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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四日清晨五时二十三分，专车通过南满路吊桥，车头刚过，张作霖专用的那节车厢入桥上时，轰然一声，吊桥桥板，被炸塌落，压碎了三辆车厢的车顶。吴俊升当场身首异处，张作霖受重伤，刘哲、莫德惠及日本顾问嵯峨也受轻伤；常荫槐无事，因为他在皇姑屯之前一站就下车了。
皇姑屯离沈阳只有几里路，宪兵司令齐恩铭在总站等着迎接，听得爆炸声，知道出事了，立即率宪兵赶到；将受重伤的张作霖由汽车运进城，他只说了一句话：“千万别让小六子知道！”小六子是张学良的小名——张学良幼年，算命的说他会夭折；攘解之法是，将他送入寺庙当几天小和尚，然后接他出来，听到什么名字，就叫他什么名字，表示已是投胎为另一个人了。张作霖接他出来后，听得有人大喊：“小六子快回来吃饭。”因此，张学良的小名便叫“小六子”；当然，这个小名只有张作霖才能叫。
为什么张作霖临死以前的遗嘱，只有“千万别让小六子知道”这一句话？有人认为仅仅这一句话，张作霖在国史上便已不朽。因为他怕张学良骤闻凶信，急切父仇，下令对日本军队发动攻击，那就恰好给予日本少壮军人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果然如此，则不但蒋介石在济南惨案中，忍痛忍辱以负重，务求打倒北洋军阀，接收北京政府的统一大业，势必功亏一篑；而且东三省亦马上就会变色。可以说，张作霖至死都是将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的生死恩仇之上的。
因此，当张作霖在这天上午十点钟咽气以后，奉天省长提出秘不发丧的主张，五夫人不仅同意而且极力支持，所以对外发表的消息，除了说吴俊升当场被炸死之外，对张作霖只说他受伤，正在治疗之中。
当时日本在奉天的军政两方面的首脑，无不急于想知道张作霖的生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及张作霖的日本顾问土肥原贤二、松井七夫的太太，平日与五夫人常有往还，此时都借探问为名，来找听动静，；只见五夫人依旧打扮得花枝招展，谈笑自若；遥望上房，虽不能看到张作霖的影子，但鸦片烟的香味，阵阵飘来，足证“老帅”未死。
这一套秦始皇、明成祖暴崩在外，秘不发丧的办法，居然瞒过了日本人，两天以后土肥原对日本新闻记者发表了一篇“活见鬼”的谈话，说他这天下午四时半，亲自看到张作霖，伤势已有起色。
这天——张作霖去世的六月四日，阴历为四月十七，恰好是张学良的生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母难之日，又逢父难。
第二天上午，他在中南海召集军事会议，会前杨宇霆向他说：“奉天只怕出事了。”
“什么事？”
“只怕老帅遇险。”
张学良不相信，若有这样的大事，何以北京丝毫不知？因而问说：“你这消息是哪里来的？”
“法国公使馆有这么一个消息。”杨宇霆随即又说：“我也不大相信。”
连传达消息的人，自己都不相信，那还谈什么？但午饭以后，正在继续开会时，里间张学良的专线电话响了：是五夫人从沈阳打来的。
一听电话，张学良神色大变，眼圈发红；放下电话，沉思了好一会，擦擦眼睛，出室回到会议桌上，向在座的将领宣告：老帅遇险，炸断一臂，性命无忧。
这时的张学良，面临着很棘手的三个问题：第一是，日本既然炸死了张作霖，当然也放不过张学良，生命遭受威胁；第二是张作霖的“老弟兄”愿一致支持张学良继承父业，但东北政权如何得以顺利转移，获得日本的承认，大觉踌躇；第三是直鲁联军一直希望就食关外，但东三省可说没有一个人欢迎这支毫无军纪可言的部队，而且也养不起他们，张学良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后，才能出关奔丧。
经过极缜密的筹划，张学良在六月十六日，化装成为车头上加煤的工人，搭乘撤兵的列车抵达沈阳；沿途都有日本兵上车检查，亏得是在车头上，才未被发现。
满面煤黑，一身垢腻的张学良，背着一个褡裢袋，从铁路员工的出口，踏出车站。一个人走到小西门，他的卫队亦陆续到达，这是预先约好的会合地点，那里停着一辆小汽车，张学良上车发动引擎，载着他的卫队回到“帅府”
这时的张作霖的遗体，自然是早就入殓了，但张学良还得忍着眼泪，不能凭棺一恸。第一件大事，自然是召集高级将领的会议，由张作相领头发言，一致表示拥护，或者说是支持，接下来讨论发丧的步骤。
第一步是以张作霖的名义，写一张手谕，因伤不能视事，一切职务交由张学良代理。“老帅”会签他的姓名；但张学良已学得唯妙唯肖，仿冒以后，大家仔细观察，都说毫无破绽，日本人要看也不要紧。
第二步是调兵遣将，加以警戒。因为有确实情报，河本大作在六月三日，曾集合了一批日本军，在“南满附属地”待机而动；由于跟关东军参谋长齐藤恒未曾联络，为齐藤所解散。河本复又不断要求日本领事馆准其出兵维持南满附属地以外的秩序，未获要领；接着日本浪人在日侨住宅及商业区，一连四次自掷炸弹，希望制造事端，引起混乱，但以中国军警，沉着应付，阴谋失败，但仍不得不注意警戒。
第三天，也就是六月十九，方使发布张作霖伤重不治的消息，布设灵堂，正式发丧。张学良同时宣布就任奉天督办一，停止军事行动。吴俊升的黑龙江督办的遗职，则由万福麟接替。
其时，北京已由阎锡山的部队接收，阎锡山在保定就任京津卫戍总司令，表示权负责治安，政治听中央办理。六月十五日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统一告成，对外关系另辟新纪元，十六日发表“对内宣言”揭示“厉行法治，澄清吏治，肃清盗匪，莹免苛税，裁减兵额”五大要政。
但看来全国统一，其实还有缺陷，阎锡山派奉系将领于珍、邢士廉到沈阳，劝张学良服从中央政府，以政治方法解决东北危机。
东北危机甚多，眼前所需应付的，就是履行日本包办铁路的问题；张学良已下定决心，不理会这件事。
“什么包办铁路？我不知道。”
“是令尊代表中国，跟敝国签订的条约。”林久治郎问道：“阁下怎么说不知道？”
“喔，条约！”张学良答说：“所有重要文件都在先父遇险的那一刻，炸毁了。”
林久治郎没有想到，张学良有这样一个借口；当时气急败坏地说：“这整个交涉，都是杨总参议经办的，他完全知道。”
“喔，”张学良淡淡地答说：“他现在深州，跟白崇禧一起料理撤军的事，等他回来再说吧！”
一句话将林久治郎挡了回去。直到两个星期以后，方又见面——那天是张学良受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一致推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新职就任之日，林久治郎特地前来道贺。
“我们已看到了贵总司令南北息争言和的通电。不知道你跟南京政府有联络没有？”
“尚无联络。”
“听说阎锡山派了代表来，劝阁下接受南京政府的职位，是吗？”
“什么职位？”张学良又说：“你弄错了！于珍、邢士廉是回来归队。”
“南京政府具有共产主义色彩，地位亦尚未稳定，东北并没有与之联系的必要。而且，”林久治郎意味深长地说：“阁下亦宜在培养基础上下点工夫。”
国民党原来容共，而张作霖则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封华俄道胜银行，搜查俄国使馆，逮捕中国共产党人。
蒋介石及一班国民党元老，原来便已对客共一举，不以为然；由于受张作霖的坚决反共态度，认为容共为南北统一的一大障碍，因而决定反共清党。张作霖这次愿意交出政权，就是认同清党以后的国民党的一种表示。张学良认为东北服从中央，至少在他个人无悖于老父的素志，只是此事尚待民意公决，不必与林久治郎争辩，妄言妄听，一笑而已。
倒是最后一句话，张学良颇有警惕，而且觉得林久治郎是善意的忠告。在内部，东北上下一致，全体拥护；但在外面，亦就是日本方面，军阀、政府甚至张家的顾问，对于谁应继承张作霖，有不同的意见，松井七夫看中杨宇霆；齐腾恒看中张作相；河本大作看中张景惠。主张维持张学良的，只有一个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不过日本政府大致的看法，眼前一动不如一静；张学良的地位，眼前还不致受到威胁，长此以往，就很难说了。
由于有这样的警觉，张学良深感如何在外交上解除来自日本的压力，应该是他今后需要格外着力的问题。
痛定思痛，张学良很想找出父难的真相。家人及亲信僚属，私下谈论，都怀疑杨宇霆、常荫槐及町野武马等少数人，事先已有所闻。町野武马事先曾有建议，专车最好在白昼行驶，而且自愿同行，但到了天津就下车了；与张作霖同岁的町野武马，虽有军籍，但跟日本陆军的关系不深，自从三任共九年任期满后，改充张作霖的私人顾问，每年从五夫人手中领取交际费三万元，到日本活动的对象，大致是财界、满铁及“玄洋社”——“黑龙会”的重要人物；在军界，常接触的只有一个影响力不大的上原勇作元帅。町野武马由于跟关东军的关系不深，不可能参预密谋，但却可能从其他方面得知消息，只不敢公然明言而已。
最可疑的是常荫槐，偏偏会在皇姑屯前面一站下车；可能连出事的地点，都已前知，但没有证据，无奈其何。
但真相终于渐渐揭露了。原来当六月四日出事以后，有个浴室老板，偶尔去看热闹；发现其中两具尸体，就是前一天深夜，由刘戴明带来的三个客人中的两个。像这种身分的人，常是日本宪兵的“线民”他们向沈阳宪兵队密报。使得张作霖死于关东军之手的消息，因而流传于东京政要之间。
不久，东京的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接到他的一个朋友工藤三郎的申诉，评他的亲戚安达隆盛，受河本大作之托，找到刘戴明为他“办事”言明酬金两万日元，但只付了一千元的定金以外，事后对余款概不认帐，使得他很难对刘戴明交代。如果出了什么纠纷，安达隆盛表示不负责任。
小川便将这话转告了田中首相；未几元老西园寺公爵也知道了这件事，便将田中义一找了去说，倘或刘戴明为张学良所捕，供出实情，丑事暴露，与日本的颜面有关。好在南满路的经费很宽裕，赶紧给了人家吧！
刘戴明终于收到了应得的血腥钱，而且在日本人的指使下，逃到大连去开“燕子窠”其后不知所终；想来亦是被日本宪兵杀之灭口了。
由于林久治郎想阻止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交涉无功，日本特派外交界耆宿林权助出马；此人在戊戌政变时期，当过驻华公使，新近奉派为日本驻法大使，以吊丧特使的名义，到达沈阳，跟张学良展开密谈。林权助倚者卖老，谈话一次比一次露骨，八月九日更提出威胁性的警告，说东三省如果率尔易帜，日本已有采取自由行动的最大决心。
“我是中国人，”张学良答复他说：“自然要以中国人的立场，作为看问题的出发点。我愿意跟国民政府妥协，无非是为了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的政治理想而已。日本的劝告，我愿意考虑，不过我可以奉告特使先生，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以东三省民意为依归。”他停了一下又说：“就国际关系而言，想来日本是文明国家，不至于冒干涉他国内政的大不韪。再者，日本为什么屡次以强硬态度来威胁我，我实在不明白。”
“日本对这方面，已有决心；即使冒干涉内政之嫌，亦在所不惜。”林权助催促着说：“希望贵总司令从速下定决心。”
“不行！”张学良毫不屈服“我的决心，以东三省民意为定；我决不会违反东三省的民意；也决不能不讲是非。”
此时陪同林权助来的一名日本少将，插嘴说道：“现在不是谈是非的时候。田中首相的决心，就是是非的标准。贵总司令如果不能依从田中首相的决心，东三省将有重大事故发生。”
这是相当明显的威胁，如果态度过于强硬“济南惨案”将复见于沈阳；因此，张学良召集元老、心腹会议后，决定将易帜日期，延后三个月。第二天由刘哲当面通知林权助，这多少是个结果，林权助的任务不算完全失败，回到东京也可以交差了。
但是，张学良要易帜的决心，反因林权助此行而更炽烈，因为挂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则外交问题，日本应该到南京去交涉，他的肩头就减轻了；其次，更有一项肘腋心腹之患，亦只有易帜，才能消解。
原来国民政府内部，出现了宁汉分裂以来的第二次危机——蒋介石在北伐胜利后，立即进行裁兵，这是非常正确的政策，因为非如此不能节省天文数字的军饷支出，移作建设之用。但第二、三、四集团军，都认为这是“撤藩”目的在削落他们的势力；其中第四集团军的态度，更为激烈。张学良接到密报，第四集团军首脑之一的白崇禧，与杨宇霆在滦州处理直鲁联军的善后问题时，相处极欢，每每闭门密谈；白崇禧与杨宇霆都有“小诸葛”的外号，加之还有以善谋著称的“孙联帅”——孙传芳参预；这三个人集合在一起，可不是“三个臭皮匠”因此，颇为多方所瞩目。
直鲁联军的问题，已经解决，照道理来说，一切皆应归于正常，而滦河方面的情况，非常不正常。第一是滦河以东的昌黎、卢龙、迁安、抚宁、临榆等五县，原是河北省管辖的五县，杨宇霆所指挥的奉军，盘踞不去。第二是北平——北洋政府垮台后，国民政府明令恢复明初燕王时代的名称北平；所以京奉路，亦改称为平奉路，被截成两段，每周对开两次，至滦州互换车头。过了深州的平奉路，由常荫槐控制。第三，杨宇霆、常荫槐扣留了平绥、平汉、津浦各路局运送奉军的车皮五千四百个；车头亦有数百个，中央曾两次派交通部次长王征出关交涉，不得要领。
为此，张学良挨了不少骂，但杨宇霆跋扈嚣张，张学良无奈其何，据熟悉内幕人士分析，白崇禧与杨宇霆的合作，是相互利用。白崇禧的打算是，即为裁兵而召开的编遣会议，极可能破裂，那时滦东的奉军，即可利用扣留的车头、车皮，长驱南下，配合在渤海湾的舰队，则局处胶东的直鲁联军，亦将活跃。至于奉军干预编遣会议，所得的报告，当然是支持杨宇霆取代已由抽大烟进而打吗啡的张学良，而杨宇霆接管了东北，当然是全面倒向日本。
但如归顺了中央，首先对杨宇霆的野心，就是个有力的约束；因为这一来，他的野心如见诸行动，便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同时，日本对杨字霆的支持，亦必因此而有所收敛。
经由信使往还，中央对张学良的要求，几乎完全接受，将热河亦划归东北，并先易帜；同时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至于东北的党务，亦不妨暂缓推进；总之一切的步骤，都力求慎重稳妥，不使日本有任何干预的借口。
延缓三月的期限已届，时机亦已成熟；张学良便在十二月甘九日上午七... -->>
六月四日清晨五时二十三分，专车通过南满路吊桥，车头刚过，张作霖专用的那节车厢入桥上时，轰然一声，吊桥桥板，被炸塌落，压碎了三辆车厢的车顶。吴俊升当场身首异处，张作霖受重伤，刘哲、莫德惠及日本顾问嵯峨也受轻伤；常荫槐无事，因为他在皇姑屯之前一站就下车了。
皇姑屯离沈阳只有几里路，宪兵司令齐恩铭在总站等着迎接，听得爆炸声，知道出事了，立即率宪兵赶到；将受重伤的张作霖由汽车运进城，他只说了一句话：“千万别让小六子知道！”小六子是张学良的小名——张学良幼年，算命的说他会夭折；攘解之法是，将他送入寺庙当几天小和尚，然后接他出来，听到什么名字，就叫他什么名字，表示已是投胎为另一个人了。张作霖接他出来后，听得有人大喊：“小六子快回来吃饭。”因此，张学良的小名便叫“小六子”；当然，这个小名只有张作霖才能叫。
为什么张作霖临死以前的遗嘱，只有“千万别让小六子知道”这一句话？有人认为仅仅这一句话，张作霖在国史上便已不朽。因为他怕张学良骤闻凶信，急切父仇，下令对日本军队发动攻击，那就恰好给予日本少壮军人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果然如此，则不但蒋介石在济南惨案中，忍痛忍辱以负重，务求打倒北洋军阀，接收北京政府的统一大业，势必功亏一篑；而且东三省亦马上就会变色。可以说，张作霖至死都是将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的生死恩仇之上的。
因此，当张作霖在这天上午十点钟咽气以后，奉天省长提出秘不发丧的主张，五夫人不仅同意而且极力支持，所以对外发表的消息，除了说吴俊升当场被炸死之外，对张作霖只说他受伤，正在治疗之中。
当时日本在奉天的军政两方面的首脑，无不急于想知道张作霖的生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及张作霖的日本顾问土肥原贤二、松井七夫的太太，平日与五夫人常有往还，此时都借探问为名，来找听动静，；只见五夫人依旧打扮得花枝招展，谈笑自若；遥望上房，虽不能看到张作霖的影子，但鸦片烟的香味，阵阵飘来，足证“老帅”未死。
这一套秦始皇、明成祖暴崩在外，秘不发丧的办法，居然瞒过了日本人，两天以后土肥原对日本新闻记者发表了一篇“活见鬼”的谈话，说他这天下午四时半，亲自看到张作霖，伤势已有起色。
这天——张作霖去世的六月四日，阴历为四月十七，恰好是张学良的生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母难之日，又逢父难。
第二天上午，他在中南海召集军事会议，会前杨宇霆向他说：“奉天只怕出事了。”
“什么事？”
“只怕老帅遇险。”
张学良不相信，若有这样的大事，何以北京丝毫不知？因而问说：“你这消息是哪里来的？”
“法国公使馆有这么一个消息。”杨宇霆随即又说：“我也不大相信。”
连传达消息的人，自己都不相信，那还谈什么？但午饭以后，正在继续开会时，里间张学良的专线电话响了：是五夫人从沈阳打来的。
一听电话，张学良神色大变，眼圈发红；放下电话，沉思了好一会，擦擦眼睛，出室回到会议桌上，向在座的将领宣告：老帅遇险，炸断一臂，性命无忧。
这时的张学良，面临着很棘手的三个问题：第一是，日本既然炸死了张作霖，当然也放不过张学良，生命遭受威胁；第二是张作霖的“老弟兄”愿一致支持张学良继承父业，但东北政权如何得以顺利转移，获得日本的承认，大觉踌躇；第三是直鲁联军一直希望就食关外，但东三省可说没有一个人欢迎这支毫无军纪可言的部队，而且也养不起他们，张学良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后，才能出关奔丧。
经过极缜密的筹划，张学良在六月十六日，化装成为车头上加煤的工人，搭乘撤兵的列车抵达沈阳；沿途都有日本兵上车检查，亏得是在车头上，才未被发现。
满面煤黑，一身垢腻的张学良，背着一个褡裢袋，从铁路员工的出口，踏出车站。一个人走到小西门，他的卫队亦陆续到达，这是预先约好的会合地点，那里停着一辆小汽车，张学良上车发动引擎，载着他的卫队回到“帅府”
这时的张作霖的遗体，自然是早就入殓了，但张学良还得忍着眼泪，不能凭棺一恸。第一件大事，自然是召集高级将领的会议，由张作相领头发言，一致表示拥护，或者说是支持，接下来讨论发丧的步骤。
第一步是以张作霖的名义，写一张手谕，因伤不能视事，一切职务交由张学良代理。“老帅”会签他的姓名；但张学良已学得唯妙唯肖，仿冒以后，大家仔细观察，都说毫无破绽，日本人要看也不要紧。
第二步是调兵遣将，加以警戒。因为有确实情报，河本大作在六月三日，曾集合了一批日本军，在“南满附属地”待机而动；由于跟关东军参谋长齐藤恒未曾联络，为齐藤所解散。河本复又不断要求日本领事馆准其出兵维持南满附属地以外的秩序，未获要领；接着日本浪人在日侨住宅及商业区，一连四次自掷炸弹，希望制造事端，引起混乱，但以中国军警，沉着应付，阴谋失败，但仍不得不注意警戒。
第三天，也就是六月十九，方使发布张作霖伤重不治的消息，布设灵堂，正式发丧。张学良同时宣布就任奉天督办一，停止军事行动。吴俊升的黑龙江督办的遗职，则由万福麟接替。
其时，北京已由阎锡山的部队接收，阎锡山在保定就任京津卫戍总司令，表示权负责治安，政治听中央办理。六月十五日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统一告成，对外关系另辟新纪元，十六日发表“对内宣言”揭示“厉行法治，澄清吏治，肃清盗匪，莹免苛税，裁减兵额”五大要政。
但看来全国统一，其实还有缺陷，阎锡山派奉系将领于珍、邢士廉到沈阳，劝张学良服从中央政府，以政治方法解决东北危机。
东北危机甚多，眼前所需应付的，就是履行日本包办铁路的问题；张学良已下定决心，不理会这件事。
“什么包办铁路？我不知道。”
“是令尊代表中国，跟敝国签订的条约。”林久治郎问道：“阁下怎么说不知道？”
“喔，条约！”张学良答说：“所有重要文件都在先父遇险的那一刻，炸毁了。”
林久治郎没有想到，张学良有这样一个借口；当时气急败坏地说：“这整个交涉，都是杨总参议经办的，他完全知道。”
“喔，”张学良淡淡地答说：“他现在深州，跟白崇禧一起料理撤军的事，等他回来再说吧！”
一句话将林久治郎挡了回去。直到两个星期以后，方又见面——那天是张学良受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一致推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新职就任之日，林久治郎特地前来道贺。
“我们已看到了贵总司令南北息争言和的通电。不知道你跟南京政府有联络没有？”
“尚无联络。”
“听说阎锡山派了代表来，劝阁下接受南京政府的职位，是吗？”
“什么职位？”张学良又说：“你弄错了！于珍、邢士廉是回来归队。”
“南京政府具有共产主义色彩，地位亦尚未稳定，东北并没有与之联系的必要。而且，”林久治郎意味深长地说：“阁下亦宜在培养基础上下点工夫。”
国民党原来容共，而张作霖则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封华俄道胜银行，搜查俄国使馆，逮捕中国共产党人。
蒋介石及一班国民党元老，原来便已对客共一举，不以为然；由于受张作霖的坚决反共态度，认为容共为南北统一的一大障碍，因而决定反共清党。张作霖这次愿意交出政权，就是认同清党以后的国民党的一种表示。张学良认为东北服从中央，至少在他个人无悖于老父的素志，只是此事尚待民意公决，不必与林久治郎争辩，妄言妄听，一笑而已。
倒是最后一句话，张学良颇有警惕，而且觉得林久治郎是善意的忠告。在内部，东北上下一致，全体拥护；但在外面，亦就是日本方面，军阀、政府甚至张家的顾问，对于谁应继承张作霖，有不同的意见，松井七夫看中杨宇霆；齐腾恒看中张作相；河本大作看中张景惠。主张维持张学良的，只有一个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不过日本政府大致的看法，眼前一动不如一静；张学良的地位，眼前还不致受到威胁，长此以往，就很难说了。
由于有这样的警觉，张学良深感如何在外交上解除来自日本的压力，应该是他今后需要格外着力的问题。
痛定思痛，张学良很想找出父难的真相。家人及亲信僚属，私下谈论，都怀疑杨宇霆、常荫槐及町野武马等少数人，事先已有所闻。町野武马事先曾有建议，专车最好在白昼行驶，而且自愿同行，但到了天津就下车了；与张作霖同岁的町野武马，虽有军籍，但跟日本陆军的关系不深，自从三任共九年任期满后，改充张作霖的私人顾问，每年从五夫人手中领取交际费三万元，到日本活动的对象，大致是财界、满铁及“玄洋社”——“黑龙会”的重要人物；在军界，常接触的只有一个影响力不大的上原勇作元帅。町野武马由于跟关东军的关系不深，不可能参预密谋，但却可能从其他方面得知消息，只不敢公然明言而已。
最可疑的是常荫槐，偏偏会在皇姑屯前面一站下车；可能连出事的地点，都已前知，但没有证据，无奈其何。
但真相终于渐渐揭露了。原来当六月四日出事以后，有个浴室老板，偶尔去看热闹；发现其中两具尸体，就是前一天深夜，由刘戴明带来的三个客人中的两个。像这种身分的人，常是日本宪兵的“线民”他们向沈阳宪兵队密报。使得张作霖死于关东军之手的消息，因而流传于东京政要之间。
不久，东京的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接到他的一个朋友工藤三郎的申诉，评他的亲戚安达隆盛，受河本大作之托，找到刘戴明为他“办事”言明酬金两万日元，但只付了一千元的定金以外，事后对余款概不认帐，使得他很难对刘戴明交代。如果出了什么纠纷，安达隆盛表示不负责任。
小川便将这话转告了田中首相；未几元老西园寺公爵也知道了这件事，便将田中义一找了去说，倘或刘戴明为张学良所捕，供出实情，丑事暴露，与日本的颜面有关。好在南满路的经费很宽裕，赶紧给了人家吧！
刘戴明终于收到了应得的血腥钱，而且在日本人的指使下，逃到大连去开“燕子窠”其后不知所终；想来亦是被日本宪兵杀之灭口了。
由于林久治郎想阻止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交涉无功，日本特派外交界耆宿林权助出马；此人在戊戌政变时期，当过驻华公使，新近奉派为日本驻法大使，以吊丧特使的名义，到达沈阳，跟张学良展开密谈。林权助倚者卖老，谈话一次比一次露骨，八月九日更提出威胁性的警告，说东三省如果率尔易帜，日本已有采取自由行动的最大决心。
“我是中国人，”张学良答复他说：“自然要以中国人的立场，作为看问题的出发点。我愿意跟国民政府妥协，无非是为了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的政治理想而已。日本的劝告，我愿意考虑，不过我可以奉告特使先生，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以东三省民意为依归。”他停了一下又说：“就国际关系而言，想来日本是文明国家，不至于冒干涉他国内政的大不韪。再者，日本为什么屡次以强硬态度来威胁我，我实在不明白。”
“日本对这方面，已有决心；即使冒干涉内政之嫌，亦在所不惜。”林权助催促着说：“希望贵总司令从速下定决心。”
“不行！”张学良毫不屈服“我的决心，以东三省民意为定；我决不会违反东三省的民意；也决不能不讲是非。”
此时陪同林权助来的一名日本少将，插嘴说道：“现在不是谈是非的时候。田中首相的决心，就是是非的标准。贵总司令如果不能依从田中首相的决心，东三省将有重大事故发生。”
这是相当明显的威胁，如果态度过于强硬“济南惨案”将复见于沈阳；因此，张学良召集元老、心腹会议后，决定将易帜日期，延后三个月。第二天由刘哲当面通知林权助，这多少是个结果，林权助的任务不算完全失败，回到东京也可以交差了。
但是，张学良要易帜的决心，反因林权助此行而更炽烈，因为挂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则外交问题，日本应该到南京去交涉，他的肩头就减轻了；其次，更有一项肘腋心腹之患，亦只有易帜，才能消解。
原来国民政府内部，出现了宁汉分裂以来的第二次危机——蒋介石在北伐胜利后，立即进行裁兵，这是非常正确的政策，因为非如此不能节省天文数字的军饷支出，移作建设之用。但第二、三、四集团军，都认为这是“撤藩”目的在削落他们的势力；其中第四集团军的态度，更为激烈。张学良接到密报，第四集团军首脑之一的白崇禧，与杨宇霆在滦州处理直鲁联军的善后问题时，相处极欢，每每闭门密谈；白崇禧与杨宇霆都有“小诸葛”的外号，加之还有以善谋著称的“孙联帅”——孙传芳参预；这三个人集合在一起，可不是“三个臭皮匠”因此，颇为多方所瞩目。
直鲁联军的问题，已经解决，照道理来说，一切皆应归于正常，而滦河方面的情况，非常不正常。第一是滦河以东的昌黎、卢龙、迁安、抚宁、临榆等五县，原是河北省管辖的五县，杨宇霆所指挥的奉军，盘踞不去。第二是北平——北洋政府垮台后，国民政府明令恢复明初燕王时代的名称北平；所以京奉路，亦改称为平奉路，被截成两段，每周对开两次，至滦州互换车头。过了深州的平奉路，由常荫槐控制。第三，杨宇霆、常荫槐扣留了平绥、平汉、津浦各路局运送奉军的车皮五千四百个；车头亦有数百个，中央曾两次派交通部次长王征出关交涉，不得要领。
为此，张学良挨了不少骂，但杨宇霆跋扈嚣张，张学良无奈其何，据熟悉内幕人士分析，白崇禧与杨宇霆的合作，是相互利用。白崇禧的打算是，即为裁兵而召开的编遣会议，极可能破裂，那时滦东的奉军，即可利用扣留的车头、车皮，长驱南下，配合在渤海湾的舰队，则局处胶东的直鲁联军，亦将活跃。至于奉军干预编遣会议，所得的报告，当然是支持杨宇霆取代已由抽大烟进而打吗啡的张学良，而杨宇霆接管了东北，当然是全面倒向日本。
但如归顺了中央，首先对杨宇霆的野心，就是个有力的约束；因为这一来，他的野心如见诸行动，便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同时，日本对杨字霆的支持，亦必因此而有所收敛。
经由信使往还，中央对张学良的要求，几乎完全接受，将热河亦划归东北，并先易帜；同时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至于东北的党务，亦不妨暂缓推进；总之一切的步骤，都力求慎重稳妥，不使日本有任何干预的借口。
延缓三月的期限已届，时机亦已成熟；张学良便在十二月甘九日上午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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