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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是比赛，我们踢球可向来对学校宣称的是为了除草，初衷不同，期望自然也会不同。而且外人可能不知道我们平时的工作强度，不了解内情。只能说这部分观众要求很高，我们做得更好便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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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之后，另外几个队也加入到了我们当中，说是要帮我们分担。四支完整的团队一起办比赛，相当于每人一个月上场一次即可，可真是让人感到轻松的差事。而且多了27种组合方式（8C2-2C2），球赛也变得丰富了起来，观众看了应该也不会腻。
后来才知道，其他队里的一些成员也混在人群里去看了我们的比赛，听到了那些伤人的言论。毕竟本科四年同学一场，不管以后还会不会为校队踢球，能帮忙的地方还是愿意帮忙的。
球队多起来了以后，不上场的队伍也会在底下观摩，颇有几分当年训练课时的纪律。虽然这不是正规的课程，也不会到得像上课时那样整齐，但没什么事的话还是愿意去给同学捧个场，哪怕是竞争对手。我们坐在台下，上面的观众看不到我们，我们也只能听见他们的声音。
想着不上场也就不会再遭受那些不愉快的言论，幸灾乐祸地看着其他队的成员上场，竟再一次听到了那些让人不战而栗的声音！“是终于换人了嘛，好不容易接受了这辈子看到过的最糟的队伍，可别来一支更差的啊！”“上次那群上哪儿去了？该不是被骂了几句就躲起来了吧！”正躲在场下的我们向看台看去，果真是那几个阴魂不散的人。被如此惦记着，却不知怎的，让我产生了一种“这样也挺不错”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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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与观众忽近忽远的关系，给我们枯燥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乐趣与挑战。有些时候愉快到像在约会，有些时候又崩溃到像在渡劫，当时是让我们感到了些许的不安。不过现在看来，倒像是全国联赛前的预演，球场的看台上总会有支持我们的粉丝，也总会有喝倒彩的人们，适应也是好事。
但说到底，能听到体院看台上那么多好评和差评的日子，还是一段我们非常不愿结束掉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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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里，学习工作的生活也在继续。稍有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社会上的人，会到我们学校里来解决自己和家庭的口粮问题。那时起，粮食已开始有了短缺。来我们学校的，多是穿工装的女人。那时也好奇，这理应是男人的活，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女人参与其间。因为她们白天经常来我们学校的缘故，对我们的学校生活也有比较多的了解，还时不时地问我们工作是否辛苦，甚至很多女人会从家里带东西来慰劳我们。
我们告诉她们，我们体育生升上来的，多是负责社会运转这一块，不是主修军火方面的。那些人翻脸简直就比翻书还快，我们倒还好心给她们指路，告诉她们我们学校的研究所在哪里。
其实，她们带的这些东西就算给我们，我们也是不敢接受的。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肯定比我们在校学生更糟糕，于情于理都不该接受。
有一次，面对一个明知我们工作不高端，还硬要塞给我们物资的女人，我那消极的前任室友，直接把东西扔还回去，“这些东西拿到学校里来干什么，你家是没有等着吃饭的孩子吗？还像个做母亲的吗！”
场面一度尴尬，甚至引来了路人围观。
“他只是不愿意接受，不善于表达而已。”那位棒球大哥粗鲁地捂上消极室友的嘴，其他选手跟着劝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我也朝他使使眼色，生怕他再乱说话。
同是妇女的卷毛宿管阿姨则出面安抚了那个女人。把人送走之后，又凶巴巴地指向我们，我以为她是要骂我们态度不佳。
“听着，以后不要对外人说什么你们低人一等，什么升上来的体育生，绝对不允许！”
我们一愣，当时没想明白她为什么会那么说。只是心里偷笑，谁没事会跟外人强调自己体育生的身份，是嫌关工大的头衔不够耀眼吗？但被她狠狠地指了一把后，只能装模作样地说对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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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也是一个月才上一次场的缘故，当我们久违地踏上绿茵场时，不由得被看台上的景象所震惊！
来看球的同届学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校外的人们，曾几何时，已是与印象中完全不同的模样。不仅仅是人数的减少，中青年的男性简直屈指可数。支持我们的、嘲讽我们的人，一起消失殆尽了。
取而代之的，是脸上带着忧郁神情的女性，她们扶着拄拐杖的老人，抱着还不会说话的孩子，面无表情地注视着球场。或许是常年居家的原因，她们非常怕生。她们对足球了解得不多，看不懂多少，不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呐喊，也不会喊出让人下不了台的讽刺，她们只是静静地坐在看台上，看我们踢球。比赛结束的时候，两队相互鞠躬，她们朝我们送来了掌声，那气势和她们羞涩的外表很不相称。再次介绍成员姓名时，不少女人却悄悄地抹起了眼泪。
这才发现，校园里和校园外仿佛已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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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散场的时候，一个看起来只有六七岁的小女孩，隔着看台的栏杆，问了我们这样的话：
“那边的哥哥，出征的军队，能不能像上场的球队一样，在结束以后，整整齐齐地回来？”
话还没说完，她的妈妈就拉走了她，一边弯腰道歉说她还没上过学，不懂事，一边教育女儿，这是不该说、也不能说的话。其他的妇女静静地看着，不说什么，却也在默默地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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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能力给予她们更多的东西，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在约定好的时间里踢球。即使在后期那些粮食严重不足、学校险些停课的日子里，我们也继续踢球，哪怕没多少力气，哪怕只是简单的走位。不再为除草，不再为球技，只为那些每周准时在球场上等待我们的“夕颜”。当时这么做，包括给她们起这样的爱称，多是出于体谅与安慰的本能，直至后来，我们才明白，球队已经成为了她们的精神支柱——
看台上的她们，看的不是球赛，而是这一支支人数不变的球队：一支支上场多少人，下场多少人的球队！即便有人受了伤，离了场，下个月，他就又会出现在观众面前；即便有人缺了席，告了假，他也只是晚来，他迟早还会回来！现实生活中战争，使得几乎所有人的家庭有了破碎，使得亲人的归日开始变得遥遥无期，有的甚至彻底没有了期限。守着残缺家庭的妇女，终于在我们的球赛中寻求到了些许心理上的慰藉。
看台上的她们，有很多说着和这个地区不一样的方言。战争的年代，那个人人四处逃亡、躲避灾祸的年代，她们选择了长久地停留在这里，她们选择了长久地注视这里，是因为她们在我们大学的球队中，找到了现实生活中早已不复存在的完整和静谧。她们很少会直白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但她们风雨无阻地来看球，一定有她们所想表达、所坚持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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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散场以后，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小女孩，也不知道她过得还好不好。
若是遇上，我可能会很遗憾地告诉她，“你提的问题，哥哥答不上来。”
看的是比赛，我们踢球可向来对学校宣称的是为了除草，初衷不同，期望自然也会不同。而且外人可能不知道我们平时的工作强度，不了解内情。只能说这部分观众要求很高，我们做得更好便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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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之后，另外几个队也加入到了我们当中，说是要帮我们分担。四支完整的团队一起办比赛，相当于每人一个月上场一次即可，可真是让人感到轻松的差事。而且多了27种组合方式（8C2-2C2），球赛也变得丰富了起来，观众看了应该也不会腻。
后来才知道，其他队里的一些成员也混在人群里去看了我们的比赛，听到了那些伤人的言论。毕竟本科四年同学一场，不管以后还会不会为校队踢球，能帮忙的地方还是愿意帮忙的。
球队多起来了以后，不上场的队伍也会在底下观摩，颇有几分当年训练课时的纪律。虽然这不是正规的课程，也不会到得像上课时那样整齐，但没什么事的话还是愿意去给同学捧个场，哪怕是竞争对手。我们坐在台下，上面的观众看不到我们，我们也只能听见他们的声音。
想着不上场也就不会再遭受那些不愉快的言论，幸灾乐祸地看着其他队的成员上场，竟再一次听到了那些让人不战而栗的声音！“是终于换人了嘛，好不容易接受了这辈子看到过的最糟的队伍，可别来一支更差的啊！”“上次那群上哪儿去了？该不是被骂了几句就躲起来了吧！”正躲在场下的我们向看台看去，果真是那几个阴魂不散的人。被如此惦记着，却不知怎的，让我产生了一种“这样也挺不错”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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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与观众忽近忽远的关系，给我们枯燥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乐趣与挑战。有些时候愉快到像在约会，有些时候又崩溃到像在渡劫，当时是让我们感到了些许的不安。不过现在看来，倒像是全国联赛前的预演，球场的看台上总会有支持我们的粉丝，也总会有喝倒彩的人们，适应也是好事。
但说到底，能听到体院看台上那么多好评和差评的日子，还是一段我们非常不愿结束掉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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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里，学习工作的生活也在继续。稍有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社会上的人，会到我们学校里来解决自己和家庭的口粮问题。那时起，粮食已开始有了短缺。来我们学校的，多是穿工装的女人。那时也好奇，这理应是男人的活，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女人参与其间。因为她们白天经常来我们学校的缘故，对我们的学校生活也有比较多的了解，还时不时地问我们工作是否辛苦，甚至很多女人会从家里带东西来慰劳我们。
我们告诉她们，我们体育生升上来的，多是负责社会运转这一块，不是主修军火方面的。那些人翻脸简直就比翻书还快，我们倒还好心给她们指路，告诉她们我们学校的研究所在哪里。
其实，她们带的这些东西就算给我们，我们也是不敢接受的。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肯定比我们在校学生更糟糕，于情于理都不该接受。
有一次，面对一个明知我们工作不高端，还硬要塞给我们物资的女人，我那消极的前任室友，直接把东西扔还回去，“这些东西拿到学校里来干什么，你家是没有等着吃饭的孩子吗？还像个做母亲的吗！”
场面一度尴尬，甚至引来了路人围观。
“他只是不愿意接受，不善于表达而已。”那位棒球大哥粗鲁地捂上消极室友的嘴，其他选手跟着劝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我也朝他使使眼色，生怕他再乱说话。
同是妇女的卷毛宿管阿姨则出面安抚了那个女人。把人送走之后，又凶巴巴地指向我们，我以为她是要骂我们态度不佳。
“听着，以后不要对外人说什么你们低人一等，什么升上来的体育生，绝对不允许！”
我们一愣，当时没想明白她为什么会那么说。只是心里偷笑，谁没事会跟外人强调自己体育生的身份，是嫌关工大的头衔不够耀眼吗？但被她狠狠地指了一把后，只能装模作样地说对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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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也是一个月才上一次场的缘故，当我们久违地踏上绿茵场时，不由得被看台上的景象所震惊！
来看球的同届学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校外的人们，曾几何时，已是与印象中完全不同的模样。不仅仅是人数的减少，中青年的男性简直屈指可数。支持我们的、嘲讽我们的人，一起消失殆尽了。
取而代之的，是脸上带着忧郁神情的女性，她们扶着拄拐杖的老人，抱着还不会说话的孩子，面无表情地注视着球场。或许是常年居家的原因，她们非常怕生。她们对足球了解得不多，看不懂多少，不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呐喊，也不会喊出让人下不了台的讽刺，她们只是静静地坐在看台上，看我们踢球。比赛结束的时候，两队相互鞠躬，她们朝我们送来了掌声，那气势和她们羞涩的外表很不相称。再次介绍成员姓名时，不少女人却悄悄地抹起了眼泪。
这才发现，校园里和校园外仿佛已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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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散场的时候，一个看起来只有六七岁的小女孩，隔着看台的栏杆，问了我们这样的话：
“那边的哥哥，出征的军队，能不能像上场的球队一样，在结束以后，整整齐齐地回来？”
话还没说完，她的妈妈就拉走了她，一边弯腰道歉说她还没上过学，不懂事，一边教育女儿，这是不该说、也不能说的话。其他的妇女静静地看着，不说什么，却也在默默地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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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能力给予她们更多的东西，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在约定好的时间里踢球。即使在后期那些粮食严重不足、学校险些停课的日子里，我们也继续踢球，哪怕没多少力气，哪怕只是简单的走位。不再为除草，不再为球技，只为那些每周准时在球场上等待我们的“夕颜”。当时这么做，包括给她们起这样的爱称，多是出于体谅与安慰的本能，直至后来，我们才明白，球队已经成为了她们的精神支柱——
看台上的她们，看的不是球赛，而是这一支支人数不变的球队：一支支上场多少人，下场多少人的球队！即便有人受了伤，离了场，下个月，他就又会出现在观众面前；即便有人缺了席，告了假，他也只是晚来，他迟早还会回来！现实生活中战争，使得几乎所有人的家庭有了破碎，使得亲人的归日开始变得遥遥无期，有的甚至彻底没有了期限。守着残缺家庭的妇女，终于在我们的球赛中寻求到了些许心理上的慰藉。
看台上的她们，有很多说着和这个地区不一样的方言。战争的年代，那个人人四处逃亡、躲避灾祸的年代，她们选择了长久地停留在这里，她们选择了长久地注视这里，是因为她们在我们大学的球队中，找到了现实生活中早已不复存在的完整和静谧。她们很少会直白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但她们风雨无阻地来看球，一定有她们所想表达、所坚持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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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散场以后，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小女孩，也不知道她过得还好不好。
若是遇上，我可能会很遗憾地告诉她，“你提的问题，哥哥答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