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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就在不远的一条街道上。李斌良和苗雨赶到时，看到的是一摊血迹和围观的行人，还有一台交警巡逻车和几个拿着尺子丈量着的交警，疯子的尸体已经不见。李斌良向交警出示了证件并说明身份，向他们询问情况，令他希望尚存的是，一位交警告诉他，疯子并没有当场死亡，已经送往县医院抢救。另一位交警说，有人看到，肇事的是一台绿色的客货两用车，但是，没人看清车号。他们已经报告大队领导，正在各条路上搜寻堵截。李斌良告诉交警，这不是一起交通事故，而是刑事案件，要马上通知刑警大队出现场。接着，在交警的协助下，找到了围观人群中的一个目击者——？一个骑着自行车、戴着眼镜的中学教师。目击者：“太吓人了，我下班，骑着自行车回家，忽然有一辆汽车从我身边疾驶过去，差点撞着我，我挺生气，可一想，反正也没撞着，就算了，可没想到，它眼睁睁向前面的疯子撞去，我吓得大喊：‘车来了，快躲开’，那疯子好像听到了我的喊声，回头看了一眼，这时，那辆车已经撞了上去我还以为没撞上呢，可是，车过去后，我看到疯子倒在地上了，那辆车开得飞快，眨眼就没影了！”李斌良：“你觉得，这辆车是故意撞的，还是事故呢？”目击者：“这不明摆着吗？这条道挺僻静的，没有多少人车，疯子又在路边，不妨碍交通，眼睁睁往人身上撞，怎么能是事故呢不过，如果是故意的，为什么撞一个疯子呢，他能得罪什么人哪？”很好解释，他可能不是疯子。李斌良这么想着，看了苗雨一眼，发现她脸色有些苍白。李斌良跟秦志剑和邱晓明通过电话，拦了一台出租车，和苗雨飞快地驶往医院，并在途中给老曾打了电话，老曾听了这事，稍显惊讶，说自己也马上去医院。
出租车飞速地在街道上穿行，李斌良大脑飞速地旋转着：是交通事故，还是灭口？如果是灭口，又是为什么？因为，他是目击者。是啊，他是疯子，整天在大街小巷游逛，谁能注意到他呢，谁会怀疑到他呢，谁会排查到他呢他就是目击者，可是，他极为成功地隐蔽了自己。如果他是目击者，又是他寄的举报信，那么，他还是疯子吗？当然不是。李斌良眼前浮现出“疯子”那肮脏、卑微的形象，还有那躬身说“政府好”的声音是的，他不是疯子，他根本不是疯子，他从来就不是疯子，一切，都是装出来的。那么，他为什么要装疯苗雨的叹息声打断了他的思索。他轻声问：“苗雨，你在想什么？”苗雨同样轻声地：“不知他现在是死是活！”对，这才是当前的关键问题。
他还没有死。这是二人来到医院急救室外边得到的第一个消息。这是个令人安慰和鼓舞的消息。
疯子正在抢救，急救室外，李斌良眼看着一袋袋血浆送进去。焦急中，他拦住一个年轻的女护士问“疯子”的状况。女护士的回答是：“正在抢救，人还活着，结果还很难说。”李斌良发自内心地：“护士同志，太谢谢您了，您跟医生说一下，一定要把他救活，说我们求他了！”女护士怀疑地看了李斌良一眼，走进急救室。片刻，另一个年纪大些的女护士和刚才的年轻女护士从急救室走出来，把李斌良叫到旁边：“你是家属吧，现在有两件事需要你马上办，一、在手术单上签字，二、赶快去张罗钱，人不管是死是活，都需要不少钱，最少也要先张罗一万块！”这李斌良忙乱地：“对不起，我不是家属，我是警察，受害人是我们的一个重要证人，你们一定要把他救活，谢谢你们了！”年纪大的女护士却说：“不，你应该感谢郑书记！”苗雨奇怪地：“郑书记，为什么”年轻的女护士：“按照医院的规定，患者不交钱，是不能救治的，是郑书记来了之后，给医院下了命令，对危及生命的紧急伤病者要先救治，后收费，特别对发生意外伤害的，更要这样。”原来如此，郑楠，你真是个好书记，处处你都想到了。李斌良一时感慨万端。
在李斌良思考感慨的时候，邱晓明和秦志剑匆匆赶到。
秦志剑和邱晓明听完了情况，同样震惊不已。秦志剑低声对邱晓明：“这是怎么回事？”邱晓明：“你是说”秦志剑：“我是说，这个受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到底是不是疯子？”这也是李斌良想知道的。邱晓明犹豫着：“这我也不清楚。”秦志剑瞪着邱晓明，压着嗓子：“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藏着掖着的？你还是不是警察？”邱晓明：“这我不是藏着掖着，他的案子不是我办的，当时，我还是刑警队副队长，他的案子是经侦科办的，要了解详细情况，得问他们！”苗雨奇怪地：“什么？你们还办过他的案子？他什么案子？”邱晓明低声地：“经济犯罪，他原来是一家企业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后来因为贪污被抓起来了，判了刑！”这件事，李斌良已经听邱晓明说过了，可是，当时没有往心里去，现在才知道，这里边可能有深层问题。他产生了要了解这个人的一切的迫切愿望。秦志剑替他开口了：“那你知道什么，知道多少？知道多少讲多少，我们必须尽快搞清这个人的真实身份。”邱晓明：“这我只知道个大概，还是听说的。好多年前了，当时，他是城郊乡立新村的村长，率先带领全村人集资办起了一个冶炼厂，因为他出钱较多，又是村长，就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企业办得非常好，那几年政策也比较宽松，迅速发展壮大，到后来，资产达到两千多万。可是，就在这时候，有人举报他有贪污行为，县里派工作队进驻企业进行了调查，发现情况属实，就这样判了刑。我知道的，就这么多。”秦志剑：“不对呀，企业既然是村民自己办的，属于民营企业，县里怎么会派人调查呢？怎么能按贪污罪判刑呢？”邱晓明：“这也怪他自己。当时，他为了企业顺利发展，少受些刁难，就挂靠了县里的一家企业。不过，谁都知道，企业还是私营。可是，等到办案时，还是按贪污国家集体财产定罪了。”沉默。bt22好一会儿，秦志剑才既像自语，又像发问地：“这里边存在不存在罗织罪名陷害的问题？”邱晓明：“已经是定罪判刑的事了，这话我可不敢说。如果你一定要弄清楚，那就去问经侦大队不，经侦大队也说不清楚，年头太多了，当时还叫经侦科，后来，案件又移交给检察院反贪局，他们亲自办的。”秦志剑：“不管谁办的，我还是怀疑里边有问题对了，疯子叫什么名字，他家在哪里，还有没有亲人？”邱晓明：“这我说不清楚，好像是没有对了，这事得问民政局，他们应该知道哎，那不是周局长吗？”说曹操曹操就到，县民政的一位姓周的年轻副局长匆匆赶来，邱晓明赶忙把他介绍给李斌良和秦志剑。李斌良问周副局长，疯子叫什么名字，有没有亲人。周副局长回答：疯子好像姓袁，叫什么名字一时说不准。还说，他本来一直在社会上游荡，是郑书记去年发现后，要求民政局对全县同类人员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不少这样的人，有人提出要搞一次整治活动，严禁这类人员在街上游逛，当然，也包括一些乞丐什么的，说他们影响了全县形象，可是，郑书记不同意，说对这样的人需要关心而不是整治，后来，就把一些像他这样的人送进了养老院，当然，经费由财政负担。秦志剑：“既然送进了养老院，他怎么还在社会上游荡？”周副局长：“养老院不是拘留所，不可能成天派人看着他呀，送进去几天，他就又溜出来了！”苗雨：“他出来之后，晚上住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周副局长歉意地说不清楚，然后就告辞去见医生了。李斌良没有再追问，他知道，我们社会的管理漏洞也太多了，社会上这样的人太多了。苗雨打断了他的思考：“这就是所说的‘边缘人’，由于贫困或者疾病，也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他们实际上已经被社会淘汰，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没人问他们在干什么，更没人问他们的死活，任他们自生自灭。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现象，已经接受了这种现象。其实，这是一种麻木的表现，而这种麻木是最可怕的！”到底当过记者，说话确实有水平，目光也很尖锐。秦志剑：“这算什么，你还没看到严重的呢。最可怕的是那种‘武疯子’，因为精神病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而我们又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杀了人之后，关几天，还得放回社会，让他继续危害他人！”
李斌良觉得一种沉重的无奈和痛苦从心底生起。苗雨愤愤地：“可是，现实明明这样，你却不能说。如果你说了，反而是你有问题，会有人找你的毛病。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不当记者了？就是没法说真话，不能写自己眼睛看到的、心灵感受到的真实的东西，实在太痛苦了！”秦志剑：“那你调公安局当了几天秘书就说什么也不干了，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苗雨：“对。当秘书有时也得说假话，写那种自己都不相信的文章，这几年形式主义的东西又特别多，我实在受不了。可当刑警就不同了，总能做点对社会有益的实事。”李斌良再次被苗雨的话触动。当初，自己不也是这样吗，先在政府办当秘书，因为同样的原因，主动调到公安机关，先做政治工作，后改行当了刑警他忽然觉得和她一下拉近了不少，对她也有了深一层的认识，看着她发自内心的激动和真诚的愤怒表情，他的心中生出一股温情，觉得她是那样的亲近可是，他马上又冷静下来，及时控制住自己。手术室的门开了，几个医护人员推着一张病床走出来。秦志剑：“出来了！”四人急忙迎上去。“疯子”闭目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昏迷不醒。他的脸上扣着吸氧面罩，身上插着好多管子，看不清面容。李斌良：“医生，他怎么样？”医生：“暂时是没生命危险了，不过，如何发展还要观察一段时间。”秦志剑：“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医生：“这可不好说，送到医院来的时候，人就昏迷了，不过，目前看大脑没有受太大的伤害，属于较重的脑震荡。受伤严重的是内脏，好在伤的是脾，已经摘除了，如果是别的器官受伤，根本就没有救活的希望了！”“疯子”被推进一个特护病房，李斌良等人只能停在病房门外。一个护士把一个大塑料袋交给他们：“这是患者的衣物。”李斌良和秦志剑、苗雨急忙拿出来进行检查。他们很快发现“疯子”的外衣虽然很脏，贴身的内衣却干净得多。苗雨：“这说明，他有卫生意识，常洗内衣。”秦志剑：“这还说明，他有意把脏衣穿在外面，给人以假象。”邱晓明：“这说明，他可能真的不是什么疯子。”秦志剑：“不是可能，而是肯定，他肯定不是疯子。”李斌良不说话，仔细翻找手上的衣物，可是，什么也没发现。李斌良：“邱局长，赶快通知技术大队，提取他的指纹，同时，调人来医院警卫，必须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在邱晓明打电话的时候，秦志剑把李斌良拉到一旁：“李局长，你想过吗？”李斌良：“你是说，‘疯子’被撞这件事？”秦志剑：“对，你不觉得太巧了吗？我们刚猜到他可能是目击者，就发生这种事。”李斌良想过，可是，到底怎么回事还不能确认。他说：“是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跑风啊”秦志剑：“可是，我们收到举报信已经是昨天的事了。”李斌良：“你是说，有人知道了举报信的事，并且分析到是‘疯子’写的，知道了他是目击者，所以才灭口吗？”秦志剑：“只能这样解释。”是的，只有这样解释，才说得通。可是，专案组接到举报信的事是绝对保密的，虽然信寄到值班室，并没人看过，罪犯怎么知道的？秦志剑：“有内奸。”这李斌良向旁边看了一眼，邱晓明还在打电话，苗雨正向这边看着，神情有些不自然。李斌良对秦志剑低声地：“先不要这么说，或许，是有人无意间走漏了消息。”秦志剑：“不，我们特别强调过，这事不得向外人泄露，这绝不是无意，而是有意的。”李斌良：“这事以后再说吧，现在的关键是查清‘疯子’的真实身份、住处，看能不能发现我们需要的东西。”李斌良决定兵分两路，由邱晓明协调刑警大队和交警大队，保护“疯子”安全，全力寻找肇事车辆，李斌良、秦志剑和苗雨则负责调查“疯子”的情况。李斌良心中产生一种感觉：“疯子”可能会给案件带来重大突破。
可是，调查进展得并不顺利。一直到下晚班时分，既没找到肇事车辆，养老院也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线索，他们对“疯子”的了解还不如邱晓明多，只知道他姓袁，曾经蹲过监狱，其他情况就一无所知了。他们还反映“疯子”送进养老院后，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只是人说走就走了，几天见不着是常事，好不容易把他从大街上领回来，没几天又不见了，后来，人们也就不太管他了。关于“疯子”的物品，他们说，除了养老院给他配的被褥，他没有任何其他私人物品。至于“疯子”有没有家人、亲属，他们也说不清楚。不过，他们说不可能有，因为，从没见过有什么人照顾过他。既然是一个人，就应该有个来处。吃晚饭的时候，李斌良想出一个办法，接触当年查办“疯子”的法官和检察官。他把这个想法对邱晓明说了，要他和检察院、法院联系。可是，邱晓明却不表态，好一会儿才说：“检察院和法院也查不出什么，当年办案的法官和检察官都不在了，提拔的提拔，调走的调走，我看，还不如找律师呢，他知道得更清楚。”律师？李斌良：“你是说，当年‘疯子’请的律师？他是山阳人？”邱晓明：“对，我认识这个人。”秦志剑一拍桌子：“快，你马上和他联系！”这是间十几平方米的小书房，靠墙放着一个大书柜，里边多是法律方面的书籍，书柜旁边还有一个写字台，上边放着一台手提电脑。虽然晚上九点多了，窗子拉着厚厚的窗帘，遮住灯光，门也紧紧地关着，山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冯自明在说话时仍然压着嗓子，耳语一般，受他影响，李斌良三人也不得不悄声说话。房间里的气氛沉闷而又压抑。冯律师四十二三岁年纪，身材消瘦，但看上去挺有精神。邱晓明本来约他去专案组办公室，可他说什么也不去，甚至根本就不想见专案组，还是邱晓明再三做工作，才同意和李斌良谈一谈，而且，地点还要由他确定。他考虑再三，还是选择在自己家中，还要求必须晚九点以后见面，不能让别人看见他和专案组人员接触。
李斌良、秦志剑和苗雨不得不非常秘密地来到冯律师家。万幸的是，天已经黑了，冯律师家住宅楼附近人不多，进楼时也没人看见。即使这样，冯律师仍然惴惴不安。三人进屋后，他即告诉他们，住宅楼隔音不好，声音大一点左邻右舍都能听见，所以，一定要小声说话。对冯律师的要求，李斌良一概答应，然后迫不及待地说：“冯律师，咱们开始吧！”冯律师：“好吧，你们想知道什么？”李斌良：“一切，我们想知道‘疯子’不，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我们想知道他的一切，你所知道的他的一切。”冯律师：“好吧。不过，我并不知道他的一切，我只能把自己知道的告诉你们，但有一条，我这些话只跟你们说，你们一定要绝对保密。”李斌良：“我们发誓。”冯律师：“那就从他的案子说起？”李斌良：“可以。”冯律师叹息一声：“怎么说呢？其实，这完全是个冤案，天大的冤案，这么多年来，我的良心也一直为此不安，可是，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呀”苗雨拿出笔录纸和笔准备记录，冯律师急忙地：“不行，不能记录，你们要是记录，我就不讲了。”李斌良急忙让苗雨把纸和笔收起。冯律师盯着苗雨把纸和笔放回包内，才感慨地开口：“转眼间，已经十多年的事情了，现在，人们都叫他‘疯子’，已经忘了他的名字，其实，他的真名叫袁志发。我还真问过，怎么起这么个名字，原来，他家一向很穷，父亲就给他起了这个名字，可一直没发起来，直到改革开放，这个愿望才实现了。你们不知道，当年，他在山阳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曾经被评为全区新长征突击手、劳动模范，还是全区十大有贡献的企业家之一。”有这种事？李斌良三人互相看了看，现出不解的目光。苗雨急迫地追问着：“可是，后来怎么了，怎么进的监狱，变成这个样子？”冯律师：“这你们知道，因为贪污，被判刑了。”苗雨：“冯律师，您讲具体点，到底是怎么回事？”冯律师叹息一声：“说来可就话长了。就像那句成语说的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其实，在他开始发达的时候，灾祸就已经埋下了。对了，他起步于八十年代初期，发展于八十年代中后期，那时，社会正处于变革期间，政策比较宽松，他年轻，有文化说起来，他文化也不算高，是高中生，可是，当时在农村也算文化人了，脑瓜又好使，胆子大，敢闯，先是靠做生意攒下一笔钱，后来，被选上了村长，就开始带领乡亲们办企业，集资成立了一家冶炼厂。当时，这么干的还不多，所以，效益很好，到九十年代初期，资产已经达到两千多万元，这样的企业，在整个山阳也数一数二了。”李斌良想起邱晓明说过的话：“冯律师，他这个企业是什么性质，到底是国营，还是私营？”冯律师：“你们自己判断吧，整个企业无论是国家还是其他企业，都没有投过一分钱，完全是靠袁志发个人投资和乡亲们集资办起来的，你们说是国营还是私营？”苗雨：“当然是私营。”冯律师：“可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当年其实现在也是这样，方方面面对企业的限制、刁难勒卡太多，袁志发为了企业办得顺利，就在名义上挂靠了县冶炼厂，也就是所说的戴一顶‘红帽子’，为此，每年还要交县冶炼厂二十万元管理费。想不到，恰恰是这一条害了他。”李斌良：“您刚才说了，他是因贪污被判刑的！”冯律师：？“要不怎么说是冤案呢？他那根本就不是贪污，而是合法所得。他执行的是董事会集体通过的决定，经营管理人的工资待遇与企业效益挂钩，年末总利润的百分之五为管理者的工资，也就是分红利。因为那几年企业效益非常好，每年都能分到几十万，他不敢要，只领取十万元以内，其余的都给了职工或者投入企业的再生产。对了，当年，报纸还报道过他的事迹呢当然，也不是他的觉悟真那么高，主要是害怕拿多了别人嫉妒，有人整他。可无论如何，应该说这个人的品质还是不错的，现在的贪官，什么事不敢干，什么钱不敢拿？所以，他出事后，企业的职工都埋怨他说，如果他如数领了钱，或者真的贪污了，然后拿出一部分往上送，反而没事了，企业也垮不了。”苗雨：“冯律师，您快说，他是怎么出事的？”冯律师苦笑一声：“怎么出事的？咋说呢，好像是县领导接到一些举报信，说他有贪污问题，就派工作组进驻企业查账，查了三个多月，什么也没查出来，本来就该宣布没事了，可是，检察院又来了，最后，就把他分红的钱定为贪污，一下判了十年。”苗雨：“怎么能说是贪污呢？企业不是他们自己的钱，自己办起来的吗？... -->>
现场就在不远的一条街道上。李斌良和苗雨赶到时，看到的是一摊血迹和围观的行人，还有一台交警巡逻车和几个拿着尺子丈量着的交警，疯子的尸体已经不见。李斌良向交警出示了证件并说明身份，向他们询问情况，令他希望尚存的是，一位交警告诉他，疯子并没有当场死亡，已经送往县医院抢救。另一位交警说，有人看到，肇事的是一台绿色的客货两用车，但是，没人看清车号。他们已经报告大队领导，正在各条路上搜寻堵截。李斌良告诉交警，这不是一起交通事故，而是刑事案件，要马上通知刑警大队出现场。接着，在交警的协助下，找到了围观人群中的一个目击者——？一个骑着自行车、戴着眼镜的中学教师。目击者：“太吓人了，我下班，骑着自行车回家，忽然有一辆汽车从我身边疾驶过去，差点撞着我，我挺生气，可一想，反正也没撞着，就算了，可没想到，它眼睁睁向前面的疯子撞去，我吓得大喊：‘车来了，快躲开’，那疯子好像听到了我的喊声，回头看了一眼，这时，那辆车已经撞了上去我还以为没撞上呢，可是，车过去后，我看到疯子倒在地上了，那辆车开得飞快，眨眼就没影了！”李斌良：“你觉得，这辆车是故意撞的，还是事故呢？”目击者：“这不明摆着吗？这条道挺僻静的，没有多少人车，疯子又在路边，不妨碍交通，眼睁睁往人身上撞，怎么能是事故呢不过，如果是故意的，为什么撞一个疯子呢，他能得罪什么人哪？”很好解释，他可能不是疯子。李斌良这么想着，看了苗雨一眼，发现她脸色有些苍白。李斌良跟秦志剑和邱晓明通过电话，拦了一台出租车，和苗雨飞快地驶往医院，并在途中给老曾打了电话，老曾听了这事，稍显惊讶，说自己也马上去医院。
出租车飞速地在街道上穿行，李斌良大脑飞速地旋转着：是交通事故，还是灭口？如果是灭口，又是为什么？因为，他是目击者。是啊，他是疯子，整天在大街小巷游逛，谁能注意到他呢，谁会怀疑到他呢，谁会排查到他呢他就是目击者，可是，他极为成功地隐蔽了自己。如果他是目击者，又是他寄的举报信，那么，他还是疯子吗？当然不是。李斌良眼前浮现出“疯子”那肮脏、卑微的形象，还有那躬身说“政府好”的声音是的，他不是疯子，他根本不是疯子，他从来就不是疯子，一切，都是装出来的。那么，他为什么要装疯苗雨的叹息声打断了他的思索。他轻声问：“苗雨，你在想什么？”苗雨同样轻声地：“不知他现在是死是活！”对，这才是当前的关键问题。
他还没有死。这是二人来到医院急救室外边得到的第一个消息。这是个令人安慰和鼓舞的消息。
疯子正在抢救，急救室外，李斌良眼看着一袋袋血浆送进去。焦急中，他拦住一个年轻的女护士问“疯子”的状况。女护士的回答是：“正在抢救，人还活着，结果还很难说。”李斌良发自内心地：“护士同志，太谢谢您了，您跟医生说一下，一定要把他救活，说我们求他了！”女护士怀疑地看了李斌良一眼，走进急救室。片刻，另一个年纪大些的女护士和刚才的年轻女护士从急救室走出来，把李斌良叫到旁边：“你是家属吧，现在有两件事需要你马上办，一、在手术单上签字，二、赶快去张罗钱，人不管是死是活，都需要不少钱，最少也要先张罗一万块！”这李斌良忙乱地：“对不起，我不是家属，我是警察，受害人是我们的一个重要证人，你们一定要把他救活，谢谢你们了！”年纪大的女护士却说：“不，你应该感谢郑书记！”苗雨奇怪地：“郑书记，为什么”年轻的女护士：“按照医院的规定，患者不交钱，是不能救治的，是郑书记来了之后，给医院下了命令，对危及生命的紧急伤病者要先救治，后收费，特别对发生意外伤害的，更要这样。”原来如此，郑楠，你真是个好书记，处处你都想到了。李斌良一时感慨万端。
在李斌良思考感慨的时候，邱晓明和秦志剑匆匆赶到。
秦志剑和邱晓明听完了情况，同样震惊不已。秦志剑低声对邱晓明：“这是怎么回事？”邱晓明：“你是说”秦志剑：“我是说，这个受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到底是不是疯子？”这也是李斌良想知道的。邱晓明犹豫着：“这我也不清楚。”秦志剑瞪着邱晓明，压着嗓子：“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藏着掖着的？你还是不是警察？”邱晓明：“这我不是藏着掖着，他的案子不是我办的，当时，我还是刑警队副队长，他的案子是经侦科办的，要了解详细情况，得问他们！”苗雨奇怪地：“什么？你们还办过他的案子？他什么案子？”邱晓明低声地：“经济犯罪，他原来是一家企业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后来因为贪污被抓起来了，判了刑！”这件事，李斌良已经听邱晓明说过了，可是，当时没有往心里去，现在才知道，这里边可能有深层问题。他产生了要了解这个人的一切的迫切愿望。秦志剑替他开口了：“那你知道什么，知道多少？知道多少讲多少，我们必须尽快搞清这个人的真实身份。”邱晓明：“这我只知道个大概，还是听说的。好多年前了，当时，他是城郊乡立新村的村长，率先带领全村人集资办起了一个冶炼厂，因为他出钱较多，又是村长，就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企业办得非常好，那几年政策也比较宽松，迅速发展壮大，到后来，资产达到两千多万。可是，就在这时候，有人举报他有贪污行为，县里派工作队进驻企业进行了调查，发现情况属实，就这样判了刑。我知道的，就这么多。”秦志剑：“不对呀，企业既然是村民自己办的，属于民营企业，县里怎么会派人调查呢？怎么能按贪污罪判刑呢？”邱晓明：“这也怪他自己。当时，他为了企业顺利发展，少受些刁难，就挂靠了县里的一家企业。不过，谁都知道，企业还是私营。可是，等到办案时，还是按贪污国家集体财产定罪了。”沉默。bt22好一会儿，秦志剑才既像自语，又像发问地：“这里边存在不存在罗织罪名陷害的问题？”邱晓明：“已经是定罪判刑的事了，这话我可不敢说。如果你一定要弄清楚，那就去问经侦大队不，经侦大队也说不清楚，年头太多了，当时还叫经侦科，后来，案件又移交给检察院反贪局，他们亲自办的。”秦志剑：“不管谁办的，我还是怀疑里边有问题对了，疯子叫什么名字，他家在哪里，还有没有亲人？”邱晓明：“这我说不清楚，好像是没有对了，这事得问民政局，他们应该知道哎，那不是周局长吗？”说曹操曹操就到，县民政的一位姓周的年轻副局长匆匆赶来，邱晓明赶忙把他介绍给李斌良和秦志剑。李斌良问周副局长，疯子叫什么名字，有没有亲人。周副局长回答：疯子好像姓袁，叫什么名字一时说不准。还说，他本来一直在社会上游荡，是郑书记去年发现后，要求民政局对全县同类人员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不少这样的人，有人提出要搞一次整治活动，严禁这类人员在街上游逛，当然，也包括一些乞丐什么的，说他们影响了全县形象，可是，郑书记不同意，说对这样的人需要关心而不是整治，后来，就把一些像他这样的人送进了养老院，当然，经费由财政负担。秦志剑：“既然送进了养老院，他怎么还在社会上游荡？”周副局长：“养老院不是拘留所，不可能成天派人看着他呀，送进去几天，他就又溜出来了！”苗雨：“他出来之后，晚上住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周副局长歉意地说不清楚，然后就告辞去见医生了。李斌良没有再追问，他知道，我们社会的管理漏洞也太多了，社会上这样的人太多了。苗雨打断了他的思考：“这就是所说的‘边缘人’，由于贫困或者疾病，也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他们实际上已经被社会淘汰，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没人问他们在干什么，更没人问他们的死活，任他们自生自灭。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现象，已经接受了这种现象。其实，这是一种麻木的表现，而这种麻木是最可怕的！”到底当过记者，说话确实有水平，目光也很尖锐。秦志剑：“这算什么，你还没看到严重的呢。最可怕的是那种‘武疯子’，因为精神病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而我们又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杀了人之后，关几天，还得放回社会，让他继续危害他人！”
李斌良觉得一种沉重的无奈和痛苦从心底生起。苗雨愤愤地：“可是，现实明明这样，你却不能说。如果你说了，反而是你有问题，会有人找你的毛病。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不当记者了？就是没法说真话，不能写自己眼睛看到的、心灵感受到的真实的东西，实在太痛苦了！”秦志剑：“那你调公安局当了几天秘书就说什么也不干了，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苗雨：“对。当秘书有时也得说假话，写那种自己都不相信的文章，这几年形式主义的东西又特别多，我实在受不了。可当刑警就不同了，总能做点对社会有益的实事。”李斌良再次被苗雨的话触动。当初，自己不也是这样吗，先在政府办当秘书，因为同样的原因，主动调到公安机关，先做政治工作，后改行当了刑警他忽然觉得和她一下拉近了不少，对她也有了深一层的认识，看着她发自内心的激动和真诚的愤怒表情，他的心中生出一股温情，觉得她是那样的亲近可是，他马上又冷静下来，及时控制住自己。手术室的门开了，几个医护人员推着一张病床走出来。秦志剑：“出来了！”四人急忙迎上去。“疯子”闭目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昏迷不醒。他的脸上扣着吸氧面罩，身上插着好多管子，看不清面容。李斌良：“医生，他怎么样？”医生：“暂时是没生命危险了，不过，如何发展还要观察一段时间。”秦志剑：“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医生：“这可不好说，送到医院来的时候，人就昏迷了，不过，目前看大脑没有受太大的伤害，属于较重的脑震荡。受伤严重的是内脏，好在伤的是脾，已经摘除了，如果是别的器官受伤，根本就没有救活的希望了！”“疯子”被推进一个特护病房，李斌良等人只能停在病房门外。一个护士把一个大塑料袋交给他们：“这是患者的衣物。”李斌良和秦志剑、苗雨急忙拿出来进行检查。他们很快发现“疯子”的外衣虽然很脏，贴身的内衣却干净得多。苗雨：“这说明，他有卫生意识，常洗内衣。”秦志剑：“这还说明，他有意把脏衣穿在外面，给人以假象。”邱晓明：“这说明，他可能真的不是什么疯子。”秦志剑：“不是可能，而是肯定，他肯定不是疯子。”李斌良不说话，仔细翻找手上的衣物，可是，什么也没发现。李斌良：“邱局长，赶快通知技术大队，提取他的指纹，同时，调人来医院警卫，必须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在邱晓明打电话的时候，秦志剑把李斌良拉到一旁：“李局长，你想过吗？”李斌良：“你是说，‘疯子’被撞这件事？”秦志剑：“对，你不觉得太巧了吗？我们刚猜到他可能是目击者，就发生这种事。”李斌良想过，可是，到底怎么回事还不能确认。他说：“是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跑风啊”秦志剑：“可是，我们收到举报信已经是昨天的事了。”李斌良：“你是说，有人知道了举报信的事，并且分析到是‘疯子’写的，知道了他是目击者，所以才灭口吗？”秦志剑：“只能这样解释。”是的，只有这样解释，才说得通。可是，专案组接到举报信的事是绝对保密的，虽然信寄到值班室，并没人看过，罪犯怎么知道的？秦志剑：“有内奸。”这李斌良向旁边看了一眼，邱晓明还在打电话，苗雨正向这边看着，神情有些不自然。李斌良对秦志剑低声地：“先不要这么说，或许，是有人无意间走漏了消息。”秦志剑：“不，我们特别强调过，这事不得向外人泄露，这绝不是无意，而是有意的。”李斌良：“这事以后再说吧，现在的关键是查清‘疯子’的真实身份、住处，看能不能发现我们需要的东西。”李斌良决定兵分两路，由邱晓明协调刑警大队和交警大队，保护“疯子”安全，全力寻找肇事车辆，李斌良、秦志剑和苗雨则负责调查“疯子”的情况。李斌良心中产生一种感觉：“疯子”可能会给案件带来重大突破。
可是，调查进展得并不顺利。一直到下晚班时分，既没找到肇事车辆，养老院也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线索，他们对“疯子”的了解还不如邱晓明多，只知道他姓袁，曾经蹲过监狱，其他情况就一无所知了。他们还反映“疯子”送进养老院后，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只是人说走就走了，几天见不着是常事，好不容易把他从大街上领回来，没几天又不见了，后来，人们也就不太管他了。关于“疯子”的物品，他们说，除了养老院给他配的被褥，他没有任何其他私人物品。至于“疯子”有没有家人、亲属，他们也说不清楚。不过，他们说不可能有，因为，从没见过有什么人照顾过他。既然是一个人，就应该有个来处。吃晚饭的时候，李斌良想出一个办法，接触当年查办“疯子”的法官和检察官。他把这个想法对邱晓明说了，要他和检察院、法院联系。可是，邱晓明却不表态，好一会儿才说：“检察院和法院也查不出什么，当年办案的法官和检察官都不在了，提拔的提拔，调走的调走，我看，还不如找律师呢，他知道得更清楚。”律师？李斌良：“你是说，当年‘疯子’请的律师？他是山阳人？”邱晓明：“对，我认识这个人。”秦志剑一拍桌子：“快，你马上和他联系！”这是间十几平方米的小书房，靠墙放着一个大书柜，里边多是法律方面的书籍，书柜旁边还有一个写字台，上边放着一台手提电脑。虽然晚上九点多了，窗子拉着厚厚的窗帘，遮住灯光，门也紧紧地关着，山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冯自明在说话时仍然压着嗓子，耳语一般，受他影响，李斌良三人也不得不悄声说话。房间里的气氛沉闷而又压抑。冯律师四十二三岁年纪，身材消瘦，但看上去挺有精神。邱晓明本来约他去专案组办公室，可他说什么也不去，甚至根本就不想见专案组，还是邱晓明再三做工作，才同意和李斌良谈一谈，而且，地点还要由他确定。他考虑再三，还是选择在自己家中，还要求必须晚九点以后见面，不能让别人看见他和专案组人员接触。
李斌良、秦志剑和苗雨不得不非常秘密地来到冯律师家。万幸的是，天已经黑了，冯律师家住宅楼附近人不多，进楼时也没人看见。即使这样，冯律师仍然惴惴不安。三人进屋后，他即告诉他们，住宅楼隔音不好，声音大一点左邻右舍都能听见，所以，一定要小声说话。对冯律师的要求，李斌良一概答应，然后迫不及待地说：“冯律师，咱们开始吧！”冯律师：“好吧，你们想知道什么？”李斌良：“一切，我们想知道‘疯子’不，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我们想知道他的一切，你所知道的他的一切。”冯律师：“好吧。不过，我并不知道他的一切，我只能把自己知道的告诉你们，但有一条，我这些话只跟你们说，你们一定要绝对保密。”李斌良：“我们发誓。”冯律师：“那就从他的案子说起？”李斌良：“可以。”冯律师叹息一声：“怎么说呢？其实，这完全是个冤案，天大的冤案，这么多年来，我的良心也一直为此不安，可是，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呀”苗雨拿出笔录纸和笔准备记录，冯律师急忙地：“不行，不能记录，你们要是记录，我就不讲了。”李斌良急忙让苗雨把纸和笔收起。冯律师盯着苗雨把纸和笔放回包内，才感慨地开口：“转眼间，已经十多年的事情了，现在，人们都叫他‘疯子’，已经忘了他的名字，其实，他的真名叫袁志发。我还真问过，怎么起这么个名字，原来，他家一向很穷，父亲就给他起了这个名字，可一直没发起来，直到改革开放，这个愿望才实现了。你们不知道，当年，他在山阳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曾经被评为全区新长征突击手、劳动模范，还是全区十大有贡献的企业家之一。”有这种事？李斌良三人互相看了看，现出不解的目光。苗雨急迫地追问着：“可是，后来怎么了，怎么进的监狱，变成这个样子？”冯律师：“这你们知道，因为贪污，被判刑了。”苗雨：“冯律师，您讲具体点，到底是怎么回事？”冯律师叹息一声：“说来可就话长了。就像那句成语说的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其实，在他开始发达的时候，灾祸就已经埋下了。对了，他起步于八十年代初期，发展于八十年代中后期，那时，社会正处于变革期间，政策比较宽松，他年轻，有文化说起来，他文化也不算高，是高中生，可是，当时在农村也算文化人了，脑瓜又好使，胆子大，敢闯，先是靠做生意攒下一笔钱，后来，被选上了村长，就开始带领乡亲们办企业，集资成立了一家冶炼厂。当时，这么干的还不多，所以，效益很好，到九十年代初期，资产已经达到两千多万元，这样的企业，在整个山阳也数一数二了。”李斌良想起邱晓明说过的话：“冯律师，他这个企业是什么性质，到底是国营，还是私营？”冯律师：“你们自己判断吧，整个企业无论是国家还是其他企业，都没有投过一分钱，完全是靠袁志发个人投资和乡亲们集资办起来的，你们说是国营还是私营？”苗雨：“当然是私营。”冯律师：“可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当年其实现在也是这样，方方面面对企业的限制、刁难勒卡太多，袁志发为了企业办得顺利，就在名义上挂靠了县冶炼厂，也就是所说的戴一顶‘红帽子’，为此，每年还要交县冶炼厂二十万元管理费。想不到，恰恰是这一条害了他。”李斌良：“您刚才说了，他是因贪污被判刑的！”冯律师：？“要不怎么说是冤案呢？他那根本就不是贪污，而是合法所得。他执行的是董事会集体通过的决定，经营管理人的工资待遇与企业效益挂钩，年末总利润的百分之五为管理者的工资，也就是分红利。因为那几年企业效益非常好，每年都能分到几十万，他不敢要，只领取十万元以内，其余的都给了职工或者投入企业的再生产。对了，当年，报纸还报道过他的事迹呢当然，也不是他的觉悟真那么高，主要是害怕拿多了别人嫉妒，有人整他。可无论如何，应该说这个人的品质还是不错的，现在的贪官，什么事不敢干，什么钱不敢拿？所以，他出事后，企业的职工都埋怨他说，如果他如数领了钱，或者真的贪污了，然后拿出一部分往上送，反而没事了，企业也垮不了。”苗雨：“冯律师，您快说，他是怎么出事的？”冯律师苦笑一声：“怎么出事的？咋说呢，好像是县领导接到一些举报信，说他有贪污问题，就派工作组进驻企业查账，查了三个多月，什么也没查出来，本来就该宣布没事了，可是，检察院又来了，最后，就把他分红的钱定为贪污，一下判了十年。”苗雨：“怎么能说是贪污呢？企业不是他们自己的钱，自己办起来的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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