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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一切都还没有突破我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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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确实搜集到了重要的信息，但也只是做了一些猜测，事情过去了一个月，几乎不可能找到真正让警方信服的证据。我不觉得我们还能再多做些什么，一个得了别人好处的邮递员又有怎会讲出涉及到他个人利益的真相？退一步说，即便记者没有想到邮筒开箱的问题，怎样让一个邮递员好好地配合我们，我心里也没有很大的把握，校园内的寝室阿姨都能在新生面前大显神威，校园外的社会人士恐怕更加难应付。现在想来，是我思想过于保守了。
在拜访校方之前，我们又去见了医护老师。毕竟报道上描述我们教练的时候，用的还是“jonny中学教师”的头衔。这个送走足球队都要做足面子工程的校方，大概是不会不顾自己名誉的——果然，医护老师说警察确实来学校问过，但校方给出的回应是“该名教师在该天上午已经被辞退”，把责任推卸得半点不剩。指望校方帮忙找人，看来是不可能了。
就在这时，山田问我要了教练误塞进来的辞退信，还将其展开！
我起初是阻止的，别人的信，随便乱看，总不太好。
只见他快速地扫了一眼，做出一个让我更加吃惊的举动——他把信一撕为二！拿起落款的半张，并让我藏好写有教练台头的另外半张。他让我跟他去一次校方办公室，并嘱咐我，一会儿不论听到什么，都不要做出惊讶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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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和薮返回小城的时候，在火车站的站台捡到了这张残缺的纸……
我们球队走的那天，也没有和教练道别，真的很让人担心……
我也不知道这张纸在站台躺了多久，希望事实千万别是我所想的那样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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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不知道山田是如何一本正经地在校方面前说出这些的。这辞退信的下半部分，虽然没有出现教练的名字，但从字里行间很明显地能看出指的就是我们足球队的教练。底下还有各位校领导的印章，绝对是如假包换的辞退信。
校方当时的表情几乎可以用惶恐来形容，他们问山田有没有看到那另外剩下的半张，山田表示没有看到。但由于四月份站道口跳月台自杀的事件频频发生，公安机关也时常会在铁轨上处理无人认领的尸体，试图在他们的衣物中寻找遗书来联系家属……
这个时候，我才明白过来校方在惶恐些什么，他们是害怕剩下的半张写有教练名字的辞退信会被警察捡到，然后与一具尽可能相符的尸体进行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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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试着掂量一下，已经不相干的老师所发生的斗殴事件，和被学校辞退而选择自杀的民事案件，哪一个，对学校更有灾难性的打击？”山田在回去的路上笑着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心跳慢了一拍。
他从先前医护老师的担心中获得灵感，制造假象，把校方逼上了一条不得不为此做点什么的道路。校方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去寻找女教练，然后攻破“员工被辞退后自杀”的说辞。我问山田这是不是他的意图，他说这是一部分，如果能够找到事件的当事人，那绝对是终结谣言的最佳途径，但如今，连与教练甚为亲密的医护老师都得不到她的消息，校方多半也找寻不到。校方会采取的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寻找目击证人，用“教练顺利乘火车离开小城”的证词来攻破自杀的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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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么一说，让我想起了一个被我自己忽略掉的事实，我之前一直把目光锁定在开箱的邮递员身上，认为他是唯一的证人。这下提醒了我，或许我们也能找到这样的目击者。
“别太天真了，乘火车的多是去外地的人，他们在不在小城都是个问题，我们去街上找一个星期都未必找得到。这方面，校方比我们在行得多。这么好的资源可不能白白闲置在那里。放心吧，校方会因为这件事急上三两天的，毕竟他们总不能跑去派出所，明目张胆地问有没有捡到半张辞退信吧？”他嘴角的那抹微冷笑，我到现在印象都非常深刻。
当初，在临去市队之前，我们球队跟校方吵架的那件事，山田用一句“我们也希望能有足够的替补，但是市队承认的只有这22人”摆平了纠纷。那句话说出口时，球员们还发出了非常不屑的声音，认为他在帮着校方说话。现在想来，绝对不是。这样的人，若是对手，着实可怕，实在是心疼简单得像个小白兔一样的中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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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思考山田的为人的时候，他跟我说自己还有一个备用的方案，并表示若是我害怕的话，他自己一个人去就好。实在不想任由他乱来，我说我也一起去。
他问我借了《文秋》记者的名片。我告诉他仅此一张，不要损坏。其余发现的四张在我看来是重要的物证，因为手头没有相机，我就把它们留在了现场。我跟着他去了文印室，看着他熟练地操作那台看上去就很复杂的机器，五分钟以后，造出了一张除名字以外格式一模一样的名片。
“你是经常操作文印室里的东西吗？”我忍不住问了一句。
“嗯，也算不上经常吧，在去其他学校校队的时候稍微习得了点经验罢了。”他这么回答。
名片上的姓是用了山田的姓，他说这是一个普通的姓，不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名则用了我的名，同一个道理。从他做名片开始，我已经预料到了他打算做什么。商量好了分工，我们在快下班的时候一同前往了邮局。
这里，一切都还没有突破我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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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确实搜集到了重要的信息，但也只是做了一些猜测，事情过去了一个月，几乎不可能找到真正让警方信服的证据。我不觉得我们还能再多做些什么，一个得了别人好处的邮递员又有怎会讲出涉及到他个人利益的真相？退一步说，即便记者没有想到邮筒开箱的问题，怎样让一个邮递员好好地配合我们，我心里也没有很大的把握，校园内的寝室阿姨都能在新生面前大显神威，校园外的社会人士恐怕更加难应付。现在想来，是我思想过于保守了。
在拜访校方之前，我们又去见了医护老师。毕竟报道上描述我们教练的时候，用的还是“jonny中学教师”的头衔。这个送走足球队都要做足面子工程的校方，大概是不会不顾自己名誉的——果然，医护老师说警察确实来学校问过，但校方给出的回应是“该名教师在该天上午已经被辞退”，把责任推卸得半点不剩。指望校方帮忙找人，看来是不可能了。
就在这时，山田问我要了教练误塞进来的辞退信，还将其展开！
我起初是阻止的，别人的信，随便乱看，总不太好。
只见他快速地扫了一眼，做出一个让我更加吃惊的举动——他把信一撕为二！拿起落款的半张，并让我藏好写有教练台头的另外半张。他让我跟他去一次校方办公室，并嘱咐我，一会儿不论听到什么，都不要做出惊讶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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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和薮返回小城的时候，在火车站的站台捡到了这张残缺的纸……
我们球队走的那天，也没有和教练道别，真的很让人担心……
我也不知道这张纸在站台躺了多久，希望事实千万别是我所想的那样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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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不知道山田是如何一本正经地在校方面前说出这些的。这辞退信的下半部分，虽然没有出现教练的名字，但从字里行间很明显地能看出指的就是我们足球队的教练。底下还有各位校领导的印章，绝对是如假包换的辞退信。
校方当时的表情几乎可以用惶恐来形容，他们问山田有没有看到那另外剩下的半张，山田表示没有看到。但由于四月份站道口跳月台自杀的事件频频发生，公安机关也时常会在铁轨上处理无人认领的尸体，试图在他们的衣物中寻找遗书来联系家属……
这个时候，我才明白过来校方在惶恐些什么，他们是害怕剩下的半张写有教练名字的辞退信会被警察捡到，然后与一具尽可能相符的尸体进行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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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试着掂量一下，已经不相干的老师所发生的斗殴事件，和被学校辞退而选择自杀的民事案件，哪一个，对学校更有灾难性的打击？”山田在回去的路上笑着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心跳慢了一拍。
他从先前医护老师的担心中获得灵感，制造假象，把校方逼上了一条不得不为此做点什么的道路。校方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去寻找女教练，然后攻破“员工被辞退后自杀”的说辞。我问山田这是不是他的意图，他说这是一部分，如果能够找到事件的当事人，那绝对是终结谣言的最佳途径，但如今，连与教练甚为亲密的医护老师都得不到她的消息，校方多半也找寻不到。校方会采取的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寻找目击证人，用“教练顺利乘火车离开小城”的证词来攻破自杀的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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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么一说，让我想起了一个被我自己忽略掉的事实，我之前一直把目光锁定在开箱的邮递员身上，认为他是唯一的证人。这下提醒了我，或许我们也能找到这样的目击者。
“别太天真了，乘火车的多是去外地的人，他们在不在小城都是个问题，我们去街上找一个星期都未必找得到。这方面，校方比我们在行得多。这么好的资源可不能白白闲置在那里。放心吧，校方会因为这件事急上三两天的，毕竟他们总不能跑去派出所，明目张胆地问有没有捡到半张辞退信吧？”他嘴角的那抹微冷笑，我到现在印象都非常深刻。
当初，在临去市队之前，我们球队跟校方吵架的那件事，山田用一句“我们也希望能有足够的替补，但是市队承认的只有这22人”摆平了纠纷。那句话说出口时，球员们还发出了非常不屑的声音，认为他在帮着校方说话。现在想来，绝对不是。这样的人，若是对手，着实可怕，实在是心疼简单得像个小白兔一样的中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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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思考山田的为人的时候，他跟我说自己还有一个备用的方案，并表示若是我害怕的话，他自己一个人去就好。实在不想任由他乱来，我说我也一起去。
他问我借了《文秋》记者的名片。我告诉他仅此一张，不要损坏。其余发现的四张在我看来是重要的物证，因为手头没有相机，我就把它们留在了现场。我跟着他去了文印室，看着他熟练地操作那台看上去就很复杂的机器，五分钟以后，造出了一张除名字以外格式一模一样的名片。
“你是经常操作文印室里的东西吗？”我忍不住问了一句。
“嗯，也算不上经常吧，在去其他学校校队的时候稍微习得了点经验罢了。”他这么回答。
名片上的姓是用了山田的姓，他说这是一个普通的姓，不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名则用了我的名，同一个道理。从他做名片开始，我已经预料到了他打算做什么。商量好了分工，我们在快下班的时候一同前往了邮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