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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再谈戊午科场案，柏、浦安、罗鸿绎、李鹤龄皆大辟。清人笔记述柏事云：
行刑之日，各犯官皆赴菜市口，候驾帖一到即行刑。
是日柏照例冠摘缨冠，衣元色外褂，同赴菜市口。先向阙谢恩，静候驾帖，时谓其子曰：“皇上必有恩典，我一下来即赴夕照寺候部文起解，尔回家速将长途应用之物赶紧送来。”
盖向来一二品大员临刑时或有格外恩典。柏意谓非新疆即军台，故云至夕照寺候起解也。言甫毕，见刑部尚书赵光一路痛哭而至。尚书盖在内廷候驾帖者，柏一见云：“完了，完了。皇上断不肯不如此，必肃六从中作祟。我死不足惜，肃六他日亦必同我一样。”云云。刽子即屈左膝半跪送中堂升天矣。
闻是日赵光候驾帖时，宣宗持朱笔颇迟疑，并云：“罪无可逭，情有可原。”肃顺在旁曰：“虽属情有可原，究竟罪无可逭。”上意犹未决，肃顺即夺朱笔代书之，赵光一见即痛哭出宣武门矣。
柏死后有人挽以联云：“其生也荣，其死也哀，雨露雷霆皆主德。臣门如市，臣心如水，皇天后土鉴孤忠。”盖此等挽联最难着笔，此联颇能得体也。
此案处置诚然过苛，且肃顺出于私意，藉此打击政敌。而陈孚恩在其间翻云覆雨，持法不得其平，凡此均大有可议。但是，对于整饬科场风气，不能说是没有帮助。当时有人论此案云：
咸丰戊午顺天乡试大狱，伏法者正考官大学士柏、同考浦安、士子平龄等，又场外传递之程某，而遣戍革职者不知凡几？原参御史孟传金，初固不料如是之严惩也。
自道光以来，凡士子来京应试，遇同乡京官之考差者，必向之索关节，谓之“条子”不必一定为利，亦有为收门生计者，亦有博延揽人才名者。若不向之索条子，则其人必见怪，以为此士“瞧不起我”因而存芥蒂者有之。故热中之士，亦乐得乞条子也。此风已久，昌言无忌，恬不为怪。
观此可知程庭桂于焦佑瀛母寿应酬席者，公然谈论此事，原为当时习见的风情。孟传金可论其事，作为建议，遽以入白简，未免过分，因而不能见谅于人。
及戊午事起，而此风遂绝。事后执政诸大老，皆觉杀人太多，追咎孟御史多事，摭他事发回原衙门。自是科场严肃者十年，己未会试，奉特旨加倍严搜，片纸只字皆不敢挟入。
按：己未为咸丰九年，是科会试四总裁为大学士贾桢、刑部尚书赵光、户部侍郎沈兆霖、工部侍郎成琦。
至同治改元，慈禧秉政，博宽大之名，凡派搜检之王大臣请训时，必论之曰：“勤惯当差，莫要多事。”即隐示以勿搜也。而士子之怀挟，直可设一绝大书肆矣。
至同治庚午科，江宁有刘汝霖者，时文高手也，为人代作而中。嗣是每科富贵子弟，皆刘之生计矣，刘成进士始已。
按：同治九年为庚午，江南主考为赞善铭安、编修林天龄。刘汝霖中光绪六年庚辰科三甲八十五名进士，其上一名，即庚子草宣战诏的连文冲。庚辰科为名榜，翁同所主持，李慈铭、梁鼎芬、于式枚、王懿荣、安维峻、郭曾、徐琪，皆为此科出身。
又按：同治庚午至光绪庚辰，历癸酉、乙亥、丙子、己卯五种乡试。刘汝霖如其所言为乡试枪手，则已造就五名举人了。
继起者为陈光宇，为周钺，皆江宁枪手之卓卓者，所代中不知凡几？陈入翰林后，竟因此永不准考差。
按：陈光宇字玉三，光绪十六年庚寅翰林。是科会元，即夏元瑜兄尊人夏别士增佑先生。
周后亦分发河南知府，继陈周而起者无数矣，直至停科之日止。盖江南一闱，行贿于考官者尚无其人，惟代作者实系有徒。
按：光绪进士题名录中，无周；嘉庆六年二甲八十九名周钺，则河南商城人。
北闱自光绪改元后，此风亦盛。初犹乡试为之，继乃会试亦公然为之。戊戌会试，有宝应刘某者，以一人而中三进士，且得一会元，执政知之，廷试时会元与刘皆抑至三甲。会元用中书，刘用主事，二人书法皆佳，皆可得翰林者也。当道不敢兴大狱，聊示薄惩而已。
按：光绪戊戌会试四总裁为孙家鼐、徐树铭、徐会沣、文治。声望皆平庸。会元则为太仓陆曾炜。翁同谓其为“星农之堂弟”星农为陆增祥，道光三十年庚戌状元，官至湖南辰沅道。陆曾炜殿试名次为二甲五十四名，非三甲。所云“宝应刘某”查题名录是科姓刘者共十人，无江苏宝应人。但此十刘，无一点为庶吉士，则所言或者不虚，故意讳其籍贯而已。
至湖南主考杨泰亨，陕西主考周锡恩，浙江主考费念慈，大张旗鼓，出卖举人，更卑不足道矣。此科场气运之所以终，而国之所以亡也。
按：周锡恩早在十九年放浙江主考后，即为李慈铭所纠参。此人为光绪九年癸未翰林，湖北罗田人，字伯晋。翁同日记，光绪十九年六月十三日，亦即周锡恩放浙江副主考的第二天记：
未正周伯晋（锡恩）来长谈，此人于小学、易理（讲象数）、骈文、诗、古文皆通，于楚北情形犹熟，通才也（香涛之高弟子）。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以为人经手贿过关节为常业。此科原是向周锡恩期约贿赂，不意在苏州投信时，误遣一不知轻重的蠢仆，通贿之信落入正主考殷如璋手中，以致败露。周福清定罪斩监候，系狱数年，至庚子之乱，始得释出。鲁迅之遭家难，即指此事，对于他们兄弟性格之形成，有极大的影响。我曾作鲁迅心头的烙痕一文，刊于中华日报副刊，考出周福清所行贿的对象，非同年的殷如璋，而为同姓的周锡恩。今观此记，谓周锡恩于光绪廿八年放陕西主考“大张旗鼓，出卖举人”适足为我的考据，得一有力的考证。
(待续:沈淮、吴可读、安维峻、刘恩溥、台规、李慈铭）
;回头再谈戊午科场案，柏、浦安、罗鸿绎、李鹤龄皆大辟。清人笔记述柏事云：
行刑之日，各犯官皆赴菜市口，候驾帖一到即行刑。
是日柏照例冠摘缨冠，衣元色外褂，同赴菜市口。先向阙谢恩，静候驾帖，时谓其子曰：“皇上必有恩典，我一下来即赴夕照寺候部文起解，尔回家速将长途应用之物赶紧送来。”
盖向来一二品大员临刑时或有格外恩典。柏意谓非新疆即军台，故云至夕照寺候起解也。言甫毕，见刑部尚书赵光一路痛哭而至。尚书盖在内廷候驾帖者，柏一见云：“完了，完了。皇上断不肯不如此，必肃六从中作祟。我死不足惜，肃六他日亦必同我一样。”云云。刽子即屈左膝半跪送中堂升天矣。
闻是日赵光候驾帖时，宣宗持朱笔颇迟疑，并云：“罪无可逭，情有可原。”肃顺在旁曰：“虽属情有可原，究竟罪无可逭。”上意犹未决，肃顺即夺朱笔代书之，赵光一见即痛哭出宣武门矣。
柏死后有人挽以联云：“其生也荣，其死也哀，雨露雷霆皆主德。臣门如市，臣心如水，皇天后土鉴孤忠。”盖此等挽联最难着笔，此联颇能得体也。
此案处置诚然过苛，且肃顺出于私意，藉此打击政敌。而陈孚恩在其间翻云覆雨，持法不得其平，凡此均大有可议。但是，对于整饬科场风气，不能说是没有帮助。当时有人论此案云：
咸丰戊午顺天乡试大狱，伏法者正考官大学士柏、同考浦安、士子平龄等，又场外传递之程某，而遣戍革职者不知凡几？原参御史孟传金，初固不料如是之严惩也。
自道光以来，凡士子来京应试，遇同乡京官之考差者，必向之索关节，谓之“条子”不必一定为利，亦有为收门生计者，亦有博延揽人才名者。若不向之索条子，则其人必见怪，以为此士“瞧不起我”因而存芥蒂者有之。故热中之士，亦乐得乞条子也。此风已久，昌言无忌，恬不为怪。
观此可知程庭桂于焦佑瀛母寿应酬席者，公然谈论此事，原为当时习见的风情。孟传金可论其事，作为建议，遽以入白简，未免过分，因而不能见谅于人。
及戊午事起，而此风遂绝。事后执政诸大老，皆觉杀人太多，追咎孟御史多事，摭他事发回原衙门。自是科场严肃者十年，己未会试，奉特旨加倍严搜，片纸只字皆不敢挟入。
按：己未为咸丰九年，是科会试四总裁为大学士贾桢、刑部尚书赵光、户部侍郎沈兆霖、工部侍郎成琦。
至同治改元，慈禧秉政，博宽大之名，凡派搜检之王大臣请训时，必论之曰：“勤惯当差，莫要多事。”即隐示以勿搜也。而士子之怀挟，直可设一绝大书肆矣。
至同治庚午科，江宁有刘汝霖者，时文高手也，为人代作而中。嗣是每科富贵子弟，皆刘之生计矣，刘成进士始已。
按：同治九年为庚午，江南主考为赞善铭安、编修林天龄。刘汝霖中光绪六年庚辰科三甲八十五名进士，其上一名，即庚子草宣战诏的连文冲。庚辰科为名榜，翁同所主持，李慈铭、梁鼎芬、于式枚、王懿荣、安维峻、郭曾、徐琪，皆为此科出身。
又按：同治庚午至光绪庚辰，历癸酉、乙亥、丙子、己卯五种乡试。刘汝霖如其所言为乡试枪手，则已造就五名举人了。
继起者为陈光宇，为周钺，皆江宁枪手之卓卓者，所代中不知凡几？陈入翰林后，竟因此永不准考差。
按：陈光宇字玉三，光绪十六年庚寅翰林。是科会元，即夏元瑜兄尊人夏别士增佑先生。
周后亦分发河南知府，继陈周而起者无数矣，直至停科之日止。盖江南一闱，行贿于考官者尚无其人，惟代作者实系有徒。
按：光绪进士题名录中，无周；嘉庆六年二甲八十九名周钺，则河南商城人。
北闱自光绪改元后，此风亦盛。初犹乡试为之，继乃会试亦公然为之。戊戌会试，有宝应刘某者，以一人而中三进士，且得一会元，执政知之，廷试时会元与刘皆抑至三甲。会元用中书，刘用主事，二人书法皆佳，皆可得翰林者也。当道不敢兴大狱，聊示薄惩而已。
按：光绪戊戌会试四总裁为孙家鼐、徐树铭、徐会沣、文治。声望皆平庸。会元则为太仓陆曾炜。翁同谓其为“星农之堂弟”星农为陆增祥，道光三十年庚戌状元，官至湖南辰沅道。陆曾炜殿试名次为二甲五十四名，非三甲。所云“宝应刘某”查题名录是科姓刘者共十人，无江苏宝应人。但此十刘，无一点为庶吉士，则所言或者不虚，故意讳其籍贯而已。
至湖南主考杨泰亨，陕西主考周锡恩，浙江主考费念慈，大张旗鼓，出卖举人，更卑不足道矣。此科场气运之所以终，而国之所以亡也。
按：周锡恩早在十九年放浙江主考后，即为李慈铭所纠参。此人为光绪九年癸未翰林，湖北罗田人，字伯晋。翁同日记，光绪十九年六月十三日，亦即周锡恩放浙江副主考的第二天记：
未正周伯晋（锡恩）来长谈，此人于小学、易理（讲象数）、骈文、诗、古文皆通，于楚北情形犹熟，通才也（香涛之高弟子）。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以为人经手贿过关节为常业。此科原是向周锡恩期约贿赂，不意在苏州投信时，误遣一不知轻重的蠢仆，通贿之信落入正主考殷如璋手中，以致败露。周福清定罪斩监候，系狱数年，至庚子之乱，始得释出。鲁迅之遭家难，即指此事，对于他们兄弟性格之形成，有极大的影响。我曾作鲁迅心头的烙痕一文，刊于中华日报副刊，考出周福清所行贿的对象，非同年的殷如璋，而为同姓的周锡恩。今观此记，谓周锡恩于光绪廿八年放陕西主考“大张旗鼓，出卖举人”适足为我的考据，得一有力的考证。
(待续:沈淮、吴可读、安维峻、刘恩溥、台规、李慈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