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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新的探索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也觉得十分高兴。因为这份工作的全部完成，照当时估计，如有十年时间，不受过多干扰，又得到工作便利，继续出若干本不会缺少材料的。
从一九六四年初夏开始，由于历史博物馆美工组几位同事热心努力，我对这些材料包含问题又较熟悉，工作因此进展格外迅速。前后不到八个月时间，图版二百幅，说明文字约二十万，样稿已基本完成。经我重作校核删补后，本可望于一九六四年冬付印出版。但是政治大动荡已见出先兆，一切出版物的价值意义，大都得重新考虑。本书的付印，便自然搁下来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多久，这份待印图稿，并不经过什么人根据内容得失认真具体分析，就被认为是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黑书毒草。凡是曾经赞同过这书编写的部、局、馆中几个主要负责人，都不免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我本人自然更难于幸免。其后，于一九六九年冬我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湖泽地区，过着近于与世隔绝的生活。在一年多一点时间内，住处先后迁移六次，最后由鄂南迁到鄂西北角。我手边既无书籍又无其他资料，只能就记忆所及，把图稿中疏忽遗漏或多余处，一一用签条记下来，准备日后有机会时补改。一九七一年回到北京后，听一老同事相告，这图稿经过新来的主任重新看过，认为还像个有分量图书，许多提法都较新，印出来可供各方面参考。因此把图稿取回，在极端恶劣工作条件下，约经过一个月，换补了些新附图，文字也重新作了修改，向上交去。可是从此即无下落。一搁又是四五年。其时恰在“十年浩劫”期间，这事看来也就十分平常，不足为奇了。
直到一九七八年五月，我调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上得到社会科学院领导的全面支持，为在人力物力上解决了许多具体困难，给予了不少便利条件。遂在同年十月，组成一个小小工作班子，在较短的时间内，对本书图稿作了较大的修改补充。首先尽可能的运用和增加许多新发现的文物资料，同时还改订添写了不少原有的以及新的章节，使全书约增至二十五万字左右，新绘插图一百五十余幅，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增补完成，即交轻工业出版社印行。此后又联系了几家国内外出版社，几经周折，最后才交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
值得令人怀念的，是齐燕铭先生、龙潜先生、刘仰峤先生。三位都在“十年浩劫”折磨中因伤致病，已先后成了古人。尤其是周恩来总理，已来不及看到这个图录的出版，我觉得是极大憾事。这本书如对于读者还有点滴可取处，首先应归功于他们几位对这个工作的鼓励和支持。
本书在增改过程中还得到国家文物局的经常关心，以及湖南省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对外文展办公室、中央美术学院、音乐研究所和荣宝斋等文物、学术机构，各方面充满热情与友好的帮助。其次是直接参加过摹绘、摄影、制版、排印诸位劳动的贡献。至于我个人，只不过是在应尽职务上，把所学的问题，比较有条理、比较集中持久完成了一小部分任务而已。
沈从文
1981年5月1日于北京
进行新的探索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也觉得十分高兴。因为这份工作的全部完成，照当时估计，如有十年时间，不受过多干扰，又得到工作便利，继续出若干本不会缺少材料的。
从一九六四年初夏开始，由于历史博物馆美工组几位同事热心努力，我对这些材料包含问题又较熟悉，工作因此进展格外迅速。前后不到八个月时间，图版二百幅，说明文字约二十万，样稿已基本完成。经我重作校核删补后，本可望于一九六四年冬付印出版。但是政治大动荡已见出先兆，一切出版物的价值意义，大都得重新考虑。本书的付印，便自然搁下来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多久，这份待印图稿，并不经过什么人根据内容得失认真具体分析，就被认为是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黑书毒草。凡是曾经赞同过这书编写的部、局、馆中几个主要负责人，都不免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我本人自然更难于幸免。其后，于一九六九年冬我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湖泽地区，过着近于与世隔绝的生活。在一年多一点时间内，住处先后迁移六次，最后由鄂南迁到鄂西北角。我手边既无书籍又无其他资料，只能就记忆所及，把图稿中疏忽遗漏或多余处，一一用签条记下来，准备日后有机会时补改。一九七一年回到北京后，听一老同事相告，这图稿经过新来的主任重新看过，认为还像个有分量图书，许多提法都较新，印出来可供各方面参考。因此把图稿取回，在极端恶劣工作条件下，约经过一个月，换补了些新附图，文字也重新作了修改，向上交去。可是从此即无下落。一搁又是四五年。其时恰在“十年浩劫”期间，这事看来也就十分平常，不足为奇了。
直到一九七八年五月，我调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上得到社会科学院领导的全面支持，为在人力物力上解决了许多具体困难，给予了不少便利条件。遂在同年十月，组成一个小小工作班子，在较短的时间内，对本书图稿作了较大的修改补充。首先尽可能的运用和增加许多新发现的文物资料，同时还改订添写了不少原有的以及新的章节，使全书约增至二十五万字左右，新绘插图一百五十余幅，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增补完成，即交轻工业出版社印行。此后又联系了几家国内外出版社，几经周折，最后才交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
值得令人怀念的，是齐燕铭先生、龙潜先生、刘仰峤先生。三位都在“十年浩劫”折磨中因伤致病，已先后成了古人。尤其是周恩来总理，已来不及看到这个图录的出版，我觉得是极大憾事。这本书如对于读者还有点滴可取处，首先应归功于他们几位对这个工作的鼓励和支持。
本书在增改过程中还得到国家文物局的经常关心，以及湖南省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对外文展办公室、中央美术学院、音乐研究所和荣宝斋等文物、学术机构，各方面充满热情与友好的帮助。其次是直接参加过摹绘、摄影、制版、排印诸位劳动的贡献。至于我个人，只不过是在应尽职务上，把所学的问题，比较有条理、比较集中持久完成了一小部分任务而已。
沈从文
1981年5月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