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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着沉默，既不解释，也不申辩。
李斯无法向任何人诉说，他只能独自吞咽自己酿下的苦果。而这枚苦果，完全只因为他在沙丘时的一念之差。
六月的天，小儿的脸，说变就变。咸阳的政治气候，同样如此，在短短数日之间，便接连变了两次天。先是赵高占尽优势，接着李斯成功反击，此刻则是赵高重新收回失地，再度当权。
而在前方的战场，秦军在暂时的胜利之后，很快便陷入被动。起义军越挫越勇，越战越多，帝国频繁征调关中士卒，依然疲于应付。右丞相冯去疾和将军冯劫两人，本就不满胡亥继位以来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朝政，如今盗贼不止，亡国在即，两人再也无法坐视，登门串联李斯，要求联名上书胡亥。
如此正当的提议，李斯根本就无法拒绝。定国安邦，他贵为丞相，责无旁贷。只能依了二人，联名上书胡亥，道“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戌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倘若胡亥此时能采纳李斯等人的建议，改弦更张，施惠布仁，安抚百姓，则帝国或许还能有一线生机。
胡亥接到上书，不知如何应答，于是问赵高之意。赵高道，阿房宫为先帝所举，安可轻废！戌漕赋税，此所以供陛下为乐也，益之尚不足，遑论减省？
胡亥深以为然，点头不迭。赵高又道“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国之重臣，不知为陛下谋，而只知取悦黔首，其居心不测，当下狱属吏。”
胡亥仿佛是中了赵高的催眠术，也不经过大脑，便颁下诏书，道“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境，作宫室以彰得意，而君等观先帝功业有绪。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等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无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于是逮捕冯去疾和冯劫，案责他罪。
冯去疾和冯劫二人入狱，狱吏酷刑相加，命二人交代罪行。可怜二人赤诚为国，何曾有过不臣之心？两人相视苦笑，道“将相乃国之柱石，岂可见辱于刀笔胥吏。”言毕，愤而自杀。
三人上书，只有两人入狱，看起来好像是赵高对李斯网开一面。而实际上，赵高何尝不想连李斯在内一网打尽，只不过力有未逮罢了。毕竟李斯在朝中经营三十余年，根深蒂固，势大力沉，非有绝对把握，赵高也绝不敢轻举妄动。谁都想一口吃个大胖子，只是很多时候，就算有那么大的胃口，却也没有那么大的胃。
赵高放了李斯一马，一则是要造成李斯的错觉，让李斯认为自从上次的谈判之后，两人之间已经相当于签下了某种互不侵犯条约；二则可以让群臣猜疑，为何李斯独能幸免，而冯去疾和冯劫二人却蒙冤下狱，其中莫非另有隐情？只要群臣起了猜疑之心，对李斯的形象便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三则赵高深知，铲除李斯，宜渐不宜急。
赵高的策略就是：先削除李斯的羽翼，让李斯在朝中孤立，然后再动手不迟。所以，先杀蒙氏兄弟，再逼死冯去疾和冯劫两位老臣，都可视为是这一策略的延续。
冯去疾和冯劫自杀不久，赵高终于将目标对准了李斯，在胡亥面前进谗言，诬告李斯有意谋反，其言道“夫沙丘之谋，丞相与焉。今陛下已立为帝，而丞相贵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守，楚盗陈胜等皆丞相旁县之子，以故楚盗公行，过三川，城守不肯击。高闻其文书相往来，未得其审，故未敢以闻。且丞相居外，权重于陛下。陛下不可不防。”
胡亥一听大怒，便欲案治李斯。赵高道“丞相功高天下，威震社稷，如无端下狱，恐朝野震荡，百官惶惶。陛下当缓而图之，使使者至三川，待验得李由与盗贼通结之状，再案治丞相不迟。”
赵高再道“为免打草惊蛇，陛下可致书于丞相，问以安乐之道，李斯蒙陛下降尊垂问，知陛下犹重之，则必不生疑心也。”
胡亥大喜，于是修书一封，责问李斯，道“吾闻之韩子曰：‘尧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饭土塯，啜土形，虽监门之养，不尽此之疏陋也。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筑锹，胫毋毛，虽臣虏之劳，不酷烈于此辛苦矣。’然则夫所贵于有天下者，岂欲苦形劳神，身处逆旅之宿，口食监门之养，手持臣虏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贤者之所务也。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贵于有天下也。夫所谓贤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今身且不能利，将恶能治天下哉！故吾愿肆意极欲，长享天下而无害，为之奈何？”
李斯接书，阅读一过，只在霎那之间，他头上的白发便仿佛更白了几分。
第五节奉命文章
每一个失败的昏君背后，不是站着一个女人，就是站着一个太监。李斯接到胡亥之书，马上明白过来，一定是赵高在后面捣鬼。胡亥成天在后宫淫乐欢宴，秉烛夜游犹恐未足，哪里有空静下心来，给他修书问计？
李斯深知，赵高亡他之心不死。权力斗争，历来讲究快、准、狠。本当剑拔弩张、你死我亡之时，赵高却突然通过胡亥，向他传来这样一封书信，好整以暇地要他为胡亥献计献策，其意在何为？
赵高此举，貌似闲着，实则是闲着不闲。胡亥的来信，其实只问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作为一个皇帝，如何能够确保像目前这样，永远地逍遥快活下去？
李斯的任务，就是必须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以他法家巨子的身份，为胡亥的行为提供思想和主义。
在胡亥的问题当中，已经预设下了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目前帝国的路线和政策是合理的，是要长久坚持下去的。所以，只要李斯一开口回答（回答的质量并不重要），就已经足以表明，他作为帝国的丞相，肯定了这一预设的前提，承认目前的路线和政策是正确的，无可指责的。
而事实上，胡亥继位以来的一系列政治举措，不仅让下层百姓民怨沸腾，叛乱四起，即使是在朝廷官员当中，多数人也是对此抱有异议和抵触的，只是迫于高压，敢怒而不敢言。冯去疾和冯劫两人作了出头鸟，挺身进谏，结果被投入监狱，自杀身亡。对此，绝大部分朝廷官员都持着同情和惋惜的态度，对胡亥与赵高也是越来越失望。
赵高逼迫李斯回答问题，正是要让他站队表态。李斯一旦回答了问题，就等于选择了和赵高同一阵线，从而站在了大部分朝廷官员的对立面。而这样的后果就是，李斯在朝中只会越来越孤立，他曾经的支持者们，也将起而不满他，反对他。
李斯虽然能够轻易看透赵高的阴险用心，但却就是无解。他的死穴，已被赵高牢牢地捏在手里。
除了回书之外，李斯已别无选择。
自从当年的谏逐客书之后，李斯很久没再写长篇大论了。和韩非不同的是，李斯并无著书立说的嗜好，他更倾向于行而不言。
虽说是长远不曾动笔，但李斯的文章功力并未衰退。相反，随着岁月的积淀，思想的成熟，现在的李斯，已臻人书俱老的境界。
尽管所写乃是一篇奉命文章，而且写得心不甘情不愿，但架不住李斯的老去诗篇浑漫与，提笔未几，已是千言立就。
第六节行督责书
李斯此番所写，正是日后著名的行督责书。其文虽篇幅较长，但千古名篇，不容不敬，姑原文照录于下：
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为尊贤者，为其贵也；而所为恶不肖者，为其贱也。而尧、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随而尊之，则亦失所为尊贤之心矣，夫可谓大缪矣。谓之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责之过也。
故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能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寻常之利深，而盗跖之欲浅也；又不以盗跖之行，为轻百镒之重也。搏必随手刑，则盗跖不搏百镒；而罚不必行也，则庸人不释寻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楼季不轻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羊牧其上。夫楼季也而难五丈之限，岂跛羊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堑之势异也。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夫不能行圣人之术，则舍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间于侧，则流漫之志诎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废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磨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唯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及，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
通读李斯此书，虽难逃阿胡亥意之讥，但另一方面，却也还是很好地体现了李斯的政治思想。
所谓督责，督者，察也。察其罪，然后责之以刑罚也。督责二字，虽不是李斯所发明，但作为一个重要理论被提出，并加以全帝国范围的实践，却无法不归功（或者归过）于李斯。
在这里，李斯无疑是受到了他师兄韩非的启发。按，督责二字最早见于韩非子八经篇：“有道之主，听言督其用，课其功言必有报，说必责用。”可以看到，韩非是将督责二字分开使用，李斯则是将督责二字并为一体。这一区别，并非只是玩了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细究之下，我们可以发现，李斯的这一思想，实际上是在韩非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和创新。
韩非曾提出一个“形名参同”的理论，督责乃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的形名参同，见于韩非子主道篇：“故（明君）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
比较可知，韩非的督责，讲究以静制动，后发制人。而李斯的督责，则强调主动出击，积极干涉。有趣的是，这种思想上的差异，也正是两人性格上的差异。
话说回来，单从理论上看，李斯的督责制度本身并没有错，反而自有其积极和深刻的一面。只不过，这个制度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出现，被一个错误的人执行，从而火上浇油，将帝国进一步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胡亥接到李斯的回书，大喜，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胡亥曰：“如此则可谓能督责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臣。胡亥曰：“如此则可谓能督责矣。”
帝国的局势，从此越发水深火热。而在外人看来，这一切全因李斯的行督责书引起，黑锅也应该由李斯一人来背。李斯毕生辛苦积攒起来的人品和声望，一时之间跌到了谷底，而且再也看不出有反弹的迹象。
李斯曾经庞大的势力，至此已被赵高一步步地蚕食掏空。短短一年之间，李斯失去了蒙氏兄弟，失去了冯去疾和冯劫，失去了朝廷群臣的信任和支持，现在，他又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民心。
然而，李斯还是下不了反击的决心。他只能在夜深人静之时，步出中庭，仰望长天，暗自切齿道，假如我再年轻二十岁
持着沉默，既不解释，也不申辩。
李斯无法向任何人诉说，他只能独自吞咽自己酿下的苦果。而这枚苦果，完全只因为他在沙丘时的一念之差。
六月的天，小儿的脸，说变就变。咸阳的政治气候，同样如此，在短短数日之间，便接连变了两次天。先是赵高占尽优势，接着李斯成功反击，此刻则是赵高重新收回失地，再度当权。
而在前方的战场，秦军在暂时的胜利之后，很快便陷入被动。起义军越挫越勇，越战越多，帝国频繁征调关中士卒，依然疲于应付。右丞相冯去疾和将军冯劫两人，本就不满胡亥继位以来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朝政，如今盗贼不止，亡国在即，两人再也无法坐视，登门串联李斯，要求联名上书胡亥。
如此正当的提议，李斯根本就无法拒绝。定国安邦，他贵为丞相，责无旁贷。只能依了二人，联名上书胡亥，道“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戌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倘若胡亥此时能采纳李斯等人的建议，改弦更张，施惠布仁，安抚百姓，则帝国或许还能有一线生机。
胡亥接到上书，不知如何应答，于是问赵高之意。赵高道，阿房宫为先帝所举，安可轻废！戌漕赋税，此所以供陛下为乐也，益之尚不足，遑论减省？
胡亥深以为然，点头不迭。赵高又道“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国之重臣，不知为陛下谋，而只知取悦黔首，其居心不测，当下狱属吏。”
胡亥仿佛是中了赵高的催眠术，也不经过大脑，便颁下诏书，道“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境，作宫室以彰得意，而君等观先帝功业有绪。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等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无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于是逮捕冯去疾和冯劫，案责他罪。
冯去疾和冯劫二人入狱，狱吏酷刑相加，命二人交代罪行。可怜二人赤诚为国，何曾有过不臣之心？两人相视苦笑，道“将相乃国之柱石，岂可见辱于刀笔胥吏。”言毕，愤而自杀。
三人上书，只有两人入狱，看起来好像是赵高对李斯网开一面。而实际上，赵高何尝不想连李斯在内一网打尽，只不过力有未逮罢了。毕竟李斯在朝中经营三十余年，根深蒂固，势大力沉，非有绝对把握，赵高也绝不敢轻举妄动。谁都想一口吃个大胖子，只是很多时候，就算有那么大的胃口，却也没有那么大的胃。
赵高放了李斯一马，一则是要造成李斯的错觉，让李斯认为自从上次的谈判之后，两人之间已经相当于签下了某种互不侵犯条约；二则可以让群臣猜疑，为何李斯独能幸免，而冯去疾和冯劫二人却蒙冤下狱，其中莫非另有隐情？只要群臣起了猜疑之心，对李斯的形象便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三则赵高深知，铲除李斯，宜渐不宜急。
赵高的策略就是：先削除李斯的羽翼，让李斯在朝中孤立，然后再动手不迟。所以，先杀蒙氏兄弟，再逼死冯去疾和冯劫两位老臣，都可视为是这一策略的延续。
冯去疾和冯劫自杀不久，赵高终于将目标对准了李斯，在胡亥面前进谗言，诬告李斯有意谋反，其言道“夫沙丘之谋，丞相与焉。今陛下已立为帝，而丞相贵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守，楚盗陈胜等皆丞相旁县之子，以故楚盗公行，过三川，城守不肯击。高闻其文书相往来，未得其审，故未敢以闻。且丞相居外，权重于陛下。陛下不可不防。”
胡亥一听大怒，便欲案治李斯。赵高道“丞相功高天下，威震社稷，如无端下狱，恐朝野震荡，百官惶惶。陛下当缓而图之，使使者至三川，待验得李由与盗贼通结之状，再案治丞相不迟。”
赵高再道“为免打草惊蛇，陛下可致书于丞相，问以安乐之道，李斯蒙陛下降尊垂问，知陛下犹重之，则必不生疑心也。”
胡亥大喜，于是修书一封，责问李斯，道“吾闻之韩子曰：‘尧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饭土塯，啜土形，虽监门之养，不尽此之疏陋也。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筑锹，胫毋毛，虽臣虏之劳，不酷烈于此辛苦矣。’然则夫所贵于有天下者，岂欲苦形劳神，身处逆旅之宿，口食监门之养，手持臣虏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贤者之所务也。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贵于有天下也。夫所谓贤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今身且不能利，将恶能治天下哉！故吾愿肆意极欲，长享天下而无害，为之奈何？”
李斯接书，阅读一过，只在霎那之间，他头上的白发便仿佛更白了几分。
第五节奉命文章
每一个失败的昏君背后，不是站着一个女人，就是站着一个太监。李斯接到胡亥之书，马上明白过来，一定是赵高在后面捣鬼。胡亥成天在后宫淫乐欢宴，秉烛夜游犹恐未足，哪里有空静下心来，给他修书问计？
李斯深知，赵高亡他之心不死。权力斗争，历来讲究快、准、狠。本当剑拔弩张、你死我亡之时，赵高却突然通过胡亥，向他传来这样一封书信，好整以暇地要他为胡亥献计献策，其意在何为？
赵高此举，貌似闲着，实则是闲着不闲。胡亥的来信，其实只问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作为一个皇帝，如何能够确保像目前这样，永远地逍遥快活下去？
李斯的任务，就是必须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以他法家巨子的身份，为胡亥的行为提供思想和主义。
在胡亥的问题当中，已经预设下了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目前帝国的路线和政策是合理的，是要长久坚持下去的。所以，只要李斯一开口回答（回答的质量并不重要），就已经足以表明，他作为帝国的丞相，肯定了这一预设的前提，承认目前的路线和政策是正确的，无可指责的。
而事实上，胡亥继位以来的一系列政治举措，不仅让下层百姓民怨沸腾，叛乱四起，即使是在朝廷官员当中，多数人也是对此抱有异议和抵触的，只是迫于高压，敢怒而不敢言。冯去疾和冯劫两人作了出头鸟，挺身进谏，结果被投入监狱，自杀身亡。对此，绝大部分朝廷官员都持着同情和惋惜的态度，对胡亥与赵高也是越来越失望。
赵高逼迫李斯回答问题，正是要让他站队表态。李斯一旦回答了问题，就等于选择了和赵高同一阵线，从而站在了大部分朝廷官员的对立面。而这样的后果就是，李斯在朝中只会越来越孤立，他曾经的支持者们，也将起而不满他，反对他。
李斯虽然能够轻易看透赵高的阴险用心，但却就是无解。他的死穴，已被赵高牢牢地捏在手里。
除了回书之外，李斯已别无选择。
自从当年的谏逐客书之后，李斯很久没再写长篇大论了。和韩非不同的是，李斯并无著书立说的嗜好，他更倾向于行而不言。
虽说是长远不曾动笔，但李斯的文章功力并未衰退。相反，随着岁月的积淀，思想的成熟，现在的李斯，已臻人书俱老的境界。
尽管所写乃是一篇奉命文章，而且写得心不甘情不愿，但架不住李斯的老去诗篇浑漫与，提笔未几，已是千言立就。
第六节行督责书
李斯此番所写，正是日后著名的行督责书。其文虽篇幅较长，但千古名篇，不容不敬，姑原文照录于下：
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为尊贤者，为其贵也；而所为恶不肖者，为其贱也。而尧、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随而尊之，则亦失所为尊贤之心矣，夫可谓大缪矣。谓之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责之过也。
故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能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寻常之利深，而盗跖之欲浅也；又不以盗跖之行，为轻百镒之重也。搏必随手刑，则盗跖不搏百镒；而罚不必行也，则庸人不释寻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楼季不轻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羊牧其上。夫楼季也而难五丈之限，岂跛羊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堑之势异也。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夫不能行圣人之术，则舍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间于侧，则流漫之志诎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废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磨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唯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及，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
通读李斯此书，虽难逃阿胡亥意之讥，但另一方面，却也还是很好地体现了李斯的政治思想。
所谓督责，督者，察也。察其罪，然后责之以刑罚也。督责二字，虽不是李斯所发明，但作为一个重要理论被提出，并加以全帝国范围的实践，却无法不归功（或者归过）于李斯。
在这里，李斯无疑是受到了他师兄韩非的启发。按，督责二字最早见于韩非子八经篇：“有道之主，听言督其用，课其功言必有报，说必责用。”可以看到，韩非是将督责二字分开使用，李斯则是将督责二字并为一体。这一区别，并非只是玩了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细究之下，我们可以发现，李斯的这一思想，实际上是在韩非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和创新。
韩非曾提出一个“形名参同”的理论，督责乃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的形名参同，见于韩非子主道篇：“故（明君）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
比较可知，韩非的督责，讲究以静制动，后发制人。而李斯的督责，则强调主动出击，积极干涉。有趣的是，这种思想上的差异，也正是两人性格上的差异。
话说回来，单从理论上看，李斯的督责制度本身并没有错，反而自有其积极和深刻的一面。只不过，这个制度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出现，被一个错误的人执行，从而火上浇油，将帝国进一步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胡亥接到李斯的回书，大喜，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胡亥曰：“如此则可谓能督责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臣。胡亥曰：“如此则可谓能督责矣。”
帝国的局势，从此越发水深火热。而在外人看来，这一切全因李斯的行督责书引起，黑锅也应该由李斯一人来背。李斯毕生辛苦积攒起来的人品和声望，一时之间跌到了谷底，而且再也看不出有反弹的迹象。
李斯曾经庞大的势力，至此已被赵高一步步地蚕食掏空。短短一年之间，李斯失去了蒙氏兄弟，失去了冯去疾和冯劫，失去了朝廷群臣的信任和支持，现在，他又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民心。
然而，李斯还是下不了反击的决心。他只能在夜深人静之时，步出中庭，仰望长天，暗自切齿道，假如我再年轻二十岁