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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王奈那张长篇德文的传真传了进来。要是现在应该会用电子邮件寄送吧,不过当时可能玲王奈还没有开始用电脑,所以用的是传真。
我看了当然是一头雾水,一个字也看不懂。过了不久,御手洗就回来了,我告诉他事情的经过,晚餐后他就开始埋头把这份文件译成日文。资料上写着一位欧洲女性不寻常的半生,是一篇连章回小说都比不上,波澜万丈的精采故事。
以下就是这封传真的内容。
一九二年二月十八日深夜,一名年轻女性从柏林兰德维尔运河(landwehrkanal)的班德勒桥跳进河里,当时,柏林市警察哈蒙警察部长刚好经过,他发现跳进运河的人影和清楚的水声,马上脱下大衣,冲下河边跳入运河,救起了那个女孩。女孩已经失去了意识,警官对她施行人工呼吸时,她一点抵抗都没有。
哈蒙把她带到警察局,给了她毛毯和热饮,进行侦讯。自殺未遂属于犯罪行为,所以警察必须问清楚她的住址、姓名、年龄、职业、自殺的理由等等。但是她坚决抵抗,大声叫着:“我可没开口要你帮我!”之后就一个字也不肯说,无法继续讯问。虽然对她反抗的态度和外国口音觉得好奇,但是她本人对于到柏林来的理由、路径、自己来自哪个国家,都完全无法说明。看她的样子,并不是故意不回答,而是真的想不起来。她完全没有携带皮包等任何东西,衣服的口袋里也什么都没有,因此无从推断她的身份。
警官判断她是个精神病患,将她送到伊丽莎白医院,安置在收容贫穷女性的大房间里。但是她第二天早上被医生询问时,她只是盖着床单横躺着,完全都不回答。当时德国有五十万人的外国难民,其中精神异常的人不在少数,所以大家认为她应该也是其中之一。
在伊丽莎白医院住了六星期后,她被送到柏林市外的达尔道夫精神疗养院。诊断的结果,判断她是忧郁个性导致的精神病。因为她几乎不开口,偶尔开口,也都是极为反抗的态度,医师和护士还有医院的其他病人,都叫她“无名少女”之后,她就被换到症状比较稳定的患者住的大房间。
当时的病历记载,身高一百五十七点五公分、体重四十九点九公斤,身体上到处都有瘀青和伤痕、已非处女,头盖骨上有几处凹陷骨折、有慢性强烈头痛。手肘上有因葡萄球菌导致的结核性发炎,迟早需要动手术治疗。她的姓名、国籍、出生地不详,年龄大约二十岁左右。
从那以后,无名少女在达尔道夫精神疗养院度过了两年半的收容生活。住院时的态度一直相当异常,她老是说自己牙痛,也让牙医拔了她好几颗门牙;额头发际的头发也连续好几天一点一点地拔掉,因此她的长相和住院时已是判若两人。
但是,住院时间一久,无名少女的心情也慢慢逐渐沉稳,她和其中一名患者克拉拉-波依泰鲁特成为好友,还告诉她自己是俄罗斯的安娜塔西亚公主。
当时欧洲有所谓的“拥护君主制最高评议会”评议会从自达尔多夫出院的克拉拉那里听说了有关无名少女的谣传,请苏菲-布克斯哈维登男爵夫人来鉴定真假。男爵夫人到了医院,硬是掀开无名少女不想让人看到自己的脸而紧裹着的床单,观察之后,断定这个女孩并不是安娜塔西亚。
但是,帝政时代隶属于皇太后警卫队的尼古拉-舒华本上尉这个人物听说了这名无名少女,深表同情,也相信她是公主的可能性。可是他过去并没有直接谒见安娜塔西亚的经验,并没有十足把握。他四处寻找愿意成为她赞助人的贵族,终于获得在柏林拥有宽敞公寓的阿图尔-冯思-克里斯男爵的同意。
一九二二年的五月三十日,无名少女改名为安娜-安德森,搬到克里斯男爵的公寓,但是公寓的位置就在她当初跳河的运河旁边,所以她患上严重的忧郁症,健康状态也开始恶化。她的头痛越来越严重,也开始觉得视线模糊。
有一天,安娜从克里斯的公寓里消失了行踪。因为安娜发现,克里斯打着如意算盘,如果安娜真是安娜塔西亚,打算跟她骗取一笔相当高的报酬。安娜后来在柏林的动物园被人发现,她在市内到处流浪,后来甚至走投无路进了动物园在园内的长凳上睡觉。因为安娜拒绝回到克里斯的公寓,所以舒华本找到了法兰斯-葛兰伯这位历史学者家,同时也是家有资产的高级警官,让安娜借住在他家的别邸。
这座别邸的环境很好,安娜在这里住得很习惯。但是葛兰伯为了确认安娜到底是不是真的安娜塔西亚,刻意接近安娜塔西亚的母亲亚历山德拉皇后的姐姐,也就是普鲁士的艾琳王妃,请她来确认安娜的身份。他认为,艾琳王妃很有可能一眼就辨认出安娜塔西亚到底是不是自己妹妹的女儿。
但是最后还是没有结果。艾琳王妃没有表明身份,自称是葛兰伯的朋友前来验明正身,这让安娜相当生气,她跑进自己房间不让对方看到自己的脸,也拒绝和对方对话。再加上艾琳表示,她和尼古拉二世一家见面也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觉得自己并不能胜任确认的工作。
之后安娜病倒,被诊断为初期胸骨结核,住进了维斯特医院。一获得外出许可,她就会到在达尔道夫精神疗养院认识的克拉拉-波依泰鲁特家去住,有一阵子两个人感情很不错,但后来也和克拉拉失和,被赶了出去。她重复着住院、出院的生活,每次出院就彷徨在大街上,累了就找公园的长凳睡觉。
葛兰伯高级警官接获通报后,找到了跟运煤的贫民一家共同生活的安娜,带她回家静养。之后,他又委托了普鲁士的翠西莉亚前皇太子妃来确认安娜的真假,可是她一见面就一口咬定这不是安娜塔西亚。葛兰伯因此判断安娜是假公主,要她做好离开这个家的准备。
不过幸运的是,有一位博爱主义者卡尔-索南夏因博士出面帮助安娜,请求哈里妮特-冯-拉德列夫-卡以勒曼这位从俄罗斯流亡到德国的女性帮忙。
哈里妮特马上跟安娜见面,用俄文与她交谈,可是安娜虽然能听懂她的话,却完全不用俄文回答。安娜忘记了数数字的方法,也无法看时钟说出现在的时刻。
和罗曼诺夫王朝的皇太后一起逃到哥本哈根宫殿的女儿欧丽嘉公主,也就是安娜塔西亚父亲的妹妹,找到因治疗手肘疾病持续住在圣玛利亚医院的安娜,确认身份。欧丽嘉一开始觉得安娜有可能是安娜塔西亚,寄来了好几张明信片,写着“我绝对不会弃你于不顾”但最后还是推翻了前言,公开表示,
“我一坐到她的床边,就知道眼前这位女性全然是陌生人。安娜塔西亚和我之间有着极为紧密的精神羁绊,不管经过多久,这种羁绊都不可能被切断。”
血缘关系如此近的人说出这种结论,使得安娜的主张几乎失去了被人认同的可能性。
但是就在这个时期,最大的幸运降临到了安娜的身上。由于派驻柏林丹麦大使赫鲁夫-萨雷的努力,安娜获得了罗曼诺夫家的远亲洛伊希腾贝格公爵格奥尔格的好意协助。公爵住在距离慕尼黑车程一小时左右的泽恩城,安娜于是开始寄住在这座城堡里。
这座城对亡命天涯的俄罗斯贵族来说,是个相当棒的地方。一八四零年代转手到洛伊希腾贝格公爵一家手中,将庭园和家饰品相当讲究地改造为俄罗斯风格,从第一次大战前开始,这里就成为旅行当地的俄罗斯贵族们的中继点。
因此,安娜相当融入这座城的生活,很喜欢这里,即使之后在美国生活,也始终忘不了这里。她告诉当时的丈夫,晚年想要埋骨在这座城的墓地里,在她死后,丈夫忠实地遵守遗言争取让她在此下葬,却因为公爵一族的强烈反对,使他被卷入了十分棘手的麻烦之中。
一九二七年这一年,安娜善变又傲慢的态度,以及经常出面来威胁的陌生人、或者威胁信,让洛伊希腾贝格公爵家的人相当苦恼。安娜逐渐被视为洛伊希腾贝格公爵家的沉重负担,就在这时候,最糟的状况发生了。
德国的小报柏林晚报上报导,自称安娜塔西亚的安娜-安德森的真实身份,是一名叫做法兰西丝卡-夏兹科斯卡的波兰女工。法兰西丝卡因为精神异常,在一九二二年消失于柏林,有好几位目击者和证人,法兰西丝卡的一位哥哥确认,安娜的确是自己的妹妹。这么一来,安娜被赶出泽恩城只是时间问题了。
安娜塔西亚幼时的朋友葛雷普-包特金当时住在纽约,他计划将失意的安娜带到纽约,那时候俄罗斯的逃亡贵族已经在纽约自成一格。葛雷普-包特金的父亲就是和皇帝一家同时被枪杀的主治医师,他当时并不知道皇帝一家和父亲是为了被枪杀而被带到叶卡捷琳堡,还在托博尔斯克(注:原是西伯利亚地区的政经中心,在俄国历史上颇为重要。近代几经战争变迁,现在则是俄罗斯秋明州一个位于两河交会处的城市名称。)街角挥着手目送大家。那时候他的妹妹塔蒂安娜也一起挥着手。他自己由西伯利亚经过日本逃亡到纽约,他相信安娜有可能是公主,于是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实行了这项逃亡计划。
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安娜从纽约港口登陆,迎接她的有心怀善意的人、也有等着扒开她假面具的人们,以及大批数量可观的大众媒体狂潮。现场亮起数量多到夸张的闪光灯,暴力性的人群蜂拥而上,着实让安娜感到畏惧退缩。
当时在纽约活跃的俄罗斯作曲家拉赫曼尼诺夫(注:sergeivasilievichrachmaninoff(一八七三~一九四三),俄罗斯知名音乐家。),也是相信安娜可能是公主的人之一,他曾经表示只要安娜开口,他愿意终生给她经济上的援助。安娜很快也爱上这位逃亡俄罗斯人的音乐,尤其是带有俄罗斯风格旋律的杰作“第二号钢琴协奏曲”是她最喜欢的曲子,终其一生都经常聆听这张唱片。
安娜住在纽约的时期,受到密斯-杰宁斯这位富豪的照顾。但是这段时期后来也渐渐带给安娜许多的不愉快,密斯-杰宁斯以照顾安娜生活为条件,不断要求她跟来历不明的人们见面,并且回应大众媒体的好奇。日子一久,安娜-安德森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行径,有一天,她从笼子里放出两只鹦鹉让它们在房间里飞,自己在下面盯着看了好几个小时。也曾经大声喊叫受不了其他人的同情,希望能有足够的金钱,让自己享有自由。
那时候安娜曾经想向警察告发,并从饭店的窗口往路上丢出许多东西,等着警察经过。她也曾经大声狂叫一定要报复,在房间里绕着圈走个不停。
还有一天,她走到b-阿特曼百货公司,站在卖场中央,用几乎响遍世界的音量嘶喊着密斯-杰宁斯的坏话,还一直乱吼着,如果要继续这样生活,不如自殺算了。
她还曾经有一次让鹦鹉在房间飞的时候歇斯底里症状发作,不小心踩死鹦鹉。那一刻安娜瞬间陷入震惊状态,晚上无法入眠,一直在房间里哭叫着直到天亮,这种震惊状态持续了好几天。
一九三零年七月二十四号,法律上判断安娜为精神异常者,必须住进精神疗养院。安娜因为拒绝住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几个强壮的看护破门而入,强行把她带走,让她住进威彻斯特郡(westchestercounty)的四风疗养院。
这里的住院费也是全额由密斯-杰宁斯支付,但是最后的结论还是觉得安娜最好回到欧洲。这次安娜被强制性地安排登上德国船,遣送回德国。
一到达德国,安娜就被送进位于汉诺威郊外的依鲁腾精神疗养院。经过一段漫长且不愉快的住院生活,一九三二年时安娜在一位德国律师的努力奔走下得以离开医院。安娜之后回到了柏林,接受汉诺威报业巨头马萨克夫妇的资助,住在市内的公寓。可是一九三四年左右起,安娜再次出现神经衰弱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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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是这封传真的内容。
一九二年二月十八日深夜,一名年轻女性从柏林兰德维尔运河(landwehrkanal)的班德勒桥跳进河里,当时,柏林市警察哈蒙警察部长刚好经过,他发现跳进运河的人影和清楚的水声,马上脱下大衣,冲下河边跳入运河,救起了那个女孩。女孩已经失去了意识,警官对她施行人工呼吸时,她一点抵抗都没有。
哈蒙把她带到警察局,给了她毛毯和热饮,进行侦讯。自殺未遂属于犯罪行为,所以警察必须问清楚她的住址、姓名、年龄、职业、自殺的理由等等。但是她坚决抵抗,大声叫着:“我可没开口要你帮我!”之后就一个字也不肯说,无法继续讯问。虽然对她反抗的态度和外国口音觉得好奇,但是她本人对于到柏林来的理由、路径、自己来自哪个国家,都完全无法说明。看她的样子,并不是故意不回答,而是真的想不起来。她完全没有携带皮包等任何东西,衣服的口袋里也什么都没有,因此无从推断她的身份。
警官判断她是个精神病患,将她送到伊丽莎白医院,安置在收容贫穷女性的大房间里。但是她第二天早上被医生询问时,她只是盖着床单横躺着,完全都不回答。当时德国有五十万人的外国难民,其中精神异常的人不在少数,所以大家认为她应该也是其中之一。
在伊丽莎白医院住了六星期后,她被送到柏林市外的达尔道夫精神疗养院。诊断的结果,判断她是忧郁个性导致的精神病。因为她几乎不开口,偶尔开口,也都是极为反抗的态度,医师和护士还有医院的其他病人,都叫她“无名少女”之后,她就被换到症状比较稳定的患者住的大房间。
当时的病历记载,身高一百五十七点五公分、体重四十九点九公斤,身体上到处都有瘀青和伤痕、已非处女,头盖骨上有几处凹陷骨折、有慢性强烈头痛。手肘上有因葡萄球菌导致的结核性发炎,迟早需要动手术治疗。她的姓名、国籍、出生地不详,年龄大约二十岁左右。
从那以后,无名少女在达尔道夫精神疗养院度过了两年半的收容生活。住院时的态度一直相当异常,她老是说自己牙痛,也让牙医拔了她好几颗门牙;额头发际的头发也连续好几天一点一点地拔掉,因此她的长相和住院时已是判若两人。
但是,住院时间一久,无名少女的心情也慢慢逐渐沉稳,她和其中一名患者克拉拉-波依泰鲁特成为好友,还告诉她自己是俄罗斯的安娜塔西亚公主。
当时欧洲有所谓的“拥护君主制最高评议会”评议会从自达尔多夫出院的克拉拉那里听说了有关无名少女的谣传,请苏菲-布克斯哈维登男爵夫人来鉴定真假。男爵夫人到了医院,硬是掀开无名少女不想让人看到自己的脸而紧裹着的床单,观察之后,断定这个女孩并不是安娜塔西亚。
但是,帝政时代隶属于皇太后警卫队的尼古拉-舒华本上尉这个人物听说了这名无名少女,深表同情,也相信她是公主的可能性。可是他过去并没有直接谒见安娜塔西亚的经验,并没有十足把握。他四处寻找愿意成为她赞助人的贵族,终于获得在柏林拥有宽敞公寓的阿图尔-冯思-克里斯男爵的同意。
一九二二年的五月三十日,无名少女改名为安娜-安德森,搬到克里斯男爵的公寓,但是公寓的位置就在她当初跳河的运河旁边,所以她患上严重的忧郁症,健康状态也开始恶化。她的头痛越来越严重,也开始觉得视线模糊。
有一天,安娜从克里斯的公寓里消失了行踪。因为安娜发现,克里斯打着如意算盘,如果安娜真是安娜塔西亚,打算跟她骗取一笔相当高的报酬。安娜后来在柏林的动物园被人发现,她在市内到处流浪,后来甚至走投无路进了动物园在园内的长凳上睡觉。因为安娜拒绝回到克里斯的公寓,所以舒华本找到了法兰斯-葛兰伯这位历史学者家,同时也是家有资产的高级警官,让安娜借住在他家的别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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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后还是没有结果。艾琳王妃没有表明身份,自称是葛兰伯的朋友前来验明正身,这让安娜相当生气,她跑进自己房间不让对方看到自己的脸,也拒绝和对方对话。再加上艾琳表示,她和尼古拉二世一家见面也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觉得自己并不能胜任确认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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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妮特马上跟安娜见面,用俄文与她交谈,可是安娜虽然能听懂她的话,却完全不用俄文回答。安娜忘记了数数字的方法,也无法看时钟说出现在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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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在这个时期,最大的幸运降临到了安娜的身上。由于派驻柏林丹麦大使赫鲁夫-萨雷的努力,安娜获得了罗曼诺夫家的远亲洛伊希腾贝格公爵格奥尔格的好意协助。公爵住在距离慕尼黑车程一小时左右的泽恩城,安娜于是开始寄住在这座城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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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安娜相当融入这座城的生活,很喜欢这里,即使之后在美国生活,也始终忘不了这里。她告诉当时的丈夫,晚年想要埋骨在这座城的墓地里,在她死后,丈夫忠实地遵守遗言争取让她在此下葬,却因为公爵一族的强烈反对,使他被卷入了十分棘手的麻烦之中。
一九二七年这一年,安娜善变又傲慢的态度,以及经常出面来威胁的陌生人、或者威胁信,让洛伊希腾贝格公爵家的人相当苦恼。安娜逐渐被视为洛伊希腾贝格公爵家的沉重负担,就在这时候,最糟的状况发生了。
德国的小报柏林晚报上报导,自称安娜塔西亚的安娜-安德森的真实身份,是一名叫做法兰西丝卡-夏兹科斯卡的波兰女工。法兰西丝卡因为精神异常,在一九二二年消失于柏林,有好几位目击者和证人,法兰西丝卡的一位哥哥确认,安娜的确是自己的妹妹。这么一来,安娜被赶出泽恩城只是时间问题了。
安娜塔西亚幼时的朋友葛雷普-包特金当时住在纽约,他计划将失意的安娜带到纽约,那时候俄罗斯的逃亡贵族已经在纽约自成一格。葛雷普-包特金的父亲就是和皇帝一家同时被枪杀的主治医师,他当时并不知道皇帝一家和父亲是为了被枪杀而被带到叶卡捷琳堡,还在托博尔斯克(注:原是西伯利亚地区的政经中心,在俄国历史上颇为重要。近代几经战争变迁,现在则是俄罗斯秋明州一个位于两河交会处的城市名称。)街角挥着手目送大家。那时候他的妹妹塔蒂安娜也一起挥着手。他自己由西伯利亚经过日本逃亡到纽约,他相信安娜有可能是公主,于是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实行了这项逃亡计划。
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安娜从纽约港口登陆,迎接她的有心怀善意的人、也有等着扒开她假面具的人们,以及大批数量可观的大众媒体狂潮。现场亮起数量多到夸张的闪光灯,暴力性的人群蜂拥而上,着实让安娜感到畏惧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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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住在纽约的时期,受到密斯-杰宁斯这位富豪的照顾。但是这段时期后来也渐渐带给安娜许多的不愉快,密斯-杰宁斯以照顾安娜生活为条件,不断要求她跟来历不明的人们见面,并且回应大众媒体的好奇。日子一久,安娜-安德森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行径,有一天,她从笼子里放出两只鹦鹉让它们在房间里飞,自己在下面盯着看了好几个小时。也曾经大声喊叫受不了其他人的同情,希望能有足够的金钱,让自己享有自由。
那时候安娜曾经想向警察告发,并从饭店的窗口往路上丢出许多东西,等着警察经过。她也曾经大声狂叫一定要报复,在房间里绕着圈走个不停。
还有一天,她走到b-阿特曼百货公司,站在卖场中央,用几乎响遍世界的音量嘶喊着密斯-杰宁斯的坏话,还一直乱吼着,如果要继续这样生活,不如自殺算了。
她还曾经有一次让鹦鹉在房间飞的时候歇斯底里症状发作,不小心踩死鹦鹉。那一刻安娜瞬间陷入震惊状态,晚上无法入眠,一直在房间里哭叫着直到天亮,这种震惊状态持续了好几天。
一九三零年七月二十四号,法律上判断安娜为精神异常者,必须住进精神疗养院。安娜因为拒绝住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几个强壮的看护破门而入,强行把她带走,让她住进威彻斯特郡(westchestercounty)的四风疗养院。
这里的住院费也是全额由密斯-杰宁斯支付,但是最后的结论还是觉得安娜最好回到欧洲。这次安娜被强制性地安排登上德国船,遣送回德国。
一到达德国,安娜就被送进位于汉诺威郊外的依鲁腾精神疗养院。经过一段漫长且不愉快的住院生活,一九三二年时安娜在一位德国律师的努力奔走下得以离开医院。安娜之后回到了柏林,接受汉诺威报业巨头马萨克夫妇的资助,住在市内的公寓。可是一九三四年左右起,安娜再次出现神经衰弱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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