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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定神。这时，我觉得脸上火辣辣地痛，用手一摸，发现脸上出血了。那是被山根末子用指甲抓伤的。
以下为该部分在第七次口供时的供述：
我因为刚刚犯下了可怕的罪行，所以心惊胆战。山根末子家斜对面有一片田地，田后有片树林。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我走到了树林里，休息了三十分钟左右。这时我感到脸上火辣辣地痛，意识到那是被山根末子抓伤的。
被告在第二次口供中，对作案之后休息的场所有如下供述：“我沿着与山冈反向的道路走去，途中有一片树林，我就进去。”而在第七次口供中则是：“山根末子家斜对面有一片田地，田后有片树林。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我走到了树林里。”
还有休息的时间，在第二次口供中是：“五分钟左右。”而在第七次口供中则变成了：“三十分钟左右。”
毋庸赘言，第二次口供是被告自愿陈述的，而第七次口供则是根据第五次口供的变更而来的内容。被告在公审法庭上说，那是在警察的精神折磨和诱导式审讯下，不得已才供认的。
先假设认可被告的这一说法，以此来比较两次口供中的不同点，就会发现事实好像确实如此。即树林的地点和休息时间的变更，都是为了与住在山根末子家以东一百米处的村田友子的证言相符合。
村田友子的证言中提到：
我听到路上有人朝东走的脚步声……那脚步声噼啪噼啪的，是光着脚走在被雨淋湿的路面上的声音……这样的脚步声大概持续了一分钟左右……但我也没多想，就又上床睡觉了……上床后，我听到客厅里的挂钟，响了一点的钟声，所以听到脚步声应该是在凌晨一点钟之前……
本辩护人实地调查了案发现场附近，从被害人的家沿着公路往东共有三处树林，每一处都在证人村田友子家的东面。最近的一处大概与证人家相距八百米。
然而，如果杀害山根末子的罪行的确是被告所为，那么这就与第二次的口供和证人“听到脚步声应该是在凌晨一点钟之前”的说法自相矛盾了。因为自第二次口供以来，被告始终供述“我逃到外面（我实施犯罪后，从被害人山根末子家逃出去），在路灯下看了一下手表，时间是零点二十一二分”。
被告当时戴的手表没有坏。是否杀人暂且不论，在犯了抢劫强奸这样的罪行之后，被告在路灯下看手表的印象肯定比平时更加深刻。也就是说，被告对于凌晨零点二十一二分的记忆不会有错。
审讯的警察也不得不认可这个时间。但是这样的话，就和村田友子的证言有出入了。村田家和被害人家间隔着田地，相距只有一百米，这个距离步行通常不要两分钟。按照被告先前的口供，那他应该是在零点二十三四分经过村田家前的公路，这与证人证词中提到在“一点钟之前”听到赤脚走路的脚步声之间有很大一段空白。
为了缩短这两者之间的空白，被告就必须把犯罪后“休息”的树林设定在被害人与证人家之间，而且这段休息的时间必须加长。为此他便称“山根末子家斜对面有一片田地，田后有片树林”，说他在那里休息了一下，并编造说他在那里休息了“三十分钟左右”。这样一来，无需对被告从被害人家中逃出来的时刻进行变动，仍保留零点二十一二分，再算上被告往返那片树林的时间和休息的三十分钟，于是被告经过证人家前公路上的时间正好在“一点钟之前”。
本辩护人在勘察案发现场周边环境时，的确看到被害人山根末子家斜对面有一片田地，田地往北两百米处有十几棵冷杉、枫树。这勉强可算作“树林”。并且，田地中间没有路，
要到那片“树林”，必须先沿着县道往西折回五十米左右，然后再从田埂上绕过去。
另外，根据被告在警署的第二次口供，从证人村田家沿着县道往东走八百米处，也有一片上百棵树木形成的“树林”，并且就在县道边上。
从犯罪心理来说，作案后，犯人总是希望尽可能远离犯罪现场。在犯罪后想要休息一下以缓解疲劳和精神上的紧张感时，也会这样选择地方。可是在第七次口供中，被告却称他到被害人家斜对面的树林中休息。可那树林离被害人家非常近，在白天从那里可以直接望见被害人家。而且被告必须从县道上绕个大圈子走田埂去，然后在那里休息三十分钟。这根本不符合逻辑。况且那片树林的树也很少。
综上看来，被告到证人家沿县道以东约八百米处的树林休息才比较合情合理。那片树林在县道旁，树木也多。“休息五分钟”的长度也很自然。
总之，为了使被告对山根末子犯案结束后从证人家前的县道往东走的时间，符合村田证言中所说的“凌晨一点钟之前”，审讯的警官便强迫当时还是犯罪嫌疑人的被告作出了第七次口供。这一切都是为了“凑时间”。
因为证言中有“在凌晨一点钟之前听到有人赤着脚噼啪噼啪走路”这样的说法，于是出现了被告供述中“脱了鞋袜提在手里，光脚走在路面上”这样离奇的情况。这只能认为是警察强迫被告作如此供述的结果。
被告经过证人家门前的县道，如前四次口供所述，是路灯下看手表的两分钟之后，也就是零点二十三四分。那时证人还没有去上厕所，还在睡觉，所以她并没有听到犯人路过的脚步声。
但是，不能因此认为证人在说谎，或认为她记错了时间。实际上，证人在一点钟前听到的“赤脚走路的声音”“一条腿像是拖在地上的声音”应该不是被告的脚步声，而是第三者的脚步声。至于这位从县道上经过的第三者是否与本案有关，目前还不得而知。
本案中能证明被告犯罪行为的物证很多，但这些都只能证明被告入室抢劫、强奸，并与被告从第一次到第四次的口供，以及在公审中的供述相互印证。
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被告用绳子和包袱布将山根末子捆绑并勒死的物证。因此，审讯的警察将村田友子的证言当作唯一的证据，为了让被告的逃跑行为与之相符，于是在第七次审讯时强迫被告作了上述第七次口供——本辩护人只能如此理解。
县警搜查一课课长香春银作合上成濑辩护人的《辩论要点》，同时合上眼睛。这并不完全是因视觉神经疲劳，也是因为要开始思考。
不一会儿，他睁开了眼睛。窗外，光线变得黯淡起来，天空突然阴沉了下来。秋日的阳光原本就很弱，天空被云层一遮蔽，马上就显得昏暗了。
他伸手从桌子上拿起香烟盒，抽出一支点上了火，一支烟总能帮助他找到思路。
这时，电话响了。是内线电话。
“喂，是我。”
“是搜查一课课长吗？我是总务课的柴田。按照原定计划，下午一点钟在本部长办公室召开课长会议。”
“知道了。”
放下电话后，香春课长看了看手表，时间是上午十一点半。
他又拿起电话，按下了一个按钮。
“越智君在吗？”
“在。”
“叫他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没过五分钟，宽脑门、尖下颏、黑皮肤的越智警部补就出现在香春课长的面前。领带结有些松，移到了下面。他是第一班的主任。
“哦，这边坐。”
香春课长从办公桌后面走上前。办公室里有一张接待来客兼开小型会议用的大桌子，桌子两边各有四把椅子。香春课长和越智警部补就近在靠边的椅子上面对面坐了下来。香春课长拿起桌上待客用的烟盒，打开盖子请越智抽烟。
“我刚才又读了一遍成濑辩护人的《辩论要点》，就是芝田署管辖内的那个放贷寡妇被杀的案子……你也读过吧？”香春课长用打火机给越智点火。
“啊，仔细读过。”
因为烟雾的关系，越智警部补眯了一下眼睛。苍白的烟在他眼前散开。
“成濑先生说，被告第五次往后的口供，都是在审讯警察的强迫下供述的，还说被告在公审法庭上也翻供了。”
“负责审讯铃木延次郎的是芝田署搜查课主任国广警部补。成濑辩护人向审判长提出了申请，希望国广警部补作为证人出庭，审判长同意了。所以，近日恐怕国广警部补要在法庭上接受成濑辩护人的盘诘。国广警部补称，被告第五次往后的口供是他本人自愿供述的，根本不是被告和辩护人所说的那样，采用了什么精神折磨或诱导式审讯的手段。”
“是这样吧。”
香春课长就此没再说什么。此刻再问“审讯的力度是否过头了”“是否有强迫的做法”之类没有意义。
“你是什么时候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协同审讯的？”课长问。
县警署和当地警署会联合行动逮捕嫌疑人，但审讯阶段往往以当地警署为主。
“听说第五次审讯时犯人招供了。我参加的是第六次审讯。”
“铃木延次郎用百货商店的包装纸包现金，然后去厨房在一个喂猫的铝碗内取了饭粒的事，你问过吧？”
“是的。”
“可在被害人家里一直没找到那只铝碗，是吧？”
“是啊，没有。找过一阵子，就是没有发现。可能是铃木弄错了。听被害人的邻居说，被害人家里没有养猫。”
“山根末子与周边的邻居没什么来往，很少有邻居上她家去吧？”
“是的。不过倒有人去她家借钱，或者还钱、还利息。”
侦案初期，警方曾把被害人遭凶杀的原因归结为金钱借贷关系的纠纷或男女关系的问题。然而调查后发现，这位三十八岁的独居寡妇并没有什么桃色绯闻。在金钱借贷方面也同其人品一样守规矩。
“可是，”香春课长用柔和的声调对越智警部补说道，“为了防止包着十万三千日元现金的纸散开而用饭粒将封口粘住，这个说法好像不假。因为十万三千日元对铃木延次郎来说可是一大笔钱啊！”
“盛饭的容器还有方位什么的，这些应该是铃木的错觉吧？毕竟他第一次犯罪，也许把以前在养猫人家看到的情形和犯罪现场弄混了。被害人厨房里有一个盛了饭的大海碗，山根末子平时好像会将吃剩下的东西都倒在大海碗里。铃木该不是从那个大海碗里取了饭粒糊纸包的封口的吧。”
“那只大海碗里有鱼或鱼汤吗？”
“没有。只有白饭。”
香春课长交换了下两腿的位置，重新跷起二郎腿，用手支着脸，重新陷入刚才的思考。
“如果在厨房看到的那只铝碗不是铃木的错觉，即那个碗确实存在，”他自言自语道，“在案发第二天早晨九点多警方现场勘察时，却没发现那只铝碗及里面的饭。这又是怎么一回事？说明那只铝碗在铃木逃离现场后，到警署接到报案于九点钟赶到现场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从厨房地板上消失了。”
越智警部补无法回答，只是愣愣地看着香春课长的脸。
下午一点钟在本部长办公室举行的课长会议，开了一个小时左右结束了。会后，搜查一课课长一人留了下来。
“本部长，我有件事想跟您说。是关于去年十月在芝田署管辖内发生的寡妇被杀案……”
他的手里拿着一本杂志。
，定了定神。这时，我觉得脸上火辣辣地痛，用手一摸，发现脸上出血了。那是被山根末子用指甲抓伤的。
以下为该部分在第七次口供时的供述：
我因为刚刚犯下了可怕的罪行，所以心惊胆战。山根末子家斜对面有一片田地，田后有片树林。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我走到了树林里，休息了三十分钟左右。这时我感到脸上火辣辣地痛，意识到那是被山根末子抓伤的。
被告在第二次口供中，对作案之后休息的场所有如下供述：“我沿着与山冈反向的道路走去，途中有一片树林，我就进去。”而在第七次口供中则是：“山根末子家斜对面有一片田地，田后有片树林。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我走到了树林里。”
还有休息的时间，在第二次口供中是：“五分钟左右。”而在第七次口供中则变成了：“三十分钟左右。”
毋庸赘言，第二次口供是被告自愿陈述的，而第七次口供则是根据第五次口供的变更而来的内容。被告在公审法庭上说，那是在警察的精神折磨和诱导式审讯下，不得已才供认的。
先假设认可被告的这一说法，以此来比较两次口供中的不同点，就会发现事实好像确实如此。即树林的地点和休息时间的变更，都是为了与住在山根末子家以东一百米处的村田友子的证言相符合。
村田友子的证言中提到：
我听到路上有人朝东走的脚步声……那脚步声噼啪噼啪的，是光着脚走在被雨淋湿的路面上的声音……这样的脚步声大概持续了一分钟左右……但我也没多想，就又上床睡觉了……上床后，我听到客厅里的挂钟，响了一点的钟声，所以听到脚步声应该是在凌晨一点钟之前……
本辩护人实地调查了案发现场附近，从被害人的家沿着公路往东共有三处树林，每一处都在证人村田友子家的东面。最近的一处大概与证人家相距八百米。
然而，如果杀害山根末子的罪行的确是被告所为，那么这就与第二次的口供和证人“听到脚步声应该是在凌晨一点钟之前”的说法自相矛盾了。因为自第二次口供以来，被告始终供述“我逃到外面（我实施犯罪后，从被害人山根末子家逃出去），在路灯下看了一下手表，时间是零点二十一二分”。
被告当时戴的手表没有坏。是否杀人暂且不论，在犯了抢劫强奸这样的罪行之后，被告在路灯下看手表的印象肯定比平时更加深刻。也就是说，被告对于凌晨零点二十一二分的记忆不会有错。
审讯的警察也不得不认可这个时间。但是这样的话，就和村田友子的证言有出入了。村田家和被害人家间隔着田地，相距只有一百米，这个距离步行通常不要两分钟。按照被告先前的口供，那他应该是在零点二十三四分经过村田家前的公路，这与证人证词中提到在“一点钟之前”听到赤脚走路的脚步声之间有很大一段空白。
为了缩短这两者之间的空白，被告就必须把犯罪后“休息”的树林设定在被害人与证人家之间，而且这段休息的时间必须加长。为此他便称“山根末子家斜对面有一片田地，田后有片树林”，说他在那里休息了一下，并编造说他在那里休息了“三十分钟左右”。这样一来，无需对被告从被害人家中逃出来的时刻进行变动，仍保留零点二十一二分，再算上被告往返那片树林的时间和休息的三十分钟，于是被告经过证人家前公路上的时间正好在“一点钟之前”。
本辩护人在勘察案发现场周边环境时，的确看到被害人山根末子家斜对面有一片田地，田地往北两百米处有十几棵冷杉、枫树。这勉强可算作“树林”。并且，田地中间没有路，
要到那片“树林”，必须先沿着县道往西折回五十米左右，然后再从田埂上绕过去。
另外，根据被告在警署的第二次口供，从证人村田家沿着县道往东走八百米处，也有一片上百棵树木形成的“树林”，并且就在县道边上。
从犯罪心理来说，作案后，犯人总是希望尽可能远离犯罪现场。在犯罪后想要休息一下以缓解疲劳和精神上的紧张感时，也会这样选择地方。可是在第七次口供中，被告却称他到被害人家斜对面的树林中休息。可那树林离被害人家非常近，在白天从那里可以直接望见被害人家。而且被告必须从县道上绕个大圈子走田埂去，然后在那里休息三十分钟。这根本不符合逻辑。况且那片树林的树也很少。
综上看来，被告到证人家沿县道以东约八百米处的树林休息才比较合情合理。那片树林在县道旁，树木也多。“休息五分钟”的长度也很自然。
总之，为了使被告对山根末子犯案结束后从证人家前的县道往东走的时间，符合村田证言中所说的“凌晨一点钟之前”，审讯的警官便强迫当时还是犯罪嫌疑人的被告作出了第七次口供。这一切都是为了“凑时间”。
因为证言中有“在凌晨一点钟之前听到有人赤着脚噼啪噼啪走路”这样的说法，于是出现了被告供述中“脱了鞋袜提在手里，光脚走在路面上”这样离奇的情况。这只能认为是警察强迫被告作如此供述的结果。
被告经过证人家门前的县道，如前四次口供所述，是路灯下看手表的两分钟之后，也就是零点二十三四分。那时证人还没有去上厕所，还在睡觉，所以她并没有听到犯人路过的脚步声。
但是，不能因此认为证人在说谎，或认为她记错了时间。实际上，证人在一点钟前听到的“赤脚走路的声音”“一条腿像是拖在地上的声音”应该不是被告的脚步声，而是第三者的脚步声。至于这位从县道上经过的第三者是否与本案有关，目前还不得而知。
本案中能证明被告犯罪行为的物证很多，但这些都只能证明被告入室抢劫、强奸，并与被告从第一次到第四次的口供，以及在公审中的供述相互印证。
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被告用绳子和包袱布将山根末子捆绑并勒死的物证。因此，审讯的警察将村田友子的证言当作唯一的证据，为了让被告的逃跑行为与之相符，于是在第七次审讯时强迫被告作了上述第七次口供——本辩护人只能如此理解。
县警搜查一课课长香春银作合上成濑辩护人的《辩论要点》，同时合上眼睛。这并不完全是因视觉神经疲劳，也是因为要开始思考。
不一会儿，他睁开了眼睛。窗外，光线变得黯淡起来，天空突然阴沉了下来。秋日的阳光原本就很弱，天空被云层一遮蔽，马上就显得昏暗了。
他伸手从桌子上拿起香烟盒，抽出一支点上了火，一支烟总能帮助他找到思路。
这时，电话响了。是内线电话。
“喂，是我。”
“是搜查一课课长吗？我是总务课的柴田。按照原定计划，下午一点钟在本部长办公室召开课长会议。”
“知道了。”
放下电话后，香春课长看了看手表，时间是上午十一点半。
他又拿起电话，按下了一个按钮。
“越智君在吗？”
“在。”
“叫他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没过五分钟，宽脑门、尖下颏、黑皮肤的越智警部补就出现在香春课长的面前。领带结有些松，移到了下面。他是第一班的主任。
“哦，这边坐。”
香春课长从办公桌后面走上前。办公室里有一张接待来客兼开小型会议用的大桌子，桌子两边各有四把椅子。香春课长和越智警部补就近在靠边的椅子上面对面坐了下来。香春课长拿起桌上待客用的烟盒，打开盖子请越智抽烟。
“我刚才又读了一遍成濑辩护人的《辩论要点》，就是芝田署管辖内的那个放贷寡妇被杀的案子……你也读过吧？”香春课长用打火机给越智点火。
“啊，仔细读过。”
因为烟雾的关系，越智警部补眯了一下眼睛。苍白的烟在他眼前散开。
“成濑先生说，被告第五次往后的口供，都是在审讯警察的强迫下供述的，还说被告在公审法庭上也翻供了。”
“负责审讯铃木延次郎的是芝田署搜查课主任国广警部补。成濑辩护人向审判长提出了申请，希望国广警部补作为证人出庭，审判长同意了。所以，近日恐怕国广警部补要在法庭上接受成濑辩护人的盘诘。国广警部补称，被告第五次往后的口供是他本人自愿供述的，根本不是被告和辩护人所说的那样，采用了什么精神折磨或诱导式审讯的手段。”
“是这样吧。”
香春课长就此没再说什么。此刻再问“审讯的力度是否过头了”“是否有强迫的做法”之类没有意义。
“你是什么时候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协同审讯的？”课长问。
县警署和当地警署会联合行动逮捕嫌疑人，但审讯阶段往往以当地警署为主。
“听说第五次审讯时犯人招供了。我参加的是第六次审讯。”
“铃木延次郎用百货商店的包装纸包现金，然后去厨房在一个喂猫的铝碗内取了饭粒的事，你问过吧？”
“是的。”
“可在被害人家里一直没找到那只铝碗，是吧？”
“是啊，没有。找过一阵子，就是没有发现。可能是铃木弄错了。听被害人的邻居说，被害人家里没有养猫。”
“山根末子与周边的邻居没什么来往，很少有邻居上她家去吧？”
“是的。不过倒有人去她家借钱，或者还钱、还利息。”
侦案初期，警方曾把被害人遭凶杀的原因归结为金钱借贷关系的纠纷或男女关系的问题。然而调查后发现，这位三十八岁的独居寡妇并没有什么桃色绯闻。在金钱借贷方面也同其人品一样守规矩。
“可是，”香春课长用柔和的声调对越智警部补说道，“为了防止包着十万三千日元现金的纸散开而用饭粒将封口粘住，这个说法好像不假。因为十万三千日元对铃木延次郎来说可是一大笔钱啊！”
“盛饭的容器还有方位什么的，这些应该是铃木的错觉吧？毕竟他第一次犯罪，也许把以前在养猫人家看到的情形和犯罪现场弄混了。被害人厨房里有一个盛了饭的大海碗，山根末子平时好像会将吃剩下的东西都倒在大海碗里。铃木该不是从那个大海碗里取了饭粒糊纸包的封口的吧。”
“那只大海碗里有鱼或鱼汤吗？”
“没有。只有白饭。”
香春课长交换了下两腿的位置，重新跷起二郎腿，用手支着脸，重新陷入刚才的思考。
“如果在厨房看到的那只铝碗不是铃木的错觉，即那个碗确实存在，”他自言自语道，“在案发第二天早晨九点多警方现场勘察时，却没发现那只铝碗及里面的饭。这又是怎么一回事？说明那只铝碗在铃木逃离现场后，到警署接到报案于九点钟赶到现场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从厨房地板上消失了。”
越智警部补无法回答，只是愣愣地看着香春课长的脸。
下午一点钟在本部长办公室举行的课长会议，开了一个小时左右结束了。会后，搜查一课课长一人留了下来。
“本部长，我有件事想跟您说。是关于去年十月在芝田署管辖内发生的寡妇被杀案……”
他的手里拿着一本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