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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7月开始到1943年春，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发生在中国的饥荒之一。河南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由于金陵政府救灾不力、通货膨胀、粮食减产、强征军粮等原因，在1942年到1943年之间，河南爆发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3000万人受灾，300万人死于饥饿。
从1942年春天开始，河南全省便滴雨未下。成片谷物在禾秆上渐渐枯萎，一场巨大的灾难，在这片土地上默默地酝酿着，只是这一切的征兆，都被战争的硝烟暂时掩盖了。1942年的河南，山河破碎，三面环敌，全省半数之地被日军侵占。多灾多难的中原大地，正在经历着历史上最苦难的岁月。一春无雨，田里的小麦收成不足常年的两成。河南有“十年九荒”之说，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很清楚这意味着又一个荒年的到来。麦收之后，河南已经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秋收成了人们唯一的指望。孰料，那个夏天又是滴雨未下，夏播作物在持续的大旱中枯萎。大旱之后，往往紧跟着蝗灾。这一年的夏秋之交，遮天蔽日的蝗虫席卷河南全省。所过之处，田间秧苗皆被一扫而光。一些临河、依井的良田，原本还能略有收获，这一下却全部葬送蝗虫之口。
天灾之外，战争更是这场灾难的关键成因。“中日事变”后，华北沦陷，河南成为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主战场。在1942年河南大饥荒爆发之前，日军在河南境内先后发动过十多次大规模进攻。1938年，政府军“以水代兵”，掘开了花园口，造成黄河改道，泛滥成灾。“以水代兵”虽然暂时阻止了日军西进，但是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变成了沙滩河汊。长年征战，河南一直是全国出兵出粮最多的省份之一，早已千疮百孔，多年的征粮征兵，青壮年都离开了土地，农民家里没有存粮。当时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张鼎文不顾人民死活，仍在强征军粮。在这一点上，掌握着河南军权的蒋鼎文自然难辞其咎。而河南流传的民谣却道出了另一个为祸之人。“水旱蝗汤，河南四荒”，这个“汤”，指的是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抗战之时，汤恩伯部数十万人驻扎河南，军纪涣散，为害乡里。而在河南灾情严重之时，汤恩伯又推出了几个所谓“德政”，强征民役，引得民怨沸腾，被民间列为河南四大灾害之一。
旱灾不同于洪水或地震这样的突发性自然灾害，其发生和加重是一个长时间的持续过程。原本也有足够的救援时间。但河南正在发生的大饥荒，却在很长时间里不被万安所知。赈灾的不力乃至对灾情的置之不理，又让这场灾难雪上加霜。自1940年迁都万安后，为了确保战区的军粮供给，金陵党当局实行了在各省“征实”（即直接征收粮草等生活物资）制度，还规定虚报灾况的要予以重惩、征实有功的予以嘉勉。这种奖惩制度，等于引导各省“报喜不报忧”。据当时的河南一区行政督查专员杨一峰的回忆，1942年初秋，杨一峰在到河南鲁山述职的路上，“目睹飞蝗遮天，野无青草；灾情惨重，人民卖儿卖女。”随即，河南各界由省赈济会发起，推派杨一峰在内的三名代表到万安去，“呼吁减免征实配额，拨粮赈济灾民”。到了万安，他们发现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在向中央呈送的报告中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他们就此事质问李培基，李支吾以对。
事实上，金陵政府早就接到过河南军政官员上报的灾情，但他就是不相信或者干脆视而不见。他关注的一是征兵，二是征粮。他当时的一份批示明确表露了个人态度：“本年有若干省地方官绅，文电纷驰，申报水旱灾况，或称赤地千里，或称田庐漂没，一方请求豁免征购，一方请求巨款赈济，然究其实际，则其间多数地区，虽或略有灾歉，大都以少报多，以轻报重，过甚其词，张皇入告。操其心迹，官吏则藉报灾荒，豫图减轻征课之责任……”
应对措施
金陵政府
早在1942年八九月间，政府主席就已从军方李家钰、张鼎文那里，得知了河南的灾情严重，军粮征缴困难。为了挽救局面，他赶到西安附近的王曲军校，主持召开了紧急“前方军粮会议”。河南省官员对军粮配额讨价还价的结果。政府主席当天晚上即“征用所有的运输工具，打开粮仓，把存粮迅速地东运河南”，以解决河南驻军的粮食问题。同时决定，把对河南农民的征粮数额由500万石减为250万石。
但是到了粮食部长徐堪那里，河南的军粮配额由250万石变成了250万包。一石合小麦140至150市斤，一包合200市斤。一字之差，让河南的军粮配额增加了三分之一。而按照这个标准超额完成了征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还得到了政府主席的嘉奖。直到1942年10月30日万安召开的万安参政会上，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将所收集的河南灾民所吃的榆树皮、观音土、雁粪等带到大会上当众展示，涕泣陈情，并领衔联名提出了《河南灾情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河南的灾荒才得到了金陵政府的确认，派要员前往勘察灾情，赈济灾民。
早在1942年10月的万安参政会后，金陵政府就宣称划拨5亿元法币进行赈灾。其中2亿元用于在灾区各处开设粥场应急，3亿元用于购买赈济粮。然而粥场开设起来，却远远不能供应数量庞大的难民，很快就因无粮为继而断了顿。而用来买粮的3亿元法币，却被挪作他用，甚至有贪官污吏将其挪用贩运私货。直到1943年新麦快要成熟时，第一批赈灾粮才发到了部分难民手中。
按照当时的物价，3亿元法币大概能购买3000万斤小麦，平均到河南的受灾人口头上，每个人仅有1斤。而在此前的1942年，河南夏秋两季几近绝收的情况下，金陵政府还从这里... -->>
1942年7月开始到1943年春，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发生在中国的饥荒之一。河南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由于金陵政府救灾不力、通货膨胀、粮食减产、强征军粮等原因，在1942年到1943年之间，河南爆发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3000万人受灾，300万人死于饥饿。
从1942年春天开始，河南全省便滴雨未下。成片谷物在禾秆上渐渐枯萎，一场巨大的灾难，在这片土地上默默地酝酿着，只是这一切的征兆，都被战争的硝烟暂时掩盖了。1942年的河南，山河破碎，三面环敌，全省半数之地被日军侵占。多灾多难的中原大地，正在经历着历史上最苦难的岁月。一春无雨，田里的小麦收成不足常年的两成。河南有“十年九荒”之说，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很清楚这意味着又一个荒年的到来。麦收之后，河南已经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秋收成了人们唯一的指望。孰料，那个夏天又是滴雨未下，夏播作物在持续的大旱中枯萎。大旱之后，往往紧跟着蝗灾。这一年的夏秋之交，遮天蔽日的蝗虫席卷河南全省。所过之处，田间秧苗皆被一扫而光。一些临河、依井的良田，原本还能略有收获，这一下却全部葬送蝗虫之口。
天灾之外，战争更是这场灾难的关键成因。“中日事变”后，华北沦陷，河南成为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主战场。在1942年河南大饥荒爆发之前，日军在河南境内先后发动过十多次大规模进攻。1938年，政府军“以水代兵”，掘开了花园口，造成黄河改道，泛滥成灾。“以水代兵”虽然暂时阻止了日军西进，但是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变成了沙滩河汊。长年征战，河南一直是全国出兵出粮最多的省份之一，早已千疮百孔，多年的征粮征兵，青壮年都离开了土地，农民家里没有存粮。当时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张鼎文不顾人民死活，仍在强征军粮。在这一点上，掌握着河南军权的蒋鼎文自然难辞其咎。而河南流传的民谣却道出了另一个为祸之人。“水旱蝗汤，河南四荒”，这个“汤”，指的是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抗战之时，汤恩伯部数十万人驻扎河南，军纪涣散，为害乡里。而在河南灾情严重之时，汤恩伯又推出了几个所谓“德政”，强征民役，引得民怨沸腾，被民间列为河南四大灾害之一。
旱灾不同于洪水或地震这样的突发性自然灾害，其发生和加重是一个长时间的持续过程。原本也有足够的救援时间。但河南正在发生的大饥荒，却在很长时间里不被万安所知。赈灾的不力乃至对灾情的置之不理，又让这场灾难雪上加霜。自1940年迁都万安后，为了确保战区的军粮供给，金陵党当局实行了在各省“征实”（即直接征收粮草等生活物资）制度，还规定虚报灾况的要予以重惩、征实有功的予以嘉勉。这种奖惩制度，等于引导各省“报喜不报忧”。据当时的河南一区行政督查专员杨一峰的回忆，1942年初秋，杨一峰在到河南鲁山述职的路上，“目睹飞蝗遮天，野无青草；灾情惨重，人民卖儿卖女。”随即，河南各界由省赈济会发起，推派杨一峰在内的三名代表到万安去，“呼吁减免征实配额，拨粮赈济灾民”。到了万安，他们发现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在向中央呈送的报告中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他们就此事质问李培基，李支吾以对。
事实上，金陵政府早就接到过河南军政官员上报的灾情，但他就是不相信或者干脆视而不见。他关注的一是征兵，二是征粮。他当时的一份批示明确表露了个人态度：“本年有若干省地方官绅，文电纷驰，申报水旱灾况，或称赤地千里，或称田庐漂没，一方请求豁免征购，一方请求巨款赈济，然究其实际，则其间多数地区，虽或略有灾歉，大都以少报多，以轻报重，过甚其词，张皇入告。操其心迹，官吏则藉报灾荒，豫图减轻征课之责任……”
应对措施
金陵政府
早在1942年八九月间，政府主席就已从军方李家钰、张鼎文那里，得知了河南的灾情严重，军粮征缴困难。为了挽救局面，他赶到西安附近的王曲军校，主持召开了紧急“前方军粮会议”。河南省官员对军粮配额讨价还价的结果。政府主席当天晚上即“征用所有的运输工具，打开粮仓，把存粮迅速地东运河南”，以解决河南驻军的粮食问题。同时决定，把对河南农民的征粮数额由500万石减为250万石。
但是到了粮食部长徐堪那里，河南的军粮配额由250万石变成了250万包。一石合小麦140至150市斤，一包合200市斤。一字之差，让河南的军粮配额增加了三分之一。而按照这个标准超额完成了征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还得到了政府主席的嘉奖。直到1942年10月30日万安召开的万安参政会上，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将所收集的河南灾民所吃的榆树皮、观音土、雁粪等带到大会上当众展示，涕泣陈情，并领衔联名提出了《河南灾情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河南的灾荒才得到了金陵政府的确认，派要员前往勘察灾情，赈济灾民。
早在1942年10月的万安参政会后，金陵政府就宣称划拨5亿元法币进行赈灾。其中2亿元用于在灾区各处开设粥场应急，3亿元用于购买赈济粮。然而粥场开设起来，却远远不能供应数量庞大的难民，很快就因无粮为继而断了顿。而用来买粮的3亿元法币，却被挪作他用，甚至有贪官污吏将其挪用贩运私货。直到1943年新麦快要成熟时，第一批赈灾粮才发到了部分难民手中。
按照当时的物价，3亿元法币大概能购买3000万斤小麦，平均到河南的受灾人口头上，每个人仅有1斤。而在此前的1942年，河南夏秋两季几近绝收的情况下，金陵政府还从这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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