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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我穿着一身干净的新衣服。它们是我在那灾难性的流浪最后一天买的，是柔软的长袖白色套头衫和流行的褪色蓝工装裤。我俩在劈啪作响的壁炉火前摆上一顿“野餐”地毯上铺一块白布，我俩坐在上面共进迟到的早餐，莫约则在厨房地板上以它的方式大吃大嚼它的早餐。又是法式黄油面包、桔子汁、煮鸡蛋，切成大块的水果。我大口吃着，不顾她警告我病还没完全好。我已经基本上痊愈。连她的数字小体温表都这么说。
我应该出发去新奥尔良。如果机场开放，我大概入夜时就会到那儿，但我现在还不想离开她。我向她要了点葡萄酒。我想与地聊天，我想了解她，我也害怕离开她，害怕她不在身边的孤独。坐飞机旅行使我心里感到恐惧。再说，我也喜欢与她作伴。
她正在滔滔不绝讲她的传教生活，说她从一开始就十分喜欢这项活动。她先在秘鲁待了几年，然后到中美洲北部的尤卡坦半岛。她最近一次使命是到法属圭亚那的丛林地带，那里全是原始的印第安人部落。具体地点是圣玛格丽特-玛丽，是距离圣洛朗镇不远的一个地方，乘机动船沿着马罗尼河逆流而上，行走六个小时就到。她和其他修女修整那里的水泥小教堂、白墙壁的小型学校校舍和医院。她还经常做些传教之外的善事，直接到村民中去帮助他们。她说她很热爱这项工作。她向我展示一大堆照片，都是些长方形的小彩照，上面有传教团住的粗糙的小房子，有她和其地修女住的房间，有主持弥撒的牧师的房子。相片上的修女没有一个戴面纱或佩载宗教饰物，她们全都穿卡其布或白棉布服装，头发都披散着，她说她们都是真正做事的姊妹。这些相片中也有她本人，神采奕奕、喜气洋洋，毫无现在的沉思默想和郁郁寡欢。在一张近镜头韩昊，她被一群红脸庞的印第安人簇拥着站在中间，背景是一座奇形怪状的小建筑，墙壁上有一些花稍的雕刻装饰。在另一张照片，她正在给一位像鬼魂般的老翁打针，对方坐在一张涂得花花绿绿的直背靠椅上。她说多少世纪以来，这些热带丛林村庄里的生活一直没有改变。这些人早在法国和西班牙人踏上南美洲的土地之前就世代居住在这里。很难让他们相信护士、医生和牧师。她本人倒不在乎这些土着是否听懂她们的布道和祈祷。她在乎的是预防接种和受感染伤口的消毒。她在乎的是把断手断腿走好位，好让伤员不致于终生残废。所以，他们当然希望她回去。他们已经做到很理解她的这次请假。他们需要她。她的工作在等着她去做。她给我看我已经看过的那份电报，钉在浴室镜子上方的墙上。
“你想念他们，这很显然。”我说。
我正在观察她，想见到内疚的神色显现在她脸上，以表示她对我俩刚做过的那事感到后悔。但她并没做这样的表示。她对那封电报好像也没感到有什么不安。
“我当然要回去，”她说。“这听起来也许荒唐，但刚开始时我也很不愿离开。可是贞操这个问题——它早已成为毁灭我的阴影，缠上我，让我摆脱不了。”
我当然理解她。她睁大眼睛平静地看着我。
“现在你也知道了，”我说“是否与男人睡觉真的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是不是？”
“也许吧。”她淡淡微笑了一下说。她显得真怪，坐在毛毯上，两腿拘谨地并拢歪靠向一边，头发披散，在这房间里看上去比在她的所有照片里都更像被着面纱的修女。
“它是何时缠上你的？”我问。
“你认为这很重要吗？”她反问。“即使我讲了，你也不会夸奖我的故事。”
“但我想知道。”我说。
她在芝加哥的布里奇波特区长大，父母分别是信仰天主教的教师和会计师，她很小就展现出很有弹钢琴的天赋。为此全家人牺牲一切，给她请个著名的钢琴教师。
“你知道，这是自我牺牲，”她又微微笑了一下说“从一开始就是。不同的是，那时是音乐，而现在是医护。”
但即使在那时，她也是个笃信宗教的孩子，整天读圣徒传，幻想当个圣人，长大后到国外去传教和工作。那位神秘的圣罗丝-德-利玛尤其让她着迷。圣马丁-德-波雷斯——他更多是在全球范围内工作——也是如此。还有圣丽塔。她希望有一天能去救治麻疯病人，能找到一种充满激情和英雄主义工作的人生。她还是个小女孩时，就在她家房子的后面盖一座小礼拜堂。她常在里面，跪在十字架前，一跪就是好几个小时，盼望耶稣的伤口（圣伤痕）会在她的手脚里展开。
“我对这些圣经故事非常当真，”她说。“对我来说，圣徒都确有其人。当英雄的可能对我来说真的存在”
“英雄主义。”我重复这个词。不过这是我对它的理解，与她的大相径庭。但我没打断她的叙述。
“后来，弹钢琴似乎和我的精神世界冲突起来。我想牺牲一切帮助别人，这就意味着放弃钢琴，首先是放弃钢琴。”
我听了这很伤心。我觉得她并不常讲自己的往事，所以她讲的时候声音非常压抑。
“可是你弹琴时给别人带来快乐，这又怎么讲呢？”我问。“这不也是很有意义的事么？”
“现在我可以说确是这样，”她说，声音更加低沉，艰难地缓缓说出。“但那时呢？我也没把握。我那时觉得自大概不是弹琴的料。我才不想表演，虽然我不介意让人听见。她看看我，脸有点红。要是我躲在教堂楼箱或布幕后面弹琴，我也许就不害怕。”
“我懂，”我说。“是有许多人都像你这样害羞。”
“可是你不害羞，对吧？”
我摇摇头。
她解释说，让她穿着白花边裙当众演奏特别难受。为了取悦她父母和老师，她只好这么做。参加各种比赛简直是折磨。但她差不多每次都夺冠。等她到十六岁时，她的弹琴已经成为全家人的事业。
“那音乐本身呢，你喜欢吗？”
她想了一会儿，说：“音乐让我非常入迷。当我一个人弹琴时没有人在旁边看着我，这时我完全陶醉在音乐里，就像吃了迷幻药一样，音乐简直可以说是情欲的。旋律有时让我沉醉不醒。它们不断在我的脑海响起。我弹琴时忘记了时间。现在我听音乐时还总是振奋或陶醉。你在我这儿见不到收音机或录音机。现在我连这些东西都不敢放在身边。”
“但你为什么排斥自己的这种需要呢？”我看着周围。房间里也没有钢琴。
她不在乎地摇摇头，说：“你没看出音乐的效果对我太强烈了吗？一听音乐我就把别的事都忘记。这样我就做不成事了。也就是说，中断日常生活。”
“果真如此吗，葛丽卿？”我问。“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如此强烈的情绪体验本身就是生活！我们追求狂喜。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我们超然物外，摆脱所有苦恼、卑微和勾心斗角而升华。我当年活着时就是这样过的；现在也是这样。音乐！”
她思考着我的话，表情平静而放松。当她再开口时，声调平静而坚定。
“我要的还不止这些，”她说。“我需要更有建设性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换句话说，当别人都在忍饥挨饿生病受苦时，我可不能享受这种快乐。”
“可是世界总会包括这些苦难。而人们照样需要音乐，葛丽卿，他们像需要护理和食物那样需要音乐。”
“我不知道是否赞同你。其实我敢说我不能苟同。我必须奉献毕生来减轻别人的苦难。其实我以前与别人也争论过许多次这些问题。”
“哈，结果放弃音乐选择了护理，”我说。“这对我来说难以理解。当然护理也很好。”我难过和困惑得说不下去。“你是怎样做出选样的？”我又问。“你家里人没有阻止你吗？”
她又解释开了；她十六岁时，母亲病倒了，一连数月无法确定病因。她母亲是贫血，持续发烧，最后显然快要支撑不住了。各种检验都做过，医生们也无法解释。大家都觉得她母亲要死了。一时间家里的气氛非常沉重和悲伤。
“我祈祷天主让奇迹发生，”她说。“我发誓，天主若能让我妈病好，我宁可这辈子再也不碰一下钢琴。我发誓一得到允许就进修道院，好把毕生贡献给护理病人和垂死者的事业。”
“那你妈妈痊愈啦？”
“对。不到一个月她就彻底好了。她现在还健在。她退休了，但在孩子们放学后辅导他们，在芝加哥一个黑人居住区的一所靠街的房子。从此她就再也没有生过病。”
“所以你就信守诺言喽？”
她点点头。“我十七岁就进了传教修女团，然后他们送我上大学。”
“你也信守再也不摸钢琴的誓言？”
她又点点头。她脸上丝毫没有后悔，也不急切想让我理解或赞同她。事实上，我知道她看出我很遗憾和悲伤，这倒反使她有点可怜我。
“你在修道院里快活吗？”
“哦，是的，”她略微耸耸肩回答。“你难道看不出来？像我这样的人过不了普通人的生活。我一定要做点艰难的差事。我一定得冒险。我之所以进这个教派，就是因为他们的传教活动是在南美洲最偏远危险的地区进行。我无法形容自己多么热爱那些热带丛林！”她的声音变得低沉而急促。“对我来说，它们还不够热烈危险。有时候我们全都劳累过度疲惫不堪，因为医院挤满病人，生病的孩子们只好在户外的窝棚里临时搭床住下，或躺在吊床上。我忙坏了！没办法形容。连停下来擦把汗洗洗手喝杯水的功夫都没有。那时我就想：我是活着的，我在这里忙有意义的事情。”
她又微笑了。我说：“这也是一种刺激，与弹奏音乐截然不同。我明白两者的根本区别。”
这使我想起大卫对我讲他年轻时生活的话。他也在冒险中寻求刺激。不同的是，她在完全自我奉献中获得快感，而他在巴西研究神秘现象中得到冒险的刺激，她追求的是把健康带给成千上万贫困的民众这种严酷的挑战。这使我深感不安。
“当然这里面也有虚荣心，”她说。“虚荣心一向是我的敌人。所以我才对我的我的贞操问题深感苦恼。我为我的清白感到自豪。可是，你也看到，连像我这样回到美国本身也是个冒险。我一下飞机就感到恐惧，因为我意识到我置身在乔治城，假如我愿意，谁也无法阻止我和一个男人在一起。我想我是出于恐惧才出来到医院找事做的。天主晓得，自由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这我能理解，”我说。“可是你家对你发誓放弃音乐作何反应？”
“当时他们不知道。我没告诉他们。后来我说我要响应主的召唤。我不屈服，为此家里也争吵不断。毕竟，为了我能上得起钢琴课，我兄弟姐妹都穿着旧衣服。他们反对，这并不奇怪。即使在虔诚的天主教家庭里，女儿出家当修女也不会总受到家长举双手赞成。”
“他们对你的才华夭折感到难过。”我平静的说。
“是的，他们很惋惜。”她稍微扬扬眉毛说。她显得多么坦然，这些话说的一点也不冷酷和勉强。“可是我眼里另有一番景象，远比一个少女在音乐会舞台上从琴凳上站起来，接受别人献花来的重要。过了很久我才把我的决定定告诉他们。”
“几年之后吗？”
她点点头。“他们了解我。他们也看见了奇迹发生，他们能有什么办法？我对他们说，我比所有我认识的进修道院的女孩都幸运。我从天主那儿获得清楚的昭示。她为我们大家解决所有的矛盾冲突。”
“你也相信这？”
“对，我信，”她说。“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是真的这并不重要。如果大家都信，你也应该信。”
“为什么？”
“因为你也读到宗教真理和宗教观念，而且你也清楚它们重要，即便它们只是些比喻也罢，这就是你在昏迷时我从你嘴里听到的。”
我叹了口气“难道你再也不想弹钢琴了？难道你再也不想找个空荡荡的礼堂，舞台上有架钢琴，你坐下来就弹吗？”
“我当然想。但我不能这么做，也不会这么做。”她的微笑很甜美。
“葛丽卿，从某方面来讲你的故事可以说是个悲剧，”我说。“怎么，作为笃信天主教的一个好女孩，你居然不能看到你的音乐才华正是天主赋予的么？你看不到这天赋不应被荒废吗？”
“我知道这是主给予我的，但你没看见吗！在路上有个岔口，只有牺牲钢琴才使我得到天主的机会，以一种特殊方式为主服务。莱斯特，与具体帮助干百受苦大众比较，弹钢琴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摇头。“我认为音乐同样重要。”
她想了很久才回答“琴我是弹不下去了。也许我是利用母亲的生病，我也不知道。我只能当个护土吧。没有什么别的出路。事实很简单！面对世界上的灾难不去救助，我就无法活下去。当别人受苦受难时，我不能心安理得地追求舒适和快乐。我不知道居然有谁能视若无睹。”
“葛丽卿，你肯定认为单靠你自己不能把这一切都改变。”
“不能。但我能靠我的一生来影响许许多多别人。这才是重要的。”
她的经历使我很不安，我再也坐不住。我站起来，活动僵硬的四肢，走到窗子前，注视外面的雪景。她倘若是个可怜的精神残疾者，或是个极端矛盾冲突、情绪不稳的人，那我可以很容易不去计较。但她说的做的好像都很有理。我发现她几乎深不可测。她使我感到陌生，就像许多年前我的人类朋友尼古拉斯那样。倒不是因为她与他相像，而是因为他的愤世嫉俗、冷嘲热讽和离经叛道，包含着一种自我克制或自我放弃，使我无法真正理解。我的尼克充满明显的古怪和偏激，但仍从刺痛他人的行为中获得满足。
泯灭自我，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我转过身来。她正在注视我。我再次明显感到，无论我对她说什么都无关紧要。她并不需要我的理解。从某种角度说，在我这么漫长的一生中，她是我邂逅的最坚强的人之一。怪不得只有她才会把我从医院领回自己家，换一个别的护土，根本不会背上这么一个负担。
“葛丽卿，”我问“你就从来不怕你的生命正在白白浪费吗？你难道没想过，即使你离开人世很久之后，疾病肆虐、穷人受苦仍会继续下去，而你做的一切于大局根本就是毫无意义吗？”
“莱斯特，”她说“这个所谓的大局才毫无意义。”她两眼圆睁，目光明澈。“只有从小事做起才是全部意义所在。在我死后，疾病和苦难当然还会继续下去，但重要的是我已经尽全力。这就是我的成功，我的光荣。这就是我对主的响应，我的虚荣。这就是我所说的英雄主义。”
“可是，亲爱的，这种情况只有在做纪录时才行得通。也就是说，只有上帝批准你的决定，或你的行为将得到奖赏、至少得到拥护时，你的英雄主义才成立。”
“不对，”她说。接着又字斟句酌地说下去：“怎么做都是为主服务。请考虑一下我说的话。我现在说的显然你觉得很新鲜。或许这还是个宗教秘密呢。”
“怎么讲？”
“有多少个夜晚我都躺在床上睡不着，清醒意识到那个天主也许不存在，我每天在医院里见到的那些生病的儿童看来永远得不到赐福和拯救。我想起那些古老的议题——天主如何能救治得了生病的孩子？杜思妥也夫斯基问过这个问题。法国作家阿尔伯特-卡缪也问过这个问题。我们自己也常问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最终并不重要。上帝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但苦难却是实际存在的。它绝对真实，无论如何否认不了。而这其中就有我的承诺，也是我信仰的核心，即对这种现状我得做点什么！”
“可在你去世的时刻，如果没有天主”
“那就没有好了。反正我知道自己已尽我所能，现在可以撒手人寰了。”她耸耸肩说。“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同。”
“所以你对我们俩一起上床不感到内疚。”
她想了一下。“内疚吗？正相反，我一想起这段经历就感到幸福。你还不清楚你为我做了什么吗？”她顿了一会儿，眼睛里慢慢充满了泪水。“我来这儿就是要见到你，和你在一起。”她的嗓音混浊了。“现在我可以回去继续传教了。”
她垂下了头，慢慢恢复了平静，目光又变得清澈了。她昂起头说：“当你谈起造就那个女孩克劳蒂娅时当你谈起你把你母亲卡布瑞带进你们的吸血鬼世界你其实是在谈到达某种境地。可... -->>
正午。我穿着一身干净的新衣服。它们是我在那灾难性的流浪最后一天买的，是柔软的长袖白色套头衫和流行的褪色蓝工装裤。我俩在劈啪作响的壁炉火前摆上一顿“野餐”地毯上铺一块白布，我俩坐在上面共进迟到的早餐，莫约则在厨房地板上以它的方式大吃大嚼它的早餐。又是法式黄油面包、桔子汁、煮鸡蛋，切成大块的水果。我大口吃着，不顾她警告我病还没完全好。我已经基本上痊愈。连她的数字小体温表都这么说。
我应该出发去新奥尔良。如果机场开放，我大概入夜时就会到那儿，但我现在还不想离开她。我向她要了点葡萄酒。我想与地聊天，我想了解她，我也害怕离开她，害怕她不在身边的孤独。坐飞机旅行使我心里感到恐惧。再说，我也喜欢与她作伴。
她正在滔滔不绝讲她的传教生活，说她从一开始就十分喜欢这项活动。她先在秘鲁待了几年，然后到中美洲北部的尤卡坦半岛。她最近一次使命是到法属圭亚那的丛林地带，那里全是原始的印第安人部落。具体地点是圣玛格丽特-玛丽，是距离圣洛朗镇不远的一个地方，乘机动船沿着马罗尼河逆流而上，行走六个小时就到。她和其他修女修整那里的水泥小教堂、白墙壁的小型学校校舍和医院。她还经常做些传教之外的善事，直接到村民中去帮助他们。她说她很热爱这项工作。她向我展示一大堆照片，都是些长方形的小彩照，上面有传教团住的粗糙的小房子，有她和其地修女住的房间，有主持弥撒的牧师的房子。相片上的修女没有一个戴面纱或佩载宗教饰物，她们全都穿卡其布或白棉布服装，头发都披散着，她说她们都是真正做事的姊妹。这些相片中也有她本人，神采奕奕、喜气洋洋，毫无现在的沉思默想和郁郁寡欢。在一张近镜头韩昊，她被一群红脸庞的印第安人簇拥着站在中间，背景是一座奇形怪状的小建筑，墙壁上有一些花稍的雕刻装饰。在另一张照片，她正在给一位像鬼魂般的老翁打针，对方坐在一张涂得花花绿绿的直背靠椅上。她说多少世纪以来，这些热带丛林村庄里的生活一直没有改变。这些人早在法国和西班牙人踏上南美洲的土地之前就世代居住在这里。很难让他们相信护士、医生和牧师。她本人倒不在乎这些土着是否听懂她们的布道和祈祷。她在乎的是预防接种和受感染伤口的消毒。她在乎的是把断手断腿走好位，好让伤员不致于终生残废。所以，他们当然希望她回去。他们已经做到很理解她的这次请假。他们需要她。她的工作在等着她去做。她给我看我已经看过的那份电报，钉在浴室镜子上方的墙上。
“你想念他们，这很显然。”我说。
我正在观察她，想见到内疚的神色显现在她脸上，以表示她对我俩刚做过的那事感到后悔。但她并没做这样的表示。她对那封电报好像也没感到有什么不安。
“我当然要回去，”她说。“这听起来也许荒唐，但刚开始时我也很不愿离开。可是贞操这个问题——它早已成为毁灭我的阴影，缠上我，让我摆脱不了。”
我当然理解她。她睁大眼睛平静地看着我。
“现在你也知道了，”我说“是否与男人睡觉真的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是不是？”
“也许吧。”她淡淡微笑了一下说。她显得真怪，坐在毛毯上，两腿拘谨地并拢歪靠向一边，头发披散，在这房间里看上去比在她的所有照片里都更像被着面纱的修女。
“它是何时缠上你的？”我问。
“你认为这很重要吗？”她反问。“即使我讲了，你也不会夸奖我的故事。”
“但我想知道。”我说。
她在芝加哥的布里奇波特区长大，父母分别是信仰天主教的教师和会计师，她很小就展现出很有弹钢琴的天赋。为此全家人牺牲一切，给她请个著名的钢琴教师。
“你知道，这是自我牺牲，”她又微微笑了一下说“从一开始就是。不同的是，那时是音乐，而现在是医护。”
但即使在那时，她也是个笃信宗教的孩子，整天读圣徒传，幻想当个圣人，长大后到国外去传教和工作。那位神秘的圣罗丝-德-利玛尤其让她着迷。圣马丁-德-波雷斯——他更多是在全球范围内工作——也是如此。还有圣丽塔。她希望有一天能去救治麻疯病人，能找到一种充满激情和英雄主义工作的人生。她还是个小女孩时，就在她家房子的后面盖一座小礼拜堂。她常在里面，跪在十字架前，一跪就是好几个小时，盼望耶稣的伤口（圣伤痕）会在她的手脚里展开。
“我对这些圣经故事非常当真，”她说。“对我来说，圣徒都确有其人。当英雄的可能对我来说真的存在”
“英雄主义。”我重复这个词。不过这是我对它的理解，与她的大相径庭。但我没打断她的叙述。
“后来，弹钢琴似乎和我的精神世界冲突起来。我想牺牲一切帮助别人，这就意味着放弃钢琴，首先是放弃钢琴。”
我听了这很伤心。我觉得她并不常讲自己的往事，所以她讲的时候声音非常压抑。
“可是你弹琴时给别人带来快乐，这又怎么讲呢？”我问。“这不也是很有意义的事么？”
“现在我可以说确是这样，”她说，声音更加低沉，艰难地缓缓说出。“但那时呢？我也没把握。我那时觉得自大概不是弹琴的料。我才不想表演，虽然我不介意让人听见。她看看我，脸有点红。要是我躲在教堂楼箱或布幕后面弹琴，我也许就不害怕。”
“我懂，”我说。“是有许多人都像你这样害羞。”
“可是你不害羞，对吧？”
我摇摇头。
她解释说，让她穿着白花边裙当众演奏特别难受。为了取悦她父母和老师，她只好这么做。参加各种比赛简直是折磨。但她差不多每次都夺冠。等她到十六岁时，她的弹琴已经成为全家人的事业。
“那音乐本身呢，你喜欢吗？”
她想了一会儿，说：“音乐让我非常入迷。当我一个人弹琴时没有人在旁边看着我，这时我完全陶醉在音乐里，就像吃了迷幻药一样，音乐简直可以说是情欲的。旋律有时让我沉醉不醒。它们不断在我的脑海响起。我弹琴时忘记了时间。现在我听音乐时还总是振奋或陶醉。你在我这儿见不到收音机或录音机。现在我连这些东西都不敢放在身边。”
“但你为什么排斥自己的这种需要呢？”我看着周围。房间里也没有钢琴。
她不在乎地摇摇头，说：“你没看出音乐的效果对我太强烈了吗？一听音乐我就把别的事都忘记。这样我就做不成事了。也就是说，中断日常生活。”
“果真如此吗，葛丽卿？”我问。“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如此强烈的情绪体验本身就是生活！我们追求狂喜。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我们超然物外，摆脱所有苦恼、卑微和勾心斗角而升华。我当年活着时就是这样过的；现在也是这样。音乐！”
她思考着我的话，表情平静而放松。当她再开口时，声调平静而坚定。
“我要的还不止这些，”她说。“我需要更有建设性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换句话说，当别人都在忍饥挨饿生病受苦时，我可不能享受这种快乐。”
“可是世界总会包括这些苦难。而人们照样需要音乐，葛丽卿，他们像需要护理和食物那样需要音乐。”
“我不知道是否赞同你。其实我敢说我不能苟同。我必须奉献毕生来减轻别人的苦难。其实我以前与别人也争论过许多次这些问题。”
“哈，结果放弃音乐选择了护理，”我说。“这对我来说难以理解。当然护理也很好。”我难过和困惑得说不下去。“你是怎样做出选样的？”我又问。“你家里人没有阻止你吗？”
她又解释开了；她十六岁时，母亲病倒了，一连数月无法确定病因。她母亲是贫血，持续发烧，最后显然快要支撑不住了。各种检验都做过，医生们也无法解释。大家都觉得她母亲要死了。一时间家里的气氛非常沉重和悲伤。
“我祈祷天主让奇迹发生，”她说。“我发誓，天主若能让我妈病好，我宁可这辈子再也不碰一下钢琴。我发誓一得到允许就进修道院，好把毕生贡献给护理病人和垂死者的事业。”
“那你妈妈痊愈啦？”
“对。不到一个月她就彻底好了。她现在还健在。她退休了，但在孩子们放学后辅导他们，在芝加哥一个黑人居住区的一所靠街的房子。从此她就再也没有生过病。”
“所以你就信守诺言喽？”
她点点头。“我十七岁就进了传教修女团，然后他们送我上大学。”
“你也信守再也不摸钢琴的誓言？”
她又点点头。她脸上丝毫没有后悔，也不急切想让我理解或赞同她。事实上，我知道她看出我很遗憾和悲伤，这倒反使她有点可怜我。
“你在修道院里快活吗？”
“哦，是的，”她略微耸耸肩回答。“你难道看不出来？像我这样的人过不了普通人的生活。我一定要做点艰难的差事。我一定得冒险。我之所以进这个教派，就是因为他们的传教活动是在南美洲最偏远危险的地区进行。我无法形容自己多么热爱那些热带丛林！”她的声音变得低沉而急促。“对我来说，它们还不够热烈危险。有时候我们全都劳累过度疲惫不堪，因为医院挤满病人，生病的孩子们只好在户外的窝棚里临时搭床住下，或躺在吊床上。我忙坏了！没办法形容。连停下来擦把汗洗洗手喝杯水的功夫都没有。那时我就想：我是活着的，我在这里忙有意义的事情。”
她又微笑了。我说：“这也是一种刺激，与弹奏音乐截然不同。我明白两者的根本区别。”
这使我想起大卫对我讲他年轻时生活的话。他也在冒险中寻求刺激。不同的是，她在完全自我奉献中获得快感，而他在巴西研究神秘现象中得到冒险的刺激，她追求的是把健康带给成千上万贫困的民众这种严酷的挑战。这使我深感不安。
“当然这里面也有虚荣心，”她说。“虚荣心一向是我的敌人。所以我才对我的我的贞操问题深感苦恼。我为我的清白感到自豪。可是，你也看到，连像我这样回到美国本身也是个冒险。我一下飞机就感到恐惧，因为我意识到我置身在乔治城，假如我愿意，谁也无法阻止我和一个男人在一起。我想我是出于恐惧才出来到医院找事做的。天主晓得，自由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这我能理解，”我说。“可是你家对你发誓放弃音乐作何反应？”
“当时他们不知道。我没告诉他们。后来我说我要响应主的召唤。我不屈服，为此家里也争吵不断。毕竟，为了我能上得起钢琴课，我兄弟姐妹都穿着旧衣服。他们反对，这并不奇怪。即使在虔诚的天主教家庭里，女儿出家当修女也不会总受到家长举双手赞成。”
“他们对你的才华夭折感到难过。”我平静的说。
“是的，他们很惋惜。”她稍微扬扬眉毛说。她显得多么坦然，这些话说的一点也不冷酷和勉强。“可是我眼里另有一番景象，远比一个少女在音乐会舞台上从琴凳上站起来，接受别人献花来的重要。过了很久我才把我的决定定告诉他们。”
“几年之后吗？”
她点点头。“他们了解我。他们也看见了奇迹发生，他们能有什么办法？我对他们说，我比所有我认识的进修道院的女孩都幸运。我从天主那儿获得清楚的昭示。她为我们大家解决所有的矛盾冲突。”
“你也相信这？”
“对，我信，”她说。“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是真的这并不重要。如果大家都信，你也应该信。”
“为什么？”
“因为你也读到宗教真理和宗教观念，而且你也清楚它们重要，即便它们只是些比喻也罢，这就是你在昏迷时我从你嘴里听到的。”
我叹了口气“难道你再也不想弹钢琴了？难道你再也不想找个空荡荡的礼堂，舞台上有架钢琴，你坐下来就弹吗？”
“我当然想。但我不能这么做，也不会这么做。”她的微笑很甜美。
“葛丽卿，从某方面来讲你的故事可以说是个悲剧，”我说。“怎么，作为笃信天主教的一个好女孩，你居然不能看到你的音乐才华正是天主赋予的么？你看不到这天赋不应被荒废吗？”
“我知道这是主给予我的，但你没看见吗！在路上有个岔口，只有牺牲钢琴才使我得到天主的机会，以一种特殊方式为主服务。莱斯特，与具体帮助干百受苦大众比较，弹钢琴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摇头。“我认为音乐同样重要。”
她想了很久才回答“琴我是弹不下去了。也许我是利用母亲的生病，我也不知道。我只能当个护土吧。没有什么别的出路。事实很简单！面对世界上的灾难不去救助，我就无法活下去。当别人受苦受难时，我不能心安理得地追求舒适和快乐。我不知道居然有谁能视若无睹。”
“葛丽卿，你肯定认为单靠你自己不能把这一切都改变。”
“不能。但我能靠我的一生来影响许许多多别人。这才是重要的。”
她的经历使我很不安，我再也坐不住。我站起来，活动僵硬的四肢，走到窗子前，注视外面的雪景。她倘若是个可怜的精神残疾者，或是个极端矛盾冲突、情绪不稳的人，那我可以很容易不去计较。但她说的做的好像都很有理。我发现她几乎深不可测。她使我感到陌生，就像许多年前我的人类朋友尼古拉斯那样。倒不是因为她与他相像，而是因为他的愤世嫉俗、冷嘲热讽和离经叛道，包含着一种自我克制或自我放弃，使我无法真正理解。我的尼克充满明显的古怪和偏激，但仍从刺痛他人的行为中获得满足。
泯灭自我，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我转过身来。她正在注视我。我再次明显感到，无论我对她说什么都无关紧要。她并不需要我的理解。从某种角度说，在我这么漫长的一生中，她是我邂逅的最坚强的人之一。怪不得只有她才会把我从医院领回自己家，换一个别的护土，根本不会背上这么一个负担。
“葛丽卿，”我问“你就从来不怕你的生命正在白白浪费吗？你难道没想过，即使你离开人世很久之后，疾病肆虐、穷人受苦仍会继续下去，而你做的一切于大局根本就是毫无意义吗？”
“莱斯特，”她说“这个所谓的大局才毫无意义。”她两眼圆睁，目光明澈。“只有从小事做起才是全部意义所在。在我死后，疾病和苦难当然还会继续下去，但重要的是我已经尽全力。这就是我的成功，我的光荣。这就是我对主的响应，我的虚荣。这就是我所说的英雄主义。”
“可是，亲爱的，这种情况只有在做纪录时才行得通。也就是说，只有上帝批准你的决定，或你的行为将得到奖赏、至少得到拥护时，你的英雄主义才成立。”
“不对，”她说。接着又字斟句酌地说下去：“怎么做都是为主服务。请考虑一下我说的话。我现在说的显然你觉得很新鲜。或许这还是个宗教秘密呢。”
“怎么讲？”
“有多少个夜晚我都躺在床上睡不着，清醒意识到那个天主也许不存在，我每天在医院里见到的那些生病的儿童看来永远得不到赐福和拯救。我想起那些古老的议题——天主如何能救治得了生病的孩子？杜思妥也夫斯基问过这个问题。法国作家阿尔伯特-卡缪也问过这个问题。我们自己也常问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最终并不重要。上帝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但苦难却是实际存在的。它绝对真实，无论如何否认不了。而这其中就有我的承诺，也是我信仰的核心，即对这种现状我得做点什么！”
“可在你去世的时刻，如果没有天主”
“那就没有好了。反正我知道自己已尽我所能，现在可以撒手人寰了。”她耸耸肩说。“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同。”
“所以你对我们俩一起上床不感到内疚。”
她想了一下。“内疚吗？正相反，我一想起这段经历就感到幸福。你还不清楚你为我做了什么吗？”她顿了一会儿，眼睛里慢慢充满了泪水。“我来这儿就是要见到你，和你在一起。”她的嗓音混浊了。“现在我可以回去继续传教了。”
她垂下了头，慢慢恢复了平静，目光又变得清澈了。她昂起头说：“当你谈起造就那个女孩克劳蒂娅时当你谈起你把你母亲卡布瑞带进你们的吸血鬼世界你其实是在谈到达某种境地。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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