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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末年，世祖惑于佛事，于是吴良辅得以乘时“复辟”恢复“十三衙门”此为前明宦官与新兴的宫闱势力，非常尖锐的冲突。顺治以出痘而崩，孝庄太后得汤若望之助，定策以已经出痘的玄烨继统，并领导上三旗包衣，革除“复辟”的宦官势力，裁撤十三衙门，而以遗诏罪己的方式出之。
当此时间，主少国疑，雄藩环伺。孝庄决大疑、定大计，作为非凡，惜细节不传于世，但观张宸青蜩集，所记顺治崩后的情形，犹可想像。而康熙敬爱祖母的至情，更非纯粹出于孝思，而别有使康熙不得不衷心感佩者在。
裁撤十三衙门，恢复内务府职权，宦官已不足为患。至于康熙朝的外戚，最盛者两家：一为孝庄太后母家，蒙古博尔济吉特氏，本为科尔沁外藩，每年定期朝觐，恩礼甚至，但防范亦严，不足为患；一即康熙生母娘家佟氏，本为从龙勋臣，子弟以军功起家者甚多，当时有“佟半朝”之称，但佟氏虽贵，并无兵权，故亦无足忧虑。
可忧者是八旗亲藩，尤其是所谓“旗王”爵秩既尊，复有部伍，天然具备了造反的条件，自须加以有效的裁抑。自顺治以来，常用的手段是使亲藩之间，相互监视；其次是用隔离的办法，大臣与亲藩不通吊问。故礼志“宾礼”只有“内外王公相见礼”及“京官相见礼”无品官见王公礼，即所以防范亲藩笼络大臣，以及大臣煽动亲藩，谋为不轨。
但除朝会以外，国有大政，每交王公大臣集议。既云集议则发言的权力相等，只问意见好坏，不问爵秩高低，如引身长跪，则非会议，而是受命。不独长亲藩骄恣之心，而且削弱了大臣据理力争的地位。因此康熙，对言官肯以此为言，自然加以支持。
事实上，诱发及鼓励在下者建言，据以裁抑在上者，为康熙惯用的政治手腕。此本不足为奇，所高明者，收发由心，能够控制住怨怨相报，不至于出现明末东林与阉党相争之祸，同时，最要紧的是伸张士气，逐渐由亲藩议政转移为文人主政的局面，方为可大可久之道。
前记陈紫芝在朝房为明珠延坐，进饮，归寓暴卒，言为明珠所鸩，与此事相类者，后有管世铭。清史稿本传：
管世铭，字缄若，与亮吉同里。乾隆四十三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郎中，充军机章京。深通律令，几谳牍多世铭主奏。屡从大臣赴浙江、湖北、吉林、山东按事。大学士阿桂尤善之，倚如左右手。
时和用事，世铭忧愤，与同官论前代辅臣贤否？语讥切无所避。会迁御史，则大喜，夜起徨草疏，将劾之，诏仍留军机处。故事，御史留直者，仪注仍视郎官，不得专达封事。世铭自言愧负此官，阿桂慰之曰：“报称有日，何必急以言自见。”盖留直阿桂所请，隐全之，使有待，嘉庆三年，卒。
按：亮吉为洪亮吉，常州人，乾隆五十五年榜眼，与孙渊如齐名。高宗崩后，奉旨与修实录。第一次稿本成，备悉乾隆在位六十四年间事，抚今视昔，感憾至深，上书军机王大臣，谓“励精图治，尚未尽法”而“风俗日趋卑下”“赏罚仍不严明”“言路似通未通”“吏治欲肃未肃”以为和虽已伏诛，但和当权之日的风气犹在。清史稿本传，备载原文，洋洋四千言之多，语特激烈。所以成亲王将原件奏上后，获严谴。清史稿本传：
上怒其语戆，落职，下廷臣会鞫，面谕勿加刑，亮吉感泣引罪。拟大辟，免死，遣戍伊犁。
明年，京师旱，上祷雨未应，命清狱囚，释久戍未及期。诏曰：“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即有，亦论官吏常事，于君德民隐，休戚相关之实，绝无言者，岂非因亮吉获罪，钳口不复敢言。朕不闻过，下情复壅，为害甚巨。壳吉所论，实足启沃朕心，故铭诸座右，时常观览，勤政远佞，警省朕躬。今特宣示亮吉原书，使内外诸臣知朕非拒谏饰非之主，实为可与言之君。诸臣遇可与言之君而不与言，负朕求治苦心。”
即传谕伊黎将军，释亮吉回籍。诏下而雨，谕制诗纪事，注谓：“本日亲书谕旨，夜子时甘霖大沛，天鉴捷于呼吸，益可感畏。”亮吉至戍，甫百日而赦还，自号更生居士。后十年，卒于家，所著书多行事。
清史稿管世铭传附于洪传后，以同为对和遗毒深恶痛绝之故。管世铭初为户部主事，乾隆五十一年随阿桂赴浙江勘仓库亏蚀案，大蒙赏识，引入军机章京，成为裁抑和的得力助手。洪亮吉更生斋文集记阿桂与管世铭事云：
乾隆末年，阿文成公与和不相能，凡朝夕同直军机，必离立十数步外，和亦知公意，故就公面，公亦泛答之，然未尝移立一步。
公尝卧庐，军机章京管世铭入省之，公素所厚也，忽呼语曰：“我年八十可死，位将相。”
恩遇无比可死，子孙皆已佐部务，无所不起，可死，所忍死以待者，实欲俟犬马之意，得一上达，死乃不恨，然竟不果。
所谓“实欲俟犬马之意，得一上达，死乃不恨，然竟不果”此言阿桂欲逐去和，而终“不果”者，因乾隆年高，恐伤其心。和以正红旗满洲官学生在銮仪卫当差，偶尔受知于乾隆，擢为总管，不数年入阁拜相，监揽大权。清人笔记谓之为“入相奇缘”而实为孽缘。乾隆之于和，犹之乎隋文帝之于邓通，哀帝之于董贤，有断袖之好。因为有此一段孽缘，所以阿桂终不忍言。
清朝御史题名录记：管世铭于乾隆五十九年“由户部郎中考选浙江道御史。”按：军机章京为差使，管世铭底缺原为户部山东司主事，积资升为郎中，考选为御史后，应归本班，方能行使言职。
管世铭原意到台第一疏，即严劾和，阿桂不愿他因建言得祸，所以“奏留”为军机章京。但此时阿桂亦将八十，一旦物化，管世铭自必遂其初志，和为除隐患，先发制人，下了毒手，亦是很可能的事。按：赵翼受知于傅恒，管世铭受知于阿桂，都是有名的军机故事。管世铭文名不及赵翼，但为八股名家。清朝以制艺出名者不多，路闰生以外，大概就数管世铭了。
与管世铭境遇相仿佛者，还有钱沣，即是刘石庵以后，翁同以前，颜字大名家钱南园。姚永朴旧闻随笔记：
顺治末年，世祖惑于佛事，于是吴良辅得以乘时“复辟”恢复“十三衙门”此为前明宦官与新兴的宫闱势力，非常尖锐的冲突。顺治以出痘而崩，孝庄太后得汤若望之助，定策以已经出痘的玄烨继统，并领导上三旗包衣，革除“复辟”的宦官势力，裁撤十三衙门，而以遗诏罪己的方式出之。
当此时间，主少国疑，雄藩环伺。孝庄决大疑、定大计，作为非凡，惜细节不传于世，但观张宸青蜩集，所记顺治崩后的情形，犹可想像。而康熙敬爱祖母的至情，更非纯粹出于孝思，而别有使康熙不得不衷心感佩者在。
裁撤十三衙门，恢复内务府职权，宦官已不足为患。至于康熙朝的外戚，最盛者两家：一为孝庄太后母家，蒙古博尔济吉特氏，本为科尔沁外藩，每年定期朝觐，恩礼甚至，但防范亦严，不足为患；一即康熙生母娘家佟氏，本为从龙勋臣，子弟以军功起家者甚多，当时有“佟半朝”之称，但佟氏虽贵，并无兵权，故亦无足忧虑。
可忧者是八旗亲藩，尤其是所谓“旗王”爵秩既尊，复有部伍，天然具备了造反的条件，自须加以有效的裁抑。自顺治以来，常用的手段是使亲藩之间，相互监视；其次是用隔离的办法，大臣与亲藩不通吊问。故礼志“宾礼”只有“内外王公相见礼”及“京官相见礼”无品官见王公礼，即所以防范亲藩笼络大臣，以及大臣煽动亲藩，谋为不轨。
但除朝会以外，国有大政，每交王公大臣集议。既云集议则发言的权力相等，只问意见好坏，不问爵秩高低，如引身长跪，则非会议，而是受命。不独长亲藩骄恣之心，而且削弱了大臣据理力争的地位。因此康熙，对言官肯以此为言，自然加以支持。
事实上，诱发及鼓励在下者建言，据以裁抑在上者，为康熙惯用的政治手腕。此本不足为奇，所高明者，收发由心，能够控制住怨怨相报，不至于出现明末东林与阉党相争之祸，同时，最要紧的是伸张士气，逐渐由亲藩议政转移为文人主政的局面，方为可大可久之道。
前记陈紫芝在朝房为明珠延坐，进饮，归寓暴卒，言为明珠所鸩，与此事相类者，后有管世铭。清史稿本传：
管世铭，字缄若，与亮吉同里。乾隆四十三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郎中，充军机章京。深通律令，几谳牍多世铭主奏。屡从大臣赴浙江、湖北、吉林、山东按事。大学士阿桂尤善之，倚如左右手。
时和用事，世铭忧愤，与同官论前代辅臣贤否？语讥切无所避。会迁御史，则大喜，夜起徨草疏，将劾之，诏仍留军机处。故事，御史留直者，仪注仍视郎官，不得专达封事。世铭自言愧负此官，阿桂慰之曰：“报称有日，何必急以言自见。”盖留直阿桂所请，隐全之，使有待，嘉庆三年，卒。
按：亮吉为洪亮吉，常州人，乾隆五十五年榜眼，与孙渊如齐名。高宗崩后，奉旨与修实录。第一次稿本成，备悉乾隆在位六十四年间事，抚今视昔，感憾至深，上书军机王大臣，谓“励精图治，尚未尽法”而“风俗日趋卑下”“赏罚仍不严明”“言路似通未通”“吏治欲肃未肃”以为和虽已伏诛，但和当权之日的风气犹在。清史稿本传，备载原文，洋洋四千言之多，语特激烈。所以成亲王将原件奏上后，获严谴。清史稿本传：
上怒其语戆，落职，下廷臣会鞫，面谕勿加刑，亮吉感泣引罪。拟大辟，免死，遣戍伊犁。
明年，京师旱，上祷雨未应，命清狱囚，释久戍未及期。诏曰：“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即有，亦论官吏常事，于君德民隐，休戚相关之实，绝无言者，岂非因亮吉获罪，钳口不复敢言。朕不闻过，下情复壅，为害甚巨。壳吉所论，实足启沃朕心，故铭诸座右，时常观览，勤政远佞，警省朕躬。今特宣示亮吉原书，使内外诸臣知朕非拒谏饰非之主，实为可与言之君。诸臣遇可与言之君而不与言，负朕求治苦心。”
即传谕伊黎将军，释亮吉回籍。诏下而雨，谕制诗纪事，注谓：“本日亲书谕旨，夜子时甘霖大沛，天鉴捷于呼吸，益可感畏。”亮吉至戍，甫百日而赦还，自号更生居士。后十年，卒于家，所著书多行事。
清史稿管世铭传附于洪传后，以同为对和遗毒深恶痛绝之故。管世铭初为户部主事，乾隆五十一年随阿桂赴浙江勘仓库亏蚀案，大蒙赏识，引入军机章京，成为裁抑和的得力助手。洪亮吉更生斋文集记阿桂与管世铭事云：
乾隆末年，阿文成公与和不相能，凡朝夕同直军机，必离立十数步外，和亦知公意，故就公面，公亦泛答之，然未尝移立一步。
公尝卧庐，军机章京管世铭入省之，公素所厚也，忽呼语曰：“我年八十可死，位将相。”
恩遇无比可死，子孙皆已佐部务，无所不起，可死，所忍死以待者，实欲俟犬马之意，得一上达，死乃不恨，然竟不果。
所谓“实欲俟犬马之意，得一上达，死乃不恨，然竟不果”此言阿桂欲逐去和，而终“不果”者，因乾隆年高，恐伤其心。和以正红旗满洲官学生在銮仪卫当差，偶尔受知于乾隆，擢为总管，不数年入阁拜相，监揽大权。清人笔记谓之为“入相奇缘”而实为孽缘。乾隆之于和，犹之乎隋文帝之于邓通，哀帝之于董贤，有断袖之好。因为有此一段孽缘，所以阿桂终不忍言。
清朝御史题名录记：管世铭于乾隆五十九年“由户部郎中考选浙江道御史。”按：军机章京为差使，管世铭底缺原为户部山东司主事，积资升为郎中，考选为御史后，应归本班，方能行使言职。
管世铭原意到台第一疏，即严劾和，阿桂不愿他因建言得祸，所以“奏留”为军机章京。但此时阿桂亦将八十，一旦物化，管世铭自必遂其初志，和为除隐患，先发制人，下了毒手，亦是很可能的事。按：赵翼受知于傅恒，管世铭受知于阿桂，都是有名的军机故事。管世铭文名不及赵翼，但为八股名家。清朝以制艺出名者不多，路闰生以外，大概就数管世铭了。
与管世铭境遇相仿佛者，还有钱沣，即是刘石庵以后，翁同以前，颜字大名家钱南园。姚永朴旧闻随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