表后，张东荪撰文攻击鲁迅时，傅斯年奋而著文反击，证明傅斯年是站在鲁迅一边的。
鲁迅除了支持过傅斯年等人办《新潮》，还维护过傅斯年的尊严和声誉。沈泊尘与傅斯年因对新文学的立场不同而有隙，曾给傅斯年画两幅漫画。一幅画傅斯年从屋里扔出孔子牌位，一幅画傅斯年捧着一个上书易卜生的牌位走进屋里。此两幅漫画刊于一直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时事新报》，针对新文化运动，可谓极具讽刺意味。鲁迅对此大不以为然。
傅斯年与鲁迅的淡然之交，维持到傅斯年1926年留学归国。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任国文和历史两系的系主任，后鲁迅也到中山大学任教。两人曾有一段交往亲密的友谊。当时二人忙于教学，得其所哉。据当时在中山大学读书的学生钟功勋回忆：
孟真师博学多才，开的课很多……有《中国文学史》《尚书》等五门课……《尚书》除《盘庚》《康诰》等二三篇外，其余他都可背诵。常常在黑板上一段一段地写，并没有《尚书》在手里……孟真师上堂不带书，只带几支粉笔，登台后就坐在藤椅上，滔滔不绝地讲，讲得很快，无法笔记。他随着兴之所至写黑板，常常不管下课钟声的。
另一位学生温梓川回忆：
记得那年秋季开学时，中山大学请来了一个肥头胖耳的大块头，他有一头蓬松的乱发，一对玳瑁的罗克式的大眼镜，他经常穿着那时最流行的大反领的ABC白衬衫，没有打领带，外面罩上一套白哔叽西装，那副形容，说起来就是那类不修边幅的典型，但却显出了与众不同的风度。他似乎永远是那么满头大汗，跟你说不上三两句话，便要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他老坐在中大出版部附设的民俗学会里，满头伏在室中央的一张大方桌上写着什么。
学究式的傅斯年刚到中山大学时，是勤奋、敬业而快乐的，从学生的回忆看，学生对他的学问根基的扎实、教学的认真、品行的端厚是很敬佩的。但傅斯年拟请同窗顾颉刚来中山大学执教，他与鲁迅的关系突然改变了，他的忙碌而惬意的生活也改变了。
先是鲁迅闻之，发雷霆之怒：“鼻（顾颉刚）来，我就走！”傅仍坚持请顾到中山大学。为不致刺激鲁迅，傅先让顾到外地购书，暂缓到校。鲁迅闻之，即提出辞呈。傅斯年为鲁迅大闹而感委屈，到教务长朱家骅那里痛哭失声，然后和顾颉刚一起提出辞呈。校方深感为难之际，学生表态三位学者都要留下。朱家骅只好硬着头皮，在三人间斡旋。鲁迅毫不退让。
从1927年5月30日鲁迅致章廷谦的信中，我们才知道，鲁迅之绝不与“红鼻”（顾颉刚）为伍，系鲁迅视顾为政治仇敌，不共戴天。信中说：
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霉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然而顾傅为攻击我起见，当有说我关于政治而走之宣传，闻香港《工商报》，即曾说我因“亲共”而逃避云云，兄所闻之流言，或亦此类也欤。然而“管他妈的”可也……
前天听说中大内部又发生暗潮了，似是邹（鲁）派和朱派之争，也即顾傅辈和别人之争，也即本地人和非本地人之争，学生正在大帖（贴——引者）标语，拥朱驱邹……
本书不愿置评鲁迅所谓“因‘亲共’而逃避”之论，因为没有任何材料证明，鲁迅在1927年有“亲共”的经历。但他对傅斯年和顾颉刚之怨怼，多是猜忌所致。鲁迅眼中的顾颉刚，不仅是“梅毒菌”，还是要迫害他的“清党”人物。而事实是顾颉刚乃一正直博学的学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两届政协委员、两届人大代表。
至于傅斯年，鲁迅也冤枉了人家。连他自己也在1937年5月15日另一封致章廷谦的信中说：“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且宣传于别人。我仍不理，即出校。”傅斯年“大写其信”，想“补救法”挽留鲁迅，何错之有？自己如此偏执，也昭昭。联系鲁迅与很多人的龃龉，并不奇怪。
鲁迅在这封信中，对傅斯年让顾颉刚到北京去买书，也凭空非议：
现已知买书是他们的豫定计划，实是鼻们的一批大生意，因为数至五万元。但鼻系新来人，忽托以这么大事，颇为不妥，所以托词于我之反对，而这是调和办法，则别人便无话可说了。他们的这办法，是我即不辞职，而略有微词，便可以提出的。
鲁迅信中，对傅斯年让顾颉刚去买书，认为是早就预谋的“豫定计划”，而且“实是鼻们的一批大生意”。事实是，傅托购书很有经验的顾代中山大学买书，是为充实学校图书馆之举，迄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傅、顾在此谋取私利，贪赃枉法。写信臆断人家谋私，遭到诟病的却是罗织罪名构陷他人的鲁迅。
后来，傅斯年与顾颉刚也反目，那是因为顾喜独立研究，不愿在中山大学担任行政职务，未经与傅斯年沟通即离开中山大学到燕京大学任教。傅对此忘恩负义之举，大为火光，二人大吵一场。
文人间常闹矛盾，除了“文人相轻”以外，大都是脾气秉性之别引起，门户之见过重反目的亦有，但罗织罪名构陷他人的分道扬镳，不太多。中国受儒文化熏陶，文人大多爱惜自己的羽毛和操守。
“谬承遗命倍伤神”——文化传统呵护人陈寅恪
世人多把陈寅恪之“恪”字，读作“què”，说是因陈氏原居福建上杭，属客家人，当地读“恪”作“què”。据《守护语林》考证，上杭的客家话里，根本无“q”这个声母，“què”应为粤语的“恪”的发音。陈寅恪本人在成都燕大授课时，曾亲口对人说：“我的名字念‘客’。”有人曾问陈寅恪，既然你自己将“恪”读成“kè”，而世人却读成“què”，你为何不予以纠正呢？陈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于是，世人误读至今。其实，陈寅恪不改“恪”之读音，乃有出处，《辞海》载：
恪（kè课，旧读què却），谨慎，恭敬。《诗·商颂·那》：“执事有恪。”《新唐书·崔元综传》：“性恪慎，坐政事堂，束带，终日不休偃。”其言“旧读què却”，可能另有原因。故读恪为“kè”与“què”无对错。
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读研究生的周一良，听说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开魏晋南北朝史课，便慕名去清华偷听。当时，陈寅恪已在北平各大院校声名远播，其博学和人品深受推崇。人们都知道，1932年夏，清华大学举行入学考试，中文系代主任刘文典找到陈寅恪，请他出国文考试题。
陈寅恪很快将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拟出，外加对对子：“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还”等；二三年级转校生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研究生试题中的对对子，是“墨西哥”。
考生学养和临场状态不同，作文有好差之分，但对对子则五花八门，让评卷者大出意外。对“孙行者”者，有以“猪八戒”“唐三藏”“牛魔王”对之。更有不满者，怒对“王八蛋”。当然也有以“祖冲之”对“孙行者”，以“人比黄花瘦”对“情如碧海深”者。陈寅恪见之，不禁击掌赞叹。原本，“孙行者”的答案是“胡适之”，“盖猢（胡）狲（孙）及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考生中，周祖谟、张政琅等正是以“胡适之”相对。此次考试，在教育界成一时佳话。
但是，也有人大不以为然，刘叔雅等群起攻之，认为此等考试是开历史倒车。陈寅恪不得不在《学衡》杂志发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指出这么考，乃考应试者能否知分别虚实及其应用；能否分别平仄声；知考生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知思想条理如何。这是以最简单的方法测验应试者的基本功。言之有理，质疑之声渐息。
正因如此，慕其大名，北平城内的各大学校的师生，成群结队，出西直门，过海淀镇，或骑车，或雇驴脚，或步行，到三十里外的水木清华去偷听陈寅恪的课，成为当时北平的别样风景。见衣着讲究的路人，络绎不绝地在古驿道上出现，强盗闻风而劝，企图拦路抢劫。但师生结伴而行，前去“聆听陈寅恪上课时那如同天幕传过来的梵音绝唱”，贼人也不忍下手。
周一良常听陈寅恪表弟俞大纲（其妹嫁给傅斯年）谈到陈寅恪，夸他学问博而精，于魏晋隋唐史学方面的造诣尤深。于是，周一良从燕京未名湖畔，到近在咫尺的水木清华去偷听陈寅恪的课。同往的还有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余逊、劳干。
周一良回忆：
第一堂课讲石勒，提出他可能出自昭武九姓的石国，以及有关各种问题，旁征博引，论证紧凑，环环相扣。我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一异彩，常常为之所吸引。
周一良与余逊、劳干听罢，甚是钦服。三个京剧票友，都说像看了当时名角武生杨小楼的拿手好戏一般，连呼“过瘾”。从此，偷听陈寅恪的课，成了他们的必修课。
周一良原在燕京大学师从洪业（煨莲）教授，听他讲历史方法课，觉得受益匪浅。对洪业教授所说，只要掌握了历史之“何人”“何时”“何地”“何事”“何如”之“五何”，“你就掌握了历史”的教导一直牢记于心。今又听陈寅恪的课，懂得讲问题不仅细致周密地考证出某事之“然”，而且常常讲出其“所以然”，听起来有深度，有说服力。他认为陈寅恪补充了洪业教授的“五何”之论，即“为何”。有“六何”之法在手，便开通了进入历史的通道。
后劳干回忆：
在陈先生未曾上课以前，同学们已经知道陈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上课以后大家因为注意的关系，每一个人印象都很深。此时方在初春，余寒未尽。陈先生穿的厚袍加上马褂，携着一大包书，用橙黄的包袱包着。清瘦的面庞夹着神情奕奕的目光，给人一个清晰的联想，想到这位盖世的奇才……寅恪先生身材瘦削，并且也不高大；加上了具有神采的双目和高耸的鼻子，的确有些像“甘地型”的人物。
陈寅恪留学欧美十多年，其学识渊博，为中外学人称颂，而其装束如乡间只知“子曰”“诗云”的老私塾先生。但就是一位这样的老人，在课堂“恒闭目而思，端坐而讲，奋笔而书”，所举史料详记卷数、页数，反复论证。所论者皆关宏旨，绝无游词，每课皆自立己说，非好奇之异，目的实只在求真。
汉代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说：“儒者，区也。言其区别古今，居则玩圣哲之词，动则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当时之事，此通儒也。”陈寅恪自然是大儒，而他的学问在于研究历史，与庙堂无关。章太炎通儒也，然恃才傲物，过于狂傲。陈寅恪则谦虚谨慎，他的学问到底有多大，世人无有说清楚者。陈寅恪也从未将所学炫耀于人。仅举几例。
游学欧、美、日，陈寅恪以博学闻名天下。与陈寅恪同时代的友人罗家伦评论他：“寅恪从哲学、史学、文字学、佛经翻译，大致归宿到唐史与中亚西亚研究，又供他参考应用的有十六七种语言文字，为由博到精最成功者。”
在清华，梁启超先生讲某一问题时，常对学生说的一句话是：“你们去问陈先生。”
20世纪30年代，有一次，陈寅恪在讲到当时流行的学说时，这位曾多年留学德国的老人，笑着说：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两派学说，其实《孟子》中“食色，性也”四个字已足以概括了。听过这堂课的学生卞慧新回忆：“不佞体会，先生既轻视又肯定两派之说，只是认为两派各得真理之半，没有必要过分张皇强调。”据陈寅恪自己说：“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我立刻到图书馆借阅《资本论》。”这样算起来，陈寅恪可能是中国最早读德文原版《资本论》的中国人。
陈寅恪为我们的文化留下了多少财富？无法估计。
仅粗略地统计，陈寅恪在20世纪的中国学界，给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据学、文化学及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留下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中一些领域的研究，极具开拓性意义。
冯友兰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对他留下的文化财富，做了这样客观与公允的概括：
中国封建的历史学，大都是大人物纪传的总集和一些“断烂朝报”的汇编。寅恪先生用近代史学的方法，研究他所掌握的丰富史料，使中国的历史学远远超过封建时代水平，他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创始人或其中极少数人之一。
陆键东先生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纵览他的一生时说，他那并不平坦的一生，“泛溢着一种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怀。它不仅使陈寅恪的生命过程从始到终弥漫着一种文化意绪，这还因为陈寅恪文化生命的巨大魅力，而令经受了20世纪数次社会重大变革的当世知识分子（以及后世学人），在以历史的理性回首这一段文化的历史进程时，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学人之‘根’所原有的位置。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因了陈寅恪的存在，增添了一段十分感人的传奇”。
传统的中国文人，特别是民国初期的大师们，大凡有才学者，或狂傲，或峻急，或狂戾，或伐异，或恶札，或癖怪，或疯癫。而陈寅恪虽博学，却虚怀、诤友、清洁。
陈寅恪十三岁留学日本，在东京弘文学院就读。与也在那里求学的鲁迅是同学。
查1915年4月6日鲁迅日记，记曰：
晴，大风。上午得二弟信又一明信片，并二日发。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齐寿山《炭画》一册。
陈寅恪与鲁迅即为同学，当有交往。但鲁迅除在这篇日记中，提到陈寅恪外，似再无涉笔。而陈寅恪的文字中，干脆不提鲁迅。
陈寅恪晚年这样解释他不与鲁迅交往的缘由：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而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圣人，他怕言此事，被国人误以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
陈寅恪的表白没有涉及自1915年相识至鲁迅晚年二十年间的交往经历，而只谈鲁迅晚年以及过世后，这背后藏有深意，其间的不屑和嘲讽，世人是看得清的。一生都不愿谈鲁迅的，还有一位大师，便是如同陈寅恪一样灵魂高洁的钱锺书先生。
陈寅恪与王国维是好朋友。王国维沉湖之前的最后一夜，是先到老友陈寅恪家小坐，翌日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前的昆明湖。晚上，清华同人及学生手执素灯，移王国维灵柩到清华南成府的刚秉庙停灵设祭。陈寅恪身着长袍，行旧式跪拜大礼，在洋化了的清华大学，殊为奇观，吴宓及研究院学生，也仿效陈寅恪，以旧式祭奠之礼，长跪王国维灵前。
陈寅恪挽王国维曰：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山残水，留于累臣共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在鲁迅发表《谈所谓“大内档案”》，称王国维是“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时，陈寅恪在《挽王静安先生》一文中，认为王国维自沉是“殉清”，又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提出王国维“殉文化”说。他再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重申以一死见“独立自由之意志”之旨。他认为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原因是：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两年以后，清华研究院同人，请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陈寅恪为故友写的碑文是：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固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一以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与胡适的关系，也可一提。
对陈寅恪的博学，胡适是有体会的。当年，胡适花费很大力气，写了《陶弘景的真诰考》。得出《真诰》抄袭《四十二章经》的结论，沉醉于“发千余年未发之覆”之愉悦。但傅斯年告诉他，陈寅恪早就说过《朱子语类》中，曾经指出《真诰》有抄袭《四十二章经》之处。胡适找来这部南宋朱熹讲学语录一百四十卷之《朱子语类》的“老氏”“释氏”两卷来查看，果然如是。心中便对陈寅恪有了深刻印象。
解放军进入北平之前，北平经济衰退，社会动乱，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即便陈寅恪这样的大学教授，也穷得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陈寅恪的学生季羡林将老师的窘境告诉了胡适。胡适闻之，马上决定赠一笔大数目美元给陈寅恪。陈寅恪很感动，表示愿将自己所藏图书让与胡适，以抵巨款。胡适婉言拒绝。后季羡林以北京大学的名义购买老师的珍藏书籍，借胡适的汽车从陈家拉走一车。据说，陈寅恪只收两千美元。而他的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价值就远远超过这个数。其实，是为了方便北大研究东方语言的年轻学者使用，陈寅恪借机将这些珍贵的藏书交付北京大学。
1948年年底，解放军解放北平时，国民党开始“抢救学人”的计划。胡适托邓广铭转告陈寅恪，南京政府已派专机抵达北平南苑机场，拟接胡适、陈寅恪等著名学者去台湾。陈寅恪对邓广铭说：“走。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绝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
陈寅恪与胡适同乘飞机离开北平，中途决定不去台湾，这是胡适不曾料到的。学人间相互理解，胡适尊重陈寅恪的选择，陈寅恪也尊重胡适的选择。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说过：“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陈寅恪一生都坚守这一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经两次掀起批判胡适的运动。胡适的弟子和故旧们为自保纷纷写文章清算胡适思想，争先恐后地与他划清界限，连胡适的儿子也参与批判父亲的运动，最后在政治高压之下，精神分裂，抑郁而死。陈寅恪非但不参加批判胡适的运动，反而冷眼道：“一犬吠影，十犬吠声。”
陈寅恪在1934年写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是给后世留下的一个绝响，也是陈寅恪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
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民国清流》第四卷描写文人抗战时，将叙述陈寅恪大师的家国情怀。
“表现出普遍的固定的人性”
——有理论素养、富有个性的严肃批评家梁实秋
梁实秋于1932年夏，应邀到北京大学担任外文系主任。
1930年，在校长杨振声的力邀下，他与闻一多到山东大学担任外文系系主任兼山东大学图书馆馆长。同年12月，他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译委会主任胡适力请，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原计划用五年至十年翻译完这部巨著。译者共五人，由闻一多牵头负责，另外四位是梁实秋、徐志摩、陈源和叶公超。
但世事难料，诗人徐志摩乘飞机飞往北平途中空难逝世，闻一多不践承诺，兴趣转向研究古典文学，叶公超到官场当差，陈源南下武汉大学，后又去欧洲。五人合译作古，老实的梁实秋深知翻译莎翁全集意义重大，遂一个人独自承担此大任。
实际上，直到1967年，耗去人生最好年华的三十八个春秋，三十七部四十册，共计三百万字的《莎士比亚全集》才最后译完，由台湾远东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是年8月6日，举行了盛大酒会，庆祝这一世纪工程。人们赞曰：“梁先生替中国文艺界新添了一大笔精神财富。”从此，人们称梁实秋为“莎士比亚传人”。
梁实秋虽以个人之力，独自完成浩瀚的工程《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却是以文艺批评家的身份登上中国现代文坛的。
冰心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在《晨报副刊》发表新诗《繁星》《春水》，风靡北京校园。在清华求学的梁实秋，偏偏写了一篇批评文章，认为冰心这些小诗虽清新隽永，但情感湮没于理性，缺乏奔放的热情，只是受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影响而已。这显示了梁实秋作为文艺批评家的天赋。
1921年3月，他与顾一樵等人组织“小说研究会”，后扩大成“清华文学社”，闻一多、朱湘、孙大雨等皆为社员。翌年，与闻一多合著《冬夜草儿评论》，并在《创造周报》和《创造》季刊发表作品。1923年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从白璧德，接受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和古典主义融合，形成了梁实秋坚持的以人性论为标识的理论核心。1926年，梁实秋回国后，先后在南京东南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北京大学执教，主要讲西洋文学批评史。
1928年，在上海，梁实秋参加了“新月派”。围绕“文学与阶级性”等问题，太阳社、创造社与鲁迅展开大论争时，梁实秋参加了论战。在论战中，太阳社、创造社诸革命作家缺乏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武装，鲁迅也刚刚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他们之间的论战又受到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左倾”思潮的影响，于是几成一场是非难辨的混战。相比之下，梁实秋的略带保守和清教色彩的新人文主义批评理论及倾向古典主义的文艺批评，显示出一种反文学主潮的作用，但又不乏对主潮缺失的针砭，是论战中的一道彩虹。
梁实秋对古典主义审美方式的推崇及所提倡的健全的人性表现等，与“新月派”的艺术追求不谋而合。但对于非主流的、带自由主义色彩的文学流脉来说，梁实秋的理论一直坚持着，而且具有一定的影响。时至今日，仍有积极意义。
梁实秋自回国后，一直集中精力研究西方文学批评史，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古典主义的道德批评意识与审美理想。研究这时期他写的《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及《文艺批评》等著作，会发现他在对西方文论做全面研究后，试图建立自己的文论体系。在他看来，他的老师白璧德提出的“二元人性论”，实际上包含善恶二元，放纵欲望就产生恶，以理智约束欲望则导向善。人性永远贯穿着与生俱来的、原始的善与恶的冲突，于是社会就产生善恶之争。因此，梁实秋十分赞赏老师白璧德提倡的新人文主义，清醒地意识到人性二元特点，坚信只有发扬与依持传统的健全的人文精神与伦理道德，来对人性进行约束引导，才能解决物化所带来的精神沦丧的社会危机。梁实秋认为，中国儒家的伦理，可与新人文主义共融，以形成文学领域的节制与均衡，进而消弭“五四”以来的激进的思潮（《关于白璧德先生及其思想》）。
梁实秋是“五四”以来比较清醒的文论家。他认为五四运动出于思想启蒙的需要进行反孔倒儒是过激的，儒文化被无端否定，放纵了人性恶的一面，社会人心失去理性制衡。故梁实秋对全盘西化、失去传统的五四运动，特别是对新文学运动采取基本否定态度。梁实秋认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文学的目的是“表现出普遍的固定的人性”。只有如此，文学才有永恒的价值，才有益于引导理性，有助于“人性的完善”。
我们不妨将创造社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家成仿吾与新月社的梁实秋二人的文艺观相比较。成仿吾先生主张文学的“自我表现”说，也非他所发明，不过是照搬法国现代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居友与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的理论。到1926年，成仿吾就转而对先前的“表现说”进行了理论反省，确信文学的“工具论”和“宣传论”。1928年，社会变得空前政治化，又受制于当时党内的“左倾”路线，中国的“革命文学”实际上变成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部分。成仿吾等人的文艺批评生吞活剥苏联及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理论，主张文学应图解生活、图解政治观念，把文学与政治画上等号，使文学沦为宣传工具，并由此导向彻底抛弃文学遗产，以政治批评取代文学批评，对文学“同路人”大肆挞伐，唯我独尊。接着，他们又照搬日本共产党福田和夫的“左倾”分裂路线衣钵，提出文学队伍应该重新按阶级属性画线排队。
梁实秋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的批评，振聋发聩，极具眼光和价值，与一批自称革命作家者的狂妄而幼稚、激烈而苍白的认识，形成鲜明的对比。
梁实秋批评新文学运动全然丢弃传统，盲目西化；太重表现“情感的推崇”，“到处弥漫着抒情主义”，“滥情表达，创作粗糙，少有隽永精美之作”；文本上追求独创，内容却轻浅，多是浮薄的印象或零星的感触，“将自己的怪癖的变态极力扩展”，“实则脱离了人性的中心”。
或许梁实秋的上述观点有些片面，但即便今天看来，梁实秋仍不失是一位很有理论素养、富有个性的严肃的文学理论家。他对新文化运动所做的有相当理论自觉性的总结和评判，其中又不无深刻的反思，如果考虑到他的苛严的批评对现代文学主潮的缺失又确有某些针砭作用，那么这在现代批评发展的整体格局中又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互补”（《中国文学通史》）。
在青岛山东大学任教时，作为“酒中八仙”之一，梁实秋沉于酒之乐。
有一次，胡适到山东大学来演讲。晚上自然有海鲜，有美酒。梁实秋、闻一多当然要以美酒招待胡适。胡适忙把太太为他刻制的“戒酒”二字的戒指亮出来，以求免战。闻一多笑曰：“不要忘记，山东本是出拳匪的地方。”胡适等大笑不止。
不久，胡适给梁实秋写信道：“看你们喝酒的样子，就知道青岛不宜久居，还是到北平来吧。”
九一八事变以后，青岛山东大学也发生风潮。梁实秋便返回北平，到北京大学担任外文系系主任，一面照料年迈的老父，一面主编《北平晨报》副刊。
1936年，三十四岁的梁实秋与二十七岁的李长之相识。二人相识缘于文字之交。1935年，梁实秋发表了《偏见集》。不久，《国闻周报》即发表了一篇文章《梁实秋著〈偏见集〉》。闻一多见到后，写信告诉梁实秋，说是清华一位刚毕业的学生写的，颇有些见地。
梁实秋读到《梁实秋著〈偏见集〉》一文，文中批评《偏见集》的短处曰：“伦理的立场太过，而哲学意味的美学的兴味还太少。”还指出，“一个批评家却是宁当重在后一个方面的”。文章条分缕析，目光锐利，文笔明晰。梁实秋甚是高兴，便写信与李长之联络。后来，梁实秋告诉李长之，他是第一个看穿他作品缺点的人。
一次，梁实秋与朱光潜就美学问题发生了争论。李长之在梁实秋主编的《北平晨报》副刊上发表《我对美学和文艺批评的关系的看法》一文，态度鲜明地支持朱光潜，称“宁近于朱先生”，并且说：“一，美学原理可以应用到文学上去；二，文学的美不限定在文字的音、色；三，美、善不当侧重，倘若侧重，我宁重美。”梁实秋读之，更加赞赏李长之对自己文艺观的坚持，从此引为知己。
梁实秋的理论来自美国的白璧德，所持乃古典主义立场；李长之的理论源自德国古典文艺美学，持浪漫主义态度。这两种理论，有同有异有交叉。比如对待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持的态度，梁批评新文学运动是“浪漫的混乱”，李则认为新文学运动是启蒙运动，说它“有破坏而无建设，有现实而无理想，有清浅的理智而无深厚的情感”。在与左翼作家和批评家争论时，梁实秋用人性论与他们的非马克思之阶级论相对立，而李长之也斥左翼为“浅妄”，根本不配称批评家。在当时几乎清一色的左翼声音鼓噪中，他的见识和发声，不啻空谷足音，与梁实秋彼此相惜，微笑面对。
要知道，这两位惺惺相惜的、不合时宜的批评家，一个是社会名流、北大名教授，一个只是初出茅庐、崭露头角的穷学生。而梁实秋视李长之为知己，学术上相呼应，经济上总是出手相助穷困的李长之，这在当时文坛上也传为佳话。
1936年，梁实秋主编《北平晨报》副刊时，给李长之发过许多文章，如《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等，皆是李长之化名发表。后来，梁实秋编《自由评论》时，几乎每期都给李长之留版面，可让李长之每期拿到二十大洋的稿酬，以解其拮据生活，即便未写出稿件，也可预支稿费。
李长之的自传体回忆录《社会与时代》，就是在梁实秋的支持下，发表在《自由评论》上的，梁实秋亲自热情写《编者后记》向读者推荐说，这篇自传体回忆录是“一个青年的诚实坦白的自述，是难能可贵的”。
多年后，李长之对梁实秋给予的鼎力帮助念念不忘。他曾忘情地对女儿说，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帮助人，是很热情体贴的，不是直接送钱接济，而是让你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得到它。这样既让你渡过难关，又让你很自尊体面，梁实秋先生就是这样帮助我的。
《自由评论》经常发表李长之文章的同时，梁实秋又将李长之推荐到中华教育基金会做德文翻译，遂有《关于优美感与壮美感的考察》（康德著）翻译出来。
梁实秋与李长之的友谊，是不讲哥们儿义气和帮派意识的，他们彼此尊重各自的文学批评的独立观点和品格，也不去影响对方的政治立场。梁实秋曾劝李长之加入他所在的民社党，李长之明确拒绝。一次，张君劢请梁实秋代请李长之见见面，李长之断然不见，这些非但没有影响梁实秋与李长之的友谊，反而让梁实秋更加尊敬李长之的独立人格。
命运常常弄人，梁实秋与李长之彼此真心相待，一直亲密无间，但是他们间的合作却往往有头无尾，有命无运。比如，梁实秋主编《自由评论》，他为了帮李长之糊口，常约他写稿。李长之潜心创作，其稿往往占去《自由评论》近一半，但后来难以再像过去那样源源不断地为《自由评论》提供稿件。《自由评论》成了无米之炊，不得不寿终正寝。更吊诡的是，李长之用心翻译的康德《关于优美感与壮美感的考察》一文，因主持者关琪相不满意而无法出版，李长之的心血付诸东流。
1945年，抗战面临胜利。王云五想由商务印书馆编一套中小学课本，在全国发行。王云五约梁实秋具体操办此事。梁实秋约冰心编撰此套课本，一个月后，冰心退回预支的稿费，表示编不出来，决定退出。梁实秋想到李长之，李长之痛快应允。几个月后，李长之完成了厚厚的八册书稿。可惜交上去，商务印书馆并未出版。
梁实秋是一位自由主义作家，他除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还不断地发表政治时评，曾在《新月》《独立评论》《自由评论》等报刊发表文章，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独裁专政，呼吁自由、民主、人权。同时，如上所述，他也批评“普罗文学”，反对从苏联和日本引进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反对左联推行的“左倾”文艺路线。
抗日战争爆发前，他不再批评国民党和蒋介石。他在《秋实杂忆·华北视察散记》中说：
对政治我一向有兴趣，可是自从抗战军兴我就不曾继续写过政治批评的文字，理由很简单，现在是一致对外的时候。
何怀硕证实梁实秋的上述说法属实，他在《怅望千秋一洒泪》（见陈子善编：《回忆梁实秋》，吉林文史出版社）中说：
抗战起，实秋先生就不再写政治批评了。他读了我今年4月20日在《中国时报》所写的《另一个中国人的看法》之后，甚为称赞，并说：“我知道你还有很多话没有写出来。你对国是的意见，我很赞同。从前地方官吏丢了一个城市是死罪，现在一国丢了，没人负责……我早已不谈国是，孔子家语说：君子或行或藏，或藏或默。我属默者，哈哈……”
1937年6月，为了应对日本法西斯灭亡中国的罪恶勾当，由国民党中枢筹划，蒋介石、汪精卫联名拟在庐山召开“庐山谈话会”。
梁实秋从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手中，收到蒋、汪的请柬，决定应邀上庐山开会。
7月6日，梁实秋先到武汉。咨询机构国民参政会在汉口成立，由民社党主席张君劢推荐，梁实秋被选为国民参政会议参政员，并参加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就在此会召开前，傅斯年、梁实秋想在开会时，提出弹劾孔祥熙案。但遭到中共代表吴玉章的反对。理由是抗战即将开始，中共支持蒋抗战，孔虽无能，却不能倒孔以扰蒋全力抗战。此举作罢，后有人说梁实秋倒孔，实际支持汪精卫。甚至至今还有人说，梁实秋在抗战初，是拥汪精卫主和的。而梁实秋在《抗战时的我》中却说，在国民参政会上，他“曾联合马君武、傅斯年、罗隆基条陈国是，抨击权贵，虽然书生之见，未必有当，但是已经代表舆论，略尽言责”。
9日，在庐山，蒋介石下午邀请茶话，包括胡适、梁实秋在内的近三百名文化界、教育界名流参加了茶话会。16日，蒋、汪宴请出席“谈话会”的人士，胡适代表致辞。
有人现在仍据梁实秋的《弱国无外交》证明他拥汪主和。这里可引几句梁实秋的重要言辞，供读者鉴别：
我们中国就是一个弱国，比阿比西尼亚还弱的弱国。我们不配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更不配说什么“扶助世界上之弱小民族”，尤其不配梦想“世界大国”。我们应该干干脆脆的承认我们现在是一个弱国。弱国就有弱国的打算。弱国的打算就是一面设法图强，一面预防亡国，无论什么设施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
中国落后，是个弱国，这是事实。承认“弱国”，何罪之有？“一面设法图强，一面预防亡国”，不就是抗战只能打持久战的意思？与狂妄自大，自视强国，主张速战速决的论调唱反调，正是清醒之举，错在何处？
还有，1938年12月20日，《再生》杂志发表了张君劢写的《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认定梁实秋与张君劢合谋，“妄图给共产党、边区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就范”，一句话，是“拥蒋反共”，其是非曲直，将在《民国清流》第四卷中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