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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钱氏，而古书面目，较诸钱氏所记更详。今沧苇之书已散失，每从他处得之，证诸此目，若合符节，方信藏书不可无目，且不可不载何代之刻，何时之钞，俾后人有所征信也。
述古堂即读书敏求记的作者，钱遵王的别署。自谓“家藏宋刻之重复者”始售于季氏，殊不尽然，其中有极名贵的宋版。如记北宋陶集渊源云：
陶渊明集十卷，娄江顾伊人，藏宋椠本，题其读书处曰“陶庐”而请牧翁为之记。伊人交余最厚，真所谓兄弟也，但各姓耳。见余苦爱陶集，遂举以相赠，丙午丁未之交，余售书季沧苇，是集亦随之而去。
沧苇殁，书籍散入云烟过眼录矣。伊人前年渡江，念陶集流落不偶，访求得之，持归示余。河东三箧，亡来已久，一旦顿还旧观，展卷相向，喜可知也。予畀之牧翁陶庐手稿，俾揭之简端，以见我两人郑重其书，互以藏之外府为快，视世之借书为一痴者，其度量相越，岂不远哉？
“牧翁”指钱牧斋，为钱曾之叔曾祖。“顾伊人”名湄，本姓程，著有水乡集。苏东坡酷爱“陶诗”曾有和陶之作，自道“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手书陶集付梓，真书林至宝，顾湄得之，题曰陶庐。黄丕烈以得“北宋本陶诗，又得南宋本汤氏注陶诗，不胜喜，题其居曰‘陶陶室’”（见王芑孙陶陶室记）。黄丕烈所得北宋本陶集，本为毛氏汲古阁旧藏，不知是否即顾湄所得东坡手书本？如是别一本，则较东坡手书本又逊一筹。
顾湄以举世奇珍，慨然相赠，而钱遵王转售于季氏，可知季氏所得述古堂藏书，必多精椠。丙午为康熙五年，钱遵王及身见“沧苇没，书籍散入云烟过眼录”则季氏藏书不过十来年。但季沧苇藏书的历史虽短，对于目录学的贡献甚多。黄丕烈百宋一尘赋注云：
予思撰所藏书录专论，各本以宋椠一、元椠二、毛钞三、旧钞四、杂旧刻五分列。今宋椠粗就矣。昔人书目未有题以宋版者，有之自延令季氏始。但其目后仍厕他刻，此区区之未尽惬心者也。读书敏求记则凡宋元钞刻杂糅并陈。又或骋其行文之便，一概略去弗言，致令不可识别，尤不能无憾耳。
所谓“毛钞”即毛氏汲古阁的钞本。天禄琳琅记：
毛氏藏宋本最多，其有世所罕见而藏诸他氏不能得者，则选择善手以佳纸墨，影钞之，与刊本无异，名曰“影宋钞”一时好事家皆争仿效，而宋椠之无存者，赖以传之不朽。
季沧苇的藏书，亦多钞本，尤多钞补本。钱牧斋绛云楼一火，烬余残本不少，辗转入季沧苇手，常以别本钞补成帙。但如谓季沧苇藏书，全为风雅好学，亦不尽然。近人有“一知”者，作古书作伪种种，内一节云：
余尝于北京书肆得残本汪文盛刻前汉书首册，印极精，蓝绫包背装。首叶有季振宜大印三方，真迹也。窃怪此不过正德、嘉靖之际佳刻耳，何以延令季氏珍贵如是！后二年乃于沪市得此注本汉书之余卷，每卷前汪文盛衔名一行，俱剜去，补以旧楮，上钤季氏朱文长方藏印，恰可泯去剜补之痕。原印皆真品，无可疑者。此事有两种可能：季氏即为作伪之人；或原印流落书估之手，用以作伪。若云季氏为人所愚，视明刻为宋版，则殊不类。
此深疑季沧苇即为作伪之人“季氏朱文长方藏印，恰可泯去剜补之迹”云云意在言外，有意作伪，则量度剜补之痕，为治印的根据，自然相合。
然则季沧苇作伪的目的何在？无非冀得善价。所谓“善本连舻尽过江”实为过运河，售书于扬州盐商及盐官。马曰“小玲珑山馆”藏书，自必收季氏之书甚多；又曹寅开局刻全唐诗，原本即得自季氏。黄六鸿许三礼郭附记：洪升赵执信查慎行王士祯余国柱高士奇朱彝尊何焯陆陇其徐氏兄弟明珠父子康熙年间的“柏台故事”最足以资为谈助者，为黄六鸿奏劾国恤期间演剧一案，所谓“可怜一曲长生殿，误尽功名到白头”此案牵涉名流，受累多人，只长生殿作者，吾杭洪升遭遇独惨。而其起因，不过文人相轻一小隙，罪魁祸首，实为赵执信。
先谈黄六鸿。此人籍隶江西新昌，字正卿，号思斋，顺治八年举人，初任山东郯城知县，转任直隶东光，政绩斐然，著有一部福惠全书，为州县官的教科书，自谒选，赴任至交代、卸任，共分十四部，纲举目张，井井有条。传入日本，颇受推祟，于嘉永三年（咸丰元年）有小行简的翻译本出版。
此记情事，大致已具，但亦有误处：黄六鸿由知县“行取”到京授职“行人”京官以类区分，有“大九卿”、“小九卿”、“翰詹科道”、“中行评博”等名目。“中行评博”者，中书科中科、行人司行人、大理寺评事、国子监博士，地位与六部司官相仿，而远不逮“翰詹科道”行人者持节宣论的使者，亦可说是外交官。
出钱氏，而古书面目，较诸钱氏所记更详。今沧苇之书已散失，每从他处得之，证诸此目，若合符节，方信藏书不可无目，且不可不载何代之刻，何时之钞，俾后人有所征信也。
述古堂即读书敏求记的作者，钱遵王的别署。自谓“家藏宋刻之重复者”始售于季氏，殊不尽然，其中有极名贵的宋版。如记北宋陶集渊源云：
陶渊明集十卷，娄江顾伊人，藏宋椠本，题其读书处曰“陶庐”而请牧翁为之记。伊人交余最厚，真所谓兄弟也，但各姓耳。见余苦爱陶集，遂举以相赠，丙午丁未之交，余售书季沧苇，是集亦随之而去。
沧苇殁，书籍散入云烟过眼录矣。伊人前年渡江，念陶集流落不偶，访求得之，持归示余。河东三箧，亡来已久，一旦顿还旧观，展卷相向，喜可知也。予畀之牧翁陶庐手稿，俾揭之简端，以见我两人郑重其书，互以藏之外府为快，视世之借书为一痴者，其度量相越，岂不远哉？
“牧翁”指钱牧斋，为钱曾之叔曾祖。“顾伊人”名湄，本姓程，著有水乡集。苏东坡酷爱“陶诗”曾有和陶之作，自道“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手书陶集付梓，真书林至宝，顾湄得之，题曰陶庐。黄丕烈以得“北宋本陶诗，又得南宋本汤氏注陶诗，不胜喜，题其居曰‘陶陶室’”（见王芑孙陶陶室记）。黄丕烈所得北宋本陶集，本为毛氏汲古阁旧藏，不知是否即顾湄所得东坡手书本？如是别一本，则较东坡手书本又逊一筹。
顾湄以举世奇珍，慨然相赠，而钱遵王转售于季氏，可知季氏所得述古堂藏书，必多精椠。丙午为康熙五年，钱遵王及身见“沧苇没，书籍散入云烟过眼录”则季氏藏书不过十来年。但季沧苇藏书的历史虽短，对于目录学的贡献甚多。黄丕烈百宋一尘赋注云：
予思撰所藏书录专论，各本以宋椠一、元椠二、毛钞三、旧钞四、杂旧刻五分列。今宋椠粗就矣。昔人书目未有题以宋版者，有之自延令季氏始。但其目后仍厕他刻，此区区之未尽惬心者也。读书敏求记则凡宋元钞刻杂糅并陈。又或骋其行文之便，一概略去弗言，致令不可识别，尤不能无憾耳。
所谓“毛钞”即毛氏汲古阁的钞本。天禄琳琅记：
毛氏藏宋本最多，其有世所罕见而藏诸他氏不能得者，则选择善手以佳纸墨，影钞之，与刊本无异，名曰“影宋钞”一时好事家皆争仿效，而宋椠之无存者，赖以传之不朽。
季沧苇的藏书，亦多钞本，尤多钞补本。钱牧斋绛云楼一火，烬余残本不少，辗转入季沧苇手，常以别本钞补成帙。但如谓季沧苇藏书，全为风雅好学，亦不尽然。近人有“一知”者，作古书作伪种种，内一节云：
余尝于北京书肆得残本汪文盛刻前汉书首册，印极精，蓝绫包背装。首叶有季振宜大印三方，真迹也。窃怪此不过正德、嘉靖之际佳刻耳，何以延令季氏珍贵如是！后二年乃于沪市得此注本汉书之余卷，每卷前汪文盛衔名一行，俱剜去，补以旧楮，上钤季氏朱文长方藏印，恰可泯去剜补之痕。原印皆真品，无可疑者。此事有两种可能：季氏即为作伪之人；或原印流落书估之手，用以作伪。若云季氏为人所愚，视明刻为宋版，则殊不类。
此深疑季沧苇即为作伪之人“季氏朱文长方藏印，恰可泯去剜补之迹”云云意在言外，有意作伪，则量度剜补之痕，为治印的根据，自然相合。
然则季沧苇作伪的目的何在？无非冀得善价。所谓“善本连舻尽过江”实为过运河，售书于扬州盐商及盐官。马曰“小玲珑山馆”藏书，自必收季氏之书甚多；又曹寅开局刻全唐诗，原本即得自季氏。黄六鸿许三礼郭附记：洪升赵执信查慎行王士祯余国柱高士奇朱彝尊何焯陆陇其徐氏兄弟明珠父子康熙年间的“柏台故事”最足以资为谈助者，为黄六鸿奏劾国恤期间演剧一案，所谓“可怜一曲长生殿，误尽功名到白头”此案牵涉名流，受累多人，只长生殿作者，吾杭洪升遭遇独惨。而其起因，不过文人相轻一小隙，罪魁祸首，实为赵执信。
先谈黄六鸿。此人籍隶江西新昌，字正卿，号思斋，顺治八年举人，初任山东郯城知县，转任直隶东光，政绩斐然，著有一部福惠全书，为州县官的教科书，自谒选，赴任至交代、卸任，共分十四部，纲举目张，井井有条。传入日本，颇受推祟，于嘉永三年（咸丰元年）有小行简的翻译本出版。
此记情事，大致已具，但亦有误处：黄六鸿由知县“行取”到京授职“行人”京官以类区分，有“大九卿”、“小九卿”、“翰詹科道”、“中行评博”等名目。“中行评博”者，中书科中科、行人司行人、大理寺评事、国子监博士，地位与六部司官相仿，而远不逮“翰詹科道”行人者持节宣论的使者，亦可说是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