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顶点笔趣阁 www.ddbiquge.co，灰之迷宫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第一节
昭和六十二年二月十日早上七点十分，在新宿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件。
在新宿西口k商场前的巴士总站，开往中野车库的k帝都巴士正在等待发车。而就在这辆巴士上，发生了一起纵火事件。
严格的说，是纵火未遂。当时巴士的前后门都敞开着，等待发车。一个流浪汉模样的男子拿着一个塑料瓶上了车。正在他开始往车厢地板上倒塑料罐里的汽油时，乘客们一起上前，将他制伏。
但是，好不容易抓住的纵火未遂犯被他逃掉了。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从后门上车的这名男子不紧不慢地把事先准备好的汽油往地上撒，所以有几名受惊的乘客争先从前门逃出。而其中一人被出租车撞倒了。
虽然出租车行驶的速度并不是很快，但是从巴士逃下来的这个人被出租车撞倒后，头部狠狠地摔倒了地上，立即昏迷了。闻讯赶来的救护车将他送到医院后，他因抢救无效死亡。但其实他在现场时就已经没救了。
因为发生了这样的连环事件，所以纵火未遂犯趁着混乱，摆脱了乘客们的控制，逃之夭夭了。
但是，就在被出租车撞倒的男子躺在马路上，而大家都在等待救护车到来的时候，巴士突然着火了。
一名乘客说，巴士着火的样子完全可以用爆炸来形容。或许是因为高温，巴士的车窗玻璃一块接一块的变成白色粉末，四处飞散，火焰从车窗喷涌而出，形成火柱。在都市清晨寒冷的空气中，黑烟滚滚上升，轰响震惊四周。
着火的原因可能是有人把烟头掉在了巴士附近。巴士的乘客和聚集在周围看热闹的人一下子逃窜开来，镇定下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靠近着火的巴士，而是离得远远的了。
幸运的是，从纵火犯侵袭巴士到巴士着火，之间相隔了较长的时间，所以巴士里没有乘客滞留，也没有其他人员伤亡。牺牲者只有那名因纵火犯的闯入而惊慌失措逃出巴士、被路过的出租车撞倒致死的男子。
死者上衣口袋里的名片表明了他的身份：九州鹿儿岛n证券株式会社营业科长佐佐木德郎。他看起来五十出头。
很明显，这起案件不是单纯的纵火案，而是杀人未遂案。案件造成一人死亡，这或许不是纵火犯的意图所在。但是，在载有乘客的待发巴士上倒汽油，这只能说明犯人有杀害乘客的企图。
这个事件由警署一科的重案组负责。
吉敷竹史向十几名乘客、巴士司机和过路者等当事人询问事件的经过，展开了调查。调查过程中，这件貌似单纯的西口巴士纵火案渐渐带上了奇怪的色调。
首先，最奇怪的一点是——这起案件让人马上联想到几年前的另一个事件。
除了不可思议，再没有词语可以形容了。这次的事件就是昭和五十五年八月十九日晚上发生的巴士纵火的真实再现。
无论是地点还是手法，这次的纵火案都与七年前夏日夜晚的那个事件一模一样。那时，纵火犯也是从后门上车。巴士公司、巴士停放的位置，就连巴士要开往的目的地都一样。不同的是这次发生在早晨，而上次是夜晚。此外，七年前的那个事件中，犯人在纵火前事先把汽油从塑料罐移入塑料水桶中，以致纵火得逞，导致三人死亡（最终为六人死亡）、四人重伤、十六人轻伤。而这一次虽然巴士被放了火，但由于有时间间隔，没有死伤者。这也是两次事件的不同之处吧。
吉敷首先考虑的就是，这两次事件有什么联系呢。
在乘客的证词中，也有一些奇怪的地方。有位乘客当时坐在巴士最后一排的沙发座位上，当他看到犯人要在车厢里撒汽油，便第一个冲上前去制止他。据他所言，冲出巴士而被出租车撞倒的人坐在他右前方的沙发座位上。按巴士行驶方向来说，他坐在巴士右边的座位。在右前方那个横排的沙发上，除了他还坐了三个人。被出租车撞倒的人——也就是佐佐木德郎——戴着银边眼睛，他的浅棕色帆布包一直放在地上。
奇怪的是那之后的事情。手拿塑料瓶的纵火犯从后门一上车，佐佐木德郎就立马冲向前门逃了出去。据说那样子可谓动如脱兔。其他大部分乘客都是在犯人从塑料瓶里往外倒汽油后才开始有所行动的。
佐佐木德郎好像认识犯人似的，一看到纵火犯就立即向前跑去，冲出了巴士。但是，他的帆布包就那么放在车厢地板上了。此后让人费解的是，纵火犯并不是随意地往地板上倒汽油，而是冲着佐佐木忘在地上的包倒汽油。
犯人倒汽油倒得很仔细，这给乘客提供了制伏他的时间。
这段证言自然引起了吉敷的兴趣。于是他调查了那个关键的帆布包，巴士里的包已经无情地化作了一团灰。虽然帆布包从里到外都已烧成炭黑，但鉴识科人员还是根据残骸鉴定出包内的物品。
可是，包里的东西毫无特别之处，只有毛衣、书、装在铅笔盒里的文具等东西。
大家都觉得这有些蹊跷——一名年过五十的骨干职员怎么会随身带着这些东西呢。正在这时，答案揭晓了。那天傍晚，死者佐佐木德郎的儿子找到警察，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他叫佐佐木浩一，是鹿儿岛的高中生，为了参加高考来到东京。二月十日是j大学的考试日，所以案发那天早上，他自己先去了四谷的j大学。
他说他和陪他来东京考试的父亲约好，父亲随后把考试用具给他捎去。
但是仔细一听，这话也很是奇怪。为什么考生不带考试用具就自己先去了考场呢。
听了吉敷的这个问题，浩一回答说因为他和父亲走散了。佐佐木父子为了儿子高考来到东京，从二月七日开始住在新宿k宾馆。十日早晨，浩一要去j大的考场，当他走出房间时，父亲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急事，他从屋里对浩一说让他先到一楼预约一辆出租车，自己随后就下去。看样子，父亲好像是要打个电话。因为父亲拿着自己的包，浩一觉得还是自己拿包比较好，父亲却说“我帮你拿去”于是浩一就空着手去坐电梯了。
但左等右等父亲也没下来。眼看自己叫的出租车就要来了，佐佐木浩一万分着急。大厅里还有很多考生在等出租车。浩一先用宾馆的内线电话给房间打了个电话，但没有人接；他又急忙坐上电梯跑回房间，但房间门已经被锁上了。
儿子想父亲应该会随后赶到，迫不得已只能自己坐上出租车，先去了大学考场。当时他身上只带准考证。但是到了考场，等了半天，父亲还是没有来，于是他不得不向大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借了文具参加考试。
中午他在大学附近的小酒吧吃饭时，看到电视上说新宿西口发生了巴士纵火案，而父亲出了交通事故。考试一结束，他就紧急联系了警方。
佐佐木浩一的证言是说得通的。但是这样一来，又产生了一个疑点，那就是父亲的行动。
按浩一所说，父亲应该刻不容缓的追随儿子的脚步赶去在四谷的j大学，但他却不紧不慢的坐上了在新宿西口发车的巴士。
如果因为怕堵车所以不打出租车而选择坐城铁，这还说得过去。但他坐的是巴士，而且那辆巴士是开往中野车库的车——中野车库与四谷在城市对角线的两端。父亲到底为什么做出如此奇怪的举动呢。
首先能想到的是——是不是父亲不在意儿子的高考？可是，根据儿子所言，事实完全相反。佐佐木德郎是东京大学毕业的优秀证券师，对自己的学历非常骄傲。他经常唠叨儿子的学业，甚至把“进不了一流大学就要断绝父子关系”这样的话当做口头禅，总是挂在嘴上。所以儿子说这次父亲的举动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在儿子高考的重要日子，对儿子升学格外关心的白领精英到底要带着儿子的文具去哪里呢？
不过，仔细想一想，高考只需要铅笔和橡皮就可以了。到了考场，再翻参考书也没有用了。大学的教室一般没有暖气，比较冷，所以考生常常会带着怀炉或毛衣。佐佐木浩一也在包里放了件毛衣，不过这种东西即使没有，对考试也无大碍。这样看来，这位父亲的举动或许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对于一个特意陪儿子来东京考试的父亲来说，他的举动无疑是很古怪的。
那么中野车库那边有什么呢？是有熟人吗？要是去见熟人的话，不能等到儿子考试结束再去吗？
揭开这个谜题的关键，是不是在于儿子说的“父亲好像打过一通电话”？难道电话里发生了什么，导致父亲忘了自己的事情、在儿子高考的日子里要跑到和j大学反方向的四谷去？
但是，这里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吉敷问了宾馆的人，他们说父亲并没有打过电话。不是，这么说多少有些欠妥。应该说，在k宾馆的电脑上，没有佐佐木父子住的1108号房间在二月十日早上的通话记录。
听到这个情况，吉敷陷入了思考。那么是不是有访客呢？不过，即使有访客，难道不能到晚上再说？要知道，这可是儿子高考的大日子，而且父亲还拿着儿子的文具。
宾馆的前台接待说，二月七到十日，至少前台没有接待过找佐佐木德郎的人。儿子也说没有访客之类的人。到十日早上为止，父亲在晚上会外出一会儿，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奇怪举动。
看来这条线暂时走不下去了。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那辆巴士上其他乘客的证言。
佐佐木德郎坐在靠近后门的长沙发座上，面朝开车的方向。好几位乘客都说他左右的座位是空的，看起来没有人和他同行。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表现出任何焦虑的神情，而是一个人优哉游哉的坐在那里。
这样看来他是在等待巴士发车。但手拿塑料瓶的纵火犯从后门一上车，佐佐木德郎就像条件反射似的立马奔向前门跑出去了。大多数乘客是在那人拧开瓶盖、往车上倒汽油时，才知道这个从后门上来的流浪汉是纵火犯。因此有个乘客讽刺佐佐木德郎的直觉很敏锐。不过大部分乘客都觉得佐佐木好像认识那个纵火犯。
但奇怪的是，这次的纵火犯和七年前的巴士纵火犯一样，不是把汽油在板地上洒开，而是集中倒在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竟是佐佐木德郎忘在地板上的包，那个装有儿子考试文具的包。
把包忘在地板上就仓皇逃走，这也难以理解。虽然有可能是因为着急而忘了拿，但如此重要的东西会这么轻易忘记吗？
或许是他忘了拿，但为什么纵火犯对别的地方看都不看，直接朝着佐佐木德郎的包倒汽油呢？这个包明明没有什么特殊价值。
这马上让人产生一个联想——这个流浪汉和佐佐木有仇。这次的巴士纵火案和七年前的案子有所不同，是具有一定计划性的。所以吉敷推测，犯人可能是看到佐佐木这个特定目标上车后才想到要纵火的。是这么一回事吗？
那么，这次的案件和七年前的案件惊人的相似，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缘由呢。吉敷考虑调查一下昭和五十五年的那起案件。
但是，如果把这次的案件看做是流浪汉男子对佐佐木的复仇，那么仍在存在很多疑问。——首先，如果流浪汉是看到佐佐木上车后才产生了纵火的念头，他能这么容易的找到汽油吗？
此外，如果这是针对佐佐木的报仇，佐佐木逃跑时，犯人完全可以对着他的后背泼汽油啊。把装有儿子考试文具的包烧掉，又有什么用呢。
不管怎样，吉敷考虑还是先调查一下七年前夏天发生的那起案件。
第二节
一经调查，吉敷发现七年前的案件和这次的案件一样，包含着这样那样的疑点。
犯人丸山博文（当时三十八岁）和现在“深川街头杀人犯”的川俣军司一样，被判无期徒刑，现在处在服刑期中。但是从案件发生到昭和五十五年夏天案件侦破，这之间的过程尚有很多不明之处。
当晚逮住犯人的是在案发现场附近的福崎久司氏（化名？当时二十八岁）和他的一个朋友。但是他们并不是直接目击者，没有亲眼看到丸山纵火。当时旁边一个叫谷川文吾（化名？土木建筑职业，当时三十五岁）的人指着丸山叫道“他是犯人”福崎两人只不过是追上去捉住了丸山。福崎氏说，那时候谷川并没有和他们一起追犯人，而是一动不动的站在马路上吃饭团。
在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谷川氏解释说是因为当时忙着灭火，所以没有去追犯人。但福崎氏说，谷川即使在记者见面会时也是压低帽子、躲避人们的目光。
此外，丸山在作案后的逃跑路线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一般来说，应该跑去新宿西口或混入地下街的人群，但犯人故意穿过马路、往行人稀少的安田生命大楼方向走去，最后居然在地下街的入口处蹲了下来。
案件相关物证也很匮乏。作案用的塑料桶上没有检测出指纹。只有目击者的证言和犯人的自供。
而这个自供可以说没有什么说服力。丸山在八月二十二日就交代了犯罪事实，但直到九月六日才交代了犯罪动机。而且所谓动机也只是很通俗、很形式化的说辞——“世上的人都觉得生活很幸福，我就想做件让他们吃惊、让他们感到不幸的事。”这自然让人怀疑丸山是在调查队的引导下才这么交代的。
案发后警察在现场竖起标牌，以征集目击者。这说明警察也觉得现有的目击者证言缺乏说服力。
目击者谷川氏居无定所，这也使其证言的可信度有所下降。本以为谷川的住处是东京田端的姐姐家，但和谷川的姐夫联系后，姐夫说：“我三四年都没见过他了，这次出了事才知道原来他还活着啊”谷川就是这样一个人。
当时，警察对媒体宣称谷川氏和福崎氏一起逮住丸山、并目击了整个事件的经过。但福崎氏说事实并非如此。
而关于指纹，警方认为因为犯人在满手是油的情况下作案，所以没有留下指纹。这的确是事实。
另一个事实是——不管怎么说，发生在七年前夏夜的惨案留下了许多疑点。吉敷考虑，在七年后的二月发生的这起案件，如果是有人为了七年前的事情而报复佐佐木，那么佐佐木必然和昭和五十五年的案件有直接关系。于是吉敷托鹿儿岛警署调查此事。
五十五年那起案件的纵火犯不一样，昭和六十二年的纵火犯混入了新宿的人群，至今仍逍遥法外。吉敷想——如果能逮到纵火的流浪汉，也许能多了解一些这起奇怪案件的内幕。
这次的纵火犯和上次的不一样，不是冲动性的无差别杀人，而是有计划的实施纵火。他的目的是什么？想来想去，其目标还是从鹿儿岛来到东京的佐佐木。纵火犯的举动和更难解释的佐佐木的行动之间可能有什么因果关系。那么这是纵火犯对佐佐木的报复吗？真是这样的话，就必须考虑相隔七年的两个案件之间有什么相似性。说是相似性，其实用“双胞胎案件”加以描述更为贴切。如此想来，被纵火犯盯上的佐佐木应该经历过昭和五十五年的纵火案。即使不是现场经历，也应该和案子有很强的关联。到此为止，推理进行得很自然。
吉敷打算先联系鹿儿岛警署。此外，流浪汉模样的纵火犯也是重点。幸运的是，这次有很多目击者。
而且，因为有一阵儿犯人被大家捉住了，所以很多人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脸。这样一来，犯人的画像就好做了。
此外，还有犯罪遗留物品——装着汽油的塑料瓶。这是追踪犯人去向的重要线索。但是现在除了知道犯人是四十岁左右的流浪汉模样的男性，其他的情况一概不知。
新宿地下是流浪汉的聚集地。有的人生来就居无定所，像乞丐一样在这里生活。更多的人是来东京打工却在返乡前赌光了所有的钱，以至于回不可家，只能住在新宿地下。听说流浪汉中还有大学毕业生。总的人数大概有一百多人，但由于他们的流动性强，所以新宿警署也无法统计出一个确切数字。新宿地下有这么多人，即使犯人藏在那里，也很难展开搜查。
第三节
“请问是搜查一科的吉敷警官吗？我们之前接到了您的电话。”一个雷鸣般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即使耳朵离话筒很远，还是听得很清楚。
“我是吉敷。”
一听到吉敷的回答，对方的声音变得更大了：“在下是鹿儿岛警署刑事科的留井。您托我们调查佐佐木德郎，我想在电话里向您汇报一下调查的情况。”
吉敷在椅子一下子上坐直了：“我们一直在等候您的回复。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哪有哪有，都是工作嘛。”
“那么，调查怎么样？”吉敷把身子向前倚去，一只胳膊支在桌子上。
“佐佐木德郎是东大毕业的白领精英，在我们这里可以算是名流了。昭和七十年生，四十五岁，有一个叫浩一的儿子。”
“嗯”吉敷静静的听着。但是以上的情况他已经大体了解了。
“他住在鹿儿岛市一个叫池上町的地方，房子很气派，最近一部分在翻新。因为昭和六十年的大降灰，原本比较旧的二楼，有一部分房顶掉下来了。”
“嗯？您刚才说什么？”吉敷问道“大降灰？”
“是的。咦？您不知道吗？”
“是啊，不知道。”
吉敷常常遇到这种情况。委托地方警署进行调查时，在地方上发生的著名事件，吉敷一点也不了解。但地方上的人想当然的认为大家都应该知道，所以交流中经常产生障碍，让他们感到很惊讶。这可能是因为吉敷工作太忙了。一有案子，就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几乎没有看电视的时间。周刊的话，若不是对侦查有用的，吉敷这些年也没看过。有时很多天连报纸也没空读。
“鹿儿岛这边啊，每年樱岛的火山灰都落得很厉害，东京那边的雾啊环境污染啊什么的，和这个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昭和六十年的夏天，就是前年了，前年的春天到夏天期间，那降灰量真是破天荒得多啊，有可能是建国以来最多的一次。严重的时候，走在街上，能见度只有十米。很多人都患上了哮喘病，交通水泄不通，树都枯死了，收成也大减啊。那时候真的很惨。”
“唔”吉敷对此一无所知。
“鹿儿岛整个城市被火山灰笼罩着，到处都是白色的，成了一座鬼城。六十年八月一个月的降灰就相当于之前好几年的降灰量呢。”
“啊，这样”
“列车铁轨上的自动铁道口因为火山灰导致运行错误，发生了交通事故。因为火山灰会把店里弄脏，所以店主都拉下卷帘门，游客也不来了。鹿儿岛的商业跌倒谷底，非常惨淡。‘既然没有客人来，就把店关了吧’，正当人们这么想的时候，又从樱岛[1]落下巨大的飞石，有的旅馆屋顶都被砸烂了。真是祸不单行啊。”
“哦，是这样啊。那么，佐佐木家的屋顶”
“啊对！鹿儿岛很多家的屋顶都积了好多的灰，旧一点的房子甚至屋顶都掉下来了。佐佐木家就是其中之一。为了给屋顶除灰，全九州的家政服务公司都集中到鹿儿岛来了。这次降灰，获利的只有家政服务公司和除灰机的生产商。”
“啊是吗，真是不得了啊。”
“的确啊。直到现在，在鹿儿岛这边，那次降灰仍然是人们谈论的话题。大家都说，怎么就住在这么糟糕的地方了呢。”
“那个，关于佐佐木德郎”
“啊，对对，佐佐木德郎。他从东大毕业，这点已经汇报过了是吧。嗯，那个，您拜托我们调查的是什么事情啊？”
“昭和五十五年，在新宿发生过一起和这次案件很相似的巴士纵火案。我们有理由推测，佐佐木德郎和五十五年八月的那起案子有关。那是昭和五十五年八月九日晚上九点过后发生的案子。那么，昭和五十五年八月，佐佐木有没有来过东京呢？”
吉敷这么一问，鹿儿岛警署的留井立马做出了否定的回答：“没有。关于这个啊，百分之百没有。我们仔细调查了他昭和五十五的出勤表，佐佐木一直、一直在鹿儿岛。没出过一次差。一直在鹿儿岛待着呐。那年春天有公司职员春游，但去的地方是山xx道，和东京没关系。还有，我们也了解到了那年八月佐佐木每周周末都干了什么。”
“周末他都干什么？”
“在家待着啊。他妻子全都记得。”
“唔。”
“佐佐木就是这么一个没有什么爱好的男人。周日就在家看书，好像也打打高尔夫，但也就是这些。嗯，其实我们这些人都一样啦。”
“哎。”吉敷叹了一口气。这样一来，东京警署就没办法了。佐佐木一直待在鹿儿岛的话，就不会牵扯进五十五年的巴士纵火案，也不会得罪流浪汉男子了。
“我明白了。真是麻烦您了。如果再想起什么线索可能还要给您打电话。”
“没事没事，随时都可以。这次的调查结果能满足您的需要吗，是不是没什么价值啊？”留井终于把粗嗓门放低了，他很担心地说。
“啊，老实说，的确是这样”
“啊，这样啊”“我再重新想一想。您那边还有什么其他线索吗？”
“哦，这条消息不知道有没有用。佐佐木德郎的妻子说，他书房的抽屉里放着剪报。”
“剪报？”
“是的。”
“什么样的剪报？”
“剪报内容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他的妻子说，佐佐木有个癖好——他觉得重要的报纸内容、一下子把他吸住的的那些报道，他都放在书桌左面的抽屉里。他坐在书桌前的时候会打开抽屉，拿出来一边看一边想。虽然佐佐木把抽屉上了锁，但妻子知道钥匙放在哪里。哎，世上的妻子都是这样”
“是什么剪报？”吉敷的语气变强了一点。
“是赛马骑手的事情。现在我拿在手上，需要读一下吗？”
“好的，麻烦了。”
“标题是骑手泄露马匹状况，‘中央赛马的主力骑手松永荣吉（三十五岁）多次泄露自己赛马的情况，将其透露给黑社会团伙。警察观察到，松永喜欢浮华的生活，比如开着进口车四处兜风，因为没有钱来游乐，而被黑社会的人抓住了把柄。松永每周都会安排一天，在他家所在的大田区森林附近的咖啡馆和黑社会成员见面’”
吉敷不由自主的发出“啊”的声音。这条新闻勾起了他的回忆。由于这则报道，这次的纵火案和两年前吉敷负责的一个未能侦破的案件好像有了联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吉敷思考着。但是居无定做的流浪汉和东大毕业的地方名流怎么看都联系不上。
[1]樱岛——位于鹿儿岛市对岸的一座活火山。（译者注）
第四节
吉敷想起来了。那起案件发生在昭和六十年八月二十五日。那天清晨，在东京芝区tp宾馆内侧的安全楼梯下面发现一具坠楼而死的男尸。
男子大约五十岁，身着茶绿色的麻质高级薄夹克。一顶同色鸭舌帽掉在附近，应该是男子戴的帽子。棉质裤子又脏又旧，但夹克和帽子都是新的。他没戴眼睛。身上也没有手表。
关于男子的坠死，调查队内部产生了分歧，有人认为这是过失造成的事故，有人认为是谋杀。还有人认为是自杀，但并没有发现遗书之类的东西。
不仅没有遗书，男子身上没有一样东西能说明其身份。茶绿色薄夹克的内兜和两侧的口袋都是空的，甚至连毛絮之类的东西都没有，可见刚刚买来的新衣服。右侧裤子口袋里有三枚一百日元的硬币和四枚十日元的硬币，但是没有能表明其身份的物品。
认为他是自杀的警察列举出以下理由：周六晚上，宾馆内并没有人听到死者的惨叫。但是东京的市中心，深夜里也会充斥着附近道路上往来车辆的噪音。即使死者发出惨叫，也无法引起人的注意。
而关于死者是从哪层楼坠下的，大家也有分歧。鉴别科的船田认为，男子全身严重摔伤，肯定是从五楼或五楼以上坠落的。
站在五楼安全楼梯中间的平台看去，眼前是东京铁塔。往下看，身份不明的男子已经被搬走，混凝土地面上只留下白色粉笔画出的轮廓。
吉敷则认为这是一宗谋杀案，而且他对自己的推理比较有自信。第一个理由是死者的衣着很不协调。浅茶绿色的麻质夹克配黑色棉质裤子，这个搭配怎么看都很奇怪。但是在警察内部，很少有人同意吉敷的这个想法。
可以这样推测：犯人先把死者引到这里，给他新的上衣和帽子，拿走他的旧上衣，待他换好后再把他推下去。也就是说，这样可以很干净的拿走死者身上所有能表明身份的物品。若是引诱从地方来东京的人，眼前矗立的东京铁塔是很好的借口，可以借欣赏东京铁塔的夜景将他引到安全楼梯。
这样的话，死者本来的衣着打扮应该是很朴素的。那么他就不太可能是tp这座高级宾馆的住客，但犯人有可能是住客。警方立刻尽可能的调查了所有住客，但没有人遇到过可疑人物。
宾馆里没有住客消失。而且，住在宾馆的人里也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当然，犯人有可能在杀人后伪装的好，从而没有被发现。但不住在宾馆的人也可以选择这里的安全楼梯作为谋杀地点。吉敷推测，有没有可能是住在附近其他宾馆的人呢。
如果是在tp宾馆住在房间，又在此将死者杀害，有些说不通。若是犯人住在其他宾馆，而谎称自己住在tp宾馆，把死者引到宾馆大厅之类的地方，在酒吧喝点酒后一起乘坐电梯去房间“啊对了，这里有个很凉快的地方可以看到东京塔，咱们去看看吧”装作是即兴提出建议，就可以把死者引诱到犯罪地点。
走到安全楼梯之间的平台时，犯人把准备好的上衣和帽子拿给死者看，说要送给他，让他穿上试试。或者是犯人自己穿着夹克和帽子，然后说尺寸不适合自己什么的。就在死者把胳膊穿过袖子、戴上帽子的那一瞬间，犯人把他推了下去。也可以最后再把帽子扔下去。
为了查明死者的身份，吉敷立刻行动了起来。但是，调查比想象的还要困难。名片、身份证、驾照等东西死者身上一概没有。这一点已经说过了。但死者的外表也没有什么特征。身材中等，头发三七分，不算好看也不算难看。如果非要算的话，可能能归入好看的一类。看起来不像工薪一族。如果是上班族，那么死者连续缺勤的话，公司应该会联系警方。除去新的夹克和帽子，死者看起来像是一名体力劳动者，但穿着比较随意，所以也不排除是游手好闲之人。
要说特征也只有以上这些了。中等身材、不是上班族、略有游手好闲样子的——靠这种程度的“特征”去找，也难怪社会上没有给出任何反馈。而且，把死者的遗容登在报纸上也不合适。
连续四天，吉敷没有收到任何联络。也就是说，这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子无依无靠，没有妻儿朋友。
吉敷想，生活在东京这个城市里，因为游手好闲而没有依靠的人可能算是一种典型。但是也不排除他是从地方来到东京的人。身份不明的男子，崭新的上衣里面是稍微有点旧的、带着汗渍的白色短袖衬衫，最里面穿着运动背心。下身穿黑色裤子。这身打扮没有一点色彩，说是朴素，不如说是外乡人的土气。
鉴别科的船田还发现了另一个特征：死者的衣服上附着了很多煤烟状的白色颗粒。
死者如果能开口说话，肯定能从中听到地方口音。但询问过tp宾馆后，不仅没有人听过这个身份不明的男子讲话，连见过他的人都没有。死者若有同伴，同伴很可能是把他推下楼的犯人。但是，自然也没人见过死者的同伴。出乎吉敷的预料，tp宾馆一楼和地下的酒吧、咖啡馆、餐厅的人都说没有见过死者。
不过，通过尸体解剖，可以确定死者生前吃的是日式料理，而且喝了很多酒。犯人果然是先把死者灌醉、然后将其带走的。但是吃饭喝酒的地方不是tp宾馆。那么是不是宾馆附近的地方呢。于是吉敷和同事分头行动，开始调查宾馆附件的餐馆。但是三、四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发现。
于是吉敷转而开始调查高级麻质夹克和鸭舌帽，他把东京都管辖地区或上野等地卖西装的店逐一调查了一番。但是也没有引人注目的成果。最近，麻质的夹克大量上市，调查犹如大海捞针。本以为鸭舌帽比较少见，可能能调查出什么来，但这条线也没有结果。
正当关于男子身份的调查处在触礁状态时，案发第四天的下午，吉敷接到了一个电话。打来的人叫旗田，在江东区高砂四丁目经营一家旅馆，听起来是位年迈的老人。他说，在芝区tp宾馆坠楼而死的人可能是一周前住在自己旅馆的人。旗田自从星期六晚上就没见过他，看了报纸和电视，立马就联想到他，但是没有能证据能证明。旗田想或许过几天他就回来了，于是打算等等看。但四天过去了，他还没有回来，旗田就给警察局打了电话。
吉敷听后立刻赶往旗田旅馆。失踪男子住的房间还按照原样保留着。走上这家古老旅馆的二楼，走廊非常陈旧，吱吱作响，打开窗帘往窗下看，眼前是一条污浊的黑色河流。因为当时下着小雨，所有的窗子都关着，屋里潮得让人喘不过气。打开窗子可以看到黑色的河面上飘着彩虹色的油渍。因为下雨的关系，河面上有无数个小水圈正在渐渐变大。
男子的行李还留在屋里。说是行李，其实也只是一只旅行包，里面放着上衣和换洗衣物，以及周刊、赛马报道等东西。还有附近当铺的当票。行李里同样没有能证明其身份的物品。
男子在旅馆登记簿上登记的姓名是“壶井合三”住所一栏只写了山口县山口市。字写得很漂亮。
旅馆店主说，壶井在登记的时候曾问过住处是不是必须要写。店主回答说这是规定，但只需简单填一下就行。所以壶井只写了山口县山口市。吉敷立刻拜托山口县警署调查“壶井”的身份和照片，但这条线也无果而终。旗田旅馆的店主看了坠楼身亡者的照片，断定死者就是壶井。“壶井”在东京的居住地和姓名终于搞清楚了，但此外没有任何进展。而且也不敢保证“壶井合三”就是他的真名。
他的来处也无从知晓。他在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五突然来到宾馆，问有没有房间，那时候他曾提过自己是当天坐新干线到东京的。当时是傍晚六点左右。之后他好像还说以前来过这一片。
他说话虽然有些地方音，但口音不是很重。吉敷问是哪个地方的口音，店主没能答上来。店主说既然填的住址是山口县，有可能是山口口音。
虽然说山口县可能是死者编造的，但可以确定的是，死者不是东京人。因为一个东京人绝对不可能跑到江东区的宾馆住宿。
此外，壶井多在外面，几乎没有机会和宾馆里的人交谈。他只在宾馆吃早饭，午饭和晚饭都在外面吃。
但壶井并非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看起来是个喜爱交谈、开朗的人。但是关于自己的身份和职业，他只字未提。或许因为他觉得没什么可炫耀的吧。
壶井就是这样一个人，没什么特别之处。但由于他属于喜爱交际的性格，所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魅力。当吉敷说壶井是孤单一人时，旅馆店主感到非常惊讶，他嘟囔着“他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啊。”
关于着装，壶井好像只有身上穿的那套衣服——白衬衫、黑裤子、一直披在肩上或拿在手里的一件灰色发白的日式外套。旅馆店主说，报纸上所描述的死者的穿着和壶井的穿着不一样，这也是让他们犹豫不决、不知是否该报警的一个原因。店主还说，从没见壶井穿过浅茶绿色的薄夹克和鸭舌帽。这大大提升了吉敷推测的准确度。
吉敷注意到，当时新闻报道了“浅茶绿色的薄夹克和鸭舌帽”这个形象和壶井本人并不相符，却严重误导了人们。新闻所描述的服装让听众觉得死者是个时髦、爱打扮的人。但听了旅馆店主的描述才知道，事实与此大相径庭。
或者这正是犯人的意图，而且这个诡计的确奏效了。因为在那之后的两年时间里，死者的身份仍杳然不明。
吉敷拿着从壶井旅行包里找到的当票去了附近的当铺，得知壶井当的是手表。而且这块手表还是高级的浪琴表。吉敷猜想，壶井以前或许很有地位。
虽然线索很少，但调查仍慢慢地进展着。吉敷知道了死者的名字和出身地——至少是死者自报的名字和出身地。
还有一件事让吉敷很在意。壶井和将他从tp宾馆安全楼梯推下去的犯人，是在哪里、以怎样的方式和契机接触的呢。是偶然相遇，还是犯人联系的壶井呢。也许壶井就是为了和犯人见面才到东京来的。这样的话，犯人有可能是住在东京的人。如果是犯人联系的壶井，那么应该会有打到旗田旅馆的电话吧。
“唔，没有这样的电话”面对吉敷的询问，旗田旅馆的老店主边回想边缓缓地回答
“八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是星期四和星期五，没有找壶井的电话吗？”
“对，没有。”这次店主回答得很坚决“外面打来找壶井的电话，一通也没有。我没有替他转接过电话。”
“那，壶井有没有从旅馆往外打过电话？”
“也没有。”
也是，反正外面都有公用电话。既然没有找他的电话，难道他真的是约好和犯人见面才到东京来的吗？吉敷开始朝这个方向思考。
“壶井是上周五的傍晚来到这里的吧？”
“对，傍晚六点左右。啊，请稍等一下。”说完，老人走到走廊里面，打开了日光灯，又走了出来。吉敷和小谷在旗田旅馆二楼的走廊和老人面对着面。即使是白天，走廊也很昏暗，而且由于太阳落山了，旅馆里的光线越来越暗。日光灯闪了几下后，亮了起来。
“星期五他就待在旅馆、没有外出吗？”
“对，一直在旅馆休息。”
“吃饭呢？”
“吃的是我们做的饭。”
“第二天星期六呢？”
“星期六他在旅馆吃完早饭，过了一会儿就出去了。对，他说‘今天午饭和晚饭都不用准备’。”
“‘午饭和晚饭都不用准备’？”
“是的，他是这么说的。”
这是不是能说明他已经约了人吃饭。
“他说没说过要去哪里？”
“没有，什么都没说”
“他本来打算住几天？”
“说是先住到星期一。因为要去看个朋友，所以要看访友的安排，或许会往后延几天。”
“朋友啊”吉敷抱着胳膊想，如果知道这个朋友是谁，就能了解壶井的去向了。
“他有没有说过是什么样的朋友？朋友住在哪里？”
“这方面的话一句没提过。”
“这样啊。”正当吉敷说完这句话，走廊尽头走来一个十几岁的女服务员，手上抱着一摞报纸。她走到吉敷他们面前，想从他们中间横穿过去。
“那个，请稍等一下。”吉敷说。
“是的，有什么事吗？”服务员停下了脚步，把报纸理了理，重新抱好。
“这捆报纸是上周的吗？”
“是的。”
吉敷感到很不好意思，于是伸出手帮她托着报纸：“是给客人看的吗？”
“是的。”服务员回答说。
“那么壶井的屋里也放了报纸？”
“是的，放了。”老店主在旁回答道。
“知道是什么样的报纸吗？”
老人听后皱了皱眉，露出有点不耐烦的表情，嘟囔着说：“知道吧。因为就是周五的晚报和周六的早报。”
“好像没放周五的晚报。”女服务员说道。
“哦，这样啊，那就只有周六的早报了。”
吉敷帮服务员把那捆报纸放在地上，开始分类。还没等老人伸手，服务员就抽出两份报纸来。服务员做得干净利落，老店主却一脸迷惑，不知道吉敷为什么要查旧报纸。其实吉敷并没有期待一个具体的结果，只是因为线索实在太少了，所以保险起见，查看一下。
“是这两份吗？”
“对。上周二楼只有两位客人。”服务员回答说。这是两份一样的a报纸。
“这里面，哪一份是壶井房间的呢”
吉敷一问，服务员马上就接着他的话说：“这份是壶井先生房间的。”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这里破了。”她边说边指着报纸某一面的下边。果然，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洞。
吉敷把报纸平铺在地上，一面一面地看。虽然他并没有抱什么期望，但看到第三面时，他的手停住了。因为左下的一块儿被撕掉了。
“这是什么？”吉敷指着缺掉的那部分问“这是你撕的吗？”
“不是！我不知道！”服务员大声否认道“不是我撕的。”
那么就应该是壶井撕掉的了。这里原来印的是什么新闻呢。吉敷急忙翻开另一份一样的a报纸，找到同一版面，希望在另一份报纸上看到被撕掉的那则报道。
没有被撕的报纸上写着一个小标题——骑手泄露马匹情况，正文报道了中央赛马的主力骑手多次将自己的马匹的状况泄露给黑社会团伙。
“这份报纸能给我吗？”吉敷问道。店主说没有关系，吉敷就学着壶井把那则报道撕了下来，对折后夹在了记事本里。
后来，吉敷和报纸报道的骑手松永荣吉见了一面，但他松永说没有叫壶井的人和他联系过。而且当时松永正在被调查，壶井即使想和松永联系，也很难联系到。
就这样，好不容易得到的线索又断了。剪报和其他的文件一起躺在吉敷抽屉里面。吉敷无法推断这个身份不明的男子从哪里来。就这样过了两年。
殊不知在九州鹿儿岛，有一则同样的剪报被遗忘在抽屉里。
第五节
“那个的确是剪报吗？是用刀子裁下来的还是用手撕下来的？”吉敷边问留井，边打开抽屉，很快就找到了那则剪报。
“不是，不是剪下来的，是撕下来的。”鹿儿岛警署的留井并不知道事情原委，不急不慢的回答着吉敷的问题。
吉敷想，同样是手撕下来的啊。这真是一个出乎意料的进展。“对不起，能麻烦您再从头读一下那条新闻吗？”吉敷说着，用右手拿起剪报放在眼前，等着留井回话。
留井感到莫名其妙，但还是粗声粗气的念起了新闻。从标题到最后一句，两条新闻只字不差——这两份剪报出自同一报纸的同一则报道。
“怎么样？”
既然留井问了，吉敷就简要的地介绍了两年前的案子。留井听后很是惊讶：“哎，又是一起和过去纠缠不清的案子啊。”那口气好像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
不过的确如留井所言。刚发现这宗纵火案和七年前的案件极其相似，这下又牵扯到两年前的另一起案子。
“关于佐佐木的这则剪报，还有什么其他线索吗？”吉敷继续问道。这则剪报事关重大。这样一来，佐佐木很可能是杀害壶井的凶手。
如果是这样，那两人是什么关系？动机又是什么呢？难道壶井也是九州鹿儿岛出身的人？关于壶井的身份，需要知道的问题堆积如山。
“您要问的是？”留井反问道。
“比如是什么时候剪下来的、佐佐木夫人有没有提过佐佐木对这个新闻的评价？”
“这个嘛，不知道啊。佐佐木的妻子貌似也是打开抽屉时才第一次看到这则剪报。”
“就是说妻子不知道抽屉有这则剪报？”
“是的。她是在佐佐木死后才把抽屉打开的。”
“这样啊。那么这则剪报有什么特征吗？有没有红笔划出的地方，或是笔记什么的？”
“没有，什么都没有。”
“污渍也算。”
“唔，还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是不是皱巴巴的，或者有破损呢？”
“也没有。是经过仔细对折的。”
吉敷想，这就是说剪报一直放在抽屉里，佐佐木应该并不常带着剪报出门。
等一下！——吉敷突然想到。两年前的那个案件，也就是昭和六十年八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壶井合三被人杀害。虽然现在还没足够的证据，但那是绝对是谋杀。昭和六十年的八月，不是鹿儿岛历史性大降灰最严重的时候吗？——刚才留井是这么说的吧。
“昭和六十年的八月份，是不是樱岛降灰降得最厉害的时候？”
听吉敷这么一说，留井“唔”了一声。这好像是留井琢磨事情时的习惯。“昭和六十年的八月，是的。那个月的降灰非常严重，我们都没法上街，街上一片灰白。”
果然是这样啊。那么——
“也是那时候，佐佐木家二楼的屋顶掉下来了？”
“对，那是八月的事情。”
“八月几日？”
“这个请稍等，我看看询问笔记”
从电话里隐约传来留井快速翻查笔记的声音。
“找到了，是八月十九日的傍晚。”
“十九日吗。”吉敷虽然冷静的回答着，但他心里很不平静——他感到，自己抓住了一个大线索。庞大建筑物的碎片一块块的找到了。再经过推理，或许就可以用这些材料复原事件的前因后果。
若是十九日，那就是壶井死忘的前一天。或许就在佐佐木家屋顶掉下来之后，紧接着壶井就被佐佐木杀害了。
现在终于可以做出一些推断了。遭到杀害的壶井的衣服上附着着细灰状的颗粒，麻质夹克和鸭舌帽、以及在旗田旅馆发现的旅行包里的衣服上，也都有一些颗粒。那是当时在鹿儿岛市落下的樱岛火山灰。那么，壶井有可能是从鹿儿岛来到东京的。登记时把出身地写成山口县，应该只是他来东京的路上途经山口县，于是随手写上去了。
那么事情是不是这样呢——佐佐木家的屋顶掉落，紧接着壶井离开鹿儿岛来到东京，而佐佐木也追到东京将壶井杀害？
佐佐木家屋顶掉落和壶井的死之间或许有什么关联。如果有，是怎样的关联？或者佐佐木家屋顶因为大量存灰而掉落一事和壶井来到东京并被杀一事，只是两起偶然的事件？
佐佐木和壶井这两人在鹿儿岛有什么关系？杀人动机的关键是什么？
还有，是不是两年前的坠楼和那两起极为相似的纵火案有什么联系呢？
也有可能是昭和五十五年纵火案发生的五年后，佐佐木和壶井在鹿儿岛认识了，而纵火案对两人的交往产生了某些影响。
吉敷面前一下子涌现出来许多值得调查的事情，而且材料已具备，足够展开推理了。
“留井先生，听了刚才您的话我发现又有很多事情要麻烦您调查，真不好意思，不知方便吗？”
“哦，请尽管说。”留井依旧扯着大嗓门。
“首先是壶井合三。这个男人没有亲朋好友，也不是上班族。关于他的出身和职业一概不知。但是我推测，昭和六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三日之间，壶井在鹿儿岛和n证券职员佐佐木德郎有过接触。随后我马上把照片和资料给您寄去，不知您是否放方便协助调查。”
“明白了。既不是上班族也没有亲友，可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啊。”
“很可能是这样。”
“可能是饭馆、扒金库的店员或做短工的，我去这些地方查查看。”
“然后是佐佐木。这种精英白领、地方上的名流怎么会和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有关系呢？这一点还很模糊。此外，我们推测这个精英白领追着壶井来到东京，并在八月二十四日深夜将其杀害。如果是这样，他的动机又是什么？这一点也想拜托您一并调查一下。”
“调查他的动机，好的，明白了。”留井好像在边听边写“还有吗？”
“暂时就这些了。我也再好好想想。可能还有要拜托您的事情，到时再联系您吧。”
“好的，您尽管找我好了。随时待命。”
“多亏您的帮助，案子有了很大进展。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那我们再联系。”
说完留井挂了电话。吉敷也放下了话筒。
第六节
吉敷猜测，杀害壶井的凶手（有可能就是佐佐木德郎）制定了一个杀人计划——壶井无依无靠，所以只要拿走能表明其身份的名片、驾照等证件再将其杀害，尸体就会成为无名尸。壶井应该是把那些证件装在上衣里面，所以凶手就计划把壶井的上衣拿走。
凶手用崭新的薄夹克换下壶井原来的上衣，计划顺利实现了。壶井就这样身无一物的被杀害了。
事后，佐佐木逐一检查壶井的上衣口袋。也许和钱包、名片、驾照放在一起的，还有那则“剪报”
佐佐木把能表明壶井身份的东西和上衣一并处理掉了，可能只有这则剪报引起了他的兴趣。而他觉得一则剪报不会带来什么危险，于是把剪报带回家，藏在自己的抽屉里。
难道，佐佐木手上的这则剪报就是他于前年杀害壶井的证据？
那今年的纵火未遂案是不是壶井的亲人或朋友企图报复佐佐木呢。但壶井不是没有什么亲友吗。
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纵火犯不针对佐佐木本人、而是只往他的手提包上倒汽油呢。里面明明只有佐佐木儿子的考试用具。
不过，仅凭佐佐木手上有来自旗田旅馆的a报纸剪报就断定佐佐木是杀害壶井的凶手，未免为时过早。那么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呢。
现在还无从判断。必须要等留井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壶井真的是九州鹿儿岛人吗。即使是鹿儿岛的人，那么他和佐佐木是在鹿儿岛认识的吗。如果不能确定这个问题，就无法继续展开推理。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是佐佐木杀害了壶井，那么昭和六十年八月二十三日那个星期五，他肯定没去上班。
佐佐木作为工薪一族，如果星期五没有请假，他能完成杀人计划吗？不过，也不是没有可能。壶井被杀是在八月二十四日星期六的深夜。从这点来看，犯人仍有可能是上班一族。用星期六一上午的时间来东京、再用星期天的时间返回九州就可以了。佐佐木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真是这样的话，佐佐木应该事先知道壶井来东京的时间。那么，他们在鹿儿岛应该是很熟的朋友了——
壶井这边，可以确定他用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五一天的时间来到东京。如果佐佐木要紧跟壶井来东京的话，星期五他就必须请假。无论怎么说，如果可以确定佐佐木在那个星期五请了假，他杀害壶井的嫌疑就更大了。
等等。吉敷又想到——佐佐木为了拿走壶井的上衣，需要事先准备好麻质夹克和鸭舌帽。这两件都是新买的。如果用自己的衣服，会比较危险，所以佐佐木应该是为了实施杀人计划现买的。如果佐佐木有买衣服的时间，那么他必须事先知道壶井来东京的时间。他并没有给壶井住的旅馆打过电话，但两个人却能见面。难道这两个人真的是约好了在东京见面，才分别来到东京的？
一个是东大毕业的精英，一个是游手好闲之徒，这两个人怎么会这么熟呢？真是怎么想也想不通。
除此之外，剪报也是个问题。首先可以肯定的是，a报纸的剪报是从壶井手上转到佐佐木手上的。如果那时候的a报纸还在，就可以给留井寄去，让他看看佐佐木抽屉里的剪报是不是从旗田旅馆的报纸上撕下来的。但那份报纸肯定已经被旅馆扔掉处理了。但可以肯定，壶井是在旗田旅馆把这则剪报撕下来的。
而这则剪报被佐佐木煞有介事地藏在自己房间的桌子里。这是为什么？这个剪报哪里吸引了佐佐木？难道这则剪报和两年前的谋杀案有关？
再有就是佐佐木家房顶掉落一事。这个昭和六十年两人来到东京（虽然尚不能确定佐佐木那时来过东京）有什么关系呢？
两天后的上午，留井从鹿儿岛打来了电话。
“关于您让我调查的事情，”他还是那副沙哑的声音“壶井合三果然住在鹿儿岛。”
“是吗？”
“他住在一个很廉价的公寓里——鹿儿岛市里的东千石町日高公寓六号。那个公寓是用木头和泥浆建的，环境很差。房东和其他住户确认了壶井的照片。”
“原来如此，他在日高公寓住到什么时候？”
“住到昭和六十年八月。”
“果然是这样。”吉敷冷静地回答道。终于知道两年前那个身份不明的死者的住处了。
“那个叫东千石町的地方，和佐佐木住的池上町离得近吗？”
“不近，隔得很远呐。徒步走的话，也不是走不到，但还是有相当的距离的。”
“哦，这样啊。那么壶井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
“是的。”
“那他靠什么生活？”
“一直到死前的半年，他一直在鹿儿岛市里的一个小印刷厂上班，估计是指着失业保险金活过吧。还有就是，有传言说他是靠女人养活。”
“靠女人？”
“是啊。有人说他和市里俱乐部的一个女子来往密切。”
“那找到这个女的了吗？”
“还没有。”
“哦。”吉敷脑子里浮现出两年前见到的壶井——虽然上了年纪但仍存一些风貌。
“我们这边有壶井合三的户籍，所以他的出生年月和详细的背景都查到了。”
“哦是吗。请稍等一下。”吉敷准备好记事本。
“可以了吗？他于昭和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出生在大连，父母双亡，没有兄弟姐妹。昭和四十一年在大分县结过一次婚，但妻子也死了，没有孩子。昭和四十七年开始在鹿儿岛市内的福冈印刷厂工作，昭和六十年年辞职。就是这些了。”
看来壶井还是个比较老实的人，不是一个痞子或完全游手好闲的人。
“那么壶井和佐佐木德郎”吉敷接着问道。他们两人的关系很关键。
“这个，完全没有迹象说明两人有密切的来往。”
吉敷听后心里很苦恼。
“除了两人是否交往密切，有没有证据证明两个人一起吃过饭喝过酒什么的？”
“哦，这个啊，”
这样看来，猜测佐佐木德郎是杀害壶井的凶手，完全是无稽之谈了。
“我们调查了昭和六十年壶井常去的酒吧、饭馆一类的地方，不仅没发现他曾在这些地方和n证券的佐佐木见过面，而且根本没人听他提过佐佐木这个人，没人在那些地方见过佐佐木。佐佐木好像是个精英意识很强的人，不会去那些地方的。”
留井的这句话引起了吉敷的注意：“您说他是精英意识很强的人？”
“是的，我听别人这么说的。”留井回答道“我们打听到，佐佐木这个人啊，只去自己指定的酒吧，就连午饭时站着喝一杯酒的小酒屋都只去固定的一家。‘这里可以’，或者‘这里不行’，他是这样风格的人。”
“哦。”
这是预料之中的。但是这样一来就彻底颠覆了吉敷的推理。吉敷想，如果两个人彼此不熟，那关于昭和六十年八月那起案件的推测就不能成立。
还有一件事也是和预想一样的——壶井的确是孤家寡人，他的父母和妻子都死去了，也没有孩子。那昭和六十二年的这次纵火案，也不可能是壶井亲人对佐佐木的报复了。
那么昭和五十五年的时候呢？那时壶井应该在鹿儿岛的福冈印刷厂工作。但八月那次巴士纵火案发生时，他是不是在东京呢？
吉敷问留井，留井回答说马上去调查。
“佐佐木固定去的酒吧，还有与壶井生前关系密切的酒吧女子这方面，还有其他信息吗？”
“现在没有，如果您需要我们调查，我们马上去查。”留井毕恭毕敬地说。
“啊，这个，如果方便调查的话，当然最好了”吉敷的语气变得吞吞吐吐的。因为即使去调查，也可能毫无所获。再说留井也有自己的工作。吉敷在想是不是自己去鹿儿岛比较好。
“壶井生前是不是人缘不好？”吉敷问道。
“好像不是吧。他比较健谈，在酒吧也很受女招待的欢迎。他甚至可以向女人开口要钱。好像挺有女人缘的。实际上，他好像为了讨女人欢心什么都愿意做，是很会耍宝的一个人。比如他有一次在某酒吧的吧台吹嘘说自己正为钱太多而发愁，然后当场烧了一张一万日元的钞票给别人看。”
“喔”
“真是个傻瓜，口上说自己很有钱，但实际上都是靠保险金过活，还向女人伸手要零花钱，孤零零地住在廉价公寓里。我对这种男人最反感了！”留井的语气变得粗暴起来“昭和十一前后出生的人里的确有壶井这种人。我自己也是那时候出生的，所以我知道。但看到他们心里真难受啊。”
“这样啊”吉敷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以前他和本地的一些黑社会团伙有来往，一度口袋里也有些钱。”
“那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昭和五十八年、五十九年吧，因为不可能是昭和六十年。”
“为什么这么说呢？”吉敷追问道。
“这个嘛，因为5五十九年年底那个暴力团伙被消灭了。”
“哦，因为警方的介入？”
“不是，不是因为警方，而是因为和关西的黑社会之间起了战争。”
“战争？”
“是啊，作为鹿儿岛的人我感到很羞愧，但昭和五十九年十二月，鹿儿岛曾发生过枪战。”
“原来如此。”
“当时几乎所有的黑社会成员都在市中心的一栋公寓里，枪战就发生在那里。那次死了很多人，但还好没有普通市民受伤。”
“起因是什么呢？”
“还不清楚。这也是因为鹿儿岛的黑社会成员几乎都被杀死了。不过估计是因为地方权力的争夺吧。”
是这样吗，吉敷暗想。虽然有可能是因为利益争夺，但这么大规模的黑社会战争不是经常发生的。是不是为了争夺一大笔利润而造成了对立呢？应该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才爆发枪战吧。
吉敷一说，留井马上表示同意：“您说的没错，但其实那时候的情况完全相反——当时因为经济亏损，双方是为了争夺仅剩的一点利益而发生争斗。昭和五十九年虽然不是樱岛火山落灰最严重的时期，但也降了很多灰，商店什么的根本没有盈利。因为经济跌入谷底，所以搜刮商家利润的黑社会也吃不上饭了。”
“原来如此。”
“就是这样。总之，死伤的六十个人都是鹿儿岛m帮会的人。所以m帮会已经名存实亡了。市民们当然很高兴，但和壶井偶尔有来往的帮会成员也死了。所以昭和五十九年年底，壶井曾说觉得身边有点孤单。”
原来是这样。难怪性格外向的壶井却没有什么朋友。如果壶井的朋友都是黑社会成员，那一般的人肯定会避免和壶井交往，这也是人之常情。再加上他黑社会的朋友也都死了。
“不过壶井也不傻，他和黑社会的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黑社会的人请他喝酒，他也极力避开。是一个酒保告诉我们壶井和黑社会的人有来往，壶井本人并不和黑社会的人公开来往。”
“哦，这样。”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需要我们调查的事情吗？”
“不好意思，又要麻烦您了。我们想确认一下，昭和六十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五，佐佐木是不是缺勤没去上班？”
“缺勤？哦，为什么要查这个呢？”
“那天，壶井坐新干线来到东京，佐佐木有可能紧跟着他来到东京。当然，佐佐木有可能是二十四号坐飞机来到东京的。不过，那样的话他应该清楚的知道壶井的行动，也就是说两个人应该关系很好才对。但刚才从您的话看来，他们似乎根本不可能认识。”
“唔，是啊。”
“如果佐佐木在二十三日请了一天假，那么他杀害壶井的嫌疑就大了。”
“哦，不过依您所见，佐佐木是凶手的可能性有多大呢？”看来留井还是对吉敷的想法抱有怀疑，这也可以理解。
“这个很难说。或许这只是我凭空的猜测。但两年前壶被杀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不过，刚才听了您的介绍，我还没有发现比佐佐木更有嫌疑的人。”
“但是佐佐木和壶井没有来往，这也是事实啊。您是靠什么来判断佐佐木就是杀害壶井的凶手呢？”
“是报纸的剪报。”
“啊，原来是剪报啊。”
“如果没有剪报，我的推测完全不能成立。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那则剪报是从壶井手里转到佐佐木手里的。如果佐佐木抽屉里a报纸的剪报是用刀子或剪子裁下来的，那么必须考虑他们只是偶然从报纸上取下了相同的报道。但两边的剪报都是用手撕下来的。”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此外什么需要调查的吗？”
“有没有让佐佐木的妻子看过壶井的照片呢？”
“给她看过了。”
“她说什么？”
“她说不记得见过这个人。”
“哦之前我在想，昭和六十年八月十九日佐佐木家房顶掉落这件事，是不是恰好和壶井有关呢。这样看来也没有关系了。”
“好像没什么关系”
“还有，六十年八月，佐佐木为了杀壶井来到东京，当时他提前准备了浅灰绿色的薄夹克和同色的鸭舌帽。他可能是让壶井穿上他准备的衣服然后将其杀害的。不知佐佐木的妻子有没有见过这样的衣帽，能麻烦您确认一下吗？”
“浅灰绿色的麻质夹克和鸭舌帽，明白了。除此之外呢？”
“之外就是刚才说的女子。曾给壶井钱的这名女子现在是不是还在鹿儿岛、她的身份背景等等。”
“女子好的，我记下了。”
“总之需要知道佐佐木针对壶井的动机。如果不知道他的动机，就没法理清整个事件的脉络。”
“好的，我知道了。我会尽快去办，一有消息马上联系您。”
“拜托了。”吉敷说道。
&... -->>
第一节
昭和六十二年二月十日早上七点十分，在新宿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件。
在新宿西口k商场前的巴士总站，开往中野车库的k帝都巴士正在等待发车。而就在这辆巴士上，发生了一起纵火事件。
严格的说，是纵火未遂。当时巴士的前后门都敞开着，等待发车。一个流浪汉模样的男子拿着一个塑料瓶上了车。正在他开始往车厢地板上倒塑料罐里的汽油时，乘客们一起上前，将他制伏。
但是，好不容易抓住的纵火未遂犯被他逃掉了。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从后门上车的这名男子不紧不慢地把事先准备好的汽油往地上撒，所以有几名受惊的乘客争先从前门逃出。而其中一人被出租车撞倒了。
虽然出租车行驶的速度并不是很快，但是从巴士逃下来的这个人被出租车撞倒后，头部狠狠地摔倒了地上，立即昏迷了。闻讯赶来的救护车将他送到医院后，他因抢救无效死亡。但其实他在现场时就已经没救了。
因为发生了这样的连环事件，所以纵火未遂犯趁着混乱，摆脱了乘客们的控制，逃之夭夭了。
但是，就在被出租车撞倒的男子躺在马路上，而大家都在等待救护车到来的时候，巴士突然着火了。
一名乘客说，巴士着火的样子完全可以用爆炸来形容。或许是因为高温，巴士的车窗玻璃一块接一块的变成白色粉末，四处飞散，火焰从车窗喷涌而出，形成火柱。在都市清晨寒冷的空气中，黑烟滚滚上升，轰响震惊四周。
着火的原因可能是有人把烟头掉在了巴士附近。巴士的乘客和聚集在周围看热闹的人一下子逃窜开来，镇定下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靠近着火的巴士，而是离得远远的了。
幸运的是，从纵火犯侵袭巴士到巴士着火，之间相隔了较长的时间，所以巴士里没有乘客滞留，也没有其他人员伤亡。牺牲者只有那名因纵火犯的闯入而惊慌失措逃出巴士、被路过的出租车撞倒致死的男子。
死者上衣口袋里的名片表明了他的身份：九州鹿儿岛n证券株式会社营业科长佐佐木德郎。他看起来五十出头。
很明显，这起案件不是单纯的纵火案，而是杀人未遂案。案件造成一人死亡，这或许不是纵火犯的意图所在。但是，在载有乘客的待发巴士上倒汽油，这只能说明犯人有杀害乘客的企图。
这个事件由警署一科的重案组负责。
吉敷竹史向十几名乘客、巴士司机和过路者等当事人询问事件的经过，展开了调查。调查过程中，这件貌似单纯的西口巴士纵火案渐渐带上了奇怪的色调。
首先，最奇怪的一点是——这起案件让人马上联想到几年前的另一个事件。
除了不可思议，再没有词语可以形容了。这次的事件就是昭和五十五年八月十九日晚上发生的巴士纵火的真实再现。
无论是地点还是手法，这次的纵火案都与七年前夏日夜晚的那个事件一模一样。那时，纵火犯也是从后门上车。巴士公司、巴士停放的位置，就连巴士要开往的目的地都一样。不同的是这次发生在早晨，而上次是夜晚。此外，七年前的那个事件中，犯人在纵火前事先把汽油从塑料罐移入塑料水桶中，以致纵火得逞，导致三人死亡（最终为六人死亡）、四人重伤、十六人轻伤。而这一次虽然巴士被放了火，但由于有时间间隔，没有死伤者。这也是两次事件的不同之处吧。
吉敷首先考虑的就是，这两次事件有什么联系呢。
在乘客的证词中，也有一些奇怪的地方。有位乘客当时坐在巴士最后一排的沙发座位上，当他看到犯人要在车厢里撒汽油，便第一个冲上前去制止他。据他所言，冲出巴士而被出租车撞倒的人坐在他右前方的沙发座位上。按巴士行驶方向来说，他坐在巴士右边的座位。在右前方那个横排的沙发上，除了他还坐了三个人。被出租车撞倒的人——也就是佐佐木德郎——戴着银边眼睛，他的浅棕色帆布包一直放在地上。
奇怪的是那之后的事情。手拿塑料瓶的纵火犯从后门一上车，佐佐木德郎就立马冲向前门逃了出去。据说那样子可谓动如脱兔。其他大部分乘客都是在犯人从塑料瓶里往外倒汽油后才开始有所行动的。
佐佐木德郎好像认识犯人似的，一看到纵火犯就立即向前跑去，冲出了巴士。但是，他的帆布包就那么放在车厢地板上了。此后让人费解的是，纵火犯并不是随意地往地板上倒汽油，而是冲着佐佐木忘在地上的包倒汽油。
犯人倒汽油倒得很仔细，这给乘客提供了制伏他的时间。
这段证言自然引起了吉敷的兴趣。于是他调查了那个关键的帆布包，巴士里的包已经无情地化作了一团灰。虽然帆布包从里到外都已烧成炭黑，但鉴识科人员还是根据残骸鉴定出包内的物品。
可是，包里的东西毫无特别之处，只有毛衣、书、装在铅笔盒里的文具等东西。
大家都觉得这有些蹊跷——一名年过五十的骨干职员怎么会随身带着这些东西呢。正在这时，答案揭晓了。那天傍晚，死者佐佐木德郎的儿子找到警察，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他叫佐佐木浩一，是鹿儿岛的高中生，为了参加高考来到东京。二月十日是j大学的考试日，所以案发那天早上，他自己先去了四谷的j大学。
他说他和陪他来东京考试的父亲约好，父亲随后把考试用具给他捎去。
但是仔细一听，这话也很是奇怪。为什么考生不带考试用具就自己先去了考场呢。
听了吉敷的这个问题，浩一回答说因为他和父亲走散了。佐佐木父子为了儿子高考来到东京，从二月七日开始住在新宿k宾馆。十日早晨，浩一要去j大的考场，当他走出房间时，父亲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急事，他从屋里对浩一说让他先到一楼预约一辆出租车，自己随后就下去。看样子，父亲好像是要打个电话。因为父亲拿着自己的包，浩一觉得还是自己拿包比较好，父亲却说“我帮你拿去”于是浩一就空着手去坐电梯了。
但左等右等父亲也没下来。眼看自己叫的出租车就要来了，佐佐木浩一万分着急。大厅里还有很多考生在等出租车。浩一先用宾馆的内线电话给房间打了个电话，但没有人接；他又急忙坐上电梯跑回房间，但房间门已经被锁上了。
儿子想父亲应该会随后赶到，迫不得已只能自己坐上出租车，先去了大学考场。当时他身上只带准考证。但是到了考场，等了半天，父亲还是没有来，于是他不得不向大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借了文具参加考试。
中午他在大学附近的小酒吧吃饭时，看到电视上说新宿西口发生了巴士纵火案，而父亲出了交通事故。考试一结束，他就紧急联系了警方。
佐佐木浩一的证言是说得通的。但是这样一来，又产生了一个疑点，那就是父亲的行动。
按浩一所说，父亲应该刻不容缓的追随儿子的脚步赶去在四谷的j大学，但他却不紧不慢的坐上了在新宿西口发车的巴士。
如果因为怕堵车所以不打出租车而选择坐城铁，这还说得过去。但他坐的是巴士，而且那辆巴士是开往中野车库的车——中野车库与四谷在城市对角线的两端。父亲到底为什么做出如此奇怪的举动呢。
首先能想到的是——是不是父亲不在意儿子的高考？可是，根据儿子所言，事实完全相反。佐佐木德郎是东京大学毕业的优秀证券师，对自己的学历非常骄傲。他经常唠叨儿子的学业，甚至把“进不了一流大学就要断绝父子关系”这样的话当做口头禅，总是挂在嘴上。所以儿子说这次父亲的举动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在儿子高考的重要日子，对儿子升学格外关心的白领精英到底要带着儿子的文具去哪里呢？
不过，仔细想一想，高考只需要铅笔和橡皮就可以了。到了考场，再翻参考书也没有用了。大学的教室一般没有暖气，比较冷，所以考生常常会带着怀炉或毛衣。佐佐木浩一也在包里放了件毛衣，不过这种东西即使没有，对考试也无大碍。这样看来，这位父亲的举动或许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对于一个特意陪儿子来东京考试的父亲来说，他的举动无疑是很古怪的。
那么中野车库那边有什么呢？是有熟人吗？要是去见熟人的话，不能等到儿子考试结束再去吗？
揭开这个谜题的关键，是不是在于儿子说的“父亲好像打过一通电话”？难道电话里发生了什么，导致父亲忘了自己的事情、在儿子高考的日子里要跑到和j大学反方向的四谷去？
但是，这里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吉敷问了宾馆的人，他们说父亲并没有打过电话。不是，这么说多少有些欠妥。应该说，在k宾馆的电脑上，没有佐佐木父子住的1108号房间在二月十日早上的通话记录。
听到这个情况，吉敷陷入了思考。那么是不是有访客呢？不过，即使有访客，难道不能到晚上再说？要知道，这可是儿子高考的大日子，而且父亲还拿着儿子的文具。
宾馆的前台接待说，二月七到十日，至少前台没有接待过找佐佐木德郎的人。儿子也说没有访客之类的人。到十日早上为止，父亲在晚上会外出一会儿，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奇怪举动。
看来这条线暂时走不下去了。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那辆巴士上其他乘客的证言。
佐佐木德郎坐在靠近后门的长沙发座上，面朝开车的方向。好几位乘客都说他左右的座位是空的，看起来没有人和他同行。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表现出任何焦虑的神情，而是一个人优哉游哉的坐在那里。
这样看来他是在等待巴士发车。但手拿塑料瓶的纵火犯从后门一上车，佐佐木德郎就像条件反射似的立马奔向前门跑出去了。大多数乘客是在那人拧开瓶盖、往车上倒汽油时，才知道这个从后门上来的流浪汉是纵火犯。因此有个乘客讽刺佐佐木德郎的直觉很敏锐。不过大部分乘客都觉得佐佐木好像认识那个纵火犯。
但奇怪的是，这次的纵火犯和七年前的巴士纵火犯一样，不是把汽油在板地上洒开，而是集中倒在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竟是佐佐木德郎忘在地板上的包，那个装有儿子考试文具的包。
把包忘在地板上就仓皇逃走，这也难以理解。虽然有可能是因为着急而忘了拿，但如此重要的东西会这么轻易忘记吗？
或许是他忘了拿，但为什么纵火犯对别的地方看都不看，直接朝着佐佐木德郎的包倒汽油呢？这个包明明没有什么特殊价值。
这马上让人产生一个联想——这个流浪汉和佐佐木有仇。这次的巴士纵火案和七年前的案子有所不同，是具有一定计划性的。所以吉敷推测，犯人可能是看到佐佐木这个特定目标上车后才想到要纵火的。是这么一回事吗？
那么，这次的案件和七年前的案件惊人的相似，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缘由呢。吉敷考虑调查一下昭和五十五年的那起案件。
但是，如果把这次的案件看做是流浪汉男子对佐佐木的复仇，那么仍在存在很多疑问。——首先，如果流浪汉是看到佐佐木上车后才产生了纵火的念头，他能这么容易的找到汽油吗？
此外，如果这是针对佐佐木的报仇，佐佐木逃跑时，犯人完全可以对着他的后背泼汽油啊。把装有儿子考试文具的包烧掉，又有什么用呢。
不管怎样，吉敷考虑还是先调查一下七年前夏天发生的那起案件。
第二节
一经调查，吉敷发现七年前的案件和这次的案件一样，包含着这样那样的疑点。
犯人丸山博文（当时三十八岁）和现在“深川街头杀人犯”的川俣军司一样，被判无期徒刑，现在处在服刑期中。但是从案件发生到昭和五十五年夏天案件侦破，这之间的过程尚有很多不明之处。
当晚逮住犯人的是在案发现场附近的福崎久司氏（化名？当时二十八岁）和他的一个朋友。但是他们并不是直接目击者，没有亲眼看到丸山纵火。当时旁边一个叫谷川文吾（化名？土木建筑职业，当时三十五岁）的人指着丸山叫道“他是犯人”福崎两人只不过是追上去捉住了丸山。福崎氏说，那时候谷川并没有和他们一起追犯人，而是一动不动的站在马路上吃饭团。
在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谷川氏解释说是因为当时忙着灭火，所以没有去追犯人。但福崎氏说，谷川即使在记者见面会时也是压低帽子、躲避人们的目光。
此外，丸山在作案后的逃跑路线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一般来说，应该跑去新宿西口或混入地下街的人群，但犯人故意穿过马路、往行人稀少的安田生命大楼方向走去，最后居然在地下街的入口处蹲了下来。
案件相关物证也很匮乏。作案用的塑料桶上没有检测出指纹。只有目击者的证言和犯人的自供。
而这个自供可以说没有什么说服力。丸山在八月二十二日就交代了犯罪事实，但直到九月六日才交代了犯罪动机。而且所谓动机也只是很通俗、很形式化的说辞——“世上的人都觉得生活很幸福，我就想做件让他们吃惊、让他们感到不幸的事。”这自然让人怀疑丸山是在调查队的引导下才这么交代的。
案发后警察在现场竖起标牌，以征集目击者。这说明警察也觉得现有的目击者证言缺乏说服力。
目击者谷川氏居无定所，这也使其证言的可信度有所下降。本以为谷川的住处是东京田端的姐姐家，但和谷川的姐夫联系后，姐夫说：“我三四年都没见过他了，这次出了事才知道原来他还活着啊”谷川就是这样一个人。
当时，警察对媒体宣称谷川氏和福崎氏一起逮住丸山、并目击了整个事件的经过。但福崎氏说事实并非如此。
而关于指纹，警方认为因为犯人在满手是油的情况下作案，所以没有留下指纹。这的确是事实。
另一个事实是——不管怎么说，发生在七年前夏夜的惨案留下了许多疑点。吉敷考虑，在七年后的二月发生的这起案件，如果是有人为了七年前的事情而报复佐佐木，那么佐佐木必然和昭和五十五年的案件有直接关系。于是吉敷托鹿儿岛警署调查此事。
五十五年那起案件的纵火犯不一样，昭和六十二年的纵火犯混入了新宿的人群，至今仍逍遥法外。吉敷想——如果能逮到纵火的流浪汉，也许能多了解一些这起奇怪案件的内幕。
这次的纵火犯和上次的不一样，不是冲动性的无差别杀人，而是有计划的实施纵火。他的目的是什么？想来想去，其目标还是从鹿儿岛来到东京的佐佐木。纵火犯的举动和更难解释的佐佐木的行动之间可能有什么因果关系。那么这是纵火犯对佐佐木的报复吗？真是这样的话，就必须考虑相隔七年的两个案件之间有什么相似性。说是相似性，其实用“双胞胎案件”加以描述更为贴切。如此想来，被纵火犯盯上的佐佐木应该经历过昭和五十五年的纵火案。即使不是现场经历，也应该和案子有很强的关联。到此为止，推理进行得很自然。
吉敷打算先联系鹿儿岛警署。此外，流浪汉模样的纵火犯也是重点。幸运的是，这次有很多目击者。
而且，因为有一阵儿犯人被大家捉住了，所以很多人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脸。这样一来，犯人的画像就好做了。
此外，还有犯罪遗留物品——装着汽油的塑料瓶。这是追踪犯人去向的重要线索。但是现在除了知道犯人是四十岁左右的流浪汉模样的男性，其他的情况一概不知。
新宿地下是流浪汉的聚集地。有的人生来就居无定所，像乞丐一样在这里生活。更多的人是来东京打工却在返乡前赌光了所有的钱，以至于回不可家，只能住在新宿地下。听说流浪汉中还有大学毕业生。总的人数大概有一百多人，但由于他们的流动性强，所以新宿警署也无法统计出一个确切数字。新宿地下有这么多人，即使犯人藏在那里，也很难展开搜查。
第三节
“请问是搜查一科的吉敷警官吗？我们之前接到了您的电话。”一个雷鸣般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即使耳朵离话筒很远，还是听得很清楚。
“我是吉敷。”
一听到吉敷的回答，对方的声音变得更大了：“在下是鹿儿岛警署刑事科的留井。您托我们调查佐佐木德郎，我想在电话里向您汇报一下调查的情况。”
吉敷在椅子一下子上坐直了：“我们一直在等候您的回复。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哪有哪有，都是工作嘛。”
“那么，调查怎么样？”吉敷把身子向前倚去，一只胳膊支在桌子上。
“佐佐木德郎是东大毕业的白领精英，在我们这里可以算是名流了。昭和七十年生，四十五岁，有一个叫浩一的儿子。”
“嗯”吉敷静静的听着。但是以上的情况他已经大体了解了。
“他住在鹿儿岛市一个叫池上町的地方，房子很气派，最近一部分在翻新。因为昭和六十年的大降灰，原本比较旧的二楼，有一部分房顶掉下来了。”
“嗯？您刚才说什么？”吉敷问道“大降灰？”
“是的。咦？您不知道吗？”
“是啊，不知道。”
吉敷常常遇到这种情况。委托地方警署进行调查时，在地方上发生的著名事件，吉敷一点也不了解。但地方上的人想当然的认为大家都应该知道，所以交流中经常产生障碍，让他们感到很惊讶。这可能是因为吉敷工作太忙了。一有案子，就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几乎没有看电视的时间。周刊的话，若不是对侦查有用的，吉敷这些年也没看过。有时很多天连报纸也没空读。
“鹿儿岛这边啊，每年樱岛的火山灰都落得很厉害，东京那边的雾啊环境污染啊什么的，和这个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昭和六十年的夏天，就是前年了，前年的春天到夏天期间，那降灰量真是破天荒得多啊，有可能是建国以来最多的一次。严重的时候，走在街上，能见度只有十米。很多人都患上了哮喘病，交通水泄不通，树都枯死了，收成也大减啊。那时候真的很惨。”
“唔”吉敷对此一无所知。
“鹿儿岛整个城市被火山灰笼罩着，到处都是白色的，成了一座鬼城。六十年八月一个月的降灰就相当于之前好几年的降灰量呢。”
“啊，这样”
“列车铁轨上的自动铁道口因为火山灰导致运行错误，发生了交通事故。因为火山灰会把店里弄脏，所以店主都拉下卷帘门，游客也不来了。鹿儿岛的商业跌倒谷底，非常惨淡。‘既然没有客人来，就把店关了吧’，正当人们这么想的时候，又从樱岛[1]落下巨大的飞石，有的旅馆屋顶都被砸烂了。真是祸不单行啊。”
“哦，是这样啊。那么，佐佐木家的屋顶”
“啊对！鹿儿岛很多家的屋顶都积了好多的灰，旧一点的房子甚至屋顶都掉下来了。佐佐木家就是其中之一。为了给屋顶除灰，全九州的家政服务公司都集中到鹿儿岛来了。这次降灰，获利的只有家政服务公司和除灰机的生产商。”
“啊是吗，真是不得了啊。”
“的确啊。直到现在，在鹿儿岛这边，那次降灰仍然是人们谈论的话题。大家都说，怎么就住在这么糟糕的地方了呢。”
“那个，关于佐佐木德郎”
“啊，对对，佐佐木德郎。他从东大毕业，这点已经汇报过了是吧。嗯，那个，您拜托我们调查的是什么事情啊？”
“昭和五十五年，在新宿发生过一起和这次案件很相似的巴士纵火案。我们有理由推测，佐佐木德郎和五十五年八月的那起案子有关。那是昭和五十五年八月九日晚上九点过后发生的案子。那么，昭和五十五年八月，佐佐木有没有来过东京呢？”
吉敷这么一问，鹿儿岛警署的留井立马做出了否定的回答：“没有。关于这个啊，百分之百没有。我们仔细调查了他昭和五十五的出勤表，佐佐木一直、一直在鹿儿岛。没出过一次差。一直在鹿儿岛待着呐。那年春天有公司职员春游，但去的地方是山xx道，和东京没关系。还有，我们也了解到了那年八月佐佐木每周周末都干了什么。”
“周末他都干什么？”
“在家待着啊。他妻子全都记得。”
“唔。”
“佐佐木就是这么一个没有什么爱好的男人。周日就在家看书，好像也打打高尔夫，但也就是这些。嗯，其实我们这些人都一样啦。”
“哎。”吉敷叹了一口气。这样一来，东京警署就没办法了。佐佐木一直待在鹿儿岛的话，就不会牵扯进五十五年的巴士纵火案，也不会得罪流浪汉男子了。
“我明白了。真是麻烦您了。如果再想起什么线索可能还要给您打电话。”
“没事没事，随时都可以。这次的调查结果能满足您的需要吗，是不是没什么价值啊？”留井终于把粗嗓门放低了，他很担心地说。
“啊，老实说，的确是这样”
“啊，这样啊”“我再重新想一想。您那边还有什么其他线索吗？”
“哦，这条消息不知道有没有用。佐佐木德郎的妻子说，他书房的抽屉里放着剪报。”
“剪报？”
“是的。”
“什么样的剪报？”
“剪报内容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他的妻子说，佐佐木有个癖好——他觉得重要的报纸内容、一下子把他吸住的的那些报道，他都放在书桌左面的抽屉里。他坐在书桌前的时候会打开抽屉，拿出来一边看一边想。虽然佐佐木把抽屉上了锁，但妻子知道钥匙放在哪里。哎，世上的妻子都是这样”
“是什么剪报？”吉敷的语气变强了一点。
“是赛马骑手的事情。现在我拿在手上，需要读一下吗？”
“好的，麻烦了。”
“标题是骑手泄露马匹状况，‘中央赛马的主力骑手松永荣吉（三十五岁）多次泄露自己赛马的情况，将其透露给黑社会团伙。警察观察到，松永喜欢浮华的生活，比如开着进口车四处兜风，因为没有钱来游乐，而被黑社会的人抓住了把柄。松永每周都会安排一天，在他家所在的大田区森林附近的咖啡馆和黑社会成员见面’”
吉敷不由自主的发出“啊”的声音。这条新闻勾起了他的回忆。由于这则报道，这次的纵火案和两年前吉敷负责的一个未能侦破的案件好像有了联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吉敷思考着。但是居无定做的流浪汉和东大毕业的地方名流怎么看都联系不上。
[1]樱岛——位于鹿儿岛市对岸的一座活火山。（译者注）
第四节
吉敷想起来了。那起案件发生在昭和六十年八月二十五日。那天清晨，在东京芝区tp宾馆内侧的安全楼梯下面发现一具坠楼而死的男尸。
男子大约五十岁，身着茶绿色的麻质高级薄夹克。一顶同色鸭舌帽掉在附近，应该是男子戴的帽子。棉质裤子又脏又旧，但夹克和帽子都是新的。他没戴眼睛。身上也没有手表。
关于男子的坠死，调查队内部产生了分歧，有人认为这是过失造成的事故，有人认为是谋杀。还有人认为是自杀，但并没有发现遗书之类的东西。
不仅没有遗书，男子身上没有一样东西能说明其身份。茶绿色薄夹克的内兜和两侧的口袋都是空的，甚至连毛絮之类的东西都没有，可见刚刚买来的新衣服。右侧裤子口袋里有三枚一百日元的硬币和四枚十日元的硬币，但是没有能表明其身份的物品。
认为他是自杀的警察列举出以下理由：周六晚上，宾馆内并没有人听到死者的惨叫。但是东京的市中心，深夜里也会充斥着附近道路上往来车辆的噪音。即使死者发出惨叫，也无法引起人的注意。
而关于死者是从哪层楼坠下的，大家也有分歧。鉴别科的船田认为，男子全身严重摔伤，肯定是从五楼或五楼以上坠落的。
站在五楼安全楼梯中间的平台看去，眼前是东京铁塔。往下看，身份不明的男子已经被搬走，混凝土地面上只留下白色粉笔画出的轮廓。
吉敷则认为这是一宗谋杀案，而且他对自己的推理比较有自信。第一个理由是死者的衣着很不协调。浅茶绿色的麻质夹克配黑色棉质裤子，这个搭配怎么看都很奇怪。但是在警察内部，很少有人同意吉敷的这个想法。
可以这样推测：犯人先把死者引到这里，给他新的上衣和帽子，拿走他的旧上衣，待他换好后再把他推下去。也就是说，这样可以很干净的拿走死者身上所有能表明身份的物品。若是引诱从地方来东京的人，眼前矗立的东京铁塔是很好的借口，可以借欣赏东京铁塔的夜景将他引到安全楼梯。
这样的话，死者本来的衣着打扮应该是很朴素的。那么他就不太可能是tp这座高级宾馆的住客，但犯人有可能是住客。警方立刻尽可能的调查了所有住客，但没有人遇到过可疑人物。
宾馆里没有住客消失。而且，住在宾馆的人里也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当然，犯人有可能在杀人后伪装的好，从而没有被发现。但不住在宾馆的人也可以选择这里的安全楼梯作为谋杀地点。吉敷推测，有没有可能是住在附近其他宾馆的人呢。
如果是在tp宾馆住在房间，又在此将死者杀害，有些说不通。若是犯人住在其他宾馆，而谎称自己住在tp宾馆，把死者引到宾馆大厅之类的地方，在酒吧喝点酒后一起乘坐电梯去房间“啊对了，这里有个很凉快的地方可以看到东京塔，咱们去看看吧”装作是即兴提出建议，就可以把死者引诱到犯罪地点。
走到安全楼梯之间的平台时，犯人把准备好的上衣和帽子拿给死者看，说要送给他，让他穿上试试。或者是犯人自己穿着夹克和帽子，然后说尺寸不适合自己什么的。就在死者把胳膊穿过袖子、戴上帽子的那一瞬间，犯人把他推了下去。也可以最后再把帽子扔下去。
为了查明死者的身份，吉敷立刻行动了起来。但是，调查比想象的还要困难。名片、身份证、驾照等东西死者身上一概没有。这一点已经说过了。但死者的外表也没有什么特征。身材中等，头发三七分，不算好看也不算难看。如果非要算的话，可能能归入好看的一类。看起来不像工薪一族。如果是上班族，那么死者连续缺勤的话，公司应该会联系警方。除去新的夹克和帽子，死者看起来像是一名体力劳动者，但穿着比较随意，所以也不排除是游手好闲之人。
要说特征也只有以上这些了。中等身材、不是上班族、略有游手好闲样子的——靠这种程度的“特征”去找，也难怪社会上没有给出任何反馈。而且，把死者的遗容登在报纸上也不合适。
连续四天，吉敷没有收到任何联络。也就是说，这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子无依无靠，没有妻儿朋友。
吉敷想，生活在东京这个城市里，因为游手好闲而没有依靠的人可能算是一种典型。但是也不排除他是从地方来到东京的人。身份不明的男子，崭新的上衣里面是稍微有点旧的、带着汗渍的白色短袖衬衫，最里面穿着运动背心。下身穿黑色裤子。这身打扮没有一点色彩，说是朴素，不如说是外乡人的土气。
鉴别科的船田还发现了另一个特征：死者的衣服上附着了很多煤烟状的白色颗粒。
死者如果能开口说话，肯定能从中听到地方口音。但询问过tp宾馆后，不仅没有人听过这个身份不明的男子讲话，连见过他的人都没有。死者若有同伴，同伴很可能是把他推下楼的犯人。但是，自然也没人见过死者的同伴。出乎吉敷的预料，tp宾馆一楼和地下的酒吧、咖啡馆、餐厅的人都说没有见过死者。
不过，通过尸体解剖，可以确定死者生前吃的是日式料理，而且喝了很多酒。犯人果然是先把死者灌醉、然后将其带走的。但是吃饭喝酒的地方不是tp宾馆。那么是不是宾馆附近的地方呢。于是吉敷和同事分头行动，开始调查宾馆附件的餐馆。但是三、四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发现。
于是吉敷转而开始调查高级麻质夹克和鸭舌帽，他把东京都管辖地区或上野等地卖西装的店逐一调查了一番。但是也没有引人注目的成果。最近，麻质的夹克大量上市，调查犹如大海捞针。本以为鸭舌帽比较少见，可能能调查出什么来，但这条线也没有结果。
正当关于男子身份的调查处在触礁状态时，案发第四天的下午，吉敷接到了一个电话。打来的人叫旗田，在江东区高砂四丁目经营一家旅馆，听起来是位年迈的老人。他说，在芝区tp宾馆坠楼而死的人可能是一周前住在自己旅馆的人。旗田自从星期六晚上就没见过他，看了报纸和电视，立马就联想到他，但是没有能证据能证明。旗田想或许过几天他就回来了，于是打算等等看。但四天过去了，他还没有回来，旗田就给警察局打了电话。
吉敷听后立刻赶往旗田旅馆。失踪男子住的房间还按照原样保留着。走上这家古老旅馆的二楼，走廊非常陈旧，吱吱作响，打开窗帘往窗下看，眼前是一条污浊的黑色河流。因为当时下着小雨，所有的窗子都关着，屋里潮得让人喘不过气。打开窗子可以看到黑色的河面上飘着彩虹色的油渍。因为下雨的关系，河面上有无数个小水圈正在渐渐变大。
男子的行李还留在屋里。说是行李，其实也只是一只旅行包，里面放着上衣和换洗衣物，以及周刊、赛马报道等东西。还有附近当铺的当票。行李里同样没有能证明其身份的物品。
男子在旅馆登记簿上登记的姓名是“壶井合三”住所一栏只写了山口县山口市。字写得很漂亮。
旅馆店主说，壶井在登记的时候曾问过住处是不是必须要写。店主回答说这是规定，但只需简单填一下就行。所以壶井只写了山口县山口市。吉敷立刻拜托山口县警署调查“壶井”的身份和照片，但这条线也无果而终。旗田旅馆的店主看了坠楼身亡者的照片，断定死者就是壶井。“壶井”在东京的居住地和姓名终于搞清楚了，但此外没有任何进展。而且也不敢保证“壶井合三”就是他的真名。
他的来处也无从知晓。他在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五突然来到宾馆，问有没有房间，那时候他曾提过自己是当天坐新干线到东京的。当时是傍晚六点左右。之后他好像还说以前来过这一片。
他说话虽然有些地方音，但口音不是很重。吉敷问是哪个地方的口音，店主没能答上来。店主说既然填的住址是山口县，有可能是山口口音。
虽然说山口县可能是死者编造的，但可以确定的是，死者不是东京人。因为一个东京人绝对不可能跑到江东区的宾馆住宿。
此外，壶井多在外面，几乎没有机会和宾馆里的人交谈。他只在宾馆吃早饭，午饭和晚饭都在外面吃。
但壶井并非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看起来是个喜爱交谈、开朗的人。但是关于自己的身份和职业，他只字未提。或许因为他觉得没什么可炫耀的吧。
壶井就是这样一个人，没什么特别之处。但由于他属于喜爱交际的性格，所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魅力。当吉敷说壶井是孤单一人时，旅馆店主感到非常惊讶，他嘟囔着“他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啊。”
关于着装，壶井好像只有身上穿的那套衣服——白衬衫、黑裤子、一直披在肩上或拿在手里的一件灰色发白的日式外套。旅馆店主说，报纸上所描述的死者的穿着和壶井的穿着不一样，这也是让他们犹豫不决、不知是否该报警的一个原因。店主还说，从没见壶井穿过浅茶绿色的薄夹克和鸭舌帽。这大大提升了吉敷推测的准确度。
吉敷注意到，当时新闻报道了“浅茶绿色的薄夹克和鸭舌帽”这个形象和壶井本人并不相符，却严重误导了人们。新闻所描述的服装让听众觉得死者是个时髦、爱打扮的人。但听了旅馆店主的描述才知道，事实与此大相径庭。
或者这正是犯人的意图，而且这个诡计的确奏效了。因为在那之后的两年时间里，死者的身份仍杳然不明。
吉敷拿着从壶井旅行包里找到的当票去了附近的当铺，得知壶井当的是手表。而且这块手表还是高级的浪琴表。吉敷猜想，壶井以前或许很有地位。
虽然线索很少，但调查仍慢慢地进展着。吉敷知道了死者的名字和出身地——至少是死者自报的名字和出身地。
还有一件事让吉敷很在意。壶井和将他从tp宾馆安全楼梯推下去的犯人，是在哪里、以怎样的方式和契机接触的呢。是偶然相遇，还是犯人联系的壶井呢。也许壶井就是为了和犯人见面才到东京来的。这样的话，犯人有可能是住在东京的人。如果是犯人联系的壶井，那么应该会有打到旗田旅馆的电话吧。
“唔，没有这样的电话”面对吉敷的询问，旗田旅馆的老店主边回想边缓缓地回答
“八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是星期四和星期五，没有找壶井的电话吗？”
“对，没有。”这次店主回答得很坚决“外面打来找壶井的电话，一通也没有。我没有替他转接过电话。”
“那，壶井有没有从旅馆往外打过电话？”
“也没有。”
也是，反正外面都有公用电话。既然没有找他的电话，难道他真的是约好和犯人见面才到东京来的吗？吉敷开始朝这个方向思考。
“壶井是上周五的傍晚来到这里的吧？”
“对，傍晚六点左右。啊，请稍等一下。”说完，老人走到走廊里面，打开了日光灯，又走了出来。吉敷和小谷在旗田旅馆二楼的走廊和老人面对着面。即使是白天，走廊也很昏暗，而且由于太阳落山了，旅馆里的光线越来越暗。日光灯闪了几下后，亮了起来。
“星期五他就待在旅馆、没有外出吗？”
“对，一直在旅馆休息。”
“吃饭呢？”
“吃的是我们做的饭。”
“第二天星期六呢？”
“星期六他在旅馆吃完早饭，过了一会儿就出去了。对，他说‘今天午饭和晚饭都不用准备’。”
“‘午饭和晚饭都不用准备’？”
“是的，他是这么说的。”
这是不是能说明他已经约了人吃饭。
“他说没说过要去哪里？”
“没有，什么都没说”
“他本来打算住几天？”
“说是先住到星期一。因为要去看个朋友，所以要看访友的安排，或许会往后延几天。”
“朋友啊”吉敷抱着胳膊想，如果知道这个朋友是谁，就能了解壶井的去向了。
“他有没有说过是什么样的朋友？朋友住在哪里？”
“这方面的话一句没提过。”
“这样啊。”正当吉敷说完这句话，走廊尽头走来一个十几岁的女服务员，手上抱着一摞报纸。她走到吉敷他们面前，想从他们中间横穿过去。
“那个，请稍等一下。”吉敷说。
“是的，有什么事吗？”服务员停下了脚步，把报纸理了理，重新抱好。
“这捆报纸是上周的吗？”
“是的。”
吉敷感到很不好意思，于是伸出手帮她托着报纸：“是给客人看的吗？”
“是的。”服务员回答说。
“那么壶井的屋里也放了报纸？”
“是的，放了。”老店主在旁回答道。
“知道是什么样的报纸吗？”
老人听后皱了皱眉，露出有点不耐烦的表情，嘟囔着说：“知道吧。因为就是周五的晚报和周六的早报。”
“好像没放周五的晚报。”女服务员说道。
“哦，这样啊，那就只有周六的早报了。”
吉敷帮服务员把那捆报纸放在地上，开始分类。还没等老人伸手，服务员就抽出两份报纸来。服务员做得干净利落，老店主却一脸迷惑，不知道吉敷为什么要查旧报纸。其实吉敷并没有期待一个具体的结果，只是因为线索实在太少了，所以保险起见，查看一下。
“是这两份吗？”
“对。上周二楼只有两位客人。”服务员回答说。这是两份一样的a报纸。
“这里面，哪一份是壶井房间的呢”
吉敷一问，服务员马上就接着他的话说：“这份是壶井先生房间的。”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这里破了。”她边说边指着报纸某一面的下边。果然，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洞。
吉敷把报纸平铺在地上，一面一面地看。虽然他并没有抱什么期望，但看到第三面时，他的手停住了。因为左下的一块儿被撕掉了。
“这是什么？”吉敷指着缺掉的那部分问“这是你撕的吗？”
“不是！我不知道！”服务员大声否认道“不是我撕的。”
那么就应该是壶井撕掉的了。这里原来印的是什么新闻呢。吉敷急忙翻开另一份一样的a报纸，找到同一版面，希望在另一份报纸上看到被撕掉的那则报道。
没有被撕的报纸上写着一个小标题——骑手泄露马匹情况，正文报道了中央赛马的主力骑手多次将自己的马匹的状况泄露给黑社会团伙。
“这份报纸能给我吗？”吉敷问道。店主说没有关系，吉敷就学着壶井把那则报道撕了下来，对折后夹在了记事本里。
后来，吉敷和报纸报道的骑手松永荣吉见了一面，但他松永说没有叫壶井的人和他联系过。而且当时松永正在被调查，壶井即使想和松永联系，也很难联系到。
就这样，好不容易得到的线索又断了。剪报和其他的文件一起躺在吉敷抽屉里面。吉敷无法推断这个身份不明的男子从哪里来。就这样过了两年。
殊不知在九州鹿儿岛，有一则同样的剪报被遗忘在抽屉里。
第五节
“那个的确是剪报吗？是用刀子裁下来的还是用手撕下来的？”吉敷边问留井，边打开抽屉，很快就找到了那则剪报。
“不是，不是剪下来的，是撕下来的。”鹿儿岛警署的留井并不知道事情原委，不急不慢的回答着吉敷的问题。
吉敷想，同样是手撕下来的啊。这真是一个出乎意料的进展。“对不起，能麻烦您再从头读一下那条新闻吗？”吉敷说着，用右手拿起剪报放在眼前，等着留井回话。
留井感到莫名其妙，但还是粗声粗气的念起了新闻。从标题到最后一句，两条新闻只字不差——这两份剪报出自同一报纸的同一则报道。
“怎么样？”
既然留井问了，吉敷就简要的地介绍了两年前的案子。留井听后很是惊讶：“哎，又是一起和过去纠缠不清的案子啊。”那口气好像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
不过的确如留井所言。刚发现这宗纵火案和七年前的案件极其相似，这下又牵扯到两年前的另一起案子。
“关于佐佐木的这则剪报，还有什么其他线索吗？”吉敷继续问道。这则剪报事关重大。这样一来，佐佐木很可能是杀害壶井的凶手。
如果是这样，那两人是什么关系？动机又是什么呢？难道壶井也是九州鹿儿岛出身的人？关于壶井的身份，需要知道的问题堆积如山。
“您要问的是？”留井反问道。
“比如是什么时候剪下来的、佐佐木夫人有没有提过佐佐木对这个新闻的评价？”
“这个嘛，不知道啊。佐佐木的妻子貌似也是打开抽屉时才第一次看到这则剪报。”
“就是说妻子不知道抽屉有这则剪报？”
“是的。她是在佐佐木死后才把抽屉打开的。”
“这样啊。那么这则剪报有什么特征吗？有没有红笔划出的地方，或是笔记什么的？”
“没有，什么都没有。”
“污渍也算。”
“唔，还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是不是皱巴巴的，或者有破损呢？”
“也没有。是经过仔细对折的。”
吉敷想，这就是说剪报一直放在抽屉里，佐佐木应该并不常带着剪报出门。
等一下！——吉敷突然想到。两年前的那个案件，也就是昭和六十年八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壶井合三被人杀害。虽然现在还没足够的证据，但那是绝对是谋杀。昭和六十年的八月，不是鹿儿岛历史性大降灰最严重的时候吗？——刚才留井是这么说的吧。
“昭和六十年的八月份，是不是樱岛降灰降得最厉害的时候？”
听吉敷这么一说，留井“唔”了一声。这好像是留井琢磨事情时的习惯。“昭和六十年的八月，是的。那个月的降灰非常严重，我们都没法上街，街上一片灰白。”
果然是这样啊。那么——
“也是那时候，佐佐木家二楼的屋顶掉下来了？”
“对，那是八月的事情。”
“八月几日？”
“这个请稍等，我看看询问笔记”
从电话里隐约传来留井快速翻查笔记的声音。
“找到了，是八月十九日的傍晚。”
“十九日吗。”吉敷虽然冷静的回答着，但他心里很不平静——他感到，自己抓住了一个大线索。庞大建筑物的碎片一块块的找到了。再经过推理，或许就可以用这些材料复原事件的前因后果。
若是十九日，那就是壶井死忘的前一天。或许就在佐佐木家屋顶掉下来之后，紧接着壶井就被佐佐木杀害了。
现在终于可以做出一些推断了。遭到杀害的壶井的衣服上附着着细灰状的颗粒，麻质夹克和鸭舌帽、以及在旗田旅馆发现的旅行包里的衣服上，也都有一些颗粒。那是当时在鹿儿岛市落下的樱岛火山灰。那么，壶井有可能是从鹿儿岛来到东京的。登记时把出身地写成山口县，应该只是他来东京的路上途经山口县，于是随手写上去了。
那么事情是不是这样呢——佐佐木家的屋顶掉落，紧接着壶井离开鹿儿岛来到东京，而佐佐木也追到东京将壶井杀害？
佐佐木家屋顶掉落和壶井的死之间或许有什么关联。如果有，是怎样的关联？或者佐佐木家屋顶因为大量存灰而掉落一事和壶井来到东京并被杀一事，只是两起偶然的事件？
佐佐木和壶井这两人在鹿儿岛有什么关系？杀人动机的关键是什么？
还有，是不是两年前的坠楼和那两起极为相似的纵火案有什么联系呢？
也有可能是昭和五十五年纵火案发生的五年后，佐佐木和壶井在鹿儿岛认识了，而纵火案对两人的交往产生了某些影响。
吉敷面前一下子涌现出来许多值得调查的事情，而且材料已具备，足够展开推理了。
“留井先生，听了刚才您的话我发现又有很多事情要麻烦您调查，真不好意思，不知方便吗？”
“哦，请尽管说。”留井依旧扯着大嗓门。
“首先是壶井合三。这个男人没有亲朋好友，也不是上班族。关于他的出身和职业一概不知。但是我推测，昭和六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三日之间，壶井在鹿儿岛和n证券职员佐佐木德郎有过接触。随后我马上把照片和资料给您寄去，不知您是否放方便协助调查。”
“明白了。既不是上班族也没有亲友，可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啊。”
“很可能是这样。”
“可能是饭馆、扒金库的店员或做短工的，我去这些地方查查看。”
“然后是佐佐木。这种精英白领、地方上的名流怎么会和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有关系呢？这一点还很模糊。此外，我们推测这个精英白领追着壶井来到东京，并在八月二十四日深夜将其杀害。如果是这样，他的动机又是什么？这一点也想拜托您一并调查一下。”
“调查他的动机，好的，明白了。”留井好像在边听边写“还有吗？”
“暂时就这些了。我也再好好想想。可能还有要拜托您的事情，到时再联系您吧。”
“好的，您尽管找我好了。随时待命。”
“多亏您的帮助，案子有了很大进展。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那我们再联系。”
说完留井挂了电话。吉敷也放下了话筒。
第六节
吉敷猜测，杀害壶井的凶手（有可能就是佐佐木德郎）制定了一个杀人计划——壶井无依无靠，所以只要拿走能表明其身份的名片、驾照等证件再将其杀害，尸体就会成为无名尸。壶井应该是把那些证件装在上衣里面，所以凶手就计划把壶井的上衣拿走。
凶手用崭新的薄夹克换下壶井原来的上衣，计划顺利实现了。壶井就这样身无一物的被杀害了。
事后，佐佐木逐一检查壶井的上衣口袋。也许和钱包、名片、驾照放在一起的，还有那则“剪报”
佐佐木把能表明壶井身份的东西和上衣一并处理掉了，可能只有这则剪报引起了他的兴趣。而他觉得一则剪报不会带来什么危险，于是把剪报带回家，藏在自己的抽屉里。
难道，佐佐木手上的这则剪报就是他于前年杀害壶井的证据？
那今年的纵火未遂案是不是壶井的亲人或朋友企图报复佐佐木呢。但壶井不是没有什么亲友吗。
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纵火犯不针对佐佐木本人、而是只往他的手提包上倒汽油呢。里面明明只有佐佐木儿子的考试用具。
不过，仅凭佐佐木手上有来自旗田旅馆的a报纸剪报就断定佐佐木是杀害壶井的凶手，未免为时过早。那么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呢。
现在还无从判断。必须要等留井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壶井真的是九州鹿儿岛人吗。即使是鹿儿岛的人，那么他和佐佐木是在鹿儿岛认识的吗。如果不能确定这个问题，就无法继续展开推理。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是佐佐木杀害了壶井，那么昭和六十年八月二十三日那个星期五，他肯定没去上班。
佐佐木作为工薪一族，如果星期五没有请假，他能完成杀人计划吗？不过，也不是没有可能。壶井被杀是在八月二十四日星期六的深夜。从这点来看，犯人仍有可能是上班一族。用星期六一上午的时间来东京、再用星期天的时间返回九州就可以了。佐佐木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真是这样的话，佐佐木应该事先知道壶井来东京的时间。那么，他们在鹿儿岛应该是很熟的朋友了——
壶井这边，可以确定他用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五一天的时间来到东京。如果佐佐木要紧跟壶井来东京的话，星期五他就必须请假。无论怎么说，如果可以确定佐佐木在那个星期五请了假，他杀害壶井的嫌疑就更大了。
等等。吉敷又想到——佐佐木为了拿走壶井的上衣，需要事先准备好麻质夹克和鸭舌帽。这两件都是新买的。如果用自己的衣服，会比较危险，所以佐佐木应该是为了实施杀人计划现买的。如果佐佐木有买衣服的时间，那么他必须事先知道壶井来东京的时间。他并没有给壶井住的旅馆打过电话，但两个人却能见面。难道这两个人真的是约好了在东京见面，才分别来到东京的？
一个是东大毕业的精英，一个是游手好闲之徒，这两个人怎么会这么熟呢？真是怎么想也想不通。
除此之外，剪报也是个问题。首先可以肯定的是，a报纸的剪报是从壶井手上转到佐佐木手上的。如果那时候的a报纸还在，就可以给留井寄去，让他看看佐佐木抽屉里的剪报是不是从旗田旅馆的报纸上撕下来的。但那份报纸肯定已经被旅馆扔掉处理了。但可以肯定，壶井是在旗田旅馆把这则剪报撕下来的。
而这则剪报被佐佐木煞有介事地藏在自己房间的桌子里。这是为什么？这个剪报哪里吸引了佐佐木？难道这则剪报和两年前的谋杀案有关？
再有就是佐佐木家房顶掉落一事。这个昭和六十年两人来到东京（虽然尚不能确定佐佐木那时来过东京）有什么关系呢？
两天后的上午，留井从鹿儿岛打来了电话。
“关于您让我调查的事情，”他还是那副沙哑的声音“壶井合三果然住在鹿儿岛。”
“是吗？”
“他住在一个很廉价的公寓里——鹿儿岛市里的东千石町日高公寓六号。那个公寓是用木头和泥浆建的，环境很差。房东和其他住户确认了壶井的照片。”
“原来如此，他在日高公寓住到什么时候？”
“住到昭和六十年八月。”
“果然是这样。”吉敷冷静地回答道。终于知道两年前那个身份不明的死者的住处了。
“那个叫东千石町的地方，和佐佐木住的池上町离得近吗？”
“不近，隔得很远呐。徒步走的话，也不是走不到，但还是有相当的距离的。”
“哦，这样啊。那么壶井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
“是的。”
“那他靠什么生活？”
“一直到死前的半年，他一直在鹿儿岛市里的一个小印刷厂上班，估计是指着失业保险金活过吧。还有就是，有传言说他是靠女人养活。”
“靠女人？”
“是啊。有人说他和市里俱乐部的一个女子来往密切。”
“那找到这个女的了吗？”
“还没有。”
“哦。”吉敷脑子里浮现出两年前见到的壶井——虽然上了年纪但仍存一些风貌。
“我们这边有壶井合三的户籍，所以他的出生年月和详细的背景都查到了。”
“哦是吗。请稍等一下。”吉敷准备好记事本。
“可以了吗？他于昭和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出生在大连，父母双亡，没有兄弟姐妹。昭和四十一年在大分县结过一次婚，但妻子也死了，没有孩子。昭和四十七年开始在鹿儿岛市内的福冈印刷厂工作，昭和六十年年辞职。就是这些了。”
看来壶井还是个比较老实的人，不是一个痞子或完全游手好闲的人。
“那么壶井和佐佐木德郎”吉敷接着问道。他们两人的关系很关键。
“这个，完全没有迹象说明两人有密切的来往。”
吉敷听后心里很苦恼。
“除了两人是否交往密切，有没有证据证明两个人一起吃过饭喝过酒什么的？”
“哦，这个啊，”
这样看来，猜测佐佐木德郎是杀害壶井的凶手，完全是无稽之谈了。
“我们调查了昭和六十年壶井常去的酒吧、饭馆一类的地方，不仅没发现他曾在这些地方和n证券的佐佐木见过面，而且根本没人听他提过佐佐木这个人，没人在那些地方见过佐佐木。佐佐木好像是个精英意识很强的人，不会去那些地方的。”
留井的这句话引起了吉敷的注意：“您说他是精英意识很强的人？”
“是的，我听别人这么说的。”留井回答道“我们打听到，佐佐木这个人啊，只去自己指定的酒吧，就连午饭时站着喝一杯酒的小酒屋都只去固定的一家。‘这里可以’，或者‘这里不行’，他是这样风格的人。”
“哦。”
这是预料之中的。但是这样一来就彻底颠覆了吉敷的推理。吉敷想，如果两个人彼此不熟，那关于昭和六十年八月那起案件的推测就不能成立。
还有一件事也是和预想一样的——壶井的确是孤家寡人，他的父母和妻子都死去了，也没有孩子。那昭和六十二年的这次纵火案，也不可能是壶井亲人对佐佐木的报复了。
那么昭和五十五年的时候呢？那时壶井应该在鹿儿岛的福冈印刷厂工作。但八月那次巴士纵火案发生时，他是不是在东京呢？
吉敷问留井，留井回答说马上去调查。
“佐佐木固定去的酒吧，还有与壶井生前关系密切的酒吧女子这方面，还有其他信息吗？”
“现在没有，如果您需要我们调查，我们马上去查。”留井毕恭毕敬地说。
“啊，这个，如果方便调查的话，当然最好了”吉敷的语气变得吞吞吐吐的。因为即使去调查，也可能毫无所获。再说留井也有自己的工作。吉敷在想是不是自己去鹿儿岛比较好。
“壶井生前是不是人缘不好？”吉敷问道。
“好像不是吧。他比较健谈，在酒吧也很受女招待的欢迎。他甚至可以向女人开口要钱。好像挺有女人缘的。实际上，他好像为了讨女人欢心什么都愿意做，是很会耍宝的一个人。比如他有一次在某酒吧的吧台吹嘘说自己正为钱太多而发愁，然后当场烧了一张一万日元的钞票给别人看。”
“喔”
“真是个傻瓜，口上说自己很有钱，但实际上都是靠保险金过活，还向女人伸手要零花钱，孤零零地住在廉价公寓里。我对这种男人最反感了！”留井的语气变得粗暴起来“昭和十一前后出生的人里的确有壶井这种人。我自己也是那时候出生的，所以我知道。但看到他们心里真难受啊。”
“这样啊”吉敷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以前他和本地的一些黑社会团伙有来往，一度口袋里也有些钱。”
“那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昭和五十八年、五十九年吧，因为不可能是昭和六十年。”
“为什么这么说呢？”吉敷追问道。
“这个嘛，因为5五十九年年底那个暴力团伙被消灭了。”
“哦，因为警方的介入？”
“不是，不是因为警方，而是因为和关西的黑社会之间起了战争。”
“战争？”
“是啊，作为鹿儿岛的人我感到很羞愧，但昭和五十九年十二月，鹿儿岛曾发生过枪战。”
“原来如此。”
“当时几乎所有的黑社会成员都在市中心的一栋公寓里，枪战就发生在那里。那次死了很多人，但还好没有普通市民受伤。”
“起因是什么呢？”
“还不清楚。这也是因为鹿儿岛的黑社会成员几乎都被杀死了。不过估计是因为地方权力的争夺吧。”
是这样吗，吉敷暗想。虽然有可能是因为利益争夺，但这么大规模的黑社会战争不是经常发生的。是不是为了争夺一大笔利润而造成了对立呢？应该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才爆发枪战吧。
吉敷一说，留井马上表示同意：“您说的没错，但其实那时候的情况完全相反——当时因为经济亏损，双方是为了争夺仅剩的一点利益而发生争斗。昭和五十九年虽然不是樱岛火山落灰最严重的时期，但也降了很多灰，商店什么的根本没有盈利。因为经济跌入谷底，所以搜刮商家利润的黑社会也吃不上饭了。”
“原来如此。”
“就是这样。总之，死伤的六十个人都是鹿儿岛m帮会的人。所以m帮会已经名存实亡了。市民们当然很高兴，但和壶井偶尔有来往的帮会成员也死了。所以昭和五十九年年底，壶井曾说觉得身边有点孤单。”
原来是这样。难怪性格外向的壶井却没有什么朋友。如果壶井的朋友都是黑社会成员，那一般的人肯定会避免和壶井交往，这也是人之常情。再加上他黑社会的朋友也都死了。
“不过壶井也不傻，他和黑社会的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黑社会的人请他喝酒，他也极力避开。是一个酒保告诉我们壶井和黑社会的人有来往，壶井本人并不和黑社会的人公开来往。”
“哦，这样。”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需要我们调查的事情吗？”
“不好意思，又要麻烦您了。我们想确认一下，昭和六十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五，佐佐木是不是缺勤没去上班？”
“缺勤？哦，为什么要查这个呢？”
“那天，壶井坐新干线来到东京，佐佐木有可能紧跟着他来到东京。当然，佐佐木有可能是二十四号坐飞机来到东京的。不过，那样的话他应该清楚的知道壶井的行动，也就是说两个人应该关系很好才对。但刚才从您的话看来，他们似乎根本不可能认识。”
“唔，是啊。”
“如果佐佐木在二十三日请了一天假，那么他杀害壶井的嫌疑就大了。”
“哦，不过依您所见，佐佐木是凶手的可能性有多大呢？”看来留井还是对吉敷的想法抱有怀疑，这也可以理解。
“这个很难说。或许这只是我凭空的猜测。但两年前壶被杀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不过，刚才听了您的介绍，我还没有发现比佐佐木更有嫌疑的人。”
“但是佐佐木和壶井没有来往，这也是事实啊。您是靠什么来判断佐佐木就是杀害壶井的凶手呢？”
“是报纸的剪报。”
“啊，原来是剪报啊。”
“如果没有剪报，我的推测完全不能成立。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那则剪报是从壶井手里转到佐佐木手里的。如果佐佐木抽屉里a报纸的剪报是用刀子或剪子裁下来的，那么必须考虑他们只是偶然从报纸上取下了相同的报道。但两边的剪报都是用手撕下来的。”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此外什么需要调查的吗？”
“有没有让佐佐木的妻子看过壶井的照片呢？”
“给她看过了。”
“她说什么？”
“她说不记得见过这个人。”
“哦之前我在想，昭和六十年八月十九日佐佐木家房顶掉落这件事，是不是恰好和壶井有关呢。这样看来也没有关系了。”
“好像没什么关系”
“还有，六十年八月，佐佐木为了杀壶井来到东京，当时他提前准备了浅灰绿色的薄夹克和同色的鸭舌帽。他可能是让壶井穿上他准备的衣服然后将其杀害的。不知佐佐木的妻子有没有见过这样的衣帽，能麻烦您确认一下吗？”
“浅灰绿色的麻质夹克和鸭舌帽，明白了。除此之外呢？”
“之外就是刚才说的女子。曾给壶井钱的这名女子现在是不是还在鹿儿岛、她的身份背景等等。”
“女子好的，我记下了。”
“总之需要知道佐佐木针对壶井的动机。如果不知道他的动机，就没法理清整个事件的脉络。”
“好的，我知道了。我会尽快去办，一有消息马上联系您。”
“拜托了。”吉敷说道。
&...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