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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座公寓里情况奇怪极了。电梯自然已经停开。连电梯顺着上下的那根钢柱都已经弯了，那六层大理石楼梯也有好几级已经碎裂，上上下下只能小心踩着边上走，免得普通掉下去。有些通向房间的门其实背后早已空无所有，别看有的门外表似乎完好无损，你要是推开了门一步跨进去，很可能会一脚踩空：这座公寓曾经被几颗高爆炮弹直接击中，正面的四楼楼面连同底下三层都给炸掉了。但是顶上两层的正面倒有四个房间还是好好的，各层的后面一排房间也都还有自来水供应。我们都管这座公寓叫“老宅子”
情况最吃紧的时候，前沿阵地就在这公寓的正下方，那大街环绕的小高地顶上靠边沿一带便是。战壕和淋坏晒烂的沙袋至今都还在原处。真近极了，站在这残破公寓的阳台上，抢一块碎砖瓦或灰泥片一扔就能扔到那儿。但是如今前线已从小高地的边沿推进到了河的对岸，那里有座山冈耸立在名为“村舍”的旧日皇家猎舍的背后，前线就在松树密布的山坡上。眼下战斗正在那一带进行，我们不但把“老宅子”当作了了望哨，还利用这个有利的地形来拍新闻片。
当时的处境是危险的，天又总是那么冷，肚子也总是吃不饱，不过我们却还常常开玩笑。
每次只要有炮弹击中房屋炸了开来，砖屑泥粉就会冲天而起，一会儿沉落下来，镜子面上就是厚厚的一层灰，好像新造房子窗上涂的白粉一样。在这座上楼都怕楼梯会塌下去的公寓里，有个房间内却有一面落地长镜居然没有震碎，我用指头在粉尘厚积的镜面上抠出了印刷体大写的“约翰尼死期到”字样，然后找了个由头打发摄影师约翰尼上那个房间里去。那时正是炮击的当口，他推门进去，一见迎面这鬼神的晓示，就脸色煞白，把魂都吓掉了，他满心气愤而又无可奈何，为此我们直要到好长久以后才重又言归于好。
第二天我们在旅馆门前往一辆汽车里装器材，我上了车，觉得怪冷的，就把旁边的窗玻璃摇起来。只见摇起来的窗玻璃上赫然几个印刷体的红色大字，想必是借了支唇膏当笔涂在那儿的：埃德小人。这辆带标语的汽车我们接连用了好几1天，那班西班牙人见了一定感到莫名片妙。他们一定只当这几个字是荷兰或者美国的什么革命组织的名称缩写或标语口号，以为那大概也是类似f。a。i。或c。n。t。2那样的组织呢——
1原文edisalice，内lice一字应该用单数louse，所以在后文中两人要为这个字争执起来，各不相让。
2f。a。i。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联明盟，c.n.t.是（西班牙）全国劳工联合会——
后来有一天，驻在当地的那位英国大员却使我们把彼此间的一点疙瘩全忘了。这位大员有一顶德国式的大钢盔，他每次出行只要是往前线的那个方向去，就总要把这顶钢盔戴上。大伙儿对这种打扮谁也没有好感，总觉得既然钢盔不多，就应该留着给突击部队用。所以我们看见他头戴钢盔，心里马上就对这位大员起了反感。
我们是在一位美国女记者的住处碰上的，女记者那里有一只上好的电炉。大员见这个房间十分舒服，立刻就喜欢上了，给起名叫“俱乐部”他提议大家各自把酒带来，说这里暖和，气氛也愉快，正好饮酒取乐。那美国女记者却是位工作极勤奋的，一直很注意不想让自己的住处给染上点“俱乐部”的色彩，尽管也许总是不太成功。所以当下听见自己的住处给这样明确地题了名、归了类，真不啻挨了一拳。
第二天我们正在“老宅子”里工作，拿条破席子当帘子一遮，煞费苦心地使摄影机镜头避开了下午强烈的阳光，没想到大员这时却由那位美国女记者陪着来了。他在“俱乐部”里听我们谈起过这么个所在，特意要跑来看看。当时我正拿了副双筒望远镜在破阳台一角的阴影里观察。那是一副小型的八倍蔡司镜，只要两手在上面一盖，就不会发生反光。这时进攻快要开始了，我们正等着飞机来轰炸，因为政府军当时缺乏重炮，只能由轰炸来代替进攻前必不可少的炮击。
我们的工作一向是躲在屋里做的，大家都像耗子一样不敢露出一点形迹，因为我们决不能给这座表面看似空无一人的楼房引来炮火，不然我们的工作就无法完成，今后也不可能再把这里当作观察站了。可是此刻那大员进得房来，就拉上一把空椅子，到这一无遮蔽的阳台正中一坐，钢盔、特大号双筒望远镜，凡此种种一应俱全。阳台长窗的一侧斜架着一台摄影机，像机关枪那样作了精心的伪装。我则隐蔽在另一侧的黑角落里，不叫山坡上的人看见，一直小心在意可千万不能闯进了阳光亮堂堂的开阔处。独有这大员却堂而皇之坐在向阳地的中央，头戴钢盔，俨然是一副全球总参谋长的架势，望远镜亮晃晃的，比得上一架日光反射信号起。
“你瞧，”我说。“我们这儿得工作。你在那儿坐着，望远镜会发出反光，对面山上的人全看得见。”
“依我看在房子里是根本没有危险的，”大员俨然以上司下顾的口吻，若无其事地说。
“你要是打过野羊，”我说“你就知道了：你老远看得见野羊，野羊也老远看得见你。你用望远镜不是可以清清楚楚看见对方的人吗？他们也有望远镜的。”
“依我看在房子里是根本没有危险的，”大员却还是那句话。“坦克都在哪儿啦？”
“在那儿，”我说。“树底下。”
两个摄影师气得直做怪脸，都攥紧了拳头，在头顶上乱挥。
“我把大摄影机拿到后边去，”约翰尼说。
“小妞儿，躲远点，别过来，”我冲着那美国女记者说。然后又告诉大员：“你知道吧，他们把你当成谁的参谋长啦。见了你这钢盔，这望远镜，他们以为你是指挥作战的。知道吗，你这是自找麻烦。”
他说的还是那句老话。
就在这个当儿我们挨了第一颗炮弹。只听见一声巨响，好似爆裂了一根蒸气管，外加撕裂了一块帆布。爆炸的声音没落，灰泥墙粉还在轰隆劈啪往下掉，我就冒着漫天的尘雾，推着那女记者往门外跑，躲到后面一排房间里去。正当我冲出房门的时候，只见有个头戴钢盔的家伙从我身旁一闪而过，向楼梯口窜去。一头野兔子一窜而起，左一蹦右一跳的一溜烟逃走，那个速度应该说够快了吧，可是这位大员窜过尘雾弥漫的过道，冲下楼梯，夺门而出，往街上一钻，速度之快却连野兔子都别想赶得上。我们的一位摄影师说，他的莱卡摄影机最快的快门都别想拍得下这位大员的动作。这话固然有些过甚其词，倒真是说得一针见血。
总之对方对这幢房子快速轰击了足有分把钟。炮弹简直就是平射的，在呼啸而来和击中爆炸的轰然一响、陡地一震之间，几乎都没有个间隙能容你铺一下铺。后来总算打完了，我们又等上了几分钟，看是真的不打了，才到厨房里去扭开水池上的龙头喝了点水，然后重新找了个地方，把摄影机再架起来。这时候进攻正好刚刚开始。
那美国女记者把大员恨透了。“是他带我上这儿来的，”她说。“他还说这儿挺安全呢。结果他自己倒溜了。连声再会都不说。”
“这个人哪有一点绅士风度，”我说。“瞧，小妞儿。注意看。喏，开始啦。”
只见地面上有些士兵站了起来，半弯着腰，向一片小林子里的一座石头房子跑步前进。炮弹都对准了石头房子打去，所以石头房子会不时消失在突然腾起的一阵阵尘雾中。每次一炮打过，风又总会把尘雾吹散，石头房子又总会清清楚楚露出脸来，好似一艘船破雾而出一般。在士兵的前面有一辆坦克晃晃摇摇开得飞快，活像一只圆顶炮鼻虫，开进树林子就看不见了。正看着时，忽然跑步前进的士兵都扑倒在地上了。接着左边又有一辆坦克冲上前去，进了树林子，坦克开火的闪光都看得见，石头房子冒了烟，飘散的烟雾里看得见有个伏在地上的士兵爬起来就拼命往回跑，逃回自己原先所在的战壕里去了。接着又是一个爬起来跑了，一只手抓着枪，一只手还抱着头。再后来简直就是全线后退了。有的跑着跑着就倒下了。有的趴在地上就再没有起来。满山坡星星点点都是。
“怎么回事？”女记者问。
“进攻失败了，”我说。
“怎么？”
“没有能坚持到底。”
“为什么呢？他们后退不也跟前进一样危险吗？”
“不见得。”
女记者举起望远镜来看。可是随即又放了下来。
“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她说。她泪水顺着两颊直流，脸上还在抽搐。我以前从来也没有见她流过泪，要哭的话，大可一哭的事我们也见得多了。打起仗来，各等各样的人，包括将军在内，谁都免不了有流泪的时候。不管人家跟你是怎么说的，反正这句话才真是实情，不过眼泪还是应该尽量少流，人们也都能忍则忍，所以我以前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记者流泪。
“这就是一场进攻战了？”
“这就是一场进攻战，”我说。“现在你算是见识过了。”
“这以后又会怎么样呢？”
“要是带队指挥还有人的话，说不定还会打发他们再上去。不过我看只怕是不会了。这损失有多大，你不妨数一数就明白了。”
“那些人全都死了？”
“不一定。有的是受了重伤，动不了了。等天黑以后，会有人来把他们抬下去的。”
“那坦克现在怎么办呢？”
“能撤回去算是走运。”
可是其中有一辆已经倒运了。松林里腾起一股黑污的烟柱，在空中随风飘散，很快就扩大成乌黑的滚滚一团，浓浓的油烟里看得见还有红通通的火舌。只听见一声爆炸，同时看见一阵白烟翻滚，于是黑烟窜得就更高了，下面着火的范围也更大了。
“那是一辆坦克，”我说。“起火了。”
我们继续看下去。从望远镜里可以望见打壕沟的一个角落里爬出两个人来，抬起一副担架，顺着上山的一道斜坡往上爬去。看上去爬得很慢，似乎爬得很吃力。正看着时，前面那人忽然腿一屈跪下了，随后便一屁股坐下来。后面那个早已趴倒在地上。他爬到前面，把胳膊钩在前面那人的肩下，拖着他向壕沟里爬去。一会儿他就不动了，只见他面孔朝下趴得直挺挺的。这样两个人就都横在那儿不动了。
对石头房子的炮击已经停止了，此刻四下一片悄然。衬着青青的山坡，那农家大宅子连同围墙里的院子黄得好显眼，不过山坡上筑了工事，挖了交通沟，泥土翻起处还添上了些白色的瘢痕。山坡上这会儿有些小火堆升起的细烟，那是行军炉灶在做饭。往上，通向农家大宅子的一路上则尽是这场进攻战遗下的死伤士兵，好像把许多包裹撒在青草坡上。那辆坦克还在树林子里燃烧，烟是又黑又油的。
“吓人哪，”女记者说。“这种场面我还是生气第一次见到。真吓人哪。”
“打仗的场面总是这么吓人的。”
“你见了倒不觉得讨厌？”
“我讨厌，我一向就见了讨厌。可干一行就得懂一行。这是打的一场正面进攻战。打正面进攻战就是这样惨。”
“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进攻了？”
“有啊。办法多啦。不过你总得先有军事知识，有军纪，有经过训练的班排长。尤其应该有出奇制胜的计谋。”
“这会儿天色都给弄得黑乎乎的，要拍也没法再拍了，”约翰尼说着就把他的远距离摄影镜头用罩子罩了起来。“喂，我的’小人‘哥。我们快回旅馆去吧。今天的活儿干得相当不错。”
“是啊，”那另一个摄影师说。“今天我们拍到的一些镜头是非常珍贵的。可惜进攻没有成功，真是太遗憾了。算了，这事还是别去想了。但愿有一天我们能拍到进攻得胜的镜头。只是进攻得胜的日子往往不是下雨就是下雪。”
“我可永远也不想再看了，”那女记者说。“我今天算是见识过了。我是说什么也不愿意再看了，好奇心打不动我，写文章挣大钱引诱不了我。他们都是男儿汉血肉之躯啊，跟你我有什么两样？可你看看他们，就这样都倒在那儿山坡上了。”
“你可不是男儿汉，”约翰尼说。“你是个女儿家。可不能混淆了。”
“那个戴钢盔的家伙又来了，”那另一个摄影师望着窗外说。“又大模大样地来了。我恨不得手里有颗炸弹，扔下去冷不丁吓他个半死。”
我们正在收拾摄影器材，那戴钢盔的大员进来了。
“哈罗，”他说。“你们拍到好影片了吗？伊丽莎白，我有一辆汽车停在后面一条小街上，我来送你回去。”
“我要跟埃德温亨利一块儿回去，”那女记者说。
“风小点儿了吗？”我问他，这无非是句应酬话。
他没有答理，管自问女记者：“你不去？”
“不去，”女记者说。“我们准备大家一块儿走。”
“晚上跟你在俱乐部见，”他照样乐呵呵地对我说。
“你已经不再是俱乐部里的人了，”我极力学着英国人的腔调，告诉他说。
大家一起下楼，大理石楼梯上有窟窿，走起来得十分小心，眼下又添了新的损伤，得一一跨过、绕过。这真像是一座走不完的楼梯。我拾到了一个炮弹引信头上的“铜帽子”已经撞扁了，底部还有灰泥的痕迹。我就递给了那个叫伊丽莎白的女记者。
“我不要，”她说。到了门口，大家一起站住，让那个戴钢盔的家伙一个人走在前头。他架子十足地穿过了有时会有冷枪打来的大街这半边；到了对面墙头的掩护下，便只管端着架子继续走他的。于是我们也一次一个，向街对面的墙下作冲刺。在这里待过了一阵子总会知道：过开阔地的时候，第三个人或第四个人往往会招来敌人的火力。所以我们过了这个关口，心里总是挺高兴的。
这样我们就在墙头的掩护下顺着大街走去，四个人并排走，手里拿着摄影机，脚下踩着新飞来的铁起、刚碎的砖块，以及成块的石头，一路看看前面那个戴钢盔家伙架子十足的步态：他，已经不再是俱乐部里的人了。
“真讨厌，我还要写电讯稿呢，”我说。“今天的电讯稿可不好写。进攻失败啦。”
“你这是怎么啦，老兄？”约翰尼问。
“你应该找些可以说得的事情来写，”那另一个摄影师和婉地说。“今天的事情那么多，总该有些什么可以说说吧。”
“他们什么时候去把伤员弄回来？”那女记者却问。她没戴帽子，步子跨得又大又随便，头发披在皮领短茄克衫的领子上，在愈来愈暗的光线下看去都成了土黄色的了。她转过头来时，头发也跟着一晃荡。她面孔发白，脸色难看。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等天一黑。”
“上帝保佑，快些天黑，”她说。“原来战争就是这样。我要来采访报道的就是这么回事。那两个抬担架出去的人是不是给打死了？”
“死了，”我说。“肯定死了。”
“他们的行动太迟缓了，”那女记者不胜怜悯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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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座公寓里情况奇怪极了。电梯自然已经停开。连电梯顺着上下的那根钢柱都已经弯了，那六层大理石楼梯也有好几级已经碎裂，上上下下只能小心踩着边上走，免得普通掉下去。有些通向房间的门其实背后早已空无所有，别看有的门外表似乎完好无损，你要是推开了门一步跨进去，很可能会一脚踩空：这座公寓曾经被几颗高爆炮弹直接击中，正面的四楼楼面连同底下三层都给炸掉了。但是顶上两层的正面倒有四个房间还是好好的，各层的后面一排房间也都还有自来水供应。我们都管这座公寓叫“老宅子”
情况最吃紧的时候，前沿阵地就在这公寓的正下方，那大街环绕的小高地顶上靠边沿一带便是。战壕和淋坏晒烂的沙袋至今都还在原处。真近极了，站在这残破公寓的阳台上，抢一块碎砖瓦或灰泥片一扔就能扔到那儿。但是如今前线已从小高地的边沿推进到了河的对岸，那里有座山冈耸立在名为“村舍”的旧日皇家猎舍的背后，前线就在松树密布的山坡上。眼下战斗正在那一带进行，我们不但把“老宅子”当作了了望哨，还利用这个有利的地形来拍新闻片。
当时的处境是危险的，天又总是那么冷，肚子也总是吃不饱，不过我们却还常常开玩笑。
每次只要有炮弹击中房屋炸了开来，砖屑泥粉就会冲天而起，一会儿沉落下来，镜子面上就是厚厚的一层灰，好像新造房子窗上涂的白粉一样。在这座上楼都怕楼梯会塌下去的公寓里，有个房间内却有一面落地长镜居然没有震碎，我用指头在粉尘厚积的镜面上抠出了印刷体大写的“约翰尼死期到”字样，然后找了个由头打发摄影师约翰尼上那个房间里去。那时正是炮击的当口，他推门进去，一见迎面这鬼神的晓示，就脸色煞白，把魂都吓掉了，他满心气愤而又无可奈何，为此我们直要到好长久以后才重又言归于好。
第二天我们在旅馆门前往一辆汽车里装器材，我上了车，觉得怪冷的，就把旁边的窗玻璃摇起来。只见摇起来的窗玻璃上赫然几个印刷体的红色大字，想必是借了支唇膏当笔涂在那儿的：埃德小人。这辆带标语的汽车我们接连用了好几1天，那班西班牙人见了一定感到莫名片妙。他们一定只当这几个字是荷兰或者美国的什么革命组织的名称缩写或标语口号，以为那大概也是类似f。a。i。或c。n。t。2那样的组织呢——
1原文edisalice，内lice一字应该用单数louse，所以在后文中两人要为这个字争执起来，各不相让。
2f。a。i。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联明盟，c.n.t.是（西班牙）全国劳工联合会——
后来有一天，驻在当地的那位英国大员却使我们把彼此间的一点疙瘩全忘了。这位大员有一顶德国式的大钢盔，他每次出行只要是往前线的那个方向去，就总要把这顶钢盔戴上。大伙儿对这种打扮谁也没有好感，总觉得既然钢盔不多，就应该留着给突击部队用。所以我们看见他头戴钢盔，心里马上就对这位大员起了反感。
我们是在一位美国女记者的住处碰上的，女记者那里有一只上好的电炉。大员见这个房间十分舒服，立刻就喜欢上了，给起名叫“俱乐部”他提议大家各自把酒带来，说这里暖和，气氛也愉快，正好饮酒取乐。那美国女记者却是位工作极勤奋的，一直很注意不想让自己的住处给染上点“俱乐部”的色彩，尽管也许总是不太成功。所以当下听见自己的住处给这样明确地题了名、归了类，真不啻挨了一拳。
第二天我们正在“老宅子”里工作，拿条破席子当帘子一遮，煞费苦心地使摄影机镜头避开了下午强烈的阳光，没想到大员这时却由那位美国女记者陪着来了。他在“俱乐部”里听我们谈起过这么个所在，特意要跑来看看。当时我正拿了副双筒望远镜在破阳台一角的阴影里观察。那是一副小型的八倍蔡司镜，只要两手在上面一盖，就不会发生反光。这时进攻快要开始了，我们正等着飞机来轰炸，因为政府军当时缺乏重炮，只能由轰炸来代替进攻前必不可少的炮击。
我们的工作一向是躲在屋里做的，大家都像耗子一样不敢露出一点形迹，因为我们决不能给这座表面看似空无一人的楼房引来炮火，不然我们的工作就无法完成，今后也不可能再把这里当作观察站了。可是此刻那大员进得房来，就拉上一把空椅子，到这一无遮蔽的阳台正中一坐，钢盔、特大号双筒望远镜，凡此种种一应俱全。阳台长窗的一侧斜架着一台摄影机，像机关枪那样作了精心的伪装。我则隐蔽在另一侧的黑角落里，不叫山坡上的人看见，一直小心在意可千万不能闯进了阳光亮堂堂的开阔处。独有这大员却堂而皇之坐在向阳地的中央，头戴钢盔，俨然是一副全球总参谋长的架势，望远镜亮晃晃的，比得上一架日光反射信号起。
“你瞧，”我说。“我们这儿得工作。你在那儿坐着，望远镜会发出反光，对面山上的人全看得见。”
“依我看在房子里是根本没有危险的，”大员俨然以上司下顾的口吻，若无其事地说。
“你要是打过野羊，”我说“你就知道了：你老远看得见野羊，野羊也老远看得见你。你用望远镜不是可以清清楚楚看见对方的人吗？他们也有望远镜的。”
“依我看在房子里是根本没有危险的，”大员却还是那句话。“坦克都在哪儿啦？”
“在那儿，”我说。“树底下。”
两个摄影师气得直做怪脸，都攥紧了拳头，在头顶上乱挥。
“我把大摄影机拿到后边去，”约翰尼说。
“小妞儿，躲远点，别过来，”我冲着那美国女记者说。然后又告诉大员：“你知道吧，他们把你当成谁的参谋长啦。见了你这钢盔，这望远镜，他们以为你是指挥作战的。知道吗，你这是自找麻烦。”
他说的还是那句老话。
就在这个当儿我们挨了第一颗炮弹。只听见一声巨响，好似爆裂了一根蒸气管，外加撕裂了一块帆布。爆炸的声音没落，灰泥墙粉还在轰隆劈啪往下掉，我就冒着漫天的尘雾，推着那女记者往门外跑，躲到后面一排房间里去。正当我冲出房门的时候，只见有个头戴钢盔的家伙从我身旁一闪而过，向楼梯口窜去。一头野兔子一窜而起，左一蹦右一跳的一溜烟逃走，那个速度应该说够快了吧，可是这位大员窜过尘雾弥漫的过道，冲下楼梯，夺门而出，往街上一钻，速度之快却连野兔子都别想赶得上。我们的一位摄影师说，他的莱卡摄影机最快的快门都别想拍得下这位大员的动作。这话固然有些过甚其词，倒真是说得一针见血。
总之对方对这幢房子快速轰击了足有分把钟。炮弹简直就是平射的，在呼啸而来和击中爆炸的轰然一响、陡地一震之间，几乎都没有个间隙能容你铺一下铺。后来总算打完了，我们又等上了几分钟，看是真的不打了，才到厨房里去扭开水池上的龙头喝了点水，然后重新找了个地方，把摄影机再架起来。这时候进攻正好刚刚开始。
那美国女记者把大员恨透了。“是他带我上这儿来的，”她说。“他还说这儿挺安全呢。结果他自己倒溜了。连声再会都不说。”
“这个人哪有一点绅士风度，”我说。“瞧，小妞儿。注意看。喏，开始啦。”
只见地面上有些士兵站了起来，半弯着腰，向一片小林子里的一座石头房子跑步前进。炮弹都对准了石头房子打去，所以石头房子会不时消失在突然腾起的一阵阵尘雾中。每次一炮打过，风又总会把尘雾吹散，石头房子又总会清清楚楚露出脸来，好似一艘船破雾而出一般。在士兵的前面有一辆坦克晃晃摇摇开得飞快，活像一只圆顶炮鼻虫，开进树林子就看不见了。正看着时，忽然跑步前进的士兵都扑倒在地上了。接着左边又有一辆坦克冲上前去，进了树林子，坦克开火的闪光都看得见，石头房子冒了烟，飘散的烟雾里看得见有个伏在地上的士兵爬起来就拼命往回跑，逃回自己原先所在的战壕里去了。接着又是一个爬起来跑了，一只手抓着枪，一只手还抱着头。再后来简直就是全线后退了。有的跑着跑着就倒下了。有的趴在地上就再没有起来。满山坡星星点点都是。
“怎么回事？”女记者问。
“进攻失败了，”我说。
“怎么？”
“没有能坚持到底。”
“为什么呢？他们后退不也跟前进一样危险吗？”
“不见得。”
女记者举起望远镜来看。可是随即又放了下来。
“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她说。她泪水顺着两颊直流，脸上还在抽搐。我以前从来也没有见她流过泪，要哭的话，大可一哭的事我们也见得多了。打起仗来，各等各样的人，包括将军在内，谁都免不了有流泪的时候。不管人家跟你是怎么说的，反正这句话才真是实情，不过眼泪还是应该尽量少流，人们也都能忍则忍，所以我以前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记者流泪。
“这就是一场进攻战了？”
“这就是一场进攻战，”我说。“现在你算是见识过了。”
“这以后又会怎么样呢？”
“要是带队指挥还有人的话，说不定还会打发他们再上去。不过我看只怕是不会了。这损失有多大，你不妨数一数就明白了。”
“那些人全都死了？”
“不一定。有的是受了重伤，动不了了。等天黑以后，会有人来把他们抬下去的。”
“那坦克现在怎么办呢？”
“能撤回去算是走运。”
可是其中有一辆已经倒运了。松林里腾起一股黑污的烟柱，在空中随风飘散，很快就扩大成乌黑的滚滚一团，浓浓的油烟里看得见还有红通通的火舌。只听见一声爆炸，同时看见一阵白烟翻滚，于是黑烟窜得就更高了，下面着火的范围也更大了。
“那是一辆坦克，”我说。“起火了。”
我们继续看下去。从望远镜里可以望见打壕沟的一个角落里爬出两个人来，抬起一副担架，顺着上山的一道斜坡往上爬去。看上去爬得很慢，似乎爬得很吃力。正看着时，前面那人忽然腿一屈跪下了，随后便一屁股坐下来。后面那个早已趴倒在地上。他爬到前面，把胳膊钩在前面那人的肩下，拖着他向壕沟里爬去。一会儿他就不动了，只见他面孔朝下趴得直挺挺的。这样两个人就都横在那儿不动了。
对石头房子的炮击已经停止了，此刻四下一片悄然。衬着青青的山坡，那农家大宅子连同围墙里的院子黄得好显眼，不过山坡上筑了工事，挖了交通沟，泥土翻起处还添上了些白色的瘢痕。山坡上这会儿有些小火堆升起的细烟，那是行军炉灶在做饭。往上，通向农家大宅子的一路上则尽是这场进攻战遗下的死伤士兵，好像把许多包裹撒在青草坡上。那辆坦克还在树林子里燃烧，烟是又黑又油的。
“吓人哪，”女记者说。“这种场面我还是生气第一次见到。真吓人哪。”
“打仗的场面总是这么吓人的。”
“你见了倒不觉得讨厌？”
“我讨厌，我一向就见了讨厌。可干一行就得懂一行。这是打的一场正面进攻战。打正面进攻战就是这样惨。”
“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进攻了？”
“有啊。办法多啦。不过你总得先有军事知识，有军纪，有经过训练的班排长。尤其应该有出奇制胜的计谋。”
“这会儿天色都给弄得黑乎乎的，要拍也没法再拍了，”约翰尼说着就把他的远距离摄影镜头用罩子罩了起来。“喂，我的’小人‘哥。我们快回旅馆去吧。今天的活儿干得相当不错。”
“是啊，”那另一个摄影师说。“今天我们拍到的一些镜头是非常珍贵的。可惜进攻没有成功，真是太遗憾了。算了，这事还是别去想了。但愿有一天我们能拍到进攻得胜的镜头。只是进攻得胜的日子往往不是下雨就是下雪。”
“我可永远也不想再看了，”那女记者说。“我今天算是见识过了。我是说什么也不愿意再看了，好奇心打不动我，写文章挣大钱引诱不了我。他们都是男儿汉血肉之躯啊，跟你我有什么两样？可你看看他们，就这样都倒在那儿山坡上了。”
“你可不是男儿汉，”约翰尼说。“你是个女儿家。可不能混淆了。”
“那个戴钢盔的家伙又来了，”那另一个摄影师望着窗外说。“又大模大样地来了。我恨不得手里有颗炸弹，扔下去冷不丁吓他个半死。”
我们正在收拾摄影器材，那戴钢盔的大员进来了。
“哈罗，”他说。“你们拍到好影片了吗？伊丽莎白，我有一辆汽车停在后面一条小街上，我来送你回去。”
“我要跟埃德温亨利一块儿回去，”那女记者说。
“风小点儿了吗？”我问他，这无非是句应酬话。
他没有答理，管自问女记者：“你不去？”
“不去，”女记者说。“我们准备大家一块儿走。”
“晚上跟你在俱乐部见，”他照样乐呵呵地对我说。
“你已经不再是俱乐部里的人了，”我极力学着英国人的腔调，告诉他说。
大家一起下楼，大理石楼梯上有窟窿，走起来得十分小心，眼下又添了新的损伤，得一一跨过、绕过。这真像是一座走不完的楼梯。我拾到了一个炮弹引信头上的“铜帽子”已经撞扁了，底部还有灰泥的痕迹。我就递给了那个叫伊丽莎白的女记者。
“我不要，”她说。到了门口，大家一起站住，让那个戴钢盔的家伙一个人走在前头。他架子十足地穿过了有时会有冷枪打来的大街这半边；到了对面墙头的掩护下，便只管端着架子继续走他的。于是我们也一次一个，向街对面的墙下作冲刺。在这里待过了一阵子总会知道：过开阔地的时候，第三个人或第四个人往往会招来敌人的火力。所以我们过了这个关口，心里总是挺高兴的。
这样我们就在墙头的掩护下顺着大街走去，四个人并排走，手里拿着摄影机，脚下踩着新飞来的铁起、刚碎的砖块，以及成块的石头，一路看看前面那个戴钢盔家伙架子十足的步态：他，已经不再是俱乐部里的人了。
“真讨厌，我还要写电讯稿呢，”我说。“今天的电讯稿可不好写。进攻失败啦。”
“你这是怎么啦，老兄？”约翰尼问。
“你应该找些可以说得的事情来写，”那另一个摄影师和婉地说。“今天的事情那么多，总该有些什么可以说说吧。”
“他们什么时候去把伤员弄回来？”那女记者却问。她没戴帽子，步子跨得又大又随便，头发披在皮领短茄克衫的领子上，在愈来愈暗的光线下看去都成了土黄色的了。她转过头来时，头发也跟着一晃荡。她面孔发白，脸色难看。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等天一黑。”
“上帝保佑，快些天黑，”她说。“原来战争就是这样。我要来采访报道的就是这么回事。那两个抬担架出去的人是不是给打死了？”
“死了，”我说。“肯定死了。”
“他们的行动太迟缓了，”那女记者不胜怜悯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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