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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受了王大海，而且安排到集团财务部先做出纳，不久又担任了财务总监，拿着比黄一平高几倍的薪水。这一来，姐姐家的经济状况迅速从地下蹦到天上，不到两年就换了大房子，孩子也上的是收费偏贵的私立中学，目前正筹划送出国读书哩。
想到这里，黄一平又感觉有些对不起邝明达，就好象冯市长的迟到不是因为年处长电话，而是因为他这个秘书安排不周。于是，他马上给邝明达手机发去一条安慰性短信：快了，我会马上催促！
4.一把手来了：谎话该怎么讲，才圆满？
就在冯市长与年处长通话结束前大约十几分钟，黄一平正坐在办公桌前摆弄手机，烦躁且焦急地频频朝对门张望，忽然听到走廊东头陆续响起关灯、关门的声音，接着就有两种轻重、节奏明显不同的脚步的的笃笃由远而近。
黄一平一惊，心想糟了，丁松市长和秘书小吉也才下班，说不定会惊扰了冯市长的电话。
丁松市长的办公室在走廊最东边，与冯市长之间隔了一个四十平米大小的会议室，这个会议室除召开市长办公会外，基本上是市长、常务副市长专用。因此，电梯往东这半层，主要是丁、冯二位市长及其秘书的空间。别看丁市长个头不高，身材比小吉矮了半个脑袋还不止，可走起路来却气宇轩昂，有王者风范。他喜欢穿垫了增高底的皮鞋，脚步着地便显得声音厚重，节奏缓慢而有力，就像打击乐队里的架子鼓。而小吉自从跟了丁市长，就只穿平根软底鞋，原本瘦高挺拔的身材慢慢佝偻下来，走起路来更是一溜无声小碎步，总给人慌不择路的感觉，听着就像西洋乐队里似有若无的沙锤。
黄一平不敢怠慢，赶紧迎着脚步抢先站到走廊上。
丁松走到冯开岭门口，听到里面有说话的声音，却又发觉没有开灯，门也关着，就停下来，似乎有推门进去的打算。这时，黄一平就只得再抢先一步，伸手打开面前的走廊灯，很热情地招呼道：“哦，是丁市长！这么晚才下班呀！”
丁松收回悬在半空的手，朝冯开岭那边呶呶嘴，问：“怎么，还在找什么人谈话？”
黄一平说：“不是的，在打电话。”
看着丁松满脸狐疑，又没有挪动脚步离去的意思，黄一平只好进一步解释说：“好象是朱大姐的电话，商量孩子在国外读书的事情。”
“哦，是这样。夫妻通话搞得这样神秘呀。”丁松将信将疑地点点头，自言自语着走了。
目送丁市长、小吉进了电梯，黄一平悬着的一颗心这才落了下来。说实话，若是遇到别的什么人，包括那几个在楼层另一边办公的副市长，黄一平完全可以采取一种更加放松的态度。首先，对方不会轻易上来敲门或推门，毕竟常务副和普通副还是有些区别的；其次，若是遇到类似敏感的问题，可以“不知道”三字搪塞过去，最多再附以抱歉一笑。难不成你一个普通副市长，还会穷根究底地查问常务副市长？可是丁松就不同。其人本就性格直率，行事张扬，言谈举止处处不落下风。加之，他是市长，政府一把手，虽然别人进他办公室如果不预约、不敲门，那是一定要遭到冷眼甚至责骂，可他进到别人办公室，包括常务副市长冯开岭的在内，往往说进就进，连门都可以不敲。更何况，光天化日之下，你冯开岭在里面关门闭灯打电话，他完全有资格过问，甚至有权利知道。这就让黄一平大大的为难了。于是，危急关头他只好施以计谋，以智慧尽量阻止丁市长的进一步深究。通常情况下，面对市里的领导，不论这个领导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还是别的领导，秘书是不应当说谎的，这是规矩也是纪律。黄一平一般比较讨厌别人说谎，自己更加不习惯说谎，因为他觉得人与人之间一旦掺杂了谎言，就什么话都不好谈，什么事情都不好办了。试想，你说了一个谎，接下来就得用更多的谎来堵塞由此造成的漏洞，这样就会一个谎言接着一个谎言地形成谎言链，不仅诚信的基石因此轰然坍塌，而且未来再多的真话都无法立身、无以为信了。可是，面对丁市长咄咄逼人的提问，黄一平不说谎又能怎样呢？难道他会告诉丁市长，是省委组织部年处长的电话？那么，丁市长一定还会有更多的疑问，譬如年处长找他什么事？为什么要说这么久？关门闭灯做什么？最终，黄一平还是要被逼到说谎的路上，因为他懂得有些时候，诚实其实比谎言更可怕与可憎。
5。党校同学：关系，要提前培养；酒场上的未必是真正的朋友
说到年处长与冯市长的特殊关系，黄一平从来没听任何人直接说起，他是完全凭借秘书的敏感，从旁慢慢观察、体会而得。自从做了冯市长的秘书，黄一平就认识了年处长。不过，起初他并不喜欢那个年处长。初见其人，瘦瘦弱弱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样子，未曾开口先用警惕、审视的目光把你扫视一番，好象不如此就会从你身上蹦出许多跳蚤害虫。一旦开口说起话来，又总是给人一种欲言又止、阴阳怪气的感觉。黄一平感觉此人欠阳光，诚府深，不宜深交。而此人恰恰又是省委组织部仅次于部长的实权人物，掌管着市县干部处，据说有些副部长权力也没他大。像冯开岭这种级别、位置的官员，不知多少人千方百计地设法接近他巴结他，也就不足为奇了。
黄一平不久就发现，冯市长特别看重这个年处长，有时甚至超过了副省长一级的领导。而且，年处长对冯开岭，也同样是另眼相看，完全不同于对待一般地市级干部的傲慢与轻视。表面看来，他们是早年省委党校的同学，曾经有过同一寝室的经历，可事实上，培养这种关系，冯市长花费了特别的心血与精力。平时，冯市长每次去省城，无论多么忙，都要打个电话给年处长，但凡对方说有空，一定会去坐一坐聊一聊，而且一般不带第二人随行。要知道，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时就是这样频繁走动或闲聊中产生的，没有足够的交流，何来充分了解与理解？逢年过节的时候，市里官员都要到省里拜望一些人，很多人只顾了那些管着自己的省级大员，却往往忽视了年处长这类级别不高、实权却不小的“现管”型人物，或者即使考虑到了也是草率应付了事。冯开岭却不是这样。无论多忙，副省长、厅局长一级的官员那儿，哪怕让秘书黄一平、司机老关代为上门，话带到礼送到就算心到神知，唯有年处长那儿一定是亲自前往，而且所选物品也必然与别人的不同，倒不是轻重有异，而是品位档次一定要合乎对方的口味，显得受者在送者心中的位置、分量非同一般。当然，更为主要的是，年处长托办的事情，哪怕就是顶再多的麻烦、冒再大的风险，冯开岭也会心领神会地办得漂漂亮亮。这一点，黄一平直至后来通过凤凰小区那件事，才恍然醒悟甚至惊觉到——此乃后话。
对于自己与年处长的关系，冯开岭从来不对外张扬，甚至每遇年处长前来阳城公干，他往往还会有意回避，令人感觉他们并不熟悉。据说有一次，阳城组织部长还郑重其事帮他们作了相互介绍。这一点，对做了将近二十年组织工作的年处长而言，就显得非常重要，也为他格外欣赏与看重。像年处长这类组织部官员，不论你和他关系多么亲密，最不希望弄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更不想让人当作一个招牌满世界宣扬，最好在大众面前实左而形右、心是而口非，至于私下里是怎么回事，那就另当别论了。因此，机关里就有人戏言，最怕同这类组织部官员同车旅游、同桌打牌、同席喝酒，你讲的笑话哪怕掀翻了一车人，他那张政治脸依然板得像块砖；二十四张牌里，他哪怕抓的全是同花顺、通天炸，你也休想从他眼神里觉察出半点端倪；你说了一晚上的劝酒话，喷出的吐沫都能醉倒一头猪，他的杯子依然一滴也没少。当然，黄一平现在知道了，冯市长与年处长的相处，既不为结伴旅游，也不图同桌打牌，更非喝什么破酒。他们的友情，是建立在更加高远、更有价值的目标之上。说到底，冯开岭与年处长都是那种心机深重之人。
其实，早在好几个月前，年处长就开始关注阳城换届的事，操心冯市长是否能顺利转正。那时，他所把持的市县干部处，受命负责起草省辖市政府换届的文件草稿，其中有些政策性条文就曾经悄悄征求冯开岭的意见，或者有意无意照应冯开岭的相关条件。最近一段时间，虽然两人很少直接见面，可像今天这样的电话联系，却始终没有断过。
6。秘书不俗：好秘书，问题少，会揣摩
啪地一声，对面冯市长办公室里的灯终于亮了，随之就传来熟悉的脚步与咳嗽声。这时，已是七点三刻，电话足足打了两个小时零七分钟，相当于一个世界顶尖长跑运动员，跑了一个男子马拉松的全程。
随着冯市长打开门，脚步渐渐消失在走廊东头的洗手间，黄一平就像一支满弓待发的箭，迅即而又悄然射了过去。利用冯市长方便的那几分钟，黄一平已经帮他清理好电话机、文件夹，收拾好随身携带的皮包、茶杯、手机。当冯市长再度回来的时候，原本有些零乱的办公桌，复又变得井井有条。虽说晚上或明天一早，会有清洁工进来把卫生彻底做了，但黄一平知道冯市长有爱整洁的习惯，任何时候都不喜欢办公室里散乱不洁，包括自己的头发、皮鞋也都始终保持一丝不乱一尘不染。因此，黄一平宁可辛苦自己一点，也总要随时提醒自己眼勤手勤，尽量给领导创造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
趁着市长更衣、换鞋的当口，黄一平先汇报了十几分钟前与丁松市长的一番对话，他怕第二天两位市长碰面了，万一聊起孩子出国的事会让自己穿帮。冯市长听了，哈哈一笑，算是首肯了他的机灵。这期间，他眼睛的余光一直没有离开冯开岭的脸，不便直接过问通话的情况，他只得通过悄悄观察对方表情、神态来判断和揣测。结果似乎令人满意，冯市长眉心处的那个“川”字此刻非常舒展，右腮那块厚重的咬嚼肌蠕动得坚实且很有节奏。伴随多年，黄一平已经不需要通过更多语言，而是凭借动作、表情乃至某个器官的细微变化，就能准确揣测与把握冯市长的心理。黄一平认为，准确把握领导心理不是为了讨好，更不能像古代杨修那样卖弄小聪明，而是为了更好地给领导提供参谋，避免自己少犯错误。纵观阳城委、府两院，包括人大、政协及下属部委办局室机关的秘书们，虽然多如过江之鲫，可能够达到如此境界，或曰与领导有此等默契者，恐怕无出黄一平左右者。这样的功夫，是否就是冯市长评价的那个“不俗”呢？
冯开岭对于黄一平“不俗”的评价，市府机关里曾经流行过几个不同版本。起初，黄一平对这些说法统统持怀疑态度，因为一种说法如果从几个人嘴里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版本，那只能说明其真实性有问题。可是后来，经过反复考证，证明各种版本都确有其事，分别具有不可推翻性。这样的考证，在n大历史学专业毕业的黄一平看来，相当重要，也非常必要。据丁市长秘书小吉讲，冯市长有一次在丁市长办公室谈事情，当时恰好洪书记的秘书因为嫖娼被抓了现行，机关上下对领导秘书多有指责。丁市长本意有嘲笑洪书记管教不严的成分，当然也顺带给一旁的小吉敲敲警钟。说话间，丁市长问：“你那个秘书小黄好象还不错？”冯市长当即首肯：“相当不错。”接着又补充一句：“关键是不俗。”有一次，市府秘书长也兴致勃勃告诉黄一平：“你小子行啊，跟冯市长不久，居然得一不俗的评价，难得！”还有那个张大龙副书记的秘书，有一回当着很多人的面调侃黄一平：“冯市长说你不俗，你自己说说看，怎么个不俗？”虽然当时闹了个哄堂大笑，可“不俗”这个评价又一次得到了应证。
历古以来，同行相轻乃职场通行的一个规则或弊端，让做过秘书的人来评说秘书往往不会听到多少好话。冯开岭是做过秘书的，而且从市委做到省委，显见是做得非常成功的一个秘书。按理说，他看秘书的眼光应该不是一般的挑剔。事实上，自从他回到阳城担任副市长，享有了配备专职秘书的权力，同时就面临着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挑选一个合适的秘书。他知道，现在的领导干部慢说与战争年代有天壤之别，就是与上世纪五、六、七年代也不可同日而语。分管的事情多，头绪杂，各级召开的会议多如牛毛，需要接受的信息、汇报的事项、总结的材料也是林林总总，大会小会又总要发表重要讲话，报纸、电台、电视台还要报道，如果完全凭自己一个人应付，纵然有三头六臂或昼夜不眠恐怕也不行。因此，配备一个精明强干的得力秘书，就显得非常必需。如同一个男人找个什么样的妻子，除了自己从婚姻中得到快乐与实惠，同时还体现着你的品味、尊严、脸面，一个领导配备一个怎样的秘书，同样不可随意。试想一下，像陈希同、陈良宇这样的高官，如果不是摊上那样一些品德恶劣、贪欲极强的秘书，也许就不会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而且，在机关里工作时间久了，整日厮混在秘书堆里，见得太多形态各异的秘书，自然懂得时下的好秘书如同处女一样珍稀难觅。纵然缺，也勿滥，这是冯开岭做一切事情的宗旨，挑选秘书亦然。
在初任阳城副市长的那两年里，冯开岭身边虽然也有秘书，却完全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就像一位精明的猎人一样，他在耐心寻找猎物，等待机会。不经意间，黄一平进入了他的视野。那阵子，黄一平正在跟魏副市长。冯开岭知道，像魏副市长这种从京城下派挂职锻炼的官员，一般秘书不会全心全意地服务。可是他发现，黄一平是个例外。黄一平跟在魏副市长身边，既不点头哈腰萎萎缩缩，也不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目光里多有纯净明亮之气。有一阵，魏副市长身体不好，黄一平陪同看病、挂水，在市府门前众目睽睽之中搀上扶下，其态度殷勤且周到，却丝毫不露谄媚邀宠之态，也没有厌烦与难堪之色。一日两日如此，十天半月不变，冯开岭感觉此人踏实而不势利。后来一段时间，魏副市长回北京休养，冯开岭每天经过秘书室，都看到黄一平早早前来，先把魏副市长办公室门窗打开通风，桌椅揩抹一遍，而后捧一本书坐在那里静读，并不与别的同事闲聊。有一次，冯开岭进去要过书看了，是一本民国初年版资治通鉴，竖排繁体字，纸张泛黄得厉害，上边有密密麻麻的小揩眉批。此书恰好他也喜爱，相互三言两语交流下来，冯开岭发现这个n大历史系的毕业生确是有些见识，对历史人物与事件往往一语中的。之后，两人又有几次闲谈，冯开岭有时故意把话题扯到一些机关人事纠葛上，黄一平总是恰到好处地于大处宏观置评，巧妙避开具体你是我非。若是遇到一般秘书，定然依循领导语气百般揣摩逢迎，或是借机将闲话引向自己的对立面。这样几番有意无意考察下来，冯开岭感觉黄一平有智慧而非小聪明，善读书而又不迂腐，自此觉得这个秘书有些与众不同，至少与身边常见的那些秘书迥异，因此就有“不俗”评语。不久，魏副市长挂职期满回京，冯开岭马上把黄一平要到身边，至今已经将近五年，两人间可以说越来越默契了。
7。好秘书，坏爸爸：秘书能有自己的生活吗？
将冯市长送到邝明达那儿，黄一平来不及停脚，马上往家赶。
时间已近九点，确实是回来得太晚了。进了家门，与黄一平的兴奋异常不同，屋里却一片冷清。女儿躺在妈妈怀里睡得正香，粉扑扑的小脸上依然挂着两滴泪珠。汪若虹苦着一张脸在看电视，一部看了无数次的青春偶像剧，被调得几近无声。长期在医院病房工作的汪若虹，本就练成一副说变就变的职业脸，加上人近中年岁月痕迹渐显，真摆下来还是挺吓人的。
看着桌上插着蜡烛的蛋糕，还有那些早已凉透的菜肴，识趣的黄一平赶紧换了鞋子，丢下皮包，卷起衣袖，把桌上的热菜重又端回厨房，使出当年宅男时的麻利劲儿，煤气灶与微波炉同时启动，不一会儿，所有的菜、汤便又热气腾腾地上了桌，一盆香喷喷的鸡汤面也随之出锅。
看着丈夫黄一平在叮叮咚咚地忙碌，汪若虹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刚才丈夫一进门，脸上写着疲惫，眼神里满是歉疚与不安，她心里忽然有一种痛的感觉。她知道，他在外边奔波一天，现在也很累很饿了。可是，再看看女儿小萌眼泪挂在脸上熟睡了的样子，她又陡生怨恨。忙！忙！忙！自从当了这个劳什子的市长秘书，他哪一天不忙，又有哪一天能够按时准点回来过呢？这个家，还像个正常的家吗？
对于丈夫的秘书职业，汪若虹早就没有了当初的惊喜。若论眼下的心理感觉，怎么说呢？套用曾经流行的一首港台歌曲，叫让我欢喜让我忧吧。事实上，最近几年来，随着黄一平到市府机关上班，特别是跟常务副市长冯开岭做了专职秘书，她享受到因此带来的一些实惠，却也对丈夫积压了越来越多的怨气。可是，再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一番，她又不得不理解丈夫的难处与苦衷，甚至也还夹杂了一些同情与怜悯。
出身于阳北县城一个普通干部家庭的汪若虹，是那种混夹于万千人丛之中不易被人关注的平凡女子。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初中毕业考取阳城卫校，三年后分配到阳城第一人民医院做了一名三班倒的护士。几年护士做下来，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当时，周围同事都有一个差不多相同的择偶标准——长相不一定很英俊潇洒，个人职业不一定要很好，收入也不一定很高，但有两条必须二者占其一：要么家庭背景好，有个做官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或是七姑八姨；要么是个性格温和、吃苦耐劳、家务活儿全包的角色。原因只有一个——医院护士太辛苦了，常年三班做下来真是苦不堪言。投个家庭背景好的人家，要不多久就会通过关系调了常日班，或者干脆到清闲自在的机关事业单位。没有背景帮忙调动的，丈夫能干、体谅一些，做妻子的日子也会好过得多。懂行的人都知道，有些老护士成年累月做三班，黑夜白天颠倒，失眠、厌食加内分泌失调，脾气会越来越暴躁，过早停经、更年期提前是常事，有时连夫妻房事都不愿多做，经常搞得三日一吵五日一打，离婚分居率特别高。因此，汪若虹在找对象谈恋爱方面就多了个心眼，像黄一平这种农村出身、无根无绊的人，原本不在考虑之列。
汪若虹与黄一平的认识纯属偶然。那天，是个清明节，恰好又是星期天，两人都回阳北老家祭祖，回来时又都坐了同一辆中巴车。当时，车子很挤，汪若虹上车时已经没有座位了。本来汪若虹就有晕车的毛病，加之车上人多气味杂，站在人堆里东颠西簸下来，没要多久就感觉恶心得不行。其实，自从汪若虹一上车，黄一平就开始注意这个长相文静的女子，觉得她特别像一部故事片里的女配角，而那部宽银幕电影是他小时候的最爱，那个女配角则是他人生恋爱的启蒙老师。车行途中，他的目光始终在人缝里追逐着汪若虹，却忽然发现她脸色发白，大汗淋漓，好象快要晕倒的样子。黄一平马上拨开人群，把汪若虹扶到自己的座位上，又掏出随着携带的风油精、矿泉水给她，使她渐渐平复下来。之后的故事，自然就不免落入俗套，一对邂逅于特殊时空中的男女相互有了好感，一见钟情，建立了与很多恋人一样频繁的联系，然后就步入了婚姻殿堂。
黄一平的家是在阳北农村，自父母上数多少代可能都是大字不识几个的普通农民。他是家里的老小，上边还有一个姐姐中专毕业分在阳城第三棉纺厂，一个哥哥初中毕业在南方打工。黄一平本人就读于省里知名的n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在阳城第五中学做历史老师，除了三皇五帝、唐宋元明那一套书本上学到的东西外，喜欢写点诗和散文，也与很多长发飘飘的诗人一样有些多愁善感的气质。要命的是，汪若虹除了感动于黄一平中巴车上英雄救美的壮举外，恰恰也还痴迷于其人身上那一股酸也不酸、甜也不甜的伤感味儿。追根溯源，汪若虹也是沐浴着琼瑶阿姨悲情故事长大的一代，青春期里又喜欢悄悄涂抹些诗亦非诗、歌亦非歌的东西，骨子里便有与黄一平气质暗合的元素。因此，当她回首往事，重新检点自己的择偶标准，等到发现严重偏离了既定方针时，女儿小萌早已呱呱落地，悔之晚矣。
结婚之后，与生活中众多平常夫妻一样，黄一平老师在三尺讲台上传道授业，汪若虹依旧做她的三班倒护士，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之余，也有些磕磕碰碰吵吵闹闹。虽说黄一平并无丝毫过硬的家庭背景，本人性格脾气、恋家、能干、体贴等等指标倒还差强人意。在学校那几年，黄一平只要没有课，就总会抽尽量多的时间回到家里，或是想方设法烧饭做菜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或是到医院接送、陪伴妻子，令汪若虹在同事面前也算小有风光与得意。女儿小萌出生后，黄一平更是把主要精力花在女儿身上，几乎成为半专职的奶爸与宅男。那时候汪若虹经常会想，虽然黄一平家庭没什么背景，手中也无半点权力，可能够这样全心全意照顾家庭，也算很好了。
大千世界，事物的变化总是出人意料，而且任何一种变化又都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女儿出生不久，黄一平被借到市教育局编教材，半年后又调到市府办做秘书。这样突发性的变动，打乱了原本波澜不惊的生活，一对小夫妻忽然感觉运从天降，好象一时都来不及欢喜了。黄一平以一位市府秘书应有的严肃与庄重通知汪若虹：“老婆，你丈夫此去阳关大道，离飞黄腾达不远了，你得有享受天下大富大贵的思想准备！”汪若虹也很认真地回应：“老公，我早就提前准备好啦，李嘉诚、霍英东家人能承受的幸福，本人全能承受！”刚开始四年，黄一平跟着那个北京下来挂职的魏副市长，好象和做老师时的变化也不算太大，只是经常需要加班写材料，双休天节假日不得休息，有时也在外边应酬到半夜才回家。但是，毕竟那个魏市长是临时锻炼性质，又经常要回北京与妻儿团聚，黄一平的时间总体上还是比较空闲。而且，因为黄一平工作性质的变动，魏市长也让市府办出面给医院打了招呼，汪若虹由三班倒转成常日班，算是开始跟着沾光了。后来，魏市长离开阳城，冯市长看上了黄一平，天翻地覆的变化由此而发生。这几年，黄一平就像换了个人一样，整天忙得不着家，早出晚归甚至经常夜不归宿，全部心事与热情都投入在工作上，或者干脆说是投入在冯市长身上。这期间，家里的生活条件也随之得到很大改善，住房由七十平米小套换成一百三十平米大套，所有电器都是时下最流行品牌、款式，日常吃穿用的东西基本上不用自己购买或花钱很少，汪若虹的工作也由常日班护士变成科室白领，女儿小萌免费上了市里最好的民办学校......生活即便算不上大富大贵，至少也已经是中富中贵了。可是，汪若虹还是有种得不偿失的感觉。她不知道这笔账到底应该怎么算，一时也理不清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她只是感觉，原来那个熟悉的黄一平渐渐模糊了，离她和女儿好象也越来越远了。
应该说，黄一平对女儿一直是非常宠爱的。早些年，但凡与小萌有关的事务，大到报名上学、接种疫苗、看病吃药，小至洗澡、换衣、剪指甲，甚至就连上厕所擦屁股，都是爸爸随身伺候从无怨言与推托。逢到女儿生日之类，又是订蛋糕，又是拍照片，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可是这几年，花在女儿身上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少了，有时答应了孩子的事情，几乎没有一桩做得有头有尾圆圆满满。比如本来约好双休天带她到公园看猴子、老虎，陪她去江边玩水上游戏，结果从春到夏再到秋，好不容易挨到冬天才去成，等到了公园和江边时，猴子、老虎早就搬到郊外另一家动物园，水上项目也因天凉不能再玩了。又有时，父女俩刚刚兴高采烈奔向肯德基、麦当劳，那边冯市长忽然来电话了，只好拉着眼泪汪汪的女儿打了转。
就说眼下这女儿的生日吧，早就说好一定早点回来，陪孩子一起吹蜡烛、切蛋糕、唱生日快乐歌，可是临到下班忽然说是省里来了个什么电话，要等冯市长接好电话才能离开，弄得女儿眼泪汪汪苦等到现在，算是怎么回事呀！
上接受了王大海，而且安排到集团财务部先做出纳，不久又担任了财务总监，拿着比黄一平高几倍的薪水。这一来，姐姐家的经济状况迅速从地下蹦到天上，不到两年就换了大房子，孩子也上的是收费偏贵的私立中学，目前正筹划送出国读书哩。
想到这里，黄一平又感觉有些对不起邝明达，就好象冯市长的迟到不是因为年处长电话，而是因为他这个秘书安排不周。于是，他马上给邝明达手机发去一条安慰性短信：快了，我会马上催促！
4.一把手来了：谎话该怎么讲，才圆满？
就在冯市长与年处长通话结束前大约十几分钟，黄一平正坐在办公桌前摆弄手机，烦躁且焦急地频频朝对门张望，忽然听到走廊东头陆续响起关灯、关门的声音，接着就有两种轻重、节奏明显不同的脚步的的笃笃由远而近。
黄一平一惊，心想糟了，丁松市长和秘书小吉也才下班，说不定会惊扰了冯市长的电话。
丁松市长的办公室在走廊最东边，与冯市长之间隔了一个四十平米大小的会议室，这个会议室除召开市长办公会外，基本上是市长、常务副市长专用。因此，电梯往东这半层，主要是丁、冯二位市长及其秘书的空间。别看丁市长个头不高，身材比小吉矮了半个脑袋还不止，可走起路来却气宇轩昂，有王者风范。他喜欢穿垫了增高底的皮鞋，脚步着地便显得声音厚重，节奏缓慢而有力，就像打击乐队里的架子鼓。而小吉自从跟了丁市长，就只穿平根软底鞋，原本瘦高挺拔的身材慢慢佝偻下来，走起路来更是一溜无声小碎步，总给人慌不择路的感觉，听着就像西洋乐队里似有若无的沙锤。
黄一平不敢怠慢，赶紧迎着脚步抢先站到走廊上。
丁松走到冯开岭门口，听到里面有说话的声音，却又发觉没有开灯，门也关着，就停下来，似乎有推门进去的打算。这时，黄一平就只得再抢先一步，伸手打开面前的走廊灯，很热情地招呼道：“哦，是丁市长！这么晚才下班呀！”
丁松收回悬在半空的手，朝冯开岭那边呶呶嘴，问：“怎么，还在找什么人谈话？”
黄一平说：“不是的，在打电话。”
看着丁松满脸狐疑，又没有挪动脚步离去的意思，黄一平只好进一步解释说：“好象是朱大姐的电话，商量孩子在国外读书的事情。”
“哦，是这样。夫妻通话搞得这样神秘呀。”丁松将信将疑地点点头，自言自语着走了。
目送丁市长、小吉进了电梯，黄一平悬着的一颗心这才落了下来。说实话，若是遇到别的什么人，包括那几个在楼层另一边办公的副市长，黄一平完全可以采取一种更加放松的态度。首先，对方不会轻易上来敲门或推门，毕竟常务副和普通副还是有些区别的；其次，若是遇到类似敏感的问题，可以“不知道”三字搪塞过去，最多再附以抱歉一笑。难不成你一个普通副市长，还会穷根究底地查问常务副市长？可是丁松就不同。其人本就性格直率，行事张扬，言谈举止处处不落下风。加之，他是市长，政府一把手，虽然别人进他办公室如果不预约、不敲门，那是一定要遭到冷眼甚至责骂，可他进到别人办公室，包括常务副市长冯开岭的在内，往往说进就进，连门都可以不敲。更何况，光天化日之下，你冯开岭在里面关门闭灯打电话，他完全有资格过问，甚至有权利知道。这就让黄一平大大的为难了。于是，危急关头他只好施以计谋，以智慧尽量阻止丁市长的进一步深究。通常情况下，面对市里的领导，不论这个领导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还是别的领导，秘书是不应当说谎的，这是规矩也是纪律。黄一平一般比较讨厌别人说谎，自己更加不习惯说谎，因为他觉得人与人之间一旦掺杂了谎言，就什么话都不好谈，什么事情都不好办了。试想，你说了一个谎，接下来就得用更多的谎来堵塞由此造成的漏洞，这样就会一个谎言接着一个谎言地形成谎言链，不仅诚信的基石因此轰然坍塌，而且未来再多的真话都无法立身、无以为信了。可是，面对丁市长咄咄逼人的提问，黄一平不说谎又能怎样呢？难道他会告诉丁市长，是省委组织部年处长的电话？那么，丁市长一定还会有更多的疑问，譬如年处长找他什么事？为什么要说这么久？关门闭灯做什么？最终，黄一平还是要被逼到说谎的路上，因为他懂得有些时候，诚实其实比谎言更可怕与可憎。
5。党校同学：关系，要提前培养；酒场上的未必是真正的朋友
说到年处长与冯市长的特殊关系，黄一平从来没听任何人直接说起，他是完全凭借秘书的敏感，从旁慢慢观察、体会而得。自从做了冯市长的秘书，黄一平就认识了年处长。不过，起初他并不喜欢那个年处长。初见其人，瘦瘦弱弱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样子，未曾开口先用警惕、审视的目光把你扫视一番，好象不如此就会从你身上蹦出许多跳蚤害虫。一旦开口说起话来，又总是给人一种欲言又止、阴阳怪气的感觉。黄一平感觉此人欠阳光，诚府深，不宜深交。而此人恰恰又是省委组织部仅次于部长的实权人物，掌管着市县干部处，据说有些副部长权力也没他大。像冯开岭这种级别、位置的官员，不知多少人千方百计地设法接近他巴结他，也就不足为奇了。
黄一平不久就发现，冯市长特别看重这个年处长，有时甚至超过了副省长一级的领导。而且，年处长对冯开岭，也同样是另眼相看，完全不同于对待一般地市级干部的傲慢与轻视。表面看来，他们是早年省委党校的同学，曾经有过同一寝室的经历，可事实上，培养这种关系，冯市长花费了特别的心血与精力。平时，冯市长每次去省城，无论多么忙，都要打个电话给年处长，但凡对方说有空，一定会去坐一坐聊一聊，而且一般不带第二人随行。要知道，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时就是这样频繁走动或闲聊中产生的，没有足够的交流，何来充分了解与理解？逢年过节的时候，市里官员都要到省里拜望一些人，很多人只顾了那些管着自己的省级大员，却往往忽视了年处长这类级别不高、实权却不小的“现管”型人物，或者即使考虑到了也是草率应付了事。冯开岭却不是这样。无论多忙，副省长、厅局长一级的官员那儿，哪怕让秘书黄一平、司机老关代为上门，话带到礼送到就算心到神知，唯有年处长那儿一定是亲自前往，而且所选物品也必然与别人的不同，倒不是轻重有异，而是品位档次一定要合乎对方的口味，显得受者在送者心中的位置、分量非同一般。当然，更为主要的是，年处长托办的事情，哪怕就是顶再多的麻烦、冒再大的风险，冯开岭也会心领神会地办得漂漂亮亮。这一点，黄一平直至后来通过凤凰小区那件事，才恍然醒悟甚至惊觉到——此乃后话。
对于自己与年处长的关系，冯开岭从来不对外张扬，甚至每遇年处长前来阳城公干，他往往还会有意回避，令人感觉他们并不熟悉。据说有一次，阳城组织部长还郑重其事帮他们作了相互介绍。这一点，对做了将近二十年组织工作的年处长而言，就显得非常重要，也为他格外欣赏与看重。像年处长这类组织部官员，不论你和他关系多么亲密，最不希望弄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更不想让人当作一个招牌满世界宣扬，最好在大众面前实左而形右、心是而口非，至于私下里是怎么回事，那就另当别论了。因此，机关里就有人戏言，最怕同这类组织部官员同车旅游、同桌打牌、同席喝酒，你讲的笑话哪怕掀翻了一车人，他那张政治脸依然板得像块砖；二十四张牌里，他哪怕抓的全是同花顺、通天炸，你也休想从他眼神里觉察出半点端倪；你说了一晚上的劝酒话，喷出的吐沫都能醉倒一头猪，他的杯子依然一滴也没少。当然，黄一平现在知道了，冯市长与年处长的相处，既不为结伴旅游，也不图同桌打牌，更非喝什么破酒。他们的友情，是建立在更加高远、更有价值的目标之上。说到底，冯开岭与年处长都是那种心机深重之人。
其实，早在好几个月前，年处长就开始关注阳城换届的事，操心冯市长是否能顺利转正。那时，他所把持的市县干部处，受命负责起草省辖市政府换届的文件草稿，其中有些政策性条文就曾经悄悄征求冯开岭的意见，或者有意无意照应冯开岭的相关条件。最近一段时间，虽然两人很少直接见面，可像今天这样的电话联系，却始终没有断过。
6。秘书不俗：好秘书，问题少，会揣摩
啪地一声，对面冯市长办公室里的灯终于亮了，随之就传来熟悉的脚步与咳嗽声。这时，已是七点三刻，电话足足打了两个小时零七分钟，相当于一个世界顶尖长跑运动员，跑了一个男子马拉松的全程。
随着冯市长打开门，脚步渐渐消失在走廊东头的洗手间，黄一平就像一支满弓待发的箭，迅即而又悄然射了过去。利用冯市长方便的那几分钟，黄一平已经帮他清理好电话机、文件夹，收拾好随身携带的皮包、茶杯、手机。当冯市长再度回来的时候，原本有些零乱的办公桌，复又变得井井有条。虽说晚上或明天一早，会有清洁工进来把卫生彻底做了，但黄一平知道冯市长有爱整洁的习惯，任何时候都不喜欢办公室里散乱不洁，包括自己的头发、皮鞋也都始终保持一丝不乱一尘不染。因此，黄一平宁可辛苦自己一点，也总要随时提醒自己眼勤手勤，尽量给领导创造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
趁着市长更衣、换鞋的当口，黄一平先汇报了十几分钟前与丁松市长的一番对话，他怕第二天两位市长碰面了，万一聊起孩子出国的事会让自己穿帮。冯市长听了，哈哈一笑，算是首肯了他的机灵。这期间，他眼睛的余光一直没有离开冯开岭的脸，不便直接过问通话的情况，他只得通过悄悄观察对方表情、神态来判断和揣测。结果似乎令人满意，冯市长眉心处的那个“川”字此刻非常舒展，右腮那块厚重的咬嚼肌蠕动得坚实且很有节奏。伴随多年，黄一平已经不需要通过更多语言，而是凭借动作、表情乃至某个器官的细微变化，就能准确揣测与把握冯市长的心理。黄一平认为，准确把握领导心理不是为了讨好，更不能像古代杨修那样卖弄小聪明，而是为了更好地给领导提供参谋，避免自己少犯错误。纵观阳城委、府两院，包括人大、政协及下属部委办局室机关的秘书们，虽然多如过江之鲫，可能够达到如此境界，或曰与领导有此等默契者，恐怕无出黄一平左右者。这样的功夫，是否就是冯市长评价的那个“不俗”呢？
冯开岭对于黄一平“不俗”的评价，市府机关里曾经流行过几个不同版本。起初，黄一平对这些说法统统持怀疑态度，因为一种说法如果从几个人嘴里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版本，那只能说明其真实性有问题。可是后来，经过反复考证，证明各种版本都确有其事，分别具有不可推翻性。这样的考证，在n大历史学专业毕业的黄一平看来，相当重要，也非常必要。据丁市长秘书小吉讲，冯市长有一次在丁市长办公室谈事情，当时恰好洪书记的秘书因为嫖娼被抓了现行，机关上下对领导秘书多有指责。丁市长本意有嘲笑洪书记管教不严的成分，当然也顺带给一旁的小吉敲敲警钟。说话间，丁市长问：“你那个秘书小黄好象还不错？”冯市长当即首肯：“相当不错。”接着又补充一句：“关键是不俗。”有一次，市府秘书长也兴致勃勃告诉黄一平：“你小子行啊，跟冯市长不久，居然得一不俗的评价，难得！”还有那个张大龙副书记的秘书，有一回当着很多人的面调侃黄一平：“冯市长说你不俗，你自己说说看，怎么个不俗？”虽然当时闹了个哄堂大笑，可“不俗”这个评价又一次得到了应证。
历古以来，同行相轻乃职场通行的一个规则或弊端，让做过秘书的人来评说秘书往往不会听到多少好话。冯开岭是做过秘书的，而且从市委做到省委，显见是做得非常成功的一个秘书。按理说，他看秘书的眼光应该不是一般的挑剔。事实上，自从他回到阳城担任副市长，享有了配备专职秘书的权力，同时就面临着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挑选一个合适的秘书。他知道，现在的领导干部慢说与战争年代有天壤之别，就是与上世纪五、六、七年代也不可同日而语。分管的事情多，头绪杂，各级召开的会议多如牛毛，需要接受的信息、汇报的事项、总结的材料也是林林总总，大会小会又总要发表重要讲话，报纸、电台、电视台还要报道，如果完全凭自己一个人应付，纵然有三头六臂或昼夜不眠恐怕也不行。因此，配备一个精明强干的得力秘书，就显得非常必需。如同一个男人找个什么样的妻子，除了自己从婚姻中得到快乐与实惠，同时还体现着你的品味、尊严、脸面，一个领导配备一个怎样的秘书，同样不可随意。试想一下，像陈希同、陈良宇这样的高官，如果不是摊上那样一些品德恶劣、贪欲极强的秘书，也许就不会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而且，在机关里工作时间久了，整日厮混在秘书堆里，见得太多形态各异的秘书，自然懂得时下的好秘书如同处女一样珍稀难觅。纵然缺，也勿滥，这是冯开岭做一切事情的宗旨，挑选秘书亦然。
在初任阳城副市长的那两年里，冯开岭身边虽然也有秘书，却完全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就像一位精明的猎人一样，他在耐心寻找猎物，等待机会。不经意间，黄一平进入了他的视野。那阵子，黄一平正在跟魏副市长。冯开岭知道，像魏副市长这种从京城下派挂职锻炼的官员，一般秘书不会全心全意地服务。可是他发现，黄一平是个例外。黄一平跟在魏副市长身边，既不点头哈腰萎萎缩缩，也不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目光里多有纯净明亮之气。有一阵，魏副市长身体不好，黄一平陪同看病、挂水，在市府门前众目睽睽之中搀上扶下，其态度殷勤且周到，却丝毫不露谄媚邀宠之态，也没有厌烦与难堪之色。一日两日如此，十天半月不变，冯开岭感觉此人踏实而不势利。后来一段时间，魏副市长回北京休养，冯开岭每天经过秘书室，都看到黄一平早早前来，先把魏副市长办公室门窗打开通风，桌椅揩抹一遍，而后捧一本书坐在那里静读，并不与别的同事闲聊。有一次，冯开岭进去要过书看了，是一本民国初年版资治通鉴，竖排繁体字，纸张泛黄得厉害，上边有密密麻麻的小揩眉批。此书恰好他也喜爱，相互三言两语交流下来，冯开岭发现这个n大历史系的毕业生确是有些见识，对历史人物与事件往往一语中的。之后，两人又有几次闲谈，冯开岭有时故意把话题扯到一些机关人事纠葛上，黄一平总是恰到好处地于大处宏观置评，巧妙避开具体你是我非。若是遇到一般秘书，定然依循领导语气百般揣摩逢迎，或是借机将闲话引向自己的对立面。这样几番有意无意考察下来，冯开岭感觉黄一平有智慧而非小聪明，善读书而又不迂腐，自此觉得这个秘书有些与众不同，至少与身边常见的那些秘书迥异，因此就有“不俗”评语。不久，魏副市长挂职期满回京，冯开岭马上把黄一平要到身边，至今已经将近五年，两人间可以说越来越默契了。
7。好秘书，坏爸爸：秘书能有自己的生活吗？
将冯市长送到邝明达那儿，黄一平来不及停脚，马上往家赶。
时间已近九点，确实是回来得太晚了。进了家门，与黄一平的兴奋异常不同，屋里却一片冷清。女儿躺在妈妈怀里睡得正香，粉扑扑的小脸上依然挂着两滴泪珠。汪若虹苦着一张脸在看电视，一部看了无数次的青春偶像剧，被调得几近无声。长期在医院病房工作的汪若虹，本就练成一副说变就变的职业脸，加上人近中年岁月痕迹渐显，真摆下来还是挺吓人的。
看着桌上插着蜡烛的蛋糕，还有那些早已凉透的菜肴，识趣的黄一平赶紧换了鞋子，丢下皮包，卷起衣袖，把桌上的热菜重又端回厨房，使出当年宅男时的麻利劲儿，煤气灶与微波炉同时启动，不一会儿，所有的菜、汤便又热气腾腾地上了桌，一盆香喷喷的鸡汤面也随之出锅。
看着丈夫黄一平在叮叮咚咚地忙碌，汪若虹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刚才丈夫一进门，脸上写着疲惫，眼神里满是歉疚与不安，她心里忽然有一种痛的感觉。她知道，他在外边奔波一天，现在也很累很饿了。可是，再看看女儿小萌眼泪挂在脸上熟睡了的样子，她又陡生怨恨。忙！忙！忙！自从当了这个劳什子的市长秘书，他哪一天不忙，又有哪一天能够按时准点回来过呢？这个家，还像个正常的家吗？
对于丈夫的秘书职业，汪若虹早就没有了当初的惊喜。若论眼下的心理感觉，怎么说呢？套用曾经流行的一首港台歌曲，叫让我欢喜让我忧吧。事实上，最近几年来，随着黄一平到市府机关上班，特别是跟常务副市长冯开岭做了专职秘书，她享受到因此带来的一些实惠，却也对丈夫积压了越来越多的怨气。可是，再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一番，她又不得不理解丈夫的难处与苦衷，甚至也还夹杂了一些同情与怜悯。
出身于阳北县城一个普通干部家庭的汪若虹，是那种混夹于万千人丛之中不易被人关注的平凡女子。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初中毕业考取阳城卫校，三年后分配到阳城第一人民医院做了一名三班倒的护士。几年护士做下来，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当时，周围同事都有一个差不多相同的择偶标准——长相不一定很英俊潇洒，个人职业不一定要很好，收入也不一定很高，但有两条必须二者占其一：要么家庭背景好，有个做官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或是七姑八姨；要么是个性格温和、吃苦耐劳、家务活儿全包的角色。原因只有一个——医院护士太辛苦了，常年三班做下来真是苦不堪言。投个家庭背景好的人家，要不多久就会通过关系调了常日班，或者干脆到清闲自在的机关事业单位。没有背景帮忙调动的，丈夫能干、体谅一些，做妻子的日子也会好过得多。懂行的人都知道，有些老护士成年累月做三班，黑夜白天颠倒，失眠、厌食加内分泌失调，脾气会越来越暴躁，过早停经、更年期提前是常事，有时连夫妻房事都不愿多做，经常搞得三日一吵五日一打，离婚分居率特别高。因此，汪若虹在找对象谈恋爱方面就多了个心眼，像黄一平这种农村出身、无根无绊的人，原本不在考虑之列。
汪若虹与黄一平的认识纯属偶然。那天，是个清明节，恰好又是星期天，两人都回阳北老家祭祖，回来时又都坐了同一辆中巴车。当时，车子很挤，汪若虹上车时已经没有座位了。本来汪若虹就有晕车的毛病，加之车上人多气味杂，站在人堆里东颠西簸下来，没要多久就感觉恶心得不行。其实，自从汪若虹一上车，黄一平就开始注意这个长相文静的女子，觉得她特别像一部故事片里的女配角，而那部宽银幕电影是他小时候的最爱，那个女配角则是他人生恋爱的启蒙老师。车行途中，他的目光始终在人缝里追逐着汪若虹，却忽然发现她脸色发白，大汗淋漓，好象快要晕倒的样子。黄一平马上拨开人群，把汪若虹扶到自己的座位上，又掏出随着携带的风油精、矿泉水给她，使她渐渐平复下来。之后的故事，自然就不免落入俗套，一对邂逅于特殊时空中的男女相互有了好感，一见钟情，建立了与很多恋人一样频繁的联系，然后就步入了婚姻殿堂。
黄一平的家是在阳北农村，自父母上数多少代可能都是大字不识几个的普通农民。他是家里的老小，上边还有一个姐姐中专毕业分在阳城第三棉纺厂，一个哥哥初中毕业在南方打工。黄一平本人就读于省里知名的n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在阳城第五中学做历史老师，除了三皇五帝、唐宋元明那一套书本上学到的东西外，喜欢写点诗和散文，也与很多长发飘飘的诗人一样有些多愁善感的气质。要命的是，汪若虹除了感动于黄一平中巴车上英雄救美的壮举外，恰恰也还痴迷于其人身上那一股酸也不酸、甜也不甜的伤感味儿。追根溯源，汪若虹也是沐浴着琼瑶阿姨悲情故事长大的一代，青春期里又喜欢悄悄涂抹些诗亦非诗、歌亦非歌的东西，骨子里便有与黄一平气质暗合的元素。因此，当她回首往事，重新检点自己的择偶标准，等到发现严重偏离了既定方针时，女儿小萌早已呱呱落地，悔之晚矣。
结婚之后，与生活中众多平常夫妻一样，黄一平老师在三尺讲台上传道授业，汪若虹依旧做她的三班倒护士，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之余，也有些磕磕碰碰吵吵闹闹。虽说黄一平并无丝毫过硬的家庭背景，本人性格脾气、恋家、能干、体贴等等指标倒还差强人意。在学校那几年，黄一平只要没有课，就总会抽尽量多的时间回到家里，或是想方设法烧饭做菜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或是到医院接送、陪伴妻子，令汪若虹在同事面前也算小有风光与得意。女儿小萌出生后，黄一平更是把主要精力花在女儿身上，几乎成为半专职的奶爸与宅男。那时候汪若虹经常会想，虽然黄一平家庭没什么背景，手中也无半点权力，可能够这样全心全意照顾家庭，也算很好了。
大千世界，事物的变化总是出人意料，而且任何一种变化又都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女儿出生不久，黄一平被借到市教育局编教材，半年后又调到市府办做秘书。这样突发性的变动，打乱了原本波澜不惊的生活，一对小夫妻忽然感觉运从天降，好象一时都来不及欢喜了。黄一平以一位市府秘书应有的严肃与庄重通知汪若虹：“老婆，你丈夫此去阳关大道，离飞黄腾达不远了，你得有享受天下大富大贵的思想准备！”汪若虹也很认真地回应：“老公，我早就提前准备好啦，李嘉诚、霍英东家人能承受的幸福，本人全能承受！”刚开始四年，黄一平跟着那个北京下来挂职的魏副市长，好象和做老师时的变化也不算太大，只是经常需要加班写材料，双休天节假日不得休息，有时也在外边应酬到半夜才回家。但是，毕竟那个魏市长是临时锻炼性质，又经常要回北京与妻儿团聚，黄一平的时间总体上还是比较空闲。而且，因为黄一平工作性质的变动，魏市长也让市府办出面给医院打了招呼，汪若虹由三班倒转成常日班，算是开始跟着沾光了。后来，魏市长离开阳城，冯市长看上了黄一平，天翻地覆的变化由此而发生。这几年，黄一平就像换了个人一样，整天忙得不着家，早出晚归甚至经常夜不归宿，全部心事与热情都投入在工作上，或者干脆说是投入在冯市长身上。这期间，家里的生活条件也随之得到很大改善，住房由七十平米小套换成一百三十平米大套，所有电器都是时下最流行品牌、款式，日常吃穿用的东西基本上不用自己购买或花钱很少，汪若虹的工作也由常日班护士变成科室白领，女儿小萌免费上了市里最好的民办学校......生活即便算不上大富大贵，至少也已经是中富中贵了。可是，汪若虹还是有种得不偿失的感觉。她不知道这笔账到底应该怎么算，一时也理不清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她只是感觉，原来那个熟悉的黄一平渐渐模糊了，离她和女儿好象也越来越远了。
应该说，黄一平对女儿一直是非常宠爱的。早些年，但凡与小萌有关的事务，大到报名上学、接种疫苗、看病吃药，小至洗澡、换衣、剪指甲，甚至就连上厕所擦屁股，都是爸爸随身伺候从无怨言与推托。逢到女儿生日之类，又是订蛋糕，又是拍照片，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可是这几年，花在女儿身上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少了，有时答应了孩子的事情，几乎没有一桩做得有头有尾圆圆满满。比如本来约好双休天带她到公园看猴子、老虎，陪她去江边玩水上游戏，结果从春到夏再到秋，好不容易挨到冬天才去成，等到了公园和江边时，猴子、老虎早就搬到郊外另一家动物园，水上项目也因天凉不能再玩了。又有时，父女俩刚刚兴高采烈奔向肯德基、麦当劳，那边冯市长忽然来电话了，只好拉着眼泪汪汪的女儿打了转。
就说眼下这女儿的生日吧，早就说好一定早点回来，陪孩子一起吹蜡烛、切蛋糕、唱生日快乐歌，可是临到下班忽然说是省里来了个什么电话，要等冯市长接好电话才能离开，弄得女儿眼泪汪汪苦等到现在，算是怎么回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